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刊主题：区域国别研究面面观——2024年南京论坛“区域国别研究分论坛”发言集锦
目 录
钟建华 原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大使
加强一线的调研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东亚方式值得细分深究
朱 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东亚区域研究：回归历史还是走向未来？
陈晓晨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重视小国的施动性对地区秩序的塑造：以太平洋岛国地区为例
潘妮妮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论当代东亚的“文化输出”意识
赵思洋 暨南大学副教授
学科知识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区域国别的知识生产
方婷婷 南京大学副教授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朝鲜问题研究
李 途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东南亚学研究
【编者按】 在2024年10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南京论坛“区域国别研究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就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重点议题及方法做了精彩发言。经原报告人审阅同意，《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特别刊发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加强一线的调研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钟建华 原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大使
2010年10月，我在南非担任大使期间，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国家副主席，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南非进行政府间磋商。我向他汇报了一些我们在南非工作的情况。讲完成绩，习主席就问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表示担任南非大使几年下来，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对非洲包括对南非的研究不够，工作就比较辛苦，会走一些弯路。
我们借着习主席访问的机会，搞了一场纪念中非合作论坛十周年学术研究会，习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希望中国和南非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学者加强交流，互相学习，特别是加强对非研究，为中非合作、中非友好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习主席对我讲，这是他到中央工作之后第一次访问非洲，这应该是习主席第一次在非洲向中国的学者提出要加强对非研究的指示。
一转眼14年过去了，我们对非研究也好、区域国别研究也好，已经大大向前推进了。那次活动逸舟老师是代表北大参加的，南大是姜教授和刘教授参加。姜教授做几十年非洲研究，是很有成就的老学者。每次见面，他都提到那次对非洲的访问，并且多次告诉我，那是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可惜去非洲的次数太少了。
我知道很多欧美学者，如果他是研究非洲的，每年都有相当长的时间泡在那里，研究得非常详细。当然他们有这个传统。中国学者作为后来者，任务艰巨，路途遥远，要往前追赶。希望我们的学者能够更多地去非洲和其他地区和国家实地考察、研究和交流。
我担任南非大使和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的时候，和包括欧美、日本这些外交官有比较多的工作联系，与很多西方年轻外交官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聊天，让我有蛮深的感慨。这些年轻外交官对非洲的了解、对非洲的痴迷和热爱让我非常嫉妒，我们的一些年轻外交官达不到这么深的水平。看得出这些西方外交官对许多问题的了解与研究，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和他们相比，我们是任重道远，希望中国学者比我们的外交官做得更好。
总有人问搞区域国别研究有什么用？回答这个问题的实际例子很多。外交部的刘贵今大使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表彰他对中国对非外交事业的贡献。刘大使曾经担任驻南非大使，是我的前任。我2007年到任的时候，他卸任回到国内，马上就被任命为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大使是临危受命去担任这个职务的。
我们争取到2008年奥运会的资格之后，全国都在准备，各方面工作进行得非常好，突然冒出个达尔富尔问题。这个地方在苏丹的西部，类似我们历史上的情况，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比邻而居，一旦碰到气候变化，植物生长不好，就会有冲突，多年如此。2006年前后，当地再次因为气候变化导致了关于水源等问题的争夺，引发冲突。有西方记者指责苏丹政府支持当地阿拉伯游牧民族屠杀黑人农耕部族，造成了二三十万人口的死亡。这些人说这种种族灭绝的罪行是苏丹政府在中国支持下进行的，并宣称要抵制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到了2007年这个事情已经闹得很厉害了，引起我们的警觉。刘大使接任后，用了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在闹得最凶的几个地方，举行了多场记者会和吹风会，终于基本上澄清了事实，也讲清楚了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最后又联合非盟与海湾国家一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把苏丹政府和冲突各方请到一起，推动联合国和非盟组织联合的维和部队进驻达尔富尔地区，将这个问题引到正确的解决途径上，扫清了北京奥运会的潜在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刘大使功劳显赫，他拿到七一勋章也是实至名归。
他跟我多次说达尔富尔问题，最痛苦的就是没资料，缺乏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协助。他自己只能一切从零开始，全都自己来。有时还不得不依靠外国学者。我知道，以此来抱怨各位学者有失公平，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各方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我自己担任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后，也遇到类似麻烦，就是南苏丹问题。中石油在当地投资很多，收益也很好，这是我们在海外做得非常成功的投资。结果南苏丹与苏丹危机爆发，导致油田停产和中石油的利益受损，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去中石油交流，发现中石油自己有一个研究院，每一年的经费不肯讲具体数字，估计很多。我问研究院为什么没有预见到危机可能发生？为什么没有推动外交部把这个问题放到南苏丹独立的进程中解决掉？研究院光研究怎么打石油，研究怎么赚钱，不研究外部危机。这是我过去工作中的感慨，希望学者们能够从中看到国家的需要，做好做实区域和国别研究。没有强大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外交就很辛苦，成效也要打折扣。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学者出去到国外考察，发给的津贴费不光低，还有地区性的歧视。我一直呼吁到艰苦地区、危险地区做研究的学者，理应比到发达地区研究的学者得到更多资助。我们在非洲和其他不发达地区的外交官，拿到的工资与津贴比在华盛顿、巴黎的外交官要高出不少，以奖励他们的付出。希望大家一起来呼吁，改变这种状况。各个大学自己也有一定的灵活余地，适当地做出改进。大学之间是在竞争的，哪个大学能够出成果，出得更好、更多，那个大学自然地位就更高，985、211，最终依然是学术成果定胜负。如果大学合理使用自主权，奖励、推动我们的学者更多更积极地到有需要的地方去，多出研究成果，出更好的成果，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东亚方式值得细分深究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
从东亚视角这个角度来展开，我们不仅要做学术研究，而且还要跟具体政策相关联。我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角度讲一段历史故事。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后，9月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恢复中日邦交。在访问过程中，周恩来送给田中角荣一幅字，上面写着“言必信行必果”。我们都知道日本当时的国内政治非常复杂，反对与台湾断交的力量也很强大。但既然双方已经同意建交了，那么田中首相回到日本后就要按照双方商量好的事情去做，而不能失信。田中角荣临走的时候回送周恩来一幅字，叫“万事信为本”。如果我们比较两国领袖互相赠送的字幅，其中有一个字是共同的，就是“信”，这个“信”字就很说明问题。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在***担任主要领导人的时候，他主导了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当时具体负责接待的组长是胡锦涛，这次访问成果甚丰。其中有两位当时的日本青年，若干年之后成为日本首相，一位是菅直人，另一位是野田佳彦。野田佳彦一当首相就宣称说自己是中日友好之子，因为他当年是这3000人中的一个。当然了，后来因为种种无法掌控的因素，例如围绕着钓鱼岛所发生的剧烈争执，使得中日关系出现了停顿以至于倒退。但这次活动本身所带来的影响还是很有意思的。
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案例，***把当时正在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请到中南海家里进行家宴，两家人在中南海会面。这种礼遇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后来也再没有了。中曾根康弘后来去参拜了靖国神社，引发日本的东亚邻国中国和韩国非常负面的反应和抗议。当时***在国内正好处在被批评的困难时期。中曾根就表示他以后不去靖国神社了，为什么不去？他说不是因为我的政治理念上发生了变化（因为他是保守派，相信参拜靖国神社是符合日本利益的），而是我的朋友在北京遇到了困难，我要帮助他，又没有别的办法，我不去参拜，不给他惹麻烦，这就是帮助。所以中曾根康弘在担任首相期间就再没有去靖国神社参拜过。
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有一段故事，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访华期间专门去了一趟泰山和孔庙，在孔庙里大家请他题字，他就用汉字写了几个字，叫“温故创新”，他要在“温故知新”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后来他被问起了靖国神社这件事，福田也是保守派政治家，但他说我不会去的，为什么呢？他表示我们有一个古训，邻居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不去做，这个和政治无关，和东亚社会的伦理有关。
我们都知道老一辈的政治家毛泽东、周恩来、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福田康夫，在开创和发展中日关系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就使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也从中不断得到启发。中曾根康弘活到了一百岁，去世前他对中日关系的恶化非常痛心，就提出一个概念，叫东亚的问题要用东亚方式来解决。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问题：东亚的问题要用东亚的方式来解决。
我自己考虑东亚的方式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就是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由于共同的文化历史而产生的紧密感情。当然我们知道儒家文化和汉字的使用不光是中国和日本，还包括朝鲜半岛和越南（虽然他们现在不用汉字了）。当年所说的亚洲四小龙都是在这里面的。刚才我们说到“信”就反映了这种文化背景：有了互信天大的事情也会变小，也会解决，没有互信很小的事情也解决不了。毛泽东后来送田中角荣楚辞集锦，现在我看大家还在琢磨，为什么要送这本书。这也是因为共有的汉字文化圈。不管如何解读，周恩来所送的“言必信行必果”，就是强调你一定要守信用。
第二，根据东亚的方式，国家领导人之间个人的互动和互信也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重要方面。这也是要大力提倡的。
第三，加强中日青年之间的交流，我到欧洲去访问的时候经常问他们，欧盟是怎样做到把过去法德之间的百年战争仇恨消除了，他们给我举了很多例子，因为我也在通过考察欧盟的例子来比较东亚问题。不同的人给了我不同的回答，比如经济的相互依存和领导人的高瞻远瞩等等，但几乎每个人都强调了青年人交流的重要性，通过home stay（寄宿家庭）的方法来加深互相了解。举例来说，法国学生到德国访问的时候在德国人家里住上两三个月，就能够感觉到今天的德国和二战时期的德国是全然不同的国家。
在东亚也是这样，日本国会在安倍时期就通过了支持中日青年交流的法案。我们都知道北大、清华、复旦、南大的学生到日本大阪、东京访问的时候，在日本人家里住上两三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反过来日本的学生也到中国人家里来居住一段时间。我和参加过这样活动的交换学生们了解过，他们对这样经历的感觉都是非常正面的。这种从青年一代就开始的交流对东亚国家之间增加互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第四，我们在比较研究里也要注意中日韩之间的同与不同，尽管是汉字文化圈，但要特别注意到有细微的不同之处。我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东京大学做了一年的田野调查，当时用三个日文字来发展出三个不同层次的分析，也就是从社会层次，机构层次、个人层次来分析日本特有的一种政策制定的方式。我前不久到东京开会，在日本的学者们也提到了我当年研究日本政治，说这几个层次的研究到现在也还记得很清楚。
第五，在我们讨论东亚视野的同时，还应该再加上一条，就是美国学术界的领头羊地位以及美国在亚洲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近些年来我到国内不少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无论你是研究东亚、东南亚，甚至研究南亚，都离不开对来自美国研究的利用以及美国对各个地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例如有的学者告诉我，当他们研究朝鲜半岛的时候，一定要研究美国。否则费了很大力气所做出的研究，华盛顿一有风吹草动，形势就出现了很大变化。
这两天在南京大学中美中心举办的中美对话闭门会议，是由朱锋院长主持的，大家进行了两天的脑力激荡，专门就中美关系所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在发言中也引用了美国当年在日本崛起的时候，曾经搞过一个《桂太郎-塔夫脱密约》，也就是美国的战争部长和日本的首相在1905年所达成的密约，说双方要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势力范围。当然这里面有当年殖民主义的色彩，因为涉及菲律宾和朝鲜半岛，这是不可取的。但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是如何尊重大国之间的核心利益。我在发言中提到，南海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要不要尊重呢？
所以通过东亚方式来解决东亚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我们可以结合我们所学的理论来研究实际问题，同时也用来进行政策分析。这里面涉及很多新的理论、新的问题和新的研究路径。
东亚区域研究：回归历史还是走向未来？
朱 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想对区域国别研究有更加深入、广泛和理论化的学习和研究，东亚是一大重点。今天的东亚已经和西欧、北美一道成为世界三大经济和科技创新中心。所以对东亚区域的研究，不仅具有学理上的迫切性，同时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简单回顾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历史，任何一个地区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和财富创造的中心，这个地区一定是战乱最频繁的中心。所以，为什么1945年以前世界的主要战争都发生在欧洲，就是因为大航海以后，欧洲是整个人类的财富、科技、工业化进程的引领者，但是很快欧洲就成为全球战乱最频繁的中心。
我现在非常担心，如果东亚成为全球科技、财富、工业化的引领中心，从近代历史的逻辑来看，东亚也必定会成为世界权力竞争和冲突最激烈的中心。现在来看东亚安全不确定性在显著上升，美国已经收缩其全球安全战略的重心，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印太”。“印太”就是东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20年、30年、50年，东亚的发展态势到底意味着什么？东亚会欧洲化吗？刚才各位老师谈到，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我们可以为东亚未来成为世界经济、科技和财富中心寻找不同于欧洲的东亚道路。
除了战争与和平问题外，我们还面临第二个选择，就是走向未来还是回归历史？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东亚安全秩序。中国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都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中心，所以东亚安全秩序的核心就是中华文明中心论，或者中华文明秩序论。在这一秩序下，中国始终恪守一个陆地国家的身份，从来没有想要征服、瓜分和占领日本和韩国，而且我们对东南亚国家也从来没有真正进行军事扩张。与之相反，地中海文明中的半岛国家一定会经历从陆地强国走向海洋强国的过程。但中华文明秩序的核心就是，中国是大陆国家，是陆地强国，从来不是海洋强国。
回归历史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天下观，强调中国是文明的中心，周边国家向中央王朝进行朝贡。但是，这种天下观只看到了我们强的一面，完全没有看到我们弱的一面。其实2000年的东亚文明，或者中国中心主义文明，并不是永远一帆风顺的，我们一直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现在回到东亚区域国别研究，对我们来说面临的最重要的两个学术和学理的挑战是，我们到底是回归历史还是走出新的未来？回归历史有没有可能重建某种中华文明秩序，让所谓“天下观”再度成为地区安全秩序的核心？另外一种挑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走出欧洲的历史，在未来的东亚形成新的地区秩序？
我觉得历史是永远不可能回得去的。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会成为未来东亚或者世界性的主导思维，这种观点我觉得一定是大错特错，有两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一，所谓“中华秩序中心主义”的核心是没有民族国家意识的，而今天世界秩序中规则制度的核心是主权国家体系，不管大小我们都是平等的，然而天下观的核心恰恰是因为文明、文化差异产生的等级制。我们能恢复到等级制吗？我们确实成了世界第二，但我们现在和越南、日本的关系都变得很差，我觉得这种思维对中国东亚外交起到非常明显的伤害作用，其背后的逻辑是，我这么多年都是老大，你敢得罪我，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这是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
第二，传统中华文明中心主义的秩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是农耕文明的巅峰。但是，今天世界文明的巅峰不再是农耕文明，而是工业文明、创新文明和科技文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内有很多人眷恋天下观，认为它可以成为中华文化为地区秩序和世界政治做出的贡献，我个人认为不可能，因为基本的要素已经不存在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东亚会“欧洲化”，所以能不能逃出历史的灾难性轮回，是现在东亚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安全问题，也是21世纪理论和知识创新的重大考验。今天东亚大国竞争非常接近于18世纪的欧洲，因为18世纪的欧洲，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进入拿破仑时代、奥匈帝国力量的增长，一下子成为群雄并起的地区。
今天的东亚何尝不是如此。在2000年的东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日韩同时强大的局面。此外，世界军费支出最多的前10个国家竟然有7个在东亚，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和巴基斯坦。所以现在来看，东亚已经回到18世纪的欧洲。
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面对东亚权力转移在不断加速的局面，我们可以看到竞争意识也在前所未有地上升，美国就是要维持在东亚主导的地位，而日本就是要拼命站在美国这一方，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今天的美日关系到底是一战时期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关系，还是19世纪的普鲁士面对法国崛起时去寻找包括和俄罗斯、英国的相互合作的关系？现在的东亚一方面是权力结构和密度在空间上是前所未有的，另外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化组合的节奏和范围也是前所未有的。
现在东亚“欧洲化”可能出现的第三个苗头就是未来5年、10年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改变现状的国家还是守成的国家？我们是敢于斗争的国家还是善于斗争的国家？
过去500多年，崛起国的发展受霸权国打压而形成的巨大挫折，最终90%都转化为和霸权国的直接抗争。所以我觉得东亚地区安全确实对这个世界影响太大，对中国的影响太大。
东亚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是区域国别研究非常突出的核心话题，更重要对中国未来的战略发展和战略选择具有最关键的意义。
最后一点，刚才几位老师谈到区域国别研究各种过渡性成长期的特点，我这几年在中国区域国别学界大声疾呼，区域国别学尽管是多学科、跨学科的一级学科，但本质上仍然属于国际问题研究范式，其核心的理论和方法论必须使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区域国别研究最开始就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反攻时期出现的。怎么认识日本《菊与刀》这本书？《菊与刀》虽然是社会学、人类学的著作，但最重要的是美国人要了解日本，了解作为战略对手、军事交战方的日本。区域国别研究对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是因为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对手，洞悉他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走向，科学研判与他们的外交、政治与安全互动关系。
区域国别研究确实需要根据战略需要，更需要面对的是中国和世界关系。改革开放46年来，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世界对中国来说已经不再是为了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而需要努力争取和推动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问题。世界是什么？世界已经成为今天实实在在的中国利益。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影响和改造这个世界。世界对中国越是重要，我们越是需要深入、客观和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世界。
我们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占全球贸易进出口总量15.5%，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产能生产国、提供国，我们工业产能占全球工业产能35%，所以世界就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世界又是中国资源最重要的进口来源。中国今天石油、天然气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我们所使用的70%的石油，30%的天然气要靠进口——尽管中国是世界第六大石油生产国。所以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来讲已经发生了质变，我有时候会想，西方国家为什么会走向殖民扩张，就是因为成为工业大国以后对资源和市场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我们不仅需要拥有自由、开放、合作的国际市场，更需要拥有安全、可靠、开放的资源来源。区域国别学为什么重要？区域国别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未来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持续深入和升级，是未来中国可持续的发展和繁荣的根本保障。
重视小国的施动性对地区秩序的塑造：以太平洋岛国地区为例
陈晓晨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是，在结构决定之外，国家作为行为体的能动性或者施动性同样重要，尤其是在特定的地区秩序之下，小国自身的施动性或者能动性能对本地区的地区秩序做出一点点的改变和塑造的作用，以太平洋岛国地区为例。
在小国外交领域有三个议题：小国对外关系有什么特点，共享什么外交策略，以及在大小国之间不对称关系当中，小国可以施加什么条件。小国是相对的概念。比如说韩国和我现在研究的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尽管韩国在军事实力、政治外交等方面都远超澳大利亚，但由于澳大利亚所处的地理位置，其邻国是实力逊于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所以澳大利亚是中等强国、地区大国。韩国尽管综合国力远超澳大利亚，但因为韩国所处的位置，韩国就不会太被视为地区大国。
另外，大国有广泛的小国研究的需求，小国并没有广泛的小国研究的需求。比如说我和南太平洋的学者交流，他们对非洲的情况不是特别感兴趣。我和老挝社科院的同仁交流，他们对南太平洋在哪没有概念。小国在学理定义上就是无法或者很难对体系或者秩序产生影响的国家，但现实是对大国外交来说小国是重要的，因为小国对大国是有影响的。
问题来了：小国对国际秩序产生作用的机理是什么？尤其是小国的施动性，通过影响本地区的秩序进而影响国际秩序的路径是什么？阿米塔·阿查亚研究过东南亚的小国如何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但还需要对其他地区有更多研究。建立一个分析的框架是必要的，但并不是一开始就建立分析框架，而是经过了多年对小国研究的实践之后，有必要再回到理论，从太平洋岛国具体的区域、具体的国别回到一般，那就是小国作为施动者的施动性对地区秩序能够构成的改变和缔造。
施动性对地区秩序有三种作用途径，第一是权力投射，第二是议程设置，第三是话语叙事。第一，通过权力资源，这种权力不一定是本国的，比如说太平洋岛国通过“借力”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跨空间权力的投射。第二，和大国用议题交换的方式设置自身地区的议程。第三，通过讲故事构建一个小国自身的故事，通过话语叙事去影响地区规范的格局。
进入到太平洋岛国的例子，从陆地视角看太平洋岛国非常小，但实际上考虑到主权国家体系加上联合国海洋法体系，这些陆地小国占据大片的海洋、占有大片“蓝色国土”。所以海洋、气候变化等等对于小岛国特别重要。
太平洋岛国有意识地利用权力投射、议程设置和话语叙事三条路径，第一就是通过全球治理和大国博弈，借助大国之间的竞争矛盾去为自身谋取利益。尤其是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实施“北望政策”，太平洋岛国和位于它们北边的，主要是亚洲国家展开密切的交流，现在最重要的是中国，中国成了太平洋岛国重要的“借力”来源，当然还有印尼、印度、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等。“借力”也就是通过借助比他们更大的国家，借助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竞争来为岛国自身去谋利，这是“北望政策”的实质。
第二，太平洋岛国通过和大国哪怕进两步退一步的反复妥协博弈，不断地利用形势推动岛国自身的气候变化议程、海洋议程等等。其中最新的一个成果是《蓝色太平洋2050战略》。在这份战略酝酿的三年时间内，太平洋岛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等国家进行了反复的博弈。总体来说，太平洋岛国希望在安全领域将非传统安全议题，而不是传统安全议题带入地区政治中，但在实际的博弈妥协当中，太平洋岛国以议题交换打包的形式实现这种利益交换。现在太平洋岛国在涉华议题上有反复，这就是议程交换的结果，即太平洋岛国同意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设置议程，但条件是要打包同意岛国的议程。
最后一点，太平洋岛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去试图影响地区规范格局，美澳等西方国家试图塑造一种以中国为“坏人”，以西方自身为“英雄”的叙事，而太平洋岛国试图塑造一种以气候变化威胁、环境问题等等为“坏人”，以太平洋岛国人为“英雄”的叙事，最终推动太平洋岛国主张的“蓝色太平洋”议程。
展望未来，结构仍将起到很大的塑造作用。但小国也有一定的能动、施动的空间。未来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仍然会受到结构也就是大国的影响，也会与太平洋岛国自身的反反复复，充满整合与分化、进两步退一步的博弈相交织，这种域外的地缘政治和太平洋岛国自身的议程将在权力结构、治理结构、叙事结构上不断反复博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加强对小国的研究，要真正贯彻双边、多边双轮驱动，比现在更加注重地区层面，注重地区或者跨地区的合作进程。
论当代东亚的“文化输出”意识
潘妮妮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这个主题目前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构思。想从目前关注的政治文化和互联网大众舆论的角度出发，对区域国别学做一些思考，也许需要加上副标题即“基于媒介环境与‘区域’意识的变化”，将国际关系理论和新闻传播学的媒介环境论结合起来阐述。
这个想法来自之前在梳理日本战后区域国别学研究（“地域研究”）的历史脉络时，注意到日本学界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时候，出现了一种重新思考“区域”定位的意识，即尝试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线性的区域意识，向网络的区域意识转化。也就是，把“区域”作为理解国际关系、理解世界状况的中心词，也作为生产新的学术性知识的中心词。举个例子，有些学者强调对跨界移民社区的研究，把这个“移民”的领域视为一种连接多种因素，又有自身特征和发展性的综合性的“区域”。于是，我也基于这种研究意识，联想到自己目前的研究。我目前正在做的是日本互联网民粹主义，尤其是与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充分结合的互联网民粹主义的状态。这就会让我们注意到，互联网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简单投射，每个国家的互联网环境和互联网文化、舆论都会有它独特的在地化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地区的互联网，其实也可以看作一个综合性的“区域”。地理的因素、社会的关系、普遍的互联网文化以及特殊的媒介环境文化都在塑造这个“区域”的样态，但同时又让这个“区域”摆脱既有的框架，具有自身独立特征。
由此，我今天想重点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文化输出”。众所周知，日本是高度重视文化输出的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文化输出”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资源和映射，这其实也暗含了一个区域国别意识前提，文化输出是居于中心的“国家”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的主动的、可控的影响。以日本的文化输出为例，在互联网普及之前，的确表现出此类特征。集约性的政府政策或者说中心化的精英群体，对文化输出的过程和效果有充分的掌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日本的文化输出有非常明确的策略性和次序，是与同时期的国家综合策略和国家能力相适配的。首先是“盟友”欧美国家，其次为东南亚，再次为东亚，中间也伴随着对资源地区如中东的影响。第二个方面，文化输出伴随着商业利益的驱动，和日本企业有序地“出海”相适配。而第三个方面，则是日本的文化输出伴随着对他者区域的主动适配，日本精英群体有意识地对文化做在地化的适应性改造。基于以上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文化输出是可控、规范和规律性的，这样才可能达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视野所期待的效果。它从国家能力出发，影响到的是国家间关系，这一切都是在传统的区域国别结构和认识框架下进行的。
然而，互联网媒介环境的介入，给文化输出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简单来说，互联网那个之前的媒介传播是相对中心化的，尤其是在技术要求更复杂、资源投入要求更多的跨境传播问题上。所以文化输出的背后必然会有核心的策略，通过外交和学术交流，通过有规范、有策略、有规则的对外贸易，中心化且可控。不仅如此，在文化输出的接收方角度，受众对于异文化的解读也是相当规范的。应该说确实只有少数的人或者有资质的、有能力的人才能够对异文化做出具体的解读，例如外交人士和知识分子这样的人群，解读的方式也是可控的。即使是普通的消费者受众，由于消费异文化本身就意味着对特定异文化有一定兴趣，或者至少是抱着文化包容的态度，那么消费者也会更倾向于接受专业人士的解读。
而在互联网时代，传播者和受众、解读者之间的默契被打破了。因为互联网时代的跨境文化内容，不仅包括有意识的传播内容，还包括无意识逸散的内容。换言之，这些内容原本不是以传播为目的的。举一个例子，日本动画是当前重要的传播内容，通过正规渠道的输入中国的动画，因为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和规则约束，是可以有意识地进行审核，降低矛盾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会引发冲突的内容，即使不经正规渠道输入，仍然可以在日本互联网上被发现，包括日本民众用日语在日本网络社区的讨论，它不以输出为目的，但是它们对中国网民来说仍然是可见的。而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按照传统途径规范性输入的内容，在互联网时代也会引发多样化的解读。比如，一部日本的反战动画作品，过去的解读是精炼化的，解读者会重点提炼它其中呼吁和平的愿望。但是今天的网民则会自发地进行一种替代性的解释，即认为作品里似乎没有明确地区分侵略者责任和被侵略者苦难，只是在泛泛地反对“暴力”，并非真正的“反战”。这种针对作品解读的多样化，进一步增加了文化输出领域的不确定性。
换言之，“文化输出”似乎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状况，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商业——以及部分政治的——策略，从“国家”能力的延伸，却无意识地在互联网媒介环境中构建出一个既具有跨境的外向性，又包含传统国家和区域内向特征的不可控“区域”。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一方面，由于贸易与政治局势面临挑战，因此有更加强烈的“文化输出”和“文化交流”的需求和动机，例如日本的外交与外贸中，“文化外交”和“内容生产”的评估重要性在上升。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文化”接触会对我们的区域国别认识结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以我粗浅的理解，认为这里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影响。分别是淡化、强化和替代。所谓“淡化”，是指文化接触会“淡化”区隔意识，尤其是传统民族国家结构的区隔意识。这是一个传承已久且基本获得公认的结论，这里不再赘述。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更密集和日常化的文化接触，却可能带来一种更复杂的认知，就是在文化共享的跨境互联网“区域”内，“强化”甚至是主动构建对其他民族国家，或者说异文化的负面刻板印象。商业利益驱动下的文化产品输出虽然客观上可以增加对异文化的认识，然而，商业框架下的量产化文化产品，为了商品的区分度，必然会对本国的文化做一种抽象和特异化的处理，突出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这实际就会不断强化一个国家或者文化区域的刻板印象，互联网的信息茧房效应又把刻板效果进一步加深。这种刻板印象就可能为排外主义提供新的土壤。过去的排外主义，更倾向于对异质文化的陌生感乃至恐惧感，强化了对自身特征的抽象化和美化。但是今天的互联网民粹主义的矛盾之处在于，网民在互联网这个大区域内分享了更多的共性，通过日常高强度接触异文化产品，形成了“了解异文化”的自我感觉。但这实际上更多是为了文化输出而特异化的刻板印象，反而会促成更为“自信”的对立意识。同样，对同一个文化产品的解读也会出现矛盾，就如同在日本的反战作品中，创作者和知识分子会强调追求和平的“心情”，而中国的互联网观众则会讨论“责任”问题。
除了“强化”之外，互联网媒介环境下的“文化输出”，会形成一种超越物理界限的“区域”。这个区域由共享性的文化元素构成，这些元素有现实基础，但同时又是一种浪漫化的虚拟。换言之，是一个虚拟的文化领域。但是，鉴于今天互联网媒介已经深入地嵌入我们的生活，虚拟和现实的界限并不清晰。因此，由诸多“文化输出”元素汇成的这个超越现实的文化领域，就成为了一种替代性的生活。这个文化的领域的参与者不需要肉身进入对方国家的社区或者区域，就能够从这个共享的文化输出池子中体会彼此独特的在地文化。也就是说，一种“便利”的替代性“移民”体验。
我们不能否认这个领域确实可能有利于消弭国家文化和认识之间的隔阂，但同样的，这个虚虚实实的领域也会带来错位的认识。线下日常生活的复杂体验，与线上文化领域的单纯轻松的体验构成鲜明对比，会使得参与者的自我认同主动向线上文化领域靠拢。相对的，会对线下日常生活持批判甚至是极端的厌弃态度。并且，由于线上共享文化领域的文化元素，是从特定国家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因此，线上文化领域的“移民”就可能将之视为这个国家的现实状况。从而把对自身线下生活的批判和厌弃，转化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由此形成与“排外主义”内容相逆，但机制近似的今天被普遍称为“互联网民粹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互联网媒介的环境影响下，传统上带有“开放性”印象的文化交流，也可能构成另一种“封闭性”机制。这是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新的不确定性。
学科知识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区域国别的知识生产
赵思洋 暨南大学副教授
从学科知识史视角认识近代中国区域国别的知识生产具有特殊的价值，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区域国别学的长时段视野，同时为当下的我们重新思考区域国别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借鉴的路径。
一、中国区域国别知识史的近代语境
当我们回到近代中国这样的历史语境的时候，通常包含着对当下学科建设的知识传统进行反思。我们会把学科理论或者把学科史归于某种传统，其往往不是建立在真实的文本之上，而是基于当下理论建构的目的而进行的发明。当下我们追溯近代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传统时，往往意味着为当下寻找所谓的文化传统，确立文化自信。当然这里面潜台词就是强调某一类知识或方法“古已有之”。而如果我们仅用这样的思路回溯学科史前史的话，其实不妨直接回到近代之前的古代时期。那么近代历史的独特意涵及其当代价值又是什么？实际上，近代中国面临世界变局，这个变局带来的是社会的转型以及知识生产的转型，而这一系列的转型恰恰直接构成了当代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史前史。
具体表现为：第一，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因素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知识激增，以适应变化中的国际局势。第二，西方世界关于世界的知识生产内容不断传入中国，进而成为世界知识言说的最重要主体。第三，近代以来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受众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因此，回溯近代中国语境的目的不仅是挖掘文化传统（这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反思上述三点转变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征无不与现代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二、近代中国区域国别知识史的问题意识
从知识史角度看近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注意如下问题：第一，影响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有哪些？所谓内部，是将知识生产作为单纯学科内部的知识积累的过程，或者范式转化的过程。所谓外部，是强调社会性的因素，比如说行政机构的指令、政治的事件，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于知识生产和研究议程设置的影响。第二，警惕或者反思“辉格史观”下的知识史，回到真正的历史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边缘的、断裂的东西，进而是这样的学科知识史讨论可以发现丰富多元的内容。第三，就近代中国区域国别知识而言，需要注意到其从西学到东学再到新学、科学的传播过程，以及与此同时展开的本土接纳与重塑过程。
区域国别知识从古代中国经史子集为框架的域外知识生产中脱胎而来，在生产主体与生产内容两个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近代知识生产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传教士、学者、报人、官员、华侨华人、开明士大夫等，最终大学机构成为知识与话语生产的最重要主体。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内容从夷学、西学、新学到科学。知识内容从早期世界史地知识、国际法、世界时务，慢慢到分科治学形成三大学科，世界史、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三个学科都不同程度在1920年代之后参与到区域国别的知识生产之中。
最后，当下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与近代社会转型的问题时需要认识到：近代语境下的域外知识不再是古代皇权合法权的叙事，也不再是古代知识精英猎奇的玩物，近代中国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开始转向为面向世界和面向大众的启蒙之学，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现代性与全球性的价值诉求与理想。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朝鲜问题研究
方婷婷 南京大学副教授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朝鲜问题研究。之前关注的一个大的方向是研究俄罗斯的区域国别学状况，研究他们是怎么定义区域国别研究，他们区域国别学又是什么样的，并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探索俄罗斯在各个方向的研究。后来在追踪俄罗斯如何看待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时，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区域国别从古代一直到近现代做了很有意思的研究。在他们看来，中国像《易经》《史记》还有之前制作的古地图都说明，中国人是从很早就开始从事域外研究的，包括对《山海经》《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讲到中国与邻国地理的情况，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域外研究或者区域国别研究的开端。俄罗斯人对区域国别学的认识和我们有一些区别，他们的区域学概念非常大，他们区域学包括区域外和区域内，即包括研究俄罗斯自己的区域内部情况。
就俄罗斯的东方学而论，它里面包括研究中国、朝鲜、韩国，由此可追踪俄罗斯的朝鲜问题研究。俄罗斯“朝鲜”与英语一致，来自高丽的音译，所以朝鲜问题就是Ко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俄语）。中国所称的朝鲜一词来自我们的历史古籍，俄罗斯在称呼上与我们不同。
对于朝鲜问题的定义，俄罗斯学者的观点与国内对朝鲜问题的定义是差不多的，他们认为研究朝鲜问题主要是朝鲜因1945年分而治之后而产生的问题。大部分俄罗斯学者达成共识的问题，一方面涉及怎么解决朝韩之间的矛盾问题，另一方面也涉及东北亚地区其他政治主体之间围绕朝鲜问题之间的矛盾。俄罗斯学者认为多年来，朝鲜问题的确已然成为很多东北亚国家利益冲突和国际活动的焦点性问题。
俄罗斯的朝鲜问题研究和国内的朝鲜问题研究，基本上历史演进的过程是差不多的。一般国内朝鲜问题是以1991年为界，就是以冷战结束为节点，俄罗斯也是这样分的，以1991年为界，冷战之前是一个阶段，冷战之后是一个阶段。但在俄罗斯数据库E-library（相当于中国的知网数据库）上以“朝鲜问题”或“朝鲜半岛问题”为关键词检索，由于俄罗斯数据化的程度相对于国内比较落后，只能检索到1993年以后的论文。
但在继续查阅俄罗斯相关书籍和硕博论文等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苏联时期也的确是在研究朝鲜问题的，但是期刊不发有关朝鲜问题的具体内容。在一些讲朝鲜问题的书籍中，他们当时研究朝鲜问题更多是以意识形态为目的，去解读朝鲜战争是怎么样爆发的，以及朝鲜分裂是什么样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把所有的责任归咎在美国身上，主要强调苏联军队在解放朝鲜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苏联在朝鲜问题解决当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或付出了多少努力，他们认为苏联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苏联解体以后，我分成两个阶段，以第二次朝核危机为界，一个是从苏联解体到2002年。大家能看到苏联解体，俄罗斯经历过短暂的一个阶段，就是向西方一边倒阶段。这一阶段的朝鲜问题研究，更多的学者关注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他们研究朝鲜更多是开始去解读朝鲜战争和朝鲜分裂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当时伴随着大量的苏联档案被解密出来，很多学者研究朝鲜战争到底是怎么样爆发的，朝鲜南北之间分裂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伴随着国内反斯大林的热潮，这些研究将所有的问题归结到斯大林身上，即朝鲜问题全都是斯大林造成的。这与当时，也就是从苏联解体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内政和外交有很大的关系。俄罗斯对朝鲜问题研究的重点以及研究的结论更多也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需要。
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2003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人开始比较客观地研究朝鲜问题，朝鲜问题研究也逐渐专门化。和国内相比，以知网为例，同样以“朝鲜半岛问题”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国内仅学术期刊文章一类就有71篇，时间从195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苏联解体之前，也就1991年之前也有43篇。尽管那一阶段我们国家更多也是以宣传为主，关注的是苏联是怎么解放朝鲜，或者讲中国抗美援朝，为意识形态服务。但从1991年之后，我们对朝鲜问题的关注要远大于俄罗斯学者的关注。
总体来说俄罗斯学者的视角与国内学者相似，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朝鲜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其根源怎么样。尽管在观点上和国内有相同的地方，但由于存在视角上的区别，从他们俄罗斯的视角上看朝鲜问题也会与国内存在一些区别。
有一些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苏联的立场，包括朝鲜是如何分裂的，这和国内差不多，都根据相关的档案，还有历史留下的书籍去研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呈现现实中的问题，如与朝鲜的内政、外交相关的问题。俄罗斯学者有一种比较突出的观点，他们认为韩国可能通过颜色革命等方法统一朝鲜，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朝韩双方应该加强经济合作，通过外交对话最后来解决朝鲜问题。
朝鲜民族内部关系问题研究，主要涉及朝韩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朝韩在文化认同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朝鲜语的演变。考虑到朝鲜半岛统一之后，语言沟通方面的障碍也可能成为一个潜在问题。此外，与中国相似，相关研究还涉及俄罗斯与朝鲜及朝韩两国的双边关系。总体而言，研究者认为俄罗斯在解决朝韩问题的过程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且俄罗斯应避免与朝鲜或韩国单方面发展关系，而应采取平衡的外交政策。此外，朝鲜半岛的核问题，近年来也成为俄罗斯关注的重点，研究者认为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有望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
以上所及仅是目前进展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些线索值得今后慢慢梳理。
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东南亚学研究
李 途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区域国别学被正式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关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和二级学科的设置等问题，不少领域的专业学者都在进行热烈的讨论和积极的建言。总体来看，一共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区域国别学分为理论与方法、综合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等，另一种就是按地理区域进行划分，包括欧洲学、美国学、非洲学等。比如，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等呼吁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下设立东南亚学二级学科，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自勇认为东南亚学成为区域国别学下的二级学科应该没有悬念，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东盟研究课题组提出“以东盟学为先行示范点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
从实践上来看，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成立了国内首个“东南亚学”交叉学科教学和研究平台，并推出了名为《东南亚学》的学术集刊。广西民族大学则在东盟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东盟区域国别研究院，并形成了东盟语言文化、东盟经贸商旅、东盟政治法律、东盟民族文化四个系列的东盟学科群。
那么，什么是东南亚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梁志明提出，东南亚学作为一门“学科”早就存在，创立于20世纪，最早从属于西方的“印度学”和“汉学”研究。二战后期，西方学界将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标志着东南亚学的正式形成。“东南亚学”指的是“用科学理论与方法对东南亚地区进行整体性的或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的学科”。吴坚、钟燕慧认为，东南亚学“是以东南亚地区为范围界定的、将地区知识实现理论化与抽象化，并经过验证的系统知识与思想表达。”也就是说，东南亚学必须是系统化的总结和规律性的论证，并非冠以“东南亚”名称的研究都可以算作“东南亚学”，纯粹的事实描述和信息搜集就不适宜作为“东南亚学”的研究成果。相反，葛红亮提出的“东南亚学”概念更广。他认为，东南亚区域国别学是“对东南亚区域和国别进行综合、多学科研究的一门学问，旨在建立关于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知识体系”，理应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部分。
东南亚学在中国最早的表现形式是南洋研究。南洋研究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1927年，暨南大学成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聚集了一批南洋问题研究学者，曾出版《南洋研究》《南洋情报》等刊物和多种专著，开创了我国南洋研究及华侨华人研究之先河。1956年，厦门大学成立南洋研究所，主要从事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研究，这也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东南亚研究机构。195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在亚洲史研究的基础上成立东南亚历史研究室。1959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东南亚研究所成立，所址设在暨南大学。1960年，东南亚研究所划归暨南大学；1965年，正式更名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这些机构都早于1964年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的国际政治系，说明中国的南洋研究/东南亚研究的起步要早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中国与对外交往的拓展，“南洋”及“南洋学”的概念开始淡化，“东南亚”及“东南亚研究”取而代之。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从单一的中国视角转向全球视角”，也意味着“研究重心从华人华侨史转向全方位的东南亚研究”。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开始融入国际，接受来自西方学界的主流范式，成为国际东南亚研究的一部分。
进入21世纪以来，东盟和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周边外交格局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特别是2009年以来南海问题的升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提升了东南亚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一阶段，国内从事东南亚研究的机构显著增多，相关学术成果也大量涌现，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全面提升。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东南亚研究改变了过去“重文史而轻现实政治、经济的状况”，开始密切关注对政府和公众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和领域。但是，这也造成了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研究导向”，以关注现实议题为主，缺乏历史的深度与人文的厚度。“厚今薄古、热衷政经”的倾向导致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仍然异常薄弱，“过于注重对现实政经议题的研究，缺少对历史、文化、社会等基础议题的兴趣”。由此造成的影响是，由于难以有效回应东南亚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历史学在中国当前的东南亚研究学科构成中已经逐步退化为“边缘学科”。中大、暨大和厦大的东南亚研究机构都将国际关系视为主要的发展方向，在原有东南亚研究所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逐渐淡化了自身的东南亚研究特色。
2022年以来，学界之所以主张从“东南亚研究”转向“东南亚学”，是希望以“学”之后缀提升东南亚研究的地位，推动东南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比如吴坚等提出，东南亚学是“以通常意义上的东南亚研究为基础进行学科化，并推进它的科学知识建构”。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下，东南亚研究长期游离于各个学科的边缘，很难挤进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二级学科。随着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东南亚学作为区域国别学下的二级学科，可以从制度上突破东南亚研究长期面临的发展瓶颈，包括职称评审、成果发表，和人才引进等。
但是，东南亚学的学科化也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界定，二是如何取舍。首先，如何界定东南亚学和东南亚研究的差异。赵自勇就提出，东南亚研究和东南亚学的英文都是“Southeast Asian Studies”，两者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学界没有必要在学科的名称问题上进行纠结。无论使用“东南亚学”还是“东南亚研究”，都只是出于个人或机构的偏好和习惯而已。而且，参考国外的经验，“东南亚研究”似乎更为规范。其次，如何对不同地区进行取舍，因为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列为二级学科。如果将东南亚学作为二级学科，那么其他的中东研究、欧洲研究、非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是否都可以作为二级学科？英国研究、美国研究、日本研究等重要的国别研究是否也有必要作为二级学科？这就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因为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列为二级学科，而且也存在着交叉重叠的问题，比如东南亚研究与东南亚大国研究（越南研究）如何划分界限。
此外，在如何推进东南亚学建设的问题上，学界提出了很多建议。核心观点就是要超越西方，提出新的理论和范式，让学科发展更具有竞争力，在“学”的方面有所突破，同时能够推出不同于西方的理论范式，提升中国学者的贡献和话语权等。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第一，就像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面临的问题一样，东南亚学的基础理论是什么？东南亚学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也即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但是基础理论和方法是不确定的，都是基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政策研究和知识生产的张力。很多学者提到在东南亚学的学科建设上，应该进行学理上的突破，推进知识体系创新，但国家之所以推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回应中国现实的战略需求，能否提供高质量的资政建言报告，才是目前确保学术生存的关键。
第三，很多学者谈到东南亚学建设时，都会提到中国特色。那么，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到底是什么？中国特色的东南亚学又是什么？目前，谈到中国特色就会提到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等等，但是这些都无法成为普适性的知识，不仅没有办法为东南亚学界接受，而且也很难在国际上成为主流。总之，东南亚学能否成为区域国别学下的二级学科存在诸多挑战。
（审核：王逸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