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责编: 魏 涵 助理教授
目 录
【编者按】印度在当前的区域研究格局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后殖民国家、作为新兴大国、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这些角色使得印度的区域研究蕴含了特别的内容与意义。在印度，作为一门小众学科，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紧密联系。印度教育部门将区域研究称为“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国际和区域研究），定义为“关于特定地理、国家、联邦或文化区域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一般性地概括了诸多不同研究领域的学术实践，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常见的区域研究议题包括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研究、语言、地理和文学等相关学科”。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印度的区域研究往往与“国际研究”“国际和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等名称混用，反映了印度区域研究相关学科之间区分模糊、功能重叠、政治议题主导等特色。
印度的区域研究，早在印度独立前就已出现萌芽，独立后便呈建制式发展。独立前，印度的区域研究在英殖民者所推广的东方学框架内展开，通常以外国语言和文化研究呈现。这一时期，印度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萌芽，奠定了印度区域研究的思想基础。独立后，印度区域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独立初，尼赫鲁总理凭借个人力量推动，区域研究呈现浓厚的尼赫鲁色彩；二是在1962年之后，区域研究在印度大学资助委员会推动下，有计划化地系统展开。印度的中国研究正是在区域研究发展的框架下成长。
本期前沿主要探讨了印度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当前的研究主体分布以及相关学术机构的最新动态。从印度中国研究的历史演进到中印比较研究方法的探讨，再到尼赫鲁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中心的学科建设，前沿全面介绍了印度中国研究的现状与挑战，同时也关注了智库和基金会在推动中国研究中的作用。通过分析各类研究主体的动态与趋势，这份前沿为理解印度中国研究的整体格局提供了个性化的见解。
学之探究 | 中国研究在印度的历史演进
印度的中国研究是在其整体区域研究发展框架下成型的。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研究在印度起步较晚，并与汉语教学的发展紧密相连。印度的中国研究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8年至1962年，处于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为1963年至1990年，处于缓慢系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1991年至今，为拓展阶段。
在第一阶段，印度的中国研究虽然萌芽，但并没有得到制度性推动，处于零星发展阶段。印度最早的中文课程于1918年出现在加尔各答大学，这些课程是在当时英国殖民者东方学框架下为进一步了解中国而设置。当时中国以辛亥革命运动成为亚洲反殖民、反封建的先驱符号之一，这种形象同时也呼应了印度本土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家的口号，一些印度进步思想家与中国革命者建立了很强的联系，印度的中文课程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建立。[1]后来，由于当时选修中文的学生过少，加尔各答大学的中文课程不得不终止。但由于印中当时的民间交流较多，还是出现了一些让人欣喜的其他变化。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在1921年于桑提尼克坦建立印度国际大学（Visva-Bharati University），并开设了中国研究课程。之后，泰戈尔邀请中国学者谭云山在该校从事中国研究，后者还在1938年担任中国学院院长，对印度的中国研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谭云山教授在印度筹建了中国学院，整理出大量古典中国研究资料，发行《中印研究》（Sino-Indian Studies）期刊，积极推动中印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还在印度的各类刊物和媒体上发表中国研究相关的论述。当时的中国研究以印度国际大学为中心，主要关注语言和古代文献研究，以及佛教经典文献研究，涌现了以师觉月等学者为代表的一批卓越的汉学家。
在第二阶段，印度中国研究呈现了系统性发展。在1962年对华武装冲突失败后，印度对其区域研究格局有了大调整，中国研究在印度政府和海外基金会的双重推动下进入系统的发展阶段。首先，印度政府对全国的区域研究主体进行了长期规划和协调，出现了以尼赫鲁大学为领导的中国研究新局面。在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的工作主要由国际研究学院及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学院承担，前者偏重政治、经济和安全类议题，但在语言能力上有较大的局限，而后者以语言为着力点，关注文学和历史类问题。此外，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于1969年成立，目标是基于印度的公众舆论来催生有关中国的论辩。[3]其次，福特基金会也对印度的中国研究有所助力。当时，福特基金会出台了一项全球战略，即在全球范围资助中国研究，印度的中国研究在初期也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如受资助展开科研项目，并有机会前往美国留学等。当时印度的中国研究在区域研究学科发展框架下，因此中国研究还是主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主导，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等议题。同时，印度的中国研究也受到美国区域研究学科的影响，关注中国的语言和文学话题，尤其是印中文明交流议题。
第三阶段始于1991年德里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的成立，其拓深的趋势产生于中印关系正常化大背景。中印关系正常化后，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经济成就使得印度对中国的兴趣增长，中国研究也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开设中文专业的大学数量上升。中国研究院是一个半政府机构，集合了印度中国研究相关的大学老师、退休外交官以及在其他行业中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从业者，周期性出版《中国报告》（China Report）。在大学方面，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中国研究整体呈现扩展的局面。在国立大学法案的支持下，印度在2009年之后增设了16所公立大学，每所大学都开设了中文本科和研究生专业或证书类课程。[4]由于公立大学尚未满足印度国内社会对中国研究的需求，其他私立高校也相继开设了中文专业学位或者证书类课程，如阿米提大学（Amity University）和金德尔全球大学（Jindal Global University）。还有些商业机构提供中文课程以满足印中民众的交流需要，一些智库机构在印中关系正常化背景下也纷纷加大了对中国研究的投入和产出。
注释:
[1] Deepak, B. R., India and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Delhi: APH Publishers, 2001.
[2] Manoranjan Mohanty,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India,” in AAS One-Day Workshop on “China Studies in India,” India Habitat Center, New Delhi, 6th March, 2008.
[3] Deepak, B. R., India and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Delhi: APH Publishers, 2001.
[4] Deepak, B. R.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a Studies in Indi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Newsletter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 Vol. 33, No. 2, 2014, pp. 28-36.
国外经验 | 印度的中国研究主体分布
在2019年至2020年间，位于印度德里的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为了庆祝建所50周年，发起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旨在评估印度的中国研究现状。该调查总结了过去15年来印度在中国研究领域的进展，并于2021年发布了详细的报告。报告指出，过去十余年间，随着中印两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深度互动，印度公众对中国的关注度显著提高，印度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明显增多。同时，印度的政府部门、商业组织、国防机构和新闻媒体纷纷加大了对中国的调查和研究力度。
报告也指出，这些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需求和经济利益驱动的，而非由政府机构的主动推动。这意味着印度的中国研究在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上仍然存在显著不足。尽管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但报告揭示出印度的中国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如资源匮乏、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学术交流和就业机会的有限性。此外，报告强调，尽管印度对中国的关注有所增加，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然不足，特别是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层面。许多学者和专家呼吁政府在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上加大力度，以确保中国研究能够持续发展，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份报告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强调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中印学术合作和交流的重要性。
当前，印度的中国研究机构呈现四大分布格局：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智库和基金会。首先，在公立大学领域，一些学校近年来开设了汉语或中国研究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值得注意的几所大学包括锡金大学（Sikkim University）、杜恩大学（Doon University）、贾坎德邦中央大学（Central University of Jharkhand）和古吉拉特邦中央大学（Central University of Gujarat）。锡金大学和杜恩大学均在2010年首次开设了中文专业，为学生提供了系统学习汉语语言的机会。古吉拉特邦中央大学则在2011年于其中国研究中心设立了中文专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而贾坎德邦中央大学的远东语言中心则于2012年设立了中文专业，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语言选择。此外，马哈拉施特拉邦瓦尔达的圣雄甘地国际印地语大学（Mahatma Gandhi Antarrashtriya Hindi Vishwavidyalaya）、阿萨姆邦的特兹普尔大学（Tezpur University）、海得拉巴的英语与外国语大学（The English and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以及中央邦的桑奇佛教-印度学研究大学（Sanchi University of Buddhist-IndicIndia Studies）也纷纷开设了汉语专业。这些大学通过开设中文课程，积极响应印度社会对中国语言与文化学习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研究在印度的发展。
除了这些新近开设汉语专业的高校外，一些传统的中国研究机构也在不断强化和扩展各自的学术优势。德里大学的东亚研究系自2008年起推出了新的硕士课程，使得中国研究相关课程的种类和修读学生人数显著增加。这一举措提升了该系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巴纳拉斯印度教大学（Banaras Hindu University）以及位于桑提尼克坦的印度国际大学（Visva-Bharati University）等历史悠久的中国研究机构，虽然其课程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它们通过加强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扩大奖学金的覆盖面、支持学生前往中国学习等措施，继续完善和优化其中国研究项目。这些努力有助于学生获得更丰富的学术和文化体验，从而进一步深化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德里的伊斯兰米莉亚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在大学资助委员会的支持下，设立了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课程，主要侧重于非学位的汉语培训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基础的语言技能。与此同时，孟买大学（University of Mumbai）与中国国家汉办合作，设立了孔子学院，并于2013年开设了汉语课程，进一步推动了汉语学习的普及。位于喀拉拉邦科塔亚姆的圣雄甘地大学（Mahatma Gandhi University）在2011年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该研究所受大学资助委员会支持，隶属于国际关系学科，并提供中国研究相关的专业课程。近年来，圣雄甘地大学还开设了中国研究的硕士课程，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博士项目，进一步加强其学术研究能力。此外，钦奈的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dras）于2011年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隶属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系。该中心虽然未设立汉语课程，但已经开设了博士学位点，专注于高级研究，旨在培养高水平的研究人才。
近年来，私立大学在中国研究和汉语教学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其课程学费普遍高于公立大学。例如，泰米尔纳德邦的私立学府韦洛尔理工学院（Vell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设有孔子学院，并开设了非学位汉语课程，为学生提供基础的语言培训。哈里亚纳邦的金德尔全球大学（Jindal Global University）在2014年成立了印中关系研究中心，专注于法律和国家治理等领域的研究，旨在促进印中两国在这些关键领域的合作与理解。大诺伊达地区的希夫-纳达尔大学（Shiv Nadar University）开设了涉及中国研究的本科课程，并与中国昆山杜克大学合作，教授中文课程，进一步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班加罗尔的基督大学（Christ University）也在2018年推出了中国研究相关课程，隶属于其国际研究系和历史系。同时，基督大学还积极与哈佛-燕京学社、德里中国研究院等知名学术机构合作，提升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2019年，哈里亚纳邦的芒贾拉姆大学（Mangalam University）开设了中文系本科课程，为学生提供系统的汉语学习机会。同样位于哈里亚纳邦的阿育王大学（Ashoka University）正在筹建中国研究中心，并制定汉语教学计划，旨在为其他大学提供汉语教学支持，推动汉语教育的普及和发展。阿米提大学（Amity University）也正在规划在其外国语学院内开设中文课程，进一步丰富其语言教育体系。这些私立大学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和建立研究中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和研究中国的机会，还为印度的中国研究和汉语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印度的智库对中国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在2006年，德里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是印度唯一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然而，随着中印关系的发展，更多智库开始涉足中国研究领域。2008年，钦奈的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na Studies）成立。随后在2013年，德里又迎来了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Centre for China Analysis and Strategy）的成立。这些智库的出现标志着印度在中国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印度外交部也在2017年设立了自己的内部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以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支持。此外，一些议题范围更广的智库也逐渐增加了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例如，位于德里的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is）长期以来关注中国的国防和安全问题，自2009年以来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的研究力度。成立于1996年的德里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也继续深化其中国研究计划，探讨中国在区域安全中的角色。作为印度国际研究的重要智库，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尽管没有单独设立中国研究项目，但却拥有多名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专家，并定期举办中国相关的学术活动和研讨会，促进了中印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和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在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均设有分部）、班加罗尔的国家高级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以及塔克夏希拉基金会（Takshashila Foundation）等智库机构，也日益关注中国相关问题。这些智库通过广泛的研究和政策分析，为印度的中国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进一步推动了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理解。这些智库的努力不仅丰富了印度的中国研究，还为印度的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基金会领域，越来越多的私人基金会，包括那些总部设在国外的基金会，正积极参与并推动印度的中国研究。几十年前，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在这方面起到了主要推动作用，为印度的中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和资源支持。然而，近年来，更多国际基金会开始介入这一领域，对印度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印度中国研究所（India China Institute）已成为中印学术交流的关键平台，通过资助研究项目和学术交流，推动了两国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也在促进印度的中国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提供奖学金和研究资助，支持印度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此外，总部设在纽约和香港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也开始积极参与印度的中国研究领域。该委员会通过促进中印高校之间的合作，推动了学术交流和研究项目的开展，为印度的中国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基金会不仅为印度的中国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资源，还通过跨国合作和学术交流，提升了印度学者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理论上，研究主体的多样性应当为学术领域注入更多的竞争活力，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的新机构和项目不断涌现，但传统的重要中国研究机构整体上却面临萎缩的困境，有些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解散。尤其是在德里的一些大学，东亚研究系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随着大批资深教师的退休，这些机构难以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导致教学和研究工作陷入困境。为维持课程的正常开设，许多院系不得不依赖客座教师，但这种临时性措施难以提供长期稳定的学术支持。
此外，围绕中国研究的奖学金、研究补贴等资金规模也在逐渐缩小，使得学术研究面临更大的资源瓶颈。获取中文资料的难度也在增加，进一步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尽管私立机构在中国研究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活力和优势，但它们难以完全替代公立大学在印度教育和学术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公立大学不仅承载着更广泛的社会责任，也在学术资源的获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占据着重要位置。
参考文献
[1] Madhavi Thampi, “Recent Initiatives to Promote China Studies in India: A Preliminary Report and Assessment,”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Delhi, 2021.
观点集萃 | 中印比较研究方法纵览
在区域研究当中，中国和印度常常被学者们组合起来一起研究，这类研究通常有三个研究趣旨。一是关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佛教联系。佛教的传播使得印度佛教的语言、戒律、轮回思想等传入中国，从而让中国和印度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产生联系但又截然不同，这引起了一批学者的研究兴趣。这类研究有时是作为宗派论战存在，有时是出于中国佛教徒对神圣异域的兴趣而存在。例如，坦森·森（Tansen Sen）揭示义净法师的著作分析了中国和印度佛教实践的多样性，以及中印两个地区文化间的复杂联系。[1]还有刘欣如在其著作《古代印度和中国》梳理了中印之间从公元一世纪至七世纪的佛教联系和商业互动。[2]除了这些中印佛教联系的探索，学者们还热衷于探讨中印佛教学与实践的对比。[3]
二是关注殖民时代背景下，中印之间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中的亚洲身份对比，这类研究强调中印在民族独立、亚非团结、第三世界的作用和未来角色。中国和印度在民族独立运动、反殖民联盟、领土确权和边界争端等问题上存在诸多联系和共同点，这些互动激发了学者们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性思考，使得中印比较研究实现了在经济史、殖民史、国际关系和移民研究等多领域的跨学科尝试。例如，马修·莫斯卡（Mathew Mosca）《从边境政策到外交政策》分析了1644年至1860年之间，中国对英属印度的态度及外交政策演变，尤其关注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和新疆地区的互动和态度；[4]安德鲁·刘（Andrew Liu）所撰的《茶叶战争》比较了中印两国的茶叶行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揭露了两国茶叶产业之间的联系与竞争；[5]《超越泛亚主义》（讨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的泛亚主义问题，其中有研究试图从超越泛亚主义、去民族国家化视角理解中印关系；[6]阿迪拉·曼加拉吉里（Adhira Mangalagiri）则从南南合作、全球南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权力结构出发来分析中印对话；[7]《超越制度》强调了研究中印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相似之处的重要性，在南南合作和跨国主义范围内找寻中印之间更多的覆盖面；[8]《现代中国对印度的想象》则研究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全球南方的想象以及清末中印团结的愿景。[9]
三是关注全球化和经济现代化背景下中印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最后20余年都相继进入经济改革阶段，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两国在经济发展战略、环境问题和城市治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例如，赛琳娜·何（Selina Ho）比较了中印两国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强调了政治制度差异带来的管理方式不同；[10]马克·弗雷泽（Mark Frazier）则关注了20世纪上海和孟买的地方政治情况；[11]任雪飞（Xuefei Ren）则指出中国城市治理的“地域逻辑”（territorial logic），而印度城市治理则以“关联逻辑”（associational logic）为基础，这是两地城市治理模式和结果不同的根源性因素。[12]
中印比较研究热度不减，是目前区域研究中重要的学术工具，有利于突破过去区域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藩篱。中印比较研究的兴起与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跨国转向”研究思潮泛起，其强调人文和社会科学应当持续参与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联结和不对称问题之中。中印比较研究的支持者认为，中印两国是世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是决定全球未来的关键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因此学术界应当强化对中印历史、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研究。[13]除了这一现实原因解释，中印比较研究还根植于中印之间悠久的文明交流历史，以及两国基于自身反殖民和反帝国经历所生发的相通的抵抗西方的民族主义符号。
注释：
[1] Sen, Tansen, “Yijing and the Buddhist Cosmopolis of the Seventh Century,” Texts and Transformations: Essays in Honor of the 75th Birthday of Victor H. Mair, edited by Haun Saussy, Cambria Press, 2018.
[2] Liu, Xinru, Ancient India and Ancient China: Trade and Religious Exchanges, AD 1-6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 Robinson, Richard, Early Madhyamika in India and Chin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7.
[4] Mosca, Mathew,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Liu, Andrew B., 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6] Sen, Tansen, and Brian Tsui, editors, Beyond Pan-Asianism: Connecting China and India, 1840s-196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7] Mangalagiri, Adhira, “Ellipses of Cultural Diplomacy: The 1957 Chinese Literary Sphere in Hindi,” 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 Vol. 4, No. 4, 2019, pp. 508-529; Mangalagiri, Adhira, “A Poetics of the Writers’ Conference: Literary Relation in the Cold War Worl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58, No. 3, 2021, pp. 509-531.
[8] Duara, Prasenjit,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9] Gvili, Gal, Imagining India in Modern China: Literary Decolonization and the Imperial Unconscious, 1895-196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0] Ho, Selina, Thirsty Cities: Social Contract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China and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1] Frazier, Mark W., The Power of Pla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wentieth Century Shanghai and Bomb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2] Ren, Xuefei, Governing the Urban in China and India: Land Grabs, Slum Clearance, and the War on Air Pol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3] Mangalagiri, Adhira, and Tansen Sen, “Introduction: Methods in China-India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9, 2022, pp. 169-185.
学科建设 | 尼赫鲁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
尼赫鲁大学的中国研究始于1973年，虽然起步较晚，但凭借其庞大的研究规模和丰厚的资源支持，后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尼赫鲁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主要分布在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SIS）和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学院（School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国际研究学院虽然没有专门设立中国研究中心，但其下属的多个研究中心通过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防安全等领域，积极参与中国研究。例如，东亚研究中心（Centre of East Asian Studies，CEAS）、国际政治与裁军研究中心（Cent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Disarmament，CIPOD），以及政治研究中心（Centre of Political Studies，CPS）等，这些中心的研究范围都涉及到与中国相关的重要议题。
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学院下设的中国和东南亚研究中心则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不仅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中文语言能力，还负责为国际研究学院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性硕士提供为期两学期的中文课程。该中心凭借其强大的中文语言优势，已经在印中贸易、外交以及历史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例如，《印度、东南亚与中国：若干历史议题》《印中关系中的东北印度及其未来在印度经济中的角色》《印度与中国的贸易与贸易路线：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500年》，以及《南亚史料在中国文献中的翻译》等。这些著作不仅丰富了印中关系的学术研究，也为推动两国的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目前已经培育出了40余届学生，在中心初创阶段，尼大面临着严重的师资匮乏问题。有教师回忆道：“唯一的中文教师蔡汉生先生因部分学生惹出的麻烦而离开了。只剩下我和同事维姆拉·萨兰（Vimla Saran）（1930-1991）小姐在维持这个项目……没有大陆或海外的华人愿意来这里，德里大学也没有合适的师资。我们不得不四处奔走，从印度广播电台（AIR）和内阁秘书处（Cabinet Secretariat）寻找兼职教师。”[1]
对于本科生来说，中国和东南亚研究中心非常重视语言技能的培养，特别是在听力、口语、阅读和理解能力等方面。汉语教学主要通过现代汉语文学作品进行，同时也会适当引入一些文言文作品，以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中心的中文专业考核十分严格，每学期设置了三次中期考试和一次期末考试，其中中期考试至少要通过两次，才能获得参加期末考试的资格。这种严格的考核制度旨在确保学生扎实掌握所学内容。
到了研究生阶段，中心更加强调文本批评和文学赏析的重要性，学生不仅要深入阅读和分析大量的文言文，还需要广泛涉猎现当代小说，以全面提升他们的语言理解和批评能力。此外，为了进一步巩固学生的语言技能，中心还专门设计了为期五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旨在强化学生的文化和区域研究能力，培养高水平的中国研究人才。尽管中心已经成功培养了大量的中国研究人才，但师资力量不足、区域研究相关课程的匮乏依然是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此外，尼赫鲁大学还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学术研讨会和专题讲座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尽管面临师资力量不足和课程资源有限等挑战，该校仍然在不断努力拓展中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培养更多高水平的中国研究专家。随着中印关系的发展，尼赫鲁大学的中国研究将继续在两国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
参考文献
[1] Haraprasad Ray, “Reminiscences and Suggestions,” in Madhavi Thampi, ed.,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in India: A Colloquium, p. 17.
国内动态 | 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中心介绍
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研究中心（CGA）成立于2015年，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科研教学基地。上海纽约大学作为纽约大学全球教育系统的三个最重要的分校之一，与纽约大学本部和阿布扎比分校的合作密切。亨利·卢斯基金会资助的“全球亚洲的印度洋环境”项目（2018-2021年）促进了三个校区间开展合作研究。中心的科研与教学活动将围绕亚洲各国家与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全球化视野下的亚洲等相关课题展开。除上海纽约大学已有的研究团队外，中心还为有志于推动亚洲各地间的互动与交流，亚洲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沟通与联系，以及亚洲社会的比较研究的学者提供博士后岗位。
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研究中心（CGA）作为麦吉尔大学印度洋世界中心的重要合作伙伴，积极参与其跨学科研究项目“评估今昔风险：审视历史数据，加深对印度洋地区环境危机的理解”。该项目通过研究历史数据，旨在提升对印度洋地区环境危机的认知。此外，CGA还与德国哈勒-维滕贝格大学的跨学科区域研究中心携手合作，在2016至2018年期间开设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暑期课程，主题为“环印度洋及欧亚大陆间的联系”，该项目由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
除了与国际顶尖学术机构的合作，CGA还与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密切合作，共同举办年度学术会议，编撰学术期刊和通讯，并设立联合博士后项目。自2015年9月成立以来，CGA每月定期举办系列学术讲座，吸引了广泛的学术关注。近期举办的讲座主题包括：“透过‘罗兴亚人危机’看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的亚洲”“中国建立通用语言的历程：普通话的前世今生”以及“《精神大错乱》：印度、中国及人类纪”。CGA还主办了多场重要的学术会议，如“2018中心年会：欧亚联通与连结”“2017中心年会：连通印度洋的港口和港口城市”以及“2016中心年会：亚洲与亚洲的内部联系”等。这些会议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探讨了亚洲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维联通性。此外，CGA正在开展三个大型数据库项目，聚焦于中国的亚洲研究情况、“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印两国之间的交流互动。这些数据库将为研究人员提供宝贵的资源，支持进一步的学术研究。
在教育方面，CGA与上海纽约大学的社会科学和综合人文项目团队紧密合作，计划开设环球研究领域的研究生项目。同时，中心还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和纽约校区的合作伙伴共同探讨在环球亚洲研究方向上的发展，其中包括在阿布扎比分校设立“环球跨学科研究”博士项目的计划。CGA致力于通过这些项目，培养具备全球视野的研究人才，并推动亚洲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发展。
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研究中心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已成为亚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机构。通过持续的国际合作、跨学科研究和教育项目，该中心在提升亚洲研究的全球影响力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作为一个较新的机构，它仍旧在探索如何进一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学术资源，以及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学术环境中保持其研究的独特性和前沿性。未来，随着更多学术项目和合作的开展，CGA有望在全球学术界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研究中心官网，https://cga.shanghai.nyu.edu/cn/aboutus/introduction/.
（主编：王逸舟 / 本期责任编辑：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