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罗楠 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目 录
学之探究 肯尼亚区域研究的问题定位和研究特点
观点集萃 肯尼亚学者对非洲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国外经验 从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建制谈起
学之探究 | 肯尼亚区域研究的问题定位和研究特点
一、非洲区域研究的“动力”问题和肯尼亚的区域研究范畴
一般而言，区域研究的动力主要源自研究主体国对外拓展关系的意愿与能力。对于长期处于国际关系边缘的非洲国家而言，它们在主流区域研究工作中更常以“被研究”的客体出现，是研究经验的来源，而非理论创造的主体，其作为区域研究主体的努力往往被忽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非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提出，非洲才开始在区域研究中逐渐从客体转向主体。“非洲中心”（Afro-centric）这一术语最早由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提出，由此可见，“非洲中心主义”早期是要解决美国黑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文化价值体系问题。伴随着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非洲中心主义”的关注焦点从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价值问题向更广泛的非洲大陆话语权力问题拓展。在政治主张上，“非洲中心主义”尖锐指出“欧洲中心论”体现意识形态和话语的霸权主义普遍性特征，完全将自身置于社会结构的中心来界定思想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标准，如文明、国家、制度、法律、社会等级等，并以自己的标准去参照或评判其他任何文化，再给这些文化贴上诸如进步或落后、文明或野蛮等标签。正是基于非洲研究中“欧洲中心论”的负面影响，非洲研究者提出了“非洲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主张把非洲置于任何与非洲相关的研究中心位置。
从政治主张延伸到学科建设，“非洲中心主义”呼吁在相关学科（如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教育学、历史学等专业）应加强非洲本土课程的设置、本土教材的建设和本土学者的培养，并在其中突显非洲的中心地位。关于这一点，非洲史学的实践尤为突出。不论是美国非裔学者还是非洲本土学者，非洲中心主义者致力于探索摆脱殖民主义史学的非洲本土历史与传统，强调非洲本土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特别是古代埃及文明 (黑人文明)对非洲文明的作用，正如希腊文明对于欧洲文明一样，非洲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应该摒弃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漠视而给予充分强调。
以“非洲中心主义”关照非洲国家的区域研究，不难理解为何“我者”与“他者”的关系问题是不可回避甚至极其重要的内容。如果说传统的区域研究简单概括为“我者”对“他者”的研究，那么非洲国家的区域研究则重在反思“他者”对“我者”的研究，以及在“他者”当道下“我者”的重塑路径。这些经验将为认识理解“对外拓展能力弱的国家为何以及如何开展区域研究”的问题提供补充视角。本文有意聚焦非洲研究，因为非洲研究是非洲研究主体和客体重叠的场域，这种有意的限定可以更好地从主体能动性视角分析肯尼亚的区域研究工作。
二、肯尼亚非洲研究的主体性探索
肯尼亚的非洲研究首先体现了非洲大陆区域研究的共性特点，即对区域主体性的探索。与许多非洲国家一样，肯尼亚的非洲研究与其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政治社会问题紧密关联，区域研究工作中充满了鲜明的政治属性。关于这一共性特点，从两个肯尼亚学界深度参与的历史事件可见一斑。
一个是1962年在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学院（Makerere University College）举办的首届非洲英语作家大会以及会上激起有关写作语言的去殖民化的讨论。此次大会使英语成为非洲文学批评和理论的焦点问题，并激发非洲作家围绕着欧洲语言与非洲新文学的复杂关系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论争。以尼日利亚文学家阿契贝（Chinua Achebe）为代表的一方学者主张通过对英语进行本土化改造，来表征非洲人的生活经验、审美感受、信仰观念和价值体系。然而，论战的另一方以肯尼亚文学家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为代表，阐发了（后）殖民作家应停用（前）殖民者的语言，转而发展本土语言写作的观点立场。恩古吉反对阿契贝精英主义的文化救国和新民论，主张使用非洲语言创作属于人民的文学，来动员工农大众发动革命，推翻新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使非洲人获得政治和思想上的真正解放。由麦克雷雷会议引发、延续几十年的语言论争，表面上看只是选择欧洲语言还是非洲语言作为文学媒介的问题，但这背后是独立后非洲作家和知识分子对非洲文学的定义和功用的深刻分歧。阿契贝和恩古吉的语言理论不仅体现了上述观念的冲突，更是表达了应对各自国家危机、想象国家未来的不同政治主张。这实际上是进入独立后时代或新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走上不同发展道路时所面临的问题缩影，是在非洲相关研究中如何树立主体性的探索过程。
另一个是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启编写《非洲通史》项目。为了促进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64年决定编写《非洲通史》。相对欧洲学者主导的《剑桥非洲史》而言，《非洲通史》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更愿意站在非洲的立场、尽可能用非洲的声音向世界诠释非洲。随着《非洲通史》多次相关会议的召开及资料准备工作的推进，《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于1971年正式成立，主席由肯尼亚史学家贝思维尔·奥戈特(Bethwell Alan Ogot) 担任，此人也是后来推动肯尼亚非洲研究学科发展的重要人物。《非洲通史(1-8卷) 》的主编均为非洲学者，例如肯尼亚著名政治学家阿里·A.马兹鲁伊（Ali A. Mazrui）就主编了《非洲通史（第八卷）：1935年以后的非洲》。经过二十余年、三百多位专家的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1-8卷)》在1995年正式完成。《非洲通史（1-8卷）》在多方面体现了非洲史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例如第一卷《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在开篇就讨论关于该通史的编纂理论及方法，它不仅阐明了关于非洲历史研究与编纂的理论、原则、方法、目标等，更严厉地批判了殖民主义史学。《非洲通史（1-8卷）》的编写也见证了非洲历史研究非殖民化的过程。一批非洲的大学纷纷成立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非洲历史学派应运而生。在《非洲通史》编委会主席奥戈特教授的主持下，内罗毕学派创立。1966年，以内罗毕大学为支撑的肯尼亚历史协会成立并于次年举办了首届年会。致力于重构本国历史的非洲民族主义史学为非洲历史研究培养本土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是强调“非洲人研究非洲”之主体性的实践体现。
三、肯尼亚非洲研究的外倾性特点
除了体现对主体性探索这一非洲大陆区域研究的共性特点之外，肯尼亚的非洲研究也表现出鲜明的外倾性特点。“外倾性”不等同于“依附性”，不是因自身弱势而被动地依赖外部援助，而是通过预设自身脆弱的身份，主动利用依赖的资源从而达到自身所追求的目标（Bayart, 1993）。这一特点似乎与主体性相对立，却实实在在体现在许多非洲国家的政策上。而肯尼亚因其长期与西方国家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其政策当中的外倾性尤为明显，多个国际组织的非洲总部落户肯尼亚并吸引研究项目资源聚集于此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
以1972年联合国环境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总部选址过程为例，可以看出肯尼亚政策的外倾性特点。一方面，肯尼亚敏锐地察觉在创建UNEP中扩大联合国系统地理分布的绝佳机会，使联合国新机构的总部选址议题从功能导向转变为政治导向。肯尼亚以联合国系统公平地理分布原则为出发点，将“联合国系统中没有一个机构的总部设在‘第三世界’”这一事实作为突破口，主张把UNEP总部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另一方面，肯尼亚外交官巧妙地形塑本国外交身份，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达成斡旋。肯尼亚代表团依靠七十七国集团的支持笼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同时利用冷战时期作为西方国家战略伙伴的身份，使欧美国家放弃对UNEP选址效率优先原则的坚持。UNEP总部选址确定内罗毕后，出于国际组织对连通性的需求，联合国为肯尼亚提供大量的财政投入，使得肯尼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水平大为提升。UNEP落户内罗毕产生巨大的聚集效应，内罗毕吸引了一众国际机构、外交使团、非政府组织和咨询公司的到来。
肯尼亚外倾性政策的结果是全方位的。第一，肯尼亚的国内经济发展因此而获益。继UNEP落户内罗毕后，联合国驻内罗毕办事处也于1995年设立，超过18个联合国机构在肯尼亚运营，雇佣了大约五千名本地和国际员工。联合国的贡献相当于肯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3%，或出口的19%，仅次于茶叶。在20世纪90年代末，肯尼亚治理不善和全球商品价格下跌的时期，联合国甚至提供了唯一的稳定外汇来源，带来的资金超过了园艺或旅游业。区域研究在此过程中必然获得更有力的项目资源和资金支持。第二，肯尼亚的国际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联合国机构的设立为肯尼亚带来许多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方面的新机遇。肯尼亚主办并参与了包括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贸易在内的许多全球问题的谈判，有利于提升肯尼亚的政治经验和区域地位。肯尼亚还将这种通过外倾政策获得的影响力资源推及至区域治理，在东非和非洲之角创建非洲区域治理架构中发挥领导作用。第三，国际有关非洲的研究资源向肯尼亚倾斜。例如，UNEP主管的区域海洋计划和海洋与沿海地区计划活动中心在上世纪80年代从日内瓦迁移到内罗毕；联合国人居署在确定项目和制定国别方案时倾向于优先考虑内罗毕作为项目执行点；英国东非研究所（BIEA）、法国非洲研究所（IFRA）、裂谷研究所（RVI）等外国研究组织均在肯尼亚有驻点和开展项目。这些研究机构虽然属性各有不同，但是都在资金来源、领导架构、人事关系、机构设置等方面体现了肯尼亚“外倾性”政策的特点。肯尼亚对外政策的外倾性和与西方交好的现实，一方面使其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另一方面也让该国的非洲研究议程设置更倾向于契合国际社会的关切。
参考文献：
[1]冯定雄，赵潇斐：《“非洲中心主义”与非洲历史哲学的重塑》，《西亚非洲》2022年第3期，第109-132页。
[2]翟乃海：《重访非洲文学语言之争——一个社会历史的视角》，《山东外语教学》2024年第3期，第99-107页。
[3] 刘少楠，许亮：《“科学”与“政治”之间：20世纪国际非洲研究的知识生产》，《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47-60页。
[4] Maria Ivanov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orld’s Leading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 The MIT Press, 2021.
观点集萃 | 肯尼亚学者对非洲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该部分介绍三位肯尼亚代表性学者观点，专业领域覆盖文学、历史、政治，以期对肯尼亚学界在非洲研究领域作出本土知识生产探索努力形成一定认识。前文所述的主体性与外倾性的矛盾统一特点，也能在三位学者的学思观点中有所体现。
一、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
恩古吉是肯尼亚著名的学者、小说家和剧作家，也是推动非洲文学本土化写作的重要人物。恩古吉因其作品立场的革命性和对本土语言写作的鲜明主张，被认为是非洲知识界左翼阵营的代表人物。他试图创新思考和表达非洲的方式，以重审非洲与欧洲的关系，重置欧洲的知识、理解方式在非洲大学文学系的地位。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恩古吉通过作品表达的政治思想总体经历了从“调和”向“革命”变化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是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期，东非英语文学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走向繁荣。恩古吉作为彼时东非小说家的杰出代表，显现出对非洲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但在创作初期，其“革命”锋芒不甚彰显，作品多体现徘徊于传统与现代间的复杂心境。此阶段的文学作品，除重现民族历史、揭露社会时弊外，还反映了既涵泳于本土文化、又深受西式教育熏习的非洲新一代知识精英，在维护传统与效法外来现代性时的两难处境。
然而，1964年肯雅塔颁布的“原谅与遗忘”政策，成为恩古吉思想转折的契机。肯雅塔的非洲社会主义蓝图在上台后未能落实，1965年肯尼亚政府设想的无阶级差异的非洲社会主义乌托邦化为泡影，以及东非工党联邦构想未能实现，均意味着资产阶级治下的肯尼亚社会，无法为恩古吉提供“再现”工人阶级斗争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目标的文学传统。20世纪70年代后，恩古吉的暴力思想在作品中愈发显现，例如《血色花瓣》（1977）和《马蒂加里》（1986）。走向“革命”的过程，实际有两层涵义。一方面，作家寄希望于西方输入的“先进”文化，尤其现代教育，借此改造本土社会，实现和解、独立与自由；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西学”的两面性与殖民性，对其渐失幻想，转而以革命的暴力反抗殖民的暴力，对社会施以根本的变革。
革命思想深刻影响了恩古吉的语言观。从1962年的麦克雷雷非洲作家大会起，恩古吉就开始关注非洲文学的语言问题，并试图把握本土与外来语言介入“现实”的能力差异。70年代随着思想走向革命与激进，恩古吉多次申明非洲文学只能采用工农的语言，并以之讲述工农的生活与斗争经验。他开始反思一味谴责殖民主义文学是否切实有效。他在《政治中的作家》中提出，真正的非洲文学表述应“回归非洲社会工农阶级的斗争日常”。在此意义上，肯尼亚的“革命文学”势必是一种“人民”文学。恩古吉的语言观多少体现了“人民文学”思想。恩古吉开始思考英语在肯尼亚的地位问题，首当其冲者当属英语教育，标志性事件即为1972年恩古吉与同事及好友共同策划的“废除英语系”运动。1978年，恩古吉因创作讽刺时政的吉库尤剧作而被拘捕入狱。“非洲本土主义”的政治呼吁与创作思想支配了恩古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批评，遂有一系列与英语“切割”的举动。
然而，恩古吉不久即陷入言行相悖的处境，实际未能放弃英文。此后的回忆录和自传皆以英语写成，吉库尤语小说也因英文版紧随其后而实际呈现为“双语写作”。就未能尽弃英语而言，恩古吉承认“本土艺术美学应被听见、看见甚至承认”这件事必须在非洲语言的承载功能和国际语言的传播功能之间找到平衡，他深知后殖民文学本身裹挟的多语言、多文化和全球性特征，此为非洲现代文学的“胎记”，断难脱离。从早期的调和思想，到走向革命，再到双语写作，恩古吉的语言政治观实际上展现了非洲学者在探索主体性和利用外倾性之间的反复拉扯和博弈。
二、奥戈特（Bethwell Allan Ogot）
奥戈特是肯尼亚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先后在乌干达的麦克雷雷大学学院和英国的圣安德鲁斯大学学习，随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研究生学位，并重返麦克雷雷大学任教。奥戈特认为史学研究的宗旨在于解决非洲现实问题、服务非洲发展，当代非洲文化复兴与国家建构都离不开非洲历史的重建。除此之外，奥格特也是肯尼亚非洲研究建制的重要贡献者，领导和参与了多个肯尼亚高校中的非洲研究机构建立，是非洲高等教育建设的领军人物。
奥戈特毕其一生致力于非洲历史价值的再发现与去殖民化。在其史学研究生涯中，奥戈特最为世人所知的成就是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的编委会主席并主持编写工作（其中他本人亲自编写了第五卷）。事实上，奥戈特自身的史学研究成果也十分杰出。自1964年第一部作品《东非：过去和现在》问世，奥戈特在60年间出版了近40部专著，发表数十篇论文，主题范围涉及历史、经济学、口述传统、文学等方面，可谓是一位多产的学者。
早年间，奥戈特的研究主要关注东非区域，包括《东非：过去与现在》（1964年）、《东非经济发展问题》（1965年）、《东非的种族和社区紧张局势》（1965年）、《东非文化遗产》（1966年）、《东非的研究重点》（1966年）和《东非的法律和社会变革》（1967年）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并非某个非洲国家闭门造车式的自我历史书写，而是试图将非洲人民的历史与世界历史进程进行呼应。自上世纪70年代起，奥戈特撰写了大量有关肯尼亚历史的文章，例如《殖民地肯尼亚的政治和民族主义》（1972年）、《19世纪的肯尼亚》（1985）、《肯尼亚的非殖民化和独立，1940-1993年》（1995年）、《肯尼亚：国家的形成，1895-1995》（2000年）、《肯尼亚人，我们是谁？对国家身份和民族主义意义的反思》（2012）。在90岁高龄之时，奥戈特还在编写“肯尼亚城市”系列丛书。
与许多非洲史学家一样，奥戈特认为，非洲历史应该是关于非洲人的历史。从非洲人的角度研究非洲史，力图对非洲的历史文化做出深刻的描述和评价。1968年，奥戈特完成了《Zamani：东非历史调查》一书（Zamani是斯瓦希里语，意为“过去”），第一次对东非地区的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该书不仅是简单陈述东非的过去，而且对非洲历史研究充满偏见、矮化非洲的传统研究方法提出批判。在此之后，奥戈特又编写了Hadithi系列（hadithi为斯瓦希里语的“故事”），记录了活跃于20世纪60-70年代东非史学圈的肯尼亚历史协会（也就是非洲史学的“内罗毕学派”）的会议成果。奥戈特这两个作品标题均采用了斯瓦希里语单词，不仅从情感上表达了对非洲语言的骄傲，而且从理性上还阐明非洲的故事（在当时的当下讲述）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他们过去的故事（历史）。
奥戈特是肯尼亚高等教育和非洲研究建制的重要贡献者，领导和参与了多个肯尼亚乃至东非高校及其非洲研究机构的建立。20世纪70年代，在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下，东非大学联盟中的组成学院分别独立为内罗毕大学（肯尼亚）、麦克雷雷大学（乌干达）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坦桑尼亚）。其中，奥戈特担任内罗毕大学历史系主任并推动内罗毕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建立（详见下文第三部分）。奥戈特曾担任莫伊大学的名誉校长，在此时期，他协助推动了马辛德·穆利罗科技大学、马赛马拉大学、埃尔多雷特大学、加利沙大学等近十所肯尼亚高校成立，为肯尼亚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三、马兹鲁伊（Ali A. Mazrui）
马兹鲁伊是肯尼亚著名政治学家。他被爱德华·萨义德认为是“研究非洲历史、政治和哲学领域无法被忽视的学者之一”，被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为“非洲给世界的礼物”。马兹鲁伊1933年出生于肯尼亚蒙巴萨望族，在肯尼亚有着显赫的地位。1960年，马兹鲁伊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61年，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重返英国，并于1966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63年，他曾在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任职，后因乌干达政局问题1973年举家迁往美国，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宾汉姆顿大学任教，并曾当选为美国非洲研究协会主席。
同奥戈特一样，马兹鲁伊也曾参与编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洲通史》。在该书中，马兹鲁伊谈到非洲1935年以来的政治抵抗策略以及文学发展与“三重遗产”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开启他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贡献的探索。1986年，马兹鲁伊与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和尼日利亚电视台合作，共同制作了一部历史纪录片《非洲人：三重遗产》(The Africans: A Triple Heritage) 。随后，他通过自己的同名著作进一步阐释了他对“三重遗产”的定义，即“非洲是在本土、伊斯兰和西方三重文化下不断融合形成的，三者同时具有竞争力和互补性。”该定义所蕴含的逻辑本质，是马兹鲁伊反对任何试图使非洲简单化和同质化的常见观念，坚持非洲大陆的多样性、复杂性及非洲历史和社会的矛盾性。“三重遗产”思想主要包含三层内涵。
第一，“三重遗产”思想凸显了马兹鲁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尖锐批评。马兹鲁伊认为非洲边界与概念是欧洲人在地理霸权乃至绘图霸权定义下的产物。他认为造成非洲人身份认同的矛盾性来源于欧洲。这种身份的矛盾在于非洲人在定义自身身份时更关注族裔而非国家与阶级。同时，他认为非洲落后的根源在于人才培养机制，从一开始非洲就缺乏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这也是在非洲独立后仍延续殖民时期教育存在的问题。最后，他认为非洲国家和民主普遍性脆弱的根本原因是西方殖民主义。基督教与殖民主义制度为非洲带来了文化上的洗礼，但并非民主制度的构建。这使得非洲的尚武传统走向没落，进而使非洲在独立之后，后殖民时代的领导人依赖专制统治。”
第二，“三重遗产”思想强调了非洲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联系。马兹鲁伊认为伊斯兰文化与非洲的联系十分紧密。虽然非洲传统宗教地区更青睐于基督教，但在西方国家采取间接统治之前，已经伊斯兰化的地区则更倾向于伊斯兰教。而且伊斯兰文化在非洲的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移民定居、贸易迁徙等形式完成。正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在非洲传播的方式，伊斯兰教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殖民政策。马兹鲁伊认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需要团结对抗西方的优势。在马兹鲁伊的理论中，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开发自己的杠杆和影响力领域，如生产者力量、消费者力量、债务人力量和新兴的技能力量。
第三，在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当中，非洲大陆上的文化与历史和文明具有同等重要性。“三重遗产”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文化，尤其是通过语言解读非洲历史与文明。马兹鲁伊探讨的非洲这一概念需要通过文化、语言和文明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统一。马兹鲁伊认为，非洲的殖民状态并未随着独立而完全改变，殖民者对于殖民地控制方式的核心是语言政策，以此“向被殖民者灌输支持殖民地现状的意识”。这导致很多非洲国家独立之后，“并未像亚洲国家一样有着强烈的语言民族主义意识” ，独立之后的非洲人仍然努力地学习西方语言。这充分体现出“三重遗产”作用下的后殖民时期非洲在身份认同与语言当中的复杂性。可以说，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试图采用一种文化的范式，构建一个权力与文化关系的分析框架，以用于审视非洲民族国家的身份和归属问题。
参考文献：
[1]姚峰：《由调和走向革命的历史逻辑：恩古吉文学思想的“求真”姿态》，《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4期，第154-164页。
[2]https://nation.africa/lifestyle/weekend/Prof-Ogot-hits-90--busy-as-ever-reading--researching-and-writing/1220-5221094-uifdw5z/index.html。
[3] 高天宜：《马兹鲁伊的非洲“三重遗产”思想及其在非洲学界引发的争论》，《世界历史》2022年第5期，第139-150页。
国外经验 | 从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建制谈起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的人类学、性别与非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Gender and African Studies, IAGAS）是肯尼亚本土高校中建制较成熟的非洲研究机构，在肯尼亚国内及整个东非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
一、机构发展历程
IAGAS的发展历程与肯尼亚高等教育的去殖民化历史息息相关。1963年，英国出于方便管理和控制的意图，设立面向东非多个殖民地的文教机构。在此背景下，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学院和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学院一同组成了东非大学。1966年，内罗毕大学学院的发展研究所内成立了文化处，其职责是推进开展非洲史前史和历史、音乐学和舞蹈、传统和现代工艺美术、宗教和其他信仰体系领域的原创研究。1970年，随着东非国家纷纷独立和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东非大学被拆分为三所独立的高等院校，内罗毕大学由此成为一所独立的大学。随着内罗毕大学的成立，文化处转变为独立机构非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后改名为人类学、性别与非洲研究所，并迁址至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片区内，成为肯尼亚社会科学学院中历史最长的研究所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IAGAS的组织架构、人员组成和学术活动一直以人类学作为核心指导学科。进入21世纪，为了响应学校事业发展对增设学科的需求，内罗毕大学评议会对IAGAS提出拓展研究领域，要求在性别与发展方向和博物馆学方向开设课程并设立学位。IAGAS的机构属性也在研究内容和对象的拓展过程中发生变化，从最初的科研型机构向教学型研究所转变，机构的名称也从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Gender and African Studies（IAGAS）拓展为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Gender and African Studies（DAGAS），隶属于社会科学学院，实现了从文化机构向研究与教学研究所的转型。
二、主要工作内容
根据内罗毕大学的章程规定，IAGAS管理委员会由所长主持，成员包括研究所的研究员、内罗毕大学相关部门和研究所的代表、政府部门代表、英国东非研究所（BIEA）和国家博物馆的负责人。多年来，机构极力保持研究和教学之间的微妙平衡。一方面，IAGAS开展了许多原创研究项目，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指导信息；另一方面，DAGAS也围绕人类学和性别与发展研究设立不同的培养课程和学位，以满足肯尼亚和东非地区的岗位需求。
科研方面，IAGAS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多个与人类学、性别研究和非洲研究相关的学科，旨在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解决非洲和全球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展示了研究所在人类学和相关学科中的广泛研究兴趣和专业能力。包括：
（一）医学人类学：研究健康、疾病和医疗实践如何与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相互作用。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观念和医疗实践，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健康政策和医疗服务的提供。
（二）发展人类学：关注发展项目和政策如何影响社会文化结构，以及如何更好地设计和实施项目以促进社会经济进步和文化可持续性。
（三）生物人类学：涉及人类进化、遗传学、灵长类动物学和人类生物学的研究，探讨人类的生物特性和进化历程。
（四）儿童人类学：研究儿童和童年在不同文化和社会中的角色和经历，以及儿童如何被社会化和赋予特定的社会角色。
（五）生态人类学：关注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如何平衡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六）考古学和史前史：通过考古材料和遗址研究人类历史，探索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发展和技术进步。
（七）语言、文化与社会：研究语言如何作为文化和社会互动的媒介，以及语言如何反映和塑造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
（八）性别与发展研究：研究性别角色和不平等如何影响发展项目和政策，以及如何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
（九）文化遗产管理：涉及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传承，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利用。
（十）物质文化研究：研究物质文化如何反映和塑造社会文化身份，以及物质文化在社会互动和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教学方面，DAGAS在人类学（1983年）和性别与发展研究（2001年）两个专业分别设立了本科（4年）、硕士研究所（2年）和博士研究所（3年）的学制。两个专业在沿袭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性别研究的核心内容之外，还强调课程的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创新，以回应当代非洲社会的问题。课程更加关注困扰人类的社会弊病，包括制度不公正、种族认同分歧、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性别不公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问题。学生通过参与式观察和研究来理解当下人类问题，从而学习如何在处理多样性过程中实现彼此团结，从而获得本地和全球视角。由此可见，DAGAS的人类学和性别研究超越传统研究范式中将非洲置于客体位置和“经验”来源的做法，而是从主体的问题导向出发，视非洲为可以生产理论的重要场域。
三、对外合作情况
IAGAS作为本土高校中建制较完善、影响力较大的非洲研究机构，在对外合作时可以获得更多有力的资源支持。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外倾性的政策让非洲研究主体在获得更多资源的同时，也会受到研究议题设置方面的约束。例如，IAGAS真正符合学术定义的非洲研究项目主要围绕肯尼亚地区社会文化问题展开，出版一系列地区社会文化概况的出版物。而在外部资金支持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决非洲具体领域的问题上。例如：丹麦国际开发署财政支持的肯尼亚丹麦健康研究项目和东非和南非囊尾蚴病项目（CESA）、美国国际开发署财政支持的男性生殖健康需求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社区治理项目、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研究能力建设与提升项目（RCSPlus）。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些项目，研究所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学习的机会，也为解决肯尼亚和东非地区的社会文化及健康问题做出了贡献。
IAGAS对外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与外国研究机构保持紧密联系。例如前文所提到在IAGAS的管委会中，有英国东非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of East Africa，BIEA）的代表。尽管BIEA被认为是肯尼亚的非营利组织，但其本身也是注册在英国的慈善机构，是英国国际研究机构（BIRI）之一。BIEA的前身是英国东非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旨在促进东非及其他更广泛地区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创新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东非国家接近独立，原殖民宗主国需要建立适应非洲大陆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史学研究。BIEA成立是为了在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和桑给巴尔开展考古和历史研究，并与东非地区的博物馆和东非大学合作，促进更好地了解东非的前殖民历史。BIEA成立初期总部落户乌干达，但是肯尼亚独立后，其新政府和东非大学在1965年动员BIEA搬到了内罗毕的奇罗莫大厦，而该地点恰恰是IAGAS主管的重要物产，也是IAGAS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由此可以看出IAGAS与BIEA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参考文献：
[1]https://african-studies.uonbi.ac.ke/.
[2] https://biea.ac.uk.
结 语
分析肯尼亚的非洲研究，可以为理解区域研究动力的现有解释提供补充视角。从肯尼亚非洲研究的发展、观点和建制中可以看出，肯尼亚的非洲研究既充分体现出非洲议题的普遍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自己较为鲜明的特点。一方面，肯尼亚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不断探索区域研究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和本土化；另一方面，肯尼亚与西方社会的友好关系又使其政策具有明显外倾性（尽管非洲普遍存在外倾性，但各国的表现不一）。恰是“追求本土化”和“维持外倾性”这两种具有内在张力的特点共同塑造了肯尼亚非洲研究的独特风格，也使得其区域研究面临诸多发展机遇和挑战。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罗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