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南亚学”：从概念探讨到学科建设

——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郑先武教授访谈

编者按：2025年1月，应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王逸舟教授的邀请，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郑先武教授接受本刊责任编辑李途博士专访，介绍了中国东南亚研究“区域导向”和“学科导向”的分野，提出中国的东南亚学建设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实现“区域导向”和“学科导向”的融合， 二是坚持“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并强调中国特色的东南亚学应兼顾“东南亚性”“中国性”和“世界性”。

一、概念探讨

李途助理教授（以下简称“李”）：郑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作为东南亚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首先想请您做一个概念的厘清。您认为什么是“东南亚学”，其与“东南亚研究”有何区别？

郑先武教授（以下简称“郑”）：从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看，“东南亚学”和“东南亚研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均专注于作为一个特定区域的东南亚及其内部的国家或地区研究，其通用的英文表述均为Southeast Asian Studies。但从学科角度看，两者有明显的区别，这也导致两者关系成为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一个焦点。两者的区别和争论源自“东南亚研究”作为一个有内聚性的“知识共同体”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路径，即“区域导向”的“东南亚研究”和“学科导向”的“东南亚研究”，亦分别称为“东南亚研究”的“区域视角”和“学科视角”。

总体上看，“区域导向”的“东南亚研究”惯常于采用定性的“描述方法”，旨在通过东南亚区域或国家的“小样本”案例的理解性叙事，重点展示东南亚区域或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及语言、文化等特定领域的独特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具有“强语境”“深描述”、重单元（国家或地方或人）及基础性和地方性等研究特色和明显的“知识特殊主义”和“非理论”乃至“反理论”等倾向性；从学科角度看，相关研究者们多拥有历史学、人类学、文学和语言学等人文学科背景，他们通常根据其欲解决的区域或国家特定领域问题的需要，基于自身的知识积累和解释偏好展开研究，呈现“无学科”“单学科”“多学科”“学科间”或“跨学科”等知识生产多元化态势，但实际中很难归属于任何一种主流学科，故整体上处于主流学科的边缘，可谓“有名无实”，亦即虽有作为“区域研究”的“东南亚研究”之名，却无作为“学科主体”的“东南亚学”之实。

“学科导向”的“东南亚研究”依赖于定量的“科学方法”，旨在通过东南亚区域或国家乃至其与世界其他区域或国家比较的“大样本”解释性分析，重点展示东南亚区域或国家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变革、区域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和现代化道路等方面的普遍性、相似性和统一性，为特定学科的理论创建或理论测试提供合理化实证，具有“去语境”“强演绎”、重体系（结构）及应用性和整体性等研究特色和强烈的“知识普遍主义”和“理论化”乃至“反事实”等倾向性；从学科角度看，相关研究者们多来自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他们通常根据其欲创建或测试的特定理论或方法的需要，基于共有的学科规范和因果逻辑展开研究，虽亦呈现“单学科”“多学科”“学科间”或“跨学科”等知识生产多元化态势，但实际上服务于某一特定主流学科，故整体上成为主流学科的附属，可谓“有实无名”，亦即虽有“学科导向”的“东南亚研究”之实，却无作为“学科主体”的“东南亚学”之名。

在实际中，“区域导向”和“学科导向”的“东南亚研究”虽各有千秋，亦有相互借鉴，但学科上长期处于相互割裂乃至竞争状态，以致无法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东南亚学”知识体系。“东南亚研究”亟需一个“名实相符”的“东南亚学”！可以说，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设置恰逢其时，为“东南亚学”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和可行路径。具体而言，定位于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的“东南亚学”应是基于“区域导向”和“学科导向”的“东南亚研究”的“一体两面”的交叉和融合。这里的“一体”就是基于“东南亚区域”的“学科化”的“东南亚学”；“两面”就是现有“区域导向”和“学科导向”的“东南亚研究”，两者分别构成“东南亚学”学科发展之“魂脉”和“根脉”。由此，“东南亚研究”就成了兼具地理排他性（一个“东南亚区域”）、学科自主性（一个“东南亚学”）和知识多元性（一种“多学科方法”）的独立而综合的“跨学科研究”。这也是当前“东南亚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学科建设

李：您刚刚提到东南亚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很多学者也提出，“区域国别学”应该是“多学科”的“综合”，不应该由单一学科主导。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部分高校的东南亚研究机构都将国际政治视为发展的主要方向，明显出现了由地区研究向学科靠拢的势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定位已经表明，其不应是单一学科主导。这在总的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上遵从了该学科发展的规律；“区域国别学”应是“多学科”的“综合”大体上也没有问题。但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实际运作尤其是人才培养并不能绝对化，也就是说，可以多种选择，包括单一学科、多学科和跨学科等。每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不可能万事皆通或无所不能，因而还是要根据自身研究和办学特色优势选择合适的人才培养模式。现实的情况的确如此。这在“双一流”高校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大学大多数会统筹“双一流”建设等师资和招生配置，推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实践和人才培养，引领性方向主要还是加持“双一流”建设。受国情所限，当前情况下，“双一流”高校很难新增过多的财力、人力和招生名额，投入到对“双一流”建设可能没有实际助推的新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很多时候只是换一种方式吸引人力和财力，“曲线”加持“双一流”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更多还是盘活既有学科资源“存量”，而不是做“增量”。可以说，如果没有既有优势学科的支持，这个“存量”恐怕也难以为继。这也是目前国内部分高校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受单一学科主导的主要原因。

从研究角度看，“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多学科”的“综合”是有严格要求的。为有效地实现这种“综合”的目标，实际的研究应努力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综合”不是各种理论的盲目“堆砌”或刻意“混合”，而是精心选择具有高度关联性的理论、方法和可以在不同侧面与不同阶段发挥各自重要作用的核心变量，真正使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变量有机统一在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之中；二是“综合”不是纯粹的理论演绎，而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分析，即选择的理论与方法要是经过一定实践检验了的，而综合后的整体理论也是经过一定的实证得出的，这是由区域国别研究与实践高度相关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种理论与方法“综合”的主要好处在于，可以避免单一理论和单一方法的单一性、片面性和倾向性，以有利于形成一种更具广泛解释力的整体理论，因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综合的可以解决综合的实际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当然，“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多学科”的“综合”也是有限度的。主要受前述单位的现有学科及其学科壁垒和个人的教育研究经历和知识积累等因素所限。在现有条件下，让区域国别研究者们做没有主干的跨学科研究是很难的。一个学者的成长势必基于一个优势学科，而后尽量地向外拓展。所以，我提出跨学科的最优选择是“有限度的跨学科”或“有学科的跨学科”。不过，这一限度也有缓解的办法，那就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组建研究团队，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长，展开集体攻关，最后合成一个凝聚集体智慧的成果。这也是“有组织科研”的一种重要形式。

李：您本身也是跨学科背景出身的，能否请您结合您的东南亚区域治理研究经验，谈谈如何做好跨学科的东南亚研究？

郑：从集体的角度看，不管是“区域国别学”还是“东南亚学”，其作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确实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但从学者的个体看，其发展更需要基于学者们大学科或主流学科背景和长期的专业知识积累，并结合所在学习和工作单位的学科和专业优势及自身的研究偏好“自下而上”地选择合适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路径。比如，我的本硕博三个学位均是历史学，尤其是硕博阶段分别在中国最好的世界史（东北师范大学）和国际关系史（南京大学）专业学习，接受了系统而权威的历史学及国际关系史专业学术训练；读博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史学与理论，在研习中又获取了较为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国际安全和区域治理理论知识；硕博间隔期，我还有三年新闻业和五年国际经济学从业及教研经历；博士阶段和现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院罕见地同时拥有国际关系史（历史学）和国际关系（法学）两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有一批优秀的师生组成的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团队。这为我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融合”的跨学科东南亚研究提供了较为宽厚、扎实和系统的知识基础和一流的学科专业平台。

从这个意义上讲，跨学科的区域研究并非为学科建设或研究需要而刻意设计或多学科的知识“信手拈来”，而是特定的大学科支撑下多学科知识积累的“厚积薄发”。比如，我从做博士毕业论文开始，便选择了“区域导向”和“学科导向”“东南亚研究”的交叉和融合，并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的自我研究特色的国际区域治理研究路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融通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综合性分析”，亦即基于物质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结合的“混合方法”，建立一种综合的解释模式。从理论上看，这种综合沿着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是初级的层面，在学科知识上，采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或跨学科的方法；在动力源上，采用全球-区域-国家等多层次和政治/安全-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互动分析。第二个是中级层面，在动力条件上，采用物质、制度与观念多因素的互动分析。第三个是高级层面，在行为者和结构变化上，将国家中心与无政府结构的“连续性主题”和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与超越无政府逻辑的“变革性主题”结合起来分析。这种理论综合过程遵循这样的程序：第一步，比较分析相关理论（包括全球化背景下的涉及国际区域治理的核心概念和核心理论的重构）；第二步，总结性分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整体理论（即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区域治理综合分析框架）；第三步，通过个案分析这种整体理论的适用性（即国际区域治理的典型案例分析）。

二是理论、历史和现实结合的“学术风格”。具体的研究中，基于上述理论综合，注重将理论、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并将三者分别视作研究的“基点”、“支点”和“落点”。首先，将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性工具，即通过对已有的重要而相关的理论进行系统分析，构建一种综合的分析框架，并用它去透视富有现实性的问题。这是研究的“基点”。其次，将历史作为描述性工具，即运用已有的分析框架对其要解决的问题的起源和演变进行历史研究，从而勾画出一种关于这一问题的既有连续性又有变革性的发展进程。这是研究的“支点”。第三，将实践作为检验性工具，即通过将已有的分析框架和历史性描述与当前现实结合起来，从而发现这一分析框架的可行性和适用性。这是研究的“落点”。这也是我的国际区域治理研究的“方法创新”。

三是国际区域治理规范研究的“历史路径”。这是一种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关系史两个学科的“融合路径”，假定为由三个依次递升的梯级组成的“金字塔型架构”。第一个梯级是历史主义的世界观。该世界观奉行进程主义观念，要求使用变化的而非静态的观点看待区域世界，关注其产生、成长乃至衰退的变化进程；而这种变化既是进步的，即朝着社会进步、文明进化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又是连续性和变革性的统一。第二个梯级是区域规范演进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主要包括规范起源或生成、规范演进或扩散进程、规范的基本形态、规范的作用机制和规范演进的背景条件等。第三个梯级是规范演进的历史叙事。这要求在历史主义世界观指导下，选择特定历史时期实践进程中典型的区域合作机制，并适用特定的历史分析方法，构建特定国际区域治理规范演进的历史叙事。这一研究路径倾向于将普遍化嵌入历史叙事，并聚焦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各种特定事件的因果性和建构性关系分析，以解释其规范和实践的历史模式、根本性变革及持久的结构性力量的影响。

四是“大区域观”下的比较国际区域治理研究。“大区域观”将国际区域分为宏观的区域间（宏区域）或跨区域、中观的区域—次区域和微观的跨境区域（微区域），进而将国际区域治理分为区域间（跨区域）治理、区域-次区域治理和微区域（跨境区域）治理三种形态。基于“大区域观”，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区域路径的三种选择，包括：全球治理中的区域治理——区域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内部治理层次，即“从外到内的路径”；区域治理中的全球治理——全球作为区域治理体系中一个外部治理层次，即“从内到外的路径”；全球—地方联结中的区域间治理——区域间或跨区域作为全球—区域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新型层次，即“内外融合的路径”。澜湄区域、东盟区域和“东盟中心”跨区域治理等典型案例比较分析可以揭示其经验合理性。我还对区域间治理模式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兼具共性和个性的区域间治理“四大实践模式”，即“欧盟模式”“东盟模式”“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另外，依据“大区域观”，东南亚或东盟区域治理实际上是涉及全球、区域（含区域间/跨区域—次区域—微区域）和国家等多个层次及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多个行为体的“多层次/多中心区域治理”。

比较国际区域治理研究成为新的开放的区域国别研究有别于以往相对封闭的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也是我对“区域国别学”视野下“东南亚研究”的一项特别期待。

李：谢谢您的分享！谈到特色和优势，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您如何看待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代际特色”？

郑：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的“代际特色”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体现在上述“区域导向”和“学科导向”的“东南亚研究”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路径。总体上看，老一代学者更倾向于前者，而新一代学者更倾向于后者；两代学者除了各具“区域导向”和“学科导向”的“东南亚研究”的研究特色和倾向性外，分别带有明显的“中国中心”和“西方中心”色彩，亦即他们分别更关注中国相关的区域议题或西方主导的全球议题，且分别惯常于适用源自中国或西方的地理概念、学术或政治话语及理论方法。

具体而言，新千年以来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发展，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的“代际特色”更加凸显。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研究议程的多元化和国际化。研究议程的多元化主要包括：研究层次多元化，即从“国家中心”到国家和区域“多中心”，东盟研究（“东盟中心”区域机制）随之兴起；研究领域多元化，即从历史、华侨华人研究等单一学科议题到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学科议题；研究话语多元化，即从“中国中心”到“东南亚中心”话语和“中国-东南亚话语”的“多话语”。研究议程的国际化，即研究议题从“中国关照”到“国际议题”转型。国际问题研究随着蓬勃兴起，推动区域国际关系（含区域整体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国别国际关系（含多边、双边和单边）及安全和外交等“高政治”议题日益受到重视。

二是研究视角的理论化和规范化。研究视角的理论化主要体现在：东南亚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的“试验田”及“规范地方化”“规范共生”“合作制衡（制度制衡）”“软制衡”“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多层次区域治理”等新理论和新概念的“孕育地”。“东盟中心地位”研究亦随着兴起，涉及议程设置、制度建设、规范扩散和地缘中心及身份地位化和外交中立化等。研究视角的规范化主要包括：价值导向的规范研究（核心是国际公平、正义、人权等）；实践导向的规范研究（对实践进程中的规范研究）和学科导向的规范研究。学科导向的规范研究助推“东盟学”“东南亚学”和“中国—东南亚学”“中国—东盟学”等学科化“东南亚研究”的兴起。

三是研究队伍的年轻化和跨域化。研究队伍的年轻化主要得益于“东南亚研究”日益增长的吸引力：东南亚日益成为理论化和规范化研究可靠和可信的经验来源地；大国外交的“关键区域”（大国与区域关系）；新的国际行为体（区域组织、社会组织等）和新的研究议题（海洋、水资源、反恐、新能源、新科技和发展议题等）的“汇聚地”。研究队伍的跨域化主要体现在：研究人员的分布从东南（主要是厦门大学）、华南（主要是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西南（主要广西和云南的高等院所）、北京（主要是北京大学）等东南亚研究传统重地向全国范围内扩散。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名校“孕育”东南亚研究的新生代力量，华东（主要南京和上海）的学术影响力明显上升。

当然，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的“代际特色”并不意味着“区域导向”和“学科导向”的“东南亚研究”之间“张力”的扩大，相反，它将进一步推动两者的交叉和融合。这也是构建“一体两面”的学科化“东南亚研究”的关键驱动力量。基于此，我对未来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充满信心和期待。

李：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您认为应当如何构建中国的“东南亚学”？包括如何进行亚学科建设？

郑：如前所言，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本身看，构建融“区域导向”和“学科导向”的“东南亚研究”为一体的“东南亚学”是克服两者固有的局限性并使之自主性快速发展的现实选择；而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置为之提供了可行的制度平台。从中国与东南亚“主体间”审视，构建中国的“东南亚学”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地缘优势。目前，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双回归”呈加速之势，而东南亚因拥有“印太”海陆十字路口的“硬地缘”和亚太区域架构中“东盟中心地位”的“软地缘”双重地缘政治优势而处于其中心地带。在此背景下，东盟致力于通过进一步加强东盟共同体、东盟的团结和中心地位以及东盟的对外伙伴关系，打造东盟“区域经济增长中心”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这赋予东盟共同体建设新的强大动力和东南亚作为一个自主性区域所拥有的独特魅力。更重要的是，东南亚既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区域”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区”和“示范区”，又是中国影响力的“优势区域”和中国的“友好区域”。再者，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和规范接近，双方关系发展受各自政局及双边多边关系影响较小，“东南亚研究”具有无可比拟的持续发展优势。

那么，如何构建中国的“东南亚学”呢？我认为，这应遵循两条基本原则，即“区域国别学”兼具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交叉性和融合性。我们知道，研究人类活动势必涉及两个侧面，即活动层次和活动领域。前者涉及人类活动的地缘空间，如全球、区域和国家等；后者涉及人类活动的社会领域，如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基于此，“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特殊性在于：其基于互动层次的“人为”构建，而非人文社会科学惯常的基于互动领域的“自然”形成；“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普遍性在于：其应突显互动领域的学科属性。对“东南亚学”而言，两者结合起来使之既是一种“区域学”，又是一种“领域学”，亦即前述“区域导向”和“学科（领域）导向”的“东南亚研究”构成的“一体两面”。“区域国别学”的交叉性和融合性就是其学科普遍性的一种延伸。

具体而言，与其他“区域国别学”一样，“东南亚学”的交叉和融合路径选择就是构建一门“有学科的跨学科”。这里的“有学科”亦即研究层次（或研究主体）上的“区域学”和研究领域（或研究客体）上的“大学科”（主干学科），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跨学科”就是基于一个或多个特定领域区域国别问题的多学科或学科间的交叉或融合，形成一种“多学科或跨学科的区域国别问题集群”。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区域学”、一个或多个“大学科”；特定学科问题；多学科/跨学科方法。在我看来，“多学科方法”意指不同“大学科”的理论方法的“混合”解决特定学科问题，亦即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解释或理解特定学科问题的不同维度；“跨学科方法”意指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的“融合”解决特定学科问题，亦即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解释或理解特定学科问题的相似维度。这表明，“东南亚学”中的“大学科”可以是单一学科、多学科或跨学科多种选择。这也是“东南亚学”作为交叉学科应有的样态。

根据上述原则，“东南亚学”的可以从研究层次和研究领域两个侧面设置亚学科。在研究层次上，可以设置东南亚区域学、东盟学、东南亚国别学、中国—东南亚学、澜湄（区域）学、南海（区域）学和东南亚比较区域学（内部或内外部区域比较）等；在研究领域上，可以设置东南亚史学、东南亚国际学或国际关系学、东南亚政治学、东南亚安全学、东南亚经济学、东南亚语言学、东南亚文学、东南亚社会学、东南亚管理学、东南亚宗教学，以及东南亚政治经济学、东南亚历史社会学、东南亚政治社会学等。当然，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可根据自身研究特色和大学科优势选择设置合适的“东南亚学”的亚学科。

李：人才培养也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议题。您对未来的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有什么建议？

郑：我认为，新一代区域国别研究的年轻学者，既需要在某个特定的国家有深耕，对方方面面的信息都有深度的关注和把握，同时在理论上也要有非常宏观的视角，能够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运用于其他国别和地区的研究，这样才能在学科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如果只做微观的国别研究，或者站在高处搞过于抽象的宏观研究，都是不够的。

所以，在人才培养上，我不建议学生过早地进行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小的区域和国别领域。如果我们过早对学生进行跨学科培养，把几个学科糅合在一起，最后可能培养出来的学生看似“通才”，实则无用武之地。我建议可以在博士阶段对学生进行跨学科引导，但是在本科阶段，甚至是硕士阶段，都不宜进行过早引导。过分地强调跨学科，违背了人才自我成长的过程，急欲把人过早地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有问题的。老师在方法论上进行引导是必要的，但是学生更多地还是要靠自我成长。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进行拓展，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就会进入某个特定领域。人才培养讲“进口”，更要讲“出口”。培养有用之才是根本。这无疑是每个教育者应遵循的一条准则。

三、中国范式

李：如何看待学界提出的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东南亚研究要“超越西方，提出新的区域国别研究理论和范式”？

郑：这是当下我们建立自主性知识体系应有的思考。东南亚研究也有实现这一愿景的合理预期。以湄公河区域为例，鉴于该区域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以及区域合作实践中行为主体和合作机制的多样性和开放性，该区域一直是国际上占优势地位的西方区域合作理论的“试验场”，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西方区域合作理论可以在这里拥有充分的解释力。从西方区域合作的“大理论”与该区域相关的“核心概念”看，有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霸权领导”和“权力制衡”等，有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霸权”和“理性制度设计”等，有社会建构主义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和规范扩散等，有新功能主义的“功能外溢”或“政治外溢”和“超国家共同体”等，有交流主义的“民主安全共同体”和“核心区”扩散等。

七十多年澜湄区域合作实践表明，该区域合作实践确实需要“大国领导力”和稳定的制度框架，但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大国和外来国际制度获取支配性地位；冷战时期美国曾试图通过提供最大规模经济援助实现自身在中南半岛的政治乃至战争目标，并扩散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制度框架乃至本国河流管理的“田纳西模式”，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该区域合作进程初期曾经起领导作用的亚远经委会和在下湄公河区域合作中持续起关键作用的湄公河委员会亦均未能“套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制度框架，更未能形成“制度霸权”，反而成为践行和强化区域合作“亚洲方式”和孕育独特的“湄公河精神”的组织载体。其结果是，西方大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所强调的“硬制度”设计和多数票决定等“硬法律”终究未能成功，反而是“软制度”和共识性决策等“软法律”大行其道。

在这里，基于“强制度”、“强集体身份”和“普世价值”等正式区域一体化的新功能主义“功能外溢”或“政治外溢”、“超国家共同体”和交流主义“民主安全共同体”以及社会建构主义“多元安全共同体”更没有出现。当下正建构中的该区域合作进程唯一的区域共同体计划——“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已经证明西方区域合作理论中这些占主流地位的“区域共同体”概念的不可行性。在这里，交流主义所声言的“核心区”扩散亦未能成型。事实已经证明了湄公河委员会引领的最早的、也是最持续的下湄公河区域合作既没有形成澜湄区域合作的“核心区”，更未能形成向全流域区域合作“扩散”的更大区域化效应；即便是最具相关性的社会建构主义“规范扩散”理论亦出现解释乏力，因为澜湄区域合作进程中前述区域共同规范与其所主张的基于西方经验的“硬规范”相去甚远。

相反，澜湄区域合作实践经验可以为中国提出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安全观”及“全球安全倡议”等“本土化”思想理论的现实适用提供丰富的案例和经验基础。以“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安全共同体”构建为例。通常认为，安全共同体有集体认同、共同制度、共有价值、共有规范、共同议程（共同 利益）五大构成。而流行于西方的传统安全共同体遵循“基于同一性的普世的（民主的）和平（非战）共同体”构建路径。其基本特性包括：强集体认同（集体身份）、强共同制度（一体化实体）、强共有价值（普世价值）、弱共有规范（置于共同制度框架之中）、强军事安全（传统安全）。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正通过中国—东盟及“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最佳实践”走出一种“新型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路径，亦即“基于多样性的包容的综合的安全共同体”。其基本特性包括：弱集体认同、弱共同制度、弱共同价值、强共有规范、强综合安全。这里的“弱集体认同”的载体是具有弱区域性、强区域间性的“命运共同体”。“弱共同制度”即无主权让渡和主权联合的一体化实体。“弱制度/软法律”即无强制性和非正式性等。“弱共同价值”是指奉行求同存异和求同化异理念的“人类共同价值”，但并不以价值观决定发展和安全，亦即不设政治条件。“强共有规范”蕴含强共识、强协调、强协同的“强规范建设”，亦即区域合作“亚洲方式”“东盟方式”和“中国方式”的融合。“强综合安全”，即总体安全，强调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发展安全和安全发展等。由此，有别于西方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新型安全共同体”思想得以形成。这也是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所以，中国的东南亚完全有可能提出超越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理论范式。

当然，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作为“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的“东南亚学”，还是作为“东南亚学”亚学科的“东盟学”等，应兼具“东南亚性”“中国性”和“世界性”等三重属性。“东南亚性”要求我们克服过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或“中国中心”的倾向性，倡导“东南亚至上”的学科意识，突显东南亚的主体性、自主性和能动性，既要关注东南亚的区域整体，又要关注东南亚的局部，包括东南亚次区域、国家和地方等。

“中国性”要求我们关注中国与东南亚的双边关系和区域关系，尤其是双方紧密互动形成的跨区域关系，如中国-东盟伙伴关系、澜湄区域合作、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等；还要重点关注东南亚与中国高度相关的重大问题，以及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存在，包括中国的海外利益及华侨华人群体等，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重大区域和全球战略，如“一带一路”建设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

“世界性”要求我们关注东南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对外关系及国际角色性，尤其是其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重点关注东盟作为国际行为体在东南亚周边区域及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突显其谋求的“全球东盟”国际新角色；还要关注与东南亚高度相关的全球性议题，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治理等，为连接“全球南方”和实现全球治理提供区域解决方案。总之，这是我对中国特色的东南亚学建设的期待！

学人简介

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18）。曾任韩国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目前，兼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东盟分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光明网理论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国际安全、区域治理及东亚国际关系研究。已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问题研究》和《当代亚太》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已出版学术专著《开放的区域建构：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与演变》（2023年）、《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2009年）、《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2014年）和《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区域主义研究》（2015年）；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子课题等多项国家级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