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2025年第11期：日本中亚研究特辑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欧阳煜岱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博士生

       目  录

       学之探究 日本的中亚问题研究情况

       观点集萃 日本的中亚问题研究课题分析

       国外经验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中亚研究与中亚实践

编者按：日本，作为一个资源稀缺的岛国，自明治维新以来，便极为重视海外利益，因此对海外知识的需求十分迫切。虽然中亚地区与日本远隔万里之遥，但是因为中亚地区拥有极高的地缘政治经济价值，致使日本学术界十分重视对中亚地区的研究。日本的中亚研究是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缩影之一，也是全球“中亚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作为战后日本中亚研究的缩影，既是日本区域国别的重要研究机构，也是全球中亚学的学术重镇。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日本的中亚研究形成了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为中坚力量，以重大课题为牵引，以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地理学为核心领域的中亚研究模式。日本模式在中亚研究领域表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和鲜明特点。其对历史文化连续性和多样性的重视，使得研究能够深入挖掘中亚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复杂的民族关系。同时，日本模式关注中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地位变迁，这一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亚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变化和影响。日本的中亚研究充分展现了其在理论探索与实际应用两方面的卓越能力，而这为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本期前沿聚焦日本的中亚研究，重点分析在“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为日本政府和企业界提供决策支持的区域国别研究智库。为此，本期特设立“学之探究”、“观点集萃”和“国外经验”三大栏目。其中，“学之探究”栏目重点介绍了日本中亚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日本中亚问题的研究机构、日本中亚问题的主要研究者，以及日本中亚研究的主要特点。“观点集萃”栏目则侧重于剖析日本中亚问题研究课题的现状，主要以科学研究补助金数据库（KAKEN）为分析对象，分别选取“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作为关键词，对相应的研究课题进行深入分析。“国外经验”专栏聚焦于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欧亚国家问题研究中心——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深入探讨该中心的基本概况、中亚研究的范围与成果、在“共同利用和共同研究基地”制度下的中亚研究活动、该中心的中亚研究特色和实践应用情况，以及其优势和局限。

       学之探究 | 日本的中亚问题研究情况

日本对中亚地区的知识获取和问题研究已逾百年。历经长期发展，日本在中亚问题研究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且其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等方面均展现出鲜明的日本特色。

一、日本中亚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积极地向海外世界进行探索与研究。至迟于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学术界与政界已对中亚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明治时代的外交家西德二郎曾经长期在俄罗斯、土耳其和中国新疆地区游历，并于1886年出版了《中亚概况》（The Description of Central Asia），^[1]这本书被视为日本研究中亚地区的滥觞。随后，日本探险家出于政治外交、军事，以及考古学研究等目的对中亚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活动，其队伍通常由僧侣、军人及学者构成。这些探险家对中亚的地理、风俗、环境进行细致考察，并形成一批学术成果，比如，军人日野强于1909年出版了《伊犁纪行》，僧侣橘瑞超在1912年完成了《中亚探险》，而怀疑主义史学家白鸟库吉则相继发表了《大宛国考》（1916年）、《塞民族考》（1917年），以及《粟特国考》（1924年）等。地质勘察与地理学研究构成了日本早期中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学术期刊《地学杂志》。这一时期在《地学杂志》发表相关代表成果有《中亚地区的咸水湖》（1901年）、《中亚地区的新铁道》（1902年）、《中亚地区的棉花产量》（1903年）、《中亚地区的阿克莫林斯克州》（1904年）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于战争的需求对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欧亚大陆展开研究，比如1938年设置的“东亚研究所”和1940年设置的“总体战研究所”以研究敌国信息^[2]，但是没有独立、系统的研究机构。

二战后，这种以军事扩张为主要目的的中亚研究基本停止，但是出于对海外知识的需求，日本在全国范围纷纷复设相对中立的俄语语言文学专业。1956年，日苏建交之后，日本的苏俄研究迅速发展^[3]。历史研究始终是日本国内中亚研究的一个重点，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丝绸之路学”为代表的“东方学”在日本兴起，一些日本学者在苏联政府的允许下前往中亚地区考察，主要研究内容是中亚地区古代史。整体来看，20世纪70年代之前，其国内的中亚研究主要涉及的是中亚地区的前伊斯兰教历史^[4]，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白鸟库吉等。随后，一批年轻的日本学者开始使用波斯语、突厥语，以及其他语种对原始资料展开研究，并从之前的“丝绸之路链接东西方”的视角逐渐转向重视中亚地区内部影响。苏联解体后，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诸国纷纷独立，日本很快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随后，日本学者便开始在中亚地区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风格和范式。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尤其缺少工业血液——石油。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关注其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来源的多样化。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都是石油生产区，故该地区引起日本的关注。然而，彼时的中亚和南高加索仍然在苏联的框架下，是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一部分，因此日本对这两个地区的关注程度更多体现在对苏关系上。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地区国家纷纷独立，日本同中亚地区有了更加直接的接触。也正是这一时期，日本对中亚地区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提出较强针对性的政策。尽管这一时期，日本对中亚地区的研究开始多元化，但是仍然聚焦于历史学研究和民族学研究。比如，1999年3月，1999年3月，日本中亚学会第一次年会在松崎町召开，研究内容以历史学和民族学为主，共有12人参加。进入21世纪，日本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研究快速发展。自2005年3月起，日本中亚学会每年都会在《日本中亚学会报》（日本中央アジア学会報）上发布前一年关于中亚研究的成果清单。其中，第1号至第12号的《日本中亚学会报》（主要是2004年至2015年相关成果）发布在日本中亚学会的官方网站上；而第13号至第19号的《日本中亚学会报》（主要是2016年至2022年相关成果）日本学术界关于中亚研究的成果清单则发布于“北海道大学学术成果集”网站。经统计，自2004年至2022年，日本中亚学会所认定的与中亚相关的学术成果累计达到1,442项。这些成果包括309部学术著作（包括论文集）、1131篇论文、1部影像作品，以及1个数据库，相关专家学者人数超200人。在这19年间，日本学术界平均每年出版16部书籍和发表59.5篇论文。其中，2016年创下了出版书籍和发表论文数量的最高纪录，分别达到41部和107篇。相比之下，2020年出版的书籍数量最少，仅为7部；而2021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少，共计27篇。唯一被纳入统计的影视作品是2020年发布的，时长为24分钟的民族志电影《古力·阿穆贡：乌兹别克斯坦妇女当地的伊斯兰仪式》（Guli Armugʻon: Women’s Local Islamic Ritual in Uzbekistan）。而唯一被纳入统计的数据库是2022年发布的“南乌拉尔的伊斯兰圣地和墓志铭”（An Islamic  Sacred Site and Epitaphs in the Southern Urals）数据库。综合分析，2004年至2016年期间，日本学术界关于中亚的研究成果表现出总体上升的态势；而从2016年至2022年，该领域的成果则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了历史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经济与社会、文化和语言，以及民族与宗教等。其中，政治、国际关系、经济和社会等主题的研究占比约为一半。在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传统领域中，中亚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历史学研究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传统的“丝绸之路”史，其研究范围和视角更加丰富，比如《蒙古vs.西欧vs.伊斯兰：13世纪的世界大战》（伊藤敏树，2004年）、《“乌兹别克斯坦”回顾中亚近现代史》（谷知可，2013年）。鉴于冷战结束后，中亚国家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政治上走向民主化，经济上走向自由化，同时面临国族构建、边境冲突等挑战，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焦点随之转向这些议题。比如《现代中亚论：蜕变的政治经济深层》（岩﨑一郎、宇山智彦、小松久男，2004年）、《全球化与体制转型的经济学》（池本修一、杉浦史和、岩﨑一郎等，2008）、《改革时期中亚各共和国的自主性与民族问题的关联——“政治场域”的浮现及其离心化与多样化》（宇山智彦，2020年）。

二、日本中亚问题的研究机构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一批以研究中亚问题为特色的学术机构或者团体（如表1所示）。

表1日本主要中亚研究学术机构一览表^[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7]

日本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或机构分布呈现出集中于国际化大都市和拥有地缘优势的省级单位行政中心，前者代表城市是东京、京都和大阪，代表机构有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所、东京外国语大学蒙古语系、欧亚研究所、早稻田大学丝绸之路调查队、早稻田大学蒙古研究所、内亚史学会、京都大学欧亚文化研究中心、日本中亚学会、日本哈萨克研究会和中央欧亚学研究会等；后者的代表城市主要有札幌，代表机构有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北海道中央欧亚研究会等。上述机构多数以“中亚”“欧亚”或特定国家名称命名，以此作为其研究机构的特色标识，专注于中亚或欧亚研究领域。亦有一批学者隶属于综合性大学或专业机构，他们同样致力于中亚问题的研究，并已取得相当规模的成果。比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广岛大学、大阪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俄罗斯NIS经济研究所等。

与之作为比较，中国研究中亚地区问题的学者或机构分布与日本研究中亚地区问题的学者或机构分布情况类似。一是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国际化大都市；二是以兰州、西安、乌鲁木齐等为代表的在地理区位上存在优势的省份的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北京和上海本身具备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和科研院所，且都是对国际时间敏感度较高的国际化大都市。而兰州、西安、乌鲁木齐等地的教育资源在本省及其所在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且在地缘或经济活动中需要欧亚研究，而中亚研究是欧亚研究的一部分，因此也出现了一批研究中亚的学者。

总的来看，中日两国的中亚研究机构和研究力量的分布都呈现出集中在本国的国际化大都市和边疆地区的行政中心城市，即都遵循纵向行政逻辑和地缘实践逻辑。

三、日本中亚问题的主要研究者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是日本中亚研究的学术重镇，该中心也汇集了一批高水平的中亚问题研究者。截至2024年8月，斯拉夫研究中心中央欧亚（中央ユーラシア部門）的专职研究人员仅有3人，分别是宇山智彦（うやま ともひこ）、长绳宣博（ながなわ　のりひろ）、谏早庸一（いさはや よういち）。其中宇山智彦的研究领域是中亚近现代史、比较帝国史；长绳宣博的研究领域是中亚近代史、俄罗斯伊斯兰研究、俄罗斯与中东地区关系研究；谏早庸一的研究领域是中亚前近代史、蒙古帝国史、科学史等。研究中亚问题的客座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主要有吉田悦章（Etsuaki Yoshida，2021年^[8]）、东岛雅昌（2020年）、秋山彻（2019年）、布夫·亚历山大（ブフ　アレクサンダー，2018年）、达达巴耶夫·帖木儿（ティムール　ダダバエフ，2017年）、汤前刚（2007年，2008年）、佐佐木史郎（2005年）、带谷知可（2005年）、小松久男（2003年）等人。兼职研究员一般任期为两年（从每年的4月1日开始到两年后的3月31日），研究中亚问题的兼职研究员/博士研究员有米兰·贝克图尔苏诺夫（Mirlan Bektursunov，2022.4.1～2024.3.31^[9]）、村上智见（2018.4.1～2020.3.31）宗野麓（宗野 ふもと，2016.4.1～2018.3.31）菊田悠（2015.4.1～2016.3.31）。斯拉夫中心唯一的“学振特别研究员”^[10]广田千惠子（ひろた　ちえこ）的研究领域是中亚问题、蒙古问题、文化人类学、手工艺和装饰研究，以及畜牧研究^[11]。广田千惠子在2022年还以《哈萨克斯坦民族手工艺技术与装饰风俗的转变与动态研究》（カザフ民族における手芸技法・装飾習慣の変容動態に関する研究）成为中村·铃川基金奖励研究员。

在日本学术界除了北海道大学设有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拥有一批专注于斯拉夫及欧亚研究的学者外，还涌现出了一批在中亚问题研究领域表现出色的专家。例如，京都大学的窪田顺平、矶贝健一，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加藤九祚、藤本透子，东京大学的河原弥生、盐川伸明、秋山徹，奈良大学的川本正知，东北大学的北川诚一、浅村卓生，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小松久男、菅原睦，中央大学的新免康，大阪公立大学的滨本真实，东海大学的今堀惠美，法政大学的大仓忠人，中部大学的和崎圣日，以及上智大学的汤浅刚等学者，均在该领域做出了显著贡献。

在日本，中亚问题研究机构之间和学者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与合作网络。常年关注乌兹别克斯坦问题的达达巴耶夫·帖木儿曾经在东京大学工作，2008年之后前往筑波大学工作，并在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担任客座副教授。与之有共同课题研究的学者有53人，既有其所在机构筑波大学的首藤本子（3项）、崔宰英（2次）等人，也同其他研究机构的学者有合作，比如东洋学院学园大学辻中丰^[12]、早稻田大学的坪乡实、神户大学的大西裕等人。此外，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日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并不拒绝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展合作研究，或在相同平台上进行交流。比如以历史学、人类学为特色的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在2023年举办的名为“崩溃的阶段：从‘14 世纪危机’的非洲－欧亚视角思考”的夏季国际研讨会上邀请了奥地利科学院的约翰尼斯·普赖泽·卡佩拉和马克斯·普朗克地质人类学研究所的亚当·伊兹德普斯基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13]。

四、日本中亚研究的主要特点

通过梳理日本中亚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机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我们能够大致概括出日本中亚研究的核心特征。

第一，在研究对象界定范围上，日本学界对“中亚”的范围界定较为模糊。日本的学术界始终没有确定“中亚”的范围。一般情况下，中亚就是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还有一些学会或团体，认为蒙古、阿富汗和乌克兰也属于中亚，比如东洋学研究信息中心（東洋学研究情報センター）在收录日本全国主要中亚学术机构名录^[14]时，将蒙古研究小组/大阪大学今冈凉子研究室、日本蒙古文学会和乌克兰研究会都收入其中。这一现象同样也反映在日本的官方表述中，比如日语中对描述中亚地区的词汇是“中央アジア”，直接翻译这个词，即为“中部亚洲”或是“中亚”，但是在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的“国家和地区”的划分中，将中亚五国归于欧洲地区。

第二，在研究领域范围上，主要涉及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在日本科学技术信息集成系统（J-STAGE）检索有关中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史学杂志》《印度学佛教学研究》《地学杂志》《东方》和《俄罗斯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关于中亚的文学领域研究比如2000年7月，斯拉夫研究中心就举办了主题为“新世纪门槛上的俄罗斯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5]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比如2003年4月，斯拉夫研究中心学者岩下明裕作题为“中俄边境问题”的学术报告。^[16]除此以外，不可忽视理工科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尤其在核爆炸相关的医学（以广岛大学为代表）、农业发展（以东京农工大学为代表）、环境问题（以咸海问题为代表）等领域，也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

第三，在研究学科与研究方法上，倾向于采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其中，田野调查方法是深植于日本中亚研究的核心研究方法。例如，自1889年起发行的《地学杂志》，作为地理学会的官方刊物，便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1900年，《地学杂志》上发表的《俄罗斯人对中亚的探险》一文，揭示了当时日本学者对俄罗斯人获取中亚地区知识方式的关注。在随后日本中亚研究的各个发展阶段中，田野调查方法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第四，在研究机构方面，通过研究学会作为主要纽带，以高等院校的相关研究机构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由研究智库、政府机构等众多行为体构成的研究网络。除了上文提到的学会和研究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等政府机构和研究智库都有相应的中亚研究成果。不同的研究主体，因其研究视角的差异，研究成果所聚焦的领域亦有所区别。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主要负责保障日本企业的海外利益，因此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安全和营商环境领域。比如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企划部主管下社学在《俄罗斯·东欧研究》上发表的《日本与中亚经济关系的现状、课题和今后的展望》表明该机构的学者十分注重日本企业的海外进出和政府开发援助（ODA）等问题。该机构的一些学者也会关注民族问题，比如冈奈津子撰写的《移居与“返乡”：离散民族与故地》（2008年）就是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内部出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则特别关注安全议题和地缘冲突问题。尽管该机构内没有专职研究欧亚国家问题的专家，但其客座研究员广濑阳子专注于研究欧亚地区的冻结冲突和未被广泛承认的国家问题。同时，广濑阳子还是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研究的视角主要是地缘政治学，代表作《高加索——国际关系的十字路口》便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分析高加索地区的政治经济问题。此外，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则是侧重于民族学的视角，比如该机构的山中由里子在2023年立项的课题《20世纪初日本波斯、西域和中亚观念的实证研究》。

注释：

[1]Komatsu Hisao：Central Asian Studies in Japan，https://ricas.ioc.u-tokyo.ac.jp/eng/asj/html/ess006.html

[2] 阎德学：《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范式”》，《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3期，第57页。

[3]同上。

[4]KOMATSU Hisao，Modern Central Asian Studies in Japan：A overview1985-2000，JAPAN，p.127.

[5]注：除了列表中出现的研究机构、团体，还有国立民族博物馆、筑波大学中亚事务所、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俄罗斯NIS贸易会等调察机构也在从事中亚相关问题研究。

[6]注：关于“内亚”的相关概念在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此处忠于日文原文进行直接翻译。

[7]主要参考了东洋学研究信息中心（東洋学研究情報センター）的数据和资料，详见https://ricas.ioc.u-tokyo.ac.jp/asj/collect/category/chuo.html。

[8] 注：年份是指被斯拉夫研究中心聘为客座教授/副教授/讲师的时间，下同。

[9] 注：这个时间跨度是该兼职研究员任职期间，下同。

[10] 斯拉夫和欧亚研究中心接受日本科学振兴会的JSPS 研究员（PD、SPD 和 RPD）。在斯拉夫和欧亚研究专家的指导下，学生可以利用北海道大学丰富的书籍和资料，与住在中心的国内外研究人员互动，并从中心的联合研究中得到启发。

[11] スタッフ紹介·学振特別研究員，https://src-h.slav.hokudai.ac.jp/center/staff-j23.html

[12] 注：辻中丰在1986—2017年期间在筑波大学工作，2017年之后前往东洋学园大学工作。

[13] 崩壊の局面：アフロ・ユーラシアから「14世紀の危機」を思考する，https://src-h.slav.hokudai.ac.jp/sympo/2023summer/index-j.html?fbclid=IwY2xjawGyd2NleHRuA2FlbQIxMAABHS_batOiGgMLmILe5gi1coFaBtuIqRI42VMsRXctn3E2tuPLyEuzpvzcBw_aem_-syJs4C9z_it72G3mCfPyQ

[14] 东洋学研究信息中心（東洋学研究情報センター），中央アジア，https://ricas.ioc.u-tokyo.ac.jp/asj/collect/category/chuo.html.

[15] 林精华：《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物质性形态》，《世界文学》2002年第3期，第295-306页。

[16] 许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外事活动大事记》，《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6期，第92-94页。

       观点集萃 | 日本的中亚问题研究课题分析

阎德学提出“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模式主要是以“通过国家级课题立项牵引，建设和完善区域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注重多学科、跨学科与比较研究”“注重地区小国的研究”“设定具体微观的研究课题”“注重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注重国际化、多语种的全方位研究”“研究资料的长期积累”^[1]等为特点。对课题立项情况分析是阎德学总结归纳“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模式的主要方式之一。换言之，通过近年来日本课题立项情况可以看出日本中亚研究的情况。经分析可知，日本的中亚问题研究课题聚焦于地缘政治地位显著的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研究领域展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涵盖了内政外交、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社会变迁，以及自然环境等议题。此外，鉴于日本政府对中亚地区研究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课题得以获得相对充裕的资金支持。这不仅确保了研究活动的顺畅进行，还推动了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实际应用。

一、关于“中央アジア”（中亚）的研究课题

本文选用科学研究补助金数据库（KAKEN）数据库的研究项目综合检索（GRANTS）^[2]，搜索查找日本近年来（截至2025年1月）关于中亚的研究课题。分别以“中央アジア”（中亚）、“カザフスタン”（哈萨克斯坦）、“ウズベキスタン”（乌兹别克斯坦）、“トルクメニスタン”（土库曼斯坦）、“タジキスタン”（塔吉克斯坦），以及 “キルギスタン”（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主题搜索、全文搜索和关键词搜索（详见表2）。在上述三种搜索方式中，全文搜索覆盖范围最为广泛，只要文档内包含指定词汇即可检索到；相比之下，关键词搜索则最为精确，能够直接定位到含有特定关键词的课题；而主题搜索则介于全文搜索与关键词搜索之间。

表 2日本“中亚研究”课题立项情况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由表1可知，中亚问题研究在日本学术界已经成为重要主题之一，按照国别来看，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日本学者最为关注的两个国家，而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日本学者关注度最低的中亚国家。这与中亚各国的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有密切关系。中亚最为富裕的国家就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故而得到日本学者的格外关注。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相对比较贫困的国家，所以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相对较少。然而为何以“中央アジア”（中亚）为关键词的课题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关键词的课题。虽然不排除日本学者喜欢将中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研究，或者存在将“中央アジア”（中亚）作为关键词的偏好，但是也很难说明在中亚各国国名作为关键词的数量总和远远比不上以“中亚”为关键词的课题数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研究范围上，日本学者界定的中亚范围不限于中亚五国，同时因为日本国内研究中亚问题的重点主要分布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等领域，一些问题不涉及当代国家名称。

以“中央アジア”（中亚）作为关键词的课题共有324项。其中322项是“研究课题”，2项是“计划研究”，1项是“公募研究”。在课题的主要承担人中，帝京大学的吉田丰申请的相关课题数量最多，共计12项。其他申请或参与课题较多的学者包括筑波大学的达达巴耶夫·帖木儿（9项）、盐谷哲史（7项）、武内绍人（6项），大阪大学的松井太（8项）、森安孝夫（6项），中央大学的新免康（6项），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小松久男（6项）、东北学院大学的小沼孝博（6项），京都外国语大学的堀川彻（6项），以及北海道大学的宇山智彦（5项）。根据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所属机构进行统计，科研机构立项数量排名前十的依次为京都大学（33项）、东京大学（32项）、筑波大学（21项）、北海道大学（19项）、早稻田大学（19项）、东北大学（12项）、东京外国语大学（11项）、大阪大学（10项）、中央大学（10项）以及名古屋大学（9项）。从立项时间来看，最早的项目立项于1988年，是由四天王寺国际佛教大学的熊本裕承担的语言学课题《使用个人计算机创建于阗—萨卡语的文献索引》（コータン・サカ語文献のパーソナル・コンピュータによる文脈索引の作成）。如果把“中央アジア”（中亚）作为主题进行检索，则最早立项的课题是由东京大学木村英亮于1967年申请立项的《苏联中亚农业的社会主义转型》（ソ連邦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農業の社会主義的改造）。从项目经费的分布情况分析，绝大多数项目的科研经费主要集中在100万至500万日元区间内，共计202个项目；其次是经费在1000万至5000万日元区间的项目，共有93个；此外，有19个项目经费位于500万至1000万日元区间，仅有2个项目的经费在5000万至1亿日元区间，以及8个项目资金低于100万日元。而该数据库收录的科研成果类型包括学术期刊论文、学术著作、学术会议发言、组织学术研讨会、组织国际联合研究，以及其他出版物。从此可以看出，日本的课题对学术成果的认定更加多元化。

项目经费最多的研究课题是由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产机构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庄田慎也承担的《对水稻、小米和小麦/大麦食用文化的交换和转化的考古植物学调查》（Archaeobotanical investigation to the ex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rice, millet and wheat/barley food cultures）。该项目立项于2020年11月，预计结项时间是2025年3月，属于“阐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新考古计划”，主要通过分析东亚、中亚地区的出土的陶器、牙垢和碳化物中的植物残留物，并借助民族植物学的知识，以分析不同地区的不同饮食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该项目是考古学项目，研究团队中既有人文社科背景的学者，比如明治大学的远藤英子（知识产权）、昭和女子大学的村上夏希（历史学和考古学），还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比如熊谷真彦（食品产业技术）等。该项目是日本海外考古的重要研究项目，亦是多学科交叉的科研项目。这从侧面印证了学科交叉共同研发是未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路径。由于该项目是海外考古项目，田野调查和国际合作研究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方式。依据该项目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发布的年度报告，该研究团队与海外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合作方包括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大学、英国的约克大学和剑桥大学、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以及美国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从国际合作伙伴的角度来看，海外合作方不仅包括了研究对象国的科研机构，也包括了科研水平领先的欧美国家的科研机构。

另外一项研究经费在5,000万以上的研究课题是由名古屋大学的鮎京正训承担的《亚洲的法律技术援助》（Legal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Asia）。该项目理想时间比较早（2001年），且研究周期也相对较长（2001—2006年）。这项课题研究是比较典型的人文社科类研究课题，关注的焦点在于政治转型国家过程中所需要的“法律发展援助”。该研究课题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随着冷战的终结，后苏联地区的国家纷纷由社会主义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全球化的进程亦在持续加速。本课题所聚焦的政权更迭过程中的法律发展问题，同样反映了日本对欧亚国家问题的关注领域。尽管本研究课题将“中亚”与“乌兹别克斯坦”设定为关键词，但在其40项研究成果中，并未发现有专门针对中亚或乌兹别克斯坦的研究，而同为关键词的“柬埔寨”则有数篇研究成果。这反映了该研究团队更加偏重于法学理论，而对中亚这一区域的了解程度有限。

研究经费相对比较匮乏的8项课题，其立项时间集中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涉及的学科有民族学、历史学、区域研究、语言学、国际关系学和会计学。其中6项属于“特别研究员奖励费”，该经费是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面向青年研究人员设立的奖学金，因此相较于其他研究课题，其经费额度相对较低。

此外，有62个研究课题以“中央ユーラシア”（中部欧亚）为关键词，另有44个课题则以“Central Asia”作为关键词。以“中央ユーラシア”（中部欧亚）为关键词的课题立项时间分布较为分散。从项目负责人所属的科研机构角度分析，主要集中在东京大学（8项）、北海道大学（7项）、京都大学（6项），以及早稻田大学（6项）。其中不少课题是将“中央アジア”（中亚）和“中央ユーラシア”（中部欧亚）同时作为课题的关键词。此外，在对“中央アジア”（中亚）一词进行主题检索时，关联出77项以“シルクロード”（丝绸之路）为关键词的课题和75项以“モンゴル”（蒙古）为关键词的课题。由此可见，日本学术界在“中亚”一词的范围在使用上缺乏统一性。与之类似的是，日本官方对中亚的认知也存在分歧的现象。中亚与南高加索地区在地理上隔里海相望且都是重要的产油区，在历史上都曾在苏联框架之下，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将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视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3]，可见中亚与南高加索地区的重要性。目前为止，日本的官方叙述（主要指外务省）中仍将中亚、南高加索放在一起。日语中对描述中亚地区的词汇是“中央アジア”，直接翻译这个词，即为“中部亚洲”或是“中亚”，但是在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4]的“国·地域”（国家、地区）划分中，将中亚五国归于欧洲地区。换言之，在日本官方的话语中，中亚五国并不是亚洲国家，而是欧洲国家。不可否认，在日本的对外战略中，中亚国家和南高加索国家处于边缘位置。对于日本而言，尤其是二战之后的日本，最为重要的是“日美基轴”，其次是中国、东南亚、欧洲等国家或地区，中亚、南高加索同日本相隔万里，且其经济、政治等影响力有限，故对日本而言，这两个地区的战略意义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

二、关于“カザフスタン”（哈萨克斯坦）的研究课题

以“カザフスタン”（哈萨克斯坦）作为关键词的课题共有89项，课题经费来源比较多元化，既有基础研究（A类）、基础研究（B类）、基础研究（C类），还有青年研究、国际学术研究等，其中最多的是基础研究（C类）的项目。由于基础研究（C类）提供的研究经费相对较少，申请的难度也相对较低，因此，相关课题也相对最多，从2006年开始，除了2007年、2009年、2010年、2013年、2014年以外，每年都有相关课题立项。基础研究（A类）项目能够提供的经费相对较多，一共有2项以“カザフスタン”（哈萨克斯坦）作为关键词，分别是由顺天堂大学千叶百子承担的卫生学项目《咸海萎缩对附近居民健康危害的调查——以铀为中心》（アラル海の縮小に伴う附近住民の健康被害調査—ウラニウムを中心に），以及中央大学新免康承担的区域研究项目《中亚维吾尔族群和民族身份转变研究》（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ウイグル人地域社会の変容と民族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関する調査研究），立项时间全部在2003—2004年。

从课题申请者所在机构来看，主要来自京都大学（9项）、广岛大学（8）、北海道大学（6项）和早稻田大学（6项）。此外，东京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产机构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各有5项相关课题，而筑波大学和九州大学各有4项，明治大学有3项，东京外国语大学、东京农工大学、中央大学、国立民族博物馆、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和东京艺术大学各有2项，弘前大学、东北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和金泽大学各有1项。京都大学的项目申请者主要关注儿童研究、环境政策、民族学、环境学和经济学。而广岛大学的研究者基于当地特定的历史问题，从1994年开始，广岛大学的申请者就开始申请关于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核试验基地的项目。广岛大学的作者关注的问题是辐射损伤、心理影响和医疗治疗等，主要的研究资料来源是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居民的调查问卷和采访。北海道大学的课题申请者主要关注的是民族学、文化学和历史学问题。早稻田大学的学者除了关注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还比较关注哈萨克斯坦的环境问题，尤其是有关咸海的环境和健康问题。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广岛大学的川野德幸主持或参与的课题最多，共计5项，其中2项是参与京都大学平林今日子的课题，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核试验基地及其相关问题。其次，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产研究所的国武贞克申请了4项课题，主要研究领域是考古学，主要研究的问题是石器时代的中亚。国武贞克所在的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产机构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总共有5项课题，另外一项课题即前文提到的庄田慎也所申请的课题。总的来看，日本学术界针对中亚五国的研究中，关于哈萨克斯坦的研究比较丰富，涉及的学科领域和问题包括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医学、生态学、环境学等。

三、关于“ウズベキスタン”（乌兹别克斯坦）的研究课题

日本学术界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关注程度与对哈萨克斯坦的关注程度相当，其经费来源的结构也较为相似。以“ウズベキスタン”（乌兹别克斯坦）为关键词的研究项目共计101项，位居日本对中亚各国研究课题数量之首。从课题申请者所在机构来看，也主要分布在京都大学（13项）、北海道大学（12项）、筑波大学（10项）、东京大学（9项）和东北大学（7项）。京都大学的课题申请者所涉猎的问题领域比较广泛，既有历史学、民族学的问题，也有环境学、水利工程学、化工药物学等。而北海道大学的课题申请者则主要研究历史学和民族学问题，包括乌兹别克斯坦民族手工艺、公民身份、劳动力迁移和穆斯林文化等。筑波大学的课题申请者则更加关注教育、移民等问题。东京大学的课题申请者则更加关注穆斯林宗教团体和文化、语言、身份认同，以及传统经济与贫困等问题。东北大学的课题申请者则更加关注的是语言和语言教育的问题，东京外国语大学的部分学者也关注这类问题。此外，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的农业大国，因此东京农工大学立足自身的研究特色，形成了一批研究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问题的成果。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达达巴耶夫·帖木儿申请立项的课题数量最多，共计6项，其研究重点在移民和历史记忆。筑波大学的山本政仪虽然没有直接主持课题研究，但是前后参与了5项与乌兹别克斯坦环境相关的课题，主要合作者有东京农工大学的川端良子（合作3次）和京都大学的塚谷恒雄（合作2次）。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小松久男也主持或参加了5个相关项目，其主要研究内容是中亚伊斯兰教历史。

综合分析，日本学者对乌兹别克斯坦问题的关注与对哈萨克斯坦问题的关注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因素，日本学者倾向于研究位于哈萨克斯坦的苏联核试验基地。相对而言，在探讨乌兹别克斯坦时，日本学者会聚焦于该国的农业问题。

四、关于“トルクメニスタン”（土库曼斯坦）的研究课题

因土库曼斯坦特殊的国情，其他国家在获取土库曼斯坦相关知识和进行相关研究时所面临的限制和挑战也相对更多。在科学研究补助金数据库中，无法直接检索到以“トルクメニスタン”（土库曼斯坦）作为关键词的研究课题，然而，存在4个以“トルクメン語”（土库曼斯坦语）为关键词的研究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有3个是由大东文化大学的福盛贵弘承担。这些研究项目主要关注与土库曼语具有密切亲缘关系的土耳其语。相比而言，由新潟大学的日高晋介承担的《中亚突厥诸语言模态系统的阐明》（「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チュルク諸語のモダリティ体系の解明

）涉及了不少关于土库曼语的研究。这个项目从2022年立项，2022—2024年期间共获得4,160,000日元的资助，并已经形成了23项研究成果。这23项研究成果中，有7篇学术期刊论文，12篇会议报告，1本专著和3场学术研讨会。

五、关于“タジキスタン”（塔吉克斯坦）的研究课题

以“タジキスタン”（塔吉克斯坦）为关键词的研究项目仅有22项，其中19项研究课题，3项公募课题。从课题申请者所在机构来看，来自京都大学的立项最多，共有5项，分别由相马拓也（2项）、塚谷恒雄（2项）和高井正成（1项）。其次，东京大学、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和龙谷大学各有3项，筑波大学、天理大学和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产机构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各有2项，爱知县立艺术大学、同志社大学和关西学院大学各有1项。由于塔吉克斯坦境内分布着众多琐罗亚斯德教与佛教的遗迹，在佛教文化较为流行的日本，不少学者对此保持关注，故而会有一部分历史学和艺术学的专家学者申请相关项目。例如，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的莲池利隆，以及该校工学部的冈田至弘和国际学部的佐野东生，分别于2005年、2009年和2013年，申请了3项涉及塔吉克斯坦琐罗亚斯德教与佛教的研究课题。

六、以“キルギスタン”（吉尔吉斯斯坦）作为关键词的课题

以“キルギスタン”（吉尔吉斯斯坦）为关键词的研究项目仅有3项，全部都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课题，没有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课题。这3项分别是北海道医科大学北市伸义于2016年申请的《欧亚大陆内陆多民族白塞病相关基因分析》（ユーラシア大陸内陸部多民族におけるベーチェット病関連遺伝子の解析）、九州大学多田内修于2002年和2012年申请的《为防止荒漠化和支持亚洲干旱地区绿化的野生蜜蜂授粉基础研究》（アジア乾燥地帯の砂漠化防止・緑化支援のための野生ハナバチ類の送粉に関する基礎研究）和《为防止荒漠化和支持亚洲干旱地区绿化的授粉昆虫资源调查》（アジア乾燥地帯の砂漠化防止・緑化支援のための送粉昆虫資源調査）。不难看出，多田内修前后两次申请的课题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对“キルギスタン”（吉尔吉斯斯坦）一词进行主题检索和全文检索后，分别得到60项和65项课题，均显著高于关键词检索所得结果。由此可见，日本学者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关注相对有限，主要是在研究其他中亚国家的过程中附带进行。

注释：

[1]阎德学：《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范式”》，《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3期，第42-56页。

[2]注：“研究项目综合检索”允许用户跨实施机构和企业的界限，以综合方式搜索基于国家政策等促进研究开发的项目。

[3]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4] 外務省，地域別インデックス，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europe.html.

[5]基础研究是指由日本学术振兴会提供的项目，一般由一个人或多个人共同进行的创造性和开拓性研究，A类、B类和C类的区别在于支持的经费数量不同，A类是3～5年提供2000万日元以上、5000万日元以下的经费；B类是3～5年提供500万日元以上、2000万日元以下的经费；C类是3～5年提供500万日元以下的经费。

       国外经验 |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中亚研究与中亚实践

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センター，SRC，以下简称为“斯拉夫研究中心”）不是单一的北海道大学附属机构，而是日本全国性的斯拉夫研究的研究中心^[1]。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构建了“斯拉夫·欧亚学”的学科体系，代表了当前日本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的最新水平^[2]。因此以该机构作为案例展开研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中亚研究的日本模式。

一、斯拉夫研究中心基本情况

斯拉夫研究中心成立于1953年6月24日，^[3]是日本国内研究俄罗斯问题、欧亚问题的重镇，也是日本国内唯一的综合性斯拉夫地区研究机构。斯拉夫研究中心获得了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并且得到了日本文务省的正式批准，因此该机构具有较为浓厚的财团色彩。洛克菲勒财团是美国最重视区域研究的财团之一，长期关注苏联和东欧地区问题，早在1952年该基金会就向北海道大学的苏联研究及斯拉夫项目提供了价值500万日元的图书援助。^[4]除了资助北海道大学建立了斯拉夫研究中心，还在美国资助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后改名为哈里曼高级研究所）。^[5]然而，在冷战期间，因为政治原因，日本的苏联相关研究往往遭受政府的质疑，伊东孝子指出由于政界和财界一些人目光短浅，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被长期视为“赤化之窝”。^[6]一开始，该机构的规模较小，仅有一名专职教授和一名助手，^[7]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1953年，北海道大学正式组建“斯拉夫研究室”。1955年7月1日，斯拉夫研究室（スラブ研究室）以官方机构成为“北海道大学法学院附属斯拉夫研究所”（北海道大学法学部附置スラブ研究所），之后该机构改名为“斯拉夫研究设施”（スラブ研究施設）。1978年4月1日，该机构改组为“北海道共同教育设施”，并改名为“斯拉夫研究中心”（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8]1990年，该机构成为日本全国共同利用设施；1995-2001期间被日本文部省认定为“卓越研究基地”（COE）。2014年，该机构改为现名“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

从财务状况，可以看出斯拉夫研究中心的运营情况。斯拉夫研究中心官方网站公布了1994年、1996年、1997年、2001年、2005年、2014年和2020年的《检查评估报告书》（『点検評価報告書』），1999年及以后的《检查评估报告书》中涉及经费的记载。根据1999年的《检查评估报告书》，每年的图书馆经费是5,000万日元，而1998财年这一预算降至4,633万日元，其中2,277万元是公费支出、517万元是科研经费、1,840万元是其他支出。^[9]根据2005年的《检查评估报告书》，自1999年起，中心获得的资金包括科研经费和21世纪COE计划等。2000至2002年科研经费总额为4500万日元，2003年后未达4,000万日元；1999至2005年，每项科研资助平均为502万日元；2005年，每位教师科研补助为260万日元，加上21世纪COE计划和重点分配经费，每位教师总补助为895万日元。^[10]从2014年的《检查评估报告书》来看，每年中心获得经费支持在5,500万日元以上。^[11]而从最新的2020年《检查评估报告书》来看，经费来源分为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整体保持上升趋势。总体来看，虽然没有中亚学者的具体经费，但是从该中心整体经费变化可知，该机构的研究经费相对稳定。

二、斯拉夫研究中心中亚研究范围与成果

从斯拉夫研究中心于2014年改名为“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一事可以看出，近年来斯拉夫研究中心一直在扩大研究范围，而日本学术界努力建构的是“斯拉夫·欧亚学”。^[12]从研究学科来看，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中亚研究学者最主要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从研究成果来看，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中亚学者的成果较为丰富，既有学术论文，也有著作和报告。中心出版物中的《日本斯拉夫学报》（Acta Slavica Iaponica）则刊载诸多关于中亚地区的研究成果。中心的数据库中有“苏联经济统计”（ソ連経済統計）和“前苏东国家选举数据”（中東欧・旧ソ連諸国の選挙データ），其中不少涉及中亚地区的数据。

与中亚研究相比，该研究机构关于高加索的研究很少，只有一部分统计资料涉及高加索地区。除了学术期刊与专著以外，一些书评和报告也有一些相关资料，书评有长绳宣博的《俄罗斯的联邦制与民族问题——多民族国家苏联的兴亡》（ロシアの連邦制と民族問題－多民族国家ソ連の興亡）、广濑阳子为《高加索战争：1990—1995》写的书评等；报告有哲穆霍夫（Zhemukhov）与苏菲安（Sufian）等人的《北高加索及其附近边境地区》（The North Caucasus and Nearby Border Regions）、苏莱马诺夫（Souleimanov）与埃米尔·阿斯兰（Emil Aslan）的《北高加索叛乱：死亡或生存？》（The North Caucasus Insurgency: Dead or Alive?）、中村泰三的《考察苏联的地域问题》（ソ連邦の地域問題についての一考察）等等。^[13]

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主要期刊有《斯拉夫研究》（『スラヴ研究』）、《东亚斯拉夫研究》（Acta Slavica Iaponica）、《疆界研究》（『境界研究』），以及《欧亚边界观察》（Eurasia Border Review）。其中，《斯拉夫研究》的写作语言是日文，主要侧重于俄罗斯和东欧问题，极少涉及中亚地区问题；《东亚斯拉夫研究》的写作语言是俄语和英语，主要研究范围是俄罗斯和东欧部分涉及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研究，比如丹尼尔·普里尔（Daniel Prior）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吉尔吉斯斯坦口头英雄诗歌中的通用因素和帝国语境^[14]》（2022年）、阿利姆·萨比托夫（Гульнара Абикеева, Алим Сабитов）的《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的电影：苏联的思想体系如何运作》^[15]（2020年）、比阿特丽斯·佩纳蒂（Beatrice Penati）的《苏联对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宗教”瓦克夫（Waqf）的攻击的起源地分析（1927年）》^[16]（2015年）等，所刊载的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苏联体系内的中亚议题；《疆界研究》和《欧亚边界观察》刊载的中亚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边境治理的问题，比如植田晓的《“西伯利亚的诅咒”会波及中亚吗？探讨人均温度作为分析视角的有效性》^[17]（2024年）。

三、“共同利用和共同研究基地”制度下的中亚研究

为了整合其国内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研究潜力，日本政府推行了名为“共同利用和共同研究基地”的制度。基于2020年修订的《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日本选定了65个隶属于国立大学的研究基地、12个隶属于公立大学的研究基地和17个隶属于私立大学的研究基地。在被选定的65个隶属于国立大学的研究基地中，绝大多数都是理工类学科的研究基地，仅有东京大学史学研究所、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等6个研究基地属于人文社科的研究基地。^[18]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重视程度。

在“共同利用和共同研究基地”制度下，斯拉夫研究中心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发挥网络作用。在国内层面，斯拉夫研究中心专注于支持和发展联合研究，以连接全国相关研究人员，并培养下一代研究人员。在国际层面，积极同俄罗斯、中国、韩国的研究机构和学会进行合作，主要的合作对象有中东欧研究国际学会（ICCESS）和东亚斯拉夫学会。早在1990年，斯拉夫研究中心就被确定为全国共同利用设施，在2015年的年终评定中被评为最高级。斯拉夫研究中心为了发挥“共同利用和共同研究基地”的作用，成立了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中心运营委员会，并面向高校和社会公开征集“项目型”联合研究课题、“共同研究小组”型研究课题，以及 “共同使用型”的个人研究课题。从之前的课题立项情况来看，入选课题的申请者既有高校的研究人员，也有来自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所研究的课题以历史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经济问题和语言文化问题为主。 斯拉夫研究中心前后共有28任中心主任，首届主任是木村彰一（きむら　しゅういち），现任中心主任是长绳宣博（ながなわ　のりひろ）属于中央欧亚部。中心主任管理审查委员会、基地运营委员会和协议委员。目前，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管理和运营机构已经十分完善，下辖3个部门，即研究部、信息资料部和事务室。研究部由俄罗斯部、西伯利亚和远东部、中央欧亚部、东欧部和地区比较部组成，各部灵活地相互联系，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目前共有150多名研究人员。^[19]信息资料部主要负责成果的刊发、网站运营、资料收集和书籍收藏。事务室实现运营机能窗口运营，主要负责管理共同研究计划、培养下一代研究人员和举办学术会议和研讨会。

四、斯拉夫研究中的中亚研究特点

日本斯拉夫学界广泛使用帝国理论来考察沙俄帝国和苏联的历史。帝国理论不仅用于分析过去的政治生态变迁，也适用于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迁，尤其是在21世纪新兴大国崛起后的全球和地区治理方式的考察中显示出其说服力。这种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多法域性”，通过历史上的帝国比较研究，将清王朝、不列颠帝国和沙俄帝国视为多元结构，而非单一圆锥状的帝国机构。^[20]日本学者在探索和理解中亚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时，采用了多种特定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传统。日本学者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和文献，从考古学的角度，结合西方考古学家的主流分析工作，来深入研究中亚地区的古代历史。^[21]

在日本对欧亚主义的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是历史系统方法和史学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帮助评估俄罗斯、欧洲和日本研究人员对欧亚主义观点的处理，还揭示了他们观点的起源。这种方法论的应用有助于深入理解欧亚主义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理论和实践实施，以及这一理念在俄日关系中的作用。^[22]

在田野调查方面，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以其严谨的态度和精细的方法，对中亚地区的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们深入当地社区，与当地居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从而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中亚研究的内涵，也为后续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展现了其独特的优势。日本学者善于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对中亚地区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打破了传统学科之间的界限，也为中亚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在理论构建方面，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同样表现出其创新性。日本学者在中亚研究中，不仅注重实证研究的积累，更致力于构建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理论体系。他们通过对中亚地区独特历史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深入剖析，提炼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不仅丰富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的理论宝库，也为解决中亚地区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五、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中亚实践

日本政府之所以支持该研究中心，出于其对俄罗斯（苏联）的深入了解需求，以及为了制定针对性的对俄（苏联）政策。日本的北海道与俄罗斯隔着鄂霍次克海相望，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使得北海道大学在研究斯拉夫问题时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该地区的研究人员可以更加便捷地前往俄罗斯或者中亚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相关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资料，斯拉夫研究中心在政策建议与社会合作作出贡献，尤其是北方领土的边界问题、苏联和东欧（切尔诺贝利等）灾害的比较和东日本大地震的比较、2008年格鲁吉亚冲突和2014年乌克兰问题的解释。^[23]而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也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比如长绳宣博于2021年12月获得第18届日本学术振兴会奖。^[24]政府前工作人员也在斯拉夫研究中心开展研究工作，例如宇山智彦在1994至1995年间，曾于日本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担任研究员一职。此外，日本政府也积极同斯拉夫研究中心一同举办研讨会，斯拉夫研究中心也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比如，2022年3月，日本外务省与斯拉夫研究中心共同召开了名为“中亚和高加索的环境问题与日本”研讨会（即“中亚＋日本”对话·第7次专家研讨会），来自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和日本的政府、科研机构与企业的125名代表参与了此次会议。

日本的智库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项目驱动、田野调查和跨国研究网络等方式，提升了日本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国家软实力。^[25]斯拉夫研究中心设有外国访问学者项目，旨在吸引国际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26]斯拉夫研究中心创建伊始就接受来自美国财团的资助，因此较高的国际化是该研究中心最突出的优势。2016年，斯拉夫研究中心参与了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起的、涵盖40余个智库机构的东北亚智库联盟，^[27]这进一步扩大了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并为其国际化带来便利。此外，日本政府通过多个机构实施国际合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教育科学技术部、健康福利部以及日本科学技术促进会等，这些机构支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并强调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28]中心还与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的学术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定期举办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各国专家学者前来举办讲座和研讨。海外田野调查是斯拉夫研究中心最主要的实践方式。该机构存在成体系的海外田野调查模式，包括访问研究员计划、国际交流、海外教师派遣等。在1996年的《检查评估报告书》中，就明确表示“近年来，研究活动的新趋势是更加重视田野调查……这些基于调查的研究成果预计将成为中心未来研究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29]”比如2019年，斯拉夫研究中心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北海道共同举办了名为“与中亚诸国的商贸可能性”研讨会，共有63人参加。为了更好地实现海外田野调查，斯拉夫研究中心鼓励并组织成员提高英语水平和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水平。日本的一些企业、社会组织、财团也十分重视与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合作关系。以宇山智彦为例，2023年，宇山智彦成为公益财团法人三岛海云纪念财团学术委员，并参与了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的相关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社会组织的会员或成员中，不乏具有政府背景或来自企业界的人士。比如三岛海云纪念财团的评论员中有瑞穗金融集团的特别顾问塚本隆史，理事中有原朋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パンピー食品株式会社）董事长山本匠，而日本国际论坛的成员有原日本政府代表有马龙夫、原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原日本文化厅长官青木保、众议院议员城内实和铃木馨祐等人。2023年9月，日本产业经济省北海道经济产业局举办了面向北海道公司的研讨会，重点关注进军中亚的物流问题。这次会议邀请了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宇山智彦和几名企业代表进行研讨。

斯拉夫研究中心与非政府组织也保持密切联系。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员今野泰三曾经是“日本国际志愿者中心”（JVC）的职员，目前是阿育王佛教国际合作网络（アーユス仏教国際協力ネットワーク）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古屋NGO中心政策建议委员会（名古屋NGOセンター政策提言）成员、NGO·外务省定期协商会ODA政策协商会（NGO・外務省定期協議会ODA政策協議会）协调员。^[30]斯拉夫研究中心也与一些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活动，比如2024年9月，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和国际协力机构（JICA）、NPO法人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以及北海道国际交流合作中心（HIECC）共同举办研讨会。网络型非政府组织是联系政府、企业和一般非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一些日本高校或研究机构是网络型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虽然北海道大学不是网络型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之一，但是与一些网络型非政府组织有密切联系，比如2023年7月，网络型非政府组织“北海道NGO网络协议会”（北海道NGOネットワーク協議会）发布了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活动内容。

六、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优势和局限

斯拉夫研究中心，作为日本国内规模最大、专注于欧亚问题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成就显著，拥有诸多成功的优势。然而，该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亦面临一定的局限之处。

斯拉夫研究中心拥有地理优势、国际化优势、海外田野调查（现地调查）优势，以及资源优势等四大优势。

第一，地理优势。斯拉夫研究中心位于北海道，这里是日本最靠近俄罗斯的地方。也正因此，该机构选址于此处。日本的北海道与俄罗斯隔着鄂霍次克海相望，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使得斯拉夫研究中心在研究斯拉夫问题时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中亚地区在历史上属于苏联的框架之内，因此中亚研究在日本学界一般置于斯拉夫研究或者欧亚研究之下。由于在地理上，北海道更靠近俄罗斯，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可以更加便捷地前往俄罗斯或者中亚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相关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第二，国际化优势。根据斯拉夫研究官网显示，共有19所海外高校和研究机构与其签订“大学间交流协定”，有17所海外高校和研究机构与其签订了“局部间交流协定”。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些海外合作的高校和机构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其中分布最密集的是欧洲。日本的智库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项目驱动、田野调查和跨国研究网络等方式，提升了日本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国家软实力。^[31]斯拉夫研究中心设有外国访问学者项目，旨在吸引国际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32]此外，其创建伊始就接受来自美国财团的资助，具有较高的国际化水平。2016年，斯拉夫研究中心参与了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起的、涵盖40余个智库机构的东北亚智库联盟，^[33]这进一步扩大了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并为其国际化带来便利。日本政府还通过多个机构实施国际合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教育科学技术部、健康福利部，以及日本科学技术促进会等，这些机构支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并强调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34]

第三，海外田野调查（现地调查）优势。该机构存在成体系的海外田野调查模式，包括访问研究员计划、国际交流、海外教师派遣等。1996年的《检查评估报告书》就明确表示“近年来，研究活动的新趋势是更加重视田野调查……这些基于调查的研究成果预计将成为中心未来研究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35]为了更好地实现海外田野调查，斯拉夫研究中心鼓励、组织成员的英语水平和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水平。该研究中心的许多学者精通英语和俄语，甚至通晓3-4门外语。^[36]

第四，资源优势。斯拉夫研究中心拥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和经费支持。中心内设有完备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关于斯拉夫文化的书籍、期刊和档案资料，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杨成于2009年到2010年期间在斯拉夫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时就发现斯拉夫研究中心拥有丰富的专业性藏书，当时关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的图书就有26.5万册。^[37]此外，中心还与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的学术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定期举办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各国专家学者前来举办讲座和研讨。

虽然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中亚研究具备多方面的优势，但是也存在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斯拉夫研究中心面临中亚问题研究领域人才匮乏的困境。 伊东孝子、^[38]关口末夫、刘甦朝^[39]等人在20世纪80~90年代时就提出斯拉夫研究中心存在因为求职难而无法吸引人才的困境。斯拉夫研究中心1994年的《检查评估报告书》就表示过中心存在工作人员与实际工作量不匹配的问题。^[40]而这样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第二，由于受到海外资金的支持，很难做到完全学术独立。虽然有学者认为斯拉夫研究中心之所以获得学术界的支持，是因为长期保持学术独立。从该中心海外交流的对象来看，也涉及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国家，但是从交流频率来看，与欧美国家交流频率相对更高。此外，该中心对中亚的定义往往偏向于“内亚”，这一观点也更加偏向欧美学者的观点。

尽管如此，斯拉夫研究中心在中亚问题研究领域的贡献和影响不容小觑。其积累的经验与实践方法为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启示。

注释：

[1]曹默,张昱琨：《西方国家对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研究的基本状况》，《西伯利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7-23页。

[2] 阎德学：《日本“斯拉夫·欧亚学”的构建与意义》，《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第128-138页。

[3] 注：据某些资料记载，该机构的成立时间为1955年。然而，根据“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网站所发布的数据，该机构实际上成立于1953年。

[4] 白玉平，曲铁华：《冷战时期(1945—1975)美国基金会对日本教育援助项目探析——兼论战后日本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美国因素》，《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96-203页。

[5] [日]长谷川毅著，童适平译：《美国的苏联研究危机》，《今日苏联东欧》1985年第2期，第59-65页。

[6] 伊东孝子，曼小宝：《日本的斯拉夫与东欧问题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6期，第58-62页。

[7] 集：《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苏联东欧问题》1981年第1期，第60期。

[8]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センター，沿革と概要，https://src-h.slav.hokudai.ac.jp/center/index11.html

[9] 1999年度点検評価報告書，https://src-h.slav.hokudai.ac.jp/center/tenken/1999/1999index.html

[10] 信息来源于“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官网，详见https://src-h.slav.hokudai.ac.jp/center/tenken/2005/tenken_2.pdf。

[11] 信息来源于“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官网，详见https://src-h.slav.hokudai.ac.jp/center/tenken/2014/tenken_1.pdf。

[12] 徐刚：《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基于学科建设的初步思考》，《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1期，第30页。

[13] 欧阳煜岱：《车臣与印古什分离主义比较研究》，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论文，2022年12月，第15页。

[14] Daniel Prior，“Generic Factors and the Context of Empire in Kirghiz Oral Heroic Poetry from the Mid Nine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Acta Slavica Iaponica,Vol.43,2022,p95-126.

[15] Гульнара Абикеева, Алим Сабитов， “Кин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как работали советские идеологемы”,Acta Slavica Iaponica,Vol.41,2020,p47-72.

[16] Beatrice Penati, “On the Local Origins of the Soviet Attack on “Religious” Waqf in the Uzbek SSR (1927)”，Acta Slavica Iaponica,Vol.36,2015,pp.39-72.

[17] 植田 暁，「シベリアの呪い」は中央アジアに及ぶのか？─分析視点としてのTemperature per capita の有用性の検討，『境界研究』，第14号，2024年，第87–102頁。

[18] 文部科学省，共同使用/研究中心（国立大学），https://www.mext.go.jp/a_menu/kyoten/1385468_00002.htm

[19] 同上。

[20] 阎德学：《帝国理论视域下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1期，第61-71页。

[21] G. Barnes,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on Japa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Vol.64 , Issue 245，1990，pp. 866-867.

[22] N. Ivkina, N. Galoyan et al., “Japan's 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 of Eurasian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 No.4, 2020, pp. 49-62.

[23] 文部科学省，資料5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センターにおける国際化の取り組み，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gijyutu/gijyutu4/010/siryo/__icsFiles/afieldfile/2017/07/11/1387651_003.pdf

[24] 北海道大学，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センターの長縄宣博教授が 第18回（令和3年度）日本学術振興会賞を受賞，https://www.hokudai.ac.jp/news/pdf/211221_pr.pdf

[25] 赵政原：《日本智库的国际问题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情报杂志》2021年第11期，第73页。

[26] Foreign Visitors Fellowship Program (Slavic-Eurasian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https://sites.utexas.edu/creees/2024/07/19/foreign-visitors-fellowship-program-slavic-eurasian-research-center-hokkaido-university/

[27] 王钊：《地方社科院建设新型智库路径研究》，长安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问论文，2020年5月，第23页。

[28] Fuminori Sakai. “Collaborative Efforts in Science between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Vol.29, No.3, pp. S57-S65.

[29] 信息来源于“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官网，详见https://src-h.slav.hokudai.ac.jp/center/tenken/1996/1996.html。

[30] 中京大学教養教育研究院，教員紹介，今野泰三 教授，https://www.chukyo-u.ac.jp/educate/las/kyoin_intro/detail_118.html

[31]赵政原：《日本智库的国际问题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情报杂志》2021年第11期，第73页。

[32] Foreign Visitors Fellowship Program (Slavic-Eurasian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https://sites.utexas.edu/creees/2024/07/19/foreign-visitors-fellowship-program-slavic-eurasian-research-center-hokkaido-university/

[33] 王钊：《地方社科院建设新型智库路径研究》，长安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问论文，2020年5月，第23页。

[34] Fuminori Sakai. “Collaborative Efforts in Science between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Vol.29, No.3, pp. S57-S65.

[35]信息来源于“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官网，详见https://src-h.slav.hokudai.ac.jp/center/tenken/1996/1996.html。

[36] 阎德学：《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范式”》，《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3期，第55页。

[37]杨成：《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性及其学科化路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90页。

[38]伊东孝子，曼小宝：《日本的斯拉夫与东欧问题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6期，第62页。

[39]关口末夫，刘甦朝：《日本的亚洲太平洋经济研究》，《国际政治研究》1992年第4期，第33-37页。

[40]信息来源于“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官网，详见https://src-h.slav.hokudai.ac.jp/center/tenken/1994/1994.html。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欧阳煜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