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王瑞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别经理
目 录
【编者按】安哥拉作为非洲大陆的重要国家，其非洲研究的发展历程与民族解放、社会转型紧密相联。本期前沿以历史脉络为经、以知识分子探索为纬，深入剖析安哥拉非洲研究的本土实践与发展。与多数非洲国家相同，安哥拉的非洲研究始于民族解放运动，同化者精英群体作为反殖民先锋，通过文化运动的实践为安哥拉本土知识体系埋下火种。1975年安哥拉独立后，安哥拉学术研究与高等教育因漫长的内战而停滞，但关于其文化身份的争执却延续了本土探索的动力，执政党安人运倡导的“安哥拉民族国家”理念与反对党的部族政治对抗形成张力。著名作家佩佩特拉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擅长在作品中运用寓言与历史叙事反思社会转型，并揭示“部落主义”的负面影响；反对党政治领袖萨文比则利用奥文本杜民族传统强化族群认同，二者分别代表了精英整合与本土抵抗的不同路径。2002年内战结束后，安哥拉高等教育体系扩张与经济全球化浪潮交织，其非洲研究再度面临新挑战。学科边缘化、资源匮乏与葡语学术圈的隐性结构制约了安哥拉本土知识生产。然而，中非合作为突破困境提供了契机，安哥拉不仅利用中国的金融资源完善高等教育机构设施，还通过与中国高校交流引入中国视角，为本土知识注入了崭新活力。同时，安娜·塔瓦雷斯等学者在葡语世界的跨文化实践，展现了安哥拉知识分子在全球化时代的身份探索。
本期前沿通过梳理历史、聚焦人物、反思现状，揭示安哥拉非洲研究的核心命题：如何在殖民遗产、族群矛盾与全球化冲击中，构建具有本土主体性的知识体系。这不仅关乎学术自主，更涉及国家认同与发展道路的选择。未来，安哥拉需在传承本土智慧和深化国际合作中书写非洲研究的新篇章。
学之探究 | 安哥拉非洲研究的发展历程
20世纪40年代末，安哥拉尚处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时期，一批在葡萄牙留学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掀起一场以安哥拉和非洲的方式来表达思想的文化复兴浪潮，以宣泄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1948年，以后来成为安哥拉开国总统的阿戈斯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为首，来自不同种族的学生、知识分子在罗安达组织成立了安哥拉青年知识分子运动(Movimento dos Jovens Intelectuais de Angola)，口号是“让我们发现安哥拉”(Vamos Descobrir Angola)，以强调安哥拉本土传统与文化，唤醒安哥拉人抵制葡萄牙的统治，摆脱对葡萄牙民族文化的依附。该运动掀起了一场通过诗歌揭露殖民压迫与社会不公的浪潮，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参与进来倡导解放，该运动的成员在此后成为内图组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以下简称“安人运”)的重要力量。1950-1952年，由维里亚托·达克鲁兹(Viriato da Cruz)[1]创办的杂志《信使》(Mensagem)成为汇聚青年知识分子运动思想的主要载体，这一文学杂志以刊载诗歌的形式表达对殖民文化范式的批判，唤醒安哥拉人被遗忘的传统价值观和习俗，树立所谓的安哥拉特性(Angolanidade)，但因政治压力仅出版两期便停刊。[2]1951年，内图与卢西奥·拉腊(Lúcio Lara)、阿米卡尔·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等人秘密创办了非洲研究中心，旨从文化和政治上确立非洲身份，但该机构很快便于当年被警察关停。[3]1953年，弗朗西斯科·滕雷罗(Francisco Tenreiro)和马里奥·平托·德安德拉德(Mário Pinto de Andrade)在葡萄牙里斯本编辑并出版的《黑人葡语诗歌笔记》(Caderno de Poesia Negra de Expressão Portuguesa)，同样是以诗歌作为构建非洲本土身份的武器，从而进行社会表达。[4] 60年代后，随着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达到高潮，葡萄牙殖民者迫于政治压力开始放宽教育领域政策，允许安哥拉人承担教育教学工作，并在安哥拉首次设立高等教育机构。1962年，安哥拉通识教育学院成立，开设医学、工程学、兽医学、农学、林业学、教育学等大学专业课程，这所学校没有教学管理部门，无法授予学士学位，学生的结业和毕业手续都需要赴葡萄牙的大学完成。1968年，安哥拉通识教育学院更名为罗安达大学，正式获得大学的地位，有权授予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分别在罗安达、万博和卢班戈三个城市设有校区。其中，罗安达校区开设医学、土木工程、采矿、机械、电工、工业化学、数学和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课程。万博校区开设兽医学、农学和林业学等课程。卢班戈校区开设有教育学、教学法、教师培训、历史、地理、罗马语言学等课程。同一时期，内图所领导的反殖民武装斗争组织安人运在占据的解放区内开设学校，重点在扫盲和培训活动中宣扬民族解放、领土统一、反对种族主义等思想。[5]
在殖民统治时期，由于葡萄牙政权的压迫，安哥拉开展专业的本土区域研究条件受限，如内图所建的非洲研究中心被迅速剿灭，安人运建立的学校也只是以提供基础教育、增强战斗能力为目标服务的革命机构。葡萄牙当局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更是为了巩固殖民统治的需要。然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满怀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仍然通过文化运动和文学表达尝试探索非洲的本土价值，形成了安哥拉的非洲研究的雏形。从思想上来看，该阶段安哥拉的非洲研究深受泛非主义和黑人特性等思潮的影响，在反殖民革命进程中孕育出民族意识，强调黑人自治和民族自决，并通过文学、艺术、诗歌来捍卫非洲文化，体现出了非洲大陆关于非洲研究的共性。从身份上来看，参与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多为同化者。同化者是接受过葡萄牙教育并由殖民当局认证的安哥拉男性，他们必须精通葡萄牙语、穿着西服、实行一夫一妻制、放弃非洲传统、信仰基督教、证明收入水平足以维持家用，并在餐桌上遵循欧洲礼仪，而无需参加强迫劳动，并可以担任公职、投票、自由旅行并考取驾照等。[6]作为殖民时期的本土精英，同化者被葡萄牙人视为接近“文明”标准的群体，实际仍是作为二等公民的存在。青年学生同化者们因接受高等教育更深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理念，非洲本土文化与葡萄牙文化的碰撞促使他们反思殖民统治的合理性，在学校教育中接触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等信息后，更激发了他们对本民族自由的向往。特别是在葡萄牙留学的安哥拉学生，在对比葡萄牙与安哥拉的社会状况、地位差异后开始产生反抗意识。正是这一动力促使青年同化者们投身于反殖民的浪潮之中，以非洲本土文化构建身份认同作为启蒙思想推动革命和民族独立。
二、内战时期(1975-2002年)
1975年，安哥拉从殖民者手中争取到独立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名义上成为合法政府，其政权却遭到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安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以下简称“安盟”)的挑战，开始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前身为葡萄牙人建立的罗安大学在独立后被安人运改名为安哥拉大学，1985年正式改名为阿戈斯蒂纽·内图大学，大量非裔葡人教师在殖民统治结束后被迫离开，战争更是导致高等院校设施遭到破坏，学校无力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1975年至1978年，学生数量从1405名减少至871名。师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在安人运领导下的学生们通常前往苏联、古巴、民主德国、波兰等社会主义盟国完成学业。这种条件严重阻碍了安哥拉建立起专业的非洲研究体系。虽然系统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受阻，但非洲研究并未就此止步。殖民时期，无论混血人、同化人还是安哥拉本土民族，出于反殖民的共同理想形成了短暂的合流，而在殖民者离开后，他们因对“安哥拉特性”的理解分歧而产生分化。正面战场上，安解阵联合安盟与安人运争夺的是执政权和领地。思想战场上，他们争夺的则是如何将本土文化与自主政策有机结合的政治理念。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文学和艺术成为表达苦难、塑造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学者和政治家们开始更多关注民族认同和本土文化的复兴，以重新定义本土文化身份。
执政党安人运倡导超越种族的统一民族国家理念，并提出了明确的“安哥拉民族国家”的目标。[7]这在1975-1982年出任教育部副部长的佩佩特拉的作品有所体现。这种理念承认安哥拉是由多元肤色、族群、部落和阶级所构成的社会，达成内部互相理解和团结，才能将建立在与殖民者对立关系上的被动认同化为积极、内化的身份特质。[8]然而，安人运融合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尝试并不顺利，在执政初期由于坚持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是不可避免地无法顾及安哥拉社会的具体特征和问题，带有精英色彩的理念一度遭到工人、学生、农民的抵制。80年代中后期，安人运开始回归民族政治传统，将传统族群首领纳入党的管理体系，以加强农村和边缘地区对党的支持。反对党中，安解阵主要构成是安哥拉北方的巴刚果人，安盟则是东南部的奥文本杜人，都是以地方单一民族为纽带建立的政党，侧重于从非洲文化根源构建身份，将安人运视为由混血人、同化人等“他者”所操控的精英政党，不符合安哥拉本土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9]两党通过强化部族认同来巩固自身权力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非洲中心主义对于本土文化认同的强调。然而，这种部族政治策略也加剧了安哥拉的族群间矛盾，成为内战长期化的诱因之一。
2002年内战结束后，安哥拉进入和平重建阶段，高等教育获得稳定的发展环境，大学数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安哥拉政府鼓励私人部门投资创办私立高等教育机构，1999年成立的安哥拉天主教大学是首所私立大学，在战后私立高等教育数量飞速增长，现已达到64所，包括54所高等理工学院和10所大学。另一方面，安哥拉政府对公立学校的投资则严重不足，公立大学长期只有内图大学，直到2009年该校被拆分为7所地方性教学中心，分布在安哥拉的7个省份之中。位于罗安达省和本戈省的教学中心继续合称为内图大学；位于其他省份的学院、研究所和高等学校则构成了剩下的6所地方性大学。[10]到2020年，安哥拉再次对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网络进行重组。截至2022年，安哥拉高等教育机构达到98所，其中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各11所。[11]这一时期，国家工作重心从战争转移至经济建设，对文化和身份问题关注已不再像革命时期那般高涨。安哥拉作为依赖西方石油公司的资源型国家，全球化和商业资本主义浪潮既为安哥拉带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了对其社会的多重挑战，这令安哥拉更加关注本土化策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特别是经济和全球化等领域。以安哥拉的战后重建融资为例，因IMF的援助贷款具有较多干预条件，安人运政府在战后拒绝与国际组织合作，转而与中国开展“石油换贷款”合作，这是一种平等互惠的商业融资模式，充分体现其对于外部干预的警惕和自主发展的意愿。这一合作形式后来被称作“安哥拉模式”，并在刚果(布)、赤道几内亚等非洲国家被复制应用。[12]赞比亚著名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曾在2009年时批评了西方援助之于非洲的危害，呼吁非洲各国应通过贸易、投资和使用商业债权等自主政策实现经济独立，“安哥拉模式”恰与其理念相合。[13]与此同时，安人运政府还有意地“操纵”外部投资者，对石油公司、银行等国际资本在本国石油贸易体系中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以降低安哥拉对单一外部国家或机构的依赖，确保本国占据更多主导权，[14]这无疑是本土经济发展思想的实践运用。
注释：
[1] 达克鲁兹于1928年生于安哥拉安博因港，是安哥拉著名的诗人、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1962年他因与内图理念分歧而出走安人运，后来到中国。1966年作为代表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1973年客死于北京。
[2] Ervedosa C., “A Década de 50. o Movimento Dos Novos Intelectuais de Angola Mensagem e Cultura”, lecture notes on “XIII Curso de Difusão Cultural-Introdução aos Estudos de África” Centro de Estudos Africanos,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March 16-June 15, 2011.
[3] https://primeirosnegros.com/agostinho-neto/.
[4] https://globalherit.hypotheses.org/1305.
[5] 张方方、李丛：《安哥拉文化教育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年版，第136-138页。
[6] [安]蒂亚戈·卡翁戈·穆通博、佩德罗·特赛·莱尔·布兰奇：《告别的时刻：安哥拉在动荡世界中寻求发展》，《危中有机：大变局下的非洲》2023年版，第79-108页。
[7] 刘海方：《多元政治传统碰撞多种政治势力交锋——安哥拉现代政治发展分析》，《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丛书第四辑——亚非葡语国家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2006年，第43-82页
[8] 王渊：《追寻乌托邦：安哥拉作家佩佩特拉的文学人生》，《非洲语言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第63-79页
[9] 刘海方：《多元政治传统碰撞多种政治势力交锋——安哥拉现代政治发展分析》，《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丛书第四辑——亚非葡语国家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2006年，第43-82页
[10] 张方方、李丛：《安哥拉文化教育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年版，第136-138页。
[11] 2021-2022 Superior Education Statistical Yearbook, Ministério do Ensino Superior, Ciência, Tecnologia e Inovação da República de Angola, Gabinete de Estudos, Planeamento e Estatística.
[12] 刘海方、马婕：《“你们不是我们唯一的朋友”——安哥拉视角看“安哥拉模式”》，《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4)总第四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15年，第155-167页
[13] [赞]丹比萨·莫约 著，王涛、杨惠等译，《援助的死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56-91页。
[14] Corkin L., Uncovering African agency: Angola’s management of China’s credit lines,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pp.154-157.
观点集萃 | 安哥拉知识分子对非洲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本节选取安哥拉历史上和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三位人物进行介绍，分别是佩佩特拉、萨文比和塔瓦雷斯。从身份上来看，作为进步主义非裔葡人，佩佩特拉是独立前后安人运精英阶层思想的代表，认同马克思主义并满怀社会主义理想，倾向以阶级认同团结群众。萨文比虽出身同化者阶层，但政治实践长期根植于本土民族诉求，通过奥文本杜的传统观念和民族身份认同构建革命叙事，与安人运主导的国家话语形成鲜明对照。塔瓦雷斯则兼具安哥拉本地根基与葡萄牙学术训练背景，是安哥拉战后和全球化时代的领军学者。同时，她犀利的女性视角更进一步丰富了观察安哥拉本土知识的维度。三位知识分子分别在文学、政治与学术领域构建起差异化的本土知识生产路径，其复杂的身份轨迹、职业生涯与安哥拉现代化进程深度交错，共同构成非洲研究本土化实践的多维镜像，为理解安哥拉本土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提供立体参照。
一、佩佩特拉(Pepetela)
佩佩特拉本名阿图尔·卡洛斯·毛里西奥·佩斯塔纳·多斯·桑托斯(Artur Carlos Maurício Pestana dos Santos)，是安哥拉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家。他是出生于安哥拉的葡萄牙白人，1958年在葡萄牙读书期间开始投身安哥拉的独立运动。1969年回到安哥拉，成为安人运的游击战士。1975年安哥拉独立后，他出任教育部副部长直至1982年。
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佩佩特拉的作品聚焦于革命及社会转型问题探索。如1972年的《恩衮加的历险》(As aventuras de Ngunga)揭示了殖民统治和本土社会的多项痼疾。参与游击战争期间创作的《穆阿那波》(Muana Puó，1969 年写作，1978年发行)，以寓言形式影射阶级斗争和社会转型，凸显对社会变革的思考。《马永贝森林》(Mayombe)，多视角展现战士形象，突出独立战士复杂身份背景与斗争矛盾，为其早期最知名的代表作。这部作品被认为是瓦解“部落主义”话语体系的一次尝试，其揭示了“部落主义”深化民族矛盾的负面影响，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地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安哥拉社会。[1]此外，他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创作的戏剧《绳索》(A corda)和《偶像之家起义》(A revolta da casa deídolos)。这两部作品以教育为主题，涉及内部民族和解及抵抗外国势力干预，体现了其对社会团结与独立的追求。
80年代至90年代，佩佩特拉的作品充满安哥拉本土的历史文化反思。如1984年的《雅卡像》(Yaka)以家族变迁重述1890-1976年安哥拉历史，在文学技法上实现突破，借象征和神话阐释文化融合。1990年的《卢埃吉女王》(Lueji)串联了不同时代女子故事，彰显文化融合与传统重视，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内涵。1992年《乌托邦一代》(A geração da utopia)，聚焦安哥拉人思想转变，反映社会变迁与理想的起伏，对民族发展历程进行反思。1995年《基安达的渴望》(O desejo de Kianda)，批判腐败、滥权等问题，体现传统与现代冲突及对社会现实的不满。1996年《老乌龟的寓言》(Parábola do cágado velho)，探讨内战主题，关注传统智慧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揭示社会矛盾根源。1997 年《荣耀家族：佛兰德人的时代》(A gloriosa família: o tempo dos flamengos)，对种族对立进行历史探讨，追溯社会问题渊源。
进入21世纪后，佩佩特拉的作品与时俱进，呈现出多元探索的特点，但核心依然是强调本土文化与社会批判。2000年《丁香水之山》(A montanha da água lilás)，利用动物寓言强调非洲文学传统与资源保护，关注生态与文化传承。2005 年《掠食者》(Predadores)，控诉国际资本侵蚀与本国新贵腐化，反映经济社会问题。2008年《死亡短篇》(Contos de morte)，展示种族冲突，揭露欧洲思想在非洲的不适应，剖析文化冲突。2016年《若往事没有翅膀》(Se o passado não tivesse asas)，展现社会阶层差异，揭示社会结构问题。2018年《阁下的身躯仍在》(Sua Excelência, de corpo presente)，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揭露政治虚伪，批判政治现实。
从早期积极投身反殖民斗争，参与创作激励独立运动的作品，到后期持续批判新殖民主义与国际资本对安哥拉的控制，佩佩特拉始终坚守民族独立意志，关注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自主发展，其作品深刻反映了安哥拉在追求民族独立与自主的道路上面临的困境与理想的转变。佩佩特拉坚信非洲本土文化传统(如神话、传说、习俗等)是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在作品中频繁运用本土文化元素构建故事、塑造人物，善于融合不同时代的文化元素展现民族身份的多元性与传承性，强调其在抵御外部文化侵蚀和构建民族精神世界中的关键作用。[2]
二、乔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
萨文比是安哥拉历史上极具争议的政治思想家。作为安盟的领袖，他不仅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和个人魅力，更是安人运的头号劲敌，直到2002年萨文比在战场上被击毙，安哥拉内战才彻底宣告终结。萨文比出生于1934年，同样是同化人出身，先后赴葡萄牙、瑞士学习并于1965年取得政治学学位。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安哥拉人民联盟(UPA)从事独立活动。1966年，他创建了安盟，支持者主要是来自家乡的奥文本杜人。奥文本杜族是安哥拉最大的族群，尽管受到葡萄牙殖民与基督教化影响，但大部分人口仍保留农村传统，并能融合本土文化与西方思想，以此区别于安人运的支持者，强化自身民族身份认同，巩固其在安哥拉民族主义中的地位。奥文本杜传统信仰认为统治者具有超自然力量，如控制魔法和巫术，可用于公共利益或谋取私利，识别和根除巫术是统治者彰显权力、民众反抗暴政的方式。萨文比深谙此道，在领导民族解放斗争中，利用奥文本杜传统意象和民间传说，塑造自身神秘强大的形象，赢得农村奥文本杜民众的支持与忠诚。在安盟的发展过程中，萨文比积极吸纳传统宗教巫师(ocimbandas)、长老(sekulus)和基督教徒进入领导层，巩固对农村地区的掌控，在战争与政治斗争中延续并强化奥文本杜民族身份认同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在政治宣传中，萨文比强调安人运是由苏联和古巴专家主导、并对安哥拉人实施压迫的“种族主义精英组织”，将自己和安盟塑造成反对安哥拉人民利益不受外来侵略的保护神。[3]
在意识形态层面，萨文比建立卡佩西·卡丰丹加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os Kapesi Kafundanga)用于培养安盟政治干部。在中心的课程体系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占据重要位置，教材是由萨文比自主编写的《干部实用指南》。该机构作为政治培训中心，并非真正致力于学术研究。如在一次期末考试中，一名引用柏拉图观点的干部学员被萨文比严厉批评并判定不及格，而那些能机械复述《干部实用指南》的年轻农民学员却获得高分，这反映出该机构在学术上的封闭性和对特定思想的绝对推崇，并未产生促进多元思想交流和学术发展的作用。尽管安盟接受美国援助，并与苏联支持的安人运进行对抗，但萨文比认为安哥拉内战无关乎反共产主义。作为一名坚定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他只是将安人运的苏联和古巴盟友视为扩张主义者，他们来安哥拉的唯一目的就是剥削本地财富，是压迫黑人阴谋的一部分。萨文比的政治理想是在安哥拉建立起基于农民阶级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他本人和忠诚于他的精英所领导，这与资助他的西方民主国家的理念截然不同。[4]
萨文比曾是内战的主要推动者，是安哥拉和平进程的最大阻碍，他接受外国援助参与代理人战争也削弱了其本土民族身份捍卫者的形象，但他的政治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对本土知识和非洲研究产生了多方面复杂的影响，抹杀萨文比在安哥拉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及贡献是安哥拉本土知识的重大损失。[5]一方面，安盟融入了奥文本杜族的传统政治理念与仪式，如“猎人国王”“铁匠国王”所代表的权力观念及巫术信仰等，使得非洲本土知识体系中传统政治文化与信仰在现代政治语境下的作用凸显，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前殖民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对当代非洲政治的深远影响及传承脉络，推动了非洲研究在这一领域的深入探索，让人们意识到本土文化在塑造政治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持久生命力。同时，以奥文本杜族为重要支撑的民族主义实践，展现了安哥拉民族主义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促使非洲研究领域深入剖析民族主义在非洲的本土根源、族群差异及不同构建路径，认识到非洲民族主义并非单一模式，而是与本土族群历史、文化紧密相连，丰富了对非洲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理论研究，为理解非洲国家内部族群关系和民族整合提供了多样案例与深刻视角。另一方面，萨文比在政治活动中对本土知识的利用方式挑战了非洲本土知识应用伦理，如使用巫术指控等手段维护统治和进行政治斗争等。学者需要思考如何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同时，客观分析其在政治等领域的角色，避免对本土知识的片面解读或被政治利用所误导。
三、安娜·保拉·塔瓦雷斯(Ana Paula Tavares)
塔瓦雷斯于1952年出生在安哥拉北部威拉省的卢班戈市的一个葡萄牙和安哥拉混血家庭，是安哥拉著名的当代女性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她在威拉省完成了小学和中学学业，1973年获授罗安达大学文学院历史学学士学位后开始担任教师。安哥拉独立后，她长期在安哥拉政府文化领域工作。1976年出任国家文化委员会委员。1983年至1985年间，她参与了国家历史文献中心研究室的成立工作。1988-1990年担任安哥拉国家文学奖评审团成员。1992年，她赴葡萄牙学习，在里斯本新大学获授非洲文学硕士学位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历史与记忆：安哥拉隆达和宽库社会研究》(História e memória: Estudo sobre as sociedades de Lunda e Cokwe de Angola，1996)。此后，她在葡萄牙里斯本定居，并在里斯本大学和内图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坚持传播发扬安哥拉的历史、文学、口头传统。她的作品主要包括诗歌和短文集，创作时间跨度1985年至 2010年，其主题多围绕女性经历、殖民历史与后殖民社会状况展开，在诗歌中她喜欢强调非洲祖先的质朴性与抒情性，但谴责延续父权制和压迫女性的传统。她的诗集包括1985年写作、1992年出版的《成人礼》(Ritos de Passagem)、1999年《月亮湖》(O Lago da lua)、2001年《向我甜蜜地诉说苦楚》(Dizes-me coisas amargas como os frutos)、2007年《绝望恋人手册》(Manual para amantes desesperado)、2010年《如大地的细脉》(Como veias finas na terra)。散文集则善于通过独特叙事深入探讨人性、社会关系等主题，展现复杂的社会画卷，主要包括1998年出版的《三角梅的血液》(O sangue da buganvília)、2004年《莎乐美的头》(A cabeça de Salomé)、2005年《在河中哭泣的男人的眼睛》(Os olhos do homem que chorava no rio)。[6]
塔瓦雷斯在安哥拉文化界非常活跃，她履历丰富、涉猎广泛，在教学、博物馆学、遗产、文化、考古学和民族学等领域都有她的身影。安娜·塔瓦雷斯的亲人在安哥拉独立后都迁往了葡萄牙，唯独她留在安哥拉，直至1992年前往葡萄牙求学，此后长期留居在里斯本，主要从事非洲文化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她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完成现阶段在葡萄牙的研究和工作后将返回安哥拉。[7] 2021年她的生活则变成了葡萄牙、安哥拉两地流转，但主要居住在葡萄牙。[8]塔瓦雷斯热爱她的故乡和非洲文化，而她的学业和创作大多是在葡萄牙完成的，不难看出葡萄牙对塔瓦雷斯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作用，这背后折射出安哥拉或许存在学术环境不足、物质基础薄弱等问题。
注释：
[1] 解冬珵：《非洲身份认同的艰难建构——<马永贝森林>中的“部落主义”》，《非洲语言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第49—62页。
[2] 王渊：《追寻乌托邦：安哥拉作家佩佩特拉的文学人生》，《非洲语言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第63-79页。
[3] Heywood L.,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y in Africa: the case of the Ovimbundu of Angol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36, 1998, pp.139–167.
[4] Menezes Paredes M.,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Jonas Savimbi: Historicity, Scale and Power, New Perspective on Angola: From Slave Colony to Nation State, 2021, Baywolf Press, pp.265-282
[5] https://correiokianda.info/50-anos-de-independencia-a-historia-censurada-e-o-silencio-sobre-holden-roberto-e-jonas-savimbi/
[6] Aidoo, Lamonte, and Daniel F. Silva, eds. “ANA PAULA TAVARES”， In Lusophone African Short Stories and Poetry after Independence: Decolonial Destinies, Anthem Press, 2021, pp.47–58.
[7] https://www.buala.org/pt/da-fala/ana-paula-tavares-entrevista-ao-sapo.
[8] https://www.buala.org/pt/cara-a-cara/so-consigo-escrever-quando-me-relaciono-com-uma-alma-angolana-entrevista-a-ana-paula-tav.
国外经验 | 安哥拉非洲研究的困境与突围
安哥拉至今未建立独立的国家级智库机构，[1]现有研究力量多依附于高校或政府部门，而高等教育体系中非洲研究的专业性与系统性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未形成系统的非洲研究课程体系，仅有少数院校开设非洲历史、文化、语言类课程。内图大学作为公立高校代表，未设立专门的非洲研究中心，其人文学院设有非洲语言与文学专业，但更偏向安哥拉本地语言技能培训，非洲研究尚处于学科整合阶段。而作为私立高校代表的安哥拉天主教大学虽设有非洲研究中心，但研究资源和成果较为碎片化，其非洲研究难以形成规模化效应。总体而言，非洲研究的边缘化在学科建设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上述困境由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交织而构成。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教育体系长期压制安本土知识生产，此后长达27年的内战更是严重破坏了当地学术生态。战后安哥拉虽经历了高等教育扩张，二十多年间大学数量从1所增至98所，但质量提升滞后，全国无一所大学入选非洲前200名高校排行榜。并且，安哥拉高等教育以技能培训和实用主义导向为主，社会氛围更使得学科发展失衡。根据安哥拉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部统计，2021/2022学年非洲语言文学专业招生人数仅5人，毕业生14人，占当年毕业生总数的0.05%。在校的32万名学生中，32.6%的学生就读于商科与法律专业，20.1%就读于教育专业，19.8%就读于健康与卫生防护专业。[2]尽管葡萄牙人早在1975年就已离开安哥拉，但葡语文化圈长期沉淀出的“中心-边缘”体系在后殖民时代依然存在，并且映射在学术秩序中。葡萄牙和巴西相较非洲具有更优质的经济条件、研究资源和学术平台，拥有更强的国际影响力，难免形成了“月明星稀”的窘境。笔者在使用葡语检索非洲研究相关文献中已深有体会，葡萄牙和巴西两国的非洲研究机构和期刊数量众多，且研究成果丰富，安哥拉本土机构和学者的成果则寥寥无几。安哥拉的学术能力和话语权先天不足，且当地知识分子易被中心地区吸引，人才流失不仅加剧了知识的依附性，更令本土的非洲研究状况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必须关注到，安哥拉与中国的合作正在成为其突破自身结构性矛盾的有力武器。安哥拉在战后利用“安哥拉模式”项下资金建设了多所高校的基础设施，为提升本国科研教育水平打造了物质基础。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统计，安哥拉累计使用21笔中国贷款修建了各类大学、学院、大专等教育机构设施，金额合计7.59亿美元，是非洲使用中国资金投入教育领域最多的国家。[3]近年来，安哥拉高校正在不断加强与中国学术机构的对话与交流，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4]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5]。相关合作在知识生产范式层面有助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为非洲研究补充“中国视角”。这种知识创新既保持了对本土实践的敏感性，又具备国际对话能力，为非洲知识生产自主化提供了可行路径。
注释：
[1] https://www.africaknows.eu/pdfs/copr02.pdf.
[2] 2021-2022 Superior Education Statistical Yearbook, Ministério do Ensino Superior, Ciência, Tecnologia e Inovação da República de Angola, Gabinete de Estudos, Planeamento e Estatística.
[3] https://www.bu.edu/gdp/chinese-loans-to-africa-database/.
[4] https://ias.zjnu.edu.cn/2024/0102/c6185a456903/page.htm.
[5] https://mp.weixin.qq.com/s/4gh4vzBabUG_S_quqYds4g.
（主编：王逸舟 / 本期特邀责编：王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