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张 远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目 录
学之探究 以首都为方法理解区域国别
海外动态 从单维到多维的首都研究
书海撷英 多学科视角回看首都研究
【编者按】当观察地图时，我们总会发现：首都会被标示出特定的符号，以彰显其与其他城市的区别；一些交通要道、水路陆路也会围绕着首都渐次辐射开来，可见首都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的地位。首都与政治是同义语，政治落地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之中，其重要载体就是首都。然而，如此别具一格的首都在政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中却总是处于失语的状态。首都因居于国家空间政治等级体系的最高位置，而拥有可将首都之外所有地方都视为边缘地带的威势气象。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一座首都城市，首都既是一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生态面貌的切口，通过首都理解国家成为一条可以选择的研究路径。与此同时，一定区域内多个国家的首都之间可能会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性，“首都”这个元素也可以成为性质良好的中介，用以建立起一种理解区域内国家特色与规律的方法。以首都为理论起点，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工具箱”补充一定的方法与资源，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寻找不同国家、不同区域间的“共性”，从而形成一种普遍性的解释理论。
本期前沿设置“学之探究”“海外动态”“国内进展”“书海撷英”四个栏目。“学之探究”具体介绍了以首都为方法理解区域国别的特色，解释了首都研究的具体路径，进而超越首都本身，梳理可用于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共性元素。“海外动态”挑选了首都研究的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有针对单一国家首都迁移案例的研究，有着眼于非洲整片大陆首都的体系性研究，有建构首都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也有以日本学者视角反观中国古都的区域国别之“学”研究。“国内进展”部分溯古及今，从中国古代的首都学研究讲起，论及当代历史地理学领域的首都学研究，并点明当今首都政治学研究的意义。“书海撷英”则跳脱出传统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视角，从历史地理学、城市史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视角来“回看”首都研究，其中介绍的书籍多可被视为“首都研究”的奠基之作，对于拥有跨学科特点的区域国别研究极具借鉴意义。
学之探究 | 以首都为方法理解区域国别
一、为什么可以通过首都来理解区域国别？
首先，首都是理解区域国别不可多得的“共性”元素。王缉思教授指出，区域国别学对世界各国的研究既要研究各国的特性，也要关注各国之间的共性。[1]所谓的共性，指的是各国共同具有的元素、概念、现象、范式等等。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古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首都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甚至可以说“无首都，则无国家”——首都俨然成为“国家心脏”。[2]首都无疑可以作为理解区域与国别的一个关键的共性元素，因为通过共性元素较易总结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者以共性元素为工具来理解表面上异质性较高的研究对象，从而得以在纷繁复杂的诸多现象之中把握关键与规律。
其次，首都研究的跨学科本质与区域国别学跨学科的性质相耦合。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言，区域国别学具有交叉学科和跨领域的特征，其也应适当吸纳传统学科的某些二级学科和条目。[3]不难发现，如果要研究首都，势必要牵涉到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学、城市史学、城乡规划学、建筑艺术学、比较文学等二级学科和条目，这与区域国别学的内在属性相一致。如果将首都视为共性元素可能导致对于一国、一区域理解的简单化、片面化，那么首都研究本身的跨学科背景便能够弥补这一短板——首都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的复杂性能够从首都的丰富属性中体现出来。
最后，中国正因拥有悠久的古都文化历史与丰富的首都思想资源，而先天具有着形成首都研究理论、发展通过首都理解区域国别之方法的条件。可以说，首都研究是一种“具有全球视野并适合本国风土的知识生产”[4]，中国几千年来的定都、迁都、陪都、还都、临时首都、首都营建规划等现象、事件所组成的首都思想资源谱系足以支撑“以首都为方法”的知识体系的开创与建立。这样一种“立足中国首都资源，理解世界各国首都”的路径有助于建构起一套兼具文化主体性与普世性的首都研究体系，从而融通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在读懂中国的同时读懂世界。[5]
二、首都研究的几种具体路径
与早期的城邦研究、近代以来的城市研究不同，首都研究从众多的城市中摘取出研究对象，其着重于解剖“心脏”而非国家“身体”的其他部位。从这个角度来说，首都研究拥有更加明确的研究对象与更加精准的研究空间。
从宏观的维度来看，有以下几种通过首都理解区域国别的具体路径：
1. 国家形成中的“首都定律”
首都作为国家的象征和资源聚集地，担负着坐镇中央、协调四方的重要职能，首都在整个国家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与之匹敌的；首都移动线路会带动国家的形成与扩展，国家空间范围的拓展又不断促进着新首都的诞生。譬如，在政治学最受关注的国家形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便可以通过首都视角来进行观察：中国古人常用“内外关系”“干支关系”来形容中央与地方、首都与其他城市的关系；[6]中国人把从地方去京城的行为称为“进京”“赴京”；从京城到地方则会被称为“外派”“下放”等；法国贵族和议员披星戴月地从外省赶往巴黎，美国总统入主华盛顿白宫，古代读书人赴京履职，将自己平生所学“货与帝王家”，都展现了首都在个人政治价值实现中的焦点地位。
2.国家治理中的“首都地位”
首都及京畿区域在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这不仅因为首都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为重要的是，首都是各种资源最为积聚、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对于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首都往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效应。首都地位的下降很可能意味着国家地位的下降，首都治理水平的降低很可能代表着国家治理水平的降低，首都的没落很可能就是国家的没落，反之亦然。
3.国家发展中的“首都能量”
所谓“首都能量”就是通过资源的聚集带动包括首都圈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整个国家的快速发展，进而对全球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具有这种能量的首都日益发展，最后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的全球城市 （global city）。这些首都城市功能的变化，会对国际经济行为和城市形态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首都城市控制着丰富的资源，其内在的金融和服务行业也重塑着首都城市的经济秩序。[7]
4.殖民统治中的“首都牵引”
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外围的劳动分工”在欧洲征服世界所制造出的殖民体系中得以体现。正是这种劳动分工，导致了世界经济中不同区域的形成——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8]作为附着在这一现代世界体系之上的殖民首都也应运而生，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中连接中心区与边缘区的中介与枢纽。欧洲人对非洲的殖民控制遵循着较为明显的首都牵引定律，即宗主国对非洲殖民地的控制是通过以首都作为牵引该国的把手实现的——先前的殖民者以殖民地的首府为中介汲取当地的资源；而在殖民地独立后，沉重的殖民历史包袱使得非洲各国的首都一家独大，与地方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分野与隔膜，甚至有研究非洲的学者曾戏称：在非洲，一旦走出首都，就几乎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
5.国际交往中的“首都局限”
首都在一些情况下正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的代名词。从另外一个角度，这说明了首都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即首都名称和国家名称是可以等量齐观的。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如果国际交往仅仅局限于首都之间的联系，是有着致命缺陷的——这一缺陷在世界各国与非洲各国的交往中得到了印证，欧美各国在非洲的存在感往往局限在首都城市。而中国在对非洲国家实施援助的过程中，彻底克服了欧洲人殖民统治时期所制造的首都牵引的局限性。通过铁路建设、港口建设以及医疗服务等方式，中国试图填补首都与地方之间的资源鸿沟和服务鸿沟，从而突破了国际交往过程中的“首都局限”。
从细分的领域来看，可以将首都研究具体落脚在几个板块。
1.首都的城市治理
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首都，是权力的汇集之所，而“规划性”正是政治性都市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首都井井有条的城市规划不仅是建立治理范式、伸张权威正统的方式之一，更是对生活在首都城市之中的人的一种细致而微的管控模式——首都中无处不在的纪念碑、政治建筑、网格状街道便是典型。
2.首都性与地方性
在惯常的语汇使用中，“核心”与“边界”、“中央”与“地方”、“首都”与“外省”这几组词汇总是不加区分地使用。[9]大家总是将首都与地方截然对立起来看待，并认为它们各自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品格，谓之为“首都性”与“地方性”，前者更加先进、文明，后者显得落后、野蛮。与此同时，首都性与地方性会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出现“头足倒置”：新政权所建立的新都往往会攫取故都的既有资源，而使故都陷于破败。从语言学层面来说，官话作为首都地区方言往往以“雅言”的面目出现而流行于全国各地，其中隐含着首都性对于地方性的竞争与替代。
3.首都沦陷与国家征服
在古往今来的战争中，围绕首都的攻防战层出不穷，交战双方围绕首都城市的争夺相较于绝大多数战役而言都更为血腥和残酷。其中原因显而易见：首都是国家的心脏，一旦沦陷，轻则逼迫政权转移，重则导致国家覆灭，所以首都防卫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头等大事。首都攻防不仅是军事层面上重要的战略博弈，更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政治意义。首都城市之于全国的政治价值是远高于其他城市的，若一国以覆灭另一国作为战争的最终目的，攻陷对方首都则是必须纳入战略考量的关键环节，这反映出首都沦陷与国家征服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4.首都重建与国家兴衰
对于所有国家而言，经历过战争或灾害摧残的首都，都面临着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那就是首都重建。古往今来，很多首都重建的案例，展示了首都城市的浴火重生，演绎着一幕幕意味深长的历史剧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说，首都重建与国家兴衰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联机制。一方面，首都重建是国家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其政治象征功能不可小觑；另一方面，通过吸附和榨取全国资源推进首都重建则可能掏空国家的财政。如何恰如其分地处理首都重建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是一项摆在国家治理者面前极为重要的任务。
5.外交中的首都
“首都”在古今中外的外交体系当中向来占据着极高的地位。譬如自中西交通以来，西方一直追求在华能够“公使驻京”。诸多的外交事件（和会的举办、和约的签订、协定的成立、体系的建构）总是以首都作为发生地，因为只有扼住首都这颗跳动的“心脏”，才能掌握国家的命脉。在现代外交之中，“首都外交”的地位已成为定制：大使馆一般都设于驻在国的首都城市；外交辞令中的“首都”一般都会被视作一个国家的代名词：“伊朗刚展开军演，华盛顿就传来重要消息”，“在脱欧问题上，伦敦还未做足准备”，“为了阻止基辅完全倒向美国”。
三、首都研究应该避免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首都的研究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焦点仅仅局限于首都，导致“首都=国家”，而是要以首都为媒介、为方法、为工具、为楔子来进一步理解区域国别，以点（首都）带面（区域国别）——首都是“外区域”与“内区域”[10]的交汇点：首都是与外区域（国际、他国）沟通的前沿，是与内区域（国家内部的地方区域、央地关系）建立治理联系的关键。
进一步地，要跳脱出首都回看“首都性”，理解世界上诸多并非首都的关键城市。譬如跨国之都、世界之都、区域之都，它们都是抽象意义上、广泛意义上的“首都”。以跨国之都为例，在世俗与政治意义上的跨国之都出现之前，超越国家边界、覆盖多个国家范围的宗教之都已经具有了跨国之都的特点。现如今的跨国之都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宗教意义上的跨国之都，例如梵蒂冈、耶路撒冷与麦加等；二是经济意义上的跨国之都，例如新加坡对于东南亚的辐射，致使有人将新加坡戏称为“东南亚的首都”；三是超国家治理机构、国际组织以及联合国的驻地，均可称为“跨国之都”，例如布鲁塞尔、日内瓦以及纽约，实际上都具有跨国之都的特点，尽管日内瓦、纽约不是所在国的首都；四是文化意义上的跨国之都，例如唐代长安对日本、朝鲜均有重要影响，当时的长安实际上就是“东亚的首都”。
最后，要将“首都”作为区域国别研究共性元素的特征抽象出来，以首都为理想类型，寻找更多理解区域国别的工具与抓手。世界各国之间、各区域之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譬如可以通过比较各国的货币制度来理解各国的经济金融体系，可以通过观察各国的行政区划来理解各国的政治地理结构，这些都与“通过首都理解区域国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注释：
[1]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召开》，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8年4月13日，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8-04/13/content_301976.htm。
[2] 刘建军、张远：《论“国家心脏”——首都政治学若干理论问题刍议》，《中国治理评论》2022年第2期。
[3] 王逸舟：《主编的话》，《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第11期，https://mp.weixin.qq.com/s/auls4qX7PhFhwLCFqrB2Fw。
[4] 宗华伟：《编者按》，《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第23期，https://mp.weixin.qq.com/s/4A3qkPUYSxEdd5fpOCU6iw。
[5] 王逸舟：《主编的话》，《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第19期，https://mp.weixin.qq.com/s/rM0tGrMpXxFeZZnu_gwOXQ。
[6] 刘建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7] 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周振华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郭方、夏继果、顾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9] 于京东：《“领土性”与“国家感”：一种政治地图学的观察视野与分析理路》，《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2期。
[10] 《学人访谈：推进南大特色涉台研究 构建自主涉台话语体系——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平教授访谈》，《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第18期，https://mp.weixin.qq.com/s/0i_XwmorwYaaTAJ9iG0yNQ。
海外动态 | 从单维到多维的首都研究
一、非洲首都：以首都为主题、以特定区域为核心的研究
如果要挖掘首都研究所具有的“共性”一面，首推西蒙·贝克尔（Simon Bekker）与戈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所编著的以首都为主题、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这一特定区域为核心的研究。[1]
随着非洲诸国摆脱殖民统治，纷纷获得独立，国家建构与国家发展的需求无疑成为了非洲国家的重点关注，而首都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塑造并维系国家认同是谋求国家建构的必由之路，其正是通过首都的城市景观和空间布局来展现国家的治理理念——这体现在首都的建筑、公共纪念碑以及街道和公共空间的名称中。首都城市的景观和建筑环境并没有固定的象征意义：它们会随着权力的控制及其权威所对应的时代而变化。
可以说，二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一片大陆的政权更迭能够比非洲大陆更为频繁。这也意味着，非洲大陆的首都发生的动荡是近百年来最多的，围绕着首都所产生的象征性权力博弈、迁都等现象也是最多的。这些非洲城市也正是因为受到殖民秩序的影响、至今都担当着贸易枢纽的职能，显示出了极大的趋同性——一个非洲国家首都城市的治理问题与发展困境往往会复刻于另一座非洲首都城市，“大城市病”成为非洲首都城市“集聚效应”的经典体现。
非洲的首都研究既是理解非洲国家建构的一个视角，也成为了推进非洲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抓手。以非洲首都城市为代表的国家建构及发展困境可以被视作是二战后诸多新兴独立国家进行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缩影，非洲区域的首都问题研究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建设、首都与地方关系、首都与国家兴衰等问题提供了借鉴。
二、哈萨克斯坦迁都：微观层面的单案例研究
相对于非洲首都的整体性研究，爱德华·沙茨（Edward Schatz）则专注于微观层面的单案例研究，他试图通过探究二十世纪末哈萨克斯坦由阿拉木图迁都阿斯塔纳的案例来分析首都迁移之于国家建构的关键性作用。[2]
迁都虽然是一项成本高昂的政治决策，但成为一种国家精英面对严重民族和国家建设危机的回应与努力，甚至可以利用迁都后新的首都城市对潜在的不忠诚外围地区（北部民族分离主义）施加权力与影响。[3]纳扎尔巴耶夫将首都的迁移看作是一种测试“忠诚度”的行为，因为首都的迁移必定要涉及官僚机构的裁员，那么迁都就成为了领导人淘汰较为不忠诚的干部、奖励较为忠诚的干部的措施之一。可见，迁都是一种在没有暴力冲突的情况下对统治精英进行重组的方式：比较新都阿斯塔纳与故都阿拉木图的官员机构设置，几乎各个官僚机构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机构整合。
值得注意的是，掩盖在这些关于政治权力博弈与首都迁移关系之上的，是阐释故都阿拉木图城市发展困境与自然环境威胁的官方叙述——探究“官方文本”与“潜隐剧本”之间的张力成为了研究各国迁都议程的落脚点。
三、建构“首都政治学”：宏观层面的多案例研究
区别于对某一座首都、某一次迁都的研究，瓦迪姆·罗斯曼（Vadim Rossman）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式，以政治学的视角对现代世界的首都及其演化元素（首都迁移、首都规划、首都与族群冲突等）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构建起了“首都政治学”研究的框架体系。[4]
在时间维度上，相较于古代的都城，罗斯曼更加侧重于现代国家首都的研究，他认为现代的首都选择越来越不遵循古典都城“自然中心”的原则，而是经过一系列因素的全盘考量。首都的选择成为了形成一个新兴国家最关键的步骤之一——伴随现代国家的建构，首都的选择不再考虑山川形变的自然因素，而更加受到国家内部、地缘关系等政治地理因素的影响，首都选择标准的变化也是国家建构日趋成熟的标志之一。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往往受内部的族群或氏族政治干扰，迁都也成为了一个国家“政治不成熟”的集中表现：在一些国家，首都城市往往会迁移至统治者的出生地，或迁移到他们的氏族或部落群体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在这些情况下，统治者或政府依赖前现代的部落和氏族忠诚度来加强执政基础，维持政治权力——他们所主导的迁都并不谋求解决国家建构历程当中的困难险阻，而是沦为了部族政治斗争的工具。
如果说，研究都城、首都带来的是一种静态的政治美感，那么关注迁都这一现象则带来一种动态的政治张力。
四、以首都为方法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以日本学者为例
中国有着丰富的首都文化、首都研究资源，自然也成为了海外学者首都研究的对象。对中国古都情有独钟的日本学者所产出的研究作品，成为以首都为方法的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日本学者中，一部分学者研究中国古都的定位，反映出其背后对于中日之间文明冲突、地缘竞争的现实关照；[5]一部分学者由于日本历史上的诸座都城——藤原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的建设都被广泛地认为与中国的古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对作为仿学对象的中国古都兴趣浓厚。[6]从“把中国古都作为一件标本、一项考古材料对待”的冷静研究者，到“在研究古都的过程中能够与历史上古都中的人事物发生共鸣”的共情者，再到“直接将心灵寄托于都城、生活于其中”的古都人，可以说，他们构成了一部日本中国古都学的研究谱系。
所谓研究者，是指冷静克制地将古都由表及里地进行层层解剖的学者，从宏观的都城规划所代表的哲学、宗教含义到微观的都城坊制、街道的变迁，[7]从古都内亭台楼阁的细致考察到古都外王陵古迹的实地探访，[8]他们更像自然科学的工作者，而非专门从事历史文献研究的学者。阅读他们的游记或著作更像是在浏览一份调研报告，他们在给出珍贵文物史料的同时，似又缺少一种对古都的温情，更多的则是敬意：他们憧憬的是古都过去的辉煌，而对如今所遗留下的残骸怎么也提不起兴趣，至多只是可供凭吊的考古遗迹。
所谓共情者，是指对古都研究显示出独特热情的学者。他们对中国古都的兴趣多源发于对奈良（平城京）、京都（平安京）等日本古都的研究或者是因为本身以汉学为研究旨趣。他们试图从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历代古都中探寻其与日本文化的异同之处。他们更像是当代的遣唐使，在研究中国古都的同时承担起中日文化交通的使命。
而早已将自己视为中国古都人的日本学者则多是从文学的视角来体味中国古都。从他们的文字中可以想见他们对于生活在诸如长安、洛阳这样的中国古都中的向往与憧憬，他们在古都的春日中遍览都城景致，[9]又化身市井中的游客走街串巷，与都城人一同体会节日风貌，他们在品评对都城或褒或贬之诗歌的同时与浸润在古都之中的诗人们神交， 他们已与壮丽华美的中国古都融为一体。
注释：
[1] Therborn, G. and Bekker, S. eds., Capital Cities in Africa: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Cape Town: HSRC Press, 2011.
[2] Schatz E, “What capital cities say about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9, No.4, 2004, pp.111-140.
[3] Jeffrey Herbst, 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 Comparative Lessons in Authority and Contro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Vadim Rossman, Capital Cities: Varietie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and Relo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5] 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高兵兵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6] 岸俊男『日本古代宮都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第283頁；佐川英治『中国古代都城の設計と思想』、東京：勉誠出版、2016年、276頁。
[7] 宮崎市定「漢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東洋史研究』1962年第21卷第3号；平岡武夫「唐の长安城のこと」、『东洋史研究』1952年第11卷第4号；梅原郁「宋代の開封と都市制度」、『鷹陵史學』1977年第3·4号；北村優季「日唐都城比較制度試論」、池田温編『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東京：東方書店、1992年、第307-331頁。
[8] 桑原隲藏：《考史游记》，张明杰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17、19页。
[9] 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钱婉约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国内进展 | 古与今的交相辉映
国内首都研究的探索，不能仅从当代的研究出发来理解国内首都研究的进展，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为当代的首都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知识与肥沃的土壤，不仅启发了后世对于中国古代首都建设与迁移规律的探究，更为国外各国首都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样板。
中国古代的首都研究首推东汉的京都赋。“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汉赋虽然是一种文学体裁，但字里行间却能够有力地揭示关键事件对国家兴衰的重要影响。南朝萧统所编《文选》，首立赋类，赋类下又首列“京都赋”，位于篇首的便是班固的《两都赋》，次以张衡《二京赋》及左思《三都赋》紧随其后，这是因为赋是一种表现作者政治思想及其对时代重大问题关注的形式，两汉之际都城由长安迁往洛阳，引起了东汉前期（光武帝、明帝与章帝三朝）围绕着是否迁都回长安这一问题的大争论，可见首都迁移是当时关乎国家命运的关键话题——因此赋不仅是一种文学体裁，更成为了一种不得不加以研究的政治文本。京都赋在之后隋唐时期的广泛传播，更对宋元明清定都选址的政治理念与治国的思维模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
再将视线转移到当代中国，当代中国的首都研究集中在以古都学为核心的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领域，主要有三大学术阵地：其一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代表人物谭其骧先生系统性地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并条分缕析式地分析了定都的原因及首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2]周振鹤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东西徘徊”“南北往复”的迁都规律与国家发展之间的联系，深化了中国首都的理论体系；[3]张晓虹教授系统梳理了从古至今的古代都城变迁谱系，更深入都城内部考察其社会活动与风貌。[4]其二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代表人物史念海先生开创了中国古都学会，并系统性地提出了古都学理论[5]，而《中国古都研究》的创办则标志着对古都学系统性研究的开始，直至今日西安仍旧是研究以“长安学”为代表的古都学的重镇。其三是北京大学，代表人物侯仁之先生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先河，其着重关注于作为都城的北京的研究；[6]现如今，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则系统性地从多学科的角度来观察作为首都的北京的不同面貌，开设了“北京研究”专题课程，为首都研究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7]
然而，以上研究更多偏向于一种城市历史与城市地理的研究，且往往集中在首都城市本身，一方面鲜少涉猎首都与区域国别之间的重大联系探究，一方面则未以中国首都研究的丰富理论为资源或方法探索域外世界各国的首都研究。2022年9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开设了“都城政治学”课程，系统性地介绍并总结了首都政治研究的理论，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来研究首都。[8]首都政治学基本概念、前提与范式的提出奠定了首都政治学成立的基础，[9]为之后对世界范围包括日本、俄罗斯、美国、非洲、韩国在内诸国、诸区域首都的研究提供了准备。[10]
注释：
[1] 王德华：《东汉京都赋对“天下之中”洛阳的书写》，《文学评论》2024年第5期。
[2] 谭其骧：《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葛剑雄、孟刚选编，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版。
[3] 周振鹤：《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 张晓虹：《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5]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年版。
[6] 侯仁之：《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
[7]详参《课程介绍｜北京研究》，“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微信公众号，2024年9月9日，https://mp.weixin.qq.com/s/VErbijaHdKuqBY181GgyGQ。
[8]详参《刘建军 | 我在复旦大学开讲《都城政治学》（上）》，“上海益联社会治理促进中心”微信公众号，2023年6月1日，https://mp.weixin.qq.com/s/UZscnFN7HuhX_5Vva7IV0w。
[9] 刘建军、张远：《论“国家心脏”——首都政治学若干理论问题刍议》，《中国治理评论》2022年第2期。
[10] 刘建军、金美来：《首都定位决定国家命运吗——浅析日本别具一格的政治画面》，《东亚与市民》2024年第1期；张远：《首都迁移与俄罗斯国家品格的形塑》，《俄罗斯研究》2024年第3期。
书海撷英 | 多学科视角回看首都研究
本部分计划跳脱出传统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视角，从其他学科的视角来“回看”首都研究，这里介绍的书籍多可被视为“首都研究”的奠基之作，他们在各个学科中也占据着或举足轻重，或关键性的地位。这些经典书目虽来源于其他学科，但对于理解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区域国别学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它们是通过首都理解区域国别的逻辑起点与理论基础。
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视角
古代中国漫长的首都迁移历史赋予了中国丰富的首都研究资源，同样地，中国人对首都有着浓厚的情结与向往，这赋予了中国“通过首都理解区域国别”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由“古都学”生发并延展开来，以阅读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经典著作为起点，可以提炼出其中丰富的思想与理论资源，从而服务于世界各国首都的研究。
1.顾炎武：《历代宅京记》
顾炎武所著之《历代宅京记》以辑录历代都城设置、布局等文献资料的方式，从建都与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关系的角度，呈现周秦以来各个王朝治乱兴衰与首都之间的关联。其实历代史家——司马迁、班固、刘知几、郑樵——皆关注过都城与王朝兴衰之间的联系，但大多只流于片段；而顾炎武此书以“纪传体”的形式详述了中国历代之都城由兴到衰的具体历史过程，既从细部上反映了各个都城的具体情况，又从整体上叙述了自古以来中国都城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展现出中国都城发展由西向东、由南向北的大致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宅京记》秉承孔夫子“述而不作”的记叙传统，选取对王朝治乱兴替影响重大之都城而略去较为次要的都城，力图总结以此城为都的王朝兴盛强大的历史经验，以为后世所借鉴。正如顾炎武本人在书中所说的：“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难怪此书被誉为“盖为后世建国立都开创规模而作”的奇书。
2.谭其骧：《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第三讲“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讲义》（第十三讲“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背景”）
谭其骧先生所著“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可谓是中国古都学中的一锤定音之作。在谭先生看来，历代统治者主要是从经济、军事、地理位置这三方面的条件来考虑，进而决定建立他们的统治中心。然而，这三方面的条件只是一种理想型，实际上每一个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来选择比较有利的地点，而首都的选择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的总的形势——不难看出，谭先生认为通过观察首都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王朝。谭先生文章中的一问可谓是发人深省：“为什么前期的大政权要选择中原内地的长安、洛阳、邺、开封为首都，后期的大政权要选择东部近海的杭州、南京、北京为首都？”周振鹤先生在《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背景》一文中进行了系统性的解答。在周先生看来，前半期都城的东西徘徊与后半期都城的南北往复概源于中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而开封恰是这一转折的中点；另外一点是因为中原王朝面临的主要威胁也由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转为东北方的少数民族。更为重要的是，首都奠定时的制度起点不仅要看地理上的地势、历史上的时势，更要看“形势”：在传统中国，地理“形势”是建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是中国文化的要义之一。所谓形势，就是一种政治地理特征。居高临下，坐东镇西，坐北制南，都是一种势。一是气势，二是地势，这种地理特征用到政治方面，就成了一种政治地理要素，这一点在中国首都定位中是极其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人文地理与中国文化的特征。正是这一首都奠定时制度起点中的形势，决定了以此城为都的国家社会品格。
3.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杨宽先生的这本书可谓是对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最为详实的研究作品之一，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大到宏观层面上的都城规划建设制度，小到微观层面上的都城内部市民社会生活，无不涵盖。而上下两部分的分野又取历史学界著名的“唐宋变革论”，重点阐释都城空间中最为重要的“里坊制度”的变化，以启发首都政治学中都城内部权力空间格局研究的重要性。值得关注的是，杨宽先生对中国早期都城着墨颇多，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从都城来观察当时王朝的社会政治面貌。本书并非仅仅按照历史逻辑来平铺叙述都城制度的演变，而是阶段性地总结都城布局演变的规律，并结合其与王朝礼仪、市场布局、治安警卫的关系来进一步地拓展都城制度的研究半径。有趣的是，杨宽先生并非一位一板一眼的学者，书中多援引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献来佐证都城所具有的多种面向，两汉的赋（诸如班固《两都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乃至于作为画作的《清明上河图》都成为作者的参考资料，不可谓不妙趣横生。
4.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
史念海先生的这部《中国古都和文化》可谓是中国古都学的又一部定鼎之作，该书在系统性地介绍了中国古都学的基础上，既在宏观层面客观全面地分析了古都定位的军事、地理因素，又在微观层面深入到古都内部的里坊街巷之中，体味古都自身所孕育的文化。值得关注的是，史先生还从自然地理、政治地理的角度对围绕古都所延展开来的各系列专题进行了精心的研究，譬如以中国古都为中心的向外辐射交通网的建立问题，都城的粮食供应问题（正是因为有此问题，唐中期才会有皇帝移幸洛阳就食的情况产生）以及历朝历代定都于长安所导致的关中平原自然植被破坏的问题——从自然地理的视角出发来重新观察首都无疑能带来新的收获，需知，一些特殊政治事件的发生往往与自然地理的变化须臾不可分离，自然地理经年累月的改变也常常会受到人为政治事件的影响。
二、城市史的视角
如果要理解一个人，我们或许要读他的传记；如果要理解一座城市，我们同样可以阅读这座城市的传记，对于首都的城市史研究无疑是将首都的“传记”摊开在我们的面前。首都城市的历史变迁往往能够反映出千百年来国家的盛衰、政治的隆窳、经济的荣枯以及社会的变化。
1.侯仁之：《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本书是侯仁之先生的论文作品集，其从河湖水系和地理环境入手，系统地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形成、发展、城址转移的过程。书中并不囿于一种传统城市史的视角——介绍城市发展的来龙去脉、城市街道的规划建造，更将视野放诸一般研究难以观察到的现象——河湖水系、京内景物、地图碑记。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映射出侯先生对现实的诸多关照，譬如《天安门广场：从宫廷广场到人民广场的演变和改造》《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等文章直接反映了侯先生对首都政治属性、首都城市发展的理解与建议；而《从北京城市规划南北中轴线的延长看来自民间的“南顶”和“北顶”》一文则令官方意义上的“中轴线”与民间对中轴线的理解产生了互动，使之更具都城地方文化的色彩。侯先生研究北京，既将北京作为都城来理解，亦从“北京城之为北京城”本身的角度来理解。
2.妹尾达彦：《隋唐长安与东亚都城比较史》
本书亦非传统的城市史著作，而将隋唐长安城放诸整个东亚的国际关系世界中重新加以理解。本书以东亚都城的比较史为大背景，重点聚焦于隋唐长安的历史意义，作者尤其致力于运用“都城时代的诞生”这样一个概念来对在以往研究中被视为个例的7—8世纪东亚国家的都城营造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在作者看来，现今的东亚国际关系原型，即是在各国以都城为核心扩大并完善都市网的前提下形成的，而这个广域的东亚都市网络的核心就是唐长安城。同时，妹尾达彦在观察中国古代都城的自然地理定位时，更具一种他者的视野，他认为中国古都长安和北京之所以成为建都最久的都城，根本原因在于这两座都城均位于中国内地与边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地带，同时具备了统治“中国内地”和同“中国边疆”进行交往这两种作为都城不可或缺的政治功能。不难发现，妹尾先生扩展了原先提出的古都设立于内地与边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边界的定义，将都城的设置放之于民族冲突、地缘政治的视角下进行新的理解。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与日本之间地缘冲突频现，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都定位的研究反映了其背后对于中日之间文明冲突、地缘竞争的现实关照。
3.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
作为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将地理条件视为影响国家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而“首都”这一不论是在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中均为至关重要的意象，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以“法国就是巴黎”闻名的法兰西与《法兰西的特性》这本书的主要讨论对象。在书中，布罗代尔讨论了首都巴黎地区的方言普及化进而取代外省方言的过程、法国北部相比南部较高的地位与首都巴黎声威之间的密切联系、首都巴黎对周边乡村城市地区的汲取垄断寄生关系、以首都巴黎为核心的辐射状交通网络意在使地方“非地方化”等现象，这些讨论对都城政治学的研究至今仍具有范式性的意义。在布罗代尔看来，首都巴黎正是由于其政治意义而必然压倒作为经济中心的里昂：“因为巴黎过去和现在都是首都，势必是全国资源的天然汇集场所；国家的财政收益也在巴黎汇聚，不断使巴黎有充裕的货币可供支配。”布罗代尔时而称巴黎是“心脏”，时而又将其形容为一个“胃口大的庞然大物”，时而称颂巴黎“始终开风气之先，一切时尚莫不来自巴黎”，时而又批评巴黎地处内陆，首都拖着法国向内陆发展，使法国“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内陆国家”——巴黎的多重面向被布罗代尔展示得活灵活现，让人对其既困惑又依恋。在书的末尾，布罗代尔这样形容道：“如果能用一个形象表现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我愿意把法国画成一个圆圈，巴黎位于圆的中心。”本书无疑是一部“通过首都理解区域国别”的力作，布罗代尔虽描述的是法兰西，却无处不“以巴黎为方法”来观察法国的前世今生，以首都的变化为窗口洞悉国家的形成，发前人之未发——“首都”就如同一根楔子，可以借助其来敲开区域国别研究的大门。
三、城市规划学的视角
城市规划学的视角可以促使人不再把首都看作为一个实心圆，而是深入到首都内部探索其肌理，进而理解国家的权力是如何在首都城市的空间中施展的。
1.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本书的讨论范围极度聚焦于十九世纪中晚期奥斯曼男爵对法国首都巴黎的改造，这一场改造亦可以称作是一场“重建”，奥斯曼采取与城市的过去完全一刀切的态度，遂导致“现代性之都”的诞生，这不可不谓是一场城市规划意义上的“古今之变”。随着老巴黎一起覆灭的，是原生态的古典文化价值；而随着新巴黎诞生的，是理性的城市规划设计。本书的作者大卫·哈维既是一位地理学家、城市研究者，也是一位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故其在书中将十九世纪法国首都巴黎的城市空间改造看作是资本空间压倒首都政治空间的开端——虽然巴黎城在改造后确实出现了阶级的区隔，但改造背后的权力干预仍旧是不可忽视的——拿破仑三世作为一个新皇帝要通过打造一个新巴黎来打造一部国家的新历史。本书关心宏大的城市建设计划与法国国家命运本身的联系，但更关注在经过了这一番改造后，生活在这座现代性首都中的具体的人的生存境遇：从劳动者到消费者，从外省人到妇女。在大卫·哈维的指引下，不难发现十九世纪的法国，首都与外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剧烈的，这可以从巴尔扎克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得出，而解决这一冲突的顶点，即在奥斯曼的这一场改造。
2.彼得·霍尔：《明日之城：1880年以来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
本书是一本城市规划学专业必读的书目，叙述的是城市规划的思想史，“规划”这个词似乎在现代人看来天生带有着一种理性、科学的色彩——规划专家们精确地设计着城市的大小布局，治理者的有序命令从办公室中发出，首都城市将其指示从中央发送到边陲……城市中的人们总避免不了受到各种规划的节制，他们生活在受到城市规划思维影响的同时，亦不知不觉地身处在这样一种由治理、规划所构成的政治秩序之中。甚至在城市规划师勒·柯布西耶看来，规划师与统治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彼得·霍尔在本书中呈现出两种类型的现代城市规划（抑或是可以说是现代首都的城市规划）：一方面是正统领域中的理性世界，而另一方面则是复杂实践中的感性世界；前者寻求秩序和理性的典范，后者则充满着混沌与矛盾。书中所提出的诸如“田园之城”“纪念碑之城”“塔楼之城”“企业之城”早已成为了概括城市、首都城市特征的基本范式；书中所列举的案例涉及的都是政治权力在首都城市规划中的展现：拿破仑三世与巴黎的重建、希特勒与柏林的改造、墨索里尼与罗马的规划。政治家、规划师、市民三者通过（首都）城市这一舞台或博弈或合作或斗争，展现了一幅精彩绝伦的近现代城市规划史。
3.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本书虽然名义上是一部人类学的著作，但首都（尤其是新建首都）无疑是最为经典的国家主导之大型规划项目。在斯科特的笔下，巴西的最大城市圣保罗与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被拿来对比，后者相比前者更为无趣。这是因为新建的巴西利亚要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的典范首府城市来建造，并改变居住在那里巴西人的生活中心——从个人习惯、家庭组织到社会生活、休闲与工作。重建巴西和巴西人的这一目标当中隐含着对于过去的鄙视，整个新首都可以被视为反对旧巴西腐败、落后以及无知的宣言。然而，在圣保罗，各社会阶级可以随时加入在广场举行的各类正式或非正式的派对、集会，这样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弹性”的空间，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使用它的独特方式；同样地，巴西老首都里约热内卢的街道与广场被盛誉为“公共访客室”。反观巴西利亚，那里不再有作为公共聚集场所的街道与广场，只有机械化的交通工具使用的道路和高速公路。作为国家象征中心的“三权广场”周围有序排列着的只是政府的各部门，相比于巴西老城各类混合了居住、商业、行政功能的古老广场，这里更干净也更无趣，巴西利亚这些规划出来的空间沦为了名义上的公共空间。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布局使得巴西利亚这座都城的工作与生活的区域达到了科学的功能分割作用，但代价是其造成的贫乏感觉与单调环境，损害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居民精神。这些都不得不让人反思“迁都”这一宏大的国家叙事下所隐含着的大而无当的问题与弊病。
四、其他学科的视角
其他各色学科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完整地认识首都研究的全貌。
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中，巫鸿从建筑学以及艺术学的视角切入来理解中国古代都城中的“纪念碑性”建筑物，其意在于通过宏伟的外观控制观众的视线。纪念碑式的建筑与普通建筑之间的等级关系，就有如宏伟的都城与普通的城市之间的等级关系一般，都意在于通过“拉开距离”的方式来凸显前者的尊贵。而当颇具西方意味的概念——“纪念碑性”与中国传统的都城意象——“长安”——相遇的时候，带给读者新奇与魔幻的感觉。
在历史社会学的领域之中，徐畅在《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一书中引入了都城与周边，也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所称的“京畿”地区互动关系的视角。京畿近帝王所居，辖域内有皇帝行宫，国家礼仪、郊庙建筑，本朝及先代帝王陵墓，帝王因执行相关事务需踏足畿内，而普通民众亦多有机会进入都城内部——这一纷繁多变的舞台共同构成了京畿地区可圈可点的社会气象谱系，可以说，都城与乡村社会、京畿地区共同承担了帝国“核心区”的角色。同样地，美籍汉学家史谦德在《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一书中则深描了失去首都地位的北京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我们不禁发出疑问：作为故都的北京与作为首都的北京展现出怎样的不同？政治地位上沦为“北平”的“北京”是否会具有一种“首都的惯性”？怎么理解故都中“无中央政府下的地方政治”这一特有的现象？史谦德在接受《上海书评》的采访时说，他的这本著作受到了维克多·特纳（Victor Tunrner）“中介阶段”（liminality）理论的影响，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和心理状态；从都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这样一种过渡性的状态就是由“首都”向“故都”的转变，在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转变过程中，诸如人力车夫等居于其间的小人物无疑为观察处于“古今之变”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视角；这样一种从市井角度观察权力与地位的研究方法无疑也是“首都研究”这样一种极易陷入宏大叙事的研究方法需要借鉴的。
俗话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就在文学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伊斯坦布尔之变迁与土耳其民族之演化的文学式解读，而非机制性解释。他将伊斯坦布尔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失去首都地位的现象称之为“呼愁”（Hüzün），“在废墟中寻找一个新土耳其”成为二十世纪初土耳其人所追寻的梦想。可以说，帕慕克描绘伊斯坦布尔的衰落，对照着的就是作为新都的安卡拉的崛起，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在政体类型、文化归属与国家治理理念和生活方式上分别代表着帝国与共和国、东方与西方、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对抗、徘徊与纠结。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张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