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编者按：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基本概念、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仍有待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级大国，其开展区域国别学研究并不晚于美国，成果也颇为丰硕，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理论方法和研究框架。分析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区域学和区域国别研究的见解和评价，不仅可以了解中国与俄罗斯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差异，还能发现我们在该领域研究中的不足。
与中国一样，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也一直是由国家来主导的。从早期研究的出现至今，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的演化过程与俄国重大政治变革密切相关，其背后反映了俄国国家社会需求的现实转向。与目前中国相比，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起源、演化、现状，始终与地理学拓展、资源探查乃至这个欧亚传统帝国的历史传统密不可分。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1世纪到17世纪初，这个阶段在俄罗斯逐渐形成了区域空间的概念。俄罗斯的区域国别研究可以追溯到11世纪，起源于俄罗斯的编年史。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的区域学起源于俄罗斯的编年史，因为编年史不仅形成了民族意识，还创造了地域空间（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的概念，其在原始地域知识体系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续区域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12世纪到16世纪，俄国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们在四处游历之后，记载下一些异域风土人文，并写成“纪行”。这类作品在记载方式、体裁和关注领域等方面与欧洲当时的同类作品相似。
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初。随着欧洲地理学和地图学的传入，俄罗斯的历史地理、经济地理、区域地理以及后来的政治地理得以发展，这是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以地理学为基础的区域国别研究与俄罗斯在17世纪之后的向外领土扩张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1618年以后,俄罗斯在东部向西伯利亚、在西部向波罗的海、在南部向黑海和克里米亚不断扩张。早期的区域国别研究在俄罗斯对外领土扩张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俄罗斯帝国版图不断地扩大，国家需要对新征服的领土、人口和自然资源进行测绘和统计，这就促使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形成了“域内”和“域外”两个研究方向。
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苏联时期。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政治、社会以及国家发展走上了与沙皇时期完全不同的道路，苏联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逐渐形成了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新诞生的苏联依据自身国家需求，区域国别研究既延续了“域内”和“域外”两个总体研究方向，又形成了新的研究目标和内容。一方面，新的国家工农业经济区域的形成以及地域分工不断深化，苏维埃政府按照自然条件、资源、人口等方面划分国家经济区域，使用区域方法指导国家经济发展，将经济地理研究纳入区域国别研究。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出于论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先进性和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大力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立。
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第四阶段是苏联解体以后直至今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无论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还是外部的地缘政治格局，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开始了重新建构。不过，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俄罗斯依然继承了“由内向外”的区域国别研究导向，将区域学分为俄罗斯区域学和域外区域学。俄罗斯区域学主要针对俄罗斯国内的区域进行研究，域外区域学将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还研究区域间关系以及特定地区之间的关系。因而，俄罗斯学者在探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时，不仅讨论中国的域外知识体系建构以及域外研究，还关注中国国内的区域发展研究。
为此，本期“学之探究”主要介绍了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区域知识体系形成的评述，“观点集萃”主要阐述了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中国当代区域国别研究，“学人访谈”部分刊出了本刊编辑对俄罗斯学者S. B.马凯耶娃的采访，就俄罗斯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发表看法。
学之探究 | 俄罗斯视域下中国区域知识体系的形成
由于俄罗斯学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的区域学起源于古老的编年史，其基础为地理学，因而俄罗斯学者在讨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时也沿用了同样的思路。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国的区域发展是由完善的地理区域知识体系支撑的，中国的地理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区域知识体系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
第一阶段： 原始区域知识积累时期（从古代到1860年）；
第二阶段：系统区域知识体系形成阶段（19世纪中叶至1949年）；
第三阶段：现代区域知识体系发展阶段（从1949年至今）。
由于俄国的区域学研究最初是从探索国内领土发展起来的，因而区域学和地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区域学在俄罗斯一度被视为地理学的分支。因此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区域国别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依据中国地理学的发展阶段。俄罗斯历史学家和理论家V. T. Zaychikov指出，中国地理资料实际上提供了绝大多数关于特定地点和定居点的信息。中国地理地图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地点的完整特点，甚至对单个山丘、山峰和最小的支流进行了细致的描述[2]。正如俄罗斯科学院联邦研究和社会学中心人口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凯耶娃（S. B. Makeeva）所说，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研究人员在其相关领域的叙述分析为中国区域研究知识体系的先决条件的创造和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3]因而，中国区域知识体系的形成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国人民独特的世界观直接相关。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中国研究邻国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4]中国区域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从古代到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换句话来说，在西方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就已经处于原始区域知识积累阶段。俄罗斯学者马凯耶娃认为，最早的具有区域学特点的记录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的出现：在商朝的甲骨文上，可以发现对各种自然现象的描述，如日食、月食、晴朗和多云的天气、风、雨、雷、闪电等，还出现了城市、河流、定居点、狩猎场和民族定居点的名称。[5]
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国很多哲学经典、地理专著和文人游记中记载了大量区域知识，这些知识是中国区域学发展的重要基础。[6]周朝时期的《易经》是中国哲学最具开创性的一部著作。中国学者在其中首次提到了“地理”这一概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科学继续发展，出现了很多地理专著，如《禹贡》。这项工作的实际意义在于，书中所划分的自然地理区域与当时的行政政治区域并不一致，它们是根据物理地理特征的共性来划分的，[7]这样的地理分区尝试为未来中国区域发展研究的空间分析奠定了基础。[8]此外，《山海经》中不仅记录了神话故事，还记载了中国和邻国的地理现实情况。[9]汉代时期，丝绸之路开始形成，这对扩大中国人的区域知识具有重要意义。[10]《汉书·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用“地理”命名的地理学著作，总结了当时中国研究地理的情况以及原因。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的地理部分描述了中国周边区域的基本情况。南北朝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了江河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镇、地形物产、风土人情、历史古迹等。[11]
唐朝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贾耽对中国的原始区域学知识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绘制《海内华夷图》，撰写《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作为地图的文字说明。除此之外，他还编写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等等。另外，在唐代玄奘口述编撰的地理史籍《大唐西域记》中，他描述了个人经历以及从他人处获取的信息，涵盖了138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现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富汗境内、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区域的地理特征、海上和陆上交通、气候、自然资源、历史、宗教、经济、文化和不同人民的习俗和喜好。[12]这部书籍为之后中国的中亚和南亚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宋朝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有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和赵汝适编撰的《诸蕃志》，前者记述了宋朝的疆域版图，后者是一部记述海外地理的名著，描述了南宋时期中国东方、南方、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所有外部已知世界。北宋时期，中国传统绘图技术进一步发展，其中沈括的贡献最大。沈括主持编绘的《天下州县图》代表了北宋的最高制图水平。他所著的《梦溪笔谈》收集了整个中世纪中国掌握的科学知识，在数学、天文学、物理、生物、地理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13]
元朝时期的中国更为开放，出现了一批探索外部世界的中国学者。耶律楚材编撰的《西游录》详细描述了中亚的文化和地理情况。道教全真派道士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了道士长春真人丘处机一行在蒙古高原、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所见所闻。航海家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述了海外诸国见闻，他历经海南岛、爪哇、菲律宾、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埃及、摩洛哥、索马里、莫桑比克、到达澳大利亚。周达观所著的《真腊风土记》描述了柬埔寨真腊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这些著作为中国扩大中国以外边境地区和领土的区域知识做出了重大贡献。[14]
明清时期是中国地理发现和探险的黄金时期，中国对外世界知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明代的郑和航海。《永乐大典》记载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和其他百科文献。清朝时期的地图绘制记述又更进一步，《皇舆全览图》是康熙皇帝下令绘制的一幅绘有经纬网的中国地图，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之后，乾隆皇帝下令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了《乾隆内府舆图》。除了官方地图，清代中国还对许多原始区域学著作进行了补充和修订。例如，胡渭撰著的《禹贡锥指》，对《禹贡》进行了评论和完善，这组地图成为了传统解经地图最高成就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是中国丛书中保存区域文化典籍数量最多的。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区域学发展第一阶段的成果给予了很高评价，不仅研究了中国的一些哲学经典专著中有关早期区域学知识的相关内容，还关注到中国很多地理文献和地理学专著对中国区域学知识的积累起到的重要作用，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也体现了俄罗斯的汉学研究不仅仅注重研究中俄两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作品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叶至1949年，这是中国系统区域知识体系的形成阶段。俄罗斯学者认为，该阶段最大的特点是中国地理知识发展极大地受到了西方地理科学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最终转变为半殖民地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科学家开始意识到有必要从不同的角度向西方学习：无论是从需要通过学习更先进的西方科学来弥补自身的落后的角度，还是从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只有通过学习敌人的科学和技术才能战胜敌人。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历史经验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区域发展和国家军事力量恢复。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是第一部全面描述有关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地理、历史、政治、文化、军事力量、宗教的区域研究著作。[15]
在这个阶段，中国科学家的科学活动成果得到了实际应用，在整个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清朝时期，西方科学已然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呼吁改革和发展对外贸易。因而，中国对地理教育高度重视。到20世纪初，清政府在学校和大学都设立了地理必修课程。根据V. T. Zaychikov的说法，中国这个阶段的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地理思想的影响，因为随着西方对中国的经济扩张，中国科学领域也受到了西方影响，包括与自然资源研究有关的地理和地质学领域。当时中国的主要地理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外国人进行的，他们选择了他们最感兴趣的地区进行研究。[16]例如，乔治·克雷西在上海大学教授西方地质学和地理学，并利用假期研究中国地理和地质构造。
在20世纪初，中国对外研究受到了西欧和日本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在地理学框架下以研究其它国家和地区为主的 “国情学”。这主要是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地理学开始获得一定的“独立性”，第一批关于地理的教科书被编写出来，中国陆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地理学家。中国第一位现代地理学家张相文于1901年出版了地理教科书。他与竺可桢、翁文灏于1934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并共同创办了《地理学报》，主要刊登能反映地理学科最高学术水平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国情分析主要集中在研究外国的物理地理位置、经济地理以及军事、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成就。此外，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地理学不断细化，包括气候学、经济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水文学和地貌学，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1923年，张相文主持出版的《世界经济地理教程》是中国学者第一部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外国的著作。此后，中国国情学研究主要运用描述性分析和描述性统计的方法来研究外国的区域发展，研究国家的主要社会特征、主要特点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其它领域的情况。在此过程中，国情学研究逐渐从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慢慢延展到社会科学领域，主要研究对象是“民族特征”和“国家情况”。“民族特征”是国家在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的主要特征，例如社会特征、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人口、科技、教育、文化、民族构成、宗教、资源，即所有决定、限制或影响国家综合实力、政治力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17]
俄罗斯学者认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在借鉴外国历史经验和西欧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使国家摆脱科技落后的局面，这是中国区域知识体系形成的先决条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全面研究外国的目标是在中国社会区域传统形成的框架内研究中国和其它国家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发展。[18]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国情学框架内研究外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科学研究成果开始被中国社会政治力量所使用。中国区域学学科正朝着专业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19]
第三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这是现代区域知识发展阶段。[20]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带领下的中国共产党将国情学作为科学发展的优先领域之一，在主要的大学中大力推动国情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团队建设。中国建立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相关组织和机构。1949年，中国地理学会加入国际地理学会。1950年，中国地质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合并，在各省设立了地理学会分会。195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对区域研究进行了专门统一的划分。另外，20世纪50年代，中国许多大学开设了地理系，在南京、广州、北京、兰州、成都、西安等地开设了大约30个地理系和研究室。中国的地理知识继续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包括经济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气候学、水文学、地貌学、生物地形学等。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础上创建了专门研究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所。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区域发展曾受到苏联科学家的帮助，也借鉴了苏联在经济地理劳动分工、建立工业发展地区规划组织、关键设施建设和工业化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在自然、农业、经济区域规划和领土生产互补方面的教学过程中大量引用了苏联学者的理论。此外，中国地理学家在苏联经济地理学框架内的区域发展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翻译了大量苏联学者的相关著作，如I．A．Vitvera的《外国经济地理学》、N. N. Baranski的《苏联的经济地理学》、A. I. Voeikova的《全球气候》。这些著作在当时成为了中国地理学教学的主要教材。
在上个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更多关注于经济地理方面，对区域发展的其它因素关注度并不高，[21]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党和国家发展科学旨在解决中国内部社会经济问题。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国内方向，这导致了“国情研究”和“中国国情研究”的概念在科学传统和实践上近乎完全融合。虽然仍会对其它国家进行研究，但是研究对象的范围很小，主要集中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国家。虽然，上世纪60年代，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又恢复了政治学专业，但主要还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变化，中国学者开始全面了解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派别以及各种研究方法，中国国情学研究取得了巨大发展。自此，中国的区域知识体系进入了科学制度化时代。
注释：
1. История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 монография / [под науч. ред. Е. Ф.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ой; отв. ред. О. В. Кузнецова]. – Иркутск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ГУ, 2020. С. 104.
2. Зайчиков В. Т.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и китай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в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М. : Географгиз, 1955. С.6.
3.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в русл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кита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 монография. СПб. : РГПУ им. А. И. Герцена, 2019. С. 17.
4.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итае (XIX-XXI вв.) // Восток. 2021. No. 1. С. 188.
5.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в русл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кита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 монография. СПб. : РГПУ им. А. И. Герцена, 2019. С.18.
6. История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монография / [под науч. ред. Е. Ф.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ой; отв. ред. О. В. Кузнецова]. – Иркут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ГУ, 2020. С. 105.
7. 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в русл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кита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 моногра фия. СПб. : РГПУ им. А. И. Герцена, 2019. С. 27.
8.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итае (XIX-XXI вв.) // Восток. 2021. No. 1. С. 188.
9.Адилханян Н. Л.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ий каталог «Шань хай цзин» (山海经): опыт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регионо ведения : труды II 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практ. регионов. конф. Иркутск, 14 15 сент. 2019 г. / отв. ред. В. В. Яковлев. СПб. : РГПУ им. А. И. Герцена, 2020. С. 386–391.
10.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итае (XIX-XXI вв.) // Восток. 2021. No. 1. С. 189.
11.Кобзев А. И. Шуй цзин //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в 5 т. / РАН, Ин-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гл. ред.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 Вост. лит., 2009. Т. 5 : Наука, техническая и военная мысль, здраво охранение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 958–959.
12.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в русл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кита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 монография. СПб. : РГПУ им. А. И. Герцена, 2019. С. 41-42.
13.История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монография / [под науч. ред. Е. Ф.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ой; отв. ред. О. В. Кузнецова]. – Иркут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ГУ, 2020. С. 110.
14.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итае (XIX-XXI вв.) // Восток. 2021. No. 1. С. 189.
15.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итае (XIX-XXI вв.) // Восток. 2021. No. 1. С. 190.
16.Зайчиков В. Т.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и китай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в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М. : Гео графгиз, 1955.
17.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итае (XIX-XXI вв.) // Восток. 2021. No. 1. С. 187-190.
18.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итае (XIX-XXI вв.) // Восток. 2021. No. 1. С. 190.
19. История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 монография / [под науч. ред. Е. Ф.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ой; отв. ред. О. В. Кузнецова]. – Иркутск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ГУ, 2020. С. 116.
20. 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в русл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кита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 монография. СПб. : РГПУ им. А. И. Герцена, 2019. С. 17-18.
21.История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 монография / [под науч. ред. Е. Ф.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ой; отв. ред. О. В. Кузнецова]. – Иркутск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ГУ, 2020. С. 118.
观点集萃 | 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中国当代区域国别研究
随着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的区域学研究逐渐显现出自身的特点，俄罗斯学者近几年开始关注中国的区域学和区域国别研究。托木斯克国立大学东方学系副教授Л. А. Андронова和教授Е. В. Савкович对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下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关键问题，并区分了中国研究学派中“国际”和“国内”区域研究的问题领域。他们认为，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起步较晚且发展落后，学校、研究室、研究中心等相关机构的建设亟待加强。从研究方向上来看，大部分研究仍集中在美国、英国、欧盟、日本和韩国上，将“小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地区研究不多，而且研究领域除了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本身之外，还应当扩展到人种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利用更多跨学科的资源来加强区域研究。[1]
S. B.马凯耶娃是目前诸多研究中国区域国别的俄罗斯学者中相关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位。她对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进行了非常全面和细致的梳理。她编撰的《中国区域学知识体系形成背景下的中国区域发展史》一书，[2]梳理了从古至今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中国区域发展史。该学者着重论述了中国边疆地区区域发展研究的历史、科研机构在区域国别研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20世纪下半叶中国区域研究的形成等问题。除了著作之外，S. B.马凯耶娃还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的论文，论述了某一特定时间段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体系形成的历史，及其研究特色和方向。比如，她认为，中国国别知识体系的形成与中华文化、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有密切的关联。[3]
此外，从空间角度上，S. B. 马凯耶娃还研究了某一地区的区域发展研究历史，如中国边疆地区、[4]浙江省、[5]黑龙江省、[6]武汉市, [7]等等。此外，她还将空间问题纳入区域国别研究范畴，梳理了中国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不平衡的发展历史，分析了出现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和特点。她认为，中国的区域不平等是区域空间转型战略一贯实施所导致的，以1990年作为地区不平等演变的转折点，直到2003年才减小差距。[8]在区域发展问题上，她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程、建设中等收入社会、城市化进程创新、中国经济空间组织理论与实践发展等问题是中国区域空间进程研究的主要方向，并强调中国区域研究协会在中国区域研究问题上的主导作用。[9]与此同时，该学者还聚焦于某个小而特定的政策，如城市发展政策、[10]中部地区振兴战略、[11] “西部大开发”、[12] “中俄友好城市”合作政策、[13]可持续发展战略、[14]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5]等等，阐述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
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区域学发展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
(1)区域学研究的基础积累阶段(1978-1985)；
(2)欧美理论在中国区域发展的适应阶段(1985-1991)；
(3)中国区域科学全面发展阶段(1991年至今)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初期，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积累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对外国经验的学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注、对区域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所有这些都为区域科学在中国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国情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更多是描述性分析研究和描述性统计研究，这与西方传统的国情学研究是不同的。
第二阶段是中国区域发展实践借鉴美国和西欧区域理论的适应阶段。在此阶段，中国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关于区域学研究方面的论著，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尽管借鉴了欧美区域理论，但同时也追求中国自己的区域发展特色。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西欧、美国和日本的区域发展思想和理论。一大批外国区域学学者的专著被翻译成中文，包括美国区域科学学者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大卫·林登（David Lynden）、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等。这些著作让中国学者了解到，国情学研究不仅仅研究“民族特征”和“国家情况”，还应该包括“区域发展”，而且研究方法也不只有描述性分析研究和描述性统计研究，还可以运用全面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由此，中国的国情学研究不再是简单研究外国的“民族特征”，即对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人口等发展领域的统计指标进行收集和概括。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学在中国社会的科学体系中得到正式承认，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国情学研究中开始强调交叉性、复杂性、广阔性和动态性，强调与其它科学的联系，并尝试采用比较研究、基于信息技术的系统研究等方法。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地理学、经济学和区域科学本身对区域学知识体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6]其标志为1991年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成立。该协会自成立之日起，不仅积极开展研究活动，还和许多国内外其他区域科学协会和组织建立合作，与此同时还举办青年科学家竞赛，以表彰在中国区域发展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欧、美国和日本的国情学研究思想影响下，中国国情学研究的重点从“国家情况”和中国内部区域发展逐渐转变为“区域-国情知识系统”。先后出版了2本相关专著：韩振峰的《国情学》（1990）和杨东省的《国情学》（1992）。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地理学在落实“改革开放”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地理学家李文彦在区域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地区的经济和地理特征，尤其是内蒙古地区。陆大道研究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空间结构、T型沿海经济模式以及缩小中国各地区经济差距的方案。此外，还有刘卫东、潘玉君、吴传钧、武友德、胡序威、胡兆量、陈宗兴、陈述彭、杨吾扬等学者从地理学以及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对中国的区域发展问题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除了地理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区域研究也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由于中国经济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发展的，改变了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因而经济在区域发展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有叶裕民、任保平、李京文、马洪、孙久文、郝寿义、张文忠等。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中国对本国和外国的研究大大扩展了领域，包括文化、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在20到21世纪之交，中国学者在研究外国和区域的时候越来越普遍地采用系统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其它国家区域发展进程时更多采用两种研究路径： “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
中国区域-国情知识体系主要是依托中国的科研机构和“智库”在系统研究世界各国的框架下去研究外国和区域。目前，中国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和“智库”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还有一些中国著名高校的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所都出版了相应区域的学术期刊：《西亚非洲》（West Asia and Africa）、《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Russian, East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欧洲研究》（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美国研究》（Works Series on American Studies）、《韩国研究论丛》（The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等等。这些期刊中展现了中国较为全面的区域-国情研究成果，向中国社会介绍了外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很多文章分析了外国的贸易、经济、投资、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前景。这些研究机构和“智库”在区域-国情研究领域需要承担的任务相当广泛：收集和分析有关其他国家发展的各种信息，为中国政府提供信息支持；参与讨论各种政府相关的决定和正式文件起草（参与党的代表大会和全会，为国家发展相关计划的内容提出建议和讨论，为中国领导人的演讲准备材料）;研究相关理论问题。[18]
在整个20世纪，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区域-国情学知识体系，建立了理论和方法基础（历史-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也应用于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国别研究的方法一直是较为肤浅的以描述分析和统计描述为主，没有利用系统性和问题性的方法。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国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中国学者借鉴了欧美和日本的区域发展理论，补充了跨学科研究。除了借鉴了国外区域研究的成果，中国学者还根据国内区域发展条件进行了研究体系的调整，不再拘泥于研究其他国家的民族特色，而是开始尝试关注国别研究的跨学科性、综合性、广泛性和动态性，使其研究成果更具应用和预测特点。一些著名学者还尝试使用比较研究方法和依托信息技术的系统研究方法，强调国别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区域-国情学研究开始了综合性跨学科研究。
目前中国区域-国情学知识体系仍在不断完善之中，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西方“外国区域研究”未必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建立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是未来中国区域-国情学发展的首要任务。[19]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体系正在逐渐形成，综合的、复杂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逐渐普及，研究机构职能也渐渐明确，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区域学等方向尤为流行。总的来说，当前，中国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知识体系仍在不断完善，所有相关的研究机构和智库都注重对外国和地区的综合研究，为形成科学普及的方式发展区域和国别研究知识体系做出重要贡献。他们收集和分析各种信息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必要的支持，通过报道宣传引导公众对某国的舆论和态度，与国外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联系表达中方观点，从而影响国家的发展。[20]
注释：
1.Андронова, Л. А.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 в Китае: к постановке вопроса / Л. А. Андронова, Е. В. Савкович // VI Готлиб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ркутск, 06–08 декабря 2022 года / Отв. редактор Е.Ф.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а. – Иркутск: Иркут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23. – С. 21-24. – EDN LVT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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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Макеева С. Б.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итае (XIX-XXI вв.) // Восток. 2021. No. 1. С. 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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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访谈 | 俄罗斯学者S. B.马凯耶娃谈中俄区域国别研究
编者按：2024年10月8日，俄罗斯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系主任S. B.马凯耶娃接受了方婷婷博士的访谈邀请，就俄罗斯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发表了看法。
方婷婷：马凯耶娃女士，您好！首先，十分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的采访！您是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对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相当的了解。能否请您谈一谈目前俄罗斯的区域学研究概况？
马凯耶娃：20世纪，俄罗斯形成了区域规划和地区划分的研究方向。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区域学研究不断发展，地区划分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今这一领域被人们看作是区域学研究。在苏联和俄罗斯学者（Н.Н. Баранский, С.В. Бернштейн-Коган, И.А. Витвер, Р.М. Кабо, В.А. Каменецкий, Б.М. Каминский, Н.Н. Колосовский, А.А. Рыбников, Н.П. Никитин, П.Н. Степанов）的著作中，他们在地区经济地理分析框架内探讨了区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俄罗斯著名学者巴兰斯基（Н.Н. Баранский）在其撰写的教科书《苏联经济地理：国家计划地区概览》中指明了经济地理学的新方向，即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正是这本教科书为经济地理学的新方向——区域方向奠定了基础。巴兰斯基的著作深入分析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正确认识到大自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自然资源在解决国民经济问题中的作用。科洛索夫斯基（Н.Н. Колосовский）也对俄罗斯区域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参与了国家经济区划新网格的制定和论证。在俄罗斯，最著名的区域学理论学者是А.И. Чистобаев。他主要从事地区划分问题、区域发展管理、区域发展结构和系统预测，以及区域政策研究。他提出的众多理论贡献已被纳入高等教育教材，如《区域政策基础》、《区域学》。В.А. Дергачев是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地缘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在提出的大型多维空间地缘政治理论基础上，还出版了教科书《区域学》。该书阐述了领土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历史地理和地缘政治方法），探讨了领土发展的周期性和时空分层概念，包括已确定的领土经济发展历史周期，同时还丰富了新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的概念。
方婷婷：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呢？
马凯耶娃：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源远流长，其历史可追溯至中华文明的发轫时期。这一研究领域基于“国情学”和“国别学”等学科，旨在对中国区域发展进程进行细致的描述、分析以及统计描述研究。随着国别物理地理和历史知识积累，以及中国学者与国外区域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合作的不断加深，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形成了区域科学。当前，中国科学界正持续推进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的发展。在这一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内顶尖大学以及中国区域研究协会发挥着核心作用，它们通过集中资源和专业知识，推动区域研究的深化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不仅在理论研究上有所建树，也在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政策和行动方案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当代的中国，对外国和地区进行研究的域外区域研究或域外国别研究正日益发展壮大。目前，中国的海外区域研究主要由各类研究机构牵头进行。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在传统上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的顶尖大学也开始设立研究中心，致力于构建海外区域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为深入研究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方婷婷：俄罗斯学者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俄罗斯学者是如何评价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呢？
马凯耶娃：中国与俄罗斯互为接壤的邻国，共同拥有绵长的边界线，双方在长期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的经验。因此，在俄罗斯，对汉语、中国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研究的兴趣逐年上升。在俄罗斯，总体来说，研究中国的区域学与中国学研究紧密相连。从19世纪到21世纪，俄罗斯的中国学已经形成了很多学术流派，专注于对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发展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包括语言、文学、民族人口学、经济学、哲学和文化等领域。来自俄罗斯各地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众多学者每年都会撰写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参与众多学术会议，深入探讨中国在历史、文化、地理、经济、艺术和文学等方面的特点。在这些研究中，俄中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尤其受到重视。
俄罗斯有关中国区域学研究的学术研究自2010年起步，我写了一部专著《中国区域发展史：中国区域研究知识体系形成背景》（2019）。 在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和俄罗斯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区域研究重大科研项目推动下，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持续深化。自2010年起，俄罗斯学者在《东方学》《东方——亚非社会：历史与现代》《今日亚非》《远东问题》《东方研究》《比较政治学》等主要的区域研究和东方学学术期刊共刊登了80余篇关于中国区域研究知识发展的学术论文。
方婷婷：您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前景？可能遇到的挑战和机遇分别是什么？
马凯耶娃：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体系的发展受多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包括维持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区域空间的协调发展、构建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内部的和谐、应对人口挑战以及参与全球多极化进程等等。这些任务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指明了两个主要方向：国内区域发展研究和国际区域发展研究。主要研究的重点在于构建区域研究的理论和学术基础，这涉及到深入分析中国自身的区域发展经验，同时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和教训。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区域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参考，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和国际合作的深化。
方婷婷：您认为俄罗斯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和中国研究分别存在哪些问题、不足和挑战呢？
马凯耶娃：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俄罗斯的中国研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在俄罗斯变得日益流行，这不仅反映在每年正在举办的数十场关于俄中关系的科学和实践会议上，还有源源不断出版的以中国精神文化、中国历史、俄中关系、中国研究口述史等为主题的优秀著作。不得不说，这是俄罗斯中国研究的一项重大成就。
在俄罗斯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主要与该领域的特殊性有关。区域国别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它综合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专注于对特定国家或地区进行深入分析。要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需要对广泛的科学领域和方法论有深入的了解，几乎要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特别是对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来说，他们需要具备关于中国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文化、哲学和地理等方面的坚实基础知识。同时，他们还需要在中华文明的动态演变中进行研究，探索现代中国发展的根源。显然，要研究像中国这样独特的国家，需要处理和理解大量的信息。但至关重要的是，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区域研究和区域发展，就必须掌握世界上最复杂和最神秘的语言之一——汉语。
方婷婷：您认为中国如何继续发挥出特色和优势，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在未来，我们有哪些可以去探索的路径及具体举措？
马凯耶娃：中国学术界正在塑造自己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在研究多样化的区域发展模式方面，中国学者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历史经验，更宝贵的是，在实践中积累了应用这些模式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区域研究专家而言，借鉴先辈在地理、经济、历史和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至关重要，对已有的学术和基础经验进行整合与系统化是一项重要任务。更为关键的是，将这些经验与当前全球科学界在区域发展研究中的先进成果相结合。我认为，一个充满潜力的发展方向是在中国顶尖大学内建立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并在区域发展理论研究领域开展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
学人简介：
S. B.马凯耶娃是俄罗斯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系主任，她毕生致力于探究中国区域与国家研究知识体系的构建。在俄罗斯的多所高校中，S. B.马凯耶娃长期从事区域研究特别是中国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开设了涵盖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区域发展、中国经济地理、中俄关系史、区域研究的历史与方法论等多个领域的专业课程，并针对世界区域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授课。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方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