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邹雨君 博士、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海外投资环境研究所 经济师
目 录
现存挑战 “去殖民化”的未竟使命
前沿动态知识生产与学术网络
【编者按】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全球非洲知识生产的新高地，但无论从历史积淀还是当下的发展来看，美国的非洲研究都在引领全球非洲知识生产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批判性地了解学习美国的非洲研究因此变得十分有必要。本期前沿旨在介绍美国非洲研究的基本历史沿革和当前主要学术动态。美国非洲研究发端于19世纪后期，在二战后蓬勃发展，其历史积淀深厚，学术体系完备，处于全球非洲研究知识网络的中心。非洲研究为美国参与地区大国竞争和提升“软实力”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也为其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案例素材和理论灵感。但长期以来，美国非洲研究存在学术资源分配等级化，以及非洲知识在许多学科较为边缘化等挑战。当前美国非洲研究学界也正致力于以全球化的视角重拾非洲本土知识，并以非洲视角剖析全球性、全人类性的重大议题。这也和美国非洲研究学界加强与非洲和全球的联系，引领全球非洲研究的话语和知识生产的目标相匹配。在中国努力建设区域国别学科的背景下，中国的非洲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建设中国自己的非洲研究，以及如何在非洲研究的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中去定位我们自己。
有鉴于此，本期前沿将主要分为三个栏目。“基础架构”部分简要回顾美国非洲研究的起源和发展，梳理当前美国非洲研究学术体系的组成单元。“现存挑战”部分将以“去殖民化”为主要线索，分析美国非洲研究仍未彻底解决的资源分配等级化和学科地位边缘化等问题，讨论美国学界为解决这两大问题做出的努力。“前沿动态”将从知识生产和学术网络两个方面入手，讨论当前美国非洲研究学界以全球性视角思考非洲知识，联结非洲大陆和构建全球学术网络的动向。
本期前沿还访谈了四位曾在美国学习非洲研究的青年学者。其中三位中国年轻学者分别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许亮老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少楠老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邓哲远老师。他们既曾负笈求学于美国，了解美国非洲研究的知识规范和体系架构，又在深入挖掘非洲本土知识的同时或多或少地融入中国元素，体现了中国非洲研究新生力量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姿态。第四位学者是来自美国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政治与国际事务学院副教授琳娜·贝纳布达拉（Lina Benabdallah）。作为研究中非关系的阿尔及利亚学者，她分享了来自非洲本土的体验，这种与中国同属“全球南方”，但又介于中美两国的“第三方”视角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审视美国非洲研究的特点，思考对中国非洲研究的启示。
基础架构 | 美国非洲研究的历史发展和基本单元
美国非洲研究的诞生与殖民事业相关，但也包含了非洲裔族群争取平等的含义。1873年，纽约殖民协会（New York Colonization Society）的杰出成员威廉·特雷西（William Tracy）写信给威廉·道奇（William Dodge），建议宾夕法尼亚州的林肯学院（Lincoln Institute）或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建立一个非洲研究系，并邀请来自利比里亚的爱德华·布莱顿（Edward Blyden）教授阿拉伯语和非洲文化。他们创立非洲研究机构的目的非常明确，希望关于非洲文明和文化的课程能够促进种族自豪感，从而激励学生中的一些人成为非洲的传教士，或者从事在非洲的殖民工作。这与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成立的一些黑人大学的使命几乎一致——后者的目标是教育被解放的奴隶。
到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一批传统黑人大学[1]在美国各地建立，成为当时非裔美国人争取平等的重要阵地，改变种族偏见成为非洲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1922年，汉斯伯里（Leo Hansberry）加入霍华德大学历史系。他敦促发展非洲研究项目，开设了一系列关于古代非洲黑人文明的课程，试图通过肯定非洲文明的重要性来消除人们对非洲文化和人民的野蛮和落后的刻板印象。1928年加入霍华德大学政治系的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是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他的论文比较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托管地区法属多哥兰（French Togoland）与法国殖民地达荷美（Dahomey）的殖民统治，是最早的关于殖民统治的学术著作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汉斯伯里和邦奇通过授课、发起研讨会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等方式推动霍华德大学成为美国非洲研究重镇。非洲裔美国学者希望通过重新“发现”非洲过去的辉煌历史，促进种族自豪感和打击种族偏见。但同样在战间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研究非洲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希望以更为政治中立的态度对待非洲研究。1930年，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提议将非洲视为一个历史实验室，认为非洲研究是极其重要的科学研究，能够为“人类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提供答案。他的研究项目强调收集证据、产生理论和检验假设，要求严格的学术标准。自此，重视非洲文化和历史遗产，带有争取族群平等的“政治性”诉求的研究，与强调非洲的“试验田”属性，要求研究突出价值中立的观点并存，构成了自二战间期至冷战初期美国非洲研究的两条主要“支流”。[2]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早期区域研究实现社会自主性和知识自主性的关键节点，国家对情报、知识以及专业研究人员的巨大需求使美国政府牵头推动非洲的区域研究。非洲研究作为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受到重视，相关机构大量增加，资源投入大幅增长。冷战开始后，美国认为非洲“可能是共产主义集团和非共产主义阵营的全球竞争中最大的开放战场”。此外，在苏东集团标榜自身为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先锋的背景下，美国对待本土非洲裔人口的方式受到密切关注。除了拉拢非洲国家和彰显自身优越性的需求，美国非洲研究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内生原因仍然是非裔美国人争取平等的努力。随着民权运动的展开，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著名的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裁决，宣布学校种族隔离违宪，促使之前全是白人的学校向有色人种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敞开了大门。这个时期，非洲裔学者和传统黑人大学是非洲研究的主体，他们开设了一系列与非洲和美国非洲裔，乃至全球非洲裔人群有关的课程，并且极具泛非主义倾向。这一起源也使得美国非洲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与美国黑人研究的联系密切，两者往往相互交织。许多高校都将非洲研究与美国黑人研究设置在同一个学院，设立“非洲与美国黑人研究学院”。事实上，美国学术界曾试图找到一个能够融合两者的统一名词，例如“Africana Studies” “Black Studies”等，并就此展开过争论。但是很显然，两者虽有交集，但在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上具有明显的区分。美国黑人研究更多站在美国国内视角，关注非裔美国人。而非洲研究则更多的是一种从非洲出发的全球视角。同时两者都关注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非裔人口。两者在教学当中因此也有区分。比如哈佛大学的非洲与美国黑人研究本科学位就要求学生在非洲研究和美国黑人研究当中选择一个主攻方向。[3]
由于非洲研究的重要性上升，美国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都进行了大力资助。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也是美国非洲研究的特色，其中又以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为代表，它们参与创立了许多美国主要高校的非洲研究机构。比较知名的有1948年由赫斯科韦茨创立的西北大学非洲研究项目。1948年，卡内基基金会向赫斯科韦茨拨款13万美元，用于开发非洲课程和支持非洲研究。福特基金会紧随其后，向赫斯科韦茨和西北大学提供了23.5万美元，用于建立非洲研究机构。同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借助卡内基基金会的资源推出首个区域研究培训奖学金项目。美国的第二个非洲研究项目是由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在波士顿大学创立的，福特基金会为其提供了20万美元的支持。[4]值得一提的是，在梅隆基金会的资助下，自1997年，SSRC在其框架下设立了国际论文研究奖学金（International Dissertation Research Fellowship，IDRF），专门用于为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进行有关美国土著或非美国文化和社会的论文研究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生提供6至12个月的支持。该奖学金是少有的不限制受益人国籍的奖学金之一，刘少楠老师曾是该奖学金的受益人，他的田野调查都有赖于这一资助。遗憾的是，在持续25年之后，该奖学金于2022年宣布终止。[5]
1957年，美国非洲研究协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ASA）正式成立。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其中第六条规定，联邦政府将对那些在美国尚未得到充分普及或现实中亟需使用的非洲语言的相关教学科研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通过支持非洲语言教学培训、支持非洲语言文化的科学研究、建立非洲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这种三位一体的方式来帮助高校重新打磨包括非洲在内的外国语言学习和区域研究。到1958年，美国高校的非洲研究项目中心增加到了10个，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数量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约200人。由此，美国非洲研究学界的基本学术架构基本确立，包括各类研究和培训奖学金、区域研究中心、专业协会以及由SSRC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联合任命的区域研究委员会等机构。美国非洲研究会会员从1960年的291人激增至1970年的1400人。一些知名专业期刊也大致在这一时期创立，比如《国际非洲历史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非洲研究通讯》（African Studies Bulletin）、《非洲研究评论》（African Studies Review）和《非洲文学研究》（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等。[6]
时至今日，以《国防教育法》为基础的各类研究和培训奖学金，遍布全美的各大非洲研究中心及语言中心，以及美国非洲研究协会依然是支撑美国非洲研究的基本制度组织框架。根据相关统计，截至2024年初，设置非洲研究的美国高校达到70余所，共开设1200多门非洲研究或美国黑人研究课程。学术体系的核心是《国防教育法》第六条资助的13个高校的非洲研究中心，它们分别是：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霍华德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堪萨斯大学、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匹兹堡大学，以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这些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通过联结全校的非洲研究力量，举办各类学术文化活动，为师生提供多种学术资源。以密歇根州立大学为例，密歇根州立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有近100名来自社会科学、农业经济学、非洲语言、艺术与人文、教育、卫生与医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学校同时与37个非洲机构建立了正式合作关系，为了协调在非洲大陆的研究和教育活动，密歇根州立大学在马里、马拉维、莫桑比克设立了三个项目办事处。密歇根州立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为师生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术项目，例如在梅隆基金会的资助下，与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博物馆合作设立了Ubuntu 对话：博物馆与社区的联系（Ubuntu Dialogues: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Connect）项目，项目包含线上的学术对话、研讨会和学生实习。[7]同时，非洲语言项目也是密歇根州立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项目提供阿拉伯语、豪萨语、伊博语、门德语、斯瓦希里语、特维语、沃洛夫语、约鲁巴语和祖鲁语等非洲语言的学习资源。这些课程以学习者为导向，从大学的非洲学生社区中招募母语人士作为导师，按需教学，每周由语言学教师进行培训和监督。作为曾经的受益人，刘少楠老师回忆道：“美国非洲研究学界对非洲语言学习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我在博士一年级的时候学习了一种加纳的本地语言，当时学校没有老师，于是校方帮我邀请了附近城市一位卖西装的男士过来教我。后来我又开始学习尼日利亚的伊博语，老师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尼日利亚本科生。”此外，非洲中心也常常与学院一起，为学生的学术活动提供各种资助。刘少楠老师提到，“每到ASA年会的时候，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非洲研究的学生一般都会全部出动参会。非洲中心鼓励学生参会，并给我们提供一定的资助。比如我自己2012年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就申请到了500美元的资助作为路费。”[8]
作为主要的美国非洲研究学界学术共同体，美国非洲研究协会拥有近2000名个人和机构会员。协会以鼓励生产和传播有关非洲的历史和现当代知识为使命，至今已经举办了67届年会（2024年是第67届，于12月12-14日在芝加哥举行），2020年与2021年两年由于新冠疫情改为线上举行，其余年份均在不同城市举办。年会是协会的旗舰活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洲学者集会。年会包括主题演讲活动、300多个主题各异的小组讨论和圆桌会议、非洲研究相关组织的招待会、获奖电影展映、颁奖典礼及舞会，以及出版社展会。年会内容的丰富使得各个领域的非洲研究学者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团队。从事非洲伊斯兰研究的邓哲远老师提到：“ASA每年的分论坛内容都十分丰富，许多研究协会或者学习小组都会发起分论坛，然后组织相关学者共同参与。比如尼日利亚研究领域的拉各斯研究协会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协会，但是每年也会在ASA下发起数个小组报告讨论会。在伊斯兰教研究领域，非洲伊斯兰研究小组（Islam in Africa Studies Group, IASG）同样是独立研究协会，发起小组报告讨论会的同时，还会在年会期间召开协会会议讨论具体事宜。” 参与年会，既是年轻学者融入学术共同体的重要一步，也是洞见学界发展的绝佳窗口。受访的四位年轻学者都曾多次参与ASA年会。刘少楠老师将参会的收获归纳为三点：“第一是长见识。去参会可以见到许多相关领域的学者，了解他们的研究动向。每年都有许多学生、教授来参会，也是拓宽自己学术社交圈的机会。第二是锻炼学术展示的能力。第三也是建立自己学术声誉的机会。”[9]
简而言之，经过数十年发展，美国的非洲研究形成了完备的基础学术架构。遍布各高校的非洲研究中心以及美国非洲研究协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ASA）在培养学术人才、推动非洲知识生产与传播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其早期起源和发展阶段中与美国的殖民活动相关，并且美国国内存在明显的种族主义因素，所以美国非洲研究始终面临着“去殖民化”的任务，要求修正非洲裔学者在学术体系中的不平等待遇，以及非洲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边缘地位。正如塔夫脱大学教授珀尔·罗宾逊（Pearl T. Robinson）所言，美国的非洲研究的基本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而与等级观念和边缘化现实作斗争的努力深刻地影响了它的学术议程。
注释：
[2] 刘少楠：《20世纪美国非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世界历史》2022年第4期，第120-136页。
[3] Victor Oguejiofor Okafor, “Africology, Black studies,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Africana Studies, or African world studies? What’s so important about a given name,” The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Vol.6, No.7, 2014, pp. 209-224.
[4] 刘少楠，许亮：《“科学”与“政治”之间：20世纪国际非洲研究的知识生产》，《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47-60页。
[5]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https://www.ssrc.org/news/2022/05/31/announcing-the-2022-international-dissertation-research-fellows/.
[6] 王晋：《美国的非洲研究：机构、资助与特征》，《中国非洲学刊》2024年第2期，第101-117页。
[7] 王严，刘鸿武：《应国家战略需求而兴起的区域研究——浅析冷战时期美国高校的非洲研究》，《非洲研究》2015年第2期，第163-181页。
[8]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pplication Narratives, https://www.ed.gov/grants-and-programs/grants-higher-education/ifle-application-narratives.
[9]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https://africanstudies.org/annual-meetings/.
现存挑战 | 美国非洲研究“去殖民化”的未竟使命
一、资源分配中的去等级化
由于二战后实证主义浪潮席卷美国学术界，宽泛的概括、对二手资料的依赖和解释性分析都无法与收集基于第一手资料的所谓客观观察相匹配。而由于制度和社会环境因素，黑人学者在学术体系中地位较低，能够得到的资源相对有限，导致其成果在以“科学”为单一评价标准的非洲研究学界很难得到认可，不利于他们提升自身地位。这一恶性循环的结果是美国非洲研究呈现明显的等级化特征。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将资源更多分配给白人学者和白人高校，是导致非洲研究存在种族化等级差异的原因之一。《国防教育法》第六条要求建立非洲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此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纷纷成立相关机构，开展支持工作。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基金会支持的大学普遍都是白人为主的高校，许多早期的传统黑人大学却被排除在外，位列其中的霍华德大学得到的经费也不如其他大学。黑人学者甚至难以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以获得博士学位，并可能因种族因素失去开展田野调查的资格。所以，许多非洲裔学者很难获得一手资料，只能在研究中使用二手资料和添加个人主观判断。同时，以赫斯科维茨为代表的美国白人非洲研究学者依托非洲研究协会为主要平台，建立了等级分明的，以客观中立的科学原则为基础、去种族政治化的组织制度。而黑人学者相对缺乏获取一手资料的资金和渠道，研究成果因而难以在标榜“客观中立”、实则被白人学者垄断的非洲研究学界中获得认可，很难成为非洲研究协会的核心成员。由于资源分配和权力结构的不平等，许多黑人学者在1968年发起集体抵制行动。在11月举行的在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第11届年会上，近80名非洲裔学者组成的黑人核心小组（The Black Caucus）公开批评协会的权力结构，与协会内部的白人保守派学者展开谈判。但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黑人核心小组成员成立了新的全部由非洲裔学者组成的非洲研究组织——非洲遗产研究协会（The African Heritage Studies Association, AHSA），并于1970年与非洲研究协会决裂，导致后者在1970-1971年度损失了438名个人会员，相当于1968年总数的近30%。
此次反等级化的斗争引发了美国非洲研究学界的反思和变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大高校、私人基金会、联邦政府机构和学者个人都加入了变革进程，纠正资源分配中的等级差异。非洲研究协会自身进行了制度变革。根据刘少楠统计，在1957-1970年，14任会长均是白人学者；在1971-2000年的近三十年间，30任会长中就有10任是黑人学者。美国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也开始改善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状况。比如在联邦政府方面，非洲裔美国人学者理事会（The African⁃American Scholars Council）1971年成立后成功说服美国国际开发署设立专门面向非洲和美国非洲裔学者、学生的研究经费，资助后者进行与非洲发展相关的学习和课题研究，要求获奖者“为服务非洲进行研究，而非仅仅研究非洲”。福特基金会在20世纪70年代专门成立了中东非洲田野调查项目（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Field Research Program, MEAFP），限定获奖者只能是非洲裔美国人。概括来说，1970年后的美国非洲研究学界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
尽管如此，去等级化依然是美国非洲研究未完成的使命。正如奥尔曼（Jean M. Allman）在美国非洲研究协会2018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言：“作为一个协会，我们还没有找到在美国这样的种族化的环境下进行“非洲研究”的方法……‘非洲主义公司’的出现——一个由大量基金会和政府资金支持的企业——促进了美国对非洲的‘再殖民’，美国的学者，绝大多数是白人，作为学术看门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决定什么知识可以产生，什么问题应该提出，什么是有价值的。”[1]罗宾逊将美国非洲研究学界分为 “三个世界”圈层 ：1.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世界——代表了研究层级中的顶层，也即《国防教育法》第六条规定建立的一批非洲研究中心；2. 散居泛非学者的世界——包括历史上的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HBCUs），这些大学也是第一批将非洲研究引入课程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3.非洲大学和研究网络组成的世界。这 “三个世界” 在成员组成、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学术惯例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例如，在美国主流大学接受培训的非洲研究学者通常关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散居的泛非学者更多关注非洲大陆和散居的非洲人，通常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联系。而与非洲大学有联系的学术团体通常用大陆术语来定义非洲。在被“再殖民”后的美国非洲研究学界，这些不同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不言自明的等级区隔。[2]
以美国非洲研究协会为例，在2008-2018年的十年间的历任主席中55%是白人，其中60%是男性，从来没有非洲女性担任过协会主席。作为学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表彰学术成果的奖项分配也说明等级化的影子仍然存在。在去殖民化的努力下，美国非洲研究学界享有盛名的，以协会第一任主席赫斯科韦茨名字命名的奖项——赫斯科韦茨奖于2019年正式更名为非洲研究协会最佳图书奖（ASA Best Book Prize）。赫斯科韦茨本人则因其在协会成立之初的一系列言论及行为被认为是贬低黑人学者，推动美国非洲研究“再殖民”的代表。但在2018年以前，该奖项的获奖者中超过75%是白人学者，并且从未授予过非洲女性。在有色人种学者的获奖案例中，有三分之一是与一位白人男性学者共同“分享”奖项的。此外，截至2018年，协会的杰出非洲主义者奖（Distinguished Africanist Award）共颁发了34次，其中83%的获奖者是男性，也没有非洲裔美国女性或非洲女性获得过这一荣誉。如果说面向成熟学者的奖项代表了过去几十年的美国非洲研究的成果，那么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针对他们的奖项更能代表近期，甚至未来一段时间美国非洲研究的风向。2001年，美国非洲研究协会设立了研究生论文奖（Graduate Student Paper Prize），以激励有潜力的年轻学者。菲利普斯（Kristin D. Phillips）和切尼（Kristen E. Cheney）研究了获奖者的背景及研究方向，发现截至2021年的19名获奖者中有15名就读于 “第一世界” 的非洲研究中心，其中14所机构都是以白人为主的高校，例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佛罗里达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西北大学等。其他四位获奖者则来自于欧洲精英大学：剑桥大学（英国）、隆德大学（瑞典）和安特卫普大学（比利时）。同时这些获奖论文都研究一个或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没有一篇获奖论文关注北非地区。这种研究倾向既根植于将撒哈拉以南非洲与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从地理、政治、文化上分开的殖民历史，也表明源于殖民经验的等级化认知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学术体系。[3]
美国非洲研究学界的去殖民化也突显了“非边缘化”的努力上，主要表现为将非洲知识融入学科发展，特别是理论构建的工作中。二战后，美国的非洲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难以进入许多学科的研究视野。在大量由白人主导的研究机构、高校中，除了人类学以外，很难在其他学科看到非洲研究的身影。对于非洲研究学者来说，非洲研究协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远离学科性学术协会的避难所。因为在学科性的学术协会中，非洲研究被认为太过特殊，无法为主流学术做出贡献，学者也因此很难在学科性学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20世纪70年代，理论驱动型和实用导向型研究人员之间仍存在紧张关系，实用导向的政策研究占用了大量基础研究的资源。直到70年代末，理论导向的研究重要性日益突出，“非洲研究的理论化有了自己的生命。”[4]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冷战走向终结的背景下，学者们对于作为冷战产物的美国非洲研究，乃至整个地区研究的发展方向展开讨论。有学者指出地区研究的知识主要是描述性的，只是故事或事实资料的集合，缺少理论建构和基本概念，难以跳出具体语境的束缚而上升为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只能成为其他学科的理论素材。在边缘化的挑战下，学者们将“非洲中心”的关切与不同学科的理论旨趣结合，在非洲经验与跨学科方法之间搭建桥梁。比如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等政治学者尝试将非洲研究与形式理论结合。既重视对非洲的政治和社会的详细观察，又强调要从中汲取养分，发展理论观点，结合普遍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相对主义（relativism）方法。与基于形式逻辑和数学证明的普遍主义方法不同，相对主义要求社会科学家忠实地表现人类主体的态度和价值观，而不管它们是否偏离了假定的普遍规范。为此，文化和行为分析的主观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既包括直觉，也包括基于参与者观察或任何其他可靠的个人知识来源的判断。两者在一些经典研究中得到了较好的结合。比如，贝茨一方面非常重视田野调查，强调实地研究在其学术成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另一方面积极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工具，特别是理性选择理论和演绎推理，阐明经济政策的政治根源，挑战对非洲发展的经典文化论解释。例如在1989年的《超越市场奇迹：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 in Kenya）中，贝茨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制度可以弥补市场失灵，也有助于确定哪些经济需求在政治上变得有效。他以肯尼亚的农村产权、价格政策和农业激进主义为重点，解释了为什么肯尼亚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同，成功地培育了它的乡村经济。
大卫·莱廷（David Laitin）曾在许多非洲国家进行实地调查，探讨文化与语言使用、宗教和民族认同形成等方面的政治问题。在1977年的《政治、语言和思想》（Politics, Language, and Thought: The Somali Experience）中，莱廷探讨了在索马里语言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在1986年的《霸权与文化》（Hegemony and Culture: Politics and Religious Change among the Yoruba）中，莱廷借鉴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考察尼日利亚约鲁巴兰（Yorubaland）的宗教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不仅揭示了政治选择的文化基础，而且明确了政治行为者的选择范围。研究冲突的学者也加强了对非洲的关注，为从种族冲突到国家崩溃等主题研究带来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分析。[5]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科利尔（Paul Collier）指出：“非洲对经济学来说是一座金矿……因为非洲国家众多，而且往往奉行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这是经济学家对照实验的最佳场所。但直到最近，这种潜力还没有被实现……然而，情况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虽然这种将非洲作为经济学方法论试验田的定量霸权在后来受到批判，但也表现出非洲研究对人类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影响力有所上升。[6]
简而言之，经过学者们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非洲研究逐渐从人类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拓展到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学等领域，与形式理论的联系不断加强。罗宾逊指出，安全研究、性别研究和更加强调学科知识——这是冷战后美国非洲研究的三个特点。当然，这种趋势有利有弊。罗宾逊认为，在学术主流中运作的非洲主义者（Africanist）的作品中提升了理论构建的地位……新概念框架的注入提高了一些更倾向于理论的非洲学者的知名度。但不利的一面是，向更高层次抽象概念的倾斜加剧了注重理论的学者和重视经验的学者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
然而与“去等级化”趋势相似，非洲研究在强调理论建构的美国社会科学学界仍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在政治学的大框架下，非洲研究学者通常被认为是比较政治学学者，而非国际关系学者。琳娜·贝纳布达拉在回忆自己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洲研究学者，特别是中非关系研究学者参加各种协会年会时谈到：“美国的国际关系协会年会设置了欧洲、东亚等区域主题的分论坛，却独独没有非洲主题的。但是非洲研究协会年会却有许多与中非关系有关的分论坛。” 相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哲学和宗教学领域：“在非洲伊斯兰教研究领域，这些年学者在呼吁更加认真地对待非洲的宗教、哲学思想，即将非洲宗教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或者研究对象去看待，更多从非洲本位出发去做哲学思考。”邓哲远老师根据自身的观察和感受提到：“在以前，你几乎很难在哲学专业里面找到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大部分哲学系的教授都是西方哲学方向的。”
从宏观背景来说，这当然与社会科学领域本身的欧洲中心主义相关。著名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直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五个国家：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社会科学作为一个领域的正式引入是为了解决欧洲的问题和历史，当时欧洲的殖民征服已经从根本上影响了广泛的全球政治。不可避免地，这一领域受到西方思想和理论的极大关注和影响。直到九十年代，沃勒斯坦仍然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元素以不同形式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包括在历史叙述中强调欧洲的成就和主导性；欧洲科学和知识的普遍主义假定；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认知；东方主义和对于进步的信念等。[7]直至今日，在社会科学领域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增强“全球南方”的重要性仍是正在进行的事业。以国际关系为例，2010年以来，随着全球国际关系（Global IR）的兴起，国际关系学界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长期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国际关系理论对全球南方国家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首先，学者们反思了主权、治理和国家等普遍性概念的局限性。因为这些概念从欧洲中心出发，以欧洲国家作为参照，进而将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定义为脆弱国家、失败国家，缺乏对全球南方国家充分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二个批判在于知识生产中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之间的等级关系。全球南方国家通常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试验场”，被用来试验源起于欧洲国家发展经验的理论，却鲜有真正发展自全球南方经验的理论。这体现出等级化和种族化的知识生产机制。第三个批评的声音聚焦在对知识生产方法的质疑上，特别是聚焦全球北方学者与全球南方学者的不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批判。许多时候，全球南方学者无法平等的共享知识成果的所有权。美国的非洲研究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非边缘化”仍然是未完成的任务。但近年来美国非洲研究中的创新和发展有效地推动了这一进程，这也是下文将讨论的话题。[8]
注释：
[1] Jean M Allman, “# HerskovitsMustFall? A Meditation on Whiteness, African Studies, and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1968, ”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62, 2019, pp. 6-39.
[2] Pearl T Robinson, “Area studies in search of Africa,” UCIAS Edit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2003, pp. 119-83.
[3] Kristin D. Phillips, Kristen E. Cheney, “Eyes on the Prize: Toward a Reimagining of the Role of Awards in African Studies,”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66, 2022, pp. 305-326.
[4] Toyin Falola, Decolonizing African studies: Knowledge production, agency, and voice, Boydell & Brewer, 2022.
[5] 赫拉尔多·芒克，理查德·斯奈德：《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汪卫华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
[6] Robert H Bates, Vumbi Yoka Mudimbé, and Jean O’Barr, eds. Africa and the disciplines: The contributions of research in Africa to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7] Immanuel Wallerstein, “Eurocentrism and its avatars: The dilemmas of social science,” Sociological bulletin, Vol. 46, No. 1, 1997, pp. 21-39.
[8] Ilaria Carrozza, Lina Benabdallah, “South-South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hegemony: searching for Africa in Chinese theories of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4, 2022, pp.1-21.
前沿动态 | 美国非洲研究知识生产与学术网络
将非洲纳入全球化叙事，以全球化的视角重新认识非洲本土知识、本土经验，展现非洲大陆与全球其他地区的互动性、共时性是美国非洲研究近些年的趋势。当学者回归非洲本土知识与经验后，就会发现非洲大陆并不是永远被“抛在后面”，或是作为“例外”存在，而是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融入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当中，融入在全球知识生产当中的。也只有当学者不再以一种等级制的、自上而下的眼光，而是以平视的目光去探讨非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在不同时空的互动，用全球化叙事去书写非洲时，才更能够发掘出非洲本土知识和经验的可贵。
重拾本土知识与经验首先是打破历时性的“传统”与“现代”的界分，认为所谓本土“传统”也能产生出“现代”知识。在经典学术话语的“历时性”认知中，非洲本土智慧是“传统”的，带有落后甚至愚昧的色彩，与之相对的是“现代”和先进的一方面。重新重视非洲本土知识经验意味着打破这种思维定式，强调本土智慧与现代知识两者并非存在明显时代差异，甚至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在一些领域，非洲本土知识帮助孕育了现代知识和技能。例如纽约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罗宾·达维农（Robyn d’ Avignon）对西非金矿产业的研究发现，几个世纪以来非洲矿工的实践和金矿发现对地质勘探学和跨国公司在这些地区的采矿战略具有重要影响。本地的矿工不只是廉价的低技能劳工，他们为地质学家提供了植物学、矿业和区域地质构造方面的知识，是现代矿业的知识生产者。[1]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阿贝娜·奥西-阿萨雷（Abena Dove Osseo-Asare）在《苦根》（Bitter Roots）中聚焦六种原产于非洲的植物，追溯了这些植物从非洲到世界各地实验室，从被发现到被制作成为利润丰厚的药品的过程，并考察了这个过程背后复杂的利益方博弈过程，展现了化学家、治疗师、制药公司和非洲本土农村社区围绕这些植物和药品的互动。这本著作获得了美国非洲研究协会2015年最佳著作奖。[2]不仅仅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在社会治理的智慧上，非洲的本土知识经验也同样焕发着生命力。例如，非洲本土的酋长制度也并不是总是“古老”“传统”的，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的关系也并不如大部分人所认为的处于相互对立的局面。耶鲁大学助理教授凯特·鲍德温（Kate Baldwin）考察赞比亚传统酋长制度后发现，非选举产生的传统部族领导人可以促进民主制度下国家对农村社区发展需求的回应。酋长制度的非民主性使酋长有能力和意愿组织力量应对农村问题，而这种能力是民选政治家和国家机构所缺乏的。长期担任酋长职务的人有更长远的眼光来鼓励对当地的投资，从而能够为本土社区的发展提供公共产品。[3]
在共时性的层面，重拾本土知识与经验还意味着关注当下非洲的社区和人群的生活，并将其与全球化的大背景相联系，在全球视野下思考“本土”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长时间段的田野调研，与非洲本土的机构、社群建立紧密的联系，以个体或群体的生活体验为研究起点。例如，疫情后第一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2022年会中，美国非洲研究协会以“非洲城市：流动性、创造力和挑战”（African Urbanities: Mobility, Creativity, and Challenges）为主题，关注疫情下的非洲，特别是疫情给以非正式经济为主的非洲社会造成的影响。年会上出现了许多美非学者共同主持的探讨疫情下的流动性、非正式经济、青年失业等议题的讨论会。学者们通过观察、研究具体的个体、人群、社区，展现出疫情给非洲带来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影响。也有学者用全球化的叙事去重新书写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以重新理解“全球非洲”。史密斯（James Smith）考察了信息化时代下刚果金的钶钽（Coltan）铁矿开采业的发展，特别是本土矿工如何参与到这一新兴关键矿产的生产当中。作为信息化时代下生产高科技电子元器件必不可少的矿产原料，钶钽铁矿将刚果金，特别是矿工及其生活的社区与全球性的产业链相联结起来。当人们普遍认为今天快速的技术发展将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时候，这本书提醒人们再一次审视非洲作为全球产业链一环的角色。[4]类似的还有赫克特（Gabrielle Hecht）的研究，她在马达加斯加、加蓬、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核铀矿区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了非洲的核铀矿区如何被纳入全球核产业链中的，以及这一过程对非洲国家，特别是矿区人民生活的影响。[5]
还有学者更进一步，通过非洲研究剖析更大的全球性、全人类性的重大议题，以非洲为出发点来建立自己的现实和理论关切，并将视野投射全球。2015年，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出版了他的著作《授人以鱼》（Give a Man a Fish），讲述了极高失业率下南非大量的“过剩人口”（surplus population）给整个社会现行的生产—分配体系带来了挑战。这些人口被排斥在生产之外，而长期以来，社会的分配体系是建立在生产之上的。大量过剩劳动力集中在非正式部门，不被正式的社会福利制度所接纳。新冠疫情的袭来很快使得弗格森对南非的观察具有了全球性含义。[6]疫情及次生经济社会灾害导致全球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迫进入了不受欢迎、不被认可的非正式行业，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这一刻仿佛都与弗格森笔下南非的“过剩人口”同频共振了。近些年也有越来越多研究探讨青年失业人口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各国选举中年轻人口的重要性。如此看来，几十年来以非洲青年人口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口流动性、非正式经济和人口政治的作品似乎走在了这一全球性议题的前列。又比如许多非洲研究学者关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议题，探索未来人类社会的环境和社会治理模式。2022年的美国非洲研究协会最佳著作奖颁给了耶鲁大学教授卡耶坦·伊赫卡（Cajetan Iheka）的著作《非洲生态媒体：网络形式，全球政治》（African Ecomedia: Network Forms, Planetary Politics）。这本书考察了媒体技术在非洲的生态足迹，以及影响非洲大陆的生态问题在媒体中的表现，包括石油和铀开采造成的环境退化、倾倒废物和动物保护的政治涵义等。[7]在获得2024年美国非洲研究协会最佳著作奖的《残留治理：南非如何预测地球的未来》（Residual Governance: How South Africa Foretells Planetary Futures）中，赫克特描述了历史上矿产开采对南非本土社区造成的政治、经济、生理心理上的残害，种族隔离时期的遗产根植于人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和环境中。但她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试图用南非的案例去揭示未来的环境和社会治理可能路径。[8]总之，这些研究立足非洲的经验和实践，为攸关人类未来的议题提供开拓性的见解，也由此为建立真正发展自非洲的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如可马洛夫（Comaroff）夫妇在著作《来自南方的理论，抑或欧美如何向非洲演变》（Theory from the South-Or, How Euro-America is Evolving Toward Africa）中提出的，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非洲的现代性始终有自己的轨迹，全球南方国家应该从其自身，而非作为欧美的衍生品被理解。由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不可预测，全球南方往往率先感受到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这或许也能预示北方国家的未来。[9]
二、学术网络的“非洲”与“世界”
美国与非洲大陆的密切联系是美国非洲研究一直以来的特点和重要的动力来源，也是美国非洲研究逐渐引领全球非洲研究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美国和非洲之间的学术交流包括学生和教师交流项目、短期培训项目和具体项目的技术援助。泽莱扎（Paul Tiyambe Zeleza）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非洲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流动的新模式开始出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跨国”教育的增长，通常指的是美国大学在海外建立分校；第二，美国学术团体的全球化，通过积极招募外国成员，包括来自非洲的成员，扩大全球影响力；第三，在线教育的扩展，即利用互联网输出课程和教学，主要集中在理工科和商科领域。
上世纪末通过学术网络移民到美国的非洲裔学者，借助其与非洲大陆的天然联系，推动了美国非洲研究与非洲本土大陆的联系，也为全球的非洲知识生产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20世纪70、80年代，非洲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一批优秀的非洲学者借助此前与美国联系到美国高校任教。这些学者给美国非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与研究范式，有些也在研究机构中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例如知名的印度裔乌干达学者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尼日利亚诗人、人类学家和散文家伊菲·阿马迪姆（Ifi Amadiume）前往达特茅斯学院任教。自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万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非洲人移民到全球北方国家，其中包括大量学者。移民美国的非洲裔学者在学科范式、研究领域、方法论倾向上各不相同。泽莱扎根据学者研究、出版和教学实践的组织和内容，将美国的非洲移民学者分为三种：泛非主义者、美国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第一类学者在非洲和美国进行他们的研究和制定他们的研究议程。第二类学者的研究、出版和教学实践主要关注美国，第三类学者与美国和非洲以外的全球各地相链接。内斯比特（Francis Njubi Nesbitt）基于对待非洲解放观念的倾向将这些非裔移民学者分为了三类：买办知识分子、后殖民批评家，以及进步的流亡人士。他们要么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要么利用他们在西方获得的知识来解放他们的同伴。买办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国籍、肤色和教育背景，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充当发言人，推动这些组织的政策建议在非洲落地实施。这些学者通常认可新自由主义及自由市场理念，认为这些政策可以作为解决非洲发展危机的方法。第二类学者是后殖民批评家。他们通常将自己视为将非洲经验向西方进行诠释的专业学者，试图用西方理论阐释非洲经验。但这类学者的视角通常更多还是西方中心的。第三类是进步的流亡人士。这类学者试图利用他们自己的资源和智识，通过毫不掩饰地宣传非洲知识和参与流散非洲人及其原籍国的解放斗争，建立一个有尊严的泛非主义者的身份认识。[10]例如肯尼亚文学家恩古吉·瓦·西翁戈（Ngũgĩ wa Thiong’o）一直主张在文学和教育中使用非洲语言，认为强制使用欧洲语言是殖民遗产的关键部分，也是贬低非洲文化的工具。[11]
不断强化与非洲大陆的联系，也被许多美国非洲研究学者，特别是美国非洲研究协会认为是美国非洲研究去殖民化，或者去欧美化的重要方式。许亮老师在回忆2019年参加年会时提到：“当时大家在讨论将来可以在非洲举办一次年会，并有观点认为只要年会还不能在非洲举办，那么美国非洲研究的去殖民化历程就没有结束。” 2016年，经过长期的努力，美国非洲研究协会与非洲大陆的非洲研究协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frica，ASAA）达成合作，支持后者在ASA年会中通过流媒体直播举行线上分论坛。此前，ASA就常年与达喀尔的西非研究中心（West African Research Center，WARC）和内罗毕的东非英国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BIEA）之间进行流媒体直播合作。提升来自非洲大陆学者的参与度也是ASA年会重要的努力方向，为此，ASA设立了许多旅行基金，用以专门资助来自非洲大陆的学者前往美国参会。但近些年由于疫情、美国对非政策引发的签证问题等原因，来自非洲大陆学者的参会程度有所下降。美国非洲研究学术网络的构建并不止于连接非洲大陆。[12]刘少楠老师在访谈时也指出：“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的定位是全球性的，从其名字就可以看出来。ASA的全称里面是没有美国两个字的，这与其他非洲协会比如欧洲和非洲的很不一样。”建立全球非洲研究学界的联系网络，引领全球非洲知识生产才是美国非洲研究的目标，也体现出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所具有的“世界野心”。
注释：
[1] Robyn d’Avignon, A Ritual Ge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2] Abena Dove Osseo-Asare, Bitter roots: The search for healing plants in Af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3] Kate Baldwin, The paradox of traditional chiefs in democratic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4] James H Smith, The Eyes of the World: mining the digital age in the eastern DR Con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5] Gabrielle Hecht, Being nuclear: Africans and the global uranium trade, MIT press, 2014.
[6] James Ferguson, Give a man a fish: Reflections on the new politics of distribu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0.
[7] Cajetan Iheka, African ecomedia: Network forms, planetary politic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8] Gabrielle Hecht, Residual governance: How South Africa foretells planetary futur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3.
[9] Jean Comaroff and John L. Comaroff, Theory from the South: Or, how Euro-America is evolving toward Africa, Routledge, 2015.
[10] Tiyambe Zeleza, “The African academic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rica: The challenges of productive engagement,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 24, No.1, 2004, pp. 261-275.
[11] F. Njubi Nesbitt, “Af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belly of the beast: Migration,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exile, ”African Issues, Vol. 30, No.1, 2002, pp.70-75.
[12] Akosua Adomako Ampofo, “Re-viewing studies on Africa,# Black Lives Matter, and envisioning the future of African studies,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59, No.2, 2016, pp.7-29.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邹雨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