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阿迪 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土耳其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目 录
学之探究 从奥斯曼到土耳其
国外经验 英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经验为重点
观点集萃 伯纳德·刘易斯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
学人访谈 昝涛教授谈奥斯曼-土耳其研究
【编者按】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可以追溯至 16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打破了中世纪各区域间的地理隔绝，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自13-14世纪，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不断崛起，并开始了与欧洲诸国长达几百年的碰撞、竞争与交流。也正是这种历史交流，使得欧洲国家关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研究从一开始便处于领先地位。现代区域国别研究虽然兴起于美国，美国关于奥斯曼—土耳其研究也开始在二战后逐渐取得不错的成绩，但其始终缺乏欧洲国家那般厚重的研究底蕴。因此，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欧洲国家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及其经验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与灵感。
英国是较早开始关注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国家之一，有其独到的学科建制和经验。英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发展至今，逐步形成特色，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英国的经验与成果无疑能够为探索中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
奥斯曼帝国既是土耳其共和国的过去，也是中东-巴尔干地区很多国家较近的过去。关注历史，是因为我们关心现实。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我们开始关注土耳其这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国家。学习如何认识历史，将更加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回应现实。基于此，本期简讯聚焦奥斯曼—土耳其研究，设置了“学之探究”“国外经验”“观点集萃”和“学人访谈”四个栏目。“学之探究”探索了从奥斯曼到土耳其的历史，梳理了奥斯曼与土耳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国外经验”分享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科建制和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经验。“观点集萃”则介绍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关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相关观点。“学人访谈”收录本期特邀责编阿迪博士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知名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学者昝涛的访谈，展示中国学者对于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观点。
学之探究 | 从奥斯曼到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是包含多民族、多文化的伊斯兰帝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伊斯兰帝国。从文明史的角度出发，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崛起，夺取君士坦丁堡，或多或少地重建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在土耳其人的影响下，伊斯兰正在享受一次普遍的复兴。[1]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起源，直到今天仍然是多种理论博弈的场域，很难说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说法。[2]历史上，奥斯曼人其实并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土耳其人（Turk）”，他们也不会这么自称。[3]简单来讲，自古以来，某个群体如何称呼自己（自称）和别人怎么来称呼或看待它（他称），这中间往往是有差异的。早在奥斯曼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之前，西方人把活跃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些长相、语言、习俗、宗教相似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都称作土耳其人，欧洲人长期称奥斯曼帝国为土耳其帝国。[4]
学界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期，目前逐步达成共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教授所著《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历史与叙述》（FROM OSMANLI TO TÜRKİYE）一书中指出，奥斯曼帝国绵延600余年（1299-1922），其历史分期大致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从13世纪末14世纪初到1453年奥斯曼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灭亡东罗马帝国，这个阶段奥斯曼还称不上是帝国，只能说是从奥斯曼公国走向帝国的阶段，也可以叫帝国形成期；
第二，1453年后奥斯曼才称得上帝国，之后是帝国的扩张与建设时代，从1453年到16世纪中后期，是奥斯曼帝国达到最强盛的一百多年，以苏雷曼大帝的统治在16世纪中后期的结束为标志；
第三，16世纪中后期之后，奥斯曼帝国就进入了长达两百余年的“危机、调整与相对平衡”的时代，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后期的1789年。
第四，1789年，苏丹塞里姆三世开启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长达一百多年的改革时代，这一百多年可以称为“挫折、现代化与收缩并行的时代”，奥斯曼帝国面对西方的崛起以及许多内部问题，需要应对种种挑战，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很快彻底解体。[5]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在其《奥斯曼之影：塞利姆的土耳其帝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God’s Shadow: Sultan Selim, His Ottom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认为，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d Ⅱ，1444年—1446年，1451年—1481年在位）率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千年东罗马帝国灭亡，欧洲震动。随后的半个世纪，奥斯曼人继续扩张。在第九任苏丹塞利姆一世（Salim I，1470-1520年在位）时期，发动了三次东征，先是击败波斯萨法维王朝，后两次击溃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军队，阿勒颇、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等名城相继落入塞利姆手中，塞利姆在埃及首都开罗称哈里发，确立了在伊斯兰世界的至尊地位。奥斯曼帝国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世界帝国。塞利姆不仅重塑了奥斯曼帝国和中东的政治生态，在他带领下蒸蒸日上的帝国还将影响辐射到了全球。帝国对东西方商路的垄断，导致哥伦布等人冒险穿越大西洋，最终发现新大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一些欧洲人将欧洲相较于奥斯曼的劣势归因为道德堕落，主流信仰遭遇到挑战。因此，倘若忽略奥斯曼帝国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完整地理解大航海时代和现代早期的世界。作者在书中通过强调奥斯曼帝国在塞利姆治下的作用，试图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以奥斯曼为中心，强调了奥斯曼帝国在大航海、宗教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作用，补全了我们对现代世界起源的认知图景。[6]
按照阿兰·米哈伊尔的说法，塞利姆一世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来临，那么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历史落差便开始形成了。
随着欧洲不断崛起，奥斯曼帝国却停滞不前。18 世纪起曾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走向了衰落，欧洲列强围绕“奥斯曼遗产”的争夺引发了“东方问题”。所谓“东方问题”，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7]学界一般认为，1774 年结束第五次俄土战争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是东方问题的起点。此后，在欧洲列强不断冲击下，奥斯曼帝国沦为“欧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Europe）”。这期间，较为典型的事件有希腊独立、土埃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俄土战争（1878）、意土战争(1911)和两次巴尔干战争等，在上述一系列危机与战争下，奥斯曼帝国走向命运的终点。[8]
一战中，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国阵营。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1923年，在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带领下，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共和国，实际上也继承了奥斯曼帝国丰富的遗产。
学术界研究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的开拓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在1961年出版了著名作品《现代土耳其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9]这部作品的标题便能给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在凯末尔的领导下，一个全新的、现代的土耳其兴起”。经过百年发展，目前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面积78万多平方千米，现有人口约8300万，其中99%都是穆斯林。土耳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北邻俄罗斯，向东是高加索、中亚地区，向西为欧洲，其南与东南是北非、中东，尤其是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0]目前，土耳其是G20成员国，近些年其经济规模世界排名在17-19名之间（时有波动）。土耳其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属于中等强国，中东地区大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土耳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
一百余年前，奥斯曼帝国崩溃，留给这个世界太多至今仍难消化的遗产。尤其是世界的两个“火药桶”，都直接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有关系，一个是中东地区（比如2023年下半年以来的巴以危机、红海危机），另一个是巴尔干地区。[11]
从奥斯曼帝国再到土耳其共和国，二者与欧洲国家产生过诸多互动。直至今天，土耳其也在争取加入欧盟的机会。与欧洲国家的上述互动，也必然引发欧洲国家对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共和国的关注与研究。英国在奥斯曼-土耳其研究方面走在了前列，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产生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注释：
[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常邵民等译：《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126页。
[2] 昝涛：《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历史与叙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页。
[3] 昝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第 31页。
[4] 同上。
[5] 昝涛：《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历史与叙事》，第3-4页。
[6] 【美】 阿兰· 米哈伊尔著，栾力夫译：《奥斯曼之影：塞利姆的土耳其帝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北京：中信出版社，扉页。
[7] 【德】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流亡者-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 6 页。
[8] 关于希腊独立、土埃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俄土战争（1878）、意土战争（1911）和两次巴尔干战争等内容，详见王绳祖：《国际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第二卷、第三卷。
[9]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0] 昝涛、易鹏、李玲飞等著：《重新发现土耳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第3页。关于土耳其人口的统计这几年都有新的变化。由于土耳其接纳了数量较多的难民，以及自身人口增长等因素，目前相关研究对土耳其的人口估算在8200万至8500万之间。此外，关于土耳其国家的详细介绍，详见郭长刚、杨晨、李鑫均、张正菡编著：《列国志：土耳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1] 昝涛：《从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文明重构》序，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4年5月21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272986，访问日期：2024年5月25日。
国外经验 | 英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经验为重点
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典型代表——英国，早在1578年便开始在官方层面接触奥斯曼帝国。1578年伦敦商人代表哈尔伯尼（Harborne）带着女王的信来到伊斯坦布尔，要求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d III，1546年－1595年在位）接见。女王在信中希望苏丹给这封信的持有者——她的授权代理和所有臣民在英国旗帜下在奥境内自由贸易的优惠。苏丹给予哈尔伯尼及其雇员在帝国港口和境内进行贸易的特权，但拒绝了其他要求。不久，女王又致信苏丹，要求结盟共同对抗西班牙，都被苏丹所拒绝。[1]
此后，许多参与黎凡特贸易的人，如大使、执政官、牧师和商人及一些沿着贸易路线旅行的旅行者们，都创作了很多关于土耳其人的著作。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新闻小册子，历史著作不断问世。英国人克诺里斯（Chloris）的代表作《土耳其通史》（1603年） 是反映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交往的重要著作，其成为近代早期关于土耳其帝国最权威的英文书。《土耳其通史》从保守的和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作品，到后来在很大程度上被盎格鲁—奥斯曼经济和外交互动问题所主导，同时，其陆续出版也强烈反映了当时英国土耳其观念的变化以及现有历史话语的形式和惯例。[2]
七年战争后，英国登上世界头号殖民强国的宝座，它几乎在世界各地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自从英国确立了对印度的独占统治后，为了确保英国通往印度的贸易航道的畅通，英国特别关心黑海海峡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英国不会同意其他任何大国在这一地区占有优势，俄国自然也不例外。克里米亚战争便是英国这种政策的直接体现。[3]围绕奥斯曼帝国所产生的“东方问题”持续发酵，使得英国更加关注奥斯曼帝国。英国对奥斯曼帝国政治上的这种持续关注，也推动了英国关于奥斯曼帝国区域的相关研究。
英国最为古老的两所高等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16世纪便开始对近东及远东的语言、文学、历史和宗教等进行教学与研究，因此，东方研究是20世纪以前英国区域研究最为重要的学术渊源。以牛津大学为例，牛津大学于1546年设立希伯来文教席，1636年设立阿拉伯文教席，1832年设立梵文教席，1869年设立汉文教席，1871年成立东方研究荣誉委员会（Board of Studies for the Honour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1894年成立东方语言学院（Faculty of Oriental Language），1914年改名为东方语言文学学院（Faculty of Oriental Language and Literature）。[4]由此可见，牛津大学的东方研究涵盖广阔的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奥斯曼帝国也包含在内。
除了牛津大学外，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和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也有对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伦敦大学学院于1826年创立之初就设立了希伯来文、印度斯坦文和东方文学教席，并于1831年和1836年分别增设梵文和汉文教席；伦敦国王学院于1829年创立之初就开始提供东方语言文学的课程，并在后来陆续设立亚非各种语言的教席。随着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迅速向外扩张，英国各界对于东方语言培训和文化了解的需求不断增加，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考虑进行更有效的跨校合作，一方面是避免重复语言教学，另一方面是加深细化东方研究，于1890年共同创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School of Modern Oriental Language），可谓是东方研究学院的前身。[5]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它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也没有获得独立的办公楼和图书馆，最后于1902年关停，其中，最大原因在于现代东方语言学院没有获得更高层级组织机构（包括英国政府和伦敦大学）的有力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虽无疾而终，但在伦敦设立一所专门致力于东方语言和研究的呼声和努力却未曾中断。1904年，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院士、伦敦大学学院托马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教授发布《英格兰和海外的东方研究》并引起反响，他系统比较了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在东方研究领域 的机构设置和教职数量，指出英国现有的东方研究与大英帝国的利益关切不相匹配，且严重落后于德国，这在20世纪之交英德竞争的背景下尤为堪忧。[6]时任英国首相的亨利·坎贝尔 —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认可英国国家学术院和伦敦大学关于英国东方研究落后于人且需重组加强的意见，并敦促相关部门采取行动，次年英国财政部任命唐纳德·雷伊（Donald James Mackay Reay）组织专门委员会，研究创立东方研究学院。雷伊委员会于1909年发布专门报告，详细论证东方研究学院的语言教学、教职设置、学生规模、办公楼 选址和办学经费等问题。东方研究学院设立之初本质上是为大英帝国服务的，主要提供亚非语言教学培训，辅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区域研究，以满足英国实现帝国管理、军事安全和商业往来的人才需要。[7]
英国在奥斯曼帝国拥有广泛的利益，包括地缘政治、政治利益、经贸往来等方面。在英国区域研究中，尤其是亚非区域研究中，对奥斯曼（土耳其）的研究始终是其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6年，正处于一战中的英国终于决定迈出重要的一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前身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宣告成立。伊恩•布朗在其《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帝国训练与学习的扩展》（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一书中指出写道：“亚非学院的成立可谓是‘酝酿已久，但耽搁太久’（Long contemplated and too long delayed）”。[8]东方研究学院于1938年9月更名为“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9]
1918年，亚非学院（此时为其前身：东方研究学院）开始给英军提供土耳其语课程。如下图：
Figure 1. An army class for Turkish, 1918. The Director, Denison Ross, is in the front row, third from the right.
Source: SOAS Picture Archive, SPA/3/34[10]
1919-1920年期间，土耳其语课程也正式成为学院32种授课语言之一。[11]1939年，学院成立了土耳其语言教席。1942年在陆军部（War Office）的支持下，学校教育委员为了招收具有语言天赋的学生设立了74个奖学金，其中20个为土耳其语奖学金名额。这些学生接受为期18个月的语言培训，然后前往情报部门工作。直到1943年，有18个学生完成土耳其语的学习与培训。[12]由此可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自成立之日起便设立了土耳其语专业，为战争时期的英军输送了不少土耳其语方面的人才。
由于亚非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英国政府对区域研究的重视程度大大加强，亚非学院也抓住机遇，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时间大概从1946年到20世纪50年代末，其标志是1946年起草并于1947年公开发布的《斯卡伯勒报告》（Scarbrough Report）。《斯卡伯勒报告》是一份政府报告，由劳伦斯·斯卡伯勒（Lawrence Roger Lumley Scarbrough）主持，由英国外交部牵头组成跨部门报告委员会（包括诸如殖民部、国防部、空军部、陆军部、教育部和海外贸易部等部门代表），针对英国区域研究的教学和研究状况进行调查，并通过跨国横向比较，向英国政府提出加强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研究的对策建议。《斯卡伯勒报告》提出，英国现有的研究机构和力量无法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全球战略需要，特别强调应该大力支持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区域研究，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以专项基金方式支持区域国别的教学与研究。[13]亚非学院正是在《斯卡伯勒报告》的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下，从语言培训机构更多地转变成为教学研究机构，在区域研究领域开始成为世界一流的学术机构。《斯卡伯勒报告》发布后，亚非学院的教职人数从1945-1947学年的62人快速升至1951-1952学年的136人，到1959-1960年则达到155人。但是，《斯卡伯勒报告》所试图发展的多学科与现代研究并未得到充分落实，亚非学院的区域研究仍由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研究所主导，直到1958 年都还没有设立社会科学的正式教职。[14]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随着另一份政府报告《海特报告》（Hayter Report）于1960年起草并于1961年公开发布，英国区域研究进入第二个时期，时间大概从1961年到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可谓是英国区域研究的黄金时期，也是亚非学院历史上扩张最为迅速的时期。[15]首先，在《海特报告》的建议下，英国政府对于区域研究的拨款大大增加，英国大学拥有更加充足的资源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结合的区域研究。在这一时期，亚非学院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数量大大增加，超越语言类教学和研究人员，成为亚非学院的主导力量。[16]其次，为了促进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在区域院系的基础之上，亚非学院于20世纪60年代设立了五个区域研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近东与中东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和远东研究中心。[17]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包含在近东与中东研究中心之中。
经过短暂的收缩与调整，1991年冷战结束后，亚非学院的规模再一次得到发展。1990年前后拥有本科生和研究生总共1000人左右，到了2000年前后超过3000人，进入2010年后则基本维持在5000人以上。[18]目前亚非学院也设置了奥斯曼研究中心。[19]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培养的中东语言与文化方面（阿拉伯语）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伯纳德·刘易斯，后来他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中东、伊斯兰和奥斯曼-土耳其历史学家。
注释：
[1] 杨瑾：《试论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关系:1558-1603》，《唐都学刊》2007年第5期，第108页。
[2] 魏志豪：《16—17 世纪英国旅行者的奥斯曼帝国观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8-20页。
[3] 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近代卷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4] 王昭晖：《英国区域研究史及若干思考——基于对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考察》，《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4期，第110页。
[5] 同上，第111页。
[6] Ian Brown，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2.
[7] 王昭晖：《英国区域研究史及若干思考——基于对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考察》，《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4期，第112页。
[8] Ian Brown，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p.7.
[9] Ibid, p.87.
[10] Ibid, p.64.
[11] Ibid, p.65.
[12] Ibid, p.98.
[13] 王昭晖：《英国区域研究史及若干思考——基于对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考察》，《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4期，第116-117页。
[14] 同上，第117页。
[15] 同上，第119页。
[16] 同上。
[17] 同上。
[18] Ian Brown，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p. 282.
[19] 详见：https://www.soas.ac.uk/about/research-centres/centre-ottoman-studies，访问日期：2024年4月28日。
观点集萃 | 伯纳德· 刘易斯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堪称当代最为著名的中东和伊斯兰研究者，当然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刘易斯于1916年在伦敦出生，2018年逝世，享年102岁。在刘易斯逝世不久，《华尔街日报》撰文道：
“人们曾经把研究中东历史和文化的西方学者称为‘东方学家’（orientalist），而伯纳德·刘易斯则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东方学家。”
《历史学家与历史著作百科全书》也称刘易斯为：
“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和中东历史学家”。[1]
1939年，23岁的刘易斯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博士期间他主要研究伊斯兰史。次年，刘易斯留校在亚非学院任教。二战时，他入伍从军，先后效力于英国装甲军团和外交部，这一经历或许是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呈现鲜明的现实政治色彩的一大原因。二战后，刘易斯回到伦敦大学任教，直到1974年，他转入到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并在那里工作到1986年退休。[2]
刘易斯一生出版过的作品超过三十部，堪称著作等身。他通晓土耳其语、奥斯曼文、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等多门中东语言并曾担任《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Islam）第二版的主编。从公开出版的论著来看，刘易斯的研究兴趣相当广泛，涵盖中东地区国家的历史、宗教以及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互动等主题，对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重要着力点。最初，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的历史，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伊斯马伊派的起源》（The Origins of Ismailism）。然而，在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后，有着犹太血统的刘易斯在阿拉伯国家查阅档案和游历时面临诸多不便，恰逢当时土耳其共和国开放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档案资料，他便把研究重心转向了奥斯曼帝国。与此同时,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准备出版关于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关系的系列丛书，邀请他负责撰写一部关于土耳其现代历史的著作,《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1961年，45岁的刘易斯已经出版了其关于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著名的作品，这就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这本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更大也更持久，可谓刘易斯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刘易斯的书中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也是中文学界一直以来被引用最多的书。[3]
目前,《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已经被翻译成包括土耳其语、波兰语、希伯来语、法语、波斯语、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版本,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也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经典现代化研究范式的代表作品。 [4]
刘易斯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学术界的范畴,还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民众对伊斯兰文明的认知。随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海湾战争、“9·11” 事件、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ISIS /DAESH) 等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中东问题”(或“伊斯兰问题”)不断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话题。大众传媒、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 也使得普通民众迫切需要了解中东地区的历史、现状和伊斯兰文明的内涵。在这种背景下,刘易斯成为广受欢迎的学者,经常应邀就伊斯兰文明相关主题发表看法,甚至为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地区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刘易斯也很快被贴上“文明冲突论”宣扬者的标签,成为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内许多学者批判的对象。[5]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集中展示了伯纳德·刘易斯的土耳其史观。书中对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世俗化、民主化等几个重大议题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并成为此后学界不断争论的议题。
1. 奥斯曼帝国“衰落论”
16 世纪时, 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达到极限。1529 年苏雷曼大帝率军围攻维也纳未果,标志着帝国在欧洲地区的征服受挫。在东部边界与萨法维王朝的对抗中,尽管塞利姆一世和苏雷曼大帝在战场连连告捷,但始终无法进入波斯地区。在印度洋, 帝国遇到了船坚炮利的葡萄牙人；在克里米亚地区,则受到俄罗斯人的阻击。然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22年,国祚延续了六个世纪之久。[6]
刘易斯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对奥斯曼帝国衰落的相关研究重视不足。土耳其的历史学家深受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 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本民族的伊斯兰化之前的早期历史以及共和国革命史等方面的研究。在西方学界,虽然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但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奥斯曼帝国史研究范式,而且过多受到奥斯曼帝国新独立国家民族史观的影响,因而对奥斯曼帝国存在偏见。[7]
无论是土耳其学者还是刘易斯,对奥斯曼帝国长期衰落历史的强调,主要是为了突出“新”与“旧”的历史断裂。“旧”可以总结为强盛一时的禁卫军制度趋于衰落,领土扩张进程停滞,周边崛起新的强国,而且奥斯曼帝国没有海外殖民地,与新航路开辟所带来的新财富无缘,更没有出现农业革命和技术革新,所有这些注定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命运。所谓的“新”，在刘易斯看来主要是西方的现代性。[8]
2. 关于帝国的伊斯兰属性与世俗化问题
与菲利普·希提、爱德华·萨义德这样的阿拉伯裔西方学者不同,刘易斯对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帝国有着更倾向于某种本质主义的理解。在解释奥斯曼帝国建立和扩张的深层次动因时,他强调伊斯兰教信仰的作用, 这与保罗·维特克用“圣战征服论”解读奥斯曼帝国的起源有异曲同工之妙。[9]
在研究伊斯兰教在现代国家中发挥的作用时,刘易斯指出,源自伊斯兰教早期的观念和模式,至今仍然在伊斯兰国家中存在重大影响。[10]从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开始, 最早的穆斯林社团乌玛(ummah)就是政教合一的组织, 直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国家和宗教仍然是一体的。他强调,相比之下,基督教很早就发展出“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等具有世俗主义色彩的理论。对基督徒而言，是可以在上帝和恺撒之间做出选择的，而这也引发了教权和王权之间的长期冲突。[11]这样一种对宗教的本质主义的看法，忽视了伊斯兰帝国历史上世俗王权相对于宗教势力长期占据主导性优势地位的事实,完全是从对宗教的抽象理解来解释历史。到21世纪初，刘易斯还在强调伊斯兰教自身世俗主义的缺失，以及穆斯林普遍拒绝接受源自基督教世界的世俗主义理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东地区的世俗化进程非常艰难。[12]当下，西方主流舆论对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治的理解，基本上仍然延续刘易斯的思路。
3. 民主化问题
1950年的民主选举在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执政27年的共和人民党在国内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被民主党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更为重要的是，共和人民党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柄来阻止权力的和平过渡。
在刘易斯看来，民主党能够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恰好说明凯末尔党人对土耳其政治建设的巨大贡献，以及土耳其民主制度的成熟。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和人民党在选举中的失败,正是它最大的政治成就。[13]那么，土耳其何以能够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中唯一成功地建立起较为稳定的西方式民主政治? 刘易斯认为这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有关。尽管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衰落之势不可逆转，但其一直拥有独立主权，从未被其他帝国所完全控制，也从未彻底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土耳其的民主制度既不像战败的轴心国那样由战胜国强行安加，也不像前英、法属地那样由帝国主义遗留下来, 而是由土耳其自己选择的。[14]
刘易斯强调，探讨土耳其民主化改革时不应夸大西方国家的影响力。西方国家的支持确实是伊斯梅特·伊诺努（Mustafa İsmet İnönü）民主化改革的一大驱动力，但土耳其的政治家绝非仅为讨好外国而变革建国以来的政治传统。伊诺努等人非常清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是否拉拢土耳其与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无关，而取决于土耳其重要的战略位置。[15]
总之，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唯一成功实现西方式民主选举的伊斯兰国家。[16]土耳其共和国的民主化历程表明：尽管在伊斯兰国家建立西方式民主政治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17]
关于刘易斯的争议向来较多。伯纳德·刘易斯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被视为现代化研究范式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在所谓现代化范式的视域下，现代化进程有着确定的目标, 即以西方为模板实行全面的变革。正如刘易斯在该书 “前言”中总结道:“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新的土耳其是如何从陈旧腐朽中诞生的。”
刘易斯虽然在其著作的导论和结论部分强调了土耳其革命的内部动力，但其作品主体部分的论述主线还是高度简化的,即把奥斯曼-土耳其变革的历史概括为西方因素和伊斯兰因素之间的消长。许理和(Eric J. Zürcher)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谈到：
尽管刘易斯没有在任何地方定义过什么是“现代”， 但显然这一概念对他意味着：民族国家、宪政-代议制和工业化。在他的现代性概念中，最根本的是世俗主义——从政府、法律、教育和文化中祛除宗教因素。就如同对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者一样,对刘易斯来说，现代化与世俗主义几乎是同义词。[18]
刘易斯所开创的土耳其现代化研究范式，把土耳其历史硬性地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部分，认为土耳其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改革，而1923年凯末尔党人领导的世俗民族国家的建立则被看作对此前改革的一个总结。这正是土耳其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基调。它认为，奥斯曼-土耳其的现代化是一个由精英推动的、成功的制度创新过程，这个进程的主要特征就是西方化。为了证明这种西方化对土耳其的意义，刘易斯在著作中不惜笔墨地强调了西方民主思想与土耳其的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层亲和力。
今天的土耳其，温和的伊斯兰政党在西式民主框架下长期执政，并极大地改变了军队监护国家的政治特色。这个世界二十大经济体之一、北约成员国，仍然表示希望加入欧盟，与此同时也积极谋求在传统的伊斯兰世界——中东、中亚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土耳其政府的这一举措被外界称为“新奥斯曼主义”。如果说刘易斯那里有一个土耳其模式，那应该是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而当下人们讨论土耳其模式的时候，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无疑是最重要的，但这似乎不是刘易斯所乐见的。总的来说，伯纳德·刘易斯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是一部史学名著，虽然它所讨论的问题被今天许多人视为有些“过时”，但它仍然是这个领域的必读书。[19]
注释：
[1] 吴奇俊、昝涛：《伯纳德· 刘易斯的奥斯曼-土耳其史观—以‘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为重点》，《北大史学》第2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78-279页。
[2] 昝涛：《从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文明重构》序，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4年5月21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272986，访问日期：2024年5月25日。
[3]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4] 昝涛:《意识形态与历史学——浅析土耳其现代史研究的几种范式》，《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386 页。
[5] 吴奇俊、昝涛：《伯纳德· 刘易斯的奥斯曼-土耳其史观——以‘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为重点》，第279页。
[6] 同上，286页。
[7] 同上，287页。
[8] Tarih, Ⅲ, Yeni ve Yakin Zamanlar, pp. 114 - 115;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Chapter Ⅱ.
[9] 吴奇俊、昝涛：《伯纳德· 刘易斯的奥斯曼-土耳其史观——以‘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为重点》，第290页。
[10] Bernard Lewis,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8, p.30.
[11] 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pp.6-7.
[12] 吴奇俊、昝涛：《伯纳德· 刘易斯的奥斯曼-土耳其史观——以‘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为重点》，第292页。
[13]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p.303.
[14] Bernard Lewis，“Why Turkey Is the Only Muslim Democracy,” Middle East Quarterly, March 1994, p.48.
[15]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p.294.
[16] Bernard Lewis,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p.132.
[17] 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p.168.
[18] 吴奇俊、昝涛：《伯纳德· 刘易斯的奥斯曼-土耳其史观——以“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为重点》，第297页。
[19] 同上，300页。
学人访谈 | 昝涛教授谈奥斯曼—土耳其研究
编者按：2024年5月24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教授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5号楼接受了本期简讯特邀责编阿迪博士的访谈邀请，就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发表了看法。
阿迪（以下简称“阿”）：昝涛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的采访。您是目前中国奥斯曼—土耳其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对中东及伊斯兰世界等区域也颇有研究。请您谈一谈奥斯曼和土耳其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土耳其这个国家及其身份？
昝涛教授（以下简称“昝”）：这个问题看起来挺简单，其实是非常复杂。
首先，从名词上来说，土耳其这一词是从突厥（Turk）这个词演变而来，而奥斯曼（Osman）这个词源自于一个人的名字。奥斯曼是13-14世纪的一个酋长，传统的史学一般认为他是说突厥语的，或者有的时候就把他称为土耳其人，但我们现在一般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突厥认同或者土耳其认同。在奥斯曼的带领下，酋长国逐步崛起，最后创立了一个大的帝国，叫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在极盛的时期，统治的面积非常的广大，可以说除了伊朗之外的整个中东地区，北非加上巴尔干的很大的一块领土，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但即便是这样，这个帝国里一般只有上层统治精英才能被称为奥斯曼人，这些统治精英也不会自称为土耳其人。
其次，19世纪后，奥斯曼帝国迅速衰败，境内的基督教徒主开始出现民族主义，之后穆斯林包括土耳其人也开始出现了民族主义。为了维护国家团结统一，奥斯曼人这个以前属于皇族精英的身份，在西方近代公民权意义上，开始赋予帝国境内所有臣民奥斯曼人的身份，通过抬高身份，试图构建奥斯曼国族，抵御民族主义的冲击。然而此举不太成功。一些留学西方的土耳其精英，受西方民族主义影响，开始抬高并突出土耳其这个身份。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崩溃。1923年凯末尔领导下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新建立的共和国急于打造土耳其的民族身份，迫切需要跟奥斯曼帝国切断关系。奥斯曼帝国成为新生共和国的历史负担。但是历史摆在那里，不管喜欢不喜欢奥斯曼，确实得承认奥斯曼这个政权还是挺强大的。因此土耳其的方法便是开始把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化。历史上的奥斯曼是一个多元的帝国，但土耳其开始把奥斯曼的成就说成是土耳其民族的成就，这是土耳其化的奥斯曼帝国。
当然，土耳其在整体上对奥斯曼帝国可以说是存在一个比较矛盾的态度。这些年如果说有一个转折性标志的话，就是1999年庆祝奥斯曼帝国建国700周年的纪念日。这意味着土耳其国内对奥斯曼重新评价有一个重大的转折，也就是说肯定奥斯曼甚至某些意义上来说，重现帝国辉煌的这种想法是越来越重。后来在外交上土耳其也比较积极进取，尤其是在地区层面上，对奥斯曼帝国曾经统治的领土，他们会有某种历史情结，所以西方、当地的欧洲和阿拉伯人把这个就称为“新奥斯曼主义”。
实际上土耳其人其实不见得有什么帝国野心，但是同样的事儿，外边的人感受不一样，而且内部也不一定真的不需要什么帝国，但是他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实际是要改变以前那种模棱两可的或者说是疏远的态度，现在是把奥斯曼帝国作为土耳其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帝国，并把其成就继承下来。
从实质上来讲，奥斯曼帝国那么大，独立出了几十个国家，但目前真正肯定奥斯曼帝国的，只有土耳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关系也是比较特殊的。
阿：跟英国相比，世界上哪些国家的土耳其研究较有特色？与英国的土耳其研究有什么不同？
昝：首先，一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是意大利，应该说他们都有比较深厚的奥斯曼帝国研究的传统。如最早的奥斯曼帝国通史，是由德国人编写。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对欧洲的冲击很大，奥斯曼帝国也实质性地参与了欧洲的事务。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里，欧洲的奥斯曼帝国研究的历史非常漫长，有好几百年的时间。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西方国家把奥斯曼帝国当成对欧洲政权的对手来看待，所以他们一开始便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政治，还有宗教。
其次，美国对土耳其的关注和研究相较于欧洲较晚，基本上是二战后的事。二战后，土耳其加入西方阵营，在冷战的背景下，土耳其在北约里有极端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所以美国对土耳其援助计划也比较多，除了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之外，还有学术方面的。学术交流除了国家层面之外，还有很多美国基金会的参与。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土耳其的教育就越来越美国化，土耳其很多高校也受美国的影响，所以在无形当中就加强了土耳其和美国学术上的联系。一方面，这导致美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整体上发展了起来。另一方面，美国也通过这个方式培养了相当多的土耳其的精英。美国人期待他们是亲美的，通过这个方式去培养亲美势力。
美国最初关注土耳其，实际上比较多的关注现代化这个问题。因为在冷战初期，出于和苏联竞争的需要，美国想搞出自己的一套对第三世界有吸引力的东西。由此，在涉及到中东这一块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改革，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是他们特别关心的内容。
美国觉得阿拉伯地区摇摆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这就出现了怎么样给阿拉伯地区开药方的问题。最好的药方就是把土耳其打造成一个榜样。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出现的同时，实际上在具体的区域研究实践上来说，奥斯曼—土耳其是他们特别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主要想要达到把土耳其打造成阿拉伯国家的榜样的目的，进而推广西方化的、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这一模式。
第三，日本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发端于二战前，其真正的发展是在二战后。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腾飞带动了它的教育的发展。随着以色列的成立，中东地区出现多次战争，日本作为一个缺能源的国家，主要从中东进口石油，因此到70年代石油危机出现以后，日本的中东研究开始蓬勃发展，关注关系到自身命脉的地区。日本以东京外国语大学为代表的大学，他们在语言培训方面也跟了上来，发展到今天，日本学术界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是包括在土耳其的评价体系当中都是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的。据他们介绍，他们在高校科研的团队中，关于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学者应该不少于50位，如果以能够使用奥斯曼帝国档案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比我们的数量要多得多。
阿：我们注意到，您最近翻译了刘易斯教授的《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文明重构》一书，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翻译此书的背景吗？或者您自己的感受？
昝：出版社找到我，想让我翻译刘易斯的这本书。这本书篇幅不大，但它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使用了大量的原始史料，而且往往都是长篇引用。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资料集。一般想要书写此类有点像大众式的读物，而使用了这么多罕见的资料来写，一般只有大家才做得到。用一手资料写大众图书，属于比较高水平级别。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价值应该不低。尤其是涉及到奥斯曼帝国和外国的关系的时候，也不能只看奥斯曼人自己的资料，那时候欧洲人资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手资料。我们费了一些力气把它翻译成中文，我觉得本身就对中文读者和中国学术界是有帮助的。
当然刘易斯本身著作等身，其学术作品影响是巨大的，如他的《现在土耳其的兴起》一书。所以我们说在刘易斯的学术生涯当中，尽管奥斯曼—土耳其不是他唯一的研究领域，但是他在里面留下一些重要的代表作。我原来指导的研究生陈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目前正在重新翻译刘易斯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预计明年可以出版。
刘易斯这个人物争议很大，一些著名的学者如萨义德，还有很多西方的左翼学者都极力地批评他。一个原因就是他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很大的启发，或者说是影响，甚至有观点认为亨廷顿的这套理论的灵感源头就是刘易斯。这说明了一点，就是刘易斯在中东史研究中有他的特点，就是比较倾向于从伊斯兰文明的角度来解释阿拉伯帝国以来的中东地区的一些发展变化。
我们翻译的这本书里，他也体现出这个特点。刘易斯认为奥斯曼帝国本质上就是个伊斯兰帝国。然而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非常多元的，如伊斯坦布尔其实大部分人口长期都是非穆斯林，但他只写伊斯兰文明这一块。他描写的城市里面的人就只有穆斯林，伊斯兰教法或只有伊斯兰帝国的这样一个属性。因此这和他一贯的、本质主义的对于中东伊斯兰文明的解释有关。
阿：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及其成就和目前有待提升的地方？
昝：土耳其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凯末尔主义改革，中国有些知识人士较早就便开始关注了。一个是西亚病夫，一个是东亚病夫，二者同病相怜。随着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这些知识人士认为，人家的“病”好得快，因此在民国时期，比较羡慕土耳其革命成功是一个在中国精英里常见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时期中国人关注土耳其，虽然称不上有深度的区域研究，但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写出来的作品代入感较强。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土耳其的研究其实从改革开放后起步。1982年范中廉先生翻译了刘易斯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有那么一段时间里，中国学者讨论土耳其的各种问题时，基本上只引用刘易斯，当时也就这一本中译本专著供大家引用。
进入到21世纪，实际情况会有些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来自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它和你的综合国力，跟你在世界上的地位与抱负有关系。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我们发现“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穆斯林国家。这些国家也开始进入到学者和官方的视野当中。
目前中国的土耳其语教学在一些学校中开始发展起来，说明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开始蓬勃发展。没有语言，其实没办法进行区域国别研究。发展起来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大学，北京、上海、西安都开始成立一些土耳其研究中心，尽管这些中心很多还是虚体机构，但这也表明了一个态度和一种愿望，就是要大力发展土耳其研究。当然这也与21世纪初过去20年中，土耳其的综合国力和地区地位的上升也是有关系的，土耳其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国家。
最近10年，也就是一带一路提出的10年中，我们国内的土耳其研究在尽管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它毕竟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事物，我觉得成绩还是可观的。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成了一级学科，甚至这也是这种国家发展和现实需要对于学术学科推动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想中国的包括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在内的大量的区域和国别研究，理应受到重视，尤其是亚非拉地区里面，长期不受重视的亚非地区。拉丁美洲它使用的大部分还是欧洲语言，亚非地区大量使用一些非通语言、非欧洲语言的这种小语种的国家，确实应该受到重视。我国综合国力上来了，你对世界有这种需求了，你的知识也包括知识的新理论的方面去回应这种时代的需要。
奥斯曼帝国的研究实际上就需要更多、更强的语言能力。目前奥斯曼帝国的档案也非常多，但在我们这里能够使用熟练地使用奥斯曼帝国的资料，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还是很少的，甚至可以说凤毛麟角。
我们现在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已经在国外留学，其实学习奥斯曼文也不是说很难，或者说这条件是具备的，只要你愿意学，奥斯曼帝国的很多档案都有电子化的文本，所以我想说无论是从基础材料做起，还是从语言培训做起，我很希望我们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未来应该有更好的发展。另一个就是需要加强和国外的交流，无论是土耳其的、还是日本的，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建立学术交流和联系，看看别人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应该迎头赶上。
学人简介：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东近现代史方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博斯普鲁斯海峡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土耳其近现代史、中东问题等。
主要著作有《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历史与叙事》等，主编《奥斯曼—土耳其研究》《东西之间—北大“丝绸之路”十五讲》等，合译《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文明重构》等。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阿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