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修光敏 博士、四川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目 录
学之探究 巴基斯坦的国家诞生之惑与国家建构之困
观点集萃 史蒂芬·科恩的巴基斯坦军队研究
学人访谈 唐孟生教授、杨翠柏教授谈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
编者按：在中外学界中，巴基斯坦经常与印度一起被归入南亚研究，这也意味着对巴基斯坦的关注往往屈居印度之后。其实鉴于巴基斯坦的规模和体量，有学者指出如果将其置于全球任何其他区域，它都是一个地区大国。巴基斯坦集悠久的历史、古老的宗教与新建的国家于一身，这个国家的诞生与成长遇到了诸多挑战，但也展现了足够韧性，因而在后殖民时代的国家建构、军队与宗教的关系、军队对政治的干预等理论课题上，这个国家都是典型的案例且具有普遍的意义。目前，关于巴基斯坦的区域国别知识主要由欧美学者生产。具体而言，英国学者对于巴基斯坦独立之前的历史有着丰富的论述和精到的见解，而美国学者对于冷战期间巴基斯坦的政治和安全有更立体的观察。本期特辑设置了“学之探究”“观点集萃”和“学人访谈”三个栏目：“学之探究”栏目梳理了不同学科的国外学者对于巴基斯坦的国家诞生之惑与国家建构之困的探索与追问，“观点集萃”栏目重点呈现了美国南亚安全研究奠基人史蒂芬·科恩关于巴基斯坦军队的多层洞见，“学人访谈”栏目邀请北京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唐孟生教授和四川大学法学院杨翠柏教授探讨中国巴基斯坦研究的历史沿革和提升路径。
学之探究 | 巴基斯坦的国家诞生之惑与国家建构之困
一直以来，在恐怖主义、央地关系、身份认同、政教关系、军人干政、地区安全等议题上，巴基斯坦都有着极高的显示度。但作为一个国家，巴基斯坦在这些方面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建构尚未成功的表现，这意味着该国在征税、教育、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通过中央决策程序整合军事、政治、经济和行政事务的能力尚不完善。巴基斯坦国家建构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在相当程度上需追溯到该国独立时的内外局势，尤其是来自北印度这一穆斯林占少数地区的穆斯林精英与后来组成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占多数地区的穆斯林民众之间在历史传统、政治经济利益及文化认同方面的不一致。因此，要理解当前巴基斯坦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有必要再度审视该国独立的真实动因以及在独立后的内外环境中进行国家建构的艰辛历程。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巴基斯坦及西方学者已从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不同视角，对巴基斯坦的国家诞生之惑与国家建构之困进行了深入探究。
一、巴基斯坦的国家诞生之惑
1947年8月14日建国的巴基斯坦是二战后独立的第一个国家，但独立时的巴基斯坦没有作为统一民族的历史，缺少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也非一个地理上或经济上的完整单元。[1]因此，巴基斯坦独立建国背后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贯穿了巴基斯坦自独立至今，并大体历经了三个阶段。
（一）英国“分而治之”论
传统观点认为，巴基斯坦的诞生是英国将英属印度“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结果，典型的举措如1909年英国承认穆斯林为独立的全体选民（separate electorates），从而构成穆斯林分离主义的开端，英国的目的是借此故意分裂全体选民并破坏日益增长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2]但20世纪60年代任教于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的巴基斯坦裔政治学者赛义德（Khalid Bin Sayeed）反驳了这一理论：第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有促进印度统一的一面。第二，穆斯林中产阶级在与印度教徒的竞争中客观上处于落后地位，因而印度民族主义者（Indian Nationalist）毛拉纳·穆罕默德·阿里（Maulana Muhammad Ali）在1930年告诉英国政府，其实是“我们分裂而你们统治（We divide and you rule）”。 [3]第三，这一理论也贬低了真纳和穆斯林联盟顽强高明的战略，并且质疑他们的这一主张：巴基斯坦运动背后最强大的力量是穆斯林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意识。因此，认为穆斯林分离主义完全是英国阴谋诡计的产物，是不公平的或不精确的，或许可以说穆斯林分离主义（Muslim separatism）是建立巴基斯坦的主要原因。[4]
（二）穆斯林分离主义论
赛义德的这一观点与巴基斯坦学者伊克拉木（S. M. Ikram）基本一致。早在巴基斯坦刚建国时，伊克拉木就将巴基斯坦立国的基础前推至19世纪下半叶，并将1869年视为现代穆斯林分离主义的开端。伊克拉木认为，当时在北印度，印度教徒要求用印地语取代乌尔都语的决心日益高涨，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yed Ahmad Khan）当时就严肃地预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将会分道扬镳。[5]因此，伊克拉木认为远在真纳承担起建立巴基斯坦的使命之前，艰苦的前期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赛义德已为巴基斯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即使没有真纳，巴基斯坦仍将诞生，只是过程更为艰辛。[6]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凯思·卡拉德（Keith Callard）与伊克拉木一样将南亚穆斯林视为一个整体，他在1957年进一步指出建立巴基斯坦的动因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担心被印度教徒征服的不安全感。[7]
（三）少数穆斯林精英的分离主义论
到20世纪80年代初，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戴维·泰勒（David Taylor）发现，积极推动建立巴基斯坦的真纳、里亚夸特（Liaqat）等许多穆斯林联盟高级领导人并不是来自后来组成巴基斯坦的那些地区，而孟加拉、旁遮普的巴基斯坦本土政治领导人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接受巴基斯坦的想法。[8]当时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攻读博士学位的阿伊莎·贾拉尔（Ayesha Jalal）进一步指出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巴基斯坦的建立与当地穆斯林的利益并非一致。旁遮普和孟加拉这两个穆斯林人口中心分别被一分为二，这使得这两省的穆斯林在政治和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而信德省、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的穆斯林都有着对特殊主义传统的强烈拥护和对任何中央控制的深切反感，巴基斯坦的成立将他们无奈地推入来自旁遮普西部的大量同教信徒控制的国家，并且将他们置于巴基斯坦想要生存就必须实施的严格中央控制之下。这引发了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与当地大多数穆斯林的利益如此不符的巴基斯坦是如何产生的？[9]
对于这个问题，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夫·雅弗雷洛（Christophe Jaffrelot）在2015年的解释或许值得重视。雅弗雷洛认为，成形于19世纪的分离主义是使用乌尔都语的穆斯林精英分离主义。这些精英是莫卧儿帝国统治集团的后裔，这种分离主义在20世纪30-40年代加剧，这是这些精英对失去他们传统优势地位的恐惧所做出的反应并最终促使他们努力建立一个独立国家。[10]但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提出这一方案的人来自于穆斯林占少数的省份，但真纳所指定的组成巴基斯坦的省份却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这些地区并不是穆斯林联盟的根据地，不仅因为那里的穆斯林并没有感受到来自印度教徒的威胁，而且他们与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还维持着超越任何民族宗教意图的社会经济关系。[11]因此，雅弗雷洛认为，虽然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公开声称，他们要求建立巴基斯坦是为了保护伊斯兰教免受印度教的侵害，但实际上他们这样做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印度教徒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之侵扰。[12]这也意味着巴基斯坦的诞生未能有效调和穆斯林占多数省份与穆斯林占少数省份之间的利益，这对之后巴基斯坦的国家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13]
二、巴基斯坦国家建构的困境
巴基斯坦是世界上种族和语言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其每一个省份都与一个种族语言群体（ethnolinguistic group）相联系。部分地由于这种复杂性，1971年巴基斯坦成为二战后第一个遭到分裂的国家，其东翼成为新独立的孟加拉国。[14]而且，巴基斯坦独立时急需在复杂情势下新建一套中央政府机构，因而有学者认为巴基斯坦是一个研究国家建构的绝佳实验室，能够为后殖民国家的形成、巩固及重构提供独到洞见。[15]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从历史遗产、国家语言、军人干政及宗教因素等四个维度分析巴基斯坦的国家建构所面临的困境。
（一）历史遗产对巴基斯坦国家建构的影响
曾任英国南亚研究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ies）主席的南安普敦大学现代南亚历史名誉教授伊恩·塔尔博特（Ian Talbot）认为，尽管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需要建构一种新的认同，但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特性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历史遗产，这对巴基斯坦的国家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各省认同与穆斯林民族主义（Muslim nationalism）之间的冲突。二是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民族主义之间复杂的关系。三是政治偏激的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产生于穆斯林联盟对印度国大党和旁遮普统一派（Punjab Unionists）等反对派的孤注一掷的斗争中。四是殖民政权通过地主、部落首领以及土邦君主等中间人来间接统治的实践，使得独立后的巴基斯坦沿袭了一个地主的国家，其在农村推进社会平等的努力收效甚微。最后，巴基斯坦每个地区都继承了独特的历史传统，这在塑造其后殖民时代的发展中十分重要，但可惜在国家层面的政治研究中常被忽略。[16]
克里斯托夫·雅弗雷洛也基于历史的视角指出，自1947年甚至更早以来，政治人士主要来自传统乡村显贵，这些显贵可能是旁遮普的大地主、信德省的瓦德罗（waderos）、普什图地区的汗（khans）或俾路支省的萨达尔（sardars）。他们都体现了强烈的等级化社会伦理，并主导着农民对他们的依附关系，他们阻碍农村土地改革，而这又使得这种根深蒂固的保守体系得以持续。当前，这种依附模式继续在巴基斯坦主要政党中出现，因此雅弗雷洛认为，无论是政党还是军队掌权，其实保护的是同一阶级的利益，所以政策都是一以贯之的持续低税收，缺乏土地改革以及持续高水平军事支出。[17]
（二）国家语言对巴基斯坦国家整合的影响
时任麦克拉蒂咨询公司（McLarty Associates）印度与南亚主管的美国现代南亚文化历史学者艾丽莎·埃尔斯（Alyssa Ayres）结合民族国家理论和语言学，分析了将乌尔都语确定为巴基斯坦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的原因及其对巴基斯坦国家整合的影响。1951年将乌尔都语作为母语的巴基斯坦人数仅占总人口的3.3%。[18]那么，为什么要使用乌尔都语作为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呢？埃尔斯认为，在19世纪的北印度，随着印地语成为一种更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使用乌尔都语者感到自己受到攻击。因此，乌尔都语变成一种需要“捍卫”的语言，其支持者将其视为穆斯林生活方式的核心部分。与此同时，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改革（Religious Reformation）运动加剧了分裂生成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将乌尔都语完全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将印地语与印度教结合起来，因此在巴基斯坦独立之前就形成了“印地语-印度教徒-印度”口号与“乌尔都语-穆斯林-巴基斯坦”口号相对抗的情形。[19]巴基斯坦独立后，高度的政治集权以及对军方作为维持国家统一手段的过度依赖，使得历届统治者进一步强调创建单一的伊斯兰国家文化的必要性，而乌尔都语则成为其核心。[20]但是，这使得这个新国家文化基础的中心发生了位移：虽然对于北印度这一穆斯林占少数省份的人来说，捍卫乌尔都语可能是一个重要关注点，但它在最终形成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占多数地区并未达到类似的重要性。确实，在孟加拉有受人喜爱的孟加拉语，信德省有信德语，西北边境省有普什图语，而旁遮普省当然有旁遮普语。[21]因此，巴基斯坦独立十年后，亦即乌尔都语被确定为巴基斯坦国家语言的十年后，许多重大语言冲突已经在巴基斯坦出现，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也一直在作为国家语言的乌尔都语与各省对其传统语言的主张之间苦苦挣扎。[22]
（三）军队介入政治对巴基斯坦国家建构的影响
巴基斯坦独立后经历了三次军事政变，近一半的时间为军事政权，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巴基斯坦因而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干政和政军关系的重要案例，尤其是阿尤布·汗（Ayub Khan）在1958年的首次军事政变引起了政治学者经久的关注。
哈立德·赛义德（Khalid Bin Sayeed）在1959年尝试解释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1951-1958年的巴基斯坦非常像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那里每一个政治或地方团体彼此之间相互战斗，争夺权力的斗争无休无止且残酷无情。因此，巴基斯坦需要一剂猛药来治愈这一疾病，军事管制（martial law）就是利维坦，它在暴力威胁下维持法律、秩序及公共物品。[23]亨廷顿认为阿尤布·汗在1958-1968年的十年执政说明军人也可以作为制度建设者，将国家从普力夺体制推进到公民秩序阶段。[24]阿尤布·汗分三步建立了新的巴基斯坦政治制度，一是建立了“基本民主制”，使得巴基斯坦的政治活动首次开始从城市向外延展到广大农村，政治参与扩大了，政府获得了新的支持来源。二是制定了于1962年6月生效的新宪法，实现了强有力的总统制，促进了中央集权，三是默认了政党的合法化。因此，亨廷顿认为阿尤布·汗接近于担当起了卢梭理想中的“伟大立法者”的角色。[25]虽然亨廷顿对阿尤布·汗的评价很高，但孟加拉国达卡大学学者如娜克·贾汗（Rounaq Jahan）认为阿尤布·汗的政策对于巴基斯坦的国族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成为1971年东巴独立的重要因素。在阿尤布·汗的统治下，巴基斯坦统治精英强调政权建设（state-building），力争增强巴基斯坦在不利环境中独立生存的能力，但却忽视了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结果导致孟加拉人日益增长的疏离感。而且，军事政变带来了权力结构的改变，孟加拉人代表人数较多的政治精英丧失权力，孟加拉人代表极少的军事精英掌权，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末，东巴和西巴就处于分裂的边缘。[26]
（四）宗教因素对于巴基斯坦国家建构的影响
在巴基斯坦独立进程中，宗教成为立国的基础和依据；在国家建构中，宗教成为政治中的核心议题及整合的工具和纽带；在社会领域，宗教成为一种身份标识和文化力量。
早在20世纪50年代，卡拉德就指出，真纳等人领导了一个世俗运动，却建立了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国家，因此，巴基斯坦的立国经验与欧美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存在张力。欧美的观察者本能地感到一个国家的团结几乎完全依赖宗教是一个反常事物，民族国家应当是基于领土、经济、文化和传统的统一。1953年，巴基斯坦的国名被定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但是，大约4000万仍在印度的穆斯林兄弟应被当作外国人吗？仍在巴基斯坦的1000万非穆斯林是与穆斯林巴基斯坦人一样的完全公民（full citizen）吗？巴基斯坦与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关系是什么？在这三个问题上，法律与伊斯兰教感情相冲突，因而也没有一个清晰和一贯的答案。
鉴于巴基斯坦人口在种族和语言方面的显著差异，伊斯兰教被用作尝试实现统一的共同纽带。[27]但这导致的另一个危险的结果是穆斯林教义和教派的差异性增加，从而导致激进团体的演变。[28]而长期的经济停滞和教育缺失，也使得更多巴基斯坦青年拥抱宗教极端主义。有学者认为，到穆沙拉夫时期，宗教极端主义已达巅峰。许多极端宗教团体已经发展出独立的资金渠道，而且他们得到宗教政党的支持和庇护。[29]巴基斯坦的宗教政党已经成为一个全副武装且资金充沛的势力。[30]
研究巴基斯坦的一流学者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巴基斯坦裔或巴基斯坦籍的学者，另一类是出生于欧美的西方学者。第一类学者的学科背景是历史学、政治学、文学、国际法等，他们在英美的顶尖高校接受教育或作为访问学者，而且他们学术生涯的突破和转向往往都是在英美著名学术机构中发生的。一流的巴基斯坦裔美国学者还往往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顶尖的美国高校任职。
1908年出生的谢赫·穆罕默德·伊克拉姆（Sheikh Muhammad Ikram）是最早的一批研究巴基斯坦的学者。他本科和硕士就读于位于拉合尔的政府学院（Government College），于1928年获波斯语、英语和经济学学士学位，1930年获英语文学的硕士学位。他在1931年加入印度文官体系（Indian Civil Service），并经选拔于1931-1933 年被送往牛津大学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学习。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他在巴基斯坦公务员系统中任职。1953-1954年，他作为客座教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这里，伊克拉姆面对的是说英语的听众和西方的历史学学者，但由于他认同伊斯兰教，掌握波斯语，熟悉原始资料，他发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者存在不足之处，因而开始从文学转向历史研究并开始用英语而非乌尔都语讲授和写作印度次大陆穆斯林的历史、文明和统治。[31]由于在这个领域获得突出成就，他于1966年7月1日被任命为拉合尔伊斯兰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Islamic Culture）所长，直至 1973 年去世。
1956年出生于拉合尔的阿伊莎·贾拉尔（Ayesha Jalal）是一位巴基斯坦裔美国历史学家，也是鲜见的巴基斯坦裔女性顶尖历史学家，她现任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玛丽·理查森（Mary Richardson）历史学教授。贾拉尔14岁时随父亲到达美国纽约，1978年在美国著名私立女子文理学院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获得历史学和政治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Cambridge）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贾拉尔回到华盛顿，之后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学院（TheHarvard Academy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开展研究工作，并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塔夫茨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任教。[32]
贾拉尔主要研究现代南亚穆斯林身份的建构和巴基斯坦国家的建立，她在印巴分治问题上的立场曾受争议，她的《唯一的代言人：真纳、穆斯林联盟和对巴基斯坦的要求》（The Sole Spokesman: Jinnah, the Muslim League and the Demand for Pakistan）一书在1985年出版后，曾遭到数家巴基斯坦报纸的严厉批评，他们称贾拉尔低估了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建国过程中的影响力，并断言她受到印度学者的影响。但贾拉尔却说“我的工作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我并不是在寻求任何选票，也不想赢得任何人心。印度人讨厌我，就像巴基斯坦人讨厌我一样。我看起来像是在乎吗？”结果，贾拉尔作为一名方法严谨的历史学家而受到全世界尊敬。她于 1998年获得美国政府授予的麦克阿瑟奖学金（MacArthur Fellowship），2009年她获得巴基斯坦最高平民荣誉卓越之星奖（Sitara-e-Imtiaz），2019年印度报纸《印度教徒报》称她为“巴基斯坦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33]她也曾说“作为一名女性，必须比男性多工作200倍来证明她的奋斗精神，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地方，也存在严重的歧视。”[34]
第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巴基斯坦裔美国学者是1969年出生的专攻安全问题的哈桑·阿巴斯（Hassan Abbas），他于2005年出版的《走向极端主义的巴基斯坦：安拉、陆军及美国的反恐战争》（Pakistan’s Drift into Extremism: Allah, the Army, and America’s War on Terror）至今仍是巴基斯坦安全领域的重要著作。阿巴斯现任美国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国际安全事务学院（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国际安全研究教授及地区和分析研究系（Department of Regional and Analytical Studies）主任。他从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从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获得国际法硕士学位，[35]从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获得博士学位，并且于贝·布托（Benazir Bhutto）总理、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总统当政期间在巴基斯坦政府工作了10年。[36]阿巴斯曾于2002-2004年参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伊斯兰法律研究项目和谈判项目（Harvard Law School’s Islamic Legal Studies Program & Program on Negotiation），并于2005-2009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担任访问学者。[37]2009-2011年，阿巴斯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杰出的奎德·阿扎姆（Quaid i Azam） 教授。此外，他于2009-2011年在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任职。[38]在亚洲协会的资助下，他于2012年领导了一个关于巴基斯坦警察改革的独立委员会。[39]他还经常以分析家的身份出现在CNN、ABC、BBC、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等媒体上。
除了巴基斯坦籍和巴基斯坦裔的学者，欧美一直都有顶尖的巴基斯坦研究者，他们分布在英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学科背景主要为公共管理、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南亚研究。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外，他们或者活跃于西方主流媒体，或者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
出生于1924年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凯思·卡拉德（Keith Callard）或许是最早研究巴基斯坦的西方政治学者。卡拉德因参军而中断了本科学业，在印度军队中的多年服役经历让他掌握了乌尔都语，并且激发了他对新国家中的治理问题的兴趣，之后他师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公共管理学（public administration）的国际级权威罗伯森（W. A. Robson）教授。1948年，在罗伯森教授的强烈推荐下，卡拉德进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1950-1952年，他在哈佛大学访学2年，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一年，卡拉德开始研究印度制宪会议（Indian Constituent Assembly）的辩论，偶然间，他的事业开始成形。回到麦吉尔大学之后，他对印度和乌尔都语的了解使他能够开始研究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研究兴趣从英国和加拿大的公共治理问题转向巴基斯坦研究。1954年夏，他在麦吉尔伊斯兰研究小组（McGill Islamic Studies group）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在巴基斯坦进行了一年的实地考察，这成就了他于1957年出版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巴基斯坦：一项政治研究》。
对于当时由人类学、社会学和新闻学松散结合而成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卡拉德并不赞同，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东南亚研究者”（按当时的区域划分，巴基斯坦属于东南亚）或“伊斯兰研究者”，而是一名政治学家，有能力将自己的学科应用到任何领域。除了政治学的学科背景之外，他还努力学习语言，为了不打断正常工作节奏，他驱使自己通过紧张的暑期课程来学习阿拉伯语，以便开展对北非的严肃研究。此外，他还精通法语，1960 年春每周都在魁北克的拉瓦尔大学用法语发表一系列关于比较治理（comparative government）的讲座。他知道，如果不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就不可能了解该国的政治，因为语言传递了政治和社会行为中的微妙差别。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位一流的“区域研究”者，频繁接受广播和电视的邀请，并担任 CBC的评论员。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基于新独立国家的治理问题对西非、北非和巴基斯坦进行比较研究。他曾到加纳对西非的前英法殖民地的政治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却因为病毒感染于1961年9月26日在加纳不幸去世。他原本计划从那里前往突尼斯以完善去年夏天在那里开展的工作，然后，在埃及短暂停留后返回卡拉奇，以便更新他关于巴基斯坦政治的著作。[40]
出生于1964年的政治学家和南亚学家克里斯托夫·贾弗雷洛（Christophe Jaffrelot）可谓法国学者中研究巴基斯坦的代表人物。他于1991年获得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贾弗雷洛为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并于2000至2008年期间担任该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RI）主任，他目前也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高级研究员，并曾于1993 年荣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铜奖。他关于巴基斯坦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民族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塔利班和克什米尔的武装、政治、政变，他因著作《巴基斯坦综合症》（Le Syndrome Pakistanais）被法国国防部授予布赖恩地缘政治奖（Brienne Prize for geopolitics）。基于这些研究，他在巴黎政治学院开设了课程《再次位于十字路口的巴基斯坦》（Pakistan at the Crossroads Once Again）。他还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客座教授，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蒙特利尔大学任教。自2008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非常驻研究员。贾弗雷洛与法国政府联系密切，他是法国外交部的常任顾问。从2007年起他担任法国外交部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亚洲部（CNRS in Asia）合建的6个研究中心的科学委员会主席。自2012年起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政治学部（Political Science section）主席。除了发表严肃的学术文章及出版学术著作之外，他经常在印度的英文报刊《印度教徒报》（The Hindu）、《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和《大篷车》（The Caravan）撰写专栏。
出生于1936年的史蒂芬·菲利普·科恩（Stephen Philip Cohen）被誉为南亚安全研究中“大师中的大师”（guru of gurus），也是美国及西方研究巴基斯坦军队和安全的代表学者，他的《巴基斯坦军队》一书首次对作为一个机构的巴基斯坦军队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本科和硕士期间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政治科学，之后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政治科学和南亚研究的博士学位。他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从教30余年，之后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他曾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工作，也为美国国务院撰写研究报告。接下来在“观点集萃”栏目中，我们将对科恩关于巴基斯坦军队的研究作专门介绍。
注释：
[1]Keith Callard, Pakistan: A Political Stud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7, p. 11.
[2] Khalid Bin Sayeed, Pakistan: the formative phase, 1857-19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4.
[3] Ibid., p.7.
[4] Ibid., pp.7-9.
[5] S. M. Ikram, Modern Muslim India and the Birth of Pakistan, Lahore: Maktaba-e-Jadeed Press, 2016, p. 2.
[6]Ibid., p. xiii.
[7] Keith Callard, Pakistan: A Political Study, p. 11, 凯思·卡拉德被认为是第一位对巴基斯坦政治发展作出全面、客观、公正且证据充分研究的学者，参见A. R. Mallick, “Review of Pakistan: A Political Stud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4, No. 2, 1958, p. 255.
[8] David Taylor, “The Politics of Islam and Islamization in Pakistan,” in James P. Piscatori ed., Islam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90.
[9] Ayesha Jalal, The Sole Spokesman: Jinnah, the Muslim League and the demand for Pakist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4.
[10]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Pakistan Paradox, Instability and Resil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632.
[11] Ibid.
[12] Ibid., p.10.
[13] 近十年来，南亚次大陆穆斯林对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反对成为一个新兴研究范畴，参见Shamsul Islam, Muslims against Partition, New Delhi: Pharos Media & Publishing Pvt. Ltd., 2015; Ali Usman Qasmi and Megan Eaton Robb, eds., Muslims against the Muslim League: Critiques of the Idea of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4] Stephen Philip Cohen, The Idea of Pakista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201.
[15] Ayesha Jalal, The State of Martial Rule, The origins of Pakistan’s political economy of def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
[16] Ian Talbot, Pakistan: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8, pp. 12-13.
[17]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Pakistan Paradox, Instability and Resilience, pp. 633-635.
[18] 在占巴基斯坦总人口55%的孟加拉人中，98%以孟加拉语作为母语，以旁遮普语为母语的人口占巴基斯坦总人口的28%，以信德语和普什图语为母语的人口占巴基斯坦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3%和6.6%，参见Alyssa Ayres, Speaking like a state: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in Paki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2.
[19] Ibid., p.22.
[20] Ibid., p.34.
[21]Ibid., pp.22-23.
[22] Ibid., p.63.
[23] K. B. Sayeed, “The Collapse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in Pakista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13, No. 4, 1959, pp.389-90.
[24] 亨廷顿指出，“所谓普力夺社会，从狭义上说，就是指军人对政治的干预。”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
[25] 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04-208页。
[26] Rounaq Jahan, Pakistan: Failure in National Integr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3-6.
[27] Husain Haqqani, “The Role of Islam in Pakistan’s Futu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4-05, p.92.
[28] Iftikhar H. Malik, The History of Pakistan, Greenwood Press, 2008, p.206.
[29] Hassan Abbas, Pakistan’s Drift into Extremism: Allah, the Army, and America’s War on Terror, Routledge, 2005, pp. 9-13.
[30] Husain Haqqani, “the Role of Islam in Pakistan’s Future,” p.89.
[3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_M._Ikram.
[32] https://fletcher.tufts.edu/people/faculty/ayesha-jalal.
[33] https://www.thehindu.com/books/Pakistan-needs-to-breed-more-historians-Ayesha-Jalal/article13377953.ece.
[34] https://tribune.com.pk/story/696410/ayesha-jalal-borderline-politics, Ayesha Jalal: Borderline politics
[35] https://asiasociety.org/hassan-abbas.
[36] Hassan Abbas, Pakistan’s Drift into Extremism: Allah, the Army, and America’s War on Terror, p.276.
[37] https://nesa-center.org/faculty-hassan-abbas/
[38] https://cisa.ndu.edu/Portals/76/Documents/About/FacultyBios/HAbbas2016.pdf.
[39]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
[40] J. R. M. “Keith Brendon Callard, 1924-1961,”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 Issue. 2, 1962, pp.292-294.
观点集萃 | 史蒂芬·科恩的巴基斯坦军队研究
历任四届美国总统的南亚高级顾问的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在2011年指出，鉴于巴基斯坦的人口规模、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地位及其庞大的核武库，它对美国十分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对巴基斯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巴基斯坦研究在美国往往屈居印度之后。[1]正因如此，在美国真正的巴基斯坦专家也并不多见，但史蒂芬·菲利普·科恩（Stephen Philip Cohen）是巴基斯坦安全研究的泰斗和顶尖学者，他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巴基斯坦军队及这个国家提供了不可多得又必不可少的洞见。
1936年，科恩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立陶宛裔犹太人家庭，本科和硕士期间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政治科学，之后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和南亚研究的博士学位。他于1965年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开启其职业生涯，在那里从教30余年并成为荣休教授。1985-1987年，他供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1998年，他作为对外政策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加入布鲁金斯学会，2004年，他被美国世界事务委员会（World Affairs Councils of America）评选为美国对外政策领域最具影响力的500人之一。[2]为纪念他在学术和政策上开创性的贡献，布鲁金斯学会在2017年任命他为荣休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 emeritus）。[3]2019年，科恩因病去世，享年89岁。他去世后，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将其设立的论文奖命名为“斯蒂芬·P·科恩南亚国际政治最佳论文奖”。[4]
科恩是美国南亚安全领域的奠基者、领军者和经验丰富的实践者，他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这一领域并培养了许多顶尖分析人士，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guru of gurus）。在巴基斯坦军队这一极端重要但少人问津的领域，科恩的研究持续了半个世纪，他在1964年的《巴基斯坦军队与政治》（Arms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一文和1984年的《巴基斯坦军队》（The Pakistan Army）一书中对巴基斯坦军队作了专门论述，之后又在2004年的《巴基斯坦的理念》（The Idea of Pakistan）一书及2011年的《巴基斯坦的未来》（The Future of Pakistan）一书中辟出专门章节对巴基斯坦军队予以分析。[5]其中，《巴基斯坦军队》一书第一次对作为一个机构的巴基斯坦军队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关于宗教与现代军事组织之间的协调这一在伊斯兰世界中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6]此书是基于科恩多年的知识积累和1978-1980年间在巴基斯坦的多次调研访谈完成的，其核心部分曾作为报告递交给美国国务院。[7]此书最初的美国版本于1984年问世，虽然1985年齐亚·哈克（Zia-ul-Haq）禁止出版此书的巴基斯坦版本，但哈克本人仔细阅读并赞扬了此书。1988年6月，科恩与哈克最后一次见面，当时哈克不乏幽默地说：“让教授的这本书出版吧”，被禁反而让这本书拥有了更高的可信度。[8]由于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根本不写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悖的主题，这使得科恩对于巴基斯坦军队和安全的研究独具价值。[9]
一、巴基斯坦军官团的代际分析[10]
正如科恩所指出的，有的军队守卫国界，有的军队关心保护其社会地位，还有的军队捍卫一项事业或一种理念，而巴基斯坦军队三者兼而有之。[11]因此，要理解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必须理解巴基斯坦军队；要理解巴基斯坦军队，必须理解巴基斯坦的军官团（Officer Corps）；而代际分析恰是认识巴基斯坦军官团的一把钥匙。在科恩的《巴基斯坦军队》一书中，建国后半个世纪的巴基斯坦军官团可分为英国一代、美国一代及巴基斯坦一代。
（一）英国一代（the British Generation）
当巴基斯坦军队建立的时候，军官团体已经在英属印度的军队中接受了他们最初的职业训练，这一代军官团被称为“英国一代”，他们一般毕业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阿尤布·汗就属于这个团体并在位于桑赫斯特（Sandhurst）的英国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英属印度军队中，12%的穆斯林军官并非来自后来归属于巴基斯坦的那片区域，他们来自德里、印度北方邦（U.P.）、东旁遮普（Eastern Punjab）和中央印度（Central India），比西旁遮普和西北边境省的穆斯林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因而其中很多人位列最有能力的巴基斯坦军官之列，而且在当时构成了陆军和空军高级军官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一代军官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受到“印巴分治”的深刻影响。当建立巴基斯坦的决定作出以后，许多穆斯林军官不得不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作出选择，加入巴基斯坦军队意味着离开故土，举家搬迁，投入一个新的国家和一支新的军队。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印度？一个核心的且反复出现的动机就是与占多数的印度教徒关系中的不公正感和恐惧感。“印巴分治”的暴力经历使得几乎所有这些巴军方的新任军官将对共同敌人的怀疑（而非恐惧）铭刻于心，而对印度的不信任——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也成为他们留给巴基斯坦军队的部分遗产。“印巴分治”的苦涩经历也让这些军官认识到，他们的专业贡献对于这个新国家十分关键。
第二，对军事之外的政治和社会活动持谨慎态度。大部分新任巴基斯坦军官继续视他们的英国前辈为值得尊敬的职业典范，而旧式印度军队的核心结构和相对有限的社会角色也得到了保留。当时这支军队面临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充当人民军队并开展社会和国家建构的任务。一方面，英国一代的军官证明自己已经深度参与道路建设、土木工程、洪灾救济、公司运营等任务，另一方面，由于担心影响军队的备战状态和专业化建设，这一代军官深深抵制更多的社会活动，许多将军完全拒绝人民军队（people’s army）的概念，尽管他们声称巴基斯坦的军队是一支国家的军队（national army），因此对专业精神的关注仍是这一代军官的核心信念之一。
第三，负责建立和指挥主要的训练和教育机构。这些由英国训练的一代军官是创建巴基斯坦军队的一代，他们深度参与到后辈军官的训练之中，意识到必须立即创建各种训练机构，如此军队才能生存，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此外，他们还与英国以外的国家发展了广泛的军事联系，其中与美国的联系促进了巴基斯坦军队装备和技术的提升，但也推迟了对美国一代巴基斯坦军官的许多政治观念的批判性考察。
（二）美国一代（the American Generation）
于1950-65年入伍的这一代军官有三个特征。首先，他们全方位地受到美军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美国或从美国人那里接受训练，伴随着美式装备和训练而来的是美国军队的学说、美式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美式流行文化。相较于英国组织模式强调节约人力物力及遵守传统，美国的军事哲学强调机械化和大量使用武器弹药。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意识到美国方式也许不能总是成功，巴基斯坦军队才开始寻找自己的战略和组织模式。此外，与美国的接触也使得巴军方更客观地研究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美国的学说主要考虑的是镇压此类战争，但巴军方研究的目的是发动人民战争反对印度，或者发展人民的军队作为第二道防线。
第二，这些军官缺乏与印度军队的直接接触，而且对印军弱点有所夸张，一些人甚至完全相信一个巴基斯坦士兵的战斗力等于5名、10名甚至更多的印度士兵。
第三，至少在1970年前这一代巴基斯坦军官在尝试塑造和控制巴基斯坦政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是，印度人从1962和1965年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巴基斯坦则故意压制公众对军队表现的批评，而且巴军方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军队自身的专业水准有着破坏性影响，而这仍然是这一代巴基斯坦军官的主要教训之一。
（三）巴基斯坦一代（the Pakistan Generation）
这一代军官于70年代初之后加入军队，其突出特征是他们是最纯的“巴基斯坦人”。他们代表着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他们最少受到外国的专业影响，而且他们来自于与印度没有直接接触的一代。这一代职业生涯早期以紧张治学为特征。在担任陆军参谋长（Chief of the Army Staff）期间，齐亚·哈克主要的军事兴趣是恢复陆军的完整性并提升军官团的素质，他将作战军官送往巴基斯坦各大学接受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非军事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但许多巴基斯坦军官意识到即使实施了广泛的改革并且提升了军官团的素质，也不能保证他们今后数年遇到的问题将不会压垮他们，这些问题包括无法将军事从政治中区分开来，巴基斯坦国内因军队试图改造社会并使社会伊斯兰化而存在的深刻分歧，以及该国面临的战略包围。
第二，他们入伍的时间是1971年巴基斯坦军队被击败之后，当时巴军方的声誉和威望都跌入谷底，这产生了两个主要影响，一是这一代军官的主要对外政策经验是1971年遭印度的羞辱，因此许多军官之后都要求进行报复；二是这一时期加入巴基斯坦陆军的肯定不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而更多的是趋炎附势的人，政治上保守的人，以及与社会脱节的人。
第三，这些军官也许更“伊斯兰化”，而且并不会过于担心军队在巴基斯坦政治中的角色。齐亚·哈克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强调伊斯兰教，鼓励军队中的伊斯兰教狂热分子。对一些军官而言，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成为一个新的巴基斯坦战略的原型——针对国内和外国敌人的代理人战争。其中有的少将公开谈论将巴基斯坦及其军队进行伊斯兰化的必要。
关于今后巴基斯坦军官团所面临的挑战，科恩认为巴基斯坦核心的军队-社会议题并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军队是否应该重新定义和重组自身，以此来削减其规模，维持其专业性并使得军队吸引那些聪明且有雄心的巴基斯坦人。最大的问题是未来的军官是否会维持军队作为一个统一实体的观念，如果整体性意识受到削弱，那么文官集团有可能尝试依据意识形态、阶级及个人的分野来分化军队，这也将增加军官团内部出现尖锐意识形态分歧的风险。
二、伊斯兰教与军官团[12]
科恩认为，伊斯兰教与巴基斯坦军队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队将巴基斯坦视作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方式，二是在军队中如何应用伊斯兰教的原则，三是伊斯兰教与当代战略学说之间的协调。
在第一个问题上，其实在巴基斯坦刚刚独立时，组成巴军的年轻军官更倾向于西方化，他们受过更多教育，对印度的冒犯更敏感，其主要的注意力在于建立一个组织并发展战略学说，而较少关心建立一个完美的伊斯兰教国家。而且，先后与英军和美军的密切关系鼓励巴军官团推迟考虑伊斯兰教与军队的议题，军队服务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就够了。但是，随着巴基斯坦政治和军事的失败，齐亚·哈克开始认真地将伊斯兰教作为社会发展的指导，以及越来越多地从巴社会中的传统部分招募军官，在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中军队和政权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显著。军官们开始询问，何种国际模式可能比世俗的英国或美国模式更适合巴基斯坦军队？巴基斯坦士兵如何能够以一种伊斯兰教的方式去正确看待他们的国家？军队如何能够反映或推进那种伊斯兰教的特征？这一转变的发生花了很多年，但是一支“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军队（Islamic Pakistan Army）”的轮廓到90年代已然清晰。在这个转变中，内在的紧张和矛盾是明显的。典型的军官在外表和价值观上是高度西方化的，然而他们是真正的穆斯林和巴基斯坦人，对这些熟悉国内情况且具世界眼光的军官而言，伊斯兰教并没有提供一个完全的样板和模式，而巴基斯坦领导人则希望这两种文化的混合能够在军队中实现良好的治理，进而让全社会都来效仿。
在军队中应用伊斯兰教原则这个问题上，巴军方在70年代末曾有过有限的尝试，在巴基斯坦军事学院（the Pakistan Military Academy）引进伊斯兰教的教学，但仅仅是作为常规专业和学术科目的补充。之后，在齐亚·哈克的强烈鼓励下，伊斯兰教也被引进作为巴指挥与参谋学院（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课程的一部分，学员需要加强西方战略和军事学说的学习，但也要借此增强他们的伊斯兰教核心价值观，这使得一些“巴基斯坦一代”的军官愿意加速军队的伊斯兰化。齐亚·哈克所希望看到的是专业化的穆斯林军官，但科恩认为这些军官缺乏与西方社会直接接触的负面效果逐渐显现。
在伊斯兰教与当代战略学说间的协调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巴基斯坦军官都不愿意放弃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以及谢林（Schelling）等西方战略家的理论，因为西方之前正是在这些战略学说的指导之下击败了非西方世界。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军官拒绝或从根本上重新解释西方战略思想的基本信条，他们尝试通过解释古兰经从而发展出一种伊斯兰教的战争和战略学说。这两方面的结果是在巴军官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伊斯兰教和西方战争理论的融合，比如巴基斯坦采取了一种与之前所有核大国都相当不同的战略路径，将伊斯兰教中关于威慑和惩罚的内容与新古典西方理论结合在一起，发展出自己的战略核学说（nuclear doctrine）。[13]
三、巴基斯坦军队与政治
这方面的一个关键是如何理解巴基斯坦军队对政治的介入。对于这一过程，巴基斯坦军队愿意相信他们的政治行动有时确是政治真空所导致的结果，但科恩认为军队领导层中的部分人过度热衷于获取权力也是事实，至于军队未来在巴基斯坦的政治角色，没必要辩论军队究竟是被拉入政治（由于文官领导人的不称职），还是被推入政治（以确保文官不会追求有损军方利益的政策），而是必须着眼于政治解释、文化解释以及对巴基斯坦军队自身历史和军事学说的道德观的考虑。军队不仅相信他保卫国家免遭外部敌人侵扰，而且许多军官认为军队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在确保巴基斯坦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仍然信奉纯粹和真正的伊斯兰教。许多人相信巴基斯坦军队是唯一能够将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机构，但这一论点中有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鉴于军队对官僚机构或政党表现不满时已多次干预，它将不会允许后者成为一个有效的国家机构。[14]巴基斯坦的情况是，一支优秀的军队依赖于失败的经济、分裂的社会和不可靠的政客。军队缺乏解决巴基斯坦问题的能力，却不愿给其他国家机构和政治体系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它对他人错误的容忍度很低，但当它掌权时，它自己通常会把问题弄得更糟。[15]因此，科恩认为，要扭转巴基斯坦的颓势，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必须更好地理解新的国际环境，更客观地评估印度以及巴基斯坦自身的深层次结构和社会问题。
四、军队与巴国内极端组织[16]
21世纪以来，一些南美国家的军队被赶下台且其军队的自主权持续减少，其部分原因在于最初促使军队控制政治体系的内部威胁逐渐消失。与此相比，科恩认为巴基斯坦的困境不仅在于国内存在新的严重威胁，而且外部威胁依然存在，巴军方所看到的是印度在幕后操纵巴国内的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组织，考虑到印度曾参与东巴基斯坦的独立，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应。但讽刺的是，巴军方自己也培育了许多此类组织并在21世纪头十年遭遇反冲。比如巴军方与激进组织及恐怖主义组织虔诚军（Lashkar-e-Tayyiba）的持续联系已构成巴军方面临的一个问题，创建虔诚军的目的是在克什米尔向印度施压，虽然虔诚军并未以巴军队和政权为目标，而且巴军方利用虔诚军来平衡更激进的团体，但虔诚军本身的野心和能力可能正在增强。巴基斯坦高级情报官员坦承三军情报局“校友会”（alumni association）已经失控，科恩认为这一说法属实，且让外界心有余悸。
在应对国内极端组织方面，巴基斯坦陆军之前曾一度放弃反叛乱行动（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转而采用其传统的“低烈度冲突”（low-intensity conflict）战略，其中包含快进快出的行动，但近年来巴基斯坦陆军正在为系统性的扩展其反叛乱行动做好准备，巴基斯坦军方已经认识到必须拥有强大的文职机构来对抗深深扎根于边境地区的叛乱分子。巴陆军在边境地区伤亡惨重，同时他们发现很难用旁遮普人组成的军队与普什图的敌人作战，而且这些军官并不为自己进入传统部落区开展反叛乱行动而感到自豪，但考虑到对整个国家，特别是对军队的公开挑战，这种国内叛乱是比印度更直接的威胁。
注释：
[1]Bruce Riedel, “Foreword”, in Stephen P. Cohen and others, The Future of Pakistan, pp. vii-ix.
[2]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cohens_bio.pdf.
[3] https://www.brookings.edu/people/stephen-p-cohen/. "Stephen P. Cohen". Brookings. Retrieved 2023-09-03.
[4] "Stephen P. Cohen Best Paper Awar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South Asia". www.isanet.org. Retrieved 2023-09-03.
[5]分别参见Stephen P. Cohen, “Arms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 India Quarterly: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Issue 4, 1964, pp. 403-420; Stephen P. Cohen, The Pakistan Army, With a New Foreword and Epilogu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Stephen Philip Cohen, The Idea of Pakista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Stephen P. Cohen and others, The Future of Pakista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1.
[6] Sunil Dasgupta, “Stephen P. Cohen’s disciplinary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November 4,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stephen-p-cohens-disciplinary-contribution-to-political-science/.
[7] Stephen P. Cohen, The Pakistan Army, With a New Foreword and Epilogu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
[8]Ibid., p.xii.
[9] Stephen P. Cohen, The Idea of Pakistan, p. 337.
[10] 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军队》一书，参见Stephen P. Cohen, The Pakistan Army, With a New Foreword and Epilogue, pp. 52-85, pp.169-172.
[11] Stephen P. Cohen, The Pakistan Army, With a New Foreword and Epilogue, p.105.
[12] 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军队》一书第四章，参见Stephen P. Cohen, The Pakistan Army, With a New Foreword and Epilogue, pp.86-104.
[13] Stephen P. Cohen, The Pakistan Army, With a New Foreword and Epilogue, p.30.
[14] Ibid., p. 131.
[15] Stephen P. Cohen, The Idea of Pakistan, p.130.
[16] Stephen P. Cohen, “Pakistan: Arrival and Departure,” in Stephen P. Cohen and others, The Future of Pakistan, pp.31-32.
学人访谈 | 唐孟生教授、杨翠柏教授谈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
围绕中国巴基斯坦研究的历史沿革与提升路径，本期简讯特邀编辑修光敏博士分别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唐孟生教授和四川大学法学院杨翠柏教授进行访谈。2024年9月13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唐孟生教授在其办公室接受访谈邀请，探讨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的历史沿革。2024年11月7日，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勋章获得者杨翠柏教授在其办公室接受访谈邀请，探讨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的提升路径。
一、唐孟生教授访谈
修光敏博士：唐教授您好！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的采访。您是国内巴基斯坦研究界的前辈，是中国巴基斯坦研究的亲历者和推动者，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巴基斯坦研究的发展历程？
唐孟生教授：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的起步期，1978-90年代末的发展期，90年代末-2012年的兴旺期，2013年至今的繁荣期。
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为新的独立国家。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诞生。中国和巴基斯坦地缘毗邻，但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迥然不同，在美苏冷战背景下，两国迅速建交且关系不断发展。1951年5月21日中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随之而起。目前见到最早的研究著作是，195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麦浪编著的《今日巴基斯坦》。后来，陆续又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著作出版。这时期巴基斯坦研究的特点，一是研究多以游记见闻、情况介绍以及资料翻译为主；二是有相当多的研究主要还是在印度研究的背景下进行；三是翻译推介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前苏联学者研究成果的翻译。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中巴关系进一步密切，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促使国内开始重视独立的巴基斯坦研究，然而在之后“文革”十年中，国内巴基斯坦研究再度陷入低谷。但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四川大学外语系翻译组翻译出版了巴基斯坦知名历史学家I. H.库雷希主编的四卷本《巴基斯坦简史》，成为这时期的一个重要成果。
1978年改革开放至90年代末，巴基斯坦研究迎来探索和发展期。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呈现出“南北共进”的格局：在南方，成立于1964年的四川大学印度研究室于1978年扩展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并出版了学术刊物《南亚研究季刊》；在北方，1978年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建的南亚研究所，地址设在北京大学（静园）六院，由季羡林先生担任所长，其中设有巴基斯坦研究室，并创办了《南亚研究》《南亚译丛》等学术期刊。总体来说，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更注重巴基斯坦和南亚的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而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则更专注于南亚的社会、历史、宗教、文化和语言的研究。但由于专门的巴基斯坦研究机构较少，因而相较于对印度的研究，这一阶段的巴基斯坦研究仍显不足。
从90年代末至2012年，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美国和俄罗斯纷纷从自身利益出发，调整与南亚国家的关系，而中巴关系则历经了国际风云和时代变迁的考验，坚如磐石、历久弥坚。从90年代末开始，“走出去”逐步成为国家战略，此时虽然“区域国别研究”尚未正式提出，但学界已进一步加大了对外国、尤其是周边地区的研究。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政府也意识到有必要推动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因此，在中巴两国的双向驱动之下，一批巴基斯坦研究中心纷纷在国内著名高校成立，仅在2007-2009年，在巴基斯坦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先后设立了巴基斯坦研究中心。2011年江苏师范大学和西华师范大学也成立了巴基斯坦研究中心，这些中心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巴基斯坦研究的发展。研究中心建立的同时，创造出一批重要的开创性学术成果,出版了许多有关巴基斯坦研究的专著，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
2013年至今，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进入繁荣期。2013年中巴经济走廊正式启动，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明确了中巴经济走廊对两国务实合作的引领作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实施后，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等领域的交往日趋紧密,这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巴基斯坦研究。此后，云南省社科院、武汉地质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喀什大学、北方民族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内蒙鸿德文理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工商大学、西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众多国内高校纷纷建立了专门的巴基斯坦研究机构，国内巴基斯坦研究的机构和成果更加多元，格局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南北并进”发展为“多点互济”。围绕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巴基斯坦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及自然环境等方面都得到了全方位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2024年6月22日-23日，首次全国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成功举行，今后我们还可以围绕具体议题举行更为深入的研讨。
二、杨翠柏教授访谈
修光敏博士：杨教授您好！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的采访。您曾长期对巴基斯坦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所做出的成果不仅获得学界同行的认可，也得到两国政府的肯定。能否请您基于您的研究经验谈谈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应如何进一步提升？
杨翠柏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近年来，在中巴经济走廊不断推进和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在方法、议题和机构建设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当前，我们对巴基斯坦的基础性研究仍然不足，还存在追逐热点的情况。所以，在方法上，我们首先需要有对巴基斯坦中长时段的宏观把握，基于这种扎实的基础研究所提出的对策建议才不会仅仅针对某一次热点事件进行孤立的分析，而是能够综合把握宗教、政治、安全等议题的历史脉络，从而做出前瞻性和预见性的判断。其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把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结合起来。就我的经历而言，在研究巴基斯坦的最初10多年里，我主要是利用文献资料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出版了《当代巴基斯坦》《列国志·巴基斯坦》等著作，这些作品引起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的注意，之后他们邀请我于2004年3月到访伊斯兰堡、拉合尔、卡拉奇等著名城市参观，巴军方还带我们深入克什米尔印巴对峙前线的战壕中考察，这些经历都加深了我对巴基斯坦的认识。随后在与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的研讨中，我提议应建立“中巴自由贸易区”，该建议受到两国政府的重视，2006年11月中巴两国签署自贸协定。因此，如果青年学者能够将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结合起来，将能够推动我们的巴基斯坦研究。
在议题上，第一，应重点关注巴国内的政党政治、家族政治、族群政治以及部落政治，这些都是巴基斯坦国内的重要政治力量，对巴政治走向都有着重要影响。第二，要关注巴基斯坦与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关系，把巴基斯坦放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加以研究。比如，巴基斯坦的政教关系和宗教形态就与该国在伊斯兰世界中的位置有关，具体而言，巴基斯坦国内的宗教派别和宗教学校（madrassa）都与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对巴政策紧密相连。这方面中国学者关注不多，未来大有可为。第三，要跟踪研究美国等世界大国（包括历史上的英国）以及一些区域大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历史上巴基斯坦就被深深地打上了大国博弈的烙印，比如19世纪的英俄大博弈、20世纪的美苏冷战；而当前巴基斯坦恐怖袭击频发，也与地区和域外国家有着紧密联系。
在机构建设上，国内的巴基斯坦研究机构一方面需要一支稳定的研究队伍，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应该在学科分布上形成合力，一些巴基斯坦研究重镇最好能够对巴基斯坦的政治、经济、安全、法律、宗教、文化都有所研究，比如巴基斯坦的法律其实自成体系，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但国内目前在这一块基本还是空白，因而这一点其实也是与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要求相一致的。此外，目前国内的巴基斯坦研究机构更多地是在与巴基斯坦的相关机构进行双边交流，这固然很重要，但还应进一步加强与欧美的巴基斯坦研究机构的交流，它们开展巴基斯坦研究的历史比较悠久，资料比较丰富，因此有必要看看它们作为域外机构如何看待巴基斯坦。
学人简介
唐孟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攻南亚历史、巴基斯坦研究、南亚伊斯兰文化等。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国家发改委委托研究项目等10多项，近几年主要项目有：“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产业合作与产业园区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研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的中阿巴经济合作”“加大外宣力度，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出版学术著作多部，主要有《印度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巴基斯坦社会与文化》《印度中世纪宗教文学》（上下册），获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有：《论齐亚哈克的伊斯兰化》《巴基斯坦与印度政治制度比较》《巴基斯坦反恐任重道远》《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的旗舰与标杆》“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and CEPC”及多份内部研究报告等，涉及南亚、巴基斯坦的历史、宗教、文化等。2003年获巴基斯坦总统颁发的“贡献之星”勋章，2006年获巴基斯坦总统授予的“伟大领袖之星”勋章，2023年获巴基斯坦政府颁发的“卓越之星”勋章。
杨翠柏，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南亚学会理事，曾任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先后在剑桥大学、巴基斯坦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访学和研究。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南亚国家能源资源与环境政策与法律研究”和“南亚政治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列国志·巴基斯坦”。出版专著《巴基斯坦史—清真之国的文化与历史发展》《列国志·巴基斯坦》《当代巴基斯坦》《南亚政治发展与宪政研究》《南亚国家贸易与环境保护法律研究》《印度政治与法律》等，发表论文《论〈中巴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论〈中巴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论巴基斯坦宗教自由权》《〈布托宪法〉与巴基斯坦联邦制》《南亚区域自由贸易框架条约评介》《从地缘政治经济看大国与阿富汗内战》等。2006年获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总统颁发的“国父真纳”勋章。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修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