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梁美花 博士、首尔国立大学 亚洲研究所访问学者
目 录
学之探究 追溯韩国区域研究的历史轨迹
观点集萃 韩国区域研究的主要特征
学科建设 两所国际学术机构的经验
学人访谈 韩国学者谈人类学与韩国区域国别研究
学之探究 | 追溯韩国区域研究的历史轨迹
大韩民国（以下简称“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东临日本海、西濒黄海、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北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接壤。作为东亚文明圈内的重要国家之一，韩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致力于保护和革新传统文化，从而发展成为东亚乃至全球的重要文化和经济中心。在这一背景下，韩国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韩国的“区域研究”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韩国域内研究（Local/Area Study），包括国内区域的社会、地理、区域开发等主题；其二，区域国别研究(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涵盖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研究。其中，韩国尤其重视以理解他者性(otherness)为核心的区域国别研究。因此，韩国政界、企业界和学界在推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和区域动态。
韩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演进过程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政府支持和企业资金注入促进了学科建设；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学界争论和自主探索也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韩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持续深化和发展。
一、区域研究的开辟期(1950-1980年代)
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学术与教育体系中的系统性构建始于20世纪90年代。然而，以人文社会科学为核心的韩国区域国别研究则是在美苏冷战及南北朝鲜敌对关系这一特殊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冲突，深化了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格局，并强化了南北双方政治体制之间的竞争态势。这一局势促使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更加关注苏联、中国、美国等特定国家以及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等领域的相关议题，从而为韩国政府制定相应的国家战略提供依据。与此同时，朴正熙政府及其后继政府高度重视经济结构的转型，将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作为首要目标。因此，在这一时期，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围绕政府政策制定、国家安全以及加速现代化进程的需求展开，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导向性。
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初期阶段，韩国学术界主要对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研究。朝鲜战争结束之后，韩国新设立了一批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域研究机构和教育课程。在此背景下，作为韩国首个大学附属研究机构，高丽大学亚细亚研究所（Asiatic Research Institute, Korea University）于1957年6月正式成立。次年，高丽大学开设了“苏联政治论”等相关课程。随后，首尔国立大学和延世大学也相继开设了关于苏联国内外政策的课程。韩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机构是汉阳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该研究所最初创办了《中国研究》期刊，后来更名为《中苏研究》。在多家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以及韩国文教部（现更名为“韩国教育部”）的支持下，《韩国共产圈研究协议会》（现更名为《韩国世界地区学会》）于1979年6月正式成立。首任会长由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研究专家、前高丽大学亚细亚研究所所长金俊烨担任。《韩国共产圈研究协议会》自成立以来，在促进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研究机构间的信息交流、相关领域的资料收集，以及推动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的学术合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开展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的同时，韩国其他高校也为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企业要求，逐步设立了相关教学机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为培养外交与贸易等领域的专业人才，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政府与韩国育英会财团（现更名为“东园育英会”）合作，于1954年正式设立的韩国首个外国语高等教育学府——韩国外国语大学。创立之初，该校开设了中文、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等五个系。此后，为了培养具备外国语能力与社会科学知识的专业人才，韩国外国语大学逐步扩展其学科设置，涵盖了18个语言专业，以及法律、政治、商业经济和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此外，学校于1972年又设立了贸易大学院，1979年创立了亚洲首个翻译大学院。尽管该校创立之初的目标侧重于实用主义，而非纯粹的学术研究，但随着全球及韩国战略需求的变化，该校逐渐加大了对学术研究的投入，并日益重视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
此外，以跨学科为核心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此期间也逐步建立起来，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研究不仅涵盖了对特定区域的语言、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多维度分析，还促进了相关学科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成立于1972年的延世大学东西问题研究院以及1976年的首尔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便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此类研究所成立之初的目标在于倡导跨学科研究，推动对主要国家以及国内外重大问题的综合研究。与此同时，韩国相继设立了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庆熙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建国大学东西问题研究所等一系列研究机构。除了大学附属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外，政府部门下属的研究机构也悄然兴起。特别是1975年10月，时任总统朴正熙指示系统化、组织化地推进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研究，并设立相关的国内研究机构、研究所和学会等组织。此后，各机构纷纷进行重组或新设，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例如，外交安全研究院（现更名为“国立外交院”）就在此背景下进行了重组，设立了涵盖区域及功能性研究部门的“外交安全研究院”。
总结而言，在冷战体系和朝鲜半岛分裂的局势下，韩国区域国别研究以国内政治发展与国家安全为导向，呈现出显著的现实主义研究取向。该时期韩国建立了许多大学内外的区域研究机构，但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家安全、双边关系以及南北关系等议题上，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客观性，也缺乏学理性的深度分析。随着冷战的终结，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逐渐形成了跨学科的学术规范，为更全面和客观地理解地区问题奠定了基础。这一转变标志着韩国区域国别研究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区域研究的发展期（1990-2000年代）
随着冷战体系的解体，全球政治格局经历了深刻变革，美国逐渐确立了单极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转变不仅深刻影响了各国的外交政策，还促使全球范围内经济和文化权力的重新分配。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韩国也相应调整了其经济及外交战略。早在冷战结束之前，1988年首尔奥运会就推动了韩国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事件不仅强化了双方在政治领域的互动，也为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途径。然而，由于地缘政治以及周边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韩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寻求维护国家安全与推动经济发展的平衡。此外，朝鲜半岛局势要求韩国在对朝政策上采取更加灵活的应对策略，以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为了兼顾政治生存和经济利益的需求，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所形成的产业结构使韩国对全球经济的依赖日益加深，这一趋势进一步促使韩国更加重视地区研究。[1]此阶段，无论在学科建设还是机构设置方面，都可视为韩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关键发展时期。在学科建设方面，金泳三政府积极推动高校设立国际大学院，旨在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同时，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起初，首尔国立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梨花女子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西江大学、汉阳大学、庆熙大学及中央大学等九所高校被遴选为重点建设单位，各高校依托自身优势，先后设立了国际研究生院和研究中心。例如，韩国外国语大学于1996年成立了国际地区研究生院，并根据地理区域划分前后设立了北美、欧盟、拉丁美洲、韩国学、中国、日本、俄罗斯与独联体、印度与东盟以及中东与非洲等九个学科，并成立了国际区域研究中心。此外，首尔国立大学也设立了国际大学院和国际学研究所。在资金支持方面，自1995年起，韩国教育部通过首尔国立大学地区综合研究所（现更名为“国际学研究所”）、“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现更名为“韩国研究财团”）等学科评议机构，推动地区研究的发展。这些机构负责审核区域国别的科研项目，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包括为青年学者和博士生提供独立研究和联合研究的经费支持，以及资助国外调研的相关费用。
此外，独立于政府和大学的特定国家或地区研究学会也成为了韩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冷战体系瓦解后，这些学会经历了重组或新建，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并推动了多学科视角下的深入研究与国际学术交流。苏联解体后，《韩国共产圈研究协议会》经过四次更名，于2000年最终确定为《韩国世界地区学会》。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学会还包括：现代中国学会（成立于1997年）、东亚日本学会（成立于1999年）、韩国美国史学会（成立于1989年）、韩国欧洲学会（成立于1994年），以及韩国东南亚学会（成立于1991年），该学会后发展为韩国东南亚研究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作为独立学术领域的朝鲜研究，也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成为韩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一大特色。鉴于朝韩之间的特殊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韩国地区研究蓬勃发展之际，韩国学术界围绕朝鲜是否应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朝鲜学作为韩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确立，自1994年以来，韩国国内多所高校相继设立了朝鲜学相关学科。此外，还有专门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统一研究院（前身为“民族统一研究院”），该研究院成立于1991年，旨在系统研究和分析与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相关的各类议题，为国家统一进程和对朝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截至目前，韩国已有近十种刊载朝鲜研究的学术期刊，并设立了国家统一部下属的统一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以及首尔国立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等大学附属研究机构。朝鲜半岛的分裂局势以及由朝核问题引发的国家安全危机等现实挑战，促使“朝鲜学”和“统一学”等学科的需求和发展得以逐步形成和深化。[2]而这不仅是韩国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特色之一，也成为了韩国地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新成立或重组的地区研究机构显著推动了韩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韩国对全球各地区和国家的综合性理解与分析能力。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可以以2000年为时间节点划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代，学者们更多地围绕区域国别学的一般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例如，如何使区域研究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方法论相比，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应如何确定？跨学科研究在区域研究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这一学术领域中，身份认同与方法论问题如何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制度结构相互关联？围绕此类问题，韩国学界出版了诸多书籍。较为典型的是，首尔国立大学出版的《韩国的区域研究：现状与课题》(1998)、韩国外国语大学地区学研究会主编的《区域学的现状与课题》(1996)以及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现名为“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金京日教授团队翻译并编撰的《区域研究的历史与理论》(1998)等相关译著。
自进入2000年代，韩国区域研究对象逐渐细化为特定国家或地区。该时期被韩国学者视为“通过特殊的民族文化组合来解释世界的民族国家范式”（nationalism paradigm）的阶段。[3]尽管该阶段政府资金支持不足，学术界依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以中国研究为例，韩国的中国研究在此阶段呈现出较高的学术深度与系统性。对此，韩国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区域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研究领域。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术研究在区域研究中的比例逐渐增加。这一趋势表明，韩国的区域研究在90年代前后逐步从“国家主导”的研究范式向“社会主导”的研究形式转变。[4]该阶段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由首尔国立大学外交系教授郑在浩主编的《中国政治研究论：领域、争议、方法与交流》(2000)，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徐镇英撰写的《21世纪中国外交政策》(2006),延世大学史学系名誉教授白永瑞撰写的《东亚的回归：探寻中国的现代性》（2000）等。此外，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韩国出版了以东亚地区为主题的诸多研究成果，如由东亚共同体研究会编撰的《东亚共同体与韩国的未来》(2008),天主教大学国际学部教授崔永钟撰写的《东亚区域一体化与韩国的选择》(2003)，首尔国立大学外交系教授河英善主编的《东亚共同体：神话与现实》(2008)等。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东亚话语的内容和视角，为理解和构建东亚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总而言之，该阶段标志着韩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快速发展。从制度层面来看，政府通过资金支持为地区研究的组织架构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各高校相继开设专门课程，致力于培养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专业人才；从学术层面来看，诸多学者在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试图形成具有韩国特色的研究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后续的区域国别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还提升了该学科的学术地位。
三、区域研究的转型期（2010年代-至今）
自2008年执政以来，李明博政府致力于推动韩美21世纪战略同盟的深化与朝鲜半岛经济共同体的构建，以实现韩国的全球化战略目标。朴槿惠政府则强调“创造经济”，试图将韩国的欧亚大陆倡议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相结合，以进一步促进中韩关系的发展与经济合作。文在寅政府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外交环境，力求在中美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半岛局势的稳定。现任尹锡悦政府则侧重于深化韩美同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韩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韩国亟需制定更加灵活的经济与外交战略，以在中美竞争的宏观环境中寻求有效的平衡点。此外，能源、气候变化、国际移民、粮食危机、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加，也成为韩国政府在新形势下应对的重要挑战。
在此背景下，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逐渐进入了转型期。随着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供应链的多样化以及跨国人口迁移的频繁，韩国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区域研究的“边界”。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全球区域学（Global Regional Studies）、全球性（Globality）以及大区域（Mega Region）等概念逐渐盛行，其研究的必要性也愈发受到重视。这一转变要求学界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探索，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研究的新需求。为此，区域研究亟需采用更广泛和多维度的视角以及多层次、多领域的研究方法，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鉴于全球化发展趋势，韩国的区域研究对象逐渐从具体的民族国家拓展到涵盖“国家”与“大区域（Mega Region）”的研究范畴。部分韩国学者将该阶段称为韩国区域学3.0时期，主张应关注“全球性”本身的力量，从“全球性”层面理解不同区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5]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家”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凸显。[6]尽管如此，韩国学界在聚焦国别研究的同时，也逐步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大亚洲（Mega-Asia）和（环）太平洋等区域。以社会科学领域为例，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首尔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编撰的《大亚洲研究入门：历史、视角、方法》（2022）、《海洋与大亚洲》（2023），以及釜庆大学全球区域学研究所出版的《全球区域学研究：探索区域学的新范式》（2022）等。
此外，韩国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学科的利己主义倾向导致区域国别学在跨学科合作方面遇到了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2010年，韩国研究财团委托了一项调查报告，旨在评估过去20余年间韩国区域国别研究支持政策的成效，并指出地区研究人才培养中的不足等问题。报告显示，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在设立以区域国别研究教育为宗旨的国际大学院项目中，部分院校保留了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而其余多数专业则名存实亡。其次，为进一步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建议通过制度性改进，将全国范围内的研究机构、学会及其他相关学术团体进行网络化整合，以有效协调研究议题、避免重复研究并优化整体研究环境。最后，由于特定地区的研究被部分大学的语言相关学科垄断，导致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提升较为缓慢。为改善这一现象，建议在暑期和寒假期间设立特定语言的训练营，为学生提供语言学习的机会，并对区域研究者进行基础培训。[7]虽然该研究报告对韩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但其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报告中的制度性改进和资源整合措施，能否有效克服当前学科之间的壁垒，并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综上所述，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历程经历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民族国家的研究以及全球层面的区域学研究等多个阶段。国家战略、企业发展需要以及学界建立“主体性学科”的需求影响了区域研究发展方向的变化。冷战体制瓦解后，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集中在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北亚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研究愈发注重“国家”与“区域”之间的互动与影响。一方面，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国家政策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东亚地区的国际局势变化也促使韩国区域研究重新审视自身的学术定位和研究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对区域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反思，力求找到一条既符合国际学术趋势又能回应本土需求的发展路径。总的来说，韩国区域国别研究在经历了内外部挑战之后，逐步走向成熟，并为未来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1][韩] 申允桓、李成炯：《韩国的区域研究现状与课题》，《国家战略》1996年第1期，第157页。
[2] 宋文志：《本土问题与外来范式：韩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2期，第44页。
[3][韩] 郑海朝、玄敏：《全球化时代韩国区域学的课题》，《全球与区域研究》2022年第2期，第84页。
[4][韩] 林奎燮：《韩国的中国研究：历史回顾与当代反思—关于中国研究者的挑战与反省》，《亚太研究》2007年，第4页。
[5][韩] 郑海朝、玄敏：《全球化时代韩国区域学的课题》，《全球与区域研究》2022年第2期，第85-86页。
[6][韩] 金振基：《全球化与区域研究：“国家”的再度崛起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全球与区域研究》2022年第2期，第68页。
[7][韩] 李成亨:《海外地区研究的支持与人才培养方案研究》，《韩国研究财团研究报告》2010年1月。
观点集萃 | 韩国区域研究的主要特征
纵观韩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一学科发展历程的诸多特点。从最初由政府主导的地区研究，到后期由学界推动的知识体系建设，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学理性的进步，也揭示了韩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动态变化。通过对韩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轨迹的简单梳理，可以观察到有以下特点：
第一，韩国区域国别研究以政治经济为战略指向。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都是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原动力。[1]殖民主义时代的欧洲国家以及冷战时期的美国等大国对他国文化的“理解”往往基于霸权争夺或管理研究对象国的战略目的。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并非为了构建世界秩序或推进全球战略,而是为了适应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其根本目标在于确保国家安全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冷战终结之后，韩国政府为了应对新的国际形势和战略需求，开始高度重视区域国别研究。同时，韩国企业在中国及东南亚等地区实施的经济战略也显著影响了韩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具体方向。例如，韩国的南亚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与贸易等相关主题，而这些主题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例如，有关贸易、企业、经济政策等经济相关议题的研究，并不局限于经济学领域。在政治学领域，这些议题常通过对经济政策的分析加以探讨。[2]此外，由于资源和国力的限制，韩国既不能完全复制以理论建构为主的美国区域研究模式，也无法全面采用以实地考察为主的日本研究方法。因此，韩国学者选择了一条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选择”与“集中”的区域研究发展模式。也即，针对国家战略中的重点对象国进行深入研究，而对于其他地区则借鉴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韩国学者也强调在“理解他国文化”与“实现本国利益”的目标中寻求平衡。
第二，韩国区域国别研究重视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力求构筑独特的研究体系。区域研究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centrism）弊端在于普遍化西方的知识和经验，将西方的制度和价值标准化，并将其应用于世界其他地区。[3]而构建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是该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其中如何体现“自主性”已成为学界探讨的关键问题。[4]因此，韩国学者认为，致力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并在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关系中寻求自主性，是建立具有主体性的认知框架以及推进区域学科发展的重要课题。
然而，关于如何构建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学术界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一，基于问题意识，研究应以韩国的国际政治地位、社会政治历史发展以及包括民主化在内的当前紧迫问题为基础展开。这类学者认为，只有通过此种方式，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才能摆脱美国区域研究中因反共和冷战所导致的偏见，从而将韩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性与学术普遍性相结合。[5]现任国立外交院院长朴哲熙则建议，从韩国的战略利益出发，区域国别研究应当朝着符合韩国地缘政治（geo-political）、地缘经济（geo-economic）和地缘技术（geo-technical）现实的方向发展，以便能够深入探讨相关议题。为此，朴哲熙提出区域研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向的平衡：1.“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平衡; 2.“自主”与“开放”之间的平衡; 3.在“深化对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对韩国本土的理解”之间实现平衡; 4.探索开拓市场与社会包容相结合的国际发展路径; 5.应保持对韩国社会的批判性反思与向国际社会传达信息的平衡。[6]
其二，构建具有韩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以国际关系学科为例，首尔国立大学外交系创始人之一李用熙教授通过运用圈域理论（亦称传播理论），重构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韩国国际政治学。这一举措在确立韩国国际政治学的学科方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韩国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该校外交系河英善教授从概念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国际关系中主权等核心概念的发展演变及其在韩国语境下的适用性。而全在晟教授通过不完全主权理论和东亚秩序等理论，探讨了东北亚国家在主权受限条件下的外交行为，并剖析了东亚地区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这些学者致力于推动韩国国际关系学科在理论层面的创新与深化，旨在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框架，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该领域的学术研究。
第三，韩国区域国别研究仍以单一国家研究为主，但“区域”研究也逐渐兴起。韩国的区域研究仍然聚焦于中国、日本、美国等单一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领域。在具体的国家研究中，中国和日本研究在韩国学术期刊中占据了较高的比重。韩国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至2022年间，韩国共创办了71种涉及中国、日本、美国、欧洲、东南亚及其他综合类研究的期刊，发表论文总数约为33,500篇。其中，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期刊有12种，发表论文6,351篇，占总论文数的约19%，占期刊总数的约17%；与日本研究相关的期刊有9种，发表论文7,061篇，占总论文数的约21%，占期刊总数的约12.6%；与美国研究相关的期刊有6种，发表论文2,707篇，占总论文数的约8%，占期刊总数的约8.4%。[7]值得注意的是，与韩国对中国和日本的研究相比，韩国的美国研究集中在美国外交政策及韩美关系等领域，而对于美国社会与政治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与此同时，近年来部分韩国学者呼吁区域国别研究应超越国家中心主义，构建新的“区域”研究。这是由于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更加密切；另一方面，韩国学者认为如果不考虑“区域”因素，国际社会将只剩下以强国为中心的权力政治。[8]事实上，早在区域国别研究兴起的1990年代末，便有学者指出，分析研究对象的地域特征是区域研究领域中最为紧迫的学术任务之一。[9] “区域”研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分割性与建构性的特性。[10]因此在韩国兴起的“区域”研究中，“区域”概念的重构以及“区域性”占据了核心地位。同时，区域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日益显现，了解区域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如上所述，韩国学者对大亚洲、环太平洋、拉丁美洲等区域的研究关注日益增多。这种转变不仅拓宽了研究的地域范围，还深化了研究内容，使韩国的区域研究更加契合全球化发展的需求。然而，目前这一研究领域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研究成果能否达成预期效果尚需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第四，韩国区域国别研究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但整体上仍然缺乏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具有交叉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y）的区域研究在其学科发展的初期阶段就面临着理论建构与方法论选择的困境，韩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不例外。在韩国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发展阶段，学者们围绕其学科地位及研究方法展开了广泛讨论，主要形成了三种立场，即独立学科论、分科隶属论和保留论。独立学科论者主张，区域国别研究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并应当发展出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反，分科隶属论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仅是各学科下的一个分支，对其形成独立的方法论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而保留论者则对区域研究的学科属性持审慎的态度。[11]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韩国区域国别研究逐步扩展至多学科领域，然而尚未实现全面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其原因之一在于，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通常需先专攻特定学科领域，其次才被归类为区域研究的研究人员。因此，韩国学者通常以自身所属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主要研究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以中国研究为例，韩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已涵盖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但韩国的中国研究仍集中在经济合作和政治外交等议题。由于研究人员通常接受了严格的科学行为主义训练，这导致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依赖于各学科领域的传统分析框架。尽管韩国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研究中已开始尝试采用多学科方法，然而此类研究仍然相对有限。[12]因此，如何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的多学科整合，以推动更全面的跨学科研究，依然是韩国学术界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
注释：
[1]谢韬：《区域国别研究：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36页。
[2][韩] 李智恩：《南亚研究评论：现状与课题》，《亚洲评论》2011年第1期，第158页。
[3] 唐士其：《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区域国别学刊》2023年第6期，第4页。
[4] 许勤华、柳震：《区域国别学的自主性构建: 以英美俄早期区域国别研究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第108页。
[5][韩] 金永明、权容立、申东浩：《韩国的区域研究：现状与课题》，《韩国政治学会报》1987年第2期，第133页。
[6][韩] 朴哲熙编：《韩国的现状与国际学、区域学的深化》，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学研究所2021年版，第23-25页。
[7][韩] 郑现日、玄敏：《2000年代以来韩国的区域学研究动向：以学术期刊网络分析和LDA分析为中心》，《全球与区域研究》2023年第3期，第99-103页。
[8][韩]申范植：《“区域”概念与运用》，申范植主编：《大亚洲研究入门：历史，视角，方法》，第45页。
[9][韩] 朴章植，《现代区域研究的问题与课题》，《亚洲区域研究》1998年第1期。
[10] 王向远：《“区域研究”的学科建构及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研究》2021年第7期，第 160页。
[11][韩] 李重熙，《韩国的区域研究：可能性与局限性》，《国际区域研究》2000年第1期，第4-7页。
[12][韩] 郑海朝、金昌京、徐智贤等:《韩国区域学生产结构的现状与替代性研究范式的探索》，经济・人文社会研究会2022年版，第176页。
学科建设 | 两所国际学术机构的经验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NU)成立于1946年，是韩国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被公认为韩国最高学术研究中心。其附属的国际大学院和亚洲研究所(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sia Center, SNUAC)是该校在国际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术机构，承担着推动相关研究和知识交流的核心角色。然而，这两所国际化学术机构各具特色，分别从不同层面展现了韩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方向。
全球化时期，韩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推动了相关研究机构和学科的发展。为培养兼具全球化知识体系和实务能力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区域研究学者，国际区域研究院于1997年应运而生。[1]与其他韩国高校相比，首尔国立大学以“国际区域研究院”的名义成立区域国别学院，意味着自创立之初便以“国际学”与“区域学”相结合的教育和研究模式为其特色。[2]经过六年的扩展和改组，该学院于2003年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大学院”。这所研究院也成为了韩国国际事务和区域研究领域的顶尖学府。次年，国际大学院对地区研究综合所进行了重组，并更名为国际学研究所。重组后的国际学研究所继续发行韩文期刊《国际地区研究》和英文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JIAS)，这些期刊的内容主要涵盖国际通商、国际合作、国际区域及韩国学的研究成果，并在推动国际学研究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此外，研究所还定期发布《议题简报》，旨在促进学者加深对国际问题现状的深入理解。
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大学院有别于一般的研究生院，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学院涵盖了关于“国际学”“区域学”“韩国学”的相关课程。包括以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国际法和国际发展为中心的“国际合作学”；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管理为中心的“国际通商学”；以东亚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涵盖美洲、欧洲、东南亚和中南美洲等区域研究的“国际区域学”；以及重新审视韩国历史、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动态的“全球化韩国学”。[3]第二，学生群体来自世界各地，因此学院主要采用英语授课。第三，拥有在国际区域研究和韩国研究领域中取得卓越学术成就的资深教授。例如，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赵英男、韩国现代史专家朴泰均、现任国立外交院院长朴哲熙等教授。国际大学院下属的国际学研究所不仅积极吸纳研究生担任研究助理，广泛参与各类研究项目与课题，还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新的课程，努力实现研究与教学的有机融合。[4]
亚洲研究所成立于2009年，其设立时间相对于国际大学院而言较晚。然而，作为综合性研究中心，亚洲研究所规模庞大，坐落于一栋六层的独立大楼。研究所拥有近百名全职、合作、访问和客座研究员, [5]其中包括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员、亚洲冷战史专家权宪益教授；越南问题专家蔡寿弘教授以及俄罗斯问题专家申范植教授等。除了师资资源，亚洲研究所还通过四大部门的设置，进一步增强了其在学术研究和国际合作中的影响力。这四大部门分别是：HK+大亚洲研究项目组、区域中心、主题研究项目组以及亚洲地区信息中心。
HK+大亚洲研究项目组旨在通过应用和扩展比较区域研究及跨学科融合研究，建立对亚洲的新视角和新认知，并构建亚洲区域研究的新范式；区域中心致力于开展全面且跨学科的亚洲区域研究，积极与校内外各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沟通与合作，并提供相关政策建议；主题研究项目组重点关注亚洲各国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以及亚洲移民研究等具体问题；亚洲地区信息中心主要负责收集亚洲国家及地区单位的定性和定量数据，并基于统计分析建立包含元数据的综合数据库。[6]此外，每个项目组下设数个子项目，如HK+大亚洲研究项目组主要由亚洲比较区域研究中心、大亚洲研究中心、数据叙事中心和亚洲地区人文学中心组成；主题研究项目组由及未来地球、市民社会、亚洲发展模式、亚洲文明交流、亚洲的知识价值、亚洲城市化、亚洲移民、韩流研究等八个中心组成。由此可见，亚洲研究所通过跨区域、多学科以及多样化的研究领域，致力于深化对亚洲各国及地区的全面理解。
亚洲研究所通过多种学术出版平台传播其研究成果，包括富有影响力的韩文期刊《亚洲评论》和英文期刊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AJPS)，后者已被SCOPUS数据库收录。此外，研究所还出版了约100部著作，内容涵盖研究所人员的独立撰写、翻译以及资助校内外学者完成的研究项目成果等。例如，近几年出版的《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消费文化》(2017)，《东亚国际社会与东亚想象：韩国国际政治思想研究》(2018)，《全球冷战与东亚》(2019)等。其中，多部著作已被大韩民国学术院评选为优秀图书。
总结而言，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大学院和亚洲研究所各具特色与优势。国际大学院及国际学研究所以“功能性领域”与“区域特性”相结合作为其机构特色，致力于培养具备全球视野的国际问题专家，并通过深入研究为政府等机构提供政策建议。而亚洲研究所则通过“区域”与“主题”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旨在提升韩国在亚洲中的角色，提出适合亚洲的模式，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范式。因此，这两所国际学术机构在推动韩国的区域研究与国际合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韩]《首尔国立大学国际研究生院二十年史》，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大学院2017年版，第26页。
[2] [韩] 朴哲熙主编：《韩国的现状与国际学、区域学的深化》，首尔大学国际学研究所2021年版，第18页。
[3] SNU GSIS | Master's Program, https://gsis.snu.ac.kr/masters_program，访问日期：2024年7月20日。
[4] Introduction to the Institute, https://publication.gsis.snu.ac.kr/?page_id=3237，访问日期：2024年7月20日。
[5] [韩] 蔡秀弘:《我们应该做什么？致力于成为区域研究的国际枢纽》，《亚洲简报》2024年第1期，第1-2页。
[6] [韩]《首尔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2023宣传册》，首尔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2023年版，第3-25页。
学人访谈 | 韩国学者谈人类学与韩国区域国别研究
2024年7月15日，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蔡寿弘(ChaeSuhong)教授在首尔接受了本期简讯特邀编辑梁美花博士的访谈邀请，探讨了韩国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特色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梁美花(以下简称“梁”)：蔡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的采访。您是首尔国立大学社会科学大学人类系教授，研究领域广泛，对区域研究也有独到的见解。想请您谈谈，区域国别学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蔡寿弘教授(以下简称“蔡”)：区域国别学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探讨。其一，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一门旨在深入了解他者文化的学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殖民时期，西方国家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亟需对被殖民地区的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具有高度实用性的学科迅速发展。时至今日，区域国别学的研究重心仍在于理解他者社会思维模式与自身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深入分析他者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要素，该学科得以揭示这些群体在观念和价值体系上与自我文化群体的差异性。因此，区域国别学的诞生在于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与阐释。然而，随着韩国、中国和日本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区域研究的需求日益增加。可以说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其二，从区域国别学的目标来看，该学科应致力于促进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共生关系。从众多案例，我们已经确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对区域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应致力于促进双方的互利共赢。通过此种方式，区域国别学才能避免沦为单纯的信息收集工具。
梁：那么，您认为如何才能克服区域国别学自身的矛盾？
蔡：我认为，区域国别学学科本身存在权力不平等、偏向性以及学者身份认同等问题。区域国别学因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产业和社会需求的影响而经历兴衰，这一历史不可否认。因此，区域国别学必须始终考虑“为谁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这一核心问题。这也与从事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者难以完全摆脱自身世界观等固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应谨慎避免将国家和资本的利益关系简单等同于当地居民的利益关系。即，尽管区域国别学受到权力的束缚，但仍需反思其在应对权力压迫、控制和不平等问题上的矛盾地位。总之，与其说消除区域国别学中的矛盾，不如承认并接受其内在的复杂性，通过应用学术实践和研究成果逐步加以解决。
梁：从人类学视角来看待区域国别研究，您觉得会有怎样的启示？
蔡：人类学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形成背景与帝国主义时代密切相关，同时人类学相比其他学科更加致力于摆脱帝国主义利益的束缚。例如，在殖民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行政官员更关注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学等学科。相反，人类学家通常居住在当地，至少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一年以上，通过学习当地语言深入理解当地人的观点。换句话说，人类学家是亲身实践文化相对主义的代表。即使在今天，人类学家仍被认为是对社会权利、抵抗暴力以及批判国家主义负面影响的主要学科。此外，人类学还基于对少数民族、劳动阶层和老弱群体等社会弱者的理解，致力于批判政治经济权力者。因此，尽管人类学是在帝国主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它努力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利益关系。人类学通过反映当地人的观点并抵抗权力压迫，为区域国别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蔡：韩国的区域国别学起步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伴随着近代学术的引入而逐步发展。韩国拥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国外学术的“引入”并未动摇其学术根基。然而，由于国力有限，韩国的区域国别学未能取得显著进展。韩国区域国别学得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韩国的经济增长。随着企业的海外扩张，一方面国与国关系愈加重要，另一方面为了实现企业本土化，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也变得至关重要。因此，韩国从被研究的对象国逐渐转变为研究者。然而，韩国的区域国别学面临着两大挑战。首先，需要纠正以美国为中心的强国主导的区域学偏误。其次，需要克服在帝国主义视角下进行区域学研究的弊端。这反映了韩国区域国别学摆脱西方中心的意图。与此同时，韩国也面临着反思并克服区域国别学中暴力性和强制性等特征的困境。
梁：那么，您如何展望韩国区域国别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蔡：要探讨韩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方向，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各学科关于区域学的内部争论。在此，我仅从现实与学术层面以及时代变迁等多重因素来解答这一问题。首先，经济因素。韩国区域国别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将因对其他地区和文化的研究需求而有所不同，这一趋势与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随着韩国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变化，各类区域研究将不断展开。换言之，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决定区域学的发展、维持与衰退。其次，关于建立韩国特有的区域国别学的问题。与欧洲和美国相比，韩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历史相对较短。目前，韩国的区域国别学仍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完全成型。尽管在外交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已经开展了比较研究，但韩国的区域学仍处于尝试建立自身特有理论的阶段。未来，如果能够解决一些现实问题，那么在一定范围内开展具有韩国特色的区域研究是可行的。最后，全球化引发的区域国别学科领域的变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正处于一个“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超连接(hyper connectivity)时代。在这一时代，信息、物流和人员交流的加快，而且一个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其他地区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在信息、通信与运输技术、消费市场、危机与灾难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变革并强化了社会的相互依赖性。全球化的复杂性在于文化变迁并非仅从权力中心向边缘单向流动，而是促进了异质化与同质化的共存。因此，区域研究将随着全球化(global)和本地化(local)融合而成的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进程呈现出新的局面。换言之，政治经济中心的文化不会完全取代他国文化，而是通过地方居民的实践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因此，要完全建立一个特定国家的独立区域国别学科将面临诸多困难。总而言之，韩国区域国别学将随着解决现实问题、应对学术挑战以及全球变迁的不断推进而持续创新与发展。
学人简介
蔡寿弘(Chae Suhong)教授系首尔国立大学社会科学大学人类系教授，担任首尔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及HK+Mega Asia研究部主任等职务。曾任韩国东南亚学会副会长、首尔国立大学人类学系BK21+项目负责人以及韩国研究财团资助项目‘新兴地区研究项目’负责人等职位。研究领域为东南亚文化政治、罢工与劳动政治、移民劳动、城市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通过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探讨了越南在产业、劳动、城市变迁中的文化变迁和政治过程。主要学术成果包括Labor in Vietnam(2011)、《人类学者：谈东南亚》(2020)、《韩人在越南的定居与跨国生活的政治》(2021)、《后冷战时代亚洲的重构与亚洲人的身份认同》(2023，合著)等30余本专著。此外，蔡寿弘教授还在韩国、英国、越南等国际研究期刊发表了30余篇文章。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梁美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