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学在中国的发轫与演进
—— 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名誉所长徐新教授访谈
李途（以下简称“李”）：徐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本刊采访！在访谈开始前，能否请您介绍下什么是犹太学？犹太研究和以色列研究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徐新（以下简称“徐”）：在我看来，犹太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犹太研究和以色列研究。前者指的是对整个犹太族群文化、文明各个方面进行的研究，后者指的是将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进行的研究。以色列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人国家在1948年出现，是犹太人为实现犹太民族复兴事业奋斗的结果，是犹太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在重视区域国别研究的今天，以色列研究还是被单独列出，以示重视。
在中国，正是犹太研究的开展导致以色列研究的逐步开展。譬如，1989年在南京大学开启的犹太文化研究，以及开设的课程，都是以犹太文化研究冠名，但都包括对以色列的研究。那时中以尚未建交，为了减轻主管部门的政治担心，我们在申报课程时，都强调涉及以色列的内容只占整个课程的很小一部分，因为犹太人有四千年的历史，而当时的以色列才成立40来年，是犹太历史上的一瞬间；全世界犹太人有1500万，而以色列的犹太人只有不到400万，算不上是主体。在做出这一说明后，我们的申请获得批准。不过，1992年中以建交后，这方面的担心就不复存在了。
一、犹太学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李：在您看来，犹太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徐：中国对犹太和中东（包括以色列）的关注始自20世纪初，即现代中东形成和以色列犹太复国运动开始之时。当时正值中国从传统步入现代的时代，从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的时代。在新文化运动中刮起的“西学东渐”之风影响下，作为衡量国人对犹太兴趣的重要标志，不时有关于犹太的各种报道和相关文章见诸报端和刊物，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有较多的文章和书籍出版面世。当时的文化政治名人，包括孙中山、茅盾、巴金、鲁迅、闻一多等均在自己的写作中有所涉及。其中大部分作者都有出国经历、广阔视野或阅读外文的能力。这方面的关注和出版物的出现第一次为中国读书界和民众提供了关涉犹太的现代信息。其在提供借鉴的同时，使中国人开始对犹太民族和历史文化有了最初的关注和了解。
今天所说的犹太学研究主要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犹太学研究，涵盖的时间段是70年上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30年和一个10年：1949-1978年的前30年，1979-2009年的第二个30年和2010-2023的10年。
（一）沉寂期（1949-1978年）
在第一个30年，严格地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犹太研究并没有得到真正开展，学术研究受政治的严重干扰和意识形态的左右，发表涉及犹太和以色列问题的书籍和文章的数量十分有限。就已发表的关涉中东的内容而言，大多属于报道性质，即对中东形势发展和冲突事件的报道。尽管其中间或不乏一些评论和分析，但这类评论和分析多半属于政治性、政策性，或者干脆以冷战思维划线，结论往往产生在分析之前，因而不具学术价值。不过，非时政性的文章倒是偶含真知灼见。
涉及以色列社会的文章更是寥寥无几。由于中国与以色列尚无外交关系，缺乏人员和文化的直接交流，看问题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当然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有关。事实上，不仅对于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是如此，其他国际问题的研究均大体如此。正如潘光日后所总结：“由于极‘左’思潮和十年‘文革’的冲击，中国一度进入了一个相对封闭隔绝时期，犹太研究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制约。”
此外，当时的学界并无全身心投入犹太学研究领域的人员。文章、书籍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偶一为之者。这一阶段显然只能被视为中国犹太和以色列研究的一个沉寂期。学界是无法对沉寂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分析，有意义的犹太学研究仿佛在等待一个奇点的到来。
（二）爆发期（1979-2009年）
这个奇点就是中国在宣布结束“文革”和决意推行改革开放战略之举出现的历史转折点，其直接导致了犹太学在中国的逐步开启，尽管这一过程持续了近十年的时间。不断呈现的积极推动因素似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领域的开放和社会的开放，特别是高校人员的大量出访，部分中国学人有了接触和了解犹太人以及犹太文化的机会；二是宽松的政治和学术氛围的形成，学界不断打破原有的禁区；三是中国走出封闭和融入世界的需要，对外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多元化立场的确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第二个30年拉开了大幕。它起始于80年代末，到2000年后逐步形成高潮，构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30年。
不论是我，还是云南大学的肖宪、山东大学的傅有德等，都可以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全身心投身犹太学研究的学者。在我们之前的三十年，中国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犹太学研究，当然不能说没有相关文章或书籍的发表，偶尔也有学者发表相关文章，但他们都不是专职，或者主要从事犹太研究的，只是顺带写写相关文章。90年代初，中国第一代犹太文化研究者开始正式登台亮相。
在我看来，第一代学者和后来的学者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第一代学者年轻时（以30岁为界）并没有接触过多少犹太方面的知识，相关的书籍也很少，在学校也没有受过相关的教育，是改革开放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在与犹太人有了实际交往后，才开始真正触及和了解犹太文化，并被犹太文化固有的内涵所吸引。我经常对同学讲，我对犹太文化知识和犹太传统的了解，最初都来自生活的接触和体验。
对我而言，我所获得的犹太知识最先不是从书本上获得的，不是从电视上获得的，而是数年与犹太人生活在一起累积得来的。共同的生活使得我对犹太人、犹太文化、美国犹太社团，有了一种感受性的认识，并在这一认识过程中看到了犹太文化的闪光点，内心被触动之后，觉得有责任在自己学好了解的同时，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融入国际大家庭努力的国人介绍犹太文化，以便更好地为大踏步走向世界的祖国服务，毕竟就世界文明而言，犹太文化的影响是巨大且深刻的。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犹太研究开启者或盗火者都是有机会走出去的学子，都有与犹太人有过直接的交往，都有在犹太人圈子里或是生活或是工作的经历。这是他们的前辈所没有经历过的。新一代学人对犹太文化的了解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接触和感悟，其程度远远超出阅读获得的对犹太文化的认识。中国犹太学领域元老级人士顾晓鸣、潘光、徐新、肖宪、傅有德、殷罡、张倩红等人的经历最能说明问题。这才有了一朝进入从未停顿、离开的现象。由于这样一群学子的出现，犹太学研究开始萌动并逐步扎根中国。
（三）转型期（2010-2023年）
近10年以来，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国内社会的共识。在这一形势下，经历发展转型期的犹太学研究也开拓出了新的方向，突出聚焦犹太创新和以色列创新竞争力的文化因素研究，以便更好、更直接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各研究单位和高校在这一方面贡献良多，他们的努力也促进了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多项合作。
以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为例，我们应邀通过各种形式，特别是以报告的形式在中国改革开放特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与相关部门探讨犹太作为成功民族和以色列作为创新国度的文化因素议题，提供书面咨询报告，承接委托课题，并不断发表研究论文。上海社科院、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也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3年9月，中国犹太学界在南京大学举办了40年回顾座谈会，邀请进入该领域的老同志通过回忆畅谈每个人进入犹太学研究的背景、动因、感受，以及早年各自在所在单位和学校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并整理记录下来。这些学者以亲历者的身份反映犹太和以色列研究在中国的开端、发展、成就得失，以及经验教训，并展望和规划未来，把我国的犹太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高度。与会者的共识是：能够成为中国犹太学的开拓者是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造化。唯继续努力、不负韶华，唯勤勤恳恳、肩负历史担当，唯真心实意、坚持家国情怀，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将中国犹太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犹太学的代表性学者及成果
李：确实，中国的犹太学研究历经70多年的发展，成果斐然，能否请您介绍下期间出现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徐：如前所说，是改革开放促进了犹太研究在中国的重新开启。最开始映入人们视野的就是对在华犹太人的研究。这是一个既与犹太研究有关，又联系中国自身社会的课题。众所周知，自唐代以来就有史料佐证犹太人在中国的存在。著名的开封犹太社团自宋代以来就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之中，并作为一个实实在在、全功能型的犹太社团留存了700多年。而鸦片战争导致的中国门户开放，致使在随后的100年时间内有近4万犹太人进入中国。这一现象在改革开放之时引起学界的注意是十分自然的。
初期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包括1980年刊出的著名史学家潘光旦“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一文，以及陈垣于1920 年发表的专论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由中华书局再次刊发。这两篇文章广泛引证中国史籍、方志等，考订开封犹太教的碑文，是一个结合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学者研究的范围。
数年后又刊登出由加入中国籍的犹太专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撰写的文章“希望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犹太人历史”，连同英文版《古代中国的犹太人》一书，将中国学界关于古代来华犹太人的研究成果推向海外。关于近现代来华的上海犹太人的文章书籍也开始连续面世，曾经于20-40年代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犹太实业家大亨哈同、沙逊家族的历史故事引起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强烈关注。对香港和哈尔滨犹太人的研究也于90年代陆续刊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华犹太人的研究开启了中国犹太研究的新时期。
涉及犹太学研究其他方面的文章也时有面世，如杨申的“论苏联犹太人”（《外国问题研究》1981年第3期）、刘邦义的“华沙犹太人反纳粹起义”（《外国史知识》1982年第7期）、赵复三的“犹太教简介”（《世界宗教资料》1983年第3期）、潘光的“古代犹太国家兴亡记”（《历史知识》1984年第1期）、余崇健的“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到以色列国的建立”（《西亚非洲资料》1984年第18期）、汪池的“《出埃及记》的争论”（《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王庆余的“旧上海的犹太人”（《学术季刊》1987年第2期）等。
1984年王仲义撰写、作为单行本发行的《犹太教史话》小册子和1986年出版的由西北大学闫瑞松翻译的阿巴·埃班著的《犹太史》具有一定的学术性。特别是《犹太史》一书的出版具有时代意义，几乎所有当代从事犹太研究的中国学者都受益于这本书。他们从该书中第一次较为详细地了解到犹太民族的历史。
在这一阶段，中国还出版了若干关于纳粹屠犹、阿以冲突、犹太文学、以色列军事、情报和名人传记等方面的文章书籍，表明中国学界和读书界对涉及犹太研究领域不同议题的关注。如果说这些文章书籍的学术性尚有待提高，但它们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影响不可小觑，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国青年学者，对犹太人产生兴趣，开始关注与犹太有关问题的同时，推动了犹太和以色列研究的开展。若干在随后犹太研究领域发挥骨干作用的中国犹太学研究者就是在这一氛围下成长的。
1987年，复旦大学的顾晓鸣发表的“犹太学及其研究视野”和“论犹太文化对文化研究的意义”论文表明中国学者对犹太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和思考。文章在对犹太研究进行了界定和分析之后，呼吁建立某种犹太研究的体系，以便能够推动犹太研究在中国的开展。顾晓鸣不仅是这样呼吁的，而且身体力行，其博士论文（《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1990年出版）即围绕犹太研究开展。
可以说，到了80年代末，有意义、具有学术性的中国犹太研究在开启。此后，各类犹太研究学术团体和机构在上海、南京、济南等地相继出现，这无疑应该视为是犹太研究在中国向一个高起点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们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犹太研究的系统、深入开展，改变了20世纪初犹太研究第一次在中国开启时呈现的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的状况，扩大了研究队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学界将有学术意义上的犹太学研究在中国的起点确定在20世纪80年代末。
1992年中以建交后，犹太研究不再成为敏感话题，以色列研究也走向台前，是政治进一步推动了犹太研究在中国的开展。20世纪90年代，有影响力和标志性的成果包括：
（1）顾晓鸣主编的《犹太文化丛书》，是中国出版的第一套关涉犹太文化的丛书，原计划出版20部，实际出版16部。尽管该丛书以翻译为主，但在当时对中国学界和中国读书界了解犹太相关内容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2）徐新、凌继尧主编的《犹太百科全书》。作为中国犹太学研究的标志性项目，该书是中国国内犹太研究界最具权威性并得到广泛使用的涉及犹太文化方方面面的大型工具书，对于推进中国犹太研究的广泛开展有重要贡献。由于该书的出版在国际上有广泛报道，并向主要图书馆赠送样书计100册，使得国际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中国犹太学的存在。
（3）山东大学傅有德主编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虽为译作，但是所选篇目都是已在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且能代表某一领域的学术水平的优秀力作。学术含量上显然已经超过顾晓鸣主编、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的“犹太文化丛书”。该丛书对推动中国犹太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该丛书现在已经有了扩展版，书目从10部增加到20部。
如果说在21世纪到来之前，中国出版的绝大多数与犹太研究有关的书籍还是以译介为主，那么21世纪以来，由中国犹太研究学者撰写、有分量和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已经成为犹太研究的主流。比如：殷罡主编的《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2002）、刘洪一著的《犹太文化要义》（2004）、徐新著的《犹太文化史》（2006）、钟志清著的《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2006）、肖宪著的《谜一般的犹太人》（2007）、游斌著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2007）、傅有德等著的《犹太哲学史》（2008），王健著的《上海犹太人生活史》（2008），张淑清著的《中世纪西欧的犹太妇女》（2009），张倩红著的《犹太史研究新维度》（2015）、唐培吉等著的《从开封犹太文化到上海犹太文化》（2019），张倩红、张少华著的《犹太人3000年》（2020），艾仁贵著的《马萨达神话与以色列集体记忆塑造》（2021），宋永成著的《苏联犹太人研究（1941-1953）》（2021）等都是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犹太研究方面的论著，可以被视为代表了国内犹太研究的最高水平。
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于2002年创办的《犹太研究》，与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2007年创办的《犹太·以色列研究论丛》，成为国内主要刊登犹太研究论文的刊物，为犹太研究构筑起了自己的阵地。这两种刊物均以集刊形式出版，目前基本每年一辑。《犹太研究》已经数年被评为国家级核心学术刊物。此外，在陈广猛教授的不懈努力下，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以色列研究中心近两年推出了《以色列研究》作为中心的学术年刊，并成为国内“以色列研究”的一本专业刊物。张倩红教授带领河南大学（现已包括郑州大学）的研究团队着手编撰《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成为国人了解以色列社会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
三、从事犹太研究的经历和感悟
李：正如您所说的，个人的发展总是和时代的背景息息相关。您被誉为“中国犹太文化研究第一人”，被国际学术界视为“中国犹太研究的领头人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我们很好奇的是，作为“目睹中国犹太学80年代以来发展全过程”的亲历者，您当时是怎样进入犹太研究领域的？
徐：严格地说，我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时代的呼唤下进入该研究领域的，是在感受到犹太文化包含的独特的文明内涵和魅力的情况下，主动投身这一研究领域的。
1976年底，我从南京大学英文专业毕业留校，分配到外国语言文学系的欧美文化研究室（该研究室是中国在1963年左右因与老大哥苏联关系破裂之后，成立的一系列旨在研究除苏联以外西方世界的研究机构之一），从事当代英美文学研究。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夜，大学的科研活动开始重新受到重视，研究所的每一位老师都在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我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美国犹太作家和美国犹太文学，契机是当时美国著名犹太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名人的吸引效应还是非常之大的。何况，我分配去工作的欧美文化研究室成立于60年代，在“文革”前就已经购置了包括贝娄在内的一批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和评论书籍。拥有书籍资料是文科研究的基本保障。不过，当时的我，尽管选择了美国犹太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但坦率地讲，压根都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进入犹太文化研究领域。
1986年，转机来了，我受美国芝加哥州立大学英文系主任弗兰德（James Friend）教授邀请前往那里教书。当时的中国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像我这样有机会出国的年轻人都有一种使命感，希望能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理科老师出国留学主要是学习科学和技术，文科老师出国留学应该更多关注新的思想。这样的想法使得自己格外留意出国留学过程中碰到的新思想，特别是自己不曾了解到的新思想和对国家走向更大开放有所助益的新思想。
与弗兰德一家生活在一起的经历，使我对犹太生活第一次有了最为直观地体验和了解，给了我很多近距离观察和体验犹太文化的机会。期间，了解到的很多思想、思维方式和传统都是我过去所不了解的，在触动自己心灵的同时，还吸引着我不断思考挖掘犹太文化包含的普世意义和新的内容。譬如，犹太人的捐赠文化，犹太人对待人和生命的态度，以及犹太人对自身传统的坚守。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犹太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异质文化，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曾了解。事实上，犹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它的许多思想融入到西方文化当中，其影响借助犹太人的散居，以及在其核心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对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正在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如果一点都不了解犹太文化，是不太容易与西方世界打交道的。特别是在美国的社会里，犹太人无所不在，各行各业都有犹太人的身影，其思想已经融入美国人的思维中。20世纪80年代，中国犹太研究的学者提出“不了解犹太就不了解世界”的口号，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也是我们从事犹太研究的目的，为走向世界的中国服务。
1988年6月，结束了在美国芝加哥州立大学的两年教学工作后，我取道欧洲回国，并在抵达欧洲前短暂访问了以色列。8月下旬回到南京后，旋即启动自己的新研究方向。做出这样的决定与当时的大环境是有关联的。中国和以色列在联合国不断私下接触的信息时有传闻。上海犹太文化研究会成立的消息促使我专程赴那里取经，第一次认识后来成为上海犹太文化研究主要推动者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潘光先生。我们一道在上海开展了犹太人在上海旧址的寻访，获得的资料对我日后数次陪同来华访问的犹太人参访团有很大的帮助。这实际上开拓了后来我行走了一辈子的“犹太人在华”研究之路。
为了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平台，1989年4月，我联络了南大校内大约10余位对犹太文化感兴趣的同仁老师以及国际上支持中国犹太文化研究的热心人士成立了一个起名叫“犹太文化研究会”的民间机构（当时的《新华日报》有简短的报道），由于包括部分国际友人，该机构对外的英文名称被定为“China Judaic Studies Association”，以区别国外其他类似的机构，希望以中外集体的力量推动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
1990年2月新学期开始后，在前面提及的调研基础上，研究会在南京大学积极筹备一个起名为“犹太学在中国”的展览。目的是以历史回顾的方式展示前人在介绍和研究犹太文化方面做了些什么。其次，也是作为一种小结，回顾这一段具有启蒙意义的活动。这次展览活动于5月20日，南京大学校庆日正式开展。展览吸引了很多人关注，不仅英文版《中国日报》（China Daily）进行了报道，还引起了包括在华经商的艾森伯格等犹太人的关注。该活动还得到美国数家机构的刊物报道。此次展览活动的一个副产品是我们编辑了一本《以色列·犹太文化研究中文图书目录》，将收集到手、用中文出版的与犹太主题有关的书籍拍照罗列于一书。这大概是中国学者编辑的第一本这样的目录。就这样，我开始走上了犹太文化研究之路。
李：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了，如今开展犹太文化研究的意义在哪？与之前的初衷相比是否有变化？
徐：应该来讲，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的了解，包括对犹太人的了解，有了长足的增长和飞跃。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的了解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够多，研究的还是不够深。我们的研究有我们的特点，但是对犹太文化深处的东西还是挖掘地不够，比如犹太人的信仰。尽管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源头，但是两教是有很大差异的。尽管两教共用《圣经》典籍，但各自的解释是不同的。国内很多讲授宗教的人都没有认识到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圣经》的解读是不一样的。譬如，基督教中的捐赠思想来源于“爱众人”的思想，指的是上帝爱所有人。你之所以帮助一个人、救济他，是因为你爱他。犹太教则认为，帮助他人，不仅仅是因为你爱他，而是因为他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是你的义务。这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爱”。
1988年6月，我受邀去以色列访问的时候，被安排会见了数位在以色列大学任教的犹太汉学家，这给我很大震撼。以色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居然有这么多位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学的学者，当时中国的人口是以色列人口的两百多倍，却鲜有人专门从事犹太研究。而且，当时中国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认识是非常片面的，比如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认识，完全基于意识形态因素对其进行猛烈批评，而不了解复国主义背后犹太文化的传统根基。相反，犹太人有开阔的视野，即使中以当时并未建交，以色列人为了研究中国，专门派人去台湾地区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譬如，1992年中以建交后，以色列首任驻华大使苏赋特（Zev Sufott）先生，就是年轻的时候（50年代）经政府安排学习中文的。这种境界值得我们学习。这也坚定了我回国后从事犹太研究的决心。一个民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应该关注很多其他民族的东西，学其所长。更何况，不了解他人，就不能很好地了解自己。
我认为现在从事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既是学术活动，也是在为国家服务。根据统计，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常常出现犹太《圣经》的内容，说明犹太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因素。在国际舞台上发言，引用这些大家都熟悉、一听就懂的表达方式，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我们在外宣和对外交往中，应该说一些别人听得懂的内容。比如犹太人来中国参观访问，我就会说，这个相当于犹太什么时期的，方便对方理解。中国在对外交往和宣传中，如果能够展示出普世性的、国际化的内容，在充分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打动对方，可以更容易地得到对方的接受和认可。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的普世价值内容，需要挖掘出来并宣传出去。
我个人觉得，除了服务国家外，区域国别研究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服务社会、普及大众。服务国家很重要，服务社会也很重要。目前我国的以色列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中东政治、阿以冲突、中以关系、创新研究等学术层面，但要想增进中国人对犹太文化的了解，包括对以色列的了解，需要做更多普及性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撰写和出版一些有关以色列的通俗读物，为国人提供雅俗共赏的东西，在轻松的阅读当中了解以色列，不至于被网上反复出现的阴谋论所带偏。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要面向学界，也要面对社会。区域国别研究专家的任务之一，是构建对世界各国的真正了解。我在美国做讲座，大部分听众都是普通的犹太民众，怎么讲地有趣，让普通人感兴趣和听进去，是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四、中国犹太研究机构的特色与优势
李：1992年，您创办了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也是国内高校第一家以犹太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机构。您对它最初的定位是怎么样的？您认为它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哪？
徐：事实上，在犹太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前，我就联系南大校内对犹太文化感兴趣的青年教师，发起成立了“犹太文化研究会”。当时，大家都认识到：中国需要新思想、需要变革和开放。事实上，每位参加进来的教师都有使命感，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推动犹太文化研究开展。因此，在中心成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了，包括策划编写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办“犹太学在中国”展览，都是在中心成立前就有的想法和具体在做的活动。
1992年5月，南京大学批准成立犹太文化研究中心，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得以进行学术交流的正式平台。可以说，该研究中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第一次有了以犹太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机构。我们在中心的章程中这样对外宣示自己的宗旨：为满足中国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对犹太文化了解的需要，并推动犹太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在国内、特别是在高校系统的进一步开展。我们的定位很明确，就是推动犹太学在中国的开展。当时，我们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我们的定位不是智库，建言献策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也是额外的。我们主要做长期的文化研究，而不是时事政治分析。
尽管我个人的学术背景是英文和英美文学，但是中心的目标远远超越了文学领域。中心成立后，我就向学校申请不再教授英语的听、说、读、写、译方面的基础课程，而是开设犹太文化方面的课程，希望让更多的学生了解犹太文化。最开始是用英文在英语系开设，后来用中文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作为选修课的“犹太文化与世界文明”课程。学生选修的很多，最多有200人。后来又陆续开设了《犹太学概论》《犹太教文献选读》《〈圣经〉与宗教文化》等课程。
现在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全职教师有四位。过去我在外院工作时一直不能招募进新人，因为进入外院教学的人必须有外国语言文学的背景，因此只能在历史系、中文系、国际关系研究院等聘请兼职教师。2002年，一直关心犹太研究中心发展的校领导将我的工作单位调整到哲学宗教学系，犹太文化研究中心更名为犹太文化研究所，性质保持不变，但是可以招收和培养犹太历史文化和犹太教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
国际化是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在多年的坚持和努力下，特别是在经费筹措方面，我们获得了显著进展，使得我们的学生几乎每个在读期间都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这在研究生培养上还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也让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多一份竞争力。
我们特别重视举办犹太文化国际学术会议和组织各类犹太文化展览，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比如1996年举办的“第一届犹太文化国际研讨会”、2002年举办的 “犹太人在华散居史国际研讨会”、2004年的“犹太教国际研讨会”、2005年的“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等都是大型国际会议，国外的与会者人数每次都超过国内学者人数。
为促进犹太文化教学和研究在国内更多高校开展，在南京大学强有力支持下，在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的加持下，我们于1997年、1999年以及2002年先后举办了3期全国性犹太历史文化暑期培训班，聘请国内外犹太学者前来授课。参加培训人员均为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教授世界古代史、西方文明史的教师、研究人员，以及少量研究生，先后接受培训的人数超百人。
在请进来的时候，我们也走出去，宣讲中国犹太人的故事和犹太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与发挥的作用，并利用演讲的机会开拓我们对外联系和合作的渠道。过去的30年，我先后受邀在国外作过800多场英文讲演，涵盖上百所大学、学术机构团体，以及犹太社区。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我们与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学术界、犹太人机构，和犹太人社区建立了十分广泛的联系。
我们还建立起了可能是迄今国内最大的犹太学图书馆，收藏有超过3万册涵盖犹太研究方方面面的英文图书，为研究的开展和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图书和资料保障。南京大学图书馆为此辟有“犹太文化图书特藏室”，占地600平方米。该特藏室的图书已全部编目，可以在线查找和通过馆系借阅。
捐赠，作为犹太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南大的犹太所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靠百分百捐赠维持的研究机构。过去二三十年，我们的活动经费和提供给学生的奖学金，主要来自犹太人的捐赠。犹太文化非常强调捐赠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说犹太人在捐赠方面无所不在，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捐赠的举动。1992年我们申请成立研究中心的时候，学校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但是由于当时学校的财政经费十分有限，没有给我们安排任何预算，中心活动经费需要自己筹措。为了犹太文化研究事业的推进，我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走上了筹款之路。人的潜能有时是需要挖掘的。30年来，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筹措到的经费已经不是以十万、百万来衡量，而是超过千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本人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理解的深度。
事实上，在研究所成立前，我已经筹过经费，包括编辑和出版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所需要的经费均是通过筹措获得。对于犹太人来说，表达对一件事情的支持，从来就不是口头，而是行动。说白一点，就是拿钱来。只要你的项目申请有意义，并能用行动证明你在做事情，而且做地不错，就会有人愿意资助你，用实际的物质行动支持你。我们获得的每一笔捐赠都反映了这一点。
李：捐赠对你们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倾向会有影响吗？
徐：我觉得没有影响。因为我们大多数的筹款活动是基于每一个具体项目来筹钱，筹钱的目标和用途都很明确。比如，办一个展览需要3000美金，就筹3000美金，把事情办完；办一个犹太历史文化暑期培训班需要2万5千美金，就筹2万5千美金。犹太人有强烈的捐赠意识和浓厚的捐赠文化，所以筹钱相对容易，但是也要提供一个能够打动人的申请报告，而且要确保所有的开支足够合理。通常捐赠人（包括旗下的基金会）有自己的章程，勾勒出自身的捐赠目标和范围。因此需要在申请前对之有一定的了解，以做到有的放矢。
筹款的成功与否主要建立在声誉的基础上。外国朋友经常讲，徐新讲的事情，他能办到。这就是言必信，行必果。承诺的东西一定要兑现，不兑现名声就没了。比如编撰和出版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研究所搬迁新址时的费用筹措等，我做出的所有承诺都如实如期兑现。声誉建立起来之后，筹款就相对容易开展。当然，做这样的事需要一个过程。从最开始的几千块、几万块，到后来的10万、100万，就是一个过程。为了研究机构的持续发展和兴旺，我觉得建立留本基金是一个不错的措施，确保研究有稳定的经费支撑，是研究不断开展和深入的基本保证。目前支撑我们研究所运转的经费，不再是项目申请得到的钱，而是留本基金投资获得的收益。
李：您如何评价国内其他犹太研究机构的特色和优势？
徐：上海社科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1988年），是中国国内成立最早的专门从事犹太研究的机构。2004年，该中心被上海社科院确定为“特色学科”，受到社科界的极大重视。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犹太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形成以犹太历史文化研究、当代以色列研究和美国犹太人研究为基础，以中国犹太人社区，特别是犹太人在上海为重点的学术特色。
北京大学于1985年在教育部指导下开设希伯来语专业，教授现代希伯来语（外界普遍认为在为与以色列建交作准备），以填补国内语言教学的一项空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培养出中国第一代能够掌握以色列官方用语——希伯来语的专业人才。日后的数据表明，北大希伯来语专业培养的人才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犹太学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包括翻译《塔木德》的张平教授，南大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现任所长孟振华教授，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虞卫东等人都是首先在那里学习希伯来语后走上犹太学治学之路的学者。
同济大学的“犹太学研究室”是另一个在早期（1989）犹太学研究领域成立的学术机构。其研究集中在“上海犹太人”和“犹太移民华夏史”等课题上，主要成果发表在《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上。学报还专门开辟“犹太学研究”专栏，先后发出的文章达数十篇。创始人唐培吉教授的贡献功不可没。
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94年，2004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并更名为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以犹太宗教和哲学为研究重点和特色，特别是在犹太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
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成立于2002年，前身是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在古代开封犹太人、犹太近现代史、以色列通史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成为河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最主要支撑力量，连续八年（联合郑州大学）出版的《以色列发展报告》蓝皮书是当前国内以色列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黑龙江社科院黑龙江犹太研究中心（2000年），以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开发和利用哈尔滨犹太人遗址遗迹，重视学术研究对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其建议和成果多次获得中央和省市领导的批示和肯定，成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最佳窗口。
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如云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中东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下属数个研究所尽管名称不专显犹太或以色列字样，但拥有最早从事犹太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如云南大学的肖宪教授就是一位80年代进入犹太学研究且硕果累累的学者。云南大学的杨曼苏、西北大学的阎瑞松、中国社科院的杨达洲、周燮藩、殷罡、钟志清、黄陵渝等人都是犹太研究专门人才。
十多年前，在以色列的“中以学术交流促进会”（SIGNAL）的协助下，国内近10所大学先后成立了以色列研究中心。尽管各中心活跃程度不同，它们的存在对中国犹太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化仍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015年，在教育部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南京大学在国内高校系统中牵头其他七所已经建有犹太或以色列研究机构的大学，成立了“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创始成员大学是：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盟的成立使得中国犹太学研究有了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一个得以与其他国家类似机构交流合作的机构，是中国犹太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李：您曾提出要建立一流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您认为一流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需要具备哪些特征？
徐：首先要拿出一些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包括文章、书籍和咨询报告），能够反映对研究对象各个方面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这才是研究机构在学界的立身之本。2015年，我被召进中南海，向国务院办公厅汇报对刘延东副总理访以的准备事项；2018年，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出访以色列前，专程来研究所调研视察，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研究工作对国家的意义。
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要能够培养立志从事这方面研究和学养丰厚的学生。这是作为一流教学研究机构的重要标志。
第三，要具备学术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够举办有分量的学术会议，能够邀请到国际国内一流的学者。如果本身是一流的机构，那么与之打交道的也应该是一流的学者。比如，我们举办的“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请来了国际上研究反犹主义的一流学者，也请到了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一流学者。这类活动是非常值得去做的。
第四，一流的学术机构应该具备更高的境界，有前瞻性的思想，想他人之先，唯有这样才能做地更好、走地更远。比如，我们在着手编写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的时候，国内没有人想过要这么做，也没有人能拿得出来。
五、未来的挑战与应对
李：作为一个相对小众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从事犹太研究的学者规模大概有多大？人才培养方面有没有担忧？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徐：我觉得真正坚持在做研究，并且具有一定成果的大概在50人，偶尔发表相关文章的大概有上百人。在人才培养方面，我目前指导过的16个博士，就有12个毕业后在国内大学教书。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去其他大学教书，推动犹太学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开展。当然，他们最后去向不一定是犹太研究机构，有的去了政府机关（如国家民委、宗教局），有的去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院。
在人才培养上，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由于犹太研究在国内高校总体上算小众领域，普及程度不高，导致生源不是太理想。很多学生在进入这个领域时是没有什么基础的，即使到了硕士阶段也有报考的同学没有多少基础，有的到博士阶段只有一点点基础，还需要从头开始培养。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光有兴趣是不够的，要能培养一批真正既有志从事这一研究，同时具备真正专业学养的学子，扎实的基础是必须的。
李：国内的犹太和以色列研究目前还面临着哪些方面的问题？您有何建议举措？
徐：国内的犹太和以色列研究在取得不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譬如，就我们的研究所而言，最大的遗憾（也可能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可持续、促发展、有层次、有梯队、欣欣向荣、人才济济的研究所。特别是在纳入区域与国别领域后，还是没有能够找到破解难题的方法和道路。
尽管我们起步早、基础好、联系广泛、并有较好的国际声誉，但是，由于研究所没有自己的编制，进人和招生都受到很大限制，再加上所处的院系不对口，无论是早年的外国语学院，还是现在的哲学系，都不能在人员的调入（人事安排）和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培养和分配上提供实质性的助力。不是专业不对口，就是成果认可方面不配套，申请国家项目也受到影响。我们在哲学系报出的项目申请中很难列出涉及国别和地区研究需要的历史、国情、对外关系等方面课题。
我想，其他院校（除去河南大学和山东大学）的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机构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问题。
人员不够难以应付研究的深入开展，或是制定更大的未来规划。我建议，在无法短期内变更体制和隶属关系的情况下，如果高校的国别和地区研究院能够协调，与历史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调配兼职人员，可以在3-5年对犹太和以色列研究产生重大的改变和提升。这就需要所在高校的校领导下决心统筹。
在学生培养上或许可以来一创新举动：联合培养。譬如，在相关院系（比如历史、国关、商学院等）设立犹太和以色列区域国别研究的专项招生名额，由所在院系导师与犹太和以色列研究的导师联合指导。我们在为这样的学生提供项目和经费等资源的同时，争取产出既能得到合作院系认可，又能有助于犹太-以色列研究发展的成果。
犹太和以色列研究还需要有更广泛的国际联系，需要与国际上的知名智库和研究机构建立并保持紧密的联系和交流，交流想法和项目计划，借鉴各自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果。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开展一些项目的合作研究就更上一层楼了。
李：基于您长期从事犹太与以色列研究的经验，您对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有什么建议？
徐：对于今后培养的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首先应该要求掌握对象国语言。如果没有第一语言的基础，获得研究对象的信息只能是来自二手，用二手资料做出来的研究是有缺陷的。我之前在访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东与非洲研究中心的时候，发现那些做非洲国别研究的学者，研究哪个国家就具备哪个对象国的语言。我们目前还做不到这样，这是我们的短板。所以，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生都应该选修至少两个学期的希伯来语课程。
其次是要有当地生活的经历。我们培养的学生和学者，一定到对象国和地区生活相当一段时间，最少三到五年，不仅是为了学习当地的语言，也要了解当地的社会习俗。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前瞻性的“投资”，但是是值得的，是培养区域国别研究真正人才之举。
第三是要结合各自学校和自身特点确定研究方向，专攻一两个方面，不能什么都涉及，对一个领域一哄而上。一窝蜂地搞，最终只会重复低水平的东西。十几个人都写同一个题目，都做没有深度的东西，这是最大的浪费。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作为以色列国家文学的现代希伯来语文学在中国基本没有得到介绍，我因访问过以色列，并在那里购买了一系列现代希伯来文学作品，成为国内最早译介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学者，后来当了解有懂希伯来语的人在做之后，我就果断不搞了，因为他们比我更有语言优势。我目前的关注点是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文化。今天，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创新竞争力。这是我在中国将与以色列的关系定位为“全面创新合作关系”后的一次研究转型的结果，也是过去十年我出访以色列10多次后的一种研究调整的结果，希望以此服务于中国创新经济和发展。
李：最近巴以冲突再次升级，国内舆论既有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攻击，也有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长期封锁，您是如何看待国内学界存在的“亲以”和“亲巴”之间的争论？学者如何在保持情感倾向的同时维持研究的客观性？
徐：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极为正常，我并不赞成所谓“亲以”和“亲巴”之分。这样的提法对于评价网民兴许还有一些道理。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基于自己的研究得出相应的观点看法，而这样的看法观点通常是会随着形势的发展，或者信息来源的变化而变化。当然，就本人的经历而言，我认为国内学界研究最大的不足之一是，学者之间很少有对阿拉伯国家的观点和以色列国家的观点进行合理交流和辩论的机制，双方没有真正坐下来谈和交流，看不到思想交锋，光靠写文章，或者宣读论文，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没有交集，而是各走各的道。结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都明白真理越辩越明，但实际上，我们缺少这种辩论的学术会议机制。这对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深入开展是十分不利的，应该经常召开非宣读论文式的研讨会。不仅在以巴冲突问题研究上应该如此，其他问题研究也应该如此。
访谈最后，徐新教授不无深情地表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犹太学研究尽管仍然在不断发展向前，但过去的40年已经清晰地展示了自身的发展轨迹：在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引下，怀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以走向世界和融入世界的坚强意志，有机会接触和了解犹太文化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代学人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入新兴的犹太学研究领域。
他们从各自熟悉的领域出发，在努力为新学科打基础、做准备、育人才的同时，不断跨界开拓中国犹太学研究的新领域。他们是有理想的创客，勇于接受挑战，通过建立学会和机构为研究事业搭建平台；他们是盗火者，将犹太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传统、思想、哲学、历史、文学、文化的优秀部分引入中国社会，为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提供了积极的参照；他们是伟大的行动者，不仅在翻译介绍方面躬身亲为，更是在研究方面深耕细作，为社会奉献一部部作品，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借鉴。
在区域国别研究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生态主流的大背景下，建言献策服务国家现已成为中国犹太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点。而在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的形势下，转型期的犹太学研究也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聚焦犹太创新和以色列创新竞争力的文化因素研究，以服务于国家创新经济的发展。综合各种因素，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的犹太学研究会有更大发展。
学人简介：
徐新，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名誉所长。1977年起在南京大学任教，在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室从事英美文学研究，1986至1988年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美国芝加哥州立大学英文系任教，1988年回国后主要从事犹太宗教、文化、历史，以及犹太人在华散居史方面的研究。徐新教授对中国犹太学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犹太文化研究第一人”，是中国犹太学的奠基者之一。主要成果包括：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主编）、《西方文化史》《中国开封犹太人：历史、文化及宗教研究》（英文专著，美国出版）、《犹太文化史》《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异乡异客：犹太人与近现代中国》《以色列简史》等。
积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是其学术活动的重要特点，是中国最早（1988年）访问以色列、并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发表公开讲演的学者。1996年获美国弗兰德纪念特别奖；2002年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授予其哲学博士名誉学位，以表彰其在中国开展的对犹太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极其重要贡献；2016年获得南京大学人文研究贡献奖；2019年受聘担任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2020年被聘任为南京大学全球交流大使；2023年在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举行的以色列75周年国庆日活动上因“致力于犹太文化研究及中以教育交流”被授予“杰出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