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2025年第12期：德国区域研究特辑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刘 健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目  录

      学之探究 从“国情学”到“区域研究”：德国区域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外经验 “区域研究”的德国模式探索

      学科建设 跨区域视野与本土关切：德国区域研究主题分布与研究动向

编者按：德国区域研究虽因近现代历史进程而起步稍晚，却走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发展路径。从19世纪服务于帝国殖民扩张的“国情学”（Landeskunde），到战后从美国引入并逐渐本土化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范式，再到21世纪积极融入“比较区域研究”（Comparative Area Studies）的新潮流，德国学界不仅构建了融合历史深度与全球视野的研究体系，更在组织架构上创新性地实践了“大学+研究所”的双轨协同模式。其发展历程，既是一部学科制度化的历史，也是一场对西方知识生产体系持续反思与重构的探索。

本期特辑聚焦德国区域研究的独特经验与当代动向。“学之探究”栏目溯本清源，揭示德国区域研究如何在殖民知识生产、民族本质论构建的复杂历史土壤中萌芽，又如何在美国范式移植后完成“德式转化”，最终形成其深厚的学术传统与批判基因。“国外经验”栏目深入剖析德国模式的运行机制：从全球化背景下《弗莱堡备忘录》推动的跨学科结构性变革，到依托“卓越战略”（Exzellenzstrategie）集群项目的前沿探索；从大学内部分层研究单元的“学科基因库”，到国家级研究机构（如GIGA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的战略布局与全球网络构建——立体化呈现德国如何整合资源，打造兼具学术深度与政策回应能力的研究生态。“学科建设”栏目则以欧洲研究、美国研究及全球南方研究为棱镜，透视德国区域研究的主题分布与方法论流变：欧洲一体化研究的“弱母专业、强跨学科”体系如何运作？德国文化研究底色浓厚的美国研究如何回应现实政治？以GIGA为代表的比较区域研究，如何在全球南方议题中尝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桎梏，又面临何种内在张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全球知识生产格局深刻重塑、区域国别学方兴未艾的当下，德国区域研究对学科反思的自觉、对跨学科协同的坚持、对“双轨制”架构的探索，以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批判，不仅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宝贵的制度参照，更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在扎根本土学术传统与现实关切的同时，构建真正具有全球对话能力的区域研究范式？本期前沿邀您共探德国经验，叩问学科未来。

       学之探究 | 从“国情学”到“区域研究”：德国区域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帝国凝视的诞生：19世纪殖民知识生产的双重性（19世纪末）

学界普遍将亚历山大·冯·洪堡的跨学科实践视为德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先导，例如他对墨西哥文化的综合研究已展现地理学、语言学与民族志的协同可能，但真正推动该领域制度化的力量则蛰伏于19世纪知识生产的深层裂隙之中：语文学（Philologie）研究以及教学范式转型提供的认识论工具，与殖民统治需求催生的应用型知识网络，构成了德国区域研究萌发的双重动因。

首先，19世纪中叶，语言学深受新兴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逐渐分离出两种研究视角：一种是将语言（尤其是语音）作为孤立系统进行纯粹的结构研究；另一种则结合所研究语言群体的生活与习俗，对语言材料及词汇进行收集和研究。（Tagliavini 11）后一种研究范式的兴起催生了以方言学和语言群体研究为切入点的国情学（Landeskunde）。以19世纪柏林大学课程设置为例，尽管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课程仍以语法、语言史和文学史为主，但历史与地理学院、艺术史学院中已经出现了关于民俗学（Volkskunde）和文化学（Kulturkunde）的研讨课。不过此时该研究方向尚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Wissenschaft），而是更侧重教学与知识积累的研究（Kunde）。20世纪初，在此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上，该研究方向又增加了“从语言看文化”的分析视角，卡尔·沃斯勒（Karl Vossler）的《从语言发展看法国文化》（Frankreichs Kultur im Spiegel seiner Sprachentwicklung, 1913）即为典型代表。（Tagliavini 17）由此，德国区域研究日益独立于传统语文学或外语研究的学科组织架构和研究范式，转而更多地与国情学、民俗学相结合。

其次，区域研究从一开始就具备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对外导向性。早期的区域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常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其任务是为外交政策，尤其是殖民行动，提供特定区域的知识储备，这一点在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开启海外殖民征服之际尤为明显。1887年，在俾斯麦提议下，柏林“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成立，这所综合性殖民学院标志着德国区域研究制度化的开端。该学院旨在培养来自外交、军事、经济和行政领域的公务员、军官、传教士等德国驻外人员，为在殖民地执行任务以及开展各种海外经济和政治活动做好准备。最初，学院的课程聚焦于中东、东亚、非洲和东欧语言的教学，所教授内容围绕“国情知识”（Landeskunde）展开。1892年，该学院设立了“实物部”（Abteilung für Realien），增设关于目标国家的地理、历史、法律秩序、经济等方面的课程（Haas 8），所涉及的区域范围反映了德意志帝国不同的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利益。19、20世纪之交以来，殖民的特定需求处于首要地位。在英国、法国和荷兰，众多源自帝国主义时期的机构，如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为区域知识的产出奠定了坚实基础。德国亦有类似传统，无论是在大学领域还是非大学领域，都有为经济和政治提供咨询的学术脉络。例如，“海外研究所”专注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研究，也有研究团体聚焦于东欧研究，当时是德国在欧洲的主要利益区域。德国的“东方研究”旨在通过历史、地理、聚落研究、语言学等跨学科视角，借助大学与非大学机构合作，研究帝国东部边界以外的地区。殖民研究对区域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研究方法在科学组织上较为现代，但在政治上却与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甚至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观念紧密相连。这种方法论虽拓展了研究维度，却在实践中与殖民知识的生产形成危险的共振：当语言成为解码“他者文化”的工具时，学术研究实质上参与构建了殖民统治的认识论基础。

二、民族本质论的构建与畸变：战争间期的极端化转向（1900-1945）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德国区域研究的转折点。战败引发的反思推动学界转向所谓“文化深层次”，由此促成国情学向文化研究的首次转向——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文化研究指Kulturkunde，既非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Cutlure turn），也非当下部分德国大学设立的“文化学”（Kutlurwissenschaft）学科。一战的失败使许多德国学者认为，在大学层面，他们有责任通过从心理学角度深入研究对手或敌人的文化，以支持这场冲突。由此，与“德意志性”（Deutschtum）相对，研究其他民族特征的“外国国情学”（Auslandskunde）应运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政界与学界普遍认为，对敌国缺乏详细深入的了解是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背景下，教育体系对国别研究的需求不断增加，学校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更加注重实用性与技术性。在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发展的推动下，国别研究逐渐演变为“文化研究”（Kulturkunde）以及“本质研究”（Wesenskunde），目标是深入理解外国民族的内在特质。如爱德华·韦克斯勒（Eduard Wechssler）的著作《法国本质学读本：法兰西精神》（Lesebuch zur Wesenskunde Frankreichs. L’Esprit français,1926）一度成为德国法语教学的教科书。（Held 6f.）《法国本质学读本：法兰西精神》的方法论可以追溯至18世纪欧洲就已经出现的“形象学”研究范式，而该范式本身就存在着主观化和僵化的风险：书中通过筛选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文本，构建所谓“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凝固形象，刻意忽视法国社会的层级分化与思想流变，这种方法论与同期日耳曼学中的“德意志学”（Deutschkunde）形成镜像关系，共同服务于民族本质主义的学术工程。相应地，德国大学语文学院（Philologische Fakultät）的罗曼学研究等“外国研究”专业开始将文化学和本质学等课程纳入原有的语言学和文学课程中。文化学和本质学都旨在提炼各民族的本质特征，并对德国民族进行教育，以便德国能够在欧洲承担起精神领导角色。二者的区别在于研究方法：文化学者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考察“精神本质的表现”，而本质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精神本质的根源”。文化学研究仅限于为确定一个民族特征，而对公认作者的文学作品进行语言学分析；韦克斯勒所倡导的本质学方法，还考虑与特定文化的日常习惯和行为方式相关的现象。显然，本质学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质，玛丽-路易斯·博特（Marie-Luise Bott）在研究中指出，“新语文学的这种民族化导致了文学选读方面出现了一种从文学历史角度看荒谬的功利主义。应该优先选择那些‘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法国人和英国人与我们之间本质差异’的作家。在经历了世界大战之后，对现代语言的研究没有致力于为欧洲的人文主义化服务，反而被用于民族主义的自我宣扬。”（Bott, 2010: 497）本质学还衍生出“民族学”（Völkerkunde）课程，旨在将各个民族描述为静态的类型，从而加剧对其他文化的误解，也正是这一内在缺陷使其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绑架，在纳粹德国期间，“本质学”被工具化，成为给德意志的优越性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学说。

三、德式转化：美国“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范式移植（1945-2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组织的跨学科和多学科区域研究在德国进一步确立与扩展。在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出现了所谓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目的在于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局势。该研究方向的主要组织方式是建立研究中心，汇聚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尤其是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旨在全面研究并传播关于特定区域的知识，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决策提供参考。（Kwaschik 127-135, 192）此类研究在冷战时期进一步繁荣，背后的政治战略利益尤为突出。相应地，联邦德国对东欧的研究同样得以推动了区域研究。由此，德国区域研究从最初的“国情研究”及“实物考证”逐步发展为以“区域研究”研究范式和理论思想为主的研究方向。

20世纪50-70年代，区域研究逐渐确立了多学科协同的研究模式，制度化程度也进一步提升，这种研究的典型形式出现在绝大部分较大的北美大学，以及一些西欧国家的众多组织程度不一的区域研究中心。联邦德国也借鉴这一形式，设立了一系列大型研究所，如柏林自由大学的东欧研究所（1951年）、约翰·F·肯尼迪北美研究所（1963年）和拉丁美洲研究所（1970年），马尔堡的赫尔德研究所（1950年，专攻中东欧研究）、海德堡大学的南亚研究所（1962年）、科学与政治基金会下属的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1962年）、汉堡德国海外研究所的区域研究所（1964年）、波鸿大学的东亚研究学院（1965年）、埃尔朗根的区域研究中心（1974年），以及法兰克福大学的北美研究中心（1979年）等。20世纪90年代，区域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建立跨区域的网络联系，如柏林的现代东方研究中心以及哥廷根的欧洲和北美研究中心（ZENS）等。在高校研究框架内，德国区域研究基本延续了20世纪以来的组织方式，将区域研究作为特殊的研究方向融入既有以语言为划分的学院设置中，即在罗曼学（Romanistik）、英美学（Anglistik）、汉学（Sinologie）等专业内展开法国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等，学者们一方面在各自的学科和系所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根据他们在区域和语言方面的专业特长，参与相应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张磊：《中、德两国区域国别研究核心概念及研究方法比较》，《区域国别学刊》2024年第8期，第14-32页。

[2]Bott, Marie-Luise: „Von der Kulturkunde zum ‚Kriegseinsatz‘. Parallelentwicklungen und Divergenzen der Berliner Neuphilologie 1920–1945“, in: Heinz-Elmar Tenorth (Hg.):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Unter den Linden 1810–2010. Band 5: Transformation der Wissensordnung. Berlin: Akademie-Verlag, 2010, 495-520.

[3]Haas, Renate: “The Area Studies problematic abroad: Landeskunde in Germany, Past and Present”, Journal of Area Studies, 1984, Vol.5, Issue 10, pp, 7-11.

[4]Held, Susanne: Die französische Wesenskunde von 1914 bis 1933 am Beispiel Eduard Wechsslers Esprit und Geist. GRIN Verlag, 2006.

[5]Kwaschik, Anne: Der Griff nach dem Weltwissen. Zur Genealogie von Area Studie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8.

[6]Tagliavini, Carlo. Einführung in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Tübingen: Francke, 1998.

       国外经验 | “区域研究”的德国模式探索

一、全球化背景下德国区域研究的变革规划

2000年，德国科学委员会在对柏林高校结构发展发表的意见中指出，全球化进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认同，进而引发的对区域认同的显著强化，使得人们对特定区域专业知识的兴趣有所提升。在学术界内部，对文化层面的更多考量也使得对文化区域及其相互作用的关注日益增加。然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高校组织形式，无法体现区域研究日益变化的重要性。因此，德国科学委员会在同年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就未来将区域研究融入高校体系的事宜提出建议。

2005年，在弗莱堡举行的“区域与文化科学及新专业课程”国际会议上，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HRK）、科学委员会、专业协会、经济界、外交界代表和学生进行对话讨论，共同制定了《关于德国区域研究未来的弗莱堡备忘录》（Freiburger Memorandum zur Zukunft der Regionalstudien in Deutschland）。《备忘录》达成共识：新型区域研究不应依附于传统学术机构或高校院系，而应依托跨学科研究中心独立发展。这些研究中心被定位为“适应全球化需求的科研基础设施”（Braig 129），旨在推动大学教学与研究模式的结构性变革。

2006年10月，德国科学委员会建议各高校及科研机构以跨学科区域研究中心的形式，加大对欧洲以外地区研究的资助力度。德国科学委员会正式发布《关于高校及非高校研究机构中区域研究（地区研究）的建议》（Empfehlungen zu den Regionalstudien [area studies] in den Hochschulen und außeruniversitär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该战略文件强调，加速演进的全球化进程正将德国深度融入全球行动体系，区域研究的制度化建设与资源投入成为必然要求。（Wissenschaftsrat 7）在此背景下，德国高等教育体系面临结构性调整，需在各教育阶段开设跨学科导向的非洲学、亚洲学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应在语言培训与地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融入职业实践模块。

在上述两份文件的指导下，当前德国的区域研究已经形成富有德国特色的研究组织形式，涵盖大学与非大学两大体系，形成了从微观到宏观、从传统到创新的立体化网络。这种组织架构既体现了历史奠定的学科分布特点，也反映了当代学术资源整合与跨学科合作的发展趋势。

二、德国学术传统的延续：大学与研究所双轨制的区域研究模式

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在国家层面对技术研发的干预，催生了如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威廉皇家学术促进会等专注学术研究的机构主体。此类学会在资金和人才储备方面足以与大学抗衡，奠定了“大学—独立科研机构”双轨并行的学术生态。该体系既延续洪堡传统的学术自治精神，又通过国家级研究中心的战略布局强化政策服务功能，形成学科传承与前沿探索并重的独特模式。

在大学系统内部，区域研究呈现分层化组织特征。首先，传统德国大学仍保留着以1-2名教授为核心的小型研究单元，专注于区域史、民族学等传统领域，成为学科基因库。第二，大型研究所进行跨学科整合。大型研究所作为校级统筹机构，通过整合不同学科资源，形成区域研究的枢纽。这类机构隶属大学管理层，既保持学科独立性，又通过跨学科项目促进国际合作，成为连接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桥梁。第三，以项目为纽带进行学术合作。为应对经费紧缩的问题，虚拟协作网络成为新趋势，柏林洪堡大学“全球南方研究网络”等平台突破实体边界，依托数字化工具协调跨国学者开展气候移民、资源政治等前沿课题研究。

非大学的研究机构主要体现德国联邦层面的研究统筹与跨学科协同。首先，国家级研究机构的战略布局。莱布尼茨学会下属的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和赫尔德研究所分别聚焦全球区域研究与中东欧历史，承担政策咨询与资料中心的职能。在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推动下，哥廷根历史研究所的转型，标志着传统欧洲研究向跨文化融合议题拓展。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下属的伊比利亚—美洲研究所，则通过图书馆资源和国际网络成为拉美研究的核心节点。其次，驻外机构构建全球网络。德国驻外人文科学研究所（Stiftung Deutsche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Institute im Ausland，DGIA）通过分布于伦敦、东京等地的11个机构，构建起全球研究网络。这些机构不仅开展东道国研究，还通过学者交流、暑期学院等项目促进跨国比较研究。第三，跨区域研究联盟促进协同组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9年由柏林高等研究院发起的“知识之路：跨区域研究论坛”项目，该研究论坛延续至今，旨在整合区域专业知识，探索跨文化交流议题。这类联盟突破传统区域划分，聚焦社会流动、移民等现代性问题，代表了区域研究与全球化议题的融合方向。

此外，德国区域研究的教学任务主要由大学承担，教学与研究深度融合，形成以跨学科、跨区域为导向的研究与教学模式。在课程设置上，《建议》明确要求保障语言文化课程时长，通过学士与硕士阶段的衔接设计，如连贯的区域经济与语言复合课程，培养既有学科方法论素养，又具备区域专长的复合型人才。（Wissenschaftsrat 34）针对学术与就业的双重需求，《弗莱堡备忘录》提出增设专业转型通道，允许非本专业学生通过硕士阶段的强化培训进入区域研究领域，并为博士生提供与智库、国际组织等非大学机构的合作研究机会。（Braig 128）区域研究涵盖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多种学科方向，本科学位课程注重培养学生适应非学术领域职业的知识和技能，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语言与实践”项目可作参考。学士学位课程完成后，学生可通过“学士附加”模式扩展到其他区域研究目标。区域研究在本科层面强调与当下需求紧密结合，在硕士和博士层面则通过研究生院、研究课题组等方式建立与“母学科”的联系。

两份文件均指出区域研究需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强化跨学科协同与跨国比较分析。《建议》提出建立“学科—区域专长”双轨制教授岗位，如国际关系与东亚研究、当代史与东欧研究，将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专业与特定区域研究深度结合。同时，倡导突破地理边界，以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交流体系”或其他交流体系为主题，通过南北比较、南南比较，如美洲发展差异和拉非互动等新维度重新构建研究框架。（Wissenschaftsrat 38，1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文件均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空间划分，要求动态解构“非洲”“中东”等概念的历史负载，从全球化视角重构区域分析单元。（Braig 129）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国家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德国区域研究更加注重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合作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双向合作，通过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等机构资助联合学位项目和跨国田野调查。

三、以“卓越计划”为依托的区域研究新路径

1. 德国大学“卓越倡议”与“卓越战略”

如果要应对上述德国区域研究在组织机制方面的问题，上文提到的《建议》以及《备忘录》给出了大体方向，而为德国区域研究提供新发展机遇的，则是同在2005年启动的“卓越倡议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这一计划有效整合了高校与研究院的学术资源，以跨学科、跨机构的重大研究项目为依托，同时在项目遴选方面侧重全球化、数字化等前沿问题，在组织方式、研究方向以及人才培养层面体现出德国区域研究的特色模式。

“卓越倡议计划”资助项目共有三个维度，分别是研究生院计划，旨在重点资助入选研究生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以期促进学术后备力量增长；卓越集群（Exzellenzcluster），旨在资助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领域；未来计划，旨在加强大学或大学联合体作为机构在研究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and Wissenschaftsrat 1）2017年，德国联邦与州政府开始施行新的“卓越战略”（Exzellenzstrategie），资助路径调整为“卓越集群”和“卓越大学”。

2. 以“卓越集群”为依托的跨学科区域研究模式

“卓越计划”为德国区域研究在组织方式、研究方向以及人才培养层面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卓越集群”研究项目。“卓越战略”相比于此前试行的“卓越倡议”，其变革之处在于加强卓越集群建设，“卓越战略”不仅加强了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前沿性研究课题和研究团队的资助，还提高了“卓越集群”项目的地位，只有至少参加两项“卓越集群”项目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才有资格申请进入“卓越大学”计划。

表1 “卓越倡议计划”与“卓越战略”中文科卓越集群项目名单

信息源自“卓越集群”官网：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and Wissenschaftsrat: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and Wissenschaftsrat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and Wissenschaftsrat, https://www.dfg.de/download/pdf/foerderung/programme/exzellenzstrategie/exstra_entscheidung_exc_180927.pdf.

 “卓越战略”资助的“卓越集群”项目有57项，涵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命科学四个领域，其中人文社科领域项目共10项，加上此前“卓越战略”框架下的资助路径，目前共有11所大学的16个项目进入“卓越集群”名单，其中与“区域研究”相关的项目有5项（见表1）。从项目特性与平台机制来看，“卓越集群”在以下两方面为德国文科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提供了新动力：

第一，跨学科融合发展。“卓越集群”项目均为“基于主题”（陈洪捷 2）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最新修订的《“卓越战略”管理条例》指出，“卓越集群”旨在“促进主题性研究，促进跨学科合作，促进建设国际网络”。从具体实施来看，“卓越集群”建设已经发展为德国大学的重要评价指标。此外，“卓越集群”成为德国文科学术研究的重要驱动力，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模式打破了大学和非大学机构之间的壁垒，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促使大学以优势学科为依托，建设以项目为导向的可持续跨学科创新研究平台。

第二，依托集群项目平台开展人才培养。“卓越战略”培养路径从大而广的以大学研究生院为依托的博士课题资助，转向了准而精的研究项目平台支持，更加聚焦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术后备人才培养和学术产出。从表2可以看到，各集群项目均与所在高校研究生院合作，以研究主题为依托进行博士生、博士后培养，部分大学还开设了一年制或两年制的硕士培养项目。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以卓越集群项目成员身份进入研究团队，拜罗伊特大学“多元非洲：重构非洲研究”项目还单独设立了“青年研究课题”，由1名博士后及其招募的2名博士生组成研究团队，对集群项目的子课题进行研究。

表2 “卓越战略”中区域研究相关“卓越集群”项目招收博士生与博士后研究人员情况统计

参考文献：

[1]Braig, Marianne, Barbara Potthast, Juergen Ruehland, Judith Schlehe: „Freiburger Memorandum zur Zukunft der Regionalstudien in Deutschland“, Zeitschrift für Weltgeschichte, 2 (2006): 127-129.

[2]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and Wissenschaftsrat: Bericht der Gemeinsamen Kommission zur Exzellenzinitiative, accessed Jan. 20, 2025, https://www.gwk-bonn.de/fileadmin/Redaktion/Dokumente/Papers/DFG-WR-Bericht-Juni2015.pdf.

[3]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 den Regionalstudien (area studies) in den Hochschulen und außeruniversitär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2006.

[4] 陈洪捷、巫锐：“集群”还是“学科”：《德国卓越大学建设的启示》，《江苏高教》2020年第2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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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体化与欧洲治理：德国的欧洲研究概况

1. 弱母专业、强跨学科的研究体系

当代德国的欧洲研究具有显著的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基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背景，这一方面是因为对于德国社会和学界来说，欧洲研究更具现实性，另一方面也与其既有的跨学科研究组织方式有关。上文提到，德国科学委员会在2006年发布的《关于高校及非高校研究机构中区域研究（地区研究）的建议》中，系统梳理了德语区丰富多元的欧洲研究资源：从校外智库、专业图书馆、特色研究所到高校内设机构，直至特定教席，形成了完整的学术生态链。例如，法兰克福（奥得河）的维阿德里纳欧洲大学（Europa-Universität Viadrina Frankfurt [Oder]）与弗伦斯堡大学（Europa-Universität Flensburg）在校名中直接嵌入“欧洲”标识，以“欧洲未来问题研究”为学术定位，成为区域研究的重要阵地；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的区域研究中心（1974年）下设“欧洲区域”研究部，致力于欧洲内部区域的差异研究；萨尔大学（Universität des Saarlandes）则在2020—2021学年冬季学期成立欧洲研究集群，与原有的法律—经济导向的欧洲研究所形成互补，推动跨学科研究网络建设。此外，成立于1992年的德国与区域研究学会（现莱布尼茨德国与区域研究所），作为专注德国与欧洲研究的区域科学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通过考察两本代表性教科书，亦可管窥德语区欧洲研究的学术广度。《欧洲研究》（Europa-Studien，2013）采用文化、政治、法律、经济四元结构，每个领域均有多篇专题论文；而《跨学科欧洲研究》（Interdisziplinäre Europastudien，2015）则从历史演进、欧盟基础、冲突领域、21世纪德国与欧盟关系及研究方法等维度进行综合阐释。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内容编排虽具学术代表性，但必然存在视角选择性。从课程设置看，德国高校的欧洲研究呈现鲜明特点：在“高校指南”（Hochschulkompass，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官网）和“本科及相关”（Bachelor and More）平台上，可检索到约20个本科项目与30余个硕士项目，涵盖欧洲民族学、欧洲研究及东南欧、东欧区域研究等方向，多侧重历史维度与法律、社会、文化学科交叉。这些课程虽构建了清晰的学科核心，但缺乏职业导向性，其利弊在学界尚有争议。典型案例是，为平衡跨学科多样性与学科深度，萨尔大学自2020-2021学年起，开设地理、现代史、比较文学、政治—法律—社会四个方向的欧洲科学课程，强化专业特色。

2. 一体化、欧盟政策与欧洲法制：德国欧洲研究的三元方法路径

长期以来，欧洲一体化一直是德国区域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科勒—科赫（Beate Kohler-Koch）在著作《欧洲一体化：欧洲治理》（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 Europäisches Regieren）中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德国欧洲研究的核心主题：一体化动因、欧盟政治制度、治理与政策转型、欧洲治理的规范性评估、世界体系中的欧盟。（Kohler-Koch et al. 24）在此主题光谱中，德国欧洲研究逐渐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分别从不同维度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

一体化理论体系：一体化理论以分析导向为主，聚焦于解释主权国家向欧盟让渡行动权限的动因。20世纪60年代，社会导向的新功能主义与国家中心的政府间主义展开激烈争论。（Wolff 74-75）尽管这场理论之争至今仍被视为欧洲研究的结构性二分法，并衍生出政府间主义（Intergouvernementalismus）、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us）、多层治理主义（Multi-Level-Governance）等多元理论视角（Wolff 89），但自90年代以来，两大阵营的理论分歧已显著缩小。21世纪后，主流观点趋向于构建欧盟制度形成的标准模型（Jachtenfuchs & Kohler-Koch 11），该模型既承认成员国的核心地位，也强调与社会利益的关联性。

政策分析路径：政策分析与一体化理论并行发展但相对独立，其核心目标是解析特定制度框架下政治问题的解决过程。政策研究愈发关注欧洲政策如何影响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认知，由此催生大量相关研究。在多数比较性的案例研究中，德国学者追踪欧洲共同体的监管干预，探究其如何改变国家的治理与行为模式。通过构建政策分析的细分领域理论，显著增进了对欧盟体系的理解。与一体化理论相比，政策研究更关注规范性问题（Jachtenfuchs & Kohler-Koch 21），因为成员国间的差异凸显了对政策合理性的多元认知，当成员国因欧盟决策调整政策时，必然会涉及价值判断。

法律研究路径：该方法路径聚焦“法律和法律机构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Haltern 399），同时关注“各国法院与欧洲法院之间的合作及相互关系”（Wolff 85）。该研究维度的核心议题有三：制宪过程与制度设计，关注在既定政治社会条件下构建合法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宪法互动效应，探讨欧盟合宪性对成员国宪法体系的反向影响；宪法化拓展，突破传统国家法视角，聚焦从市场宪法向政治秩序体系的转型过程。宪法辩论跨越法学与政治学边界，既涉及一体化理论关注的动力机制，又关联政策研究的问题解决逻辑，更触及合法性、民主性等核心政治价值。

三种理论范式的演进轨迹显示，欧盟研究正从单一维度解释转向多维视角融合，从静态制度分析转向动态过程研究，从欧洲中心主义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视野。这种理论发展进程既反映了欧洲一体化实践的复杂性，也为理解当代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参照。

3. 欧洲一体化概念的多维阐释

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塑造超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也引发了德国学术界对其本质属性的持续探讨。德国学术界基于不同理论视角，从政策影响、国家转型和社会重组这三个维度出发，对欧洲一体化概念形成了差异化的理解。

作为超国家立法过程的一体化：此路径将欧洲化定义为欧盟决策对成员国政策及政治行政结构产生影响的过程。（Jachtenfuchs & Kohler-Koch 35）该视角以欧盟超国家立法为逻辑起点，通过比较研究观察成员国政策调适的反馈机制。其核心在于分析欧盟法律框架如何通过制度传导改变成员国治理实践，但避免预设一体化必然导致制度趋同的目的论判断，将治理逻辑内化等问题留待实证检验。

作为国家架构转型过程的一体化：此理论视角将欧洲化视为国家组织体系全面转型的组成部分（Trenz 241）。研究者通过观察“不均衡的去国家化”进程发现，欧盟既削弱了国家主权能力，又使行政部门部分地脱离社会监督。这种转型涉及国家形态的深层变革：政治经济学结构的重构、领土边界意义的重塑以及代议制民主模式的适应性调整。与政策分析视角不同，该理论视角更关注一体化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影响，而非局部政策调整。

作为社会结构发展过程的一体化：第三种研究路径将一体化进程置于欧洲社会经济结构长期演变的宏观背景下（Eising 392）。该视角突破传统制度分析框架，关注跨国社会互动如何催生新的冲突线与治理需求。例如欧洲抗议运动所展现的跨国动员能力，从根本上重构了既有的政治结构。这种长时段分析强调社会进程的自主性，将一体化视为欧洲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环节。

二、以文化研究为基础的多为考察：德国的美国研究

1. 从语文学到跨学科：德国美国研究范式的流变历程

与德国的欧洲研究相比，当代德国的美国研究，由于长时间以来在组织机制层面以英、美学（Anglistik/Amerikanistik）为基础，而带有更为明显的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底色。如京特・伦茨（Gunter Lenz）和克劳斯・米利希（Klaus Milich）对其著作《德国的美国研究：欧洲背景与跨文化关系》（American Studies in Germany: European Contexts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95）方法论的阐述：“当前未能发展出一种可以将美国研究奠定为一门‘学科’的方法，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将其放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更广泛背景中去理解。”

德国对美国系统性学术研究的雏形可追溯至20世纪初。此前，北美课题多依附于英语研究或英国语言文学研究体系，该学科脱胎于19世纪新语言学框架，以语言文学分析为主要方向。北美文学虽自19世纪起在德语译介中广受欢迎，但在学院派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关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著作得以出版，例如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1904/05）。制度化进程始于1910年雨果·明斯特伯格主持建立的柏林美国研究所，该研究所最处是独立机构，后逐步融入高等教育体系。1921年弗里德里希·舍内曼发表文章《美国学：一项切合时宜的要求》（Amerikakunde: eine zeitgemäße Forderung），提出跨学科美国研究范式，要求对美国的政治史、经济结构及文化特质开展系统性论证。1926年，柏林大学英语系增设美国研究部，标志着“美国学”正式进入德国高等教育体系。随着纳粹政权崛起，北美研究沦为意识形态工具。尤其在1941年美国参战后，相关学者无论政治立场，均被迫参与种族主义叙事构建、通过战争宣传强化“雅利安优越论”，或为军事决策提供区域情报支持，实质上推动了学术政治化。

二战后，联邦德国将美国研究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进程与美国军事和文化部门的再教育倡议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与德国传统的大学结构和语言文学专业传统相衔接；另一方面，在美国“美国研究”运动的影响下，人们走上了跨学科和学科组织的新道路。例如，在慕尼黑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都成立了独立的机构，旨在对北美进行跨学科、全面的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这些机构之后发展成为慕尼黑大学的美国研究所（1949年）、柏林自由大学的约翰·F·肯尼迪北美研究所（1963年）、法兰克福大学的北美研究中心（ZENAF，1979年），还有新近成立的海德堡美国研究中心（HCA，2003年）。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起，在大学体制内部，超过60%的德国大学设置专门美国研究教席，呈现多样的建制方式，主要类型为语文学主导型，依附于英语系的北美文学研究室，如哥廷根大学；政经整合型，如法兰克福大学北美研究中心含政治学与经济学教授席。

2. 从《美国研究》透视德国美国研究近期焦点

正如上文对德国高校与研究所的区域国别机构组织架构的简述，德国的美国研究所主要依托一些机构，一方面是德国高校中一般设在语文学院（Philologische Fakultät）的英语专业（Anglistik），其下常设置“美国研究”（Amerikastudie、Amerikaforschung）方向；另一方面则是研究机构，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官方机构为“德国美国研究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merikastudien, DGfA）。该协会成立于1953年，为德国的美国研究与教学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联盟——起初是针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范围，从1990年起范围有所扩大。作为同类中规模最大的专业学术协会之一，德国美国研究协会汇聚了800多名来自文学、文化、历史、政治、语言学领域以及英语教学法领域的美国研究学者，其会员构成体现了跨学科性。该协会每年出版通讯简报，对协会的工作、各大学的课程设置以及会员的研究活动进行了概述。

《美国研究》期刊最初为1956年创办的《美国研究年鉴》（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现由海德堡温特尔出版社出版。期刊内容强调美国研究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理念，涵盖文学与文化批评、历史、政治学、语言学以及教育学等领域。内容版块包括对该领域实时热点话题的思考文章，以及其他开放形式的内容，比如访谈和简短的对话式立场文件。《美国研究》为季刊，每年4期，其中2期为常规期刊，刊载美国研究不同领域的各类主题文章，另外2期为专刊，主题为学会编辑或者特邀主编指定。

2005年，在学会成立50周年之际，《美国研究》出版特刊回顾德国美国研究的发展历程，编辑部对1956-2005年所有刊发的论文主题领域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在论文中，文学领域约有433篇，文化领域235篇，历史领域155篇，政治学领域102篇，媒体研究领域20篇，教育学领域22篇，语言学领域13篇，理论领域15篇。在书评中：文学领域588篇，文化领域259篇，历史领域193篇，政治学领域98篇，媒体研究领域28篇，语言学领域33篇，教育学领域20篇，理论领域14篇。此外，《美国研究》编辑部还指出，上述主题分布情况与德国美国研究协会中各个领域的会员数量相符。

根据该期刊官方网站信息，笔者总结了《美国研究》2012-2024年所有专刊的主题，我们可以从中窥见《美国研究》以及“德国美国研究协会”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关注问题以及研究特色（见表3）。

表3 《美国研究》2012-2024年专刊主题

上表所示主题分布显示出以下特征：首先，强调跨学科与多元视角。期刊主题分布广泛，涉及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视觉文化等领域，但从方法论来看，用文化研究视角来分析美国社会是主流范式，如2024年专刊《媒体和法律文化中的酷儿政治》即以文化表征和媒体研究为切入点分析了美国法制体系的典型案例；其次，突出实时性、政治性与德国关切。专题强调当代美国社会重大事件以及政治走向，同时凸显德国社会在特殊时间节点对特殊政治事件的关切，如2019年专题“（重新）思考美国”，2021年专题“特朗普之后的美国民主”以及“重新思考团结”均与德美文化交往、大西洋合作关系相关；最后，期刊侧重于阐明德美间的文化迁移与文化关联现象，如“马克思与美国”、“博厄斯美学：美国诗歌、视觉文化和文化人类学”，特别是2016年专题“土耳其裔美国文学”，尽管少数族裔文学书写在美国文化话语中占据主流地位，但土耳其裔文学在美国文学中分量极微，反而是德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和组成部分。

三、德国比较区域研究：以“德国全球与地区研究所”为例

1. 西方之外：德国比较区域研究在全球南方区域研究的应用

德国区域研究不局限于欧洲和美国，亚洲、非洲等地区，研究亦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殖民时期，上文已述，德国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源头即是1887年成立的“东方语言学院”。此外，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即在“中国语言文化系”设立汉学教授席位。目前，针对这些地区的研究同样依托大学和研究所双轨进行，以跨学科融合为特征，如德国亚洲研究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sienkunde）在章程中明确指出德国亚洲研究的多视角优势：“德国亚洲研究协会结合了多种学科，这些学科和学科既可以归入联邦教育及研究部（BMBF）所理解的所谓小学科，也可以归入所谓的大学科。由此，本学会准确地体现了科学所需要的跨学科网络，对亚洲怀有具体而全面的视角，并能胜任地参与公共和政治讨论。”

近年来，上述区域的研究尤其呈现出以新兴“比较区域研究”方法为主的特征，目前德国比较区域研究关注的重点为：跨大陆相互依存关系或不同发展及发展路径的分析和比较，例如南北比较（比如在美洲地区）、东西比较（如欧洲与中东之间），还有南南比较（如拉丁美洲与非洲之间），以及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发达世界与欠发达世界之间的比较；也包括跨海洋的交流路径和体系，例如大西洋、太平洋或地中海的相关体系等。（Wissenschaftsrat 16-17, Berg-Schlosser 8）下文以“德国全球与地区研究所”为例，具体呈现德国如何以跨学科研究所为平台，展开比较区域研究。

2. 德国全球与地区研究所（GIGA）的框架探索：全球化视角下的比较区域研究

德国全球与地区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Global and Area Studies，GIGA），也即莱布尼茨全球与地区研究所（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成立于2006年，由1964年成立的德国海外研究所（Deutsches Übersee-Institut, DÜI）重组而成。该机构由德国联邦外交部、汉堡科学研究与平等局以及其他联邦州共同资助，第三方资金约占总预算的20%-30%。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对象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全球性问题及其在地区和当地层面产生的影响。

在研究模式方面，GIGA是新兴的比较区域研究（Comparative Area Studies）领域的早期推动者。在研究组织方式上，所有GIGA学者都属于一个地区研究所并且是一个或多个研究项目的成员。GIGA采用矩阵结构开展工作：所有研究人员同时属于一个区域研究所、四个主题研究重点中的一个或多个。在研究项目中，来自所有四个区域研究所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开发和开展研究项目，反思政治学、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问题，并进行跨学科交流以及区域间、区域内和跨区域的比较工作。此外，大型信息中心也是该研究所的特色。GIGA信息中心是德国最大的非大学区域研究和比较区域研究信息中心，收藏有关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文献。

GIGA的主要研究主题包含四个领域（见表4）：全球化与发展、全球秩序和外交政策、和平与安全以及政治责任与参与制度。

表4 GIGA研究主题分布与组织框架

以“全球化与发展”主题为例，该研究重点关注三个领域，涉及全球南方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不同方面：1）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转型子项目聚焦全球化进程及其多维影响，重点探索国际贸易投资体系重构、地缘经济竞争对多边秩序的冲击等核心命题；2）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子项目致力于破解发展中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密码，并从构建政府能力评估指标体系、问责机制等制度设计的有效性以及解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的互动机制三个维度展开研究；3）社会公平与发展韧性子项目围绕人力资本积累的核心命题，旨在构建多维贫困分析模型，揭示教育医疗可及性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机制，此外，该项目组尝试设计劳动力市场歧视的量化评估工具，重点突破性别、种族等结构性不平等问题。

3. 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有限度批判：简评《我们不是所有人》

比较区域研究的范式在本质上应促进西方中心主义的内在批判与解构，这一点在GIGA纲领与各研究项目规划原则中均有所体现。然而，在实际研究产出中，GIGA依然不可避免地锚定德国本国发展利益，内涵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他者自我的二元视角难以完全消除。如2024年发布的《亚太研究区域（APRA）监测：以马来西亚和泰国为重点的东盟国家报告》（Monitoring des Asiatisch-Pazifischen Forschungsraums (APRA): Länderbericht ASEAN mit Schwerpunkt Malaysia und Thailand）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盟国家的科研进展及其基础设施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的出发点是判定这些国家是否是德国在科学领域的“潜在合作对象”，研究最后建议，对于德国来说，值得保持友好交流关系的是那些在亚太研究区域（APRA）内部价值链中，承担了以往由中国承担的高技能劳动生产职能的地区。

当然，GIGA研究中也不乏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审思西方中心主义和国际新形势的研究，如2023年，GIGA资深研究员、亚洲研究专家普拉格曼（Johannes Plagemann，与Henrik Maihack合著）出版的专著《我们不是所有人》（Wir sind nicht alle）对德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国际政策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省。这本书展示了从两极或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时代转折”（Plagemann 21）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西方和全球南方不同的历史理解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关键作用。作者指出，多极化对全球南方意味着自主权和更多选择空间，而并非西方所示的“混乱”，例如，许多国家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拒绝选边站。该书进一步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做出了一定的批判，作者指出，全球南方对历史的认知与西方截然不同，认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源掠夺是西方财富积累的基础，而非“文明使命”。非洲国家将西方对俄乌冲突的反应与历史上如伊拉克战争的干预进行对比，质疑西方的双重标准。

作者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一直宣传的“现代性”叙事已经被揭穿，相反，全球南方国家认为当前经济、政治和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Plagemann 135）。该书详细分析了，近年来西方在具体国际事件中的失败应对：首先，在新冠疫情中，西方囤积疫苗、实施旅行限制，加剧了全球南方的经济困境，损害了信誉；其次，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西方未能兑现气候资金承诺，并通过碳关税等政策限制全球南方的发展空间，引发不满；第三，国际货币组织等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要求紧缩政策，加剧了全球南方的债务负担。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呼吁西方承认多极化现实，积极寻求共同应对人类挑战的方案（Plagemann 213f.）。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该书的出发点仍然是为德国国际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该书结尾重点讨论了如何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情况下，确保西方式民主和价值观在全球事务以及文化话语中的主导地位（Plagemann 223）。

总结而言，由于近现代德国的特殊历史进程，独立的“区域研究”在德国成立较晚，但发展并不缓慢，从最初“国情学”到引入“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概念直至当今“比较区域研究”的新潮流，德国区域研究形成了具有德国特色的学术研究、组织架构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德国素有对学术研究组织方式和架构设置进行反思的传统，这一点在上文学科发展历程的简述中已有所体现。

从研究组织方式来看，德国区域研究与德国其他领域研究类似，均采用大学加研究所的双轨制，其中大学内部注重传统语文学院与区域研究中心的融合，大学外部则注重大学与跨学科研究所的合作协同。在研究主题方面，欧洲一体化是德国区域研究的重点，这也体现出区域研究的资政功能与优势。在研究方法方面，全球视野、比较区域和文化身份等主题及其方法视角逐渐凸显，这些新范式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研究中较为明显。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德国区域研究是否可以借此趋势突破此前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与习惯。这也是当前德国区域研究需要应对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在于客观外部环境，也在于研究主体的主观意识，正如德国亚洲研究学会在2021年的一份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让亚洲的多元声音被听到并反对教条式的朋友-敌人形象，应是研究的核心点。特别是在变革时期，与亚洲国家保持学术交流和对话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Beate Kohler-Koch, Thomas Conzelmann, Michele Knodt (Hg.):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 Europäisches Regieren. Wiesbaden: Springer, 2004.

[2]Berg-Schlosser, Dirk: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 goldener Mittelweg zwischen Regionalstudien und universalistischen Ansätze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Politikwissenschaft, 6 (2012): 1-16.

[3]Dreyer, Michael, Markus Kaim, Markus Lang (Hg.): Amerika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Themen und Institutionen der Politikwissenschaft nach 1945.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2004.

[4]Eising, Rainer: Europäisierung und Integration. Konzepte in der EU-Forschung. In: Ulrike Liebert, Janna Wolff (Hg.): Interdisziplinäre Europastudien. Eine Einführung.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5. 387-416.

[5]Forschungsgruppe „Staatsprojekt Europa“ (Hg.): Kämpfe um Migrationspolitik. Theorie, Methode und Analysen kritischer Europaforschung.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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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IGA Annual Report 2023. Accessed Jan. 20, 2025. https://www.giga-hamburg.de/tracked/assets/media/jlhgjubhhjuo/1zryYPv7v7SVRvPzPYX1sK/f99302a4cb9ba2ef0540faf5b8fbd7d2/Annual_Report_2023.pdf

[9]Koll, Heinrich et al: Monitoring des Asiatisch-Pazifischen Forschungsraums (APRA). Länderbericht ASEAN mit Schwerpunkt Malaysia und Thailand. Deutsches Zentrum für Luft- und Raumfahrt e.V. 2024.

[10]Jachtenfuchs, Markus, Beate Kohler-Koch: Regieren und Institutionenbildung. In: Markus Jachtenfuchs, Beate Kohler-Koch (Hg.):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Wiesbaden: Springer, 2003. 11-46.

[11]Plagemann, Johannes, Henrik Maihack: Wir sind nicht alle. München: C. H. Beck, 2023.

[12]Sielke, Sabine: Theorizing American Studies: German Interventions into an Ongoing Debate, Amerikastudien / American Studies, 1/2 (2005): 53-98.

[13]Trenz, Hans-Jörg: Europeanising the Public Sphere – Meaning, Mechanisms, Effects. In: Ulrike Liebert, Janna Wolff (Hg.): Interdisziplinäre Europastudien. Eine Einführung.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5. 233-251.

[14]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 den Regionalstudien (area studies) in den Hochschulen und außeruniversitär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2006.

[15]Wolff, Janna: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 politikwissenschaftliche Schlüsseltheorien. In: Ulrike Liebert, Janna Wolff (Hg.): Interdisziplinäre Europastudien. Eine Einführung.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5. 69-92.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