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方 瀚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目 录
学之探究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历史土壤
国外经验 评估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及其研究价值
编者按：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本文中简称为“拉美”）不论在地理还是心理上，都距离中国比较遥远。国际关系学界对拉美的研究，多聚焦于地区经济、政治、历史、社会等方面。相较之下，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受到的关注与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对拉美理论的介绍也多是对部分最重要理论的讨论。历史和理论作为国际关系专业的两个核心抓手，显然有进一步讨论的意义。因此，本期希望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切入，辅之以历史补充，对该主题展开讨论。
本期聚焦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理论（Lati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简要梳理拉美被纳入国际体系后的各历史时期与理论产生的关联，并对其历史与理论进行评估。本期设置“观点集萃”“学之探究”“国外经验”三个栏目。
“观点集萃”主要涉及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在进行讨论范围与“国际关系理论”概念的简要界定后，该部分将根据不同理论流派的主要出发点和侧重点，梳理出五类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介绍每种理论的主要内容，辨析其是本土原创还是对西方理论的改造，相对完整地呈现拉美国际关系理论。
“学之探究”栏目梳理了16世纪以来拉美被纳入国际体系后的历史演变。该部分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地重述和解读历史，因而，研究粗略划分出五个历史时期，在每个历史时期，拉美地区都展现出新的变化与不同的时期特点。该部分试图从宏观角度观察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产生的辩证关系，分析拉美独特历史土壤对塑造理论的影响，以及理论与现实政策的强烈关联，并提供观察这三组关系的视角。总之，该部分认为，地区历史对拉美理论的独树一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外经验”侧重主题的“评估”部分。第一，该部分对拉美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总体性的评价，并分析该理论群内部的共性和差异。同时，该部分也提及了拉美理论面临的多方面挑战与局限。第二，此部分分析了地区历史发展对本土理论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即对历史作用展开评估。第三，该部分论述了拉美理论的研究意义。同为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拉美理论在国际学界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研究拉美理论可为我国理论界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观点集萃 |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发展线索
本部分将介绍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国际关系理论和其他类型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多样的。有些国际关系理论由政治学理论发展而来，有些则是从经济学理论中演化而来，且其基于独特假设的观点部分地对国际政治现象能提出具有解释力的观点，因而跻身广义上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员。
虽然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纷繁复杂，但纵观已经得到认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多数符合几个基本特点。第一，国际关系理论是用以描述，进而指导国家或国家集团处理与他者之间关系的理论，理论指导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1]，但也可以指导国家集团或次国家行为体。第二，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在国际体系层次有一套基于假设的观察视角。第三，一套理论的基本目的是追求行为体自身的利益。由此，本文认为，只要一套理论提出了其假设与世界观，在国际体系层次上论述了自身的观点，进而提出了国家等行为体的行动指南，便可将其称为国际关系理论。这意味着，本文大致按照国际关系理论的“广义”定义标准，对拉美理论进行介绍。
具体来说，本文介绍的“拉美国际关系理论”，指的是主要由拉美国家学者提出（偶有拉美国家学者与欧洲国籍学者进行合作的情况），并将拉美历史经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提供解释的理论。20世纪前中期，西方的理想主义（Idealism）和古典现实主义在拉美受到了推崇和大规模的引介，因而，拉美一度在智识上依附于西方。[2]对此，本文的“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也指拉美学界对理论上“知识依附西方”的现象进行反抗尝试，进而发展出的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新之争”和建构主义的出现，并未在拉美学界掀起太大波澜，引发冲击。另外，以往的部分研究曾将“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视作传播至拉美，并对该地区产生影响的理论。本文则认为，“现代化理论”虽然曾经受到拉美的重视，且当今还有部分市场，但仍主要是外来理论，且其对拉美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已经过去，并不是学界的关注重点。所以，本文也不会将“现代化理论”的介绍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本文参照理论的主要侧重点，进一步将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大致划分为五类，并介绍各理论的基本背景、主要内容等。
本文介绍的理论，一些是拉美学者在部分吸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经验进行验证、修正和发展而成；其余则可归类为拉美学者基于本国和本地区历史经验而原创的“土生土长”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将在具体的理论介绍中进行区分，以体现拉美理论的独特性。
一、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流派
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为代表的“结构”理论，是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层次出发，进而立论展开分析的典型理论。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中，也有从国际体系结构出发，较为宏观地对国际政治现实进行解读的理论。其中主要的三种理论分别是“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或称“依附论”）“世界体系论（World-Systems Theory）的拉美分支”和“外围现实主义”（Peripheral Realism）。
（一）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是20世纪中期由拉美学者提出的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本质上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的结构视角，解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当时的拉美国家）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困境。依附论受到“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的启发，希望通过理论的构建，解释拉美在1930-1945年发展中的新特点[3]，进一步帮助指导未来发展。依附论的另一个目标是对欧美主导下的现代化理论提出反对、进行批判。因此，从根本上说，依附论并非借鉴西方理论下的产物，而是拉美“土生土长”的原创理论[4]。
拉美国家大多于19世纪前期取得独立，加勒比地区国家则于20世纪开始逐渐走向自主。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拉美国家试图效仿欧美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结果事与愿违，发展停滞，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外部依赖之中，出现了经济“增长但不发展”的怪圈。二战后，亚非拉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有所上升，拉美未能借助此次机会切实地将此势头转化为发展的助力。在此背景下，依附理论通过批判现代化理论和第二代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中市场经济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等观点，揭示了国际体系中存在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认识，使得此后的拉美理论群大多在对国际体系的基本假设中与主流理论的“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存在重大分歧。对于地区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从一开始便是不平等的、等级制的。同时，国家主权“对外独立”的假设也无法得到拉美的认同，因为许多国家从未获得绝对意义上的完全主权。这两点构成了对国际体系认知的根本性差异。虽然许多拉美理论不够“科学”，不包含完整且清晰的假设、理论硬核等元素，但上述两点多多少少地在理论中有所暗含。
依附理论的代表人首推阿根廷经济学家、拉美经委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前执行主任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巴西前总统、学者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此外，德裔美国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也作为依附论其中一派的代表为人所熟知。
综合来看，依附论是从经济辐射到政治，进而引发对国际关系新认识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经济决定论”色彩。依附论的核心假设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 Structure）。由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5]拉美被迫成为体系中的“外围”，依附于中心的欧美国家，成为原材料、初级产品的提供者，并依赖后者出口的工业制成品。这体现了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不平等。
对于“依附”是如何形成的问题，该理论总体上认为，从一开始，外围国家的发展便受制于中心国家的扩张。中心国家完成资本积累后，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已逐渐走向畸形，不得不采取单一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这些国家还在技术上依赖中心国家。随着中心资本的渗透，社会问题在外围国家出现，贫富差距愈发悬殊。以危地马拉（Guatemala）为代表的“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政府甚至受到中心资本的影响，主权实质由跨国公司“接管”。如此结构一旦定型，外围国家便持续受到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压力，难以推翻既有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依附论的确由最初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发展壮大而来，经济因素也在该理论中被摆放到了一个较为核心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理论不涉及对政治因素的考虑。西方国家历史上的殖民与扩张，深刻塑造了后来几个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如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的强调，认为经济作为一种基础性因素，对政治产生影响的观点一样，依附论也将两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以“依附”为线索划分历史时期，并分析各时期的依附类型。16至19世纪被归纳为“殖民依附”，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实现资源单向流动；19世纪末至二战时期为“金融—工业依附”，西方资本控制拉美工业命脉；二战后为“技术—工业依附”，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垄断深化控制。
由此，针对既有结构，依附论提出了变革的观点，强调改变现状的必要性。依附论的不同具体分支提出了不同的具体主张，这些观点大多包括采取经济上的进口替代战略、国有化政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推动区域合作以打破被动依附局面等举措。只有这样，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才可以走出不同于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另一条可行的发展之路，并且，经济的发展才能增强拉美在国际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不过，多数依附论学者似乎在提出理论后仍留存一些“迷思”，比如在历史的“惯性”已经固化了“中心-外围”的结构后，外围国家是否真的仍有可能达成发展目标。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目前为止，依附论的观察对象还不存在一个成功摆脱依附地位的国家案例。这不仅可能引发学界在依附论方法论上的质疑，也使得上述“迷思”难以消除，折射出多数依附论学者的思维底色中可能存在悲观的一面。
依附论内部存在一个较为与众不同的流派，即卡多佐的“依附发展理论”（Dependent Development）。卡多佐接受“中心-外围”结构，却认为外围地位不一定导致发展的失败。他强调，外围国家可通过与跨国资本合作实现有限发展，即“依附性发展”。发展的核心思路是将国内精英和跨国资本进行结合，辅之以国家的部分干预。经济指标的上升、总体财富的增加，在国家的再分配下，可以掩盖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卡多佐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实践的便是这个理论。
正如拉美研究学界对地区意识形态“左右”摇摆问题的探索，国际关系理论层面也能体现出“左右”带来的分异。有学者将依附论内部划分为三个派别：“古典/传统依附论”“新马克思依附论”和“发展依附论”。[6]实际上，三派理论学者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影响了他们对“中心—外围”的解读。提出“古典/传统依附论”的普雷维什等人属于中间派，但在部分问题的认识上略微偏左，他们代表的是技术官僚（Technocrat）群体的观察角度。理论中对经济问题的强调，也显示了他们淡化“价值取向”的倾向。“新马克思依附论”者，如多斯桑托斯、鲁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等，与左翼结合紧密，还提出了“次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等新概念。卡多佐的“发展依附论”总体上具有更多的右翼色彩。该理论的经济政策也的确与许多拉美右翼威权政府和军政府采取的措施相似。
20世纪50至70年代，随着拉美新一波经济转型的尝试，依附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依附论走向了式微。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再度席卷拉美，刺激了拉美学界对依附论的新思考。
20世纪90年代至今，“新依附论”在依附论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提出了新的观点，形成了新的分支流派。新依附论（Neo-Dependency Theory）聚焦金融资本和技术层面的依附，依附形式从原有的商品贸易更加明显地转向金融资本和新兴技术垄断。比如，拉美国家在新的技术领域再度处于依附地位，不得不依赖西方的专利技术和网络数字平台，形成“数字殖民”（Digital Colonization）。同时，西方金融资本的注入和在危机时期的外逃，抑制了拉美的产业升级，使得拉美仅能维持脆弱低端产业的运行。如此便将拉美限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比如墨西哥出口加工区的例子[7]。
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依附论的另一个关注点。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拉关系的发展，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拉美还是处于相对外围的位置。中国对拉美大宗商品，特别是资源的大量需求，如对智利出产的铜的购买等，使得拉美逐渐对中国产生了依赖[8]。中国对拉美基础设施的投资与更深度的投入，虽然拉近了彼此间的关系，但也引发了债务型依附的担忧。不过，新依附论的担忧未能真正左右拉美国家政府的实际行动，而且，中拉的接近有诸多方面的好处，对中国的担忧至少暂时难以构成事实上关系推进的阻碍。
依附论作为首个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其“中心—外围”的核心思维角度，使其成为拉美最有潜力进化为一种“范式”的理论。当然，有学者认为依附论属于“相对主义”范式的表现。[9]不论如何，它的出现，对此后的拉美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的自主理论、外围现实主义、拉美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底色都具有一定的摆脱西方既有压迫，希望突破外围地位的特点，它们的思维灵感部分地由依附论开创的分析视角启发而来。因此，依附论是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中之重。
（二）世界体系论（World-Systems Theory）的拉美分支
世界体系论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将全球看作由“中心-半边缘-边缘”（Core-Periphery-Semiperiphery）构成的等级体系，强调资本主义扩张对区域发展和国际体系结构的塑造作用。该理论很快受到拉美学者的关注，在拉美语境下，这一理论作为引入的西方理论，与本土的依附论融合，进而形成了世界体系论的“拉美分支”。拉美的世界体系论对原版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继承，主要聚焦殖民遗产、资源依附与区域抗争等主题。
该理论的代表人包括弗兰克、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卡多佐等人。在此处，弗兰克和卡多佐同样作为世界体系论的相关学者出现。这体现出拉美理论之间的紧密关联性，以及拉美学者研究中思路的延续性。
与原版世界体系论一样，此理论同样强调“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与依附论不同的是，世界体系论认为“半边缘”国家起到了“缓冲带”的作用。[10]否则，经济危机可能会对中心国家产生直接冲击。具体到拉美语境下的世界体系论，第一，学者强调殖民时期的掠夺，如金银开采、种植园经济等，对现代依附关系的奠基作用。学者认为，拉美的贫困也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结果。拉美地区呈现出一种“欠发达发展”的现象。第二，半边缘国家具有一定的动态性，部分存在潜力的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可能通过工业化等方式将自身提升为“半边缘”国家，但由于既有体系结构和技术实力上的差异，拉美国家没有机会转变为中心国家。并且，目前的现实是，拉美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难以通过局部改革改变结构性地位。第三，理论引入了殖民性（Coloniality）概念，分析知识生产、种族主义如何帮助维系目前的全球等级。
（三）外围现实主义（Peripheral Realism）
外围现实主义是另一套从结构角度解释国际关系，并提供行动指南的理论。它在20世纪90年代后产生，试图在依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拉美国际关系理论。20世纪前期，拉美密集地引入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将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奉为经典。因此，拉美学者对现实主义非常熟悉。学者便部分参考了现实主义对权力政治现实的关注视角，结合拉美国家相较于西方在权力上的巨大悬殊，针对自身处境，提出了该理论。
外围现实主义是阿根廷学者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后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后文提到的“自主理论”在此时的讨论相对弱化，由于学界研究兴趣点的转移，外围现实主义应运而生。同时，埃斯库德认为，主流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为中心国家服务的，他的理论则瞄准外围国家，指出应采取的差异化策略。
外围现实主义主要的目标是解释处于国际体系“外围”的中小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如何在权力不对称的国际新格局中制定外交政策或行动方针。该理论结合了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逻辑与对外围国家结构性弱势的批判性反思。总体来说，该理论为外围国家提供的是一种偏实用主义的策略指导，认为这些国家应当规避风险，对中心国家采取非对抗性策略。
虽然该理论从现实主义中吸纳了权力政治的元素，但与现实主义对相对收益的关注不同，外围现实主义承认，外围国家无法改变权力结构，应转而通过“低姿态外交”减少损失，关注绝对收益。外围国家的国家利益应当根据民众福祉来定义，这些国家不可能与西方在高政治领域争夺收益，但是在经济增长等低政治议题上，若西方国家的物质利益未受到直接威胁，外围国家追求获取绝对收益的行动，不会对西方造成损害，反而更有助于双方达成一致。因而，后文提及的“生态”等低政治议题，也具有相似的发展潜力。
对于外围国家在外交层面的实践，该理论建议，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妥协，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采取追随的策略，甚至同意让渡部分主权来避免对抗。比如，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等国际组织的结构改革要求，拉美国家应该同意以换取经济发展的资本。
对于究竟如何平衡妥协与自主、自治，埃斯库德还提出，外围国家的自主性程度应根据一国的对抗能力，即一国因对抗需要付出代价的承受能力来确定。[11]一个国家的自治权应该根据针对某一具体问题采取自由行动可能付出的代价来加以衡量。[12]因而，拉美的“自主权”或自主性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单纯的行动自由权，而是基于行为体现实承受力考量下的自主。
巴西的卡多佐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对外围现实主义实践。卡多佐在推动南方共同市场（Mercado Común del Sur, MERCOSUR）的同时，避免挑战美国霸权，通过多边机制如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等争取利益。不难看出，外围现实主义的观点与卡多佐的“依附发展论”存在理论交集。这两种理论流派也面临相似的质疑。左翼称它们为“依附性现实主义”，认为暂时的收益会蒙蔽国家的双眼。与西方的合作与接触，和最初目的背道而驰，最终将加深拉美受到的控制。在接触过程中，拉美国家还产生了拥有特权的国内利益集团，联合西方共同压榨本国民众。事实上，卡多佐政府之后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政府以“自主外交”取代了卡多佐的方针。
二、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解放主义流派
（一）解放神学（Teología de la liberación）
解放神学诞生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拉美，是天主教内部的一场激进思潮，主要针对拉美的贫困、社会不平等问题与右翼军政府的出现给出回应。解放神学是拉美教会的首创，虽然属于天主教背景下的新发展，但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地区本土属性。
在发展困境的背景下，基层教会组织对于拉美底层民众遭受的剥削深感同情，产生了“优先选择穷人”（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的转向。在拉美地区的军事政变，如智利1973年政变的过程中，教会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目睹军政府的残忍行径后，教会从一开始的政变接受者与支持者转变为怀疑者。此外，古巴革命的成功与左翼思想在拉美的传播，使得教会组织开始反思在社会中应起到的作用。
一般认为，1968年第二届拉美主教麦德林会议与1971年出版的《解放神学》（Teología de la liberación）标志着解放神学派别的诞生。解放神学认为，上帝站在受压迫者一边。解放神学结合了对天主教的改造和左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支持了教会组织帮助穷人的观点。解放神学甚至支持在必要的情况下拿起武器进行反抗。不过，解放神学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观点。
该理论的代表人是秘鲁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巴西神学家莱昂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和萨尔瓦多（Salvador）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Oscar Romero）。罗梅罗后来因支持贫民抗争而遭暗杀，成为解放神学的殉道者。
本文之所以将解放神学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看待，是因为其不同于一般的天主教派别，超越了国内社会层面，强调国际层面的人类解放。因而，解放神学理论涉及了国际体系。在其看来，国际关系应服务于被压迫者，国际关系的终极目标是解放被压迫者，这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上的解放。由此，解放神学对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持反对态度。面对跨国公司对拉美资源、劳动力的剥削，其结合左翼观点主张通过南南跨国联系以联结亚非拉，进行正义的反抗，对抗霸权，恢复国家被让渡的主权。
由此可见，虽然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在解放神学中仅占据一部分的内容，但其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不同于既有理论的初始假设。第一，解放神学拒绝将国家视为单一理性行为体，转而肯定了底层民众的能动性与跨国社会运动的力量。这对国家主要行为体的地位提出了质疑。第二，作为拉美的理论体系，解放神学深刻地了解自由贸易、民主、制度等自由主义议题的虚伪性，比如美国以塑造民主为名，支持拉美右翼军政府。第三，解放神学通过宗教、道德角度尝试建构“贫困”话语叙事，将其提升至全球伦理议题的高度。
解放神学的直接政治实践较少，更多地作为指导行动的一种精神基底得以体现。比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Bolivarian Alliance for the People of Our America, ALBA）以“团结贸易”替代自由竞争，在章程中明确提及“基督教团结”原则[13]，反映出解放神学对解放、平等的追求。
（二）自主理论（Teoría de la Autonomía）
自主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由阿根廷国际关系学者胡安·卡洛斯·普伊格（Juan Carlos Puig）和巴西学者赫利奥·加瓜利伯（Helio Jaguaribe）提出的理论框架。“自主”或“自治”概念的兴起，一方面是依附论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切合了该时期拉美在外交政策领域新一轮的自主尝试。同时，学界认为，自主理论将依附的分析视角、主流理论中的古典现实主义、相互依存论进行融合，搭建起了依附论与主流理论概念间的桥梁。所以，自主理论属于引入西方理论并加以本土化改造的理论。
“自主”的概念指国家通过外交政策选择，平衡外部压力与内部发展需求，实现“相对自主”的处境。自主理论旨在探讨拉美国家如何在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实现外交自主与战略独立性。该理论批判了传统依附论的悲观态度，强调国家能动性、区域合作与外交多元化的可能性。学者认为，虽然国家无法完全免疫外部对主权的侵害，但自主的国家应该是拥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外部威胁，决定内部事务的。作为依附国家的拉美，显然面临许多方面的外部控制，尚不能被称为自主国家。为了达成自主目标，两位学者认为，需要采取措施，包括反对中心国家的地区联盟、实行经济政治一体化、改善谈判战略[14]。同时，“自主”也成为拉美理论的线索之一，对此概念的关注度随时期变化，有所起落。
该理论指导下的最典型的政策是拉美国家对能源产业的国有化。一般认为，自主理论的实践主要是巴西卢拉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卢拉通过推动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加入金砖国家（BRICS），推动“南美洲国家联盟”（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 UNASUR），拒绝美洲自贸区（Free Trade Area of Americas, FTAA）等举措维护自主，[15]发挥行为体主观能动性。
正如前文“外围现实主义”部分所述，拉美学界对自主理论和自治问题的兴趣在冷战后减退。但是，理论的核心问题仍具有现实意义。21世纪的拉美国家在经历两波“粉红浪潮”（Pink tide）后，上台的左翼政府均在不同程度上思考自主的问题。
三、批判理论流派
拉美的批判理论主要包括“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拉美“生态国际关系理论”（Ecolog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和拉美的女性主义（Latin American Feminism）。尽管许多其他地区围绕相关概念与后现代议题提出了理论，但这些理论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拉美的独特性。因此，这三种理论，虽然部分受到同类理论的启发，但本文均认定为聚焦地区特色与问题的本土理论。
（一）后殖民主义
拉美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以“殖民性”为核心，批判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在现代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存在，强调知识、种族、性别与经济多种剥削形式的交织。
拉美后殖民主义的独特性在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后殖民”，即国家摆脱殖民，取得独立后的历史阶段，拉美学者更强调殖民逻辑在独立后的延续。同时，拉美学者认为，历史上的种族混合（Mestizaje）与“混血”是殖民同化策略。[16]此外，“新提取主义”（Neo-extractivism）与新自由主义一道，在拉美延续了殖民资源掠夺[17]。
具体来说，后殖民主义学者提出了几个关键命题。
安尼巴尔·奎哈诺（Aníbal Quijano）提出了“殖民性权力”（Coloniality of Power），指亚非拉地区在殖民时期出现的种族、劳动、性别和知识控制权力。这种权力在拉美独立后仍持续起到影响[18]。殖民时期的种族区分，构成了劳动剥削的基础。欧洲现代性话语体系下的知识压力，抑制了被殖民地本土认知方式的成长，[19]形成了“知识从属”。
沃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Mignolo）提出“边界思维”（Border Thinking），以被殖民者的边界位置挑战西方，认为不止有一种现代性，实际存在多元现代性[20]。他还提出“去殖民化知识”，需要恢复土著语言与宇宙观[21]，与全球南方进行对话。这一命题引发了对原住民在后殖民文化处境的思考，进而引出了原住民如何与殖民文化在对抗性共存中实现知识复兴的问题。
恩里克·杜塞尔认为，“现代性神话”（Mythology of Modernity）掩盖了殖民屠杀，进而就欧洲对拉美的暴力进行批判。[22]
可见，拉美后殖民主义侧重揭露知识因素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一整套持续的殖民逻辑。但该理论内容较为抽象，缺乏具体实践路径[23]，更多地是一种智识上的思想成果，体现拉美理论界的思想活力。
（二）生态国际关系理论
生态国际关系理论与依附论、后殖民理论存在思想关联，由后两者的部分观点演化而来。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阿尔贝托·阿科斯塔（Alberto Acosta）、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
生态国际关系理论的命题和逻辑较为明确。主要包含两点。第一，提出“美好生活”（Buen Vivir）理念，批判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主义，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际秩序。第二，提倡“生态主权”，以反对跨国公司的资源掠夺，主张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控制。比如，厄瓜多尔2008年宪法将“自然权利”写入法律；玻利维亚推动《地球母亲权利法案》（Ley 071 de Derechos de la Madre Tierra）[24]。
生态主权与单纯的资源国有化、环保政策存在差别。虽然从结果上看，国家对矿产等资源的收回均为落实途径，但生态主权更侧重生态环境的角度，而非对资源进行经济计算。国家取得了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控制，摆脱了资源依附，但仍需要参照“美好生活”概念，对资源进行合理利用。
（三）拉美的女性主义
拉美的女性主义理论起源于20世纪80、90年代，由于拉美经委会的议程设置与其他地区女性主义的传入，如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的《香蕉、海滩与基地》（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未能解释拉美本土女性问题。因此，拉美的女性主义主要根植于对殖民历史、种族压迫、阶级矛盾与社会运动的思考，强调性别问题与殖民、种族、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联。因此，拉美女性主义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与欧美的女性主义理论存在差别。主要的代表人包括阿根廷学者玛利亚·卢戈内斯（María Lugones）和丽塔·塞古拉（Rita Segato）等。
该理论存在殖民女性主义、原住民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流派，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共同主题。
第一，殖民与混血政策构成了对拉美女性的剥削，如上文提到的种族混合等策略，形成了对女性的压迫[25]。
第二，学者提出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即“三重压迫”，认为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共同压迫拉美女性。比如，巴西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莱莉亚·冈萨雷斯（Lélia Gonzalez）指出：“黑人女性的斗争是反种族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父权制”[26]。
第三，女性主义理论常与跨国女性主义网络和社会运动直接组成联合以挑战不平等与性别暴力，如阿根廷开始的“一个（女人）都不能少”（“Ni Una Menos”）、墨西哥原住民妇女土地抗争，推动性别立法等，[27]拉美女性主义强调“实践中的理论”（Theory in the flesh）。
四、拉美的新区域主义流派（Latin American Neo-regionalism）
一般认为，拉美的区域主义于二战后正式出现。冷战后及21世纪以来，其背后的指导思想和区域主义理论经历了转变。随着全球区域主义的新一轮复兴，拉美受到该浪潮的影响，而且，同时期现实政治关注度的下降，促使了拉美学界在理论上的重新思考与研究兴趣的转移。在此背景下，拉美新区域主义流派产生。
新世纪以来，尤其在巴西、委内瑞拉影响下形成的“南美洲国家联盟”出现后，区域主义的关注点从传统经济一体化转向更具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新模式，形成了“新区域主义”与“后霸权区域主义”的理论框架。两者的观点在一些方面存在重合，都是拉美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挑战的回应路径。两种理论流派的共同代表人是皮亚·里吉罗齐（Pía Riggirozzi）和戴安娜·图西（Diana Tussie）。布里塞尼奥—鲁伊斯（Briceño Ruiz）论述了新区域主义的新特点；托马斯·穆勒（Thomas Muhr）为后霸权区域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拉美新区域主义的思想诞生于90年代。当时的巴西正在谋划整合已有的区域组织，推动建立南美洲国家联盟[28]，进入21世纪后，卡多佐和卢拉加快推进该进程，促进了新区域主义理论的实践。新区域主义理论认为，在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拉美需要超越传统的经济贸易议题，整合政治、社会、环境议题，将区域合作作为发展工具，关注减贫、基建互联，并参与全球市场互动，延续贸易多元化。在此理论指导下，南美洲国家联盟在健康、教育等社会议程上发力，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被提出。
拉美后霸权区域主义虽然也认同需要在公共产品等多领域推动一体化，但应当反对霸权，以区域合作替代全球化，拒绝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主张纯粹的区域自主联合，后推动2004年建立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该组织通过建立区域货币“苏克雷”（SUCRE）等措施，抵制美洲自由贸易区，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在政治上，该组织曾支持厄瓜多尔的主权，反对西方干涉。
显然，新区域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世界持开放态度，后霸权区域主义则认为需要通过激进替代方案重塑地区国际秩序。
五、拉美文化思想与理论
冷战后，文化因素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界的受关注度显著提高。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理论在其假设中引入了文化，引发了理论界的新热潮。虽然拉美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新-新”之争兴趣寥寥，建构主义理论也难以很好地与拉美现实对接，但文化视角仍在拉美与其他地区的互动中产生影响。进而，拉美地区也相应地提出了本土的文化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
拉美的“文化杂糅”理论（Hybrid Cultures theory）由阿根廷、墨西哥人类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内斯特·加西亚·坎克利尼（Nestor Garcia Canclini）提出。与美国的“文化色拉碗”概念相似的是，两者都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出发。不过，“文化杂糅”蕴含了更多的国际政治色彩。该理论并非是文化元素的简单叠加，而是解释不同文化在权力不平等条件下冲突、协商与重构的过程[29]。坎克利尼批判了传统的“文化纯粹性”观念，强调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元素，如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的动态混合过程。该理论在内容上与拉美后殖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本土与外来的混合指全球文化被本土重新诠释，本土文化通过全球网络传播并商品化。比如拉美传统节日在好莱坞电影中的新呈现，体现出文化的混杂性。
第二，文化反映权力和不平等关系，文化杂糅具有阶级性。精英阶层通过“选择性杂糅”维持文化霸权，底层则通过“创造性杂糅”抵抗边缘化。
第三，面对存在精英和底层“文化杂糅”的同时存在，坎克利尼认为应持去中心化视角，强调文化生产的多元主体性，认为拉美应当在两者之外构建自身的文化知识体系。
六、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特点
综合上述各理论流派，可以提炼出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特点。
首先，拉美理论具有较强的批判色彩，不仅成为主流理论的挑战者，还为学科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同时，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内涵丰富，除了从政治现实取材外，还从经济、文化、宗教、新兴议题等方面展开论述。尤其是解放神学，将宗教神学引入对政治现实的解读，并相应地提出自身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这很好地证明了只有拉美的土壤可以孕育出这样的理论。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向”[30]命题，其中的重要研究素材便是以解放神学为代表的“宗教觉醒”势力与现实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将不同的因素引入学科中，可以避免僵化地看问题，为未来完善理论提供基础和可能性。
其次，就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在基础概念等问题上与主流形成的差异看，虽然其对“无政府”“等级制”“主权”等概念的理解是独树一帜的，但由于现实政治等限制因素，这种差异化的理解无法对主流理论概念构成有力的挑战。而且，拉美理论家似乎也并无推翻主流的意图。不过，这仍然是另一套具有意义和解释力的逻辑。对于拉美本土的许多“魔幻”政治现象，主流理论很难在其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中提供严丝合缝的合理解释。然而，如果将视角切换到拉美理论的出发点，则可以较为轻松地破解许多冲击常识现象的内在逻辑。由此可见，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自身所处的时代处境是紧密相连的。
在理论与自身处境的紧密联系下，拉美国际关系理论较为成功地构建了对自身情况的叙事、解释。虽然在理论产生初期甚至是当今，拉美内部的多种声音并存，比如对发展与否、如何发展、为何发展缓慢等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但这恰好也是对相对混乱的现实政治的一种反映。对于拉美历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理论也从许多角度对其给出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理论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分，只要能提供一种符合假设、能够自洽的逻辑，便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进程和知识发展。新一代学者也得以在前人的研究基础和学术共同体讨论框架下，更快地上手，产生新的成果。
注释：
1. 车力：《“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8页。
2. Arlene B. Tickner, 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4, No. 4, 2003, p. 336.
3. 张建新：《从依附到自主：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8页。
4. 同上。
5. 刘志明：《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述评》，《开放导报》2010年第1期，第68页。
6. 曹廷：《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依附与自主的辩论》，《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23年第1期，第386页。
7. Gary Gereffi and Miguel Korzeniewicz, eds.,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hardcover) and Praeger (paperback),1994, pp.67-89.
8. Kevin P. Gallagher and Roberto Porzecanski, The Dragon in the Room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Latin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89-92.
9. 史艳：《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第25期。
10. 刘志明：《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述评》，《开放导报》2010年第1期，第70页。
11. 张建新：《从依附到自主: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20页。
12. 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13. L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Añez: anunció la salida de Bolivia del Alba, de la Unasur y rompió relaciones con Venezuela, latinoamericapiensa, 2019.
14. Arlene B. Tickner, “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4, No. 4, 2003, p. 332.
15. Jaguaribe, H., El nuevo escenario internacional, Fondo Cultura Economica, 1986, pp. 67-82.
16. Anibal Quijano and Michael Ennis,“Coloniality of Power, Eurocentrism, and Latin America,”Nepantla: Views from South, Duke University Press,Vol.1,No.3, 2000, pp.552-554.
17. Maristella Svampa, Neo-Extractivism in Latin America: Socio-Environmental Conflicts, the Territorial Turn, and New Political Narra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45-48.
18. Anibal Quijano and Michael Ennis,“Coloniality of Power, Eurocentrism, and Latin America,”Nepantla: Views from South, Duke University Press,Vol.1,No.3,2000, pp.533-534.
19. Ibid, pp.541-543.
20. Walter D. Mignolo, 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Border Think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67-70.
21. Walter D. Mignolo, 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22-125.
22. Enrique Dussel, The Invention of the Americas: Eclipse of the Other and the Myth of Modernity, Michael D. Barber (Translator), Continuum, 1995, pp.47-50.
23. Arturo Escobar, “Worlds and Knowledges Otherwise: The Latin American Modernity/Coloniality Research Program,”Cultural Studies, Vol.21, No.2-3,2007,pp.179-210.
24. Ley 071 de Derechos de la Madre Tierra, Sobre https://www.bivica.org/file/view/id/2370
25. María Lugones, “Heterosexualism and the Colonial/Modern Gender System,” Hypatia, Vol.22, No.1, 2007, p.189.
26. Lélia González, “A categoria político-cultural da Amefricanidade,” Revista De Estudos E Pesquisas Sobre As Américas, Vol.15, No.1, 2021, p.75.
27. Julieta Kirkwood Bañados, Ser política en Chile: Las feministas y los partidos, Santiago: FLACSO, 1986, pp. 45-63.
28. 李德鹏、思特格奇：《拉美区域主义的特点及影响因素》，《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4期，第61-62页。
29. Nestor Garcia Canclini, 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pp.23-28.
30. 徐以骅：《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10年7月8日第004版，第1页。
学之探究 |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历史土壤
本部分将讨论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历史土壤。根据上一部分对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不难看出，拉美本土学界的确产出了不少理论成果。一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从历史中取材，并用来解释国际关系历史。拉美理论正是因为根植于地区独特的历史经验，将殖民、经济依附、域外干涉、内部斗争等主题进行整合和抽象化处理，才得以成为独树一帜的国际关系理论群。因此，对理论背后历史的考察十分必要。本部分粗略地将历史划分五个时期进行讨论。
一、16世纪至19世纪前期的殖民时期
16世纪初，欧洲探险者踏上拉美的土地。自此，欧洲开始对拉美的殖民活动。通过武力征服拉美，打开市场后，西班牙、葡萄牙通过“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改变拉美的生产方式，强迫土著开采金银，攫取拉美的资源，并建立了拉美的单一出口经济。[1]另一方面，殖民者将等级制强加给原住民，根据种族划分社会阶层，将原住民与非洲奴隶置于底层。
在精神与文化层面，欧洲殖民者不仅认为自身的征服活动是文明征服野蛮的合理行为，还将拉美本土原生知识贬为“野蛮的”，在拉美地区进行移民、传教活动，将欧洲的理性思维引入拉美。[2]
殖民时期对拉美的破坏，使得拉美在被纳入国际体系的初期就被迫处于边缘和附属地位。这基本奠定了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拉美难以翻身的困境。
在此期间，本土原住民文化受到严重破坏，仅有少数原住民群体能够较为完整地保留自身的文化传统。比如，抵挡住西班牙殖民者，未被完全征服的马普切人等群体保存了自身。但是，作为拉美最重要文化之一的印加文明消亡了。拉美的后殖民理论针对此段历史，批判欧洲殖民者对拉美的破坏及智识层面的知识暴力[3]。殖民时期历史也构成了其他拉美理论展开论述的最大历史性背景。
二、独立后的19世纪
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何塞·圣马丁（José San Martín）、贝尔纳多·奥希金斯（Bernardo O’ Higgins）等人解放拉美后，这些新生国家以法国和美国宪法为蓝本制定本国宪法，仿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但它们在本质上仍未摆脱殖民主义传统的桎梏。[4]此时期的拉美在形式上的确独立，但实质上仍依附于欧美。
英国自16世纪便非常看重拉美金属资源的战略价值。19世纪，英国在列强的争夺中保持了强势的存在，在政治、金融、贸易上与拉美建立了极其密切的联系。此时，拉美本土“考迪罗主义”（Caudillo）下的军阀独裁政权依赖出口经济，以原材料换取英国工业品，致使国家陷入“自由贸易陷阱”[5]，延续了依附结构[6]。一般认为，拉美于19世纪70年代开启现代化进程，这也意味着对拉美国家对发展的尝试就此开始。
美国方面，1823年《门罗宣言》（Monroe Proclamation）发表。美国以“美洲是美洲人的”为名，排斥欧洲国家干涉拉美，实则试图确立自身在美洲的霸权[7]。自此，霸权的介入成为继殖民之后另一长期困扰拉美的外部因素。值得一提的是，本时期出现了反帝国主义的思想。秘鲁作家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Manuel González Prada）站在原住民的立场上，强调拉美需要摆脱外部控制。因而，霸权问题与反霸思想也成为后来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一条发展线索。
拉美国家独立后，殖民经济结构，大庄园制和单一出口经济的延续，促使思想家反思如何实现真正的主权。此时尚不存在国际关系学科与理论，但作为拉美解放者的玻利瓦尔和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等人提出了主权平等和泛美主义（Pan-Americanism）的思想，前者反对欧洲列强的干预，后者成为后来区域联合的初步构想。
三、20世纪上半叶
拉美在依附性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于20世纪20至30年代遭遇了重大挫折。“大萧条”经济危机造成了初级产品出口危机。国际市场的原材料价格暴跌，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暴露出单一出口经济的脆弱性[8]。1948年，拉美经委会成立，目标是促进拉美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期，部分国家开始改变模式，尝试内向发展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
经济危机带来的挫折为拉美敲响了警钟。人们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走欧美现代化道路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另外，美国在拉美的扩张与干预呈现上升趋势。通过“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干预拉美。美国攫取在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特权等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拉美国家在社会层面的反霸权情绪，为之后的理论产生提供基础。
四、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冲击，拉美国家开始尝试内向发展，拉美经委会的活动与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探索，催生了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9]。学者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解释欠发达根源，直接催生了依附理论。普雷维什指出：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财富从外围流向中心。[10]面对地区经济困境，普雷维什主张通过工业化，打破不平等。依附论就此产生。
国际政治层面，冷战在全球的扩展伴随着革命浪潮波及拉美。一方面，在美国中情局的策划，联合果品公司的参与下，危地马拉政权于1954年被颠覆；1961年，肯尼迪政府通过“进步联盟”计划渗透拉美；在美国支持下，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成功，颠覆了左翼政府[11]。另一方面。古巴革命的成功激发左翼思潮，依附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成为左翼政权对抗美国霸权的理论工具和反帝运动的理论武器。切·格瓦拉等左翼领导人点燃了革命的火种，美国一时间成为拉美左翼共同的敌人之一。解放神学与游击战理论结合，构建其反帝反霸权叙事。[12]依附论也发展出了较为激进的派别，如多斯桑托斯将依附定义为“结构性历史条件”，认为依附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需通过革命推翻中心国家控制。另外，多斯桑托斯的“依附性法西斯主义”（Dependent Fascism）是另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回应和思考。[13]
冷战初期，“第三世界”作为国际体系中新力量兴起。70年代，进口替代模式的尝试积累了一定的成果，部分拉美国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国际上“不结盟运动”的传播，促使拉美学界关注“自主”概念，进而转移了研究的兴趣点，催生了自主理论的兴起。然而，随着80年代债务危机的爆发，仅有少数国家的发展成果得以保留，多数地区国家再度陷入自我怀疑的处境中。经济指标的下滑，一度影响了学界的关注点。学者对“自主”和“自治”的关注有所下降。这当然是易于理解的：物质条件匮乏、生存举步维艰的时期，自然难以思考追求自主等高层次需求。不过，这也为后来新依附论的产生与学界兴趣的转变提供了缘由。
五、冷战后至今
或许由于拉美的传统安全担忧并不严重，在冷战结束，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之时，拉美却与众不同，仍在考虑经济问题和不明朗的发展前景。“华盛顿共识”与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表面上为地区各国提供了机会，但实际上“换汤不换药”，是西方国家又一次企图控制拉美的行动。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反弹与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再度袭来。同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拉美削减福利、私有化国企[14]，持续推行市场化改革。此举加深了社会危机，造成阿根廷经济崩溃。因此，理论界开始反思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一些理论认为，拉美国家别无选择，只能适应时代、适应环境。所以，在意识到危险的同时，需要小心地在操作和政策层面上继续维持与西方的关系。而其他的理论则持相反的观点。
从政治角度看，拉美多国在“第三波民主化”中逐渐恢复了民主。然而，形式上的选举民主未改变经济不平等[15]，这引发了对民主制度的审视。比起原先右翼军政府影响拉美地区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左翼政府在冷战后更受欢迎。在2000年前后和2016年开始的两波“粉红浪潮”中，左翼政府相继在多国上台，许多位总统曾提出国有化等计划，审视新自由主义和逐渐“消蚀”的主权。因而，随着自20世纪以来便“时高时低”的区域合作潮，拉美国家在一些时期通过区域合作尝试，增强集体议价能力，新区域主义理论与后霸权区域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由于冷战后世界普遍对战争的担忧有所下降，文化因素、低政治议题与后现代视角得以传播。因而，“建构”“话语”“叙事”“解构”“生态”等概念的热度上升。后殖民主义、文化杂糅理论开始对历史的“旧账”进行思考，试图唤醒拉美重构自身的本土知识体系。生态理论和女性主义、原住民运动一道，强调多个维度上的权力关系，指出西方在拉美多个层面的掠夺和剥削，试图重塑国际关系议题，将理论讨论对象纳入全球治理范畴内。新依附论切合时代地提出了网络技术殖民等命题。以上理论的新发展，不仅壮大了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枝叶”，也表明学界淡化了原有的重视经济和发展的观察视角，开始从各方面取材以构建理论。
六、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背景关系的讨论与评价
纵观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背景，可以大致梳理出三个观察历史与理论间联系的视角。
第一，拉美被纳入国际体系伊始，便面临持续的强烈外部压力。压力源头大致来自三个方面：殖民遗产、美国霸权和全球化冲击。持续的压力，使得理论热衷于对西方-拉美这一组关系进行解读。
第二，拉美的内部抗争与斗争是另一个观察角度。反帝运动、左右意识形态摇摆、社会运动、次国家行为体接管国家等事件在拉美频繁发生，拉美的内部动荡与混乱程度非常高。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部分学者认为拉美失败的原因主要源于自身缺陷。同样的，拉美理论也是交错混杂的，关注点是多种多样的。
第三，历史与地理因素的交织，构成了拉美知识生产的地缘性特征。一开始，正因为拉美距离亚欧大陆遥远，未能及时了解他者，错过了生产和技术的进步，使其面对欧洲殖民者的突然来袭束手无策。此后，拉美不仅在国际经济、地理上处于边缘，也在知识上被边缘化。另外，拉美“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这成为其知识生产地缘性的另一重要表征。三重地缘特征，使得拉美学者自然而然地从此取材，构建独特的理论体系。
因而可见，拉美历史对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塑造具有深刻而独特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理论的批判倾向、对国际体系不平等的结构性特征进行思考，以及理论与现实的政策张力上。
强烈的外部压力，使得拉美理论跳出了西方主流理论的权力均衡、制度合作等框架，转而从殖民体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宏观视角解构不平等。面对美国在20世纪以来施加的压力，拉美理论则强调对主权概念的分析，以及小国、中等国家反抗霸权，追求自主的可能性。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性还表现为对西方单一视角的突破。西方理论多从大国视角出发，其背后的历史多为西方中心下的西方国际关系史。世界其他地区被纳入体系前的历史，并不在西方理论的考察范围内。而拉美理论则聚焦“边缘国家”的主体性。“外围现实主义”等理论，提出小国应优先考虑生存而非进行理想主义式对抗的观点；依附论将边缘国家作为行动主体；后殖民主义将种族、文化压迫纳入国际关系分析等，这些理论都不仅解释了拉美自身在历史现实中的困境，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以自身为主体，而非依照西方思维方式进行思考的工具。
拉美的内部矛盾，塑造了理论上两种思路的斗争，即追求完全自主，希望最终摆脱依附的理论和部分接受现实，有选择地与西方合作的理论间的分歧。不过，这种分歧，仍离不开一段时期的拉美理论总体议题及研究兴趣。因而，历史上的反复与内部的斗争，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不同时期的拉美理论研究兴趣。历史上西方略微放松对拉美掌控的时期，对“自主”概念的研究便迎来一段高峰，反之则更强调传统的依附问题。21世纪以来拉美多国政府推动非传统安全、后现代议题，达成了一些成就。这不仅是理论驱动的成果，也反过来促进了相应问题在理论上的研究热潮。
尽管理论上强调批判、追求自主，但在现实中，拉美国家常被迫采取依附性政策。这种矛盾，源自16世纪以来拉美地区逐步全面依附西方的背景下，本地知识群体在智识层面的部分反抗尝试。由于拉美位于边缘的地缘条件与特殊的资源禀赋，物质上对西方的依附几乎是无法改变，且将长期持续下去的事实。拉美学界虽然曾经将西方范式，如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奉为经典，但智识上的反抗，是唯一可能成功的行动方向。因而，理论与现实的张力，反映出拉美希望寻求突破，在现实层面的尝试无果，转而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先导，进而创造更多可能性的无奈之举。同时，拉美国家也在静待时机，国际体系如在未来出现巨大变化，拉美则可以兼顾理论与现实，在两方面求得同步发展。由此可见，如“依附性发展”等概念，既承认了结构性压力是拉美面临的最大背景，也在夹缝中寻求自主空间的可能。拉美多国政府一面选择加入区域合作、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以对冲美国影响，一面仍维持与美国的政治来往、贸易关系、军事合作。务实的外交政策，是理论批判性与现实妥协性结合的产物。
总之，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性根植于其被殖民与干预的历史。它以批判体系层面的不平等为起点，同时深刻认识到拉美结构性依附的现实困境。拉美理论不是绝对的“反美主义”，也非单纯对西方理论的模仿，而是从拉美自身历史中生长出的、兼具未来理想与现实的知识体系。其价值不仅在于解释拉美历史，更在于为全球国际关系学提供了“从边缘看中心”的历史批判视角，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的重要推动力。
注释：
1. Eduardo Galeano and Isabel Allende,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7, pp. 33–38.
2. Enrique Dussel, The Invention of the Americas: Eclipse of the Other and the Myth of Modernity, Michael D. Barber (Translator), Continuum, 1995, pp.47-50.
3. Walter D. Mignolo, 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Border Think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67-70.
4.杨建民、张晓旭：《必须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启示》，《历史评论》2023年第6期，第48页。
5. Victor Bulmer-Thoma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58-62.
6. John Lynch, Caudillos in Spanish America 1800–18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89-94.
7. Peter H. Smith, Talons of the Eag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5-27.
8. 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50, pp.7-10.
9. Celso Furtado，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Ricardo W. De Aguiar and Eric Charles Drysdale (Translat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2，pp.45-50.
10. 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50, pp.10-15.
11. Greg Grandin, Empire’s Workshop : Latin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Imperialism,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pp.120-125.
12. Gustavo Gutierez,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History, Politics, and Salvation, Orbis Books, 1988, pp.45-48.
13. Theotonio Dos Santos,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0, No. 2, 1970, pp. 231-233.
14.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W. Norton, 2003, pp.78-82.
15. Guillermo A. O'Donell,“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5, No.1, pp.55-58.
国外经验 | 评估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及其研究价值
一、对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
上文对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产生历史进行了整理和介绍。不难看出，不同于广为流传的，主要以美国为重心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鲜明的特色。同时，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拉美地区可以产生上述这些理论，实属不易。横向对比之下，可以成体系地发展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寥寥无几。因此，本部分将对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给予总体性评价。
首先，本文认为，拉美国际关系理论是发展中国家地区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知识生产的先驱。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不论是部分借鉴了欧美的理论，还是从自身出发产生的新理论，都实现了一种理论上的创新。相关学者的发声与著述的出版，将拉美国际关系理论较为体系化地呈现在学界面前。这不仅将种类繁多，部分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组合到一起，贴上一个共同的标签，还使得产出的知识具有可传授性、可学习性。当今拉美的理论学者、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延续理论的工作。
长期以来，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得到了学界的一定关注。虽然中、欧及拉美本土学者对地区现实问题进行的研究较多，但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仍作为拉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一环得到关注。尽管未能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全面、直接对话，但其中以“依附论”为代表的理论地位仍然得到了承认，作为一种对国际关系现实的独特解释框架，存在于理论界中。
此外，拉美理论群内部存在共性与差异，本文对此进行简要评价。其中的共性，大概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绝大多数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将西方-拉美关系作为理论的研究视角之一，将西方作为理论的“靶子”进行分析。从西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后，拉美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扬弃”。“依附”和“自主”这组概念构成了拉美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关于西方对拉美的影响，各理论总体上持负面态度，描述或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主张拉美的自主性。仅有少数流派坚持认为对西方的追随具有现实价值，可以延续拉美的发展。拉美理论群的发展，使得拉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摆脱了对西方理论传统的完全追随、认同，研究兴趣得以转变为更多充满地区特色的问题。
第二，依附论作为最早产生的拉美国际关系本土理论，其结构视角为此后的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本文对理论的分类依据的是各理论的侧重方面，但多数理论都在假设或观点中可以见到对国际关系中结构性不平等的论述，只不过，这种结构可以是经济的、生态的或文化的。从理论构建的角度分析，这不仅体现出拉美难以根据现实提出类似主流范式的科学理论的现实，也表现出拉美学者对国际关系根本上与主流的认知差异。西方对拉美造成的影响无法被抹除，拉美也无法摆脱西方持续的控制。西方和拉美两者作为一组关系的两面，才能构成观察国际关系的完整“镜面”。
第三，拉美理论的现实导向和政策导向较为显著。理论涉及对所处国际体系和区域的现实解读，兼顾了规范的内涵。多数理论还试图为发展中国家群体提供行动指南。
然而，拉美国际关系理论间也存在一些分歧。首要的分歧在于西方与非西方之争，即是否追随西方欧美的争论。一方面，拉美在独立后的发展中，曾依照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本土理论均进行尝试实践。事实上，两种理论指导下的拉美，都未能走向成功发展的结果。地区曾经唯一的经济“优等生”智利，也在今天遭遇了多个层面的困境。另一方面，在拉美本土理论中，也存在部分地接受西方，与西方合作、妥协的声音。这与强调完全保持自主，尝试依靠自身摆脱依附的理论之间构成了另一种张力。进一步讲，究竟是拉美自身存在不足，还是因为外部的压力导致了拉美的失败，成为另一个理论中的“迷思”。这也反映出不同理论家在政治光谱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实际上是拉美左右翼斗争的一种体现。因而，西方与非西方不仅是一种拉美理论的观察视角，也是理论间重要的分歧点之一。
第二是改革与革命之争，即渐进改革与激进变革的分歧。究竟是在西方与本土之间寻找平衡点，并允许国家缓慢推进各层面的工作，还是秉持更倾向左翼的理论观点，保持与欧美的差异，直接回应体系中的不平等，这也是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从现实看，由于多国政治上的左右轮替、政党竞争压力，以及经济作为“政治正确”标准之一的现状，要求在任政府轻易放缓对经济指标的追求是不现实的。同时，单纯的经济指标增长无法必然等同于达成发展。因此，许多国家在政治实践中浪费了大量时间，以至于尚未就最根本的发展路线问题达成共识。
第三是合作路径的差异。新区域主义支持拉美区域机制下的合作；后殖民理论、解放神学理论强调跨国、跨区域动员与南南合作；“依附发展论”和“外围现实主义”则强调与西方的有限接触合作。这三个方向，代表了三种理论思路，也会在实践中会导向不同的具体政策。
最后一点分歧为是否继续关注发展问题。这源于对21世纪以来拉美理论界新讨论的观察。由于拉美长期处于发展失败的境地，谈到发展问题，不论是政治家还是理论家似乎开始出现一种疲态。进而，部分学者选择后退一步，暂时放下发展的讨论，转而关注新议题。
另外，观察不同时期的学界研究兴趣，可以发现拉美理论内部争鸣的过程与各个理论兴衰的情况。总体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依附论逐渐兴起，拉美理论界的研究兴趣经历了从“依附”主题到20世纪70至80年代“自主”议题，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超越依附、自主，转向“外围现实主义”，最后于21世纪发展出了多方面研究主题的流变。不同理论均有其发展和衰落期，但也会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动，出现复兴的可能。比如，依附论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在拉美走向兴盛，遭到暂时的“冷落”后，于20世纪90年代后再度出现“新依附论”。这正如拉美地区合作“时盛时衰”，“半竭不衰”的现实特征一样。因而，在某个时期拉美的某个理论可能受到的关注度会降低，但其本身却构成了拉美理论群的一部分，在未来再次被拿出进行贴合新时期的发展。
此外，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存在问题与局限。主要的挑战来自现实政治的困境。纵观各类主流、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大致总结出，现实政治与相应地区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相关关系。地区国家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理论的发展。理论对于历史案例和国际关系新现实的解释也可能会更加合理。因而，现实政治的成功有助于增强相应理论的解释力。拉美地区在政治、经济等层面相对欧美的弱势，增加了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难度和挑战。发展的受挫与地区经济指标受到冲击后的反复，逐渐固化了拉美在实力上的劣势。比如，依附论长期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处在拉扯和争论中。这不仅引发了拉美地区对20世纪发展停滞原因的讨论，更促使当今相关学者思考是否还要继续关注发展等问题。
同时，拉美面临的一个更深层困境是：即便理论对地区政治现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契合度，部分理论的提出者、实践者身处精英阶层或身居政府要职，但理论进入现实的实践情况仍然极其复杂。拉美国家对社会的掌控实际上并不牢固。不同于西方一般意义上对国家“应当”垄断暴力的假设，拉美国家，如哥伦比亚等，国家与次国家行为体达成了事实上的“协议”，将部分地区的部分权力和使用暴力维持秩序的权力“分包”给了社会层面上的组织。这种分异，也是拉美理论在部分国际关系基础概念上与主流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因此，拉美理论更多地仅能用来解释已发生的事实，对于未来的指导与措施可能不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总而言之，理论在政策转化中面临国内和国外的障碍。
在此不可不提的是，拉美地区不仅在地缘上“离美国太近”，也在理论上受到美国理论的强烈影响。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上长期受到美国的影响和冲击，构成了拉美理论的在学理发展和现实解释力上的困难。
拉美理论的另一重大局限源于理论在“破”和“立”上的侧重点问题。正如国际关系“激进学派”理论侧重挑战主流的特征，拉美理论也更多地强调“破”的一面。纵观本文介绍的拉美理论，虽然存在一个或多个核心逻辑，但无法达到足够被称为“理论硬核”的程度。在理论构建的思路上，拉美理论显然也与主流存在很大差异，主流理论更多地成为拉美理论的“靶子”，这几乎断绝了和主流理论对话的可能。
正如主流理论学者在完成著作，进行立论时，有时刻意采用相对激进的说法，如《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强化了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任何理论都倾向于在立论时将自身逻辑相对激进地进行表达。假设有一天，拉美理论完全驳倒了主流，这意味着理论本身即将面临巨大的挑战，需要立刻发展出可以“立”住的逻辑。简而言之，拉美理论作为边缘的理论，实际上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难以与主流对话，且强调“破”的一面，容易与现实脱节。另一方面，几乎没有成为主流的可能性，且理论不够“科学化”，更多是将观点、口号与解释历史几方面内容的杂糅。
二、拉美地区独特历史背景对理论影响的评估
一般来说，国际关系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历史。不过，拉美历史的独特演进路径对其理论确实存在较大影响。本文认为，拉美地区独特历史背景对理论的影响是双面的。
一方面，历史促进了理论发展。第一，理论敢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理论揭露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不平等，打破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发展叙事，提供了非欧美视角的分析框架。
第二，拉美历史的独特，使得理论可以紧密回应拉美历史现实，具有很强的地区特色。比如，依附理论源于经济依附困境，生态理论呼应资源掠夺危机，解放神学关联左翼革命浪潮。
第三，由于现实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反复，拉美地区对新议题具有很高敏感度，如生态主权、性别、原住民权利等非传统议题。其中还融入了伦理内涵，超越了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角度。事实上，当今拉美的左翼政府虽然在经济上无法令人满意，但在许多低政治议题上的确取得了许多成就。
另一方面，历史对理论发展也构成了一些阻碍。首先，历史、现实与理论三者间始终存在距离。历史上，欧洲人大量前往拉美进行移民、殖民，使得拉美具有混血特性。当今，原住民、混血的后代与纯血的欧洲人都是拉美国家的公民。因此，在思维上，相当一部分拉美人长期希望被平等地接受为欧美世界的一部分。然而，事与愿违，虽然有欧洲人的血脉，但拉美始终未能与西方平起平坐。这部分导致了拉美的“负怨者”的心态。理论上敢于挑战西方，与现实中不得不依附、追随欧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尽管地区安全形势相对平稳，拉美在资源禀赋的优势，也并未能导致地区经济上的发展与区域内国家的富足。这都使得其拉美理论的批判色彩相对浓厚。同时，由于鲜有成功案例，理论便只能聚焦于反对现行的某种安排，而很难从历史中找出到底何种安排应该是正确的。
其次，历史的“沉没成本”阻碍现实和理论的进步。至今，拉美地区尚未在一些基本的道路性问题上达成共识。拉美到底应突出地区特殊性，还是加入世界主流，走与西方相似的道路，尚未可知。历史上，拉美地区虽然长期远离战争与传统安全威胁，安稳的环境却未能带来对发展道路的正确选取。独立后的时间里，地区国家长期在几条发展道路中摇摆不定。这当然是欧美干预的恶果，但也反映出拉美国家的迷茫。历史上对现代化道路进行尝试而产生的投入成本，阻碍了对其他发展道路的尝试。结果是，长期以来，拉美在自身特色和欧美经验间反复转向。这也导致了其在理论上的杂糅性和迷茫，很难得出一种清晰、具有强解释力的逻辑用以解决问题，并期望其发展为主导性理论。
另外，如果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拉美特色”可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与美国地缘上接近的特点。因此，接受“拉美特色”可能代表着必须接受现实政治的影响，接受美国将拉美定义为“边缘”和初级产品出国地的事实。如此，很可能导致拉美理论在概念、假设的不同观点并不具有任何现实指导意义的危险。
三、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意义
在我国学界介绍、引入、研究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具有较强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的国关理论界虽然已对拉美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但总体来看，相关主题在拉美研究领域中占据少数。同时，学者更多地仅对部分理论进行介绍和评析，缺乏整体视角下的研究。不过，本文认为，不论是对单个理论的介绍，还是对拉美理论群进行研究，都是填补学科知识空白的有益行动。这有助于为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挑战以往大脑中“言必称三大范式”的思维惯性，拓宽思维角度，在智识层面对“西方范式”思路形成冲击。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处于国际关系学科的边缘地位，但其对地区国家的实践却有独特的解释力。对于理论基础性概念、基本假设的不同认识，拉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与出发点。
此外，尤其是在近年，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新时代[46]的背景下，研究拉美理论，可以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帮助中国的学界与政府部门更好地修正对拉美地区的既有认知，更好地了解该地区知识群体的所思所想，为理解拉美国家外交政策，明晰拉美地区国家间关系，认识拉美区域一体化等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切入角度。拉美理论不仅折射现实，也旗帜鲜明地凸显了地区特色，具有很高的辨识度。这对于未来进一步地加强与拉美的连接，辅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落实国家宏观战略具有切实的帮助。
从理论构建的方法论层面看，深入研究探索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路径，可以更好地推动学科进步与多元化。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为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或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可借鉴之处。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产出的较为“硬核”与体系化的成果并不多。本文认为，原因之一是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或提出的理论质量参差不齐。在此，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则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说到底，拉美理论的核心目标就是解释本地区的国际关系现实，并对拉美的历史给出了相对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历史条件变化的不同时期中，理论的逻辑基本可以自洽地厘清历史发展脉络。因此，一套好的理论不仅要符合学理上的评判标准，也要切合历史与现实，甚至能够吸引他者进一步了解理论背后的文化背景。
具体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路径上，拉美理论为中国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几点启示。第一，国际关系理论并非必然从政治领域谈起。地区的经济理论、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理论等，都具有逐渐完善，扩散至国际关系领域，最终形成一套国际关系理论的潜力。因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能为中国的理论建构，中国发展模式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提供可能解释。
第二，国际关系学科本质上是一门“西方学”。因此，本土理论在建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引入部分西方理论元素，吸纳西方理论的可取之处，如西方的名词概念、科学的理论建构路径等。在此基础上，可再根据本土经验进行发展、修正。这不仅有助于为理论之间的交流提供基础，也可以帮助理论提高关注度，迎来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第三，拉美理论的强烈政策建议导向值得借鉴。除去理论提供的常规政策建议外，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为官方话语叙事的建构提供指导。一方面，本土理论有助于更精巧地设计叙事，在措辞上更为精准，更具有传播价值。另一方面，本土理论作为对本土历史的解释，可以成为设计叙事的抓手。这可以避免以“本土概念”解释“本土概念”的问题，转而用“外国能听懂的语言”对本土历史与现实进行构述。同时，理论水平的提升，也会导向国际上议题设置能力的上升。这便要求我国设立更多的机制以结合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学者也应更积极地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实际成果与决策建议。同时，理论也应为发展需求服务，关注实践中的议题，在实践中增强解释力。
第四，拉美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独树一帜，本质上反映出拉美理论占据了一定的话语权。因而，话语权与理论建构相辅相成。对国际话语权、理论话语权的争取与建设，可以为中国理论建设提供方向性的策略参考。
第五，学术共同体的抱团行动，以及研究兴趣的整合，可以推动理论的发展。20世纪中期拉美经委会的设立，对聚合学者与研究成果，提出拉美理论的重要研究主题，如发展、自主等，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分散的学术团体可能并不利于国际关系理论成果的集中产出。联系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对同一主题下的分工研究，大大增加了理论派别产生的可能性。
第六，一般的本土理论，更多地对西方主流理论的结论、推论提出了不同理解。拉美理论则启示我们，可以根据本土历史和国际关系现实，尝试对主流理论的基本假设提出异议。这便从理论出发点上跳脱出既定的西方思维模式，进而形成特色。
第七，对主流理论进行挑战，进而形成一套批判理论，也是一种理论建构思路。批判理论远比“一步登天”地建立完善的宏大理论更加容易。尽管存在与主流理论沟通上的困难，且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本土理论中需要更多地强调“立”和非“破”的元素，但这仍是一种可以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如拉美对欧美及西方霸权进行解构，揭示了西方理论的局限性。中国理论可以借鉴批判精神，打破西方“普世主义”的迷思，强调理论背后的本土处境。进而，设置属于中国理论的议题，对西方形成有效的质疑，是构成理论独特性的有益路径。
第八，不必执着于对千百年的中国历史提出一套贯穿始终的逻辑。正如依附论最初希望对1930-1945年进行解释的目标，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首先将目标定为对一段本地区几十年重要历史时期的解释。如果在推进中发现了具有强解释力的逻辑，则可以逐步尝试扩大解释范围。
拉美地区多数国家独立至今的历史仅有200年左右，跨度不大的历史时期的确可以减少许多理论建构中可能出现的“反例”。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未断代历史的大国，久远的历史使得思考出一套可以解释各朝代与新中国国际关系现实的宏观理论相对困难。不过，这促使中国学界对历史进行更加仔细地考察。
注释：
《外交部：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新华网2024年7月1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4825158532527381&wfr=spider&for=pc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方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