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卢美艳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加勒比地区研究中心 副教授
张瑞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
目 录
【编者按】加勒比地区（The Caribbean Region）位于南北美洲之间，主要包括大安的列斯群岛、小安的列斯群岛以及巴哈马群岛。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加勒比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以及之后的美国等帝国权力博弈的场域。帝国的轮番入侵使加勒比地区不仅遭遇了种族灭绝危机，也见证了罪恶的“中间通道”（Middle Passage）。及至19世纪30年代“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s）的引进，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在加勒比地区相遇、碰撞，最终形成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现代伊甸园”，也孕育了独特的克里奥尔文化。作为旧大陆与新大陆、旧殖民地与新殖民地之间交错纠葛之地，加勒比区域研究（Caribbean Regional Studies）成为解剖殖民现代性的关键，而其从“殖民工具”到“本土方法”的范式变迁更折射出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突围轨迹。
近年来，随着蓝色经济倡议的推进与“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发声，加勒比地区正试图以集体行动突破结构性桎梏。与此同时，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投资、美国“加勒比能源安全倡议”的布局，以及区域组织（如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的整合努力，使得加勒比的战略价值与自主性议题备受关注。加勒比地区正从地缘政治的“配角”逐渐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参与到更多的世界议题。作为全球南方中小型经济体的代表，对加勒比地区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如何突破“大国主导”的学术体系，重构本土话语的探索对全球化背景下边缘地区的知识生产与权力重塑具有普适和借鉴意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期待，对加勒比区域与国别的探索能激发更多南南对话，让加勒比的涛声成为变革的号角。
本期前沿聚焦加勒比本土的区域国别研究，力图勾勒出加勒比区域国别研究从“被建构”到“自我建构”的动态转变历程，展示全球化背景下加勒比地区在区域国别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努力和思考。本期前沿设置“学之探究”“国外经验”和“观点集萃”三个栏目。“学之探究”考察了加勒比地区本土区域国别研究从“殖民工具”向“本土方法”的范式革命进程，揭示出殖民时期、去殖民化时期、后殖民时期和全球化时期相关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时代使命和主要特点。“国外经验”以西印度大学加勒比研究所的历史变迁为典型案例，深入探讨了加勒比本土研究的机制建设、学科归属与研究领域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区域研究机构在学术发展与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栏目还聚焦加勒比研究中日益兴起的智库力量，分析了其在政策咨询、国际合作与全球议题参与中的独特角色。“观点集萃”聚焦奥尔蒂斯、威廉姆斯和布拉斯韦特三位有代表性的加勒比学者以及他们对加勒比研究的重要贡献，展现了加勒比本土学者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独特视角与理论创新。
学之探究 | 加勒比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
加勒比地区（The Caribbean Region）地处南北美洲之间，自1492年哥伦布登陆起就成为欧洲帝国竞逐的“实验场”。作为欧洲最早的海外殖民地，加勒比在五百多年的殖民历史中经历了种族灭绝、帝国更迭、奴隶贸易、劳工引进等多重暴力事件，使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在加勒比海域被迫交融，最终铸就了充满重重悖论和矛盾的“现代伊甸园”。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著名加勒比区域研究学者、《甜与权力》（Sweetness and Power）的作者西敏司（Sidney W. Mintz, 1922-2015）就在一篇题为《加勒比地区》（The Caribbean Region）的文章中感叹过加勒比地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他这样写到：“加勒比地区自成一体，尽管被深入研究，却仍鲜为人知。它黑人文化浓厚，难以归类为纯粹的欧洲文化；虽然北欧影响深远，却又无法简单划入拉丁范畴；因太过现代而无法被视作原始社会；又因‘过度发展’而难以被贴上‘欠发达’的标签。它的多样性充满悖论，而统一性看似刻意却又显而易见”[1]。在重重矛盾与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影响中，加勒比区域研究（Caribbean Regional Studies）成为解剖殖民现代性、塑造加勒比性的关键棱镜，而其学术范式的变迁更映射着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突围轨迹。
加勒比区域研究（Caribbean Regional Studies），又被称为加勒比地区研究（Caribbean Area Studies）或更为简单的加勒比研究（Caribbean Studies）。这一研究旨在通过对该地区的殖民遗产、经济结构、文化杂糅、移民与流散，以及环境与气候变化等主题的探索和研究，全面揭示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形成过程、当代发展特征及其在全球化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纵观加勒比的历史，加勒比区域研究经历了从“被建构”到“自我建构”，从欧洲殖民者的视角到加勒比本土视角的转变；也即经历了从“殖民工具”向“本土方法”的范式革命。简言之，加勒比区域研究经历了为殖民服务进行工具性研究的殖民时期、重塑历史与身份主体性的去殖民化时期、多学科交叉、“批判性的自我发现”的后殖民时期和聚焦全球互动和新兴问题的全球化时期。
一、殖民时期：被建构的“他者”
加勒比的殖民历史是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从这一时期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加勒比民族意识觉醒，加勒比研究基本上都被欧洲殖民者的叙事垄断。在欧洲帝国的“凝视”下，加勒比地区成为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待被开发的“荒野”，而土著居民更是直接被认为是“强壮”却“温驯”的“野蛮人”。正是因为该地的“荒野”与“野蛮”，因而亟待得到欧洲文明的引导和征服。通过选择性叙事，欧洲把加勒比建构为被排除在历史和文明进程之外的“他者”，从而合法化对该地区的殖民和掠夺。
最早对加勒比地区进行描述和记录的是哥伦布的《航海日记》（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和他写给西班牙王室的信件。在日记中，哥伦布对加勒比地区的自然景观赞不绝口，直言“笔墨难以尽言其美”[2]；而原住民虽然“身量魁伟，面目善良，体魄健壮”，却“很顺从”，“极易规划成为基督徒”，甚至认为“我们五十人足可征服其所有人，并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们”[3]。这些以征服为基础的叙事奠定了殖民时期欧洲对于加勒比的叙事基调。
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化，加勒比地区更进一步地沦落为欧洲帝国的经济附庸，成为欧洲人眼里的“资源宝库”。同时，遭受灭顶之灾的土著居民和从非洲海岸掳掠的黑人则因其“劣根性”成为该地区最低等的族群。这些族群遭遇了种种非人事件和折磨。西班牙著名神职人员、人权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在著作《西印度毁灭述略》（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1552）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段黑暗的历史。本书不仅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土著居民的屠杀、奴役和剥削，还详细地描述了加勒比地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提供了关于泰诺人、加勒比人等土著群体的风俗、语言和生活方式的宝贵记录，为加勒比地区研究奠定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基础[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卡萨斯的记录依然充满宗教视角。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卡萨斯并不能真正地理解和尊重加勒比的土著文化，依然认为“原始的”土著人需要皈依。
进入16世纪以后，随着黄金矿藏的逐渐耗尽以及土著人口因疾病、战争和强制劳动而急剧减少，殖民者开始寻找替代的经济模式，最终在17世纪全面确立了以种植园为核心的生产模式。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经济主要以甘蔗种植和糖生产为核心，是由欧洲市场需求、殖民政策和强制劳动力体系共同推动的结果。这种经济模式极大地塑造了该地区的历史与社会结构，也成为加勒比研究的重大课题。爱德华·朗（Edward Long，1734-1813）所著的《牙买加史》（The History of Jamaica，1774）就系统地记录了18世纪牙买加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探讨了这种经济模式的生产、管理等运作方式和其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证明加勒比地区作为殖民经济核心的重要地位[5]。朗本人所在的家族早在17世纪起就在牙买加拥有种植园，并通过甘蔗种植和奴隶劳动力积累了巨额财富。不仅如此，在这部早期的加勒比研究著作中，朗还以伪科学的方式讨论了非洲奴隶的“劳动力价值”，试图论证黑人种族的“劣等性”，为欧洲殖民者的殖民与剥削行为辩护。在欧洲殖民者看来，加勒比的非洲奴隶属于“低等种族”，其文化不成熟、不理性，需要通过“文明化”进程来帮助其进化。这些论述深刻影响了加勒比地区历史的构建，使其文化和人民长时间处于被定义和异化的状态。
从这些早期的主要由欧洲探险者、传教士和种植园主撰写的对于加勒比地区的文字记录来看，殖民时期的加勒比区域研究主要是以殖民为中心的叙事，反映了欧洲殖民者的视角，其目的在于服务殖民统治和经济利益，具有强烈的工具性和意识形态色彩。他们一方面高度关注加勒比地区的经济潜力，另一方面却刻意忽视或扭曲当地文化与社会的复杂性。这种研究不仅为殖民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也为不平等的殖民体制赋予了学术上的合法性。但是，长期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必定会遭遇到被压迫和统治阶层的反抗。随着加勒比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去殖民化运动的展开，加勒比研究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二、去殖民化时期：加勒比的自我发现与主体性重构
19世纪30年代，在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殖民政府陆续颁布了废除奴隶制法案。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深刻地改变了加勒比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不仅从法律层面上废除了奴隶制度，还激发了加勒比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加勒比区域研究从帝国中心视角向本土化叙事的转变。加勒比研究逐渐摆脱了殖民时期以欧洲殖民者为中心的叙事模式，转而聚焦于民族主义、自治运动和社会变革等主题，开启了强调加勒比主体性的“自我建构”阶段。随着殖民统治的衰退和加勒比独立运动的崛起，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批判性的自我发现开始在加勒比学术界逐步发展。加勒比人通过自己的研究与思考，开始重新审视殖民者描绘的加勒比形象，形成了一个更为自主和多元的视角。
最早为加勒比民族主义思想和文化自主的觉醒奠定基础的是J.J.托马斯（John Jacob Thomas，1840—1889）。托马斯出生于特立尼达的一个非洲裔家庭，是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以其在语言学、文化研究和反殖民思想方面的贡献而闻名。由于对语言和文化的浓厚兴趣，托马斯早在其1869年发表的代表作《黑人法语》（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reole Grammar）中就系统地分析了克里奥尔语的语法结构，捍卫了克里奥尔语作为一种独立语言的地位。[6]这一研究打破了殖民语言观念的偏见，为加勒比地区语言文化的认同提供了理论支持。托马斯的另外一部批判殖民主义的著作是《致卡莱尔先生的一封信》（Froudacity: West Indian Fables by James Anthony Froude，1889）。在这部作品中，托马斯怒斥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在《英属西印度群岛》（The English in the West Indies）中歪曲加勒比社会和历史的观点，认为加勒比人民有能力自我治理和创造独立文化。[7]这一著作成为反殖民知识分子批判欧洲种族主义话语的重要文本。
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加勒比在20世纪初期经历了“从本土文化出发”的浪潮。加勒比本土学者通过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等多种形式，重新找回被殖民主义抹去的传统与文化。托马斯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加勒比知识分子，其中一位就是学者C.L.R.詹姆斯（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1901—1989）。詹姆斯是20世纪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出身的作家、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以其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入批判性研究而闻名。他的代表作《西印度自治》（The Case for West-Indian Self-Government，1933）和《黑人雅各宾：杜桑·卢维图尔和海地革命》（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1938）都是加勒比研究的重要文本，对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叙述和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印度自治》是加勒比民族主义的早期宣言。在这部呼吁加勒比地区政治自治和独立的著作中，詹姆斯批评了英国殖民当局对西印度群岛的剥削和不平等治理，认为加勒比人民完全有能力实现自治，呼吁通过教育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区域一体化和民族独立。这也成为詹姆斯一直奋斗的目标。他在《黑人雅各宾》中从加勒比视域出发，重新阐释推翻法国殖民统治的海地革命，并详细记录了革命领袖杜桑·卢维图尔的生平及其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为加勒比民族主义运动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支持。[8]由于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詹姆斯在这本重构历史的著作中关注了被边缘化的奴隶群体，凸显了加勒比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重要作用，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开创了从本土视角分析加勒比问题的先河。
詹姆斯的加勒比自治思想影响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任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Eustace Williams，1911年—1981年）。他是加勒比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参与并领导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独立运动，被尊称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之父”。虽然受到詹姆斯的影响，但作为政治家的威廉姆斯更注重从加勒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等来分析加勒比社会。早在1938年，威廉姆斯提交给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即是《废除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经济方面》（The Economic Aspect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West Indian Slave Trade and Slavery）。在这篇论文中，威廉姆斯探讨了西印度地区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奴隶制度废除与欧洲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废除奴隶制度不仅仅是道德和政治的问题，实际上还有深刻的经济动因，尤其是欧洲工业化对奴隶劳动的依赖减少，从而推动了废奴运动。这篇论文后来为他更广为人知的著作《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英国经济与奴隶制的关系》（Capitalism and Slavery）奠定了基础。[9]
废奴运动至20世纪上半叶是加勒比地区民族主义思想兴起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加勒比研究在去殖民化的进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对历史叙述的重构，研究者从本土视角和经验出发重新书写加勒比历史，试图通过挖掘殖民统治下被压抑的群体记忆，突出加勒比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揭示他们在抗争、复原和建构民族认同中的能动性，以此挑战和解构殖民话语。不仅如此，他们还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制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聚焦加勒比地区的殖民遗产和加勒比地区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可能作用。在历史重写和与资本主义关系重构的过程中，加勒比研究逐渐摆脱以欧洲殖民者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转而重视加勒比地区本土的历史进程。随着这一本土化进程的推进，加勒比地区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发现和重构。
三、后殖民时期：克里奥尔化--加勒比自主研究的范式革新
二战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很多殖民地国家纷纷走向独立。政治形式的转变也改变了加勒比区域研究的重点。20世纪下半叶的加勒比区域研究逐渐转向以加勒比自身为主体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学者们深入挖掘加勒比地区的独特历史进程和文化特质，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入手，对该地区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逐渐形成了颇有代表性的“克里奥尔化”理论。这一理论反映了加勒比地区由其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和经历共同塑造的复杂性、多维性和多样化。
“克里奥尔化”理论最著名的提倡者之一是学者爱德华·卡莫·布拉斯韦特（Edward Kamau Brathwaite，1930-2020）。布拉思韦特出生于巴巴多斯的布里奇顿，是加勒比地区著名的诗人、作家、学者以及加勒比文化和历史的杰出研究者。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历史学学位，随后在非洲加纳、牙买加西印度大学等担任教职。殖民成长背景和在非洲的经历都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激发了他对非洲和加勒比文化链接的浓厚兴趣，推动了他以文化评论家的身份对加勒比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早在1971年，布拉思韦特就出版了《牙买加克里奥尔社会的形成：1770-1820》（The Development of Creole Society in Jamaica：1770-1820）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克里奥尔化”作为一种文化混合和社会融合的动态过程。指出这一过程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创造力，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加勒比文化。[10]
“克里奥尔化”（Creolisation）是加勒比文化中一个非常独特且深刻的现象，展示了一个多元、融合、抗争且充满创造力的文化景观，它不仅是对殖民历史的回应，更是加勒比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重新定义自我的文化宣言。具体而言，克里奥尔化指的是不同文化、语言、宗教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融合与变革，特别是殖民过程中，非洲、欧洲和原住民文化在加勒比地区的交融。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加勒比地区的殖民时期。随着欧洲人对加勒比的征服，欧洲的殖民者将大量非洲奴隶带到这些岛屿进行劳作。不同的民族、语言和宗教背景的奴隶在极端的压迫条件下相遇并相互融合，产生了克里奥尔文化。不过，克里奥尔化不仅是文化的融合，更是一个身份构建的过程。它的核心是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创造出一种跨种族、跨文化的身份。这一身份标志着不同于欧洲文化主体的崛起。在《矛盾预兆：加勒比的文化多元化与融合》（Contradictory Omen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gration in the Caribbean，1974）和《加勒比人：空间与时间》（Caribbean Man in Space and Time，1975）中，布拉思韦特进一步反思加勒比文化在殖民主义影响下的演变和融合，并试图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去理解加勒比人和加勒比文化，强调在加勒比文化形成中非洲、欧洲、美洲的文化交汇和互动。[11]到了80年代，布拉思韦特更是在著作《声音的历史：英语加勒比诗歌中的民族语言发展》（History of the Voic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 Language in Anglophone Caribbean Poetry，1984）中系统地论述与克里奥尔化密切相关的“民族语言”的概念。[12]布拉思韦特把这一语言视为克里奥尔化的直接产物，强调独特的语言是加勒比文化身份的核心。通过克里奥尔化概念的提出和对民族语言的系统描述，布拉思韦特实现了加勒比区域研究的文化转向。
并非只有布拉思韦特注意到了加勒比地区独特的文化现象。著名文化理论家、社会学家和学术领袖，被广泛认为是文化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之一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和女性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散文家西尔维娅·温特（Sylvia Wynter，1928-至今）都从不同的视域出发关注过加勒比地区的文化。霍尔出生在牙买加金斯顿，于1951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后就职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他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文化身份与族裔流散》（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中提出了身份的流动性和文化的混杂性。[13]而温特则从在《作为实践的人类》（Human Being as Praxis，1984）、《解构存在、权力、真理自由中的殖民性》（Unsettling the Coloniality of Being/Power/Truth/Freedom，2003）等文章和著作中系统地批判欧洲中心有关“人类”的概念，提出“地缘文化背景下的人类”（geo-cultural human），主张从加勒比和全球南方的经验出发重新定义“人类”。[14]通过批判殖民主义对身份和知识体系的控制，温特肯定了加勒比地区文化实践中的解殖潜力。
这一时期，除了从文化视域出发重新认识加勒比社会外，还出现了以戈登·刘易斯（Gordon K. Lewis）为代表的学者对加勒比研究的反思。刘易斯主要从事加勒比政治研究，曾任波多黎各大学加勒比研究所主任（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Caribbean Studies）。该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是该区域第一个以“大加勒比”为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在代表作《加勒比思想的主流》（Main Currents in Caribbean Though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aribbean Society in its Ideological Aspects, 1492–1900，1983）中，刘易斯探讨了加勒比地区思想的历史演变，涵盖了从殖民时期到20世纪初的广泛议题，强调了加勒比地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批判了之前把加勒比研究局限于单一国家或至多处于单一语言领域的研究范式，认为加勒比研究需要超越语言、政治和学科上的界限，进行多学科、跨领域的研究。[15]
这一阶段的加勒比研究在“批判性的自我发现”的引导下，经历了从欧洲殖民视角到加勒比本土视角的深刻转变。通过对殖民历史的反思和自我文化的复兴，加勒比学者不仅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世界文化贡献了独特的经验与视角。受到后殖民思想和民族与身份意识的冲击，独立以后的加勒比研究关注奴隶制、契约劳工制度和种植园经济的历史遗产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持续影响，重构被压制的历史叙述；探索语言、宗教、音乐和文学等文化表现形式中体现的文化混杂性和克里奥尔特性，分析文化复兴与身份重建的复杂动态；研究加勒比地区的社会结构、种族与阶级关系，揭示殖民主义遗留的不平等问题；探讨全球资本主义对加勒比经济的影响，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独立的可能路径；并深入研究独立后加勒比国家的政治体系、民主发展和区域合作的挑战与机遇。通过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视角，加勒比区域研究蓬勃发展。
四、数字与全球化时代：跨学科与跨国连结的研究新范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新技术和跨学科方法的推动下，加勒比区域研究也步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加勒比研究不仅延续了对殖民历史、后殖民社会和克里奥尔化文化身份的反思，还进一步拓展了对全球化、气候变化、流散以及数字文化等新兴议题的探索，呈现出更多元、多样的趋势。学者们通过学科交叉与新方法探索当代加勒比的图景和在更大范畴下书写加勒比知识谱系的可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1958-至今）。
斯科特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从事后殖民理论、文化政治和加勒比历史的研究，以反思性和批判性闻名。斯科特认为，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尽管强调客观性和系统性，但在面对殖民和后殖民社会的复杂性时，可能无法全面捕捉其多维度的现实。因此，他提倡将“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与“社会艺术”的表现形式相结合。这种结合不仅关注数据和理论分析，还重视叙事、情感和文化表达等方面。通过这种多元视角，斯科特试图更全面地理解加勒比社会的历史创伤、文化复兴和身份认同等问题。这种把加勒比研究置于“社会科学”和“社会艺术”的双重范畴的方法为该地区的区域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启示，拓宽了对加勒比社会的理解维度。斯科特的代表作有《现代性的征召：殖民启蒙的悲剧》（Conscripts of Modernity: The Tragedy of Colonial Enlightenment, 2004）和《逆境的预兆：悲剧、时间、记忆和公正》（Omens of Adversity: Tragedy, Time, Memory, Justice, 2014）等。前者通过重读詹姆斯的《黑人雅各宾》，提出了对殖民历史的新理解，强调殖民启蒙的矛盾和悲剧；[16]后者则聚焦自然灾害、记忆和正义在加勒比社会的交织。两本书都通过文化记忆与历史政治的交叉研究深化了对加勒比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的理解。[17]除斯科特之外，尼尔森·马尔多纳多-托雷斯（Nelson Maldonado-Torres，1971-至今）、黛博拉·托马斯（Deborah Thomas，1966-至今）、霍华德·坎贝尔（Howard Campbell, n.d.-至今）等新兴学者都为加勒比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
数字技术的发展也给加勒比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2003年，电子加勒比研究期刊Anthurium: a Caribbean Studies Journal问世。[18]2020年出现了三个虚拟加勒比数字会议（virtual Caribbean Digital conference）项目，汇集一系列学者的智慧，利用广泛的数字平台和资源，为加勒比地区跨学科学术研究和教学开辟了新的途径。[19]
受世界新形势和新技术的影响，21世纪的加勒比区域研究以其多元化和全球化视角为特点，涵盖从气候变化到数字文化的广泛主题。研究者通过跨学科的方法，将殖民遗产的批判性分析与现代社会的新挑战相结合，推动了对后殖民社会的重新思考，拓展了加勒比研究的范围，深化了对加勒比地区的理解，反映了加勒比区域的独特性，同时也凸显了加勒比地区与世界的联系。
加勒比地区从来不仅是一个地理区域，更是一个拥有独特声音的复杂文化和历史空间。加勒比地区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它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化研究、教育研究、文学批评和政治理论等学科方法，深入探讨加勒比地区的复杂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该领域旨在揭示殖民主义、奴隶制和移民等历史过程对加勒比地区社会动态的影响。同时，批判性地分析这些历史遗产如何在当代继续塑造加勒比的生活实践、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通过解构和重构加勒比的历史与文化叙事，加勒比地区研究不仅凸显了该地区特有的文化混合性和历史韧性，而且为全球文化叙事和后殖民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洞见。
注释：
[1]Mintz S W, “The Caribbean Region”, Daedalus, 1974, p. 45-71.
[2]哥伦布著，孙家堃译：《航海日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3] 哥伦布著，孙家堃译：《航海日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2页。
[4][西]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著，孙家堃译：《西印度毁灭述略》，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5] Long E, “The History of Jamaica”, London : T. Lownudesh, 1774.
[6] Thomas J J,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reole Grammar”, Port of
Spain: Chronicle Publishing Office, 1869.
[7] Thomas J J, “Froudacity: West Indian Fables by James Anthony
Froude”,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89.
[8] James C L R,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9]艾里克·威廉斯著，陆志宝等译：《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0] Brathwaite E K, “The Development of Creole Society in Jamaica,
1770-182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11] Brathwaite E K, “Caribbean man in space and time”, Small Axe: A Caribbean Journal of Criticism, No. 25, 2021, p.90-104.
[12] Brathwaite E K, “History of the Voic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 Language in Anglophone Caribbean Poetry”, London: New Beacon Books, 1984.
[13] Hall S,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Rutherford J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 222-237.
[14] Wynter S, “Unsettling the coloniality of being/power/truth/freedom: Towards the human, after man, its overrepresentation—An argument”, CR: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 No. 3, 2003, p. 257-337.
[15] Lewis G K, “Main Currents in Caribbean Though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aribbean Society in its Ideological Aspects, 1492–190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16] Scott D, “Conscripts of Modernity: The Tragedy of Colonial
Enlightenmen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 Scott D, “Omens of Adversity: Tragedy, Time, Memory,
Justic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8]University of Miami, “Anthurium: A Caribbean Studies Journal”,
https://anthurium.miami.edu/.
[19] Caribbean Digital Scholarship Collective, “The Caribbean Digital
Conference”, https://cdscollective.org/tcd/.
国外经验 | 加勒比研究的主要建制
复杂的殖民历史、残酷的奴隶制度、艰难的独立斗争是众多加勒比国家的共同记忆，对他们来说，加勒比研究是促进国家认同和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工具。因此，加勒比地区各国政府非常重视教育投资，积极推动开设与加勒比相关的学术课程。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能增强文化认同感。各教育机构通过系统化的课程设置，培养下一代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使他们深入了解本地区的历史传统和当代社会挑战，为加勒比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于是，加勒比地区的公立大学自然成为了加勒比研究重镇。
在加勒比地区，共有超过150所大学，其中超过60%由国家或公立机构资助，约30%为私立机构，其余则为部分由政府支持的私立机构。[1]多所公立大学如规模最大的西印度大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学、波多黎各大学等十余所大学都设立了与加勒比研究相关的专业和课程。除了政府的支持，这些大学关注加勒比研究不仅是出于对加勒比地区历史、语言和文化这些丰富研究素材的学术兴趣，更是文化认同建设和国际支持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使得加勒比研究逐渐成为这些大学教育和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西印度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UWI）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西印度大学的加勒比研究所（Institute of Caribbean Studies，ICS）是加勒比地区历史悠久、建制较成熟的加勒比研究机构，重点研究加勒比文化、历史、社会学以及该地区的后殖民经历，在牙买加国内乃至整个加勒比地区都具有较大影响力。这里以西印度大学加勒比研究所（Institute of Caribbean Studies，ICS）的历史变迁为例，讨论加勒比高校的加勒比研究建制。
一、西印度大学（加勒比本科、硕士学位，及相关课程和研究中心）
加勒比研究的一个重要机构是西印度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UWI），它是加勒比地区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对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西印度大学成立于1962年，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的西印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the West Indies，UCWI)。
20世纪上半叶，英国陷入经济萧条，为了解决国内的失业和工业生产停滞等问题，英国政府于1945年推出《殖民发展与福利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Act），旨在通过发展其殖民地经济来寻求本土的经济恢复和增长。部分受益于这一法案的资金资助，西印度大学学院（UCWI）于1948年在牙买加莫纳（Mona）的一座旧军医院遗址上宣告成立。西印度大学学院创立的目的是为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培养专业和学术人才，它是伦敦大学的海外附属机构，并依据其模式而建。1962年，加勒比地区多国相继独立，西印度大学学院（UCWI）转制为完全独立的西印度大学（UWI），并逐渐发展成为加勒比地区的一个重要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
成立初期，西印度大学学院（UCWI）仅能提供医学和人文学科等有限的课程资源，因此，早期开展加勒比研究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历史与考古学系（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DoHA)，该系是西印度大学学院最早成立的系部之一。1949年，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的约翰·霍雷肖·帕里（John Horace Parry，1914-1982）抵达西印度大学学院，成为历史系的第一任负责人。帕里教授是一名历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此前专注于欧洲航海史与殖民扩张的研究。来到西印度大学学院后，帕里教授专注于加勒比地区的历史研究和教育，并于1957年出版了一部有关加勒比历史的专著——《西印度群岛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West Indies），该书对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国家对西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奴隶贸易和种族冲突，及之后的独立运动和加勒比的文化等问题做了详尽的探讨。[2]历史与考古学系自成立以来，帕里教授和他的继任者们致力于探索和记录加勒比地区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包括殖民时期奴隶制及其遗留问题、解殖进程以及加勒比社会的多样性，为该系日后成为西印度大学一个重要的加勒比学术研究机构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与考古系提供的课程越来越多元，本科课程从最初的历史、地理和考古课程逐渐延伸至历史与国际关系、历史与新闻业等课程；硕博士课程从历史哲学、历史文学硕士课程和历史文学博士课程，到公共历史与加勒比遗产文学硕士课程，授课目的也从最初的帮助学生理解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历史和社会发展，到培养学生在媒体与传播、旅游业、博物馆与档案馆以及历史遗址等文化领域工作的能力，更好地契合了加勒比地区的转型发展。
为了能为本地的传播从业者提供具有加勒比特色的专业培训，同时确保这些专业人士能够为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西印度大学于1974年成立了加勒比媒体与传播研究所（Caribbean Institute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17年更名为加勒比媒体与传播学院（Caribbean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CARIMAC）。该研究所的创建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研究和随后与西印度大学（UWI）以及费尔迪南德·艾伯特基金会（FES）的合作伙伴关系，起初以提供媒体和传播相关课程为主，后来逐渐涵盖加勒比文化的广泛研究；培养目标也从培训地区的印刷和电子媒体记者为主，到培养数字动画师、电影和电视制作人/导演、市场营销、广告专家，社会与行为变革传播、传播学、媒体管理和整合营销传播方面的领导者等，成为西印度大学加勒比研究的又一中心。加勒比媒体与传播研究所的工作为日后加勒比研究所（Institute of Caribbean Studies，ICS）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93年，为了推动加勒比地区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研究，特别是更专注于包括文学、音乐、宗教等领域的加勒比文化研究，西印度大学在牙买加蒙纳校区（Mona Campus）成立了一个新的西印度大学加勒比研究学术中心——加勒比研究所。通过提供极具加勒比特色、种类繁多的课程、研究项目和出版物，加勒比研究所不仅聚焦于加勒比地区的研究，也探讨与全球化、殖民遗产、身份认同和跨文化交流等相关的问题，旨在促进对加勒比地区文化遗产的理解与传播，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关注该地区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这里以西印度大学的加勒比研究所（ICS）有关加勒比研究的研究领域、学术活动、实践项目和课程设置为例，讨论加勒比地区高校的加勒比研究建制。加勒比研究所下设加勒比研究所和雷鬼研究中心（Reggae Studies Unit），提供本科和硕博研究生课程，其主要任务是推动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加勒比地区学术研究。雷鬼研究中心成立于1994年，作为独特的学术分支，专注于研究雷鬼音乐及其对加勒比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这是全球第一个专注于雷鬼音乐的学术研究中心。
加勒比研究所创立之初主要聚焦于加勒比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以学术活动和公共讨论为媒介，深化对该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的认识。随着时间推移，加勒比地区丰富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使加勒比研究所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宽，从音乐、舞蹈、宗教、到性别研究、电影和创意产业发展等多元研究。
加勒比研究所每年还主办一系列学术会议、研讨会和讲座，包括纪念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1942-1980）的年度讲座，以表彰推动加勒比学术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人物。沃尔特·罗德尼是圭亚那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作家，他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非洲历史的深刻分析对非洲解放运动和加勒比地区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除了学术活动，加勒比研究所还出版大量有关加勒比文化、社会和历史的研究著作，有效地助力了全球学术界对加勒比地区的认知深化。如该研究所所长戴夫·戈斯博士（Dave Gosse）在2022年出版的专著——《亚历山大·贝德沃德，奥古斯特镇的先知：种族、宗教与殖民主义》（Alexander Bedward, Prophet of August Town: Race, Religion, and Colonialism），该书重新审视了亚历山大·贝德沃德（Alexander Bedward）的历史形象，他在牙买加的历史上曾被视为一个试图飞升天堂的“疯子”。戈斯通过引用新的历史资料，试图纠正这种偏见，将贝德沃德塑造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重要的黑人民族主义者之一。[3]这本书为牙买加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修正视角，是研究黑人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影响的重要参考资料。
除了学术活动，加勒比研究所还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推动加勒比地区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和未来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加勒比研究所非常关注创意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探索加勒比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身份表达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积极与牙买加文化遗产部、牙买加创意产业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加勒比共同体等国内外学术机构和组织合作，开展支持加勒比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项目，参与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研究与文化交流，逐渐成为一个区域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中心和西印度大学的重要学术支柱之一。
加勒比研究所目前共有包括负责人戴夫·戈斯博士在内的10名教学协调人员，他们不仅负责教学工作，同时还兼任与西印度大学其他学院和部门如人文与教育学院、艺术与创意艺术等学院的教学协调工作，其教学主要侧重加勒比的文化研究。唯一一位教授兼前研究所所长唐娜·霍普（Donna Hope）教授是研究所的研究生课程协调员，主要关注加勒比的媒体和传播问题。该研究所的其他学者有的关注文化与社会、文化与创意产业研究、有的关注舞厅文化（Dancehall Culture）及音乐、身份、性别与社会变迁等研究等方面的研究。
西印度大学的使命是通过卓越的学术研究和教育，解锁加勒比地区的潜力并促进区域一体化。解锁该地区潜力的必要第一步是理解加勒比文化和社会的复杂性。根据大学的总体使命，作为一个学术部门，加勒比研究所旨在加深对加勒比文化的理解为学生提供各种可以帮助拓宽和深化对加勒比及其文化的理解的课程，如流行音乐、拉斯塔法里学和创意与文化产业；培养理解媒体、信息技术与文化在本地和全球语境中的融合的创新型行业领袖。
加勒比研究所可以授予学士学位、文学硕士学位（MA）、哲学硕士学位（MPhil）和博士学位（PhD）。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所的哲学硕士学位，它是一个研究导向的研究生学位，介于硕士学位（如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PhD）之间。在西印度大学的加勒比研究所，哲学硕士学位通常是文化研究、拉斯塔法里学研究、音乐与表演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生学位。与文学硕士相比，哲学硕士学位更强调研究工作而非课堂学习。加勒比研究所提供各类文化研究几乎都提供哲学硕士学位，说明了其研究取向。
加勒比研究所提供的本科课程涵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娱乐与文化企业管理（Entertainment and Cultural Enterprise Management，ECEM）和拉斯塔法里学（Music and Rastafari Studies）等课程，其中娱乐与文化企业管理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已经成为加勒比研究所的旗舰课程，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研究人员和学生来此学习。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研究课程涵盖范围广泛，除了音乐、时尚、体育、舞蹈等传统文化研究课程，还包括拉斯塔法里研究（Rastafari Studies）、性别研究、娱乐管理以及更宽泛的创意产业课程等反映当代加勒比经济发展和民族特色的课程。其本科课程设置中还有不少关于加勒比研究的课程，如《雷鬼电影：牙买加的银幕》、《雷鬼诗歌》等雷鬼研究系列课程；《娱乐、媒体与文化》等文化及创意产业系列课程；《拉斯塔法里文化》等文化研究系列课程等。
可以说，加勒比研究所的课程充满了浓郁的加勒比特色，如拉斯塔法里学研究（Rastafari Studies）主要研究与拉斯塔法里运动相关的内容。拉斯塔法里学研究涵盖其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影响及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旨在弘扬加勒比文化中的非洲文化因素和独特身份认同，反映了加勒比地区多元复杂的历史民族构成。
除了加勒比研究所，西印度大学还拥有致力于加勒比社会、经济和社会动态研究的亚瑟·刘易斯社会与经济研究所（Sir Arthur Lewis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SALISES）、关注加勒比地区文化创作与文化生产研究的加勒比文化研究所（Caribbean Cultural Institute, CCI）、研究加勒比地区性别与文化、历史和政治相互关系的性别与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Gender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GDS）等众多研究机构。可以说，西印度大学的加勒比研究和教学不仅为加勒比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加勒比研究人才，还推动了加勒比研究领域的学术创新和发展。此外，高校汇聚了一批加勒比研究的学者和专家，他们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为加勒比地区文化与全球文化的融入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智库
智库是近年来加勒比研究中逐渐兴起的力量。加勒比地区关于加勒比问题研究的智库在全球智库榜单中鲜见其身影，且基本是专门性智库，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社会治理、身份认同、区域一体化等问题，并进行政策研究、提供战略建议，以及参与关于加勒比当代问题的公共对话。
加勒比政策研究所（The Caribbe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CAPRI）是牙买加领先的智库，也是加勒比地区最大的智库之一，专注于与加勒比公共政策和治理相关的研究。加勒比政策研究所成立于2006年，旨在通过推动基于证据的政策对话，支持加勒比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总部位于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西印度大学莫纳校区。加勒比政策研究所致力于生产和传播公正的、基于证据的知识，为牙买加和更广泛的加勒比地区的经济、治理、可持续和社会政策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它的研究领域涵盖经济政策、公共部门改革、教育、健康和加勒比地区的安全问题。[4]
加勒比政策研究所目前拥有13名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旨在回答相关的政策问题，并提供基于现有政策环境的循证政策建议。该所的工作内容包括通过提供研究报告、数据调查结果和《CAPRI评论》来报告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利益相关者和政策制定者进行磋商以及在公共论坛进行小组讨论和问答。加勒比政策研究所已经发表的研究报告包括：牙买加的腐败问题、牙买加的外交政策、飓风迪恩的影响、牙买加的非正式投资计划和牙买加的教育改革、治理，政治事务、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创新气候变化与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事务等。公共论坛环节，加勒比政策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为政策制定者、其选民和公众提供高质量、易获取的研究，以推动围绕加勒比地区所面临的关键社会、经济和发展问题展开建设性的辩论。
可以说，加勒比地区的大学和智库在加勒比研究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区域合作和全球化的学术联系，加勒比研究逐步从局部的学术讨论扩展到全球的学术和政策领域。当前，加勒比研究的后殖民主义与去殖民化、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社会与文化研究等热点问题已不仅仅停留在学术界内部，也开始对全球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议题产生重要影响。
注释：
[1] Howe, Glenford D, “Contending with change: Reviewing 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Caribbean. Vol. 7”. Caraca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5, p.49.
[2] Parry J. H. and Sherlock P. M,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est Ind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6.
[3] Gosse, Dave St Aubyn, “Alexander Bedward, the Prophet of August Town: Race, Religion and Colonialism”,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Press, 2022.
[4]加勒比政策研究所官网，https://capricaribbean.org/about/overview，访问时间：2025年2月10日。
观点集萃 | 加勒比学者对加勒比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自20世纪60年代起，加勒比岛国纷纷独立，独立后的加勒比学者面临新的时代挑战，对加勒比研究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再认识。他们不再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而是致力于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加勒比研究理论与方法，加勒比地区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外部殖民视角到本土自主视角的转变。文化跨化、反殖民运动、克里奥尔化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加勒比研究的核心议题。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Eustace Williams）和爱德华·克莫·布拉斯韦特（Edward Kamau Brathwaite）三位学者，因其对加勒比文化、历史与社会的深刻洞察和重要贡献，成为了加勒比本土研究的代表人物。选择这三位学者作为本土研究的代表，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们在批判殖民遗产、倡导加勒比文化复兴以及塑造本土认同方面所做的独特贡献。
本部分介绍加勒比地区三位代表性学者观点，专业领域覆盖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学，体现了三者在不同领域内对加勒比文化、历史与社会的深入思考与学术贡献。他们不仅揭示了殖民历史对加勒比地区的深远影响，还推动了加勒比地区文化身份的重构与复兴。在他们的学术成果中，殖民主义的批判与本土文化的复兴、历史的反思与民族认同的塑造紧密相连，这使得他们成为了加勒比学术界不可或缺的奠基者和标杆人物。
一、“加勒比的文化人类学之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
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1881-1969），出生于古巴，是20世纪加勒比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被誉为“加勒比的文化人类学之父”。他的研究对加勒比文化、民族学、历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去殖民化的学术思潮中，他对加勒比文化身份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勒比地区由于历史上饱受欧洲殖民者的蹂躏，“文化认同”是加勒比学者观察加勒比地区问题的重要范式之一。近年，加勒比地区的学者试图通过“文化跨化”理论超越西方的殖民主义叙事，即通过构建“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将殖民者的文化置于优越地位，否定被殖民者的语言、历史与身份，强化殖民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叙事不仅剥夺了被殖民者的主体性，还试图同化或消除本土文化。在加勒比地区，殖民主义通过奴隶制、宗教传教与语言压迫，形成了复杂的文化混合与冲突，也促成了加勒比地区成为多种文化交汇的典型场域。费尔南多·奥尔蒂斯正是以对加勒比地区文化、历史和社会研究而闻名的一位代表，他是一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加勒比研究的先驱之一。奥尔蒂斯的“文化跨化”理论突破了殖民主义叙事，为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在加勒比及其他多文化社会的研究中具有深远的意义，其代表性专著是发表于1940年的《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Contrapunto Cubano del Tabaco y el Azucar，1940）。
奥尔蒂斯在《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一书中用“糖”借喻单一性和殖民经济的压迫，烟草象征多样性和本土文化的抵抗与创造性，阐述了古巴的烟草如何成功走向全球以及欧洲的蔗糖如何进入古巴并如何产生深远影响。在这本书中，奥尔蒂斯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跨化”（transculturation）的概念，用来描述在不同文化接触和交流中，文化元素如何相互影响、转化并融合的过程。[1]奥尔蒂斯借用这一概念取代传统的“同化”（acculturation）和“文化泯化”（deculturation），从而否定西方传统的单向异质文化互动图式，在他看来，“acculturation”一词带有种族偏见和文化优越感。奥尔蒂斯认为加勒比地区的文化形成不是单一文化的消亡，而是多种文化元素融合后产生的新文化形式，“文化跨化”概念强调了文化之间的动态互动和相互塑造，揭示了其中双向协商的复杂情形。
奥尔蒂斯的“文化跨化”理论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整个加勒比地区的文化交融与变迁现象，也为后殖民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框架，被后来的学者如爱德华·克莫·布拉斯韦特和斯图亚特·霍尔所扩展，用于探讨加勒比和非洲侨民文化的复杂性。奥尔蒂斯开辟了对加勒比文化形成机制的系统研究，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研究。
二、“加勒比历史与政治的推动者”——埃里克·威廉姆斯
在反思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时，一些加勒比学者试图改变西方中心的叙述模式，从加勒比奴隶制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联系视角来重新审视该问题。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Eustace Williams）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历史研究和政策理念深刻影响了加勒比地区的学术界和社会发展。威廉姆斯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后曾留学牛津大学，以其对加勒比历史、奴隶制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深刻研究而闻名。
在20世纪上半叶，加勒比地区仍深陷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社会结构被种植园经济所主导，殖民地居民的经济与社会权利遭受了严重的剥夺。为了揭示奴隶制如何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奠定基础，并揭露其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本质，威廉姆斯在1944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这本书被誉为加勒比地区历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它深入探讨了奴隶制度与殖民资本主义发展的紧密联系，及这种历史背景如何塑造了现代加勒比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特征，强调了奴隶制对加勒比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中，威廉姆斯挑战了当时盛行的殖民史观，他指出奴隶制并非源于种族歧视，而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正是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加勒比种植园经济的巨额财富，为欧洲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和资源。同时，威廉姆斯批判了“奴隶制废除是因为人道主义觉醒”的观点，他强调废奴运动的成功实际上是因为奴隶制经济已不再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通过这部作品，威廉姆斯将奴隶制置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位置，重新定义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激发了对种植园经济、奴隶制遗产等领域的研究。这部经典巨作成为理解加勒比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殖民经济史的重要参考。[2]
威廉姆斯对加勒比区域研究的贡献不仅限于对奴隶制的探讨，他还深入调查和书写了加勒比地区的教育状况、历史发展等多方面内容，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如1950年出版的《英属西印度群岛教育》（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一书指出，加勒比国家的教育体系应当紧密结合地区的具体实际，强调地区特色，反映了去殖民的主张。作为历史学家，威廉姆斯坚定地主张加勒比地区应当重视并复兴其本土历史与文化。他深信，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可以恢复加勒比人民的主体地位，揭露殖民主义对地区发展的深远破坏，并为后殖民社会的重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威廉姆斯认为，研究和理解本土历史，尤其是殖民历史和奴隶历史，对于独立后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加勒比国家开始更加重视对本国历史和文化的学术探究，这一转变激发了对加勒比独特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作为政治家，威廉姆斯在推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走向独立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不仅倡导区域一体化，而且为加勒比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威廉姆斯深信，唯有通过区域合作，加勒比国家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维护其独立性和促进发展。
威廉姆斯以其对加勒比地区特定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深入研究，改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范式，也为加勒比研究确立了新的方向，形成了一条以经济史、后殖民批判和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研究轨迹。
三、“加勒比文学与文化身份的塑造者”——布拉斯韦特
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理论是加勒比研究的重要框架，探讨不同文化在殖民主义背景下如何接触、冲突并融合，形成新的混合文化形式。该理论强调殖民地社会中的文化创造性与多样性，尤其关注非洲、欧洲和美洲原住民文化在奴隶制和种植园经济中的互动过程。在加勒比研究中，克里奥尔化揭示了语言、宗教、音乐等领域的动态变化，挑战了单一文化的主导性叙事。通过这一理论，学者可以深入理解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创伤与文化复原力，为全球文化交流研究提供关键视角。在克里奥尔化理论研究中，爱德华·克莫·布拉斯韦特（Edward Kamau Brathwaite）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
布拉斯韦特来自巴巴多斯，是克里奥尔化理论的重要贡献者之一，并在后殖民语境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发展。布拉斯韦特将克里奥尔化视为构建加勒比身份的重要过程，认为它不仅体现了被殖民者的创伤和压迫历史，也展示了文化复兴和自我认同的潜力。布拉斯韦特的研究和创作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加勒比身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
布拉斯韦特不仅通过诗歌和文学批评揭示了克里奥尔化的核心思想，还进一步批评了欧洲殖民语言在加勒比地区的霸权地位，认为殖民教育体系试图通过强制标准化的英语消除非洲语言和本土语言的痕迹。他强调克里奥尔语言（如牙买加帕托瓦、特立尼达克里奥尔语等）的文学和文化价值，认为它们是抵抗殖民压迫和重新构建加勒比文化身份的关键。布拉斯维特在文学创作中积极使用加勒比克里奥尔语言，以对抗殖民语言压迫，其最重要的作品是发表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抵达之人：新世界三部曲》（The Arrivants：A New World Trilogy，1973），包括《通行权》（Rights of Passage，1967）、《面具》（Masks，1968）和《群岛》（Islands，1969）。三部曲通过非洲奴隶贸易、非洲遗产和加勒比现实三条线索，勾勒了一幅跨大西洋历史与文化的完整画卷，揭示了奴隶制遗留下来的创伤，同时也印证了克里奥尔文化的创造力。布拉斯韦特的诗歌深受加勒比音乐（如雷鬼和非洲鼓）的节奏影响，呈现出一种“语音音乐化”（Voice-Music）的独特风格。在书中，布拉斯韦特创造了一种加勒比诗歌，其间夹杂着非洲鼓、卡利普索（calypso）、雷鬼乐、爵士乐、布鲁斯。这些诗歌不仅是对殖民创伤的见证，也表达了加勒比人民的抗争和文化创造力，最终形成了克里奥尔化文化的核心表达。 《牙买加克里奥尔社会的形成：1770-1820》（The Development of Creole Society in Jamaica, 1770-1820）是爱德华·卡莫·布拉斯韦特（Edward Kamau Brathwaite）于1971年出版的开创性历史著作。在这本书中，布拉斯韦特研究了在奴隶制、殖民主义和文化交流的关键时期，牙买加社会的形成和变迁。布拉斯韦特在书中提出了他的克里奥尔化理论，描述了非洲、欧洲和本土文化在牙买加的互动。[3]他强调，非洲裔被奴役者不仅适应了欧洲文化的强加，还对其进行了改造，创造了具有独特特色的牙买加社会。布拉斯韦特将克里奥尔化视为加勒比地区文化发展的核心过程。他指出，这一现象是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造成的多文化、多语言接触的结果。在他的定义中，克里奥尔化不仅是一种语言融合现象，更是一种文化重建过程，反映了加勒比人民在压迫环境下的创造力和适应能力。他强调，克里奥尔化体现于语言、音乐、宗教、文学和日常生活中，是加勒比文化的核心特质。布拉斯韦特认为克里奥尔化不仅仅是文化融合，而是殖民化过程中强势文化和从属文化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新文化形式不仅继承了非洲、欧洲和土著文化的元素，还在此基础上创新。克里奥尔化强调文化的非静态性，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布拉斯韦特认为这是加勒比文化的关键特质。
布拉斯韦特通过这些作品强调了非洲与加勒比之间不可分割的文化联系，以及克里奥尔化在塑造加勒比身份中的重要性。布拉斯韦特通过其文学、学术和文化理论重新阐释了克里奥尔化，成功将其从一个语言学概念扩展为描述加勒比社会、文化和身份形成的动态过程。爱德华·卡莫·布拉斯韦特通过其开创性的克里奥尔化理论、富有韵律的诗歌创作和深刻的历史研究，重新定义了加勒比文化在后殖民世界中的地位。他的作品和思想不仅为加勒比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也对全球范围内关于混合文化和后殖民身份的讨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结而言，加勒比学者通过文化跨化理论的构建、反殖民运动的推动、克里奥尔化理论的探索，成功地以本土化视角重塑了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叙事，这一系列努力不仅进一步揭示了加勒比地区文化历史的复杂性，而且促使全球学术界重新审视加勒比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多重性。
注释：
[1] Ortiz, Fernando, “Contrapunteo cubano del tabaco y el azúcar”, Caracas, Venezuela, 1978.
[2]艾里克·威廉斯著，陆志宝等译：《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Brathwaite E K, “The Development of Creole Society in Jamaica, 1770-182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主编：王逸舟 / 本期特邀责编：卢美艳、张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