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倪妍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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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英伦三岛到日不落帝国，再到如今的二流大国，英国的国家发展史独具特色。在其崛起、扩张以及衰退的进程中，英国一直为一片大陆所默默注视——拉美不仅是英国各个发展阶段的见证者，也是英国国家实力施展的直接对象。英国对拉美的政策直接映射其国家利益，直至今天拉美仍存有12个英联邦国家，数量仅次于非洲。作为曾经疆域最为广袤的帝国，英国能有效管控庞大的殖民领土，离不开学界强大的智识支持。
本期前沿聚焦英国的拉美研究，以英国在拉美承担的国家角色为脉络，深入探究英国拉美研究的演进轨迹，以及区域研究议题的动态转变。为此，本期特设立“学之探究”“国外经验”“观点荟萃”和“学人访谈”四大栏目。其中，“学之探究”系统梳理了英国拉美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发轫期、高潮期、停滞期和恢复期，力求为读者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拉美研究的深入进程。“国外经验”栏目着重剖析英国国家角色转变对区域研究议题走向的影响:英国先后扮演了殖民帝国、非正式帝国、残余大国、欧盟领导者以及“全球英国”形象，伴随国家战略与利益的更迭，拉美研究的重点也相应地从地理学逐步过渡至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学等诸多领域。“观点荟萃”介绍了英国拉美研究的集大成作《剑桥拉丁美洲史》，分析其组织起源、学术定位、内容特质，以及折射出的同期研究发展趋向等。“学人访谈”栏目收录本期前沿特邀编辑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倪妍对剑桥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佩德罗·蒙德斯·洛雷罗副教授，以及《拉丁美洲研究简报》杂志主编巴斯大学胡安·巴勃罗·费雷罗副教授的专访，重点展示英国学者眼中拉美研究的重点方向、发展现状、面临挑战，以及中英未来在拉美研究领域携手合作的前景展望。
学之探究 | 英国拉美[1]研究的发展历程
英国对拉美的兴趣可追溯到16世纪，自1527年起不断有英国商人出现在加勒比海地区，从事走私活动，但以拉美为对象的区域研究发展十分缓慢，直到20世纪上半叶，拉美研究发展仍较为滞后与零散，与同期其他地区研究的蓬勃扩张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院系、所、中心多为实质性的教学科研单位，通常有全职学者，专门研究特定地区的各个方面。[2]1947年英国外交部发布《扩大二战后对亚洲、非洲、斯拉夫和东欧研究》报告时，[3]英国有一百多名大学教师全职从事亚非研究，而拉美研究的高校教职岗位到1964年都只有九个，其中六个在伦敦，可查证的包括伦敦大学学院设有拉美历史学教授职位（1948年）以及拉美历史学副教授职位（1958年设立，最初为助理讲师）、拉美地理学讲师职位（1958年）和拉美经济学助理讲师职位（1962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设有拉美经济学研究员职位；伦敦国王学院设有拉美文学副教授职位。在伦敦之外，剑桥大学有一个拉美研究讲师职位；曼彻斯特大学有两个文学相关职位；爱丁堡大学有一个拉美文学讲师职位（1964年）。部分学者虽然对拉美感兴趣，但当时基本上没有机会开展田野调查或是发表文章，想要投身拉美研究的学生也缺少访问拉美大陆的机会，资金短缺，资料匮乏，大英图书馆每年用于拉美藏书的拨款只有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四十分之一，曼彻斯特科林代尔图书馆的全部拉美收藏更是只有两份拉美报纸。[4]
1939年以前，英国对外研究整体乏善可陈。[5]自30年代起，对非洲研究的关注度显著提升，二战为许多学者创造了实地游历与观察的契机。[6]战后，英国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并于殖民地设立高等院校，这不仅激发了在殖民地（特别是非洲）工作的热情，也为在此任职或借调的英国地理学家开展实地研究提供了关键机遇。然而，拉美地区除英属加勒比外，几乎未提供类似机会，且由于殖民地在语言交流和数据获取上相对便利，致使这一时期英国在地理研究等领域普遍侧重加勒比研究，而对拉美研究有所忽视，二者呈现割裂态势。直至20世纪50年代前后，英国学术机构方对拉美研究萌生兴趣，并设立了前文提及的相关教席。尽管专门从事拉美研究的官方指定职位数量稀少，但诸多院校部门仍开设了拉美相关课程，此类课程主要涵盖历史、地理以及文学等领域，如1947年纽卡斯尔大学开设西班牙裔美国文学课程[7]；1950年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创立，并于1959年获文森特·阿斯特基金会（Vincent Astor Foundation）资助，次年正式组建拉美研究小组，且于1962年组织了首届拉丁美洲研讨会；同年，伦敦大学学院拉美研究咨询委员会成立，并得到福特基金会的支持。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许多英国的研究生选择在北美大学，特别是加州大学和麦吉尔大学攻读拉美研究[8]，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同时期美国大学的拉美研究远胜英国，美国大学提供的资源、学术环境和师资力量在当时的英国并不完全具备。
1964年8月，帕里委员会[9]向大学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提交报告，建议英国加深对拉美[10]的了解，并在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利物浦大学、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等五所高校设立拉美研究中心；1965年至1972年间为每个中心设立相关职位，提供专项资金用于扩大图书馆藏书，邀请杰出拉美学者加入，开设新研究生课程，推动跨学科研究，增加教职员工赴拉美学习机会；在伦敦建立拉美研究的国家信息交换所，收集、整理并发布相关数据，供国内外机构使用。1968年，在纳菲尔德基金会资助下，埃塞克斯大学成立了第六个中心，专门研究拉美政治，并设立研究生奖学金制度，称为帕里奖。[11]《帕里报告》同年，英国拉美研究学会成立，并创立了《拉丁美洲研究学会信息公报》（Information Bulletin of Society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也就是如今的《拉丁美洲研究简报》（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在研究重点方面，为了避免资源竞争并最大化各自优势，五个拉美研究中心根据自身学术资源和兴趣进行了研究领域分工。历史学是拉美研究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伦敦大学长期专注拉美殖民时期、独立运动及19世纪的历史研究，特别关注巴西、智利和拉普拉塔地区，再加上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书丰富，且靠近大英博物馆、公共记录办公室等重要档案馆，而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以研究全球性当代事务和现代历史著称，因此专注拉美19、20世纪的发展及政治研究。格拉斯哥大学拥有深厚的文学研究传统，并在国际经济研究及政府与公共管理方面优势突出，故其研究重点为文学、经济和政府管理，同时也涉及部分社会科学项目。利物浦大学作为《西班牙裔研究公报》（Bulletin of Hispanic Studies）的发行方，西班牙语研究历史悠久，主要侧重文学和地理研究。考古学则由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一起负责，后期剑桥大学出版社还负责发行《拉丁美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1969年5月与帕里中心联合创立）和《剑桥拉丁美洲史》（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在人员方面，拉美研究的教学科研人员迅速增长，从1966年的151人增至1976年的308人，其中正副教授从38人增至68人，高级讲师从9人增至31人，研究机构数量从1966年的40个增至1976年的50个。[12]在学生培养方面，除剑桥外，各中心均迅速设立了相关学位课程，尽管具体细节有所差异，但整体结构相似，伦敦大学提供一年和两年制文学硕士课程，而利物浦、牛津和格拉斯哥大学则提供两年制哲学硕士课程。
在研究成果方面，1966-1967学年英国大学约有117篇拉美主题的论文，1968-1969学年为175篇，1969-1970学年为215篇。[13]1966-1967学年，历史和文学领域占主导地位，论文数量分别为47篇和27篇，1969-1970学年，历史和文学领域的论文数量仍然维持在43篇，但其他领域却实现了翻番增长，政府政治领域的论文从1966-1967学年的5篇增至30篇，人类学和社会学从10篇增至26篇，地理学从14篇增至26篇，经济学从21篇增至31篇。同时，博士论文数量从1966年的94篇增至1976年的318篇。总体来看，英国的拉美研究仍以历史和文学为主，社会科学领域相对较弱。
此外，伦敦大学下属国家信息中心负责协调英国的拉美研究工作，对拉美有兴趣的大学都派有通讯员与该中心保持联系并提供相关信息。该中心持续更新英国拉美研究手册，包括《英国大学的拉丁美洲研究》（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14]《英国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正在进行和已完成的论文》（Theses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t British Universities in Progress and Completed）以及《英国大学的拉丁美洲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正在进行或最近完成的研究》（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Staff Research in Progress or Recently Completed i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15]。
除了帕里研究中心所在大学外，原先未开设拉美课程的大学也加入其中，截至1969年，英国至少有29所大学开设拉美课程，如布里斯托尔、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和南安普顿等。同期也涌现出了一批专一性研究机构。例如，1974年阿利斯泰尔·轩尼诗（Alistair Hennessy）在华威大学创立了美洲比较研究学院（School of Comparative American Studies），倡导对拉美、美国、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16]；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则设立了拉美语言研究中心，研究美洲印第安语言和伊比利亚美洲方言学。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受高校研究经费危机、国际关注热点变化以及拉美自身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影响，拉美研究发展速度放缓。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出现经济危机，英国公共开支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80年代初，英国高等教育持续扩张，但公共财政拨款急剧紧缩，刚上台的撒切尔政府大幅削减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公共资金，大学出现经费危机，[17]波及到诸多学术领域，包括拉美研究，到1977年各个研究中心的帕里资助基本结束，[18]不少中心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所属高校也不愿接手。
1979年底美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进入激烈对抗时期，斗争重点由欧洲逐步转向亚洲，[19]随后中东动荡，东欧变革，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东欧、中东的政治变动以及全球战略平衡的变化，尤其是在核武器、军事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拉美研究则失去了早期的发展势头。根据伦敦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的数据，20世纪末高校拉美研究专业教职数量严重收缩，1981年还有369个，到1997年只剩下143个，其中政治学领域从48降至12，社会人类学领域从74降至30，就连一向重视的文学领域也从110锐减到30。[20]
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院院长蒂莫西·鲍尔（Timothy Power）认为区域研究脆弱性强，受现实影响多，区域自身的重要性变化会对研究产生影响。此时的拉美正经历“失去的十年”，政治和经济极度不稳定，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再加上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支持，英拉学术合作减少，相关研究和资源的流动性下降。虽然学科仍保持体制上的连续性，但沉闷的气氛笼罩着英国拉美学界，研究与教学人员数量持续下降。例如，1997年牛津大学在莱斯利·贝瑟尔（Leslie Bethell）的主导下成立了巴西研究中心，但该中心却主要由巴西公司和巴西政府资助，这也说明了英国对巴西研究兴趣索然，或者是教育拨款不足。
新世纪以来，英国对拉美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领域的混合性特点。随着旅游热度的攀升以及电视报道数量的显著增加，公众对拉美的兴趣日益高涨，英拉间的联系类型变得更加多样，难以像上世纪的“帕里委员会”一样，将整个拉美研究放在政府领导的框架下，不妨从官方和非官方的视角探析当时的拉美研究。
官方层面侧重英拉间的政治外交和商业利益。后冷战时代，英国试图重新调整外交政策，以适应世界权力平衡向全球南方国家转移的趋势，包括在2000年代加强与拉美主要新兴经济体——墨西哥和巴西的关系。但到2010年“坎宁议程”（Canning Agenda）提出时，拉美在英国的全球优先事项中仍处于最末位。“坎宁议程”的提出旨在加强与拉美大陆的关系，提高贸易投资的参与度，将焦点从墨西哥和巴西扩展到整个拉美地区，更加系统地接触拉美。[21]2011年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亨利·杰克逊学会（Henry Jackson Society）都指出“坎宁议程”过分强调双方间的商业关系，而忽略了其他领域。
非官方层面的拉美研究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对美洲进行整体研究的趋势加强，开展跨学科、跨地区研究，打破传统的南北美洲学术分歧、拉加制度隔阂以及区域语言障碍，推动解决美洲共同关切的问题，尤其是一体化问题。这里要说明的是，虽然伦敦大学英联邦研究所（ICwS）1949年成立时就将加勒比地区纳入了研究范围，但直到1984年华威大学成立加勒比研究中心，加勒比研究才走向制度化。随着90年代拉美先后成立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等区域组织，英国学者也愈发关注美洲各地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异同性。
最早倡导“美洲比较研究”的是阿里斯泰·轩尼诗，1974年他提出用跨学科的方法比较和整合北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象，并在华威大学成立了比较美洲研究学院。1991年，牛津大学钦定现代史教授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以美洲为例，再次提出了比较历史议程。2003年伦敦大学美国研究所和拉美研究所合并为美洲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s），并开设美洲比较研究硕士课程，2012年伦敦大学美洲研究所转型为美洲所（Institute of the Americas），随后开设了英国最全面的美洲研究项目，提供美国研究、拉美研究和美洲比较研究的硕士课程，其学术重点在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人类学），而不是像其他美洲研究项目一样侧重文学。2002年埃塞克斯大学开设了四年制美洲研究课程，2003年朴茨茅斯大学也设立了类似的三年制课程。[22]2005年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美洲中心创立，2007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联合倡议（JISLAC）提出，2008年左右约克大学美洲中心成立，随后伦敦经济学院、肯特大学美洲研究中心以及斯旺西大学葡萄牙、西班牙和美洲比较研究中心等多所高校的研究机构都陆续提供美洲研究课程。牛津大学虽然没有像上述几所学校一样合并研究机构来开展整体美洲研究，其研究还是分别围绕拉美中心和罗瑟尔米尔美洲研究所（成立于2001年）展开，但这并不妨碍两者间的合作，2012年双方联合举办了“1800-1910年美洲有争议的选举”会议，随后该会议发展成为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拉美在内的更加广泛的项目，2014年又发起了美洲比较史联合研讨会，自此已举办了20多场美洲研究活动。
二是突破传统研究领域，出现新兴研究议题。新时期拉美研究领域不再只局限于政治、种族、经贸和历史[23]等领域，社会、法律和人权[24]等新兴领域涌现出大量成果。再以《拉丁美洲研究简报》为例，近年来多次开设社会问题、文化研究等专栏，如西班牙加勒比女作家（2003年第4期）、公民身份研究（2004年第2期）、历史视角下的巴西流行文化（2005年第2期）、墨西哥电影（2006年第4期）、中美洲的青年与暴力研究（2007年第4期）、墨西哥视觉文化（2010年第3期）等。
注释：
[2] 王正绪：《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模式、学科视野与研究方法》，《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4期，第1-13页。
[3] Foreign Office of Great Britain,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 Slavonic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 1947, London, p.8.
[4] H. Blakemor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5, No.3, 1970, pp. 111–134.
[5] Darby, H.C.,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eography, Liverpool: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1947.
[6] R.W. Steel, Geographers and the Tropics, in Steel, R.W., and Prothero, R.M. Geographers and the Tropics: Liverpool Essays, 1964, pp. 1-29.
[7] Gustavo San Román, The Rise of Modern Lati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UK: A Questionnaire to Early Practitioners, Bulletin of Spanish Studies, Vol. 84, No.4–5, 2007, pp. 447–494.
[8] David R. Harris, Plants, animals and man in the Outer Leeward lslands, West In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M.J. Eden, The savanna ecosystem: Northern Rupununi, British Guiana, McGill University, 1964; Janet D. Henshall,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Barbadian peasant agriculture, Unpublished M.Sc. thesis, McGill University, 1964; David Watts, Plant introduction and landscape change agriculture, Unpublished M. Sc. Thesis, McGill University, 1963.
[9] 1962 年帕里委员会建立，英国著名拉美史专家约翰·帕里 （John H. Parry）任首届主席。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London: HMSO, 1965.
[10] 帕里委员会没有将英属加勒比纳入拉美研究范围内，但却将其他加勒比岛屿如古巴、圣多明各和波多黎各等纳入了研究。DICKENSON, J., A Survey and Bibliography of British Geographical Work on Latin America,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No. 16, 1973, pp.3–18.
[11] Kapcia, Antoni and Newson, Linda, Report on the state of UK-based research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London: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014.
[12] G. W. MERKX, “Victor Bulmer-Thomas (ed.), Thirty Years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65–1995,”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30, No.2, 1998, pp. 415–452.
[13] H. Blakemor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5, No.3, 1970, pp. 111–134.
[14] 《英国大学的拉丁美洲研究》列出了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名单以及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概要指南。
[15] H. Blakemor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5, No.3, 1970, pp. 111–134.
[16]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arwick, In Memoriam: Professor Alistair Hennessy, 2014.
[17] Ken Mayhew, Cécile Deer, Mehak Dua, The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K: many questions and some answers,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30, No. 1, 2004, pp. 65–82.
[18] David Cubitt, Issues in Area Studies: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Britain, Journal of Area Studies Series 1, Vol. 3, No. 6, 1982, pp. 13-18.
[19] 张也白：《评八十年代美苏关系的发展》，《美国研究》1987年第1期，第69-78、2-4页。
[20] Nikki Craske, David Lehmann, Fifty Years of Research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K, Revista Europea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y del Caribe, No. 72, 2002, pp. 61–80.
[21] Thomas C, “Mill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s Latin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sessing the ‘Canning Agend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6, 2018, pp.1391–1408.
[22] Nikki Craske, Lewis Tayl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K, 2016, Subject Centre for Languages, Linguistics and Area Studies Good Practice Guide,” Retrieved 25 September 2024, from http:// www.llas.ac.uk/resources/gpg/143.
[23] 作者对《拉丁美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自创刊（1969年）至1975年之间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初步检索，概括出文章数量较多的四个领域，分别为：政治、种族、经贸、历史，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latin-american-studies/most-cited，访问时间：2024年9月23日。
[24] 作者对《拉丁美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2000-2024年之间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初步检索，概括出文章数量较多的三个领域，分别为人权、社会、法律，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latin-american-studies/most-cited，访问时间：2024年9月23日。
国外经验 | 从英国国家角色转变对区域研究议题的影响谈起
在拉美作为独立的区域研究分支发展进程中，主要推动力不在知识界内部，而是在知识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可以说国家战略需要驱动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英国在拉美地区扮演的国家角色随着国家实力以及国际格局更迭而不断转变，出于国家利益和战略的考虑，英国对拉美研究的重点在不同时期也各有侧重。
一、17世纪到19世纪：殖民帝国（Colonial Empire）
相比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国的殖民扩张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快，后来者居上。16世纪英国对拉美的探索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专业的区域研究，而是区域研究的原始积累。1582年理查德·哈克鲁特（Richard Hakluyt）将吉尔波特（Gilbert）带回的地理信息和地图绘本等整合编写成册，出版了《有关发现美洲和大洋岛屿的各种航行》（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一书，涵盖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众多航海家的航海日志和报告，主要关注美洲和附近的大洋岛屿的地理信息。[1]
17世纪到19世纪，英国逐渐走向权力顶峰，扮演全球性殖民帝国的角色，这一时期英国对拉美的区域研究多是为了巩固统治、管理殖民地而进行的信息搜集与整理，主要形式包括航海日志、科考报告、政府报告、地理测绘、旅行记录等，属于主观色彩强烈的叙述性内容，记录者多为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2]主要研究议题包括早期地理学、动植物学以及人类学，初步构建了英国区域研究自主体系的框架。
17世纪20年代起是英国占领加勒比地区的高峰期，先后在圣基茨、巴巴多斯、尼维斯、蒙特塞拉特和安提瓜等多个岛屿建立定居点。17世纪英国商品难以进入欧洲市场，国内商人将目光转向海外殖民贸易，游说集团施压政府进一步征服拉美其他地区，尤其是南美洲。可以说英国拉美研究的缘起是扩展对外贸易，由于当时拉美没有原生国家，对英国而言是可以殖民开垦的未知土地，于是英政府派遣了一大批探险队，以科学考察为名，行政治扩张、殖民“教化”之实，但不可否认此时的拉美研究在地理学、生物学以及人类学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地理学能够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拉美功不可没。[3]17世纪航海家撰写的“行记”（travel writing）以图文形式记载了拉美的地理位置以及动植物分布情况，地图是早期拉美研究的一个重要例证。例如，目前加拉帕戈斯群岛已知的最早地图就是由英国航海家威廉·克劳利（William Crowley）1684年绘制而成，1683年，威廉·克劳利和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等人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丹皮尔原本是一名海盗，常年活跃在加勒比和中美洲，他于1697 年出版的《环球新航程》（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是最早将科学探险和地理观察相结合的书之一。关于加拉帕戈斯群岛，丹皮尔从博物学家的角度写道，“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比这里动物种类还多的地方……此前我从未见过任何超过30磅重的动物”，并绘制了包括中美洲、加勒比以及南美洲在内的美洲地图，详细标出了他航行到过的地方，例如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牙买加、麦哲伦海峡、巴拿马海峡等，这是英国人对拉美大陆南端最早的描述之一；丹皮尔还记载了一些他认为奇特的动植物，比如生存在洪都拉斯和巴拿马一带的鬣蜥。[4]
18世纪下半叶起，英国的早期区域国别研究进入自主知识体系成形阶段，除了收集地理分布和航线规划等地理学知识，还采用信息搜集为主的科学统计方法，对土著人民和殖民地社会进行了民族志研究。18世纪英国殖民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是国家授权的特许殖民公司，与非欧洲国家的外交活动也主要由军事官员、领事或特许殖民公司的代理人而非官方外交官进行，[5]这些私营部门和个人是殖民利益的直接获得者，亦是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资助者[6]。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英法西三国签订《巴黎和约》，法国割让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多巴哥和圣卢西亚等岛屿给英国，至此英国正式成为加勒比殖民地霸主。随后英国将目光投向南太平洋，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明面上是带领探险队前往大溪地观察1769年的金星凌日，实际上旨在征服传说中的南方大陆（即今天的南极洲），于是一个打着科学幌子的帝国扩张行动开始了。但不管怎么说，随队人员中不乏动植物学家和自然学家，一路上研究生物、考察民情，比如说，库克曾在1774年3月到达智利复活节岛，库克和船员的航行回忆录中就记载了复活节岛上居民的身体特征、生活习俗以及当时的人口情况[7]。
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终结了拿破仑帝国，也巩固了英国的霸主地位。为了维持全球范围内的殖民统治，1830年英国伦敦地理学会成立（1859年后改称皇家地理学会），随后成为探险家、士兵、管理人员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1931年官方期刊《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创立，仅1831～1840年期间就刊登了至少19篇与拉美相关的文章，平均每期一篇。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亚历山大·麦克诺基（Alexander Maconochie）、亨利·沃尔特·贝茨（Henry Walter Bates）以及克莱门茨·马克汉姆（Clements Markham）等诸多学者都通过皇家地理学会在拉美开展过勘探工作并撰写了相关著作，[8]其中尤以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航行期内的动物志》最为知名。
二、19世纪：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
英国的霸权时期延续至一战爆发，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利用自身政治与经济优势积极拓展海外市场。19世纪初拉美各国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实现独立，但很快便沦为英国“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非正式帝国是19世纪英国对外扩张的第三种主要形式，涵盖的国家既非完全独立，也非正式殖民地。[9]艾伦·奈特（Alan Knight）将19世纪英国的拉美政策形容为“好战、干涉和多管闲事”（belligerent, interventionist, and meddlesome）[10]。尽管英国希望将拉美（加勒比以外地区）纳入其附属势力范围，但考虑到美国与拉美（特别是墨西哥和中美洲）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领土过度扩张带来的管理问题，最终放弃了军事直接干预，而是通过经济渗透与政治控制实施间接的半殖民统治，成为19世纪拉美经济与政治事务的主导外部力量。
对欧洲人而言，拉美的土著人群是截然不同的人群，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甚至需要一门完全不同的学科来进行研究[11]——人类学。19世纪，英国在拉美的人类学研究与其帝国野心紧密相连，人类学为英国提供了优化资源开采、加强经济开发以及合理化对土著人民政治控制的方法。通过研究土著人民在自然资源经济中的角色，英国学者收集了有助于维持其在拉美地区主导地位的信息，并为帝国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学者们在帝国机构的支持下，详细研究了土著群体的社会组织、文化习俗与经济角色，了解当地的劳动制度、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从而提高了资源开采的效率。
随着19世纪现代大学学科体系设立，英国学者开始不满于前期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进而寻求在经验发现基础上的“客观”知识，对现代国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与解释，并解决随现代性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12]尤其在1830年中美洲出现了显著的英国殖民影响后，[13]人类学家愈发坚信关于“土著民族”的知识能够为英国的殖民统治提供支持，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认为，通过研究土著民族习俗与信仰可以发现它们的意义和功能，以及在思想、道德和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从而助力解决土著文明适应新条件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14]19世纪的人类学家普遍持有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认为欧洲是文明发展的顶点，其他民族应以欧洲为榜样并追随其发展。[15]这一观念与社会进化论结合起来，成为殖民主义者辩护其统治正当性的理论依据，认为大英帝国正在将文明与进步带给“原始”社会。根据这一进化论框架，土著人民被置于比欧洲社会更低的发展阶段，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便是该观点的代表人物。
泰勒在加勒比和墨西哥旅行期间，与英国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亨利·克里斯蒂（Henry Christy）一道深入墨西哥，归国后泰勒出版了包括《阿纳瓦克人，或古代与现代的墨西哥和墨西哥人》（Anahuac: or, Mexico and the Mexicans, Ancient and Modern）在内的多部人类学著作，探讨了墨西哥和古巴的文化、宗教和历史，重点研究了西班牙征服前的阿兹特克文明及其对现代墨西哥的影响。泰勒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将加勒比人、巴西人、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以及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人等视为“蒙昧部落”[16]。泰勒的“文化进化论”认为社会经历了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阶段，这一理论成为19世纪人类学的主导范式，英国殖民者通过这一进化模型为其对拉美土著居民的统治提供正当性，借此将自己定位为“文明”的代理人，合理化对拉美资源的开发。
此外，土著人民在自然资源的生产与开采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尤其在橡胶、咖啡、可可和矿产等对英国工业经济至关重要的商品生产中。英国学者对土著社会文化与社会分工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英国对拉美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的控制。民族植物学家理查德·斯普鲁斯（Richard Spruce）是早期结合科学与文化视角的代表人物，他将植物采集与民族志观察结合，记录了土著人如何与自然环境互动，并观察其习俗、信仰与社会组织。斯普鲁斯去世后出版的《植物学家在亚马逊与安第斯山脉的笔记》（Notes of a Botanist on the Amazon and Andes）汇集了他对亚马逊土著部落的宗教仪式、医疗实践与精神信仰的观察。尽管斯普鲁斯的研究并非出于经济动机，但他对当地的研究为欧洲提供了大量可用于制药和化妆品的植物，如治疗疟疾的奎宁和具有工业用途的单宁。
三、二战后：残余大国（Residual Great Power）
二战后，英国国力大幅下滑，国际地位被美国取而代之。美国社会学家戴维·M·麦考特（David M. McCourt）在《1945年后的英国与世界势力：在国际政治中构建国家定位》中称1945年后的英国一直在扮演“残余大国”的角色。英国先后经历了非殖民化带来的阵痛，以及苏伊士危机（1956～1957 年）、申请加入欧共体被拒（1962年）、以及英联邦作为地缘政治框架局限性等一系列困境，[17]很快就发现自身实力无法再与美苏等超级大国相提并论，但决策者仍认为英国要继续在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坚持维护世界大国的地位，从而催生出“残余大国”这个新角色。
1956年埃及领导人纳赛尔（Nasser）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减少对西方援助的依赖，激化了与英法间的利益冲突，英法以“残余大国”的角色相互支持，与以色列达成进攻协议，但结果是英国世界大国的地位被彻底终结。[18]英法以殖民巨头的身份卷入这场危机，却以沦为二流国家的结果收场。[19]随后在60年代，英国曾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均遭拒绝，不仅导致英国错失了早期的经济整合机会，还削弱了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被视作孤立于欧洲大陆主要决策圈之外的国家。
与此同时，拉美在新兴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二战期间拉美国家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国际地位显著上升，同时二战也使得拉美初级产品出口、贸易顺差和黄金储备激增，客观上促进了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进程。[20]1948年阿根廷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标志着拉美的“英国时代”正式终结，英国驻阿根廷大使马尔科姆·罗伯逊（Malcolm Robertson）曾指出，铁路是英国在拉美地位的支柱，失去它们即意味着失去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
面对这一系列国内外形势变化，英国政府敏锐洞察到英拉关系出现实质性转变，拉美已突破传统的原料供应地与普通贸易对象的狭隘定位，转而成为值得深入探究并着力拉拢的关键区域。1962年3月英国外交部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强调开展拉美研究的必要性；[21]同年另一份名为《关于在英国促进拉丁美洲研究》的备忘录则承认，英国在拉美研究领域及配套设施方面存在显著短板，专门聚焦拉美的学术探究稀缺，相较于法国、苏联、比利时、瑞典等诸多欧洲国家已落下较大差距。[22]一个月后，时任外交大臣邓迪勋爵在致函邀请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英国文化协会等机构参加 “在英国推广拉美研究”研讨会时，同样对英国拉美研究的现存状况深表惋惜。他指出，拉美研究理应如同东方、非洲以及斯拉夫研究那般，为国家谋取切实的战略收益。[23]《帕里报告》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英国大学的拉美研究未能充分彰显拉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24]。
恰逢此时，美拉冲突白热化，拉美反美情绪高涨，“西方联盟”面临压力，英国敏锐捕捉“重返拉美”的契机，顺势入局。一战前，美国借助商业、外交与军事手段，取代英国在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及南美洲的经济主导权；二战后，随着美国确立在阿根廷的主导地位，英国对拉美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一落千丈。1948年起，美国频繁干涉拉美事务，扶持右翼政权，打压左翼运动。1959年古巴革命爆发，古巴转向社会主义，进一步加剧了拉美反美情绪。美国对古巴的敌对行径及“进步联盟”计划不仅未能有效遏制该地区的反美情绪，反而加剧了拉美国家对美国的疏离，美国外交深陷困境，为此美国请求英国加大对拉美的关注，稳定“西方联盟”在拉美的存在。英国前期未能在拉美实现殖民的“遗憾”，此时却成为重返拉美的抓手。由于在拉美的影响力相对较低，英国反而获得了拉美国家的接纳，拉美民众普遍视英国为秉持自由主义、站位中正、迥异于美国的存在。英国也意识到，这是拓展拉美版图的机会，能够利用其欧洲身份为拉美提供一个“既非美国，也非共产主义”的新选择。[25]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也起到了推动作用。1963年，《罗宾斯报告》提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建议，为拉美研究体系化奠定了基础。
以上种种因素，共同推动了英国对拉美研究高峰期的到来。到20世纪末，英国拉美研究已经形成了“1个龙头、3个阵地、10个基地”的全面开花格局，以帕里委员会为龙头，以《拉丁美洲研究杂志》和《拉丁美洲研究简报》两个主要刊物及剑桥大学出版社为3个阵地，以10个拉美研究中心[26]为依托。[27]
虽然二战后英国的拉美研究迈入体系化进程，但此时的研究分布总体较为失衡，更多的是学科研究，而非区域研究，学科与学科间相互割裂，且研究议题聚焦在传统学科。1950年罗纳德·希尔顿（Ronald Hilton）在《西班牙裔研究公报》中指出跨学科拉美教学的重要性，只专注一个领域的专家缺乏充分理解拉美复杂问题需要的广阔视角，西班牙文学教授忘记了他们大肆宣扬的学科化，对拉美政治发表天真自信的言论；历史专家不精通西语、葡语，在讨论地区社会问题时，难以理解文化和社会的细微差别；地理学教授通常过于强调生态学和空间关系的重要性，而人类学和社会学专家则乐此不疲地讨论西班牙裔民族生活的细枝末节。[28]如前文所说，《帕里报告》对各中心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大方向分工，研究中心根据自己的研究传统和学科优势分别聚焦文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新任命的人员也多分布在文学和历史领域，社会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获得的关注非常少。原因很简单，传统研究历史悠久、根基牢固，《帕里报告》提出之前，拉美研究通常是作为西班牙研究课程的辅助课程而存在，西班牙研究课程本身又相当传统；新兴区域研究领域反应滞后，对拉美感兴趣或有经验的社会学家数量严重短缺，而经济学者又普遍不愿意投身对美洲经验的研究，1969年拉美经济研究特别会议上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Alec Nove）指出，英国的经济学家一向不太重视地区研究，无论是拉美还是其他地区。[29]
截至1976年，英国的拉美学者中25%是历史学家，19%是语言学和文学学者，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加起来仅占26%。[30]文学和语言学者甚至拥有专门的研究期刊《西班牙裔研究公报》（1923年创立），而1969年创刊的《拉丁美洲研究杂志》虽然将自身范围定义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拉美”，但实际上一直被历史学家主导，1969-1973年期间发表的51篇文章和评论文章中，64.7%为历史学，其次是政治学占11.7%；1974-1978年期间，历史学有66篇占54.5%，其次是政治学占22.7%；1979-1983年期间，51篇文章中历史学占62.7%，政治学占23.5%。社科学者即使愿意在地区研究的框架内工作，也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被引向特定学科期刊，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事实上，正是因为社科学者不满传统学科和研究方法长期在期刊中占主导地位，1981年《拉丁美洲研究学会公报》复刊，并改名为《拉丁美洲研究公报》，将期刊范围明确界定在主要社会科学（经济学、发展研究、社会学、政治学）范围内。[31]
四、后冷战时期：从欧盟领导者到打造“全球英国”形象
冷战结束，国际体系再次发生重大嬗变，两极世界转变为单极世界，欧洲重新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对英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冷战结束使英国充当美苏之间调停人的功能丧失，加之欧洲的巨大发展，此时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英国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重要选择，对欧洲前途也没有宏伟的构想，英国的相对衰落还降低了它传统上在欧洲发挥平衡作用的能力”。[32]
后冷战初期，英国政府一改此前对待欧洲一体化的僵硬态度，积极推动英国融入欧洲，扮演欧共体领导者的角色，以拓展外交空间，提高国际地位。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欧盟开始重视与其他地区的伙伴关系，拉美此时也结束了债务危机，经济复苏，民主化进程稳步发展，在英国的积极倡导下，欧拉关系有所升温。1995年欧盟在《加强欧盟与拉美间的伙伴关系》中提出对拉美的三大关切：巩固民主体制、消除社会贫困和支持经济改革。英国作为欧盟领导者，在很大程度上与欧盟的关切保持一致，并通过自身行动影响了国内拉美研究的议题方向，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民主、贫困或经济改革为主题的拉美研究论文。
2016年脱欧公投后，英国在拉美的国家角色再次调整，从原先以欧盟领导国的身份推动欧拉合作，转变为重返英联邦，全力打造“全球英国”形象，在拉美地区采取更加独立和主动的行动策略。
2021年英国在《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国防、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审查》报告中提出“全球英国”的国家战略，强调将继续在集体安全、多边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和卫生风险、解决冲突和减贫等方面发挥国际引领作用，[33]与脱欧前相比，“全球英国”战略更加注重“软实力”领导，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卫生风险领域。因为在这一领域内，英国可以自信地冠以“全球大国”称号，将自己定位为领导者，弥补脱离欧盟导致的影响力削弱。同时这一领域也是拉美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弱势领域，对拉美国家而言，不管是大型碳依赖经济体，如巴西和墨西哥，还是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低碳排放国，如加勒比岛国，都十分关注环境安全，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正在威胁着当地的人类健康和安全、粮食、水和能源安全以及环境。因此，英国将英联邦作为脱欧后外交政策的重要载体，以气候变化等优先发展事项为抓手，将拉美乃至太平洋地区当作发挥领导力的重要舞台。在政府层面，借助英国—加勒比海部长论坛，将“气候变化与环境”列为双方合作重点，关注加勒比海和小岛屿国家发展情况，同时与巴西等国签订双边绿色合作协议；在学术机构层面，丁铎尔中心、环境变化研究所、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等重要环气问题研究机构也将拉美纳入重点观察对象，定期发布气候问题研究成果。
注释：
[1] 柴彬、陈谦悦：《英国殖民扩张与近代区域研究体系的建构》，《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4期，第104-111页。
[2] Alonso de Ovalle, An Historical Relation of the Kingdom of Chile, printed at Rome by F. Cavallo, 1649, pp. 30–210.
[3] Michael Redclift, A Short Survey and Bibliography of British Sociological Work on Latin America,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18, 1973, pp. 12–15.
[4] Voyages: William Dampier, 1679-1707, https://voyages.lindahall.org/dampier.shtml,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5日。
[5] Jeremy Black, British Diplomats and Diplomacy,1688~1800,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2001.
[6] 许勤华、柳震：《区域国别学的自主性构建：以英美俄早期区域国别研究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第108-123页。
[7] Zuzanna Jakubowska-Vorbrich, “James Cook’s Expedition to Easter Island, 1774: Some Linguistic Reflections on a Visit of a Rapanui Aboard the English Ship,” in Zuzanna Jakubowska-Vorbrich (ed), 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Misconceptions about Easter Island in the Light of 21st Century Science, 2018, pp. 121–132.
[8] Michael Redclift,A Short Survey and Bibliography of British Sociological Work on Latin America,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18, 1973, pp. 12–15.
[9] Atul Kohli, Imperialism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How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aped the Global Periphe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84.
[10] Knight, Alan, “Britain and Latin America,” in Andrew Porter, and Wm Roger Louis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22-145.
[11] [美]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12] 刘琪、杨成：《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人类学角色探析——以英美中人类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为例》，《世界民族》2023年第3期，第102-111页。
[13] Ralph Lee Woodward Jr., Central America: A Nation Divid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6.
[14]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15] 刘琪、杨成：《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人类学角色探析——以英美中人类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为例》，《世界民族》2023年第3期，第102-111页。
[16] [英]爱德华·伯内特·泰勒，连树声译：《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9、21页。
[17] W. J. Mommsen, John Darwin, The End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Historical Debate,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1, No.1, 1992, pp. 113–114; Porter, B, The Lion`s Share: A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to the Present (6th ed.), London: Routledge, 2020.
[18] 法国在战争期间被占领和失去法属印度支那后已经失去了这一角色。
[19] Neff Donald, Warriors at Suez: Eisenhower Takes America into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Linden/Simon and Schuster, 1981.
[20] 韩琦：《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拉丁美洲的影响》，《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6年，第193-210、376页。
[21]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Foreign Office 924-1433, Minutes of March, 1962, quoted from G. Paquette (2019), The ‘Parry Report’ (1965)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atin American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62, No.1, pp. 219–240.
[2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Foreign Office 924-1433, Memorandum on the promotion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1962; Sewell Bevan, “We Need Not Be Ashamed of Our Own Economic Profit Motive”: Brita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1959–63,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37, Bo. 3, 2015, pp. 607–630.
[23]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Foreign Office 924-1433, Lord Dundee to W. Mansfield Cooper, London, 1962.
[24] Gustavo San Román, The Rise of Modern Lati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UK: A Questionnaire to Early Practitioners, Bulletin of Spanish Studies, Vol. 84, No. 4–5, 2007,pp. 447–494.
[25]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Foreign Office 953–2262, British policy towards Latin America, London, 1965.
[26] 10个研究中心分别隶属于剑桥、格拉斯哥、利物浦、伦敦、牛津、布拉德福德、埃塞克斯、朴茨茅斯、圣安德鲁和沃里克这10所大学，它们是英国拉美研究的重要基地。
[27] 吴洪英：《浅论英国对拉美研究的轨迹、特点与挑战》，《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3期，第54-58页。
[28] Ronald Hilton,‘Hispanic American Studi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BHS, XXVII, No. 108, 1950, pp. 216–221.
[29] 根据拉美研究所（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的一份报告，1968—1969 年伦敦地区撰写中或已完成的175篇拉美论文中，只有19篇被归到经济学领域 。
[30] Carmelo Mesa Lago,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Europe, New York: Tinker Foundation, 1980, p.15.
[31] David Cubitt, Issues in Area Studies: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Britain, Journal of Area Studies Series 1, Vol. 3, No. 6, 1982, pp. 13-18.
[32] 转引自徐弈：《论冷战后英国国际角色的变化》（博士论文），南京大学，2012；Zbign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42.
[33] Cabinet Office,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
观点集萃 | 英国拉美研究的集大成作——《剑桥拉丁美洲史》
20世纪初起，被称为“镇社之作”的剑桥史系列开始出版，包括中国史、日本史、非洲史、伊斯兰史、伊朗史和拉美史。二战以来，特别是1960年以来，关于拉美历史的研究与作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美英推陈出新，但总体分布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研究。70年代末，时任伦敦大学学院讲师的莱斯利·贝瑟尔博士着手策划编纂《剑桥拉丁美洲史》（CHLA）系列丛书。莱斯利是《剑桥拉丁美洲史》的唯一编辑，1939年出生于英格兰，他是拉美历史领域最知名的专家之一，尤其关注巴西。莱斯利1986年起担任伦敦大学教授，讲授“美洲历史”，1987年起担任伦敦大学拉美研究所所长，1998年创立牛津大学巴西研究中心，一直主持主任职务到2007年。
《剑桥拉丁美洲史》是全球第一部研究拉美独特历史进程的权威性大型著作，其内容包括15世纪末16世纪初美洲印第安人土著居民第一次接触欧洲人（以及跨大西洋的非洲黑奴贸易初期）到21世纪初长达五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最初是想运用现有知识完成一部高水平的集大成作品，为拉美历史学家以后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对有兴趣学习拉美历史的学生们有所裨益，让致力于其他地区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对拉美产生兴趣，帮助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人们进一步了解拉美。但实际上，《剑桥拉丁美洲史》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教科书要求，许多文章提供了超越传统的全新见解。[1]《剑桥拉丁美洲史》既是一部编年通史，也是独立成卷的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题史，在结构和体制上突破了传统历史学的界限，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国际关系、民族、人口、宗教、思想意识以及建筑、雕塑、绘画、诗歌、音乐、艺术、文学、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剑桥拉丁美洲史》共发行11卷，前10卷每章都附带书目名单，第11卷则汇总了前10卷参考书目的更新版本，这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做出的一项不同寻常的决定。除少数几篇外，参考书目均由原作者撰写，将参考书目重新安排为两个新部分，分别为征服前夕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土著民族，以及独立后拉美的国际关系，并且保证与霍华德·F·克莱恩（Howard F. Cline）的《拉美历史学家在美国》（Historians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United States）以及查尔斯·C·格里芬（Charles C. Griffin）的《拉美：历史文献指南》（Latin America: A Guide to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中的参考文献不重复。[2]在第11卷，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可以更迅速地找到相应研究文章，了解20世纪拉美研究的情况。在阅读《剑桥拉丁美洲史》时，读者会感受到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学术目标感，因为这本书是由全球第一批真正专业的“拉美研究者”撰写的，[3]151篇文章中有53篇由英国人撰写，其余作者都是美国、西欧和拉美的学者，[4]许多学者在70年代中期接受任务时已经三四十岁了，都是各自领域公认的权威，也是60年代和70年代拉美殖民地研究的青年领导者。[5]
《剑桥拉丁美洲史》不仅成功总结现有的知识思想，并吸收了自1960年以来全球拉美研究不断变化的观点，同时也推动了方法论、研究视角和学术概念的创新，[6]提出了一些此前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课题，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拉美历史，不仅涵盖政治和经济史，还涵盖社会、文化和环境维度。作者分别来自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不同学科，他们运用自己的技能分析特定时间和地点框架下的历史问题，再加上一百多位学者来自不同大陆，这种建立在跨国际和跨学科基础上的学术合作研究成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的主要特色。
《剑桥拉丁美洲史》后期还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重视区域研究，探讨了南锥体（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安第斯山脉（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等次区域的不同现实和历史进程，突出不同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塑造了每个国家或地区所遵循的不同发展道路。二是加大文化领域的研究，最后一卷着重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来拉美的思想、文化和社会，介绍了叙事文学、土著文学、诗歌、音乐、建筑、电影以及广播等，在前面几卷较少提及文化，多重视政治、经济和社会（教会）。剑桥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佩德罗·洛雷罗在采访中也提到目前英国的拉美研究越来越关注文化研究和人文社科研究，尤其以剑桥拉美研究为代表（详见下文采访）。
注释：
[1] John H. Coatsworth,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 11, 1870-1930,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9, No.1, 1989, pp.132–133.
[2] Robert M. Levin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 11, Bibliographical Essays,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6, No.3, 1996, 537–538.
[3] Paul Gootenberg, Latin America: Economy and Society since 1930,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9, No.3, 1999, pp.551–553.
[4] 在Nikki Craske和David Lehmann原先统计的数据上补充了第11卷的作者数据，Craske, N., & Lehmann, D. ,Fifty Years of Research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K, Revista Europea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y del Caribe, No. 72, 2002,pp. 61–80.
[5] William B. Tayl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s. I and II, Colonial Latin America,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6, No.2, 1986, pp. 366–370.
[6] G. Pope Atki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ume 6, part 1, 1930 to the Presen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ume 6, part 2, Latin America Since 1930: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7, No.1, 1997, pp.77–78.
学人访谈 | 英国学者谈拉美研究
编者按：本期前沿特邀编辑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硕士研究生倪妍分别于2024年11月28日和12月4日对剑桥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佩德罗·蒙德斯·洛雷罗（Pedro Mendes Loureiro）副教授和《拉丁美洲研究简报》杂志主编巴斯大学胡安·巴勃罗·费雷罗（Juan Pablo Ferrero）副教授进行了采访，两位学者就英国拉美研究的重点、现状和挑战，以及中英未来在拉美研究领域的合作发表了各自看法。
倪妍（以下简称“倪”）：佩德罗博士，您好！您是剑桥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剑桥大学一直是英国拉美研究的核心阵地之一，学术研究传统非常悠久，也是英国规模最大、最具多样性的拉美研究中心之一，您能简要谈谈剑桥大学在该领域的发展吗？
佩德罗博士（以下简称“佩”）：剑桥大学拉美研究中心成立于1966年，旨在推动剑桥大学对拉美的研究和教学。根据J. H. Parry博士（1962-1964年）领导下的拉美研究议会委员会的报告，剑桥、牛津、伦敦、格拉斯哥、以及利物浦大学陆续建立了五个“帕里拉美研究中心”，剑桥大学的拉美研究中心就是其中之一。最初，中心的设立源于古巴革命后英国对拉美地缘政治的兴趣，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对地缘政治的关注已逐渐消退，拉美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更具批判性和跨学科特征的思考，包括更加广泛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选题。学者对该领域的兴趣波动较大，2000年代至2010年代初期有过一段高潮，但由于资金、社科结构变化以及拉美对英国吸引力的减弱，后期兴趣有所下降。“粉红浪潮”时期曾是一个充满兴趣、学术参与和知识机遇的时代，但现在已大不如前。尽管剑桥拉美研究中心的规模较小，但随着越来越多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参与拉美研究（他们通常并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拉美研究），英国学术界对拉美的兴趣和地域关注持续扩展。
倪：社会科学领域确实是如今拉美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版块。佩德罗博士您自身的研究重点之一就是对拉丁美洲的发展战略进行批判，从不同视角探讨拉美发展战略，包括经济转型的方法、支撑和制约战略的阶级政治等，在具体国别研究领域，您比较关注巴西的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问题，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商品化如何重塑不平等。从您自身研究经历出发，您觉得英国学者在从事拉美研究时总体比较关注哪些领域，哪些方法论的运用比较突出？
佩：英国的研究方法论和兴趣领域广泛，较少受国内利益主导，这点与美国不同，后者的拉美研究受国内利益影响较大。在英国，文化研究是主流范式，同时也广泛涉及其他社科领域，如人类学、建筑学、政治学等，运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过程追踪和大数据分析等。
倪：确实，在前文梳理《剑桥拉丁美洲史》的内容脉络时，我也注意到与前几卷重视政治经济相比，最后一卷尤其关注文化领域，着重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拉美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包括文学、音乐、建筑、影视等领域。
佩：与传统上更受关注的前英国殖民地（加勒比地区）相比，拉美研究在英国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领域”（less of a field），但是对拉美地区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一直是一个强势发展的领域，已经成为 20 世纪末以来英国拉美研究的重要优势。文化研究对不同的理论观点表现得更加开放，关注点也很多样，研究方法灵活多变，可以说，文化研究的灵活性和跨学科性为该地区多元化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沃土。
倪：可以说21世纪以来的拉美文化研究已经突破了狭义范畴，迈向建立在社会根基之上的广义研究领域，在此视角下，文化被视作一个由诸多政治、经济因素交织而成的整体且复杂的社会现象。在拜读佩德罗博士著作的过程中，我也很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趋势，比如说在《土地教区登记在历史与史学中的地位——通过新的方法研究巴西首个全国土地登记册中米纳斯吉拉斯省的土地占有情况》（Os registros paroquiais de terras na história e na historiografia – estudo da apropriação fundiária na província de Minas Gerais segundo uma outra metodologia para o tratamento do primeiro cadastro geral de terras do Brasil）一文中，巧妙融合文化叙事与经济叙事，紧密联系文化记录（诸如土地登记实践及社会规范）与经济分析，不仅将历史记录作为数据点，还将其作为社会规范、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的投射，展现出历史文献中的文化洞察为经济史学注入的丰富内涵。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体现出很明显的跨学科特色，比如说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您在《塞尔索·富尔塔多和经济发展的神话：从流亡中重新思考发展》（Celso Furtado and the My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thinking Development from Exile）一文中提到，“富尔塔多在剑桥大学工作的十年间出版了四部著作，这些著作虽然仍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但试图运用一种跨学科的发展方法，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是加入了（欠）发展的文化和环境维度”。那除了前文提到的学者对拉美兴趣的变化外，佩德罗博士您觉得目前英国的拉美研究还面临什么其他挑战吗，尤其是在跨学科方法的应用上？
佩：不可否认英国的区域研究确实面临威胁，许多研究中心已经关闭或者缩减规模，尤其是拉美研究中心。英国大学的组织结构以及资金分布严重影响了拉美研究，在这个组织结构中，区域研究（和跨学科工作）往往被忽视，而且这类研究往往难以获得晋升回报，但即便如此，我想说的是，拉美研究仍然保有一定的研究空间。
倪：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二、胡安·巴勃罗·费雷罗副教授访谈
倪妍（以下简称“倪”）：胡安博士，您好！我们都知道拉美研究是巴斯大学的一个强势研究领域，您目前也是《拉丁美洲研究简报》（下称《研究简报》）的杂志主编，您能简要和我们谈谈巴斯大学拉美研究的发展特色吗？
胡安博士（以下简称“胡”）：巴斯大学成立于1966年，相比于牛津、剑桥、伦敦政经学院等传统高校，历史较短，而且巴斯大学没有独立的拉美研究中心，而是通过一个多学科的学者群体推动拉美研究。我们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得益于高度参与拉美研究学会（The Society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及其官方期刊《研究简报》，我们有4到5名同事参与了该期刊的编委工作。正如我所提到的，巴斯大学没有专门的拉美研究中心，而是将拉美研究作为跨学科项目的组成部分，融入国际关系、政治学、现代语言学及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中。拉美研究的学者分布在不同学科领域，主要来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院，其中包括教育学系，政治学、语言学与国际研究系，以及社会政策与社会科学系等多个部门。巴斯大学也没有像一些传统大学那样设立拉美研究学位，这主要是出于经济效益和持续性发展的考虑，单独设立拉美研究学位很有可能会面临学生需求不足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如今有许多学生对拉美的政治和国际关系等课程感兴趣，因此我们也将相关内容纳入到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中。
巴斯大学的研究重点是社会运动与民主化，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社会运动，我个人尤其关注1980年代后转型期的新自由主义问题。我们也有学者研究少数群体的正义权利，如智利的LGBT群体；另外一些学者则专注具体学科领域的研究，比如我前文提到的那些学科。我们也专门研究某些国家，如巴拉圭的政治、经济、历史等。关于拉美及其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特别是区域一体化进程，如南共市与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对拉美的影响。最近，我们在进行地方性政策研究，特别是在阿根廷和巴西这类联邦制国家中，地方（省、州）政治体系研究成为关注重点。我还想补充的是，我们有一位同事专门从事女性足球研究。
倪：通过您的介绍，我感觉巴斯大学的拉美研究似乎比较关注南美洲国家？
胡：是的，巴斯大学的拉美研究主要集中在南锥体国家（Cono Sur），当然我们也有同事关注墨西哥的教育问题，但加勒比地区的研究确实比较少。在英国的拉美研究历史中，曾经尝试过设立专门研究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中心，尤其是在二战后大量接收加勒比移民时期，那段时期需要大量劳动力重建国家，政府也鼓励接收来自牙买加等国的移民。英国对加勒比地区历史，尤其是奴隶贸易历史，曾有过浓厚兴趣，部分大学尝试建立相关研究中心，但这些中心同样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正如我前文所说，要想长期运行这些专业研究课程，就得有足够的学生需求，相比之下，将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融入更广泛的学科课程中似乎更具可行性。
倪：据您观察，英国学者的拉美研究有哪些独特的方法论或视角？
胡：在讨论方法论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相关背景。什么是“区域研究”？区域研究起源于“权力”需求，国家通过区域研究获取信息，以制定对相关国家的政策。因此，英国区域研究的诞生和英国与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国家建立关系密切相关。英国拉美研究的诞生，某种程度上也与英美竞争有关；美国区域研究（拉美研究）兴起比较早，因为美国长期担心如何处理“后院”问题——中美洲和拉美事务。当美拉关系紧张时，英国抓住机会，认为自己能以更友好的形象进入拉美，因为与美国不同，英国未在该地区扮演帝国角色。于是，英国的拉美研究应运而生，主要任务是为外交部提供相关国家信息。这就是英国区域研究的历史背景。
最初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随着时间推移，区域研究逐渐独立，发展为多学科交叉的自主性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历史学或人类学。如今，历史学和发展研究的学者数量有所减少，反而人文地理学（如城市研究）等学科的学者增多，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化。当然，政治学、社会学、媒体研究等传统学科依旧是现今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拉美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已经大幅取代了人类学的地位，成为主导方向。拉美研究各个子领域有各自的研究方法论。例如，《研究简报》作为跨学科期刊，编辑委员会汇聚了历史学、文化研究、媒体研究、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我个人则关注政治领域。正是学科间的对话推动了区域研究的多样性，而非单一学科的主导。
倪：据我了解，在“卓越框架研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质量评估系统中，拉美研究学者通常将成果提交至具体学科小组，如历史、地理、政治或人类学，而非跨学科区域研究领域。这会不会导致跨学科研究的可见性和认可度降低，同时也难以全面准确地评估全英范围内拉美研究的整体实力？
胡：是的，“过度评价成果”是英国拉美研究面临的一个挑战。尽管研究卓越框架评估（REF）有助于提高研究效率和推动成果产出，但也可能侵蚀区域研究的深度。每七年进行一次的REF评估不仅影响大学排名，还决定高校资金分配，因此，研究人员和各个院系必须考虑将研究成果提交到哪里，尤其是在政治科学领域，这种评估体系限制了学术研究。这种外部评估方式已经成为英国学术界的主要框架，影响了招聘过程，某些系部甚至看重应聘的学者是否有助于外部评估。区域研究学者常被迫将研究投递至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如政治学领域的期刊，这些期刊的影响因子可能高达2、3或4，但这些期刊并不关注跨学科研究，而像《研究简报》这种区域研究领域的重要期刊，却面临外部评估带来的困境影响，影响因子只有0.7、0.8或0.9。总之，跨学科研究往往偏离传统学科的框架，REF评估制度对其有不利影响，压制了创新性和探索性。
英国拉美研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资金支持。虽然英国学术界的资金体系鼓励跨学科合作，推动不同学科的学者，如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地理学家与建筑师共同解决全球性发展问题，如联合国提出的“发展目标”，这些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的方式进行解决，包括硬科学（自然科学）和软科学（人文社科）的结合。这本是一个推动区域研究发展的机会，但当这些跨学科研究成果发布时，往往还是倾向于投递传统学科主导的期刊，而非像《研究简报》这样的跨学科期刊，至少目前的情况是如此。
倪：我了解到您一直关注中国拉美研究，请问您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的拉美研究发展情况？
胡：我之前听中国同行说，中国有60多家拉美研究中心。我认为，研究机构应制定全球发展战略，要能成功地将研究成果发布出来，确保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被关注，也能在国际社会上获得认可。这也是我对《研究简报》的担忧，虽然我们的期刊在中国有一定的读者基础，但中国学者的投稿成功率很低，尤其是近年来的投稿情况令人关注。2020年，《研究简报》收到4篇中国学者的投稿，最终发表了3篇；2021年和2022年未收到中国学者投稿；2023年收到6篇投稿，但都未通过同行评审；2024年仅发表了一篇书评。中国有如此多的拉美研究机构，但投稿数量很少，且大多数未通过同行评审，我觉得很惊讶。为此，我非常希望与中国的研究机构和中心合作，共同解决这一问题。我希望中国学者不仅关注在拉美经济投资方面的研究，还能涉足我们较少研究的领域，如文化和社会关系等，中拉学者在这些领域的出版物仍非常有限。
在当前这个复杂的国际世界里，单一学科难以全面理解全球重大问题，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视角。这为区域研究提供了良机，既要夯实基础，又要跨越发展，针对重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尽管如此，至少在英国仍面临前文所述的问题。或许中国的拉美研究可以吸取我们的教训，避免类似问题出现。我认为，中国开展区域研究正当其时。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亟需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知识，而今天的区域研究将为政府提供未来所需的信息。中国目前的区域研究仍处于比较基础的阶段，未来50年区域研究的发展取决于今天的决策。因此，如何构建区域研究机制、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至关重要，英国的区域研究历史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英国过去确实有不少卓越的区域研究中心，如何开展高质量、有成果的研究值得我们深思。
倪：非常感谢您愿意接受此次采访，与我们分享您对拉美研究的思考和心得，期待您后续能够来华访学！
学人简介：
佩德罗·蒙德斯·洛雷罗（Pedro Mendes Loureiro）博士是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POLIS）拉美研究副教授、拉美研究中心（CLAS）主任，研究领域包括拉美发展战略的政治经济学、社会政策及政治、拉美社会思想史，著有《实用主义的局限：巴西工人党的兴衰（2002-2016）》等。
胡安·巴勃罗·费雷罗（Juan Pablo Ferrero）博士是英国巴斯大学政治、语言和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拉丁美洲研究高级讲师（副教授），现任英国拉丁美洲研究协会会刊《拉丁美洲研究简报》（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杂志主编。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民主、社会动员、话语理论和民粹主义，主要关注后转型时期阿根廷和巴西的政治社会学。
（主编：王逸舟 / 本期特邀责编：倪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