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朱泉钢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雪洁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目 录
学之探究 沙特中东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外经验 沙特中东研究的主要建制
观点集萃 沙特学者对中东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编者按：中东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和文明的交汇区域，在近现代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地区。长久以来，全球中东研究的主流话语是由西方学界主导的，中东国家自身的中东研究声音在国际上却十分微弱。沙特在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不仅深刻影响着中东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深受中东历史演变的冲击影响，表现出对中东地区研究的持续关注。本研究试图通过勾勒沙特的中东研究历程，介绍沙特的重要中东研究机构，分析近年沙特学者有关中东研究的新观点，以期对中东本地的中东知识生产系统窥豹见斑。
学之探究 | 沙特中东研究的发展历程
中东作为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发明，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1]沙特人并未简单采用“中东”的概念来理解所处的地区和构建学科体系，而是基于自身的地理、宗教和民族色彩来看待这一地区。鉴于学界的惯习用法，这里仍使用“中东研究”指代沙特对西亚北非地区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沙特，中东研究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而是散见于历史、语言、文化、法律、经济、国际政治等多个相关学科之中。
综观世界各国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其动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重大事件、政府政策、学术争论、制度化。[2]沙特的中东研究也不例外，其发展历程也明显受这四个因素的影响，并形成了萌芽期（20世纪80年代之前）、奠基期（20世纪80年代至“9·11”事件前）、发展期（“9·11”事件至2016年）、转型期（2016年以来）四个发展阶段。
一、萌芽期：20世纪80年代以前
20世纪80年代之前，沙特的中东研究整体比较薄弱，表现在相关研究机构和人员少，这主要是因为沙特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较晚，沙特外交的优先是内向属性的维持政权生存。然而，由于沙特政权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以及泛阿拉伯主义在沙特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沙特十分关注与中东相关的伊斯兰问题和阿拉伯问题研究，主要包括伊斯兰教、阿拉伯民族主义、地方法律和中东历史等议题。
这一时期，沙特的外交整体上并不活跃。彼时，沙特王室的核心任务是维持政权生存，其核心关注是对内处理好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对外应对好加强内部的埃及、伊拉克代表的泛阿拉伯主义威胁。在应对后一种威胁时，沙特主要依靠的是英美的支持，而不是中东国家的支持，并且更多表现出防御性的外交姿态。因此，沙特政府对支持中东研究的迫切度和兴趣并不高。
20世纪50年代之前，沙特的教育体系十分薄弱，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直到1957年，沙特才成立了第一所大学——利雅得大学（今沙特国王大学），该校当时的学科发展重点是基础科学、应用研究等传统科学领域，较少涉及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1958年至1960年间，利雅得大学只设立了三个学院：理学院、商学院（现公共管理学院）和药学院。直到1974-1975 年，阿拉伯语言学院才成立，主要向非阿拉伯母语人士提供教学，为其获得阿拉伯语教学职业做好准备，显示出沙特对阿拉伯问题的重视。此外，沙特在1953年成立了伊斯兰教法学院，并于1974年与其他学院合并为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伊斯兰大学，下设宗教基础专业、法学和法学原理专业、伊斯兰文化专业、伊斯兰经济学专业，显示出沙特对伊斯兰教研究的重视。
二、奠基期：20世纪80年代至“9·11”事件前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几件影响沙特的重大国际和地区事件，包括全球石油经济的繁荣，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79年沙特麦加大清真寺围困事件等。随着沙特石油经济的繁荣以及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沙特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更加积极的色彩，这推动了沙特中东研究的发展。石油财富的增长不仅使沙特政府更加重视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动态，而且为沙特提供了更多的教研资源和机会，而沙特内外安全形势的复杂化则促使沙特政府和学者更加关注沙特所处的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议题。
在这一背景下，沙特政府愈发重视沙特的中东研究。一方面，在高校设立更多中东研究相关的课程，并逐渐与西方学界接轨。例如，沙特知名学者阿卜杜勒·阿齐兹·萨格尔（Abdulaziz Sager）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沙特的外交政策及其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影响，后来他创办了海湾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沙特建立了一些包含中东研究的智库，使其更好地为决策服务。1983年，费萨尔国王基金会(KFF)成立了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KFCRIS)。一些学者不仅分析中东地区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还深入研究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和国际关系动态。
这一时期是沙特中东研究的奠基期，因为影响沙特中东研究的诸多特征在这一时期开始成型，包括关注地区安全、能源、经济问题的议题化特征，重视周边和阿拉伯地区的空间化特征，学校和智库“双轮驱动”的制度化特征，深受西方学界影响的外部性特征等。
三、发展期：“9·11”事件至2016年
“9·11”事件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沙特带来直接冲击。“9·11”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对中东地区的关注度急剧上升，沙特作为与“9·11”事件有着直接联系的国家，其国际形象和政策备受关注。此外，“9·11”事件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深刻改变了中东地区格局，对沙特的内政外交带来新的挑战。此后，2010年爆发阿拉伯剧变，中东迎来“海湾时刻”，沙特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显著上升，但也面临一系列外交难题。
上述事件促使沙特的中东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沙特政府加强对中东研究的重视和投入。一方面，沙特政府需要更多的政策研究，应对中东地区出现的诸多新变化。因此，一些关于中东研究的智库得以发展。除了2000年成立的海湾中心迅速发展，国际伊朗研究所也在2002年成立。沙特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为沙特政府制定中东外交政策和区域合作战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另一方面，沙特政府加大了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力度，推动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和科研创新项目。具体到中东研究，这些项目旨在提高沙特国内的教育水平和科研能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中东研究人才。例如在中东的伊斯兰文化和宗教极端主义问题研究上，重点支持研究如何促进宗教和谐与社会稳定问题。
四、转型期：2016年以来
2016年，沙特政府推出了“2030愿景”计划，旨在实现国家的全面转型和发展。该计划将活力社会、繁荣经济和雄心国家作为三大主线，旨在将沙特建设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际交通物流中心和全球投资强国。其中，“国际战略伙伴关系”是其重要支柱。在此背景下，沙特的区域国别研究迎来了新的大发展阶段，这也加速了中东研究的发展和转型。
为有效配合国家发展战略的一系列调整，沙特政府积极推动社会改革、教育改革和研究改革，带动了中东研究的新一轮转型。一是改革传统中东研究机构的研究侧重点。鉴于美国在中东地位的下降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在中东作用的上升，沙特的地区和国际地位显著上升，伊朗在中东地区格局中的影响增大，沙特明显加强了对亚洲与中东关系的研究，沙特的国际战略研究，伊朗问题研究等。二是加强沙特中东研究的本土化色彩。出于对西方学界对沙特中东研究消极影响的反思，沙特政府除了继续与国际中东学界开展合作与交流，引进先进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外，也明显增强了沙特中东研究的本土化色彩。例如在伊斯兰文化和宗教研究方面，沙特学者深入挖掘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探讨伊斯兰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关系。
注释：
[1]朱和海：《“中东”的由来、性质、使用和内涵等问题考》，《西亚非洲》2014年第3期，第147页。
[2] 这里主要受巴里·布赞和琳娜·汉森有关安全研究的五种驱动力讨论的启发，见（英国）巴里·布赞和（丹麦）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家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70页。
国外经验 | 沙特中东研究的主要建制
一、大学
大学是沙特中东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在沙特，多所知名大学设立了与中东研究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其中沙特国王大学（King Saud University, KSU）和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伊斯兰大学（Imam Muhammad ibn Saud Islamic University, IMSIU）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
这里以沙特国王大学政治学系有关中东研究的设置为例，讨论沙特高校的中东研究建制。沙特国王大学是沙特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政治学系设立在其人文学科下的法律与政治学院。政治学系的前身是1959年设立的商学院（现行政科学学院）的一个系，并于1972年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政治学系旨在通过为学生提供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培养能够在各种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竞争的人员。该系共有28名教学人员，其教学主要侧重在西方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唯一一位教授阿卜杜拉·朱曼·穆罕默德·加姆迪主要关注欧美政治与政府问题。该系有部分学者关注中东问题，如伊斯兰运动、社会运动和沙特的对外关系等，如阿卜杜勒·卡里姆副教授关注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中的作用，阿里·侯赛因·卡塔尼副教授关注土耳其等国的伊斯兰社会运动。
沙特国王大学政治学系能够授予学士学位、文学硕士学位和政治学博士学位。其本科课程设置中有不少关于中东研究的课程，主要包括：1.《沙特王国的政治制度》，该课程主要对沙特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国家制度建设以及现阶段沙特的公共政策进行教学。具体内容包括：沙特的历史发展，第一沙特王国、第二沙特王国和第三沙特王国的历史；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沙特政治发展；政治制度的集权与分权；地方制度的特点；沙特国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反腐败机构、民间社会等。2.《伊斯兰政治思想》，该课程主要介绍伊斯兰政治思想的突出特征，以及历代穆斯林思想家和法学家在政治和治理方面所遵循的重要基础和原则。具体内容包括：伊斯兰政治思想的概念、框架和特征；伊斯兰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伊斯兰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基础；代表性的伊斯兰学者及其思想（早期伊斯兰政治思想家法拉比、伊赫万·苏法；伊斯兰政治思想的现实趋势代表人物马瓦尔迪、伊本·古泰白、安萨里、伊本·哈兹姆；伊斯兰思想的政治趋势代表人物伊本·赫勒敦、伊本·泰米叶、法拉比、伊本·鲁世德；当代伊斯兰政治思想家谢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伊玛目·穆罕默德·阿卜杜和马利克·本·纳比等）。3.《伊斯兰政府制度》，该课程研究伊斯兰统治体系所依据的主要原则，并对伊斯兰统治体系和当代政治体系进行比较。具体内容包括：伊斯兰统治体系所遵循的舒拉、正义、平等和自由等原则；伊斯兰立法和司法机构等。4.《海湾国家政治制度》，该课程研究海合会国家（科威特、巴林、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的政治制度、发展阶段及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海合会的历史发展，经济重要性和其对该地区稳定及战略平衡的影响。5.《沙特外交政策》，该课程教授沙特不同历史阶段的对外政策，以及沙特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影响外交政策的固定和可变因素。6.《阿拉伯政治问题》，该课程主要分析阿拉伯世界国家最突出的问题，例如水资源短缺问题、发展问题、少数族群问题、贫困问题、环境问题、现代化建设及其挑战问题、海洋和边境安全问题以及国际恐怖主义问题。7.《现代阿拉伯政治思想》，该课程主要讲述十九世纪末最重要的阿拉伯思想家，以及阿拉伯思想中的新主题，例如公民身份以及归属感等。8.《伊斯兰世界问题》，该课程主要关注冷战后伊斯兰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伊斯兰恐惧症、恐怖主义以及穆斯林少数族群问题，同时还讨论了限制伊斯兰世界政策有效性的国际和区域问题，伊斯兰世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以及当代伊斯兰世界政治相关的政策与实践。研究生课程与本科课程大体相当，但课程深度有所差别。[1]
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伊斯兰大学设有翻译和阿拉伯研究所，主要通过翻译阿拉伯文化、伊斯兰研究等方面的内容促进宗教和文化交流。该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沙特的中东研究资源库，还提高了沙特在国际伊斯兰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此外，该大学还与其他国际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中东研究的深入发展。
沙特高校的中东研究教学不仅为沙特培养了大量的中东研究人才，还推动了沙特中东研究领域的学术创新和发展。此外，高校汇聚了一批中东问题学者和专家，他们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为沙特政府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和思想支持。
二、智库
智库是沙特中东研究的另一重要力量。根据202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沙特上榜的智库数量为13个，除了关注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外，还关注沙特国内社会和经济、石油经济、农业等现实问题。其中，一些智库不仅深入研究中东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而且积极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服务。
沙特国内关于中东问题研究的智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综合性智库，以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King Faisal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和沙特国际战略伙伴关系中心（Saudi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artnerships）为代表，它们下属的某些部门和项目关注中东问题的研究。沙特国际战略伙伴关系中心是2017年成立的官方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隶属于沙特经济和发展事务委员会。该中心的建立是为了支持和推动沙特“2030愿景”，通过对与沙特建立国际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进行必要的研究，评估和确定未来合作的机会，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促进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等多领域的合作。由于该中心公开的资料并不多，这里主要以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为例对沙特综合智库中的中东研究进行介绍。
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旨在为沙特、中东地区和全球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提供一个知识平台，助力他们进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原创研究，并进行学术讨论和跨文化对话，其主要关注对沙特、阿拉伯和穆斯林社会乃至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题。历史上，该中心下设也门研究、文化研究、当代政治思想、能源研究、政治经济、安全研究、沙特研究、伊朗研究、阿拉伯语等研究部和研究项目。当前，中心下设社会经济研究部、亚洲研究部和非洲研究部。社会经济研究部重点关注当代社会经济问题、概念和理论的发展，以及沙特、海湾国家、更广泛的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社会经济问题及其影响。亚洲研究部旨在增进对有关亚洲问题以及亚洲-沙特关系、亚洲-中东关系的研究，重点关注中国、日本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存在等。非洲研究部重点关注北非国家的政党政治、反恐战略、政治转型问题。该中心的三个主要期刊分别关注语言学、文学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内容，涉及区域国别研究的内容集中在《研究دراسات》《特别报道التقاريرالخاصة》两个栏目，有关中东问题的内容主要涉及土耳其研究、伊拉克研究、伊朗研究、也门研究、沙特与美国关系研究等。[2]
另一类是专门性智库，以海湾研究中心（Gulf Research Center）和国际伊朗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ranian Studies）为代表。海湾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总部在吉达，其旨在对影响海湾地区（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以及伊朗、伊拉克和也门）政策制定的所有因素进行研究，提供阿拉伯海湾国家有关地区和全球发展的观点，从而促进地区和平和稳定，以及对海湾国家、海湾地区和其他外部力量的决策过程提供积极影响。目前，该中心有近40名研究人员，聚焦海湾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国防和安全问题，以及海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经济、环境和能源的作用问题等。成立以来，其下设的研究项目包括全球贸易预警、海湾的海洋安全、俄罗斯与独联体与海湾的关系、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影响、部落的政治作用、海湾和亚洲关系、基于集群的产业与经济增长、欧盟与海合会关系、当代世界政治中的暴力型非国家行为体、海湾—印度联合研究小组、媒体在暴力冲突中的作用、海湾移民、西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安全安排路线图、加强西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多轨对话和合作。中心出版关于海合会国家的各类研究报告，评论和分析文章，并出版月刊《海湾地区观点杂志（Araa）مجلةآراءحولالخليج》。[3]
国际伊朗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总部设在利雅得，其旨在采用严谨的方法研究与伊朗相关的事务、出版图书、发表研究文章和报告，举办研讨会并提供决策咨询，建设一个与伊朗事务有关的培训中心并教授波斯语。该研究所主要关注伊朗的内政外交问题，包括伊朗的政府、经济和意识形态、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伊朗与国际社会等议题。该所出版一年两期的杂志《伊朗研究》（Journal for Iranian Studies），目前已出版到第19期。此外，研究所目前已出版8部《伊朗年度战略报告》（Annual Strategic Report），为沙特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富的伊朗研究资源和参考依据。[4]
注释：
[1]详见沙特国王大学法律与政治学院网站阿拉伯语版：https://clps.ksu.edu.sa/ar。
[2]详见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官网：https://www.kfcris.com/en。
[3] 详见海湾研究中心官网：https://www.grc.net/home。
[4] 详见国际伊朗研究所官网：https://rasanah-iiis.org/english/。
观点集萃 | 沙特学者对中东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受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影响，许多阿拉伯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批判西方学者对中东的刻板印象和文化偏见。近年来，国际格局和中东局势加速演变，西方学界有关中东地区的传统研究范式的经验和理论缺陷不断显现，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的学者对西方研究中东的主流范式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不仅触及学术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更是对中东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重新审视。总体而言，埃及、黎巴嫩、摩洛哥、土耳其等国的学者在这一反思潮流中表现得尤为活跃。他们不仅揭露西方学界关于中东研究中存在的傲慢和偏见，而且致力于发展和推广具有本土特色的中东研究理论和方法。这些学者强调，中东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具有独特性，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模型来解释。相比之下，沙特学者在反思西方中东研究方面的声音虽然显得较为微弱，但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进展。
文化、发展和安全问题是中东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沙特学者近年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表现出明显的借鉴性和反思性、继承性和发展性、本土性和全球性的融合。
一、哈米达丁的“矛盾的宗教性”概念
受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影响，“身份政治范式”是沙特学者观察中东地区问题的重要范式之一。正如阿拉伯世界的知名社会学家萨里·哈乃斐（Sari Hanafi）指出的，关于“自我”（self）的主题是阿拉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身份政治范式”源于对“自我”的追求，这不仅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更是一个涉及宗教和民族认同的社会认同过程。近年，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学者试图通过“身份政治范式”超越西方的“唯物主义和殖民主义假设”中隐含的二分法谬误，如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理性和愚昧的简单二分。[1]其中，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的学者阿卜杜拉·哈米达丁（Abdullah Hamidaddin）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主要关注中东社会、政治和宗教问题，尤其是沙特和也门的案例，其代表性专著是《推特上的异端：转型中的沙特伊斯兰教》。
哈米达丁在《推特上的异端》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包括：应如何理解沙特的宗教？宗教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沙特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沙特人和普通穆斯林倾向于异端或对宗教漠不关心？对沙特宗教状况的理解对理解其他伊斯兰社会的宗教状况有什么启示？哈米达丁使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提出了“矛盾的宗教性”（ambivalent religiosity）作为理解沙特宗教问题的核心概念。通过考察沙特的宗教领域，他质疑了沙特社会和国家是宗教性的一般假设，认为宗教机构在沙特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作用远不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大。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合法性来源和沙特人的社会身份认同的确十分重要，但它也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并在沙特社会形成了一种宗教矛盾心理，伊斯兰教所说的原罪既被拒绝，又被接受；宗教既受到尊敬，但在某种形式上又被忽视。沙特矛盾的宗教性为民众的宗教批评创造了空间，理解宗教信仰的矛盾现象就不会将对宗教的批判视为一种反常现象。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对重新审视自身宗教信仰的沙特年轻人的深度采访，以及沙特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有关表达异端和非宗教思想的帖子的分析，指出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助力了非宗教的思想在沙特的传播。同时，他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矛盾的宗教性，沙特年轻人使用宗教话语合法化自身的行动。由此，他指出，不仅在沙特，而且在包括中东多数国家在内的其他的伊斯兰国家，应当区分个人的宗教信仰和国家支持的宗教信条。[2]这种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无疑超越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和世俗二分话语”，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对中东地区伊斯兰教消极作用的简单看法，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东国家的政治、文化和身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萨格尔等对“食利经济范式”的反思
在反思“食利经济范式”理解中东经济问题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一些沙特学者试图从“发展型国家范式”来理解中东经济问题。1987年，埃及经济学家哈齐姆·贝卜拉维（Hazem Beblawi）和意大利经济学家贾科莫·卢西亚尼（Giacomo Luciani）提出“食利经济”（Rentier economy）的概念来理解中东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他们认为，“食利国家”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国外租金，主要是石油收入，这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而以沙特等海湾国家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就是“食利国家”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主要观点包括：由于食利经济模式带给政府相对于社会的高自主性，因此不利于中东地区的民主政治；食利经济模式带来“食利思维”，并没有带来海湾国家生产力的真正进步；海湾国家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在中东地区造就了一批“半食利国家”，并给这些阿拉伯国家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3]随后，一些学者指出，税收在19-20世纪的欧洲民主化浪潮中作用有限，而沙特等海湾国家的石油财富造就的中产阶级要求提高政治地位的民主化改革，这与“食利经济范式”的假设并不一致。因此，以英国人斯特芬·赫尔托格（Steffen Hertog）为代表的学者通过融合经济学和微观社会学的方法，提出“经纪人”的概念修正第一代“食利国家理论”提出的有关沙特等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假设。[4]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超越“食利经济范式”隐含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结构主义决定论，忽视了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内部决定论，忽视了国际体系对“食利国家”模式的影响。
以海湾研究中心创始人及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萨格尔为代表的一些沙特学者使用“发展型国家范式”，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外部国家对中东国家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积极作用。萨格尔不仅关注“沙特2030愿景”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还深入分析了沙特如何利用区域合作机制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揭示了沙特经济多样化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而且为沙特政策制定者超越“食利经济”模式提供了信心。[5]此外，海湾研究中心的首席经济专家约翰·斯法基亚纳基斯 (John Sfakianakis)围绕海湾国家的经济发展、沙特的经济改革以及全球经济趋势对中东地区的影响等主要问题展开研究。2011年，他对中国与沙特的战略伙伴关系有过深入研究，并预测中国必将在今后若干年中因推动沙特经济的发展而成为沙特重要的合作伙伴，[6]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发展也逐渐得到印证。
三、艾尔-卡斯兰的“综合安全”视角
在中东学者倡导“批判安全范式”的影响下，一些沙特学者也逐渐从“综合安全”的视角看待中东安全问题。安全研究，不外乎讨论四个大的基本问题：什么是安全？谁的安全？安全威胁是什么？安全如何实现？西方主流安全研究范式脱胎于冷战时期，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认为安全是客观的，即不存在牺牲核心价值的危险。安全研究被视为真实、客观的知识，具有与自然科学类似的特征。二是信奉国家中心主义。将国家视为国际政治中的最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研究主要关注国家的安全。三是主张安全威胁主要是敌国的军事行为。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敌方的军事能力是威胁评估和政策选项的重要考量。四是力主应对安全威胁主要依靠军事战略。西方的安全研究者试图通过设计使用武力威胁和使用武力的最佳手段，应对敌方威胁，例如美国的联盟、威慑、相互确保摧毁等战略。[7]西方学界关于“中东安全的研究的定位就是维护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即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是否受到威胁以及如何构建有利于西方利益的中东安全体系”，[8]这导致西方学界的中东安全研究范式存在严重缺陷。出于对西方安全研究问题的反思，一些中东国家的学者以“批判安全理论”视角观察中东安全问题，其代表性人物是土耳其比尔肯特大学的皮娜·比尔金（Pınar Bilgin）、贝鲁特美国大学的贾米尔·穆阿瓦德（Jamil Mouawad）等人。
沙特国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萨利赫·穆罕默德·艾尔-卡斯兰（Saleh Muhammad Al-Khathlan）指出，应当从“广义安全概念”（broad concept of security）看待中东安全问题，地区安全不仅限于恢复稳定和遏制危机，而且要超越这一目标，实现该地区所有人的发展和繁荣，因为安全与发展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中东地区许多国家所遭受的动荡是由于发展失败、普遍贫困、绝望和无望的状态。因此，要采取一种“综合安全”的视角看待中东安全问题，中东地区的安全不仅限于单纯的力量平衡、扩展势力范围和增加军事能力，而且要创造一种有利于发展和繁荣的环境，旨在为该地区所有人民创造体面的生活。[9]例如，沙特王储小萨勒曼期待“中东要成为新的欧洲”，并提出“中东绿色倡议”，体现出沙特政府对中东环境安全的重视。
结语
沙特的中东研究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在20世纪中叶至今的几十年间取得了显著发展，并在海湾研究、宗教文化、经济改革等领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此外，沙特愈发重视本土视角的中东研究。
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沙特学界对西方主流中东研究范式的反思不断深化，沙特政府对中东研究的愈发重视，沙特中东研究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并会展现出以下几个趋势。第一，沙特有望进一步降低对西方学术体系的依赖，通过培养本土学者和创建自主研究机构，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中东研究路径和理论框架。第二，沙特的中东研究也将更加紧密地结合国家政策需求，特别是在应对地区冲突、能源转型和经济多样化等关键问题上，为政府提供更加前瞻性的建议。
注释：
[1]Sari Hanafi, “A Cognitive Arab Uprising? Paradigm Shifts in Arab Social Sciences”, in Armando Salvatore, Sari Hanafi and Kieko Obuse(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32-33.
[2] Abdullah Hamidaddin, Tweeted Heresies: Saudi Islam in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3] Hazem Beblawi, Giacomo Luciani(eds.), The Rentier State, London: Routledge, 1987.
[4] Steffen Hertog, “Shaping the Saudi state: Human agency’s shifting role in rentier-stat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9, No. 4, 2007, pp.539–563.
[5]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Gulf: A Saudi Perspective”, Institut Montaigne, October 18, 2022,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expressions/ukraine-crisis-and-gulf-saudi-perspective; “Abdulaziz Sager on Saudi-Iranian Diplomatic Deal”, Video/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 March 12, 2023,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gulf-and-arabian-peninsula/saudi-arabia-iran-china/abdulaziz-sager-saudi; Abdulaziz Sager, “Chairman’s Message”, Gulf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grc.net/chairman.
[6] John Sfakianakis, “China: A strategic partner”, Arab News, January 09, 2011, https://www.arabnews.com/node/364916.
[7] Paul D. Williams and Matt McDonald, “An Introduction to Security Studies”, in Paul D. Williams and Matt McDonald(eds.), Securit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3-5.
[8] 王林聪：《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2期，第8页。
[9] Saleh Muhammad Al-Khathlan, “An Active Saudi Foreign Policy and a Broader Concept of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2024-02-12,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an-active-saudi-foreign-policy-and-a-br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