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李华维 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池州学院副教授
目 录
学之溯源 国际泰国研究及其演进
国外经验 国际泰国研究的得与失
本土研究泰国本土研究的历史与进展
国内动态我国泰国研究的历史与进展
学人访谈李泰盛博士谈泰国智库及华文教育
编者按：东南亚作为全球文化和地缘政治交汇的关键区域，其研究在区域国别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东南亚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早期西方殖民扩张时期，便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这一地区的多样性，体现在其复杂的民族构成、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历史进程中，使得东南亚研究成为理解全球化、跨文化交流和区域互动的重要窗口。对于中国而言，东南亚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战略意义。作为陆海相连的近邻，东南亚不仅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因此，将东南亚研究列入区域国别学的重点领域，不仅符合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契合中国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
泰国作为东南亚的核心国家，其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和专业深度。从19世纪中后期西方殖民主义背景下的早期探索，到今天多国学术力量共同参与的全球化研究，泰国研究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从单一视角到多学科融合的演变。在与泰国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中国的泰国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仍在研究深度、学术资源整合和国际化视野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
本期前沿聚焦泰国研究，旨在梳理泰国研究的发展脉络，探讨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演变趋势，并展望中国泰国研究的未来方向。本期设置“学之溯源”“国外经验”“本土研究”“国内动态”和“学人访谈”五个栏目。“学之溯源”回顾国际学术界对泰国研究的起源和发展，探讨泰国研究从西方中心向全球化、多极化过渡的趋势。“国外经验”简要介绍国际上重要的东南亚研究平台和机构在泰国研究中的作用，分析其如何通过多学科研究和跨国合作，深化对泰国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理解。“本土研究”着重梳理泰国本土关于“泰国研究”的历史和进展，分析其特点和局限性。“国内动态”则分析中国泰国研究的现状和成就，探讨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加强中国泰国研究的若干建议。“学人访谈”特邀泰国清迈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创始人、原系主任เจริญเพ็ชรรัตน์（李泰盛）博士，就泰国智库、华人群体及华文教育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学之溯源 | 国际泰国研究及其演进
国际学术界对泰国的研究起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展，泰国虽未被直接殖民，但西方学者基于殖民主义需求，对暹罗的语言、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等领域进行了研究。这些早期研究采用语言学和早期博物学等方法，较为零散，尚未形成正式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但已表明泰国作为东南亚的重要国家，逐渐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对象。综合来看，国际泰国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泰国研究的初步探索期（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
早期西方学者对泰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尤其关注泰国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中如何保持主权独立。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随着欧美学者对东南亚研究的深入，泰国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尤为关注其君主制、官僚体系和佛教文化在维持国家独立中的作用。作为发轫阶段，此期间不乏值得注意的标志性人物与成果，例如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的著作记录了早期英国使团出访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经济状况等，对暹罗和交趾支那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述；[1]乔治·赛代斯（George Cœdès）教授等人对泰国的一些重要遗址和文物进行了发掘、整理和研究，例如澎得（พงตึก）遗址出土的佛像、陶器，暹罗一些代表性的碑铭等等；[2]亨利·马斯佩罗（Henri Maspero）教授对东南亚主要语言进行了初步比较研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二、泰国研究的发展与拓展期（20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
二战后，国际学界对泰国的研究逐渐扩展至多个领域，涵盖经济发展、国际关系、民族主义及民主化等复杂议题。研究的深化不仅与全球冷战格局的形成息息相关，更是对泰国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其独特国家身份和政治秩序的深入探讨。泰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其成为冷战语境下国际政治博弈的一环，其在全球政治秩序中的角色不仅反映出文明之间的深刻冲突与互动，也展示了小国如何在对抗中维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与战略自主。此外，泰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国家建设挑战，尤其是在民族主义与民主化的张力中，进一步凸显了国家秩序的构建与维持问题。泰国的政治发展及其经济与社会转型，成为分析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内政与外部压力的典型案例。在全球政治的宏大框架下，泰国是理解冷战时期小国如何在全球秩序中重新定义自身角色的重要案例。
此时期的著名学者主要包括克雷格·J.雷诺尔斯（Craig J. Reynolds）教授，其对泰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具有深入洞见，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佛教与左翼思想的交汇、全球化对泰国的影响，以及泰国的文化、政治和思想史，探讨了佛教在泰国政治和社会变革中的独特作用，深入分析了佛教与左翼思想的互动关系，揭示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此外，雷诺尔斯对全球化进程如何影响泰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进行了详细考察，提供了理解泰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对策略的新视角，通过对泰国历史事件和思想流派的研究，展现了泰国的复杂性与多样性。[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教授在泰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关注媒体、精英阶层和文化对民族构建的影响，关注泰国政府如何通过***体塑造集体记忆促进民族认同，同时还探讨了精英阶层在构建国家认同中的作用，强调文化在泰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其研究既侧重宏观叙事，又包含对个体经验和社会微观变化的深入分析，为理解泰国民族主义提供了独特的比较研究的视角。[4]威廉·格德尼（William J. Gedney）教授则以对泰语和傣语系语言研究而闻名，其通过田野调查记录了大量泰语方言和傣语系语言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关注泰语与其他傣语系语言之间的联系，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了原始傣语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发展。[5]虽然早期欧洲对于泰国的研究留下了一些相对零散的资料，但缺乏严肃性的著作。总体而言，西方世界对泰国的研究集中在美国完成，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一些相对重要的专著，虽成果丰硕，但研究视野不够广阔，缺乏批判意识。
三、泰国研究的进一步探索期（21世纪初至今）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泰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愈发受到关注。从全球化理论的视角出发，泰国不仅是全球资本流动、技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受益者，也是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复杂互动的参与者。学者们逐渐将泰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等问题纳入全球化语境中进行系统研究，分析其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构建自身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秩序。与此同时，泰国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中，展现了其在维持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全球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其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不仅体现了全球化如何影响国家的内政与社会结构，也展示了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通过“边缘化”与“适应性融合”策略实现自身发展的路径。此外，泰国在东南亚区域一体化中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东盟及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下的作用愈发突出，学者们对东盟的合作机制、区域一体化进程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国家间合作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尤其是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下，促进区域内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融合，从而创造出一种全球化框架下的“地方全球化”现象。此种区域合作的深化，不仅对泰国本身的发展战略产生深远影响，也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协作与竞争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包括塔玛拉·洛斯（Tamara Loos）教授，其深入分析泰国社会变革、家庭伦理与法律体系，揭示了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影响，研究泰国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及其扩张策略，尤其中央政府对马来穆斯林地区的控制。并且，塔玛拉·洛斯通过传记结合历史，展示殖民时代社会的复杂性，并探讨性别、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特别关注边缘群体与殖民主义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创新视角。[6]此外，克里斯·贝克（Chris Baker）教授亦为泰国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其著作《泰国史》（A History of Thailand）探讨了一个由官僚贵族和不自由农民组成的世界是如何转变的，并探讨了20世纪之交君主政体如何管理新民族国家的基础。作者捕捉了20世纪不同群体在试图控制民族国家时发生的冲突，通过全球化和大众社会的演变来追踪泰国的经济变化。[7]威廉·斯金纳（William Skinner）教授亦是泰国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泰国华人社会的结构、经济角色和与泰国社会的互动关系，深入分析了泰国华人社区的家族、宗族和会馆等组织形式，强调这些组织在维持社区凝聚力和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同时还探讨了华人在泰国经济中的角色，从早期贸易到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以及他们如何应对政府政策。通过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威廉·斯金纳揭示了泰国华人与本土社会的互动，包含同化、融合和冲突等方面，为后续学者提供了重要参考，并深化了对泰国及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理解。[8]
注释：
[1] John Crawfu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 George Cœdès, “The excavations at Pong Tuk and their importance for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am”,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21, 1928, pp. 195–209.
[3]克雷格·J. 雷诺尔斯.《泰国的激进话语：泰国萨迪纳制的真面目》，金勇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5]William J. Gedney, William J. Gedney's Comparative Tai Source Book,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6]Tamara Loos, Subject Siam: Family, Law,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ail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7]Chris Baker, Pasuk Phongpaichit, A History of Thai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8]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国外经验 | 国际泰国研究的得与失
一、国际泰国研究呈现出两个特征
（一）国际泰国研究主要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主导
美国与英国长期以来在泰国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政治学、历史学及国际关系等领域，两国的学术传统和理论贡献为泰国研究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基础。然而，随着全球学术生态的多元化发展，日本、德国、法国以及中国等国家逐渐成为泰国研究的活跃力量。这些国家不仅在跨文化交流、区域合作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研究成果，还通过不同的理论范式与学术视角，丰富了对泰国作为东南亚关键国家的理解。多国学术力量的汇聚，反映了泰国研究从西方中心的视角逐渐向全球化、多极化过渡的趋势。多国各自的历史、文化及地缘政治背景赋予了各自研究一定的独特性与深度，推动了泰国研究从相对单一的政治或历史分析，向更加综合和跨学科的全球化框架下的多维度研究转型。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些国家在区域合作与文化交流领域的学术贡献进一步凸显，拓展了研究的外延，使泰国不仅被视为东南亚区域政治经济发展的研究对象，更成为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互动与区域动态的复杂象征。
美国长期以来在泰国研究中占据重要地重要地位，自冷战时期起，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关注催生了大量关于泰国的研究，美国学者在泰国的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国际关系（特别是泰美关系）、军事历史等领域有着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主要包括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民主化与政治变革、社会运动与社会学研究等；英国同样在泰国研究中具有较为重要影响力。由于泰国在19世纪、20世纪初与英国有较为密切的外交与经济关系，英国的学术界对泰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着深入的研究。英国的学术机构，如伦敦大学东南亚研究学院（SOAS）是世界领先的东南亚研究中心之一，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泰国历史与文化、社会与民族研究、英国与泰国的历史关系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等高校，在泰国研究中有显著贡献，澳大利亚与泰国有较为紧密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联系，尤其是在亚洲地区的合作和安全事务方面。因此，澳大利亚学者在泰国的政治、外交、安全以及经济研究方面具有很强的学术影响力，主要领域包括：泰国的外交政策与区域安全、泰国的政治体制与国际关系、社会学与人类学等；日本是东南亚研究中的重要力量，其在泰国文化、经济和历史方面的研究也占据一定位置，日本的学术界特别关注泰国的文化交流、社会变迁以及在亚洲区域合作中的作用。主要领域包括泰国文化与社会、泰国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泰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比较研究；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学者也在泰国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德国学者通常对泰国的历史、政治以及东南亚的殖民历史有较为深刻的理解，而法国学者则更多关注泰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殖民后时期的文化、社会变迁以及与法国的历史联系，主要领域包括泰国的历史与政治、泰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角色、泰国与欧洲的历史文化联系等。
（二）结合综合性的东南亚研究平台进行泰国研究，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共同体
全球范围内，诸多知名的学术平台与研究机构在东南亚及泰国研究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泛涉及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多个维度，不仅推动了该区域研究的多元化进展，同时也为跨学科理论的融合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与实践支撑。其研究成果通过对地区性复杂性与跨国互动关系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东南亚及泰国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独特地位与多层次演变，彰显了该地区作为一个相互交织的社会历史系统的复杂性与动态性。这些研究平台与机构主要集中在欧美与亚洲，主要包括：康奈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Southeast Asia Program，Cornell Universi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UC Berkeley）、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University of Londo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院（Southeast Asia Institut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密歇根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法国远东学院（EFEO）、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University of Tokyo）、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Kyoto University）、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等。以上研究机构与平台的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广泛研究，推动了泰国研究的多样性和跨学科发展。这些平台通过跨国合作与学术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全球学术界对泰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国际泰国研究呈现出三点不足
（一）从研究理论上看，较为依赖西方理论框架
国际泰国研究领域常常依赖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框架，如依附理论、民主转型理论等，这些理论虽为分析泰国社会、经济及政治转型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参考与解释，但其视角往往局限于宏观结构性分析，未能充分考虑泰国的本土文化、历史脉络及复杂的社会构成。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模型不仅可能使泰国的政治文化与发展模式的特性被概括化、简化，且容易忽视该国特有的历史进程与文化传统对社会变革的深远影响。泰国具有丰富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如佛教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君主制的特殊地位以及复杂的民族和地区差异，然而，现有研究中仍存在将这些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因素统一化的倾向，常采取普适性的政治经济理论框架进行解释，进而导致对泰国政治与社会深层运作机制的理解仍不够深入，未能完全触及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与动态发展。
（二）从研究内容上看，尚缺乏对王室、军队的深度研究
自1855年泰国与英国签订《鲍林条约》以来，泰国被迫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与此同时，英法两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促使泰国未遭完全殖民化，这一独特的历史经历使得泰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独特性。然而，这种相对独立的历史进程导致泰国在殖民时期缺乏大量可供学术梳理与深度探讨的资料，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其历史与政治变迁的全面理解。在此背景下，泰国的政治局势长期处于和平与动荡的交织状态，学术界对其历史与政治的研究整体上显得较为保守，尤其是缺乏对泰国王室与军队的深度剖析。尽管王室和军队在泰国政治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但现有研究未能充分探讨王室的特性、王室地位的历史演变、权力交接的机制及其与其他国家王室的比较研究。同时，关于泰国军队的历史发展、政治功能、军事与王室的复杂互动、军人统治与政治过渡、军队在社会中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等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加强对这些议题的深入研究，尤其是通过理论化的视角探讨泰国王室与军队在政治、社会、文化及国际关系中的多重作用，不仅有助于揭示其深层次的政治结构与动态，还能深入分析其对泰国国家发展的深远影响，呈现泰国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与内在张力。
（三）从研究历程上看，国际泰国重大研究多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泰国自19世纪中叶拉玛四世时期起便始终保持对西方世界的开放态度，经历了近百年的近代化历程，泰国的对外开放和自我现代化转型在东南亚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尽管20世纪50年代二战后成为泰国研究的重要阶段，关于泰国研究的重大问题多在此时期完成，但就整体而言，泰国研究的学术成果却相对匮乏，尤其是在严肃学术著作的数量与深度上，远未达到与泰国长久以来对西方开放态度相匹配的程度。与此相对的是，二战后国际学术界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更为广泛与深入的关注。这些国家通常是在反殖民主义背景下，经历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政治觉醒与独立运动，相关研究往往采取批判性视角，并注重揭示殖民压迫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研究潮流不仅彰显了反殖民叙事的强烈色彩，还在学术上对殖民统治的历史创伤进行了深刻反思与剖析。但相较之下，泰国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却显现出一种“和平性”特征，即其与西方的关系往往被呈现为一种合作性与共生性的动态，而非反抗与冲突的历史经验。此种相对“温和”的政治历史背景使得泰国研究在总体上缺乏批判性深度，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极具分量的重要研究著作也不多见，未能充分揭示泰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复杂政治与文化转型。因此，泰国研究亟需在更具批判性与理论深度的框架下进行反思，超越传统的叙事方式，探讨其在全球历史语境中的独特地位与动态发展。
本土研究 | 泰国本土研究的历史与进展
泰国本土的“泰国研究”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其早期形态可追溯至古典时期，主要通过编年史、传记等文献形式来记录历史事件。在这一阶段，史学的关注点通常集中于宫廷生活，尤其是王室血统与宗教事务的记载，反映出当时历史写作的显著特征。这类作品大多由僧侣或宫廷史官所著，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的运作机制与文化结构，且往往较为详尽地呈现了王室的日常活动与宗教仪式的细节。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尽管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史实性，但其方法论层面却存在显著局限。由于历史写作依赖于宫廷内部的视角与宗教信仰的框架，缺乏系统的史学分析与批判性思维，因而未能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的社会结构分析或多维度的解释。这种历史叙述的单一性与封闭性，反映出古典时期泰国历史写作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局限性。自19世纪末不断演变与扩展，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泰国本土研究的初步阶段（19世纪后半叶至1932年）
自雏形时期起，泰国的本土研究以依照王朝纪年的编年史撰写为主要形式，此种撰写形式至19世纪60年代后基本终止。一是我们需要关注此时期的一大事件，即1878年王室将一部以实体形式撰写的战争历史书籍焚毁，此举不仅是历史文献的物理性销毁，更深层次地揭示了彼时泰国本土学术研究的封闭性及其学术体系内固有的森严壁垒，即强大的王朝性、国家性、官方民族主义性及反民间性，尽管出现诸如王室内部精英布里萨当王子（พระวรวงศ์เธอพระองค์เจ้าปฤษฎางค์）等在内的反对力量，但研究态势整体呈现为以官方为主体对拉玛五世等国王进行歌功颂德，具有显著的反殖主义色彩，强调泰国的独特性，[1]如丹隆亲王（ดำรงราชานุภาพ）向民众宣传拉玛五世等国王的伟大功绩，宣传正是因为包括拉玛五世在内的历代国王的英明决策，泰国才得以免于沦为英法的殖民地，官方偏重于塑造王室伟大的形象，诸如精力充沛、为国为民、拯救国家，是国家免于沦为殖民地的核心因素。[2]在民族问题上出现语义垄断的现象，此种语义垄断不仅限制了对王室权力结构的批判性讨论，也模糊了泰国复杂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官方所主导的历史叙事逻辑。这种王朝性历史书写不仅在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在更广泛的民族问题讨论中占据了话语优势，削弱了其他可能的历史解读路径，凸显了泰国王室在历史叙事中的中心地位；二是泰国本土学者们关注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同时吸收西方的现代化元素，积极提倡包括对古典舞蹈、古典音乐在内的传统艺术的复兴等。但需要注意的是，丹隆亲王等学者对历史、传统文化等的关注与重构，均具有强烈的王朝意识形态特征，即围绕塑造泰国历史是一部毫无瑕疵的主权国历史、精英阶层在现代泰国的历史中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国家主权、泰国古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繁荣象征君主制的合理性与正义性等。
二、泰国本土研究的发展时期（1932年至1957年）
此时期体现出显著的为新兴精英阶层所服务的特征。一是这一时期的学术走向与泰国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动密切相关。1932年，泰国由绝对君主制转向君主立宪体制，王室的传统权威遭遇质疑与挑战。在此背景下，以銮威集（หลวงวิจิตรวาทการ）为代表的官方学者，将王朝与民族国家情节进行构建。[3]虽仍受到传统编年史体裁的影响，例如坤威集（ขุนวิจิตรมาตราสง่ากาญจนาคพันธุ์）所著的《泰国准则》（หลักไทย）和銮威集的《世界历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ตร์สากล）等作品仍秉持一定的历史叙事传统，但其所服务与支持的对象已从传统的君主制向日益崛起的军人政府倾斜，这其间存在复杂的权力让渡与转移状况。二是在此时期，泰国本土研究不仅聚焦于历史与政治结构的重构，也关注泰国特色艺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旨在通过文化自信的激发与全民凝聚力的增强，构建国家认同与集体凝聚的社会基础。“泰国特色艺术文化”的重要表征为泰国自古便拥有灿烂文化，可增强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为国牺牲的精神，不仅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缅怀与礼赞，更是通过文化符号的强化，唤起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与牺牲奉献精神，从而塑造出具有高度历史感与文化责任感的国民主体，如时任艺术部部长的銮威集在延续前期传统的同时，也为增强民众对泰国文化特色的认知做了大量工作。
三、泰国本土研究的改革时期（1957年至20世纪末）
第一，1957年，集·普米萨（จิตรภูมิศักดิ์）所著的《当今泰国萨迪纳制的真面目》（โฉมหน้าศักดินาไทย）正式出版，标志着泰国本土研究进入到改革阶段。[4]《当今泰国萨迪纳制的真面目》作为泰国民间少数自发的研究著作，彻底颠覆过往的官方学者的研究范式，采用全新的分析样式，对社会制度与社会形态进行了全面解构，对泰国的萨迪纳制度进行了深入抨击，是泰国本土研究的转折点。集·普米萨是泰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历史学家，也是继比里·帕侬荣之后最受关注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分别以真名、笔名和匿名发表，在现实中屡遭排斥，甚至被官方认定为不法之徒。他的著作《当今泰国萨迪纳制的真面目》直到他离奇去世前都未能正式出版，但书中深入探讨了拉玛五世、拉玛六世等君主如何通过多种形式强化王权，揭示了泰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封建主义的鲜明特点。集·普米萨的研究不仅兼具革命色彩与人道主义精神，还带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和文创历史的特点，因此受到泰国无数年轻人的追捧。《当今泰国萨迪纳制的真面目》也成为泰国本土研究谱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整体而言，泰国民间研究的声音依然较为微弱。
第二，此时期研究主体与范围不断扩大。在这一时期，泰国本土研究的主体与研究领域经历了显著的拓展与深化，标志着泰国学术界逐步承担起对本土文化、历史及社会的系统性、多维度学术探索。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本土学者在研究议题上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与交叉性特征，尤其是多元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新兴学科领域的兴起与融合，标志着泰国学术研究进入了更为复杂与多维的发展阶段。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学术研究方法与视角的深刻变革，也体现了泰国学术界对自身社会结构、文化身份以及历史遗产的深入反思。例如，克立·巴莫（คึกฤทธิ์ปราโมช）作为泰国20世纪重要的政治家与文学家，极力主张回归泰国古代传统文化，以强化“泰国性”的构建与认同。[5]
第三，学术机构的逐步建立。泰国国内一些著名的学术机构，如朱拉隆功大学（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专设的泰国研究项目等，开始开设专门的泰国研究课程，培养本土学者和研究人员。朱拉隆功大学作为泰国最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其所设的泰国研究项目齐聚其本国与国外的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与学术团队，有效激发了泰国学术界的内生动力与国际视野，通过深耕研究与学术对话的方式，在艺术、文化、政治等多重维度上进行整合与知识创新，促进了其国内整体的学术进步，并拓展了国际影响力。
四、泰国本土研究的多样化时期（21世纪初至今）
进入21世纪后，泰国本土研究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宽，内容更加多元化。一是泰国学者逐渐转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同时与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交叉融合，形成了具有一定全球视野的泰国研究。全球化趋势也促使泰国研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泰国本土，而是加强了对泰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的分析，泰国学者逐渐开始关注泰国的对外关系、泰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以及泰国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泰学研究与其他学科（如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交叉融合。二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泰国本土研究学者脱颖而出，如以禅维·噶瑟思里（ชาญวิทย์เกษตรศิริ）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对本国政治的深度参与，[6]对泰国研究的阐述与反思，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效作用，在其相关代表性著作中，重视历史的功用，强调理性剖析历史，但也不乏对自己祖国的浪漫想象，譬如其对銮披汶·颂堪与比里·帕侬荣的历史作用的比较，略失偏颇。[7]三是研究平台的增设与成熟。包括朱拉隆功大学由泰国研究项目发展而成的泰国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of Thai Studies）、清迈大学东盟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EAN Studies，Chiang Mai University）、位于泰国法政大学法学院的德国—东南亚公共政策与良好治理卓越中心（German Southeast-Asian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Public Policy and Good Governance）。四是数字化研究的兴起。如利用数字化技术对历史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如包括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清迈大学、法政大学泰国艺术大学、泰国艺术文化中心等高校及研究中心通过数字技术增加储备及公开了大量文献，有效提高了研究效率。各研究中心致力于构建国家与国际层面的泰国学术网络，推动跨国合作与知识流动，借助数字技术与多元传播形式，拓展了泰国研究的社会影响力，成为泰国研究的线上核心枢纽，通过建立权威的泰国学信息中心和数据库，提升研究效率与成果传播，以促进泰国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公众参与，推动知识共享与跨文化交流。
总体而言，泰国的本土研究经历了从早期的历史文化研究到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多领域研究的发展过程，随着泰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变动以及全球化的推进，泰国的学术研究日益多元化、跨学科，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领域。综合来看，泰国的本土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从研究视角上看，泰国学者的研究视角较为多元，在研究中往往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对社会问题、文化变迁、政治发展等本土问题尤为关注，强调泰国本土价值观，力图从本土的角度解释其国内的社会现象。二是从研究领域上看，包括古代史、近代史、当代史等在内的泰国历史研究，包括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宗教信仰、家庭关系、民族关系等在内的泰国社会研究，包括政治制度、政党政治、选举制度、社会运动、军政关系等在内的泰国政治研究，包括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对外贸易、投资环境、区域经济合作等在内的泰国经济研究。
与此同时，泰国本土研究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是资源相对有限。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泰国的科研经费相对有限，对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所影响。二是国际学术交流不足。泰国学者与国际学者的交流相对较少，影响了泰国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三是民间研究话语权尚有所欠缺。依泰国过往社会体制来看，泰国公立高校教师与研究人员均为公务人员，即研究人员长期架构于泰国政治机构之内，且集中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及清迈大学等三所著名高校，掌握本土研究话语权，民间研究人员缺乏且力量相对微弱，进而导致研究成果及导向被官方所垄断，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丰富性与复杂性有所欠缺。未来泰国本土研究可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鼓励本国学者与国际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共同推动泰国研究的发展；可进一步推动跨学科研究，鼓励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研究泰国问题，以获得更为全面的研究成果；可进一步加强对年轻学者的培养，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年轻学者；可进一步利用数字人文技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泰国研究的数字化转型。
注释：
[1]จุลจอมเกล้าเจ้าอยู่หัว,พระเทพกิตติปัญญาคุณ(กิติศักดิ์).คัมภีร์มัลลิกะมาสทรวงอินทุลักษณ์,คำกราบบังคมทูลความเห็นจัด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ราชการแผ่นดิน[M]. 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โรงพิมพ์นิยมกิจ,1973.
[2]ดำรงราชานุภาพ.พระราชพงศาวดาร.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โรงพิมพ์บริษัทสหธรรมิกจำกัด,1968.
[3]วิจิตรวาทการ(วิจิตร), พล.ต. หลวง. สยามกับสุวรรณภูมิภาคที่1 อดีต.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โรงพิมพ์ไทยใหญ่,1933.
[4]จิตรภูมิศักดิ์. โฉมหน้าศักดินาไทย. กรุงเทพฯ:สำนักพิมพ์ศรีปัญญา,1957.
[5]คึกฤทธิ์ปราโมช, พล.ต. ม.ร.ว. ศาสนาพุทธกับสังคมที่กำลังพัฒนา. 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โรงพิมพ์ประยูร
วงศ์,1971.
[6]ชาญวิทย์เกษตรศิริ.อยุธยา:ประวัติศาตรและการเมือง.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โรงพิมพ์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2005.
[7]ชาญวิทย์เกษตรศิริ.โลกของพระเจ้ากรุงสยามกับการวิเทโศบายไทย.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มูลนิธิโตโยต้า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ะมูลนิธิโครงการตํารา,2005.
国内动态 | 我国泰国研究的历史与进展
我国与泰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泰国古时曾陆续处于扶南、堕罗钵底、吴哥等统治范围中，我国僧人及使者多次出访东南亚，留下大量关于彼时东南亚风土人情的著作，同时亦成为研究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重要视角，其中不乏关涉泰国的珍贵记录，诸如《新唐书·扶南传》《往五天竺国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通典》（卷188《投和国传》）《吴时外国传》《扶南异物志》《佛国记》《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等珍贵文献资料，彼时交流主要集中于官方层面，学术研究并不发达，记录方式多为历史记载、文学作品与旅行游记等，但也形成我国泰国研究的重要基础与雏形。此后随着清朝衰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我国对东南亚的关注有所增加，一些学者开始对泰国进行初步的考察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方面。
一、我国泰国研究的初始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
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关注至傣语与傣族社会历史文化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泰国于1975年建立外交关系，学术界开始对泰国进行初步研究，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由于冷战格局的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受到一定限制。
此期间的著名学者主要包括李方桂教授，其在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记录了傣语包括多种方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为傣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国际学术界对傣语系语言的理解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理论支持。[1]陈序经教授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先驱学者之一，专注于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尤其在泰国历史、宗教和文化领域贡献卓著，其于1940年出版的《暹罗与中国》系统梳理了中国与暹罗之间的历史交往。[2]
二、我国泰国研究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泰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者们开始关注泰国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中泰关系等问题，研究范围扩大，研究领域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扩展到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深度也有所增加，学者们开始关注泰国社会内部的细微变化，对泰国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例如邹启宇教授的《泰国的封建社会与萨迪纳制》、[3]段立生教授的《中国古籍有关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记载》等，[4]研究方法也愈发多样化，除了传统的文献研究，学者们开始采用定量分析、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我国学者与泰国学者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研究。我国学者关于泰族起源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与部分西方学者观点相左，例如陈吕范教授的《关于泰族起源问题》《所谓“泰族七次南迁说”剖析》中认为泰族的发源地既不是川北陕南，也不在阿尔泰山，而是中印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的峡谷平原地带，自古以来，泰族先民——古掸人就在那里生息与繁衍，[5]谢远章教授的《从素可泰碑使用干支看泰族族源》指出素可泰和兰那泰人等的先民是越人后裔，[6]范宏贵教授的《泰族起源与迁徙再探》指出泰族与中国南部的历史渊源深厚，特别是与古代百越民族（如壮族、侗族、黎族等）的关系密切，泰族的许多文化传统、语言特征以及习俗可以追溯到中国南部的百越文化区域，亦引发国际泰国研究的关注与重视。[7]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泰国研究成果增速迅猛，研究范围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及泰国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例如贺圣达教授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系统阐述了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发展，对泰国的历史文化发展进行了论述与分析，[8]裴晓睿教授的《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指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曼谷王朝一世王时期，中国的《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等古典小说的移植开创了泰国文学史上小说文类的先河，[9]栾文华教授的《多迈索对泰国家庭小说的贡献及其创作思想上的局限》等成果，对泰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代表性作家与文学作品进行书评，开泰国文学研究之先河，[10]1996年北京大学还成立了国内首家泰国研究平台——泰国研究所。
三、我国泰国研究的深化阶段（21世纪初至今）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泰区域合作、国际贸易、文化交流等日益增强，我国的泰国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期，学术水平和研究深度都有了显著提升。一是学科建设和研究机构的兴起。如北京大学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2005）、北京大学诗琳通泰学讲席教授项目（2014）、北京外国语大学诗琳通语言文化学院（2011）、成都大学泰国研究中心（2013）、广西民族大学泰国文化研究中心（2015）、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2015）等，都设有专门的泰国研究团队。一方面，这些研究平台依托各地高等院校的学术资源，致力于泰国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传统领域的深入研究，同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泰国角色及其经济全球化进程等新兴议题上展开跨学科探索。通过整合多学科视角，不仅促进了对泰国及东南亚问题的全方位学术讨论，还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化了对泰国国家形态、国际战略与经济转型的系统性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平台还承担了较为重要的对策咨询职能，推动国家一流学科建设与教育对外开放，培育了泰语、泰国研究领域的高端人才，促进了中泰之间的文化与学术交流。通过多维度的学术活动与成果输出，已逐步发展成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特色智库，为学术界和决策层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积极推动全球学术共同体对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认知深化。
二是研究深度与广度的拓展。如对泰国政治与社会研究的多元化研究，包括对泰国的政治动态、社会发展以及政治文化的广泛讨论，尤其是在泰国政治体制、选举政治、民众参与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例如张锡镇教授与宋清润教授合著的《泰国民主政治论》，指出泰国民主的出现不是泰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其带有明显的外源性特征，并具有很大的超前性，泰国应当寻求一条有序、渐进、稳妥的民主化道路，即权威主义民主之路。[11]虞群教授的《规范内化与东盟地区论坛的预防性外交实践》等，指出就整体而言，预防性外交规范在论坛成员中的内化仍处于较为浅显的层次；就个体而言，预防性外交规范在论坛成员中的内化程度呈现较大差异，其中与东盟价值观相近的成员国对规范的内化程度更高，同时对中泰关系、泰国政治新动向、泰国国际关系、泰国智库等做了深度研究。[12]瞿健文教授的《“泰式民主”再遇街头政治考验》等著作深度观测泰国政治生态，[13]周方冶教授的《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以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为切人点切入点，对泰国百余年来的政治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14]又如对泰国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深度研究，包括对泰国的传统文化、宗教、艺术以及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泰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改革等方面的分析探讨，薄文泽教授的《中泰之间的族群互动——历史与现状》，指出中泰两国之间的民族互动是两国民间交往中一个重要方面，保持边疆地区稳定，促进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15]龚浩群教授的《泰国佛教中的他者与文明化：兼谈海外民族志研究中作为方法的他者》，通过描述和分析主流佛教与内部及外部他者的关联性及其相互建构，展示出当代泰国宗教与社会内在的异质性与变迁动力。[16]金勇副教授的《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指出泰国政府对华人“中国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前现代时期的漠视，到民族主义时期视其为“中国性”的竞争性“他者”，再到冷战时期视其为意识形态的威胁，及至崇尚多元化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其泰然视之的过程。[17]吴圣杨教授的《基于“粘稠传统”的与时俱进——泰文明的内涵及发展特点研究》，指出泰文明在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和改造外来的有利因素，但更注重夯实传统，重精神、轻物质。[18]又如对泰国语言文学的深度研究，如裴晓睿教授与薄文泽教授合著的《泰语语法》系统地阐述了泰语的语法结构、语言特点及其应用，杨光远教授的《十三世纪傣泰语言的语音系统研究》深入探讨了十三世纪傣泰语言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19]陆生教授的《泰语视听说》等系列教材卓有成效地促进了泰语教学的发展，[20]马丽亚教授亦持续进行泰语课程改革建设，易朝晖教授的《泰语外来词的形态同化》研究了泰语外来词的形态变化及其在泰语中的同化过程，[21]刀承华教授的《泰国民间文学的当代审美重塑与价值重构》等对泰国民间文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22]，金勇副教授对《三国演义》在古今泰国传播的深度考察，[23]熊燃博士的新作《东盟文学奖与泰国当代小说的创意写作实践：1979—2009》对泰国发起创设的东南亚重要文学奖项东盟文学奖进行了深度剖析，[24]以及对泰国文学经典《三界论》进行系统译注与研究等，杨丽周教授对傣泰民族谚语的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等。[25]
三是学术出版和国际合作日益兴盛。随着泰国研究的兴盛，涉及泰国研究学术论文和专著出版数量大幅上升，部分研究成果也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传播，如贺圣达教授的《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26]钟智翔教授与于在照教授合著的《东南亚文化概论》，[27]段立生教授的《泰国通史》等，[28]均对泰国历史文化作深度研究。我国与泰国之间的学术合作不断深化，学者通过互访、合作研究、联合出版等多种方式增强学术交流，例如刘志强教授、谈笑教授主编的年度系列《东盟文化发展报告》中，均对该年度泰国文化发展等情况进行概述研究，[29]金勇副教授译著《泰国的激进话语：泰国萨迪纳制的真面目》、熊燃博士译著《东北孩子》等，[30]以及邀请克雷格·J. 雷诺尔斯等学者到北京大学讲学，覃秀红教授译著《大中华文库·老子》（泰文版）等。[31]“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亦为我国的泰国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学者们开始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泰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中泰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态势。同时，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也为泰国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学者们通过大数据分析、文本挖掘等方法，在泰国研究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四是青年学者的涌现。近年来一批年轻学者从事泰国研究，部分具有交叉学科背景，为泰国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杨绍权博士对泰语语言学、翻译、泰国文化及泰语应用的研究，任志远博士对泰国经济及汉泰互译的研究，侬常生博士、李芳博士对泰语及同语系相关语言学的研究，刘建琼博士对泰语及傣语语言学的研究，全莉博士对中国文学在泰传播的研究，冯俏丽博士对泰国政治和文学的研究等。
总体而言，我国的泰国研究已取得显著成就。随着中泰两国关系的发展，我国的泰国研究经历了从早期的基础性探索到多学科、多角度的深入研究的过程，泰国研究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比重逐渐增强。当前，我国的泰国研究不仅涵盖历史、文化等传统领域，还对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逐步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研究体系。但仍面临困难与挑战：一是需进一步拓宽研究深度与多样化视角。我国的泰国研究虽在数量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需加强深度和广度的融合，特别是在社会学、文化研究、区域安全等传统与新兴领域的交叉研究方面。二是需加快学术资源的整合与更新步伐。我国学术界虽然在泰国研究上投入大量资源，但各高校与研究平台仍需要在理论创新、方法论的多样化和实践领域的拓展上加强合作。三是需进一步提升国际化视野。全球化进程，泰国研究不仅要在国内进行深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和对话，提升国际化视野。
注释：
[1] Fang Kuei Li,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2] 陈序经：《暹罗与中国》，文史丛书编辑部1941年版。
[3] 邹启宇：《泰国的封建社会与萨迪纳制》，《世界历史》1982年第6期，第36-45+91页。
[4] 段立生：《中国古籍有关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记载》，《东南亚》1986年第3期，第36-40页。
[5] 陈吕范：《关于泰族起源问题》，《东南亚》1989年第3期，第1-11页。
[6] 谢远章：《从素可泰碑使用干支看泰族族源》，《东南亚》1983年，第22-27页。
[7] 范宏贵：《泰族起源与迁徙再探》，《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第71-76页。
[8] 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 裴晓睿：《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14-118页。
[10] 栾文华：《多迈索对泰国家庭小说的贡献及其创作思想上的局限》，《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第76-82页。
[11] 张锡镇，宋清润：《泰国民主政治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
[12] 虞群，徐紫莹：《规范内化与东盟地区论坛的预防性外交实践》，《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5期，第23-40页。
[13] 瞿健文：《“泰式民主”再遇街头政治考验》，《世界知识》2013年第24期，第30-31页。
[14] 周方冶：《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5] 薄文泽：《中泰之间的族群互动——历史与现状》，成都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37-40页。
[16] 龚浩群：《泰国佛教中的他者与文明化:兼谈海外民族志研究中作为方法的他者》，《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10页。
[17] 金勇：《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2期，第135-152页。
[18] 吴圣杨：《基于“粘稠传统”的与时俱进——泰文明的内涵及发展特点研究》，《南洋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70-80页。
[19] 杨光远：《十三世纪傣泰语言的语音系统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20] 陆生：《泰语视听说》，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1] 易朝晖：《泰语外来词的形态同化》，《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42-46页。
[22] 刀承华：《泰国民间文学的当代审美重塑与价值重构》，《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79-88页。
[23] 金勇：《形似神异——三国演义在泰国的古今传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4] 熊燃：《东盟文学奖与泰国当代小说的创意写作实践：1979—2009》，中西书局2024年版。
[25] 杨丽周：《傣泰民族谚语的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
[26] 贺圣达：《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7] 钟智翔，于在照：《东南亚文化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
[28] 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29] 刘志强，谈笑：《东盟文化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30] 康朋·本塔维：《东北孩子》，熊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31] 覃秀红：《大中华文库·老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学人访谈 | 李泰盛博士谈泰国智库及华文教育
编者按：2025年3月，泰国清迈大学中文系创始人เจริญเพ็ชรรัตน์（李泰盛）博士在清迈接受了本期前沿特邀责编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华维博士的在线访谈，就泰国智库、华人群体及华文教育的现状及发展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李华维博士（以下简称“李华维”）：李泰盛老师，您好！久违尊颜，甚是想念！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学生的采访。首先，近年来泰国智库对华研究增多，但高校（如清迈大学）的中国研究更注重长期文化视角。您认为智库的短期政策分析与学术界的深度研究如何互补？
李泰盛博士（以下简称“李泰盛”）：两者确实存在一些差异化互补，例如以开泰银行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商业智库，其优势在于依托企业网络获取实时经贸数据，开展具有政策时效性的应用研究。这类研究也为我们高校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数据支持。而大学系统的中国研究，比如朱拉隆功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擅长宏观战略分析，我们清迈大学则聚焦跨境民族语言变迁、移民社群文化适应等中长期议题。这种“智库数据-高校阐释”的合作模式，正在形成泰国中国研究的独特生态。
李华维：泰国智库的研究往往影响精英决策，而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可能更多来自媒体或文化接触。您认为中文教育（如本土中文课程或孔子学院）在塑造泰国社会对华态度方面有何作用？
李泰盛：智库更多地提供宏观层面的研究，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方面；而自媒体通则通常聚焦于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文化、娱乐方面。过去泰国人可能通过观看一些古装电影或电视剧来了解中国，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呈现现代中国。而如今通过Tiktok或其他媒体平台，他们更能够感受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更加贴近现实。中文教育在泰国社会对华认知建构中发挥着独特的“认知桥梁”作用。清迈大学中文系创立二十余年来，我们不断完善课程设置、教学实践各个环节，力求突破单纯的语言技能传授。最重要的是，中文教育正在培养一批“文化转译者”。我们的毕业生中，有不少人进入媒体、跨国公司等领域工作，他们凭借双语能力和文化理解力，成为泰国社会认知中国的重要信息节点。这种传导机制，是智库研究难以替代的独特价值。
李华维：多年以前，您主导创建了清迈大学中文系，您的学生中既有华裔子弟也有泰族青年。在数字化时代，他们通过哪些新形式（如短视频、网络文学）重构着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这是否预示着未来中泰关系的新范式？
李泰盛：Tiktok等平台的出现使得学生们频繁接触到中文、歌曲、中国式的美、科技、饮食及各种生活点滴，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好感。未来的新范式是“信息同步”的。过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圈，而如今大家分享同一个更广泛的圈子。例如，全球著名网红Speed到中国访问并直播，通过他的亲身体验，世界各地的观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进步与魅力。这样的新范式不仅仅限于泰国，而是一种全球化的趋势。
李华维：您的家族作为泰北第二代华人，这段家族史如何影响您对中泰关系的理解？您是否认为泰北华人社群在促进中泰互信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李泰盛：目前清迈大学也在做一些相关的研究项目，比如“泰北华人移民口述历史数据库”，某种意义上说，也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提供一些历史参照。作为第二代华人学者，我始终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并深信中文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将持续提升。通过推动中文教育发展，帮助学生掌握中文这项重要技能，我们正在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多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我很荣幸能够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
学人简介：
李泰盛先生于2004年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曾任清迈大学中文系主任，主导创建中文系，主要从事汉泰—泰汉翻译等研究。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导游汉语》、《旅游汉语》等教材。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李华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