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丁 梁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博士研究生
目 录
学之探究 乌克兰的区域主义
观点集萃 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研究
国外经验 柯维典与他的《乌克兰汉学史》
编者按：乌克兰，在乌克兰语和俄语中意为“在边缘”或“在边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乌克兰一直处于中间地带，先后被多个国家占据，走过了“苦难的历程”。直到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才获得独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乌克兰地处欧洲腹地，夹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是欧洲地缘政治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曾说，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对整个欧洲的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当今，北约实行东扩政策，俄罗斯极力反对北约东扩，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的外交路线和动向直接牵动着欧洲战略格局乃至世界形势。近年来，随着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事件相继发生，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乌克兰也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热点地区。
本期简讯聚焦乌克兰的区域国别研究，设置“学之探究”“观点集萃”“国外经验”三个板块。“学之探究”讨论了乌克兰的区域主义问题，分析了乌克兰国内区域主义的产生原因及其对现实影响；“观点集萃”综述了目前国际学界对乌克兰人国家认同的研究，梳理学术发展脉络；“国外经验”介绍了乌克兰著名汉学家柯维典和他的经典之作《乌克兰汉学史（18世纪—21世纪初）》，试图从个案中探讨乌克兰学者的研究范式和学术专长。
学之探究 | 乌克兰的区域主义
乌克兰在乌克兰语和俄语中的表达分别为Україна / Украина，意为“在边缘”或“在边疆”。这一名称起源于基辅罗斯时期，首次出现在基辅编年史伊帕季耶夫抄本中。[1]在12—13世纪的西南罗斯公国，“乌克兰”指代西南罗斯加利西亚公国和沃伦公国地区。尔后这一称谓逐渐扩及现今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并演变出民族、地理和语言三重概念。乌克兰位处欧亚大草原的最西端，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的中间地带，并分隔开俄罗斯与波兰（后为奥地利–匈牙利）。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美国学者浦洛基（Serhii Plokhy）将乌克兰称作“欧洲之门”（The gates of Europe）。[2]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获得独立。作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乌克兰是欧洲地缘政治中心，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乌克兰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西方与东正教之间的文明断层线贯穿了它的中心地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3]当谈及民族、语言与宗教问题时，我们发现在乌克兰存在明显的区域划分，保罗·库比塞克将这种现象称为“区域主义”（regionalism）。[4]
乌克兰最重要的区域划分为东部和西部，它们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东乌克兰在17世纪中叶便纳入沙俄（随后苏联）统治之下；乌克兰西部则被波兰-立陶宛、奥地利和（之后的）波兰与罗马尼亚分别统治，直到1944年方被苏联吞并。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历史遗留的东西部矛盾仍然存在。东乌克兰在血缘上更接近俄罗斯人，也更加俄罗斯化。2001年官方调查结果显示，在乌克兰东南部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38%的人口为俄罗斯裔，而且过半数的乌克兰裔母语为俄语。与之相反，西乌克兰的公民更愿意认同自己的乌克兰人身份，更多地使用乌克兰语，并保留自己的文化习俗，他们的观念中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在沙俄和苏联统治下，乌克兰人生活在高压政治体制下；而在波兰和奥地利治下的乌克兰人生活在相对自由、宽容的政治环境中，他们能够较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机制。沙俄和苏联治下的东乌克兰很快实现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因此人口较稠密；西乌克兰则更加农村化，在波兰和奥匈帝国境内是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区域之一。
乌克兰东西部的分裂在当代呈现出多种形式。自1991年独立以来，围绕俄语的国语地位东西部纷争迭起。据统计，1989年乌克兰总人口为5170.7万人，其中乌克兰族占72.7%，俄罗斯族占22.1%。到2001年，乌克兰总人口降至4845.8万，其中乌克兰族由3741.9万增至3754.2万，占乌总人口的比重由72.7%增至77.8%；而俄罗斯族由1136.6万减至833.4万，占乌总人口比重由22.1%降至17.3%。俄罗斯族主要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顿涅茨州、卢甘斯克州、尼古拉耶夫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基辅市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其中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俄罗斯人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8.3%。[5]尽管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生活着大量的俄罗斯族人，但俄语始终未能获得乌克兰国语地位。近些年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一直是乌克兰国内民众的热点话题。200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俄罗斯族占乌克兰总人口的17.3%，但在乌克兰民众中认为俄语是母语的比重却达到29.72%；乌克兰族占总人口的77.8%，认为乌克兰语是母语的民众却只占总人口的67%。另据2005年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舆论调查，58%的乌克兰族主张俄语在乌克兰享有国语地位，反对这一建议者为37%。这些受访者的地域分布很不均衡。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主张赋予俄语乌克兰国语地位的人占受访者的90%。在西部80%的受访者则坚决反对这样做。[6]西部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十分强烈，认为只有通过保护乌克兰语才能“抵制俄罗斯的文化渗透”，否则乌克兰将面临成为俄罗斯“文化殖民地”的危险。
除了语言问题，乌克兰东西部的分裂还体现在宗教中。东正教和天主教是乌克兰的两大主要宗教，其中东正教徒约占乌克兰总人口的85%，天主教徒约占10%。教徒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争夺教堂的事件时有发生。2011年6月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对乌克兰的访问使得信仰两种宗教的教徒的矛盾达到高潮。在天主教徒聚集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和加里奇，保罗二世的到访吸引了众多教徒；在东正教徒聚集的基辅，人们对此事反响平淡；在东部和南部的顿涅茨克、尼古拉耶夫斯克、切尔尼戈夫斯克、敖德萨、日托米尔和克里米亚等地区，教徒们甚至举行大规模游行以抗议保罗到访。除了不同宗教的纷争，乌克兰东正教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派别，主要分为忠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忠于莫斯科的东正教徒主要分布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的信徒主要集中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和捷尔诺波尔州。不同派别的东正教徒也时常发生冲突。[7]
除了语言和宗教方面的差异，乌克兰东部和西部在对历史问题的认知上也存在很大偏差。由于乌克兰西部长期生活在波兰和奥匈帝国版图内，民众对历史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统治有不同看法，甚至将这种统治认定为殖民统治。在西乌克兰，人们把“二战”期间曾与纳粹德国合作的民族主义者舒赫维奇和班杰拉分子视为民族英雄，在一些地区竖立着舒赫维奇和班杰拉分子等人的雕像和纪念碑，一些街道也以班杰拉和前车臣武装头目杜达耶夫的名字命名。而东部和南部乌克兰较早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这里民众的很多记忆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联系在一起，对俄罗斯存在很强的认同感。[8]
乌克兰东西部分裂的局面给国家社会生活带来了重要影响，直接体现在政治方面。东乌克兰人更倾向于与俄罗斯建立紧密的关系，往往投票给左翼政党（如共产党或社会党），并希望保证俄语的地位。西乌克兰人倾向与欧盟、北约和美国开展合作，往往投票给“民族民主”政党，例如赫鲁和“我们的乌克兰”，并希望提升乌克兰语的地位。在后苏联时代的选举中，东西部的分歧显著体现在对关键议题（如经济改革、对外政策）的公众舆论和投票上。乌克兰的政客们也往往煽动东西部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4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事件。尽管时任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与俄罗斯领导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但他宣称自己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的这一举动获得了西乌克兰地区人民的好感，他在西乌克兰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在个别州他的支持率甚至高达90%。另一位候选人列昂尼德·库奇马在竞选中使用俄语而非乌克兰语进行演讲，由此赢得了东部地区多数人民的支持。最终，库奇马以全国52%的选票获胜，当选总统。同样的事情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再次发生。乌克兰东部地区支持发展和同俄罗斯的关系，因此支持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而西部地区的选民则支持亲欧美的候选人维克托·尤先科。由于乌克兰东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差距不大，两位“维克托”的支持率几乎相等（尤先科支持率为39.9%，亚努科维奇支持率为39.3%）。第一轮投票，两位候选人均未获得超过50%的选票，因此投票进入第二轮。第二轮投票结果显示亚努科维奇支持率为49.4%，尤先科的支持率为46.7%，亚努科维奇胜。但随后该结果被指控存在严重舞弊，乌克兰首都基辅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尤先科支持者涌上街头，穿着橙色衣物要求重新计票或重新选举。在这场“橙色革命”期间，乌克兰东西部的分裂问题体现得尤为明显：维克托·尤先科领导的“橙色”力量主导了西部、基辅和一些沿第聂伯河的“边界”地带，而“蓝色”政党区域集中在东乌克兰，尤其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受到各种因素影响，2022年9月，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个州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加入俄罗斯。官方数据显示，四个地区加入俄罗斯的支持率分别为99.2%、98.4%、87%和93.1%。[9]2022年9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正式接纳这四个州。乌克兰政府拒绝承认公投结果，并表示将继续努力收复失地。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和组织迅速对俄罗斯进行新一轮制裁。尽管俄罗斯地区目前已经实际接管了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州，但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这一行动的合法性。
乌克兰的区域主义问题由来已久，对语言、政治、文化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影响深远，非一言可蔽之。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区域主义的背后，是一连串的历史问题。由历史衍生的乌克兰区域主义问题在宗教、经济、语言、文化等因素的推动下愈演愈烈。对于乌克兰来说，无论是在东部还是西部，事实上都处于“依赖大、权力小”的境地，因此无疑处于“对外依赖”状态。尽管国家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乌克兰仍然处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当各种恩威并施的战略贯彻到乌克兰时，这个国家实际上处于对西方和俄罗斯“双重对外依赖”状态。这种依赖关系很大部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造成的。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乌克兰可谓是经济转型中的“差等生”，既没有像中东欧国家那样快速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没有像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那样依靠资源禀赋实现经济增长。因此，乌克兰虽然获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但国内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高企、“影子经济”规模庞大、产业结构低级化、对外过度依赖等方面问题突出，并且始终辗转于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其“双重对外依赖”不断强化。[10]
尽管20世纪90年代一些迹象表明乌克兰人的民族认同感正在逐渐增强，东西部的隔阂也日渐减弱。但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俄乌冲突不断加剧，乌克兰国内区域主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许多人担忧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最终会使这座“欧洲之门”分崩离析。
注释：
[1]基辅编年史中提及乌克兰与1187年与佩列亚斯拉夫大公弗拉基米尔·格列博维奇去世有关［提到他，乌克兰大为悲痛（ѡ нем же Ѹкраина много постона）］。参见Лiтопис руський за Іпатіївським списком. Кіевскій лЂтописный сводъ. Въ лЂто 6694 (1186) — въ лЂто 6698 (1190)., http://izbornyk.org.ua/ipatlet/ipat28.htm.
[2] ［美］浦洛基：《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曾毅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3]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4] ［美］保罗·库比塞克：《乌克兰史》，颜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5] Тархов С. А. Итоги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2001 год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 книге: Четвертыес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чтения по географии. Научные теории 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Сборник докладов /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А. Шупера) М.: Эслан, 2004. С. 144-164）.
[6]［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7] 沈莉华：《乌克兰东西部纷争的历史根源》，《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第140页。
[8] 同上，第140-141页。
[9] Путин объявил о вхождении ДНР, ЛНР, Херсона и Запорожья в Россию «навсегда», The Moscow Times, 2022-09-30, https://www.moscowtimes.io/2022/09/30/klub-oligarhov-vistupil-protiv-mobilizatsionnogo-povisheniya-nalogov-a24878.
[10] 王志远：《乌克兰危机的一种解读——基于国家特征视角的分析》，《欧洲研究》2015年第6期，第121页。
观点集萃 | 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研究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国家认同是公民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宪政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效忠于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则担负着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的使命。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1]乌克兰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家，它肇始于公元9世纪的基辅罗斯，但直到1991年才获得独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问题一直吸引着诸多学者。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俄乌冲突不断升级，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也变得更为迫切。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探究这一问题时学者们常常使用汉斯·科恩（Hans Kohn）提出的公民/种族二分法。在这位美国学者看来，“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主张以社会契约、法律信条和价值原则作为建构民族共同体的根基，而“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常常诉诸共同的血缘与文化。[2] “公民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使国家的建立合法化的民主进程，这种民族主义符合西欧国家的特点。而“族裔民族主义”则侧重于文化/种族层面，更能体现东欧国家的典型特征。尽管公民/种族二分法的科学性在学界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科恩的理论是研究乌克兰人国家认同的有力工具。
现有的研究表明，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明显受到族裔和地区因素的影响。学者们试图探究乌克兰的民族性、区域主义及其对内政外交的影响。英国伦敦大学皮里（P. S. Pirie）教授在乌克兰约定俗成的三种族群（族裔俄罗斯人、族裔乌克兰人和说俄语的乌克兰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族裔认同类型：1）单一族裔认同，即对某一族裔表示强烈认同；2）双族裔（双文化）认同，即对两个族裔（两种文化）表示强烈认同；3）边缘认同，即对两个及以上族裔表现出较弱的认同，并在这些族裔认同之间徘徊；4）泛民族认同，即对一个涵盖多个族裔的群体表示强烈认同，如泛东斯拉夫认同（认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皮里通过分析社会调查的数据，认为尼古拉耶夫和哈尔科夫（分别位于乌克兰南部和东北部的大城市）大部分年轻学生的国家认同属于边缘认同或双族裔认同。在学者看来，即使学生属于族裔乌克兰人，具有纯正的乌克兰血统，俄语学校的文化环境还是影响了他们的国家认同。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俄语的主导地位不仅可能导致人民发生传统意义上的“俄化”，还可能影响他们的国家认同类型。[3]
专注于乌克兰研究的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舒尔曼（S. Shulman）将乌克兰人口族群划分为两个主要群体：族裔乌克兰人和东斯拉夫人。作者否定了严格的公民/种族二分法，提出了“二选其一的认同”概念。族裔乌克兰人和东斯拉夫人在语言、对“他者”（如俄罗斯和欧洲）的态度以及外交政策的偏好上存在一定差异。舒尔曼认为，每个族群都有其集体价值观。例如，族裔俄罗斯人更倾向于支持强势政权，而族裔乌克兰人则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制度。族裔乌克兰人的认同扩展将有助于社会民主化。[4]
由于特殊历史原因，不同地区人民的国家认同存在一定的差异。“从乌克兰的多种认同的状况来看，总体呈现族际、地区间不统一，分歧和差异较大的状态。”[5] 区域分裂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是研究者们探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但在现有的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研究中，存在着区域划分不明确的问题。
美国马凯特大学巴林顿（L. W. Barrington）和赫伦（E. S. Herron）两位年轻学者根据历史、经济和人口状况将乌克兰划分为八个区域：东部、中东部、克里米亚、南部、中北部、中西部、西部、西南部。[6]舒尔曼等人将乌克兰划分为五个区域：西部、中部、东南部、基辅和克里米亚，并指出这些区域在语言和民族认同上存在差异。[7]此外，研究者们重点关注了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认同冲突”以及中部地区人民的国家认同。维也纳大学的乌克兰裔学者朱尔任科（T. A. Zhurzhenko）探讨了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认同冲突”。研究不仅包括对东西部人民彼此的民族认知，还预测了可能出现的民族冲突。[8]波兰华沙维申斯基红衣主教大学波霍里拉（N. Pohorila）教授聚焦乌克兰的中部地区，她将该地区视为具有独特身份认同的区域。中部地区人民的国家认同具有不稳定性，容易发生变化，且他们的国家认同既不是“族裔认同”又不具备“公民认同”的特征。乌克兰中部地区人民的国家认同与政治偏好和历史因素密切相关。现代化进程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并不均衡，不同人群可能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好。城市居民具有更为明确的公民身份认同，而农村居民则更多地表现出族裔身份认同。[9]
语言多样性对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的影响以及语言政策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学界对乌克兰语在当代国家认同中的角色的争论持续不断。乌克兰语是不是地区间分歧的主要来源以及东乌克兰民族冲突的原因？抑或语言的作用并不显著，因为它不是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有趣的是，当学者们将语言视为国家认同和族裔/公民认同变化的因素时，他们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皮里指出，语言是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10]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查尔内什（V. Charnysh）认为，语言分歧可能在部分区域得到缓解，而语言政策是政治精英操控的工具，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11]这一结论得到了乌克兰外交、移民政策专家布雷科（N. Bureiko，2019）等人的支持。[12]与上述观点相反，乌克兰科学院政治与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库雷克（V. Kulyk）发现，语言与国家认同之间并不存在紧密关系。苏联时期推行的政策导致了乌克兰人的民族认同与语言使用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故而语言并不构成民族身份的标志。换言之，我们并不能通过某位乌克兰人使用俄语还是乌克兰语来判断他的族裔身份和民族认同。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尽管乌克兰语作为民族象征被各方重视，但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并未伴随着乌克兰语使用频率增加而有所提升。2013年末广场起义（Euromaidan）发生后，俄乌冲突不断升级，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进一步脱离，许多说俄语的居民开始对乌克兰产生强烈的国家认同，但他们并未就此放弃自己习惯使用的俄语转而使用乌克兰语。[13]
从语言角度探究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往往要求受访者首先确定自己的母语。然而，受访者的“母语”概念可能并不明晰，不同人存在不同理解。通常人们自己确定的母语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上使用的语言并不完全一致。布雷科（N. Bureiko，2019）等人研究结果表明，乌克兰语并不是乌克兰人国家认同的核心，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是公民性的，而非族裔性的。此外，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受访者在接受调查认定某种语言为母语时可能掺杂了一定的政治考量，因此研究结果并不一定客观公正。[14]
影响国家认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研究人员将教育视为建构国家认同的工具，而把国家认同视为公民在学校进行社会化的结果。“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是教科书，教科书通过培养学生文化自觉、反映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帮助学生树立制度自信来实现国家认同使命。”[15]对乌克兰而言，抹去苏联烙印，与俄罗斯拉开距离，构建独立自主、英勇抗争的历史形象是国家独立后一大要务。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菲利波娃（O. Filippova）指出，在乌克兰的教科书中，国家认同通过“自我”（本民族）与“他者”（他民族）的呈现完成建构。[16]泊普森（N. Popson，2001）和罗杰斯（P. W. Rodgers，2008）发现，教科书中建构的乌克兰国家认同是族裔性的。[17]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教育教学系教授、乌克兰裔学者科什莫诺娃（T. Koshmanova）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奉行民族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以及在学校教学过程中进行文化同化，可能导致乌克兰国内民族排外主义抬头。教科书中对“他者”的负面呈现导致受害者叙事的产生，并形成了“他者”的刻板印象。[18]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罗杰斯（P. W. Rodgers）注意到，在教育中建构族裔认同而非公民认同，可能对乌克兰说俄语人群的历史观产生负面影响。[19]
历史教育是构建和强化群体边界的工具，有助于强化国家认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科罗斯特里娜（K. V. Korostelina，2013）将历史教科书中的国家认同划分为三种形态：文化性（cultural）认同、反映性（reflected）认同和动员性（mobilized）认同。文化性认同基于群体的日常生活特征，包括民族美食、音乐、习俗、节日、价值观、信仰、规范等。反映性认同与对历史的看法以及“自我”与“他者”群体关系的理解相关。动员性认同基于在群体间关系框架理解“自己”的身份，强调群体间地位、权力和身份的比较。在这种情况下，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评估主要基于各群体的地位和目标。传统、习俗和文化特征在这种比较中并不重要。因此，这种认同可能导致冲突，因为它在群体间制造了竞争和矛盾。在当代乌克兰的历史教科书中，动员性认同已经占据了主流。历史教科书中的叙事虽然不能直接引发冲突，但可以作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工具，推动冲突的发生。[20]
我们注意到，在研究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时，诸多学者频繁使用了“混合性”（гибридность）这一概念，例如混合型认同（гибрид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混合性社会与政治体制（гибри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混合性记忆（гибриная память），等等。“混合性”在各种研究中往往有着不同的含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讲师朱利亚诺（E. Giuliano）的研究中，“混合性”指的是受访者同时将自己与两个民族——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相联系的身份认同。[21]而在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博士生、日本学者保坂三四郎（Sanshiro Hosaka）的研究中，“混合性”则指部分乌克兰人既怀念苏联又支持乌克兰独立的矛盾感情。[22]
“混合型认同”（гибрид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这一概念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汉森（H. E. Hansen）和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赫斯利（V. L. Hesli）的研究中得到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作者试图摆脱公民/族裔的二元对立模式，对乌克兰的不同民族群体进行比较，提出了国家认同分类的两个维度：对民族群体的认同程度（强或弱）和对其他民族群体的态度（包容或排斥）。基于这两个维度，汉森和赫斯利划分出以下四种国家认同类型：公民认同（civic national identity）、族裔认同（ethnic national identity）、混合型认同（hybrid national identity）、分裂型认同（atomised national identity）。[23]两位学者将这四种类型用图表形式直观展示（详见图1）。图中可见，公民认同对本民族群体的认同感较弱，但对其他民族持包容态度。与之相反，族裔认同对本民族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同时对其他民族持排斥态度。混合型认同对本民族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但对其民族保持包容态度。分裂型认同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较弱，但排斥其他民族。研究结果显示，在乌克兰的不同民族群体中，国家认同的类型差异很大。公民认同并不是乌克兰公民中最常见的认同类型。乌克兰族人、俄罗斯族人和鞑靼族人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族裔认同。而分裂型认同则在大约一半的受访者中存在——这是除克里米亚鞑靼人外最普遍的身份类型。这表明，乌克兰的居民更倾向于对本民族有强烈的认同感，并对其他民族群体持排斥态度。
包容异族 | 排斥异族 | |
弱民族认同 | 公民认同 | 分裂型认同 |
强民族认同 | 混合型认同 | 族裔认同 |
图1 汉森与赫斯利的国家认同分类
除了科恩的公民/种族二分法，目前国际上还有两种常用于研究乌克兰人国家认同的视角值得关注。一是叙事学视角。这类研究主要采用定性方法，包括半结构式访谈、圆桌会议、电视监测、图书馆和在线资源数据分析等。二是后殖民视角。这类研究往往借助史料，研究乌克兰如何从殖民历史中解放出来，形成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探讨殖民历史对这些认同的影响。
注释：
[1]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7页。
[2] 张哲：《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以科恩双重民族主义为路径的分析》，《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第12页。
[3] Pirie P. S.,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7, 1996, pp. 1079–1104.
[4] Shulman S., “The contours of civic and ethnic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6, No. 1, 2004, pp. 35-56.
[5]左岫仙：《乌克兰国家身份建构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评析》，《世界民族》2022第6期，第107页。
[6] Barrington L.W., Herron E.S., “One Ukraine or many? Regionalism in Ukraine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2, No 1, 2004, pp. 53-86.
[7] Shulman S., “The contours of civic and ethnic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6, No. 1, 2004, pp. 35-56.
[8]Zhurzhenko T., “A divided nation?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crisis”, Die Friedens-Warte, No. 1-2, 2014, pp. 249-267.
[9] Pohorila N., “Political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Ukraine’s regions: Where does the center fit?”, Polish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 No. 1, 2016, pp. 18-32.
[10] Pirie P. S.,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7, 1996, pp. 1079–1104.
[11] Charnysh V., “Analysis of current events: identity mobilization in Hybrid regimes: language in Ukrainian politic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41, No 1, 2013, pp. 1-14.
[12] Bureiko N., Moga L.T., “The Ukrainian – Russian linguistic dyad and its impact on national identity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71, No 1, 2019, pp. 137-155.
[13] Kulyk V.,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Ukraine after Euromaidan”, Thesis Eleven, Vol. 136, No 1, 2016, pp. 90-106.
[14] Bureiko N., Moga L.T., “The Ukrainian – Russian linguistic dyad and its impact on national identity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71, No 1, 2019, pp. 137-155.
[15] 李太平，王俊琳：《教材建设与国家认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第23页。
[16] Fillippova O., “Politics of identity through school primer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legitimate image of state, nation and society in Soviet and independent Ukraine”, Anthropology of East Europe Review, Vol. 27, No. 1, 2009, pp. 29-36.
[17] Popson N., “The Ukrainian history textbook: introducing children to the «Ukrainian n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29, No. 2, 2001, pp. 325-350. Rodgers P. W., “(Re)inventing the past: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Ukrainian classroom”,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6, No. 2, 2008, pp. 40-55.
[18] Koshmanova T.,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herence in educational reform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 The case of Ukraine”,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 Vol. 1, No 1, 2006, pp. 105-118.
[19] Rodgers P.W., “(Re)inventing the past: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Ukrainian classroom”,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6, No. 2, 2008, pp. 40–55.
[20]Korostelina K. V., History educ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toward a culture of pea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21]Giuliano E., “Who supported separatism in Donbas? Ethnicity and popular opinion at the start of the Ukraine Crisis”, Post-Soviet Affairs, Vol. 34, No. 2-3, 2018, pp. 158-178.
[22]Hosaka S., “Hybrid historical memories in post-Euromaida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2019. Vol. 71, No. 4, 2019, pp. 551-578.
[23] Hansen H.E., Hesli V.L., “National identity: civic, ethnic, hybrid, and atomised individual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1, No 1, 2009, pp. 1-28.
国外经验 | 柯维典与他的《乌克兰汉学史》
柯维典（В.О. Кiктенко，1971— ），是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现任乌克兰汉学家协会主席，第六届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多年来，他致力于中国哲学和思想史、中乌关系史和乌克兰汉学史研究，成果丰硕，已发表论文120余篇，出版专著3部。
长久以来，学界关于是否存在独立的乌克兰汉学、乌克兰汉学的内涵和外延存在一定争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主编科雅琼（А. И. Кобзев）认为，“乌克兰汉学可以理解为是在乌克兰境内的汉学，乌克兰籍学者的汉学研究活动以及以乌克兰语进行的汉学研究活动，与俄罗斯汉学没有很大的区别。”[1]柯维典2018年出版的专著《乌克兰汉学史（18世纪—21世纪初）》，以下简称《乌克兰汉学史》）自成体系，回应了学界的质疑，在乌克兰汉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是众多汉学家的案头书。俄罗斯汉学家、喀山联邦大学教授马尔特诺夫（Д. Е. Мартынов）曾为这部专著撰写书评，称“作为一本综合性的参考书，柯维典的作品对于任何对中国感兴趣的学者都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对那些关注我们东欧邻国成就的专家。”[2]
《乌克兰汉学史》全书共388页，用乌克兰语写成，由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出版发行。该书首先确定了乌克兰汉学的主题和研究范畴，通过翔实的文献和缜密的分析集中探讨了乌克兰人在汉学研究中所做的贡献。为了收集相关材料，作者辗转于基辅州国家档案馆、基辅市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乌克兰国家图书馆韦尔纳茨基手稿研究所，翻阅了乌克兰学者论述中国的海量材料。[3]
柯维典按照时间线索，将乌克兰的汉学发展分为5个时期：乌克兰汉学的起源（10世纪—1806年）、乌克兰汉学的形成（1806年—20世纪初）、基辅应用汉学研究学派（1913—1918年）、苏联乌克兰汉学研究（1918—1991年）、当代乌克兰汉学研究（1991年—21世纪初）。这5个时期分别对应专著的五章。
第一章《乌克兰汉学研究的起源（10世纪—1806年）》详细介绍了中世纪乌克兰和中国最早的交往情况以及乌克兰人对18世纪中俄关系的贡献。作者认为，乌克兰人的早期开拓为俄罗斯帝国汉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第一章研究的重点人物是俄罗斯帝国最早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修道院名誉院长索弗隆尼（格雷鲍夫斯基）。他著有大量有关中国政治、法律、经济、行政、人口、地理、宗教和哲学方面的作品。这一时期开启了乌克兰汉学研究的前科学时代（1701—1806年），其标志是撰写了第一批关于历史、词典编纂和国家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著作；记录了最早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传教史；形成了第一个应用研究方向——外交；收藏了第一部关于中国的书籍。
第二章《乌克兰汉学的形成（1806年—20世纪初）》描述了乌克兰汉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形成过程。这一时期，俄罗斯驻北京传教团中的乌克兰传教士推动了应用汉学的发展，他们在18世纪获得有关中国的重要文献和相关成果被送往俄罗斯。18世纪，乌克兰基辅、敖德萨和哈尔科夫等地相继开设了最早的汉学研究机构。19世纪初，随着乌克兰地区科学和教育中心城市逐渐衰落，当地知识分子移居俄罗斯地区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喀山，同一时间在俄罗斯驻北京传教团中，乌克兰传教士的作用有所减弱。乌克兰传教士的研究成果虽然对乌克兰汉学的发展影响较小，但成为了俄罗斯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章《基辅应用汉学研究学派（1913—1918年）》描述了基辅商业学院的汉学研究。这一时期，乌克兰汉学的特点是将经济学、统计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汉语教学相融合。学生汉语水平逐渐提高，部分学生开始使用汉语从事中国研究。在1913—1914年，基辅商业学院首先教授中文，并率先开设了《远东民族志》课程。基辅应用汉学研究学派的发展势头在1917年革命后有所减弱。
第四章《苏联乌克兰汉学（1918—1991年）》概述了苏联成立后，乌克兰汉学从兴起到废止再到恢复的历程。作者指出，在这一时期，苏联乌克兰的中国研究借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们特别重视界定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试图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应用于中国研究，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并探索中国工人阶级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乌克兰中国研究的范式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在20世纪50—80年代，苏联乌克兰在中国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1986年全苏联汉学家协会乌克兰分会的成立是苏联乌克兰汉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因为该机构吸纳了几乎所有乌克兰杰出的汉学家。
第五章《乌克兰汉学研究（1991年—21世纪初）》描述了当代乌克兰汉学研究学派，介绍了乌克兰国内重要的汉学研究机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全球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乌克兰国立基辅大学等众多学术机构在汉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脱胎于全苏联汉学家协会的乌克兰汉学家协会目前在乌克兰国内也享有盛誉。第五章还探究了乌克兰汉学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博物馆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除了正文五章，附录部分也值得关注。作者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文献和档案清单，还列出了人名索引。
众所周知，世俗汉学于19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兴起，随后在德国、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地相继发展。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乌克兰人也参与了这一进程。然而，无论在俄罗斯帝国时期还是苏联时期，学界总是习惯将乌克兰汉学家笼统归入俄国汉学家的行列，前者的贡献被看作“俄罗斯”或“苏联”的成就。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尼古拉·阿多拉茨基（Н. Адоратский）曾在著作中首次提到传教活动中的“小俄罗斯方向”。20世纪初，俄罗斯东方学家巴托尔德（В. В. Бартольд）在其著作中试图根据地域标准提出划分出乌克兰汉学。但巴托尔德的尝试未获成功，苏联时期出版的有关俄罗斯东方学历史的著作中鲜见有关乌克兰汉学的单独章节。俄国著名汉学家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的经典之作《俄罗斯汉学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提到了几位乌克兰汉学家，但没有提到乌克兰汉学，更遑论深入研究。[4]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乌克兰汉学家对中国研究的贡献。在苏联时期以及独立后的乌克兰东方学研究中，科瓦利夫斯基（А. Ковалевский）、波波夫（П. М. Попов）、塞德涅夫（В. В. Седнев）、古尔尼茨基（К. И. Гурницкий）、科丘贝（Ю. М. Кочубей）、法尔科维奇（И. Фалькович）、基尔扎耶夫（С. Киржаев）和乌利扬诺夫斯基（В. Ульяновский）等学者的著作涉及了乌克兰汉学研究的某些方面。较为遗憾的是，上述学者的研究勉强只能称得上乌克兰汉学研究的“断代史”，建构完整的乌克兰汉学通史仍是乌克兰汉学界有待完成的任务。
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乌克兰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乌克兰国内的人文学科迎来新一轮的“革命”，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历史研究领域也着力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在此背景下，柯维典的《乌克兰汉学史》应运而生。因此，这本专著不仅吸引了众多汉学家的关注，也引起了历史学及相关学科专家的注意。
作者在《引言》中重点区分了синология（汉学）和китаеведение（中国学）两个概念，他将китаеведение（中国学）视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对象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其领域极为广泛。与此相对，синология（汉学）则集中于研究古典汉语、文化、文学、历史、宗教和哲学。《乌克兰汉学史》使用了两个定义：1）“乌克兰汉学”（украин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在乌克兰形成的本土汉学学派；2）“乌克兰的汉学”（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в Украине）——乌克兰社会各界以社会和民族关系为基础对中国知识最广泛的再现。读罢柯维典的《乌克兰汉学史》，可以发现这部作品具有汉学“通史”的特点，作者钩沉史料，论述了18世纪到21世纪初乌克兰汉学的发展历程，并试图将乌克兰汉学纳入欧洲汉学。尽管作者一再强调自己乌克兰人的身份，但其写作风格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例如，在第一章中柯维典指出，“早在蒙古–鞑靼入侵之前的基辅罗斯时期，关于中国的最早记载可能已经开始在乌克兰形成。”[5]任何现象都追溯到基辅罗斯时期，追溯到涅斯托尔撰写《往年纪事》之前，这正是苏联时期史学研究的一大特点。
此外，由于作者具有强烈的乌克兰国家认同，致力于挖掘乌克兰人对汉学研究的贡献，其作品中的部分观点可能有失偏颇，有待商榷。例如，在第一章《乌克兰汉学研究的起源（10世纪—1806年）》中，柯维典指出，“俄罗斯东正教在北京传教的第一个时期，即整个18世纪，主要是乌克兰人在北京传教。”[6]他援引尼古拉·阿多拉茨基的观点：“传教团成员在其存在的200年间有明显的方向或风潮——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风潮……”小俄罗斯风潮在18世纪盛行，而19世纪则是大俄罗斯风潮占据主流。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列举了多位与乌克兰相关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团人员，如阿尔希曼德里特·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奥西普·帕夫洛维奇·沃伊采赫夫斯基、叶夫根尼·费多罗维奇·季姆科夫斯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科瓦廖夫斯基。柯维典将他们视为乌克兰人，主要的依据是他们出生在现代乌克兰的领土上。这样笼统的归类方式是否具有科学性还有待讨论。按照柯维典的逻辑，所有在现代乌克兰领土上出生、生活或工作过的人都归为乌克兰人，那么还有许多知名的汉学家为专著所遗漏。例如，苏联时期以研究中国和日本哲学享誉学术界的拉杜里–扎图洛夫斯基（Я. З. Радуль-Затуловский）。这位学者出生于乌克兰的工人家庭，早年毕业于基辅农业学院法律系，后工作于基辅农业合作学院。按照柯维典的逻辑，拉杜里–扎图洛夫斯基无疑是典型的乌克兰汉学家，但专著中未见相关论述。
尽管如此，瑕不掩瑜，作为乌克兰汉学研究史领域的拓荒之作，柯维典的《乌克兰汉学史》通过翔实的档案材料向世人勾勒了数个世纪以来中乌两国的交往史，展现了乌克兰在汉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值得学界关注。
注释：
[1]科雅琼、张芳：《探秘中国哲学，践行知行合一——科雅琼教授访谈录》，《汉风》2022年，第19页。
[2]Мартынов Д. Е. Рецензия: Кіктенко В. О.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китаєзнавства (XVIII – початок XXI століття). – Київ, 2018. – 388 с. Modern oriental studies, № 1, 2019, С. 78-81.
[3] Кiктенко В. О.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китаєзнавства (XVIII – початок XXI століття). Київ: Національна академія наук україни институт сходознавства ім. А. Ю. Кримського, 2018. С. 6.
[4]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柳若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5] Кiктенко В. О.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китаєзнавства (XVIII – початок XXI століття). Київ: Національна академія наук україни институт сходознавства ім. А. Ю. Кримського, 2018. С. 7.
[6] Там же. С. 18.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丁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