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枢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教授、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秘书长陈杰教授访谈
编者按：2022年，区域国别学正式入列交叉学科门类，成为新的一级学科（1407），引发学界极大关注与热烈讨论。区域国别学是什么？如何开展学科建设？区域国别学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区域国别学学人需要哪些素养？如何规划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近日，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教授、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秘书长陈杰教授接受《简讯》编辑部王婉潞博士的访谈邀请，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系列探讨。2019年，在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指导下，中山大学携多所高校在全国首倡发起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简称“高校区域国别学联盟”或“高盟”），旨在推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规模化和高质量发展。目前，高盟理事单位覆盖159所高校，360多家院系和科研单位，已成为中国区域国别学领域创办最早、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品牌活动最多的学科与学术共同体。作为高盟秘书长，陈杰教授结合实践经验分享诸多感悟和创见，认为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识变”与“应变”之学，具有基础学科属性，提出“T”字型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理念，指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三个模块，呼吁设立区域国别学强基班，提出高校发展区域国别学学科事业的“1+1+X”路径等，尤为强调人是贯穿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枢纽因素。本期特刊推出完整访谈，以飨读者。
王婉潞（以下简称“王”）：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部的邀请。区域国别学被设立为新的一级学科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学界对区域国别学进行多维度的讨论，从不同视角解析区域国别学。在您看来，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呢？
陈杰教授（以下简称“陈”）：区域国别学是构建域外知识体系，并以此为中国对外战略提供智识与人才支持的学科。现在国内学界围绕区域国别学的属性展开很多讨论，我总结了区域国别学的四种定位。第一种是从服务对象出发，将区域国别学定位为“大国之学”，以钱乘旦教授、罗林教授等学者为代表。“大国之学”是指大国特有的学科配置、知识体系，大国具有全球性的利益，需要了解全球各个区域和国家，中小国家则不一定有这个需求。比如埃及，埃及没必要对世界上190多个国家都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它需要研究的是全球性大国、与之打交道最多的一些国家。对于大国来说，区域国别学还是“识变”和“应变”之学。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变化，美国在变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变化，然后这些国家也在因应中美的变化，那么多变化交织在一起，如何去把握这种变化呢？一些传统学科是很难深入一个区域或国别内部去识别变化的，区域国别学可以完成这样的使命，帮助深度识别和掌握这种变化。
第二种是同时从服务对象和研究对象来说，中国的区域国别学通过研究其他国家来服务自己国家，又通过推动自己国家全球性倡议的落实服务于其他国家，因此是“共同体之学”，是服务于共同体的。区域国别学在东西方不一样，我们看到在西方它是一种“控制与遏制之学”，在中国我认为是“和平与发展之学”，促进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共同发展。“共同体之学”的定位彰显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一项服务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学科工程、知识工程，这构成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本色或底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有个别学校或学者认为港澳台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将港澳台研究机构独立作为区域国别研究院的一个部门。这在中国是不合适的，纯粹的港澳台研究不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
第三种是从研究的路径来说，将区域国别学定位为“实践之学”。钱乘旦教授提到“要一头扎进对象国，沉入当地社会，深深扎下根，甚至尽可能融化在那个社会中”。钱老的提法非常有高度，这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要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现在能够或曾经扎根融入当地社会的研究者极其之少。现在的很多研究，用刘鸿武教授的话来说是“书斋式”“沙发学问”。区域国别研究还是要走入现场。我在一篇文章（注：《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反思与建议》一文）借用了北京大学“卓越外语人才项目”中的说法，提出区域国别研究者要“四个走”，最低层次是在文献上走近对象国或地区。比如研究沙特，首先要把关于沙特的文献拿过来看一遍。但看完之后就了解沙特了吗？未必。只有到对象国去，才会对对象国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要实地“走进”对象国或地区。零距离观察对象国会得到很多感性的认识，这些感性的认识对了解研究对象非常之重要。当然，走进去不能是蜻蜓点水，最好还能“走遍”对象国的每一个角落，“走遍”对象地区的每一个国家。最后“走出来”，远距离地进行冷静思考、理性思考、客观思考。现在很多学者更多是通过参加国际会议出国短暂交流，或者短暂的海外学术访问。这些交流与访问时间都很短，没有进入到当地社会的内部进行一线观察、多点观察，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欠缺的，这不利于理论的创新。杨洁勉教授提出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来自于实践”。实际也是如此，区域国别学理论建构要基于经验，如果一些基本的经验事实发现不了，那就很难发现问题，很难提出独特的概念和命题。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类学家也是好的区域国别研究者，提出了好的中微观理论，这是因为他们走入了现场，发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第四种定位是从研究的性质出发，将区域国别学定位为“人学”，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定位。罗林教授提出，“（区域国别学）这门学科的核心在于生活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鲜活的人”，我觉得这个观点特别好。其实人文社科哪一个不是人学呢？都是从不同角度描述人、研究人。王向远教授说“区域国别研究本质是研究人，而不只是事情”。最让我感动的是王逸舟教授，作为国际关系学大家，他提出“既要见物、更要见人”。国际关系学大多在国家及国家以上的层次在分析问题。杨成教授强调“以人为本”和“把人的因素带回研究现场”。我认为，区域国别学不能失去根本的人文属性。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人是非常重要、不可忽视的层次，是否见“人”是区域国别学区别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等学科的一个根本维度。
王：我注意到，今年学界对区域国别学的支撑学科及其互动进行深入讨论。教育部规定区域国别学“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和历史学学位”，这可以被视为是支撑学科吗？请问您怎样看待支撑学科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陈：这个是学界特别关注的话题，学界对区域国别学支撑学科的讨论特别有意思。哪些学科是最基础的呢？通过回顾国内外文献和自己的研究体会，我认为有三个学科是最必要的，这就是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地理学。那么，这三个学科哪一个放在最前面呢？在所有的文献中，还没有哪一位学者说外语是可以缺位的，其他学科或许没有提及，但外语是必提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历史学是必提的。这两个学科哪个放在前面？我看到外国语言文学会提得比较多一点。不管怎样说，外语和世界史这两个学科是基础中的基础。关于地理学，区域国别学这个名称天然地与区域国别产生关联，当然区域可以是地理的区域，也可以是文化的、政治的区域，但国家的地理边界非常之明确，分析任何区域国别问题，都需要考虑到地缘因素，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地缘心理，等等，总之，地理学是一个必要的基础。在这之后就是国际关系学，为什么国际关系重要？因为外语、历史、地理都比较基础，国际关系学可以让基础的理论知识构架向应用转化，这是很重要的。再之后的学科是特色学科。所以，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应该是所有学校建立区域国别学学科的三大支柱，加上政治学，就是四大支柱。在四大支柱之外，经济学、民族学、教育学等可以作为一个学校发展区域国别学的特色学科，或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学科。
因此，按照基础性程度，区域国别学的支撑学科可以分为两个圈层，即处于内圈的基础学科和处于外圈的关联性学科。内圈的基础性学科包括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史以及地理学，这些学科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哲学也很必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对指导区域国别研究非常之重要，我在几篇文章中都讲到这一点。外圈的高关联度学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的一个或几个，其中政治学是第一高度关联学科，尤其是其中的国际关系学。每个学科建设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的学科情况和研究传统选择不同的外圈学科，政治学是强烈建议配置学科。内圈的几个学科则是不可或缺的。可惜的是，若非综合性大学或师范类大学，很多大学没有地理学学科；可喜的是，现在很多大学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的甚至还有哲学学科，这对于在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构建过程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是颇有裨益的。当然，这两个圈层中的任一学科都可以塑造一个学科建设单位的区域国别学建设优势。
我认为，这些支撑学科是处于平等交叉的关系。尤其是在学科构建伊始，各个学科需要秉承“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心胸，方能为区域国别学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学科获得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助力。我曾听到有人说，外国语言文学处于区域国别学学科构建链条的底部。我强烈反驳这个观点，我认为学科交叉是一种平等的交叉，任何学科都不能有优越感。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语言都是提倡的第一工具、第一知识库，没有外语肯定不行。但是，不要为了突出自己就贬低其他学科，不能说哪个学科不行，应该是平等参与。
王：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区域国别学建议授予的四个学位中，经济学学位是位于首位的，但是据我观察，好像经济学学者进入这个领域的不是很多，我感到很疑惑。
陈：你的观察很对。首先要指出的是，建议学位的排序，是参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各个学科门类的排序，这个目录的前一版叫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在这个排序中，经济学一直排在哲学之后、其他学科门类之前。经济学受科学行为主义的影响很大，要计量化，要模型化，就好像西医通过测量一些指标来判定一个个体是否是健康的，经济学也是通过量化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是否健康。我们知道理论经济学下面有一个分支叫做“世界经济”，它对国家的了解并没有深入到一个国家的内部，而是通过数据和模型来了解国家。举个例子，“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突尼斯，当时它的经济指标并不差，但是仅凭一些指标未必能客观地反映这个国家整体状况。又比如埃及，埃及很多经济学家的学科背景不差，他们都是在西方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但是埃及这个国家发展得并不理想，这是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指导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所以，不是简单地用数字、用模型就能全面完整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状况。
以中东研究为例，国际关系出身的学者研究中东与外国语言文学背景出身的学者研究中东不太一样。譬如我在研究阿拉伯国家时，会看到社会的内部，会看到社会内部的人，看到社会里面的人是怎么思考、怎么活动的，这些很重要。钱乘旦教授在今年高盟于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举办的第二届区域国别学高级研修班上，就提出了区域国别学要“知形、知心、知行”，也是这个意思。举个例子，假如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去研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何谈深入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呢？同理，要研究中东地区、研究阿拉伯世界，不去研究他的领导人怎么行呢？这个地区也有一些带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不研究领导人不行。当然，除了研究领导人，还要研究来自各个群体的形形色色的人。再说经济，经济不单纯是经济，政治经济往往是分不开的。我今年参加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就是讲沙特国家转型的逻辑。我不研究经济，但我要讲沙特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外交转型、社会转型、宗教转型之间的关联，讲沙特国家经济转型不能单从发展学层面去研究，经济转型问题背后关联着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之间有怎样的内在关系，这是区域国别学要给出的答案，而其他学科只能给出片面的答案，就好比“盲人摸象”，一个学科触及的可能只是大象的一个特定的部分，而区域国别学强调完整的图景，在全局中看局部。从这个角度而言，区域国别学的一大魅力、当然也是研究的难点，就是要发现彼此之间的关联。
现在经济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区域国别学了，之前是不太关注的。经济学很抽象，很数字化，很模型化。我们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如何与其他国家一起发展？面对西方渲染所谓中国制造“债务陷阱”，怎么来回应？有关非洲的“债务陷阱”问题，经济学家们站出来讨论的未必很多，政治学、国际关系的会多一些，但“债务陷阱”仅从政治学来解释也会遇到知识的瓶颈，需要多学科介入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目前经济学的角色不够多，应该需要充分研究所谓的“债务陷阱”，而不是简单的几个指标就算回应了，要有说服力的深度报告和文章，在国际层面做出有说服力的回应。
经济学已经开始重视区域国别学，比如高盟联席理事长赵忠秀教授，现在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他是经济学大牛，就很重视区域国别研究。再如，高盟里有很多财经类单位，除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还有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等。观念是需要启蒙的，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有个教育的过程。高盟就致力于承担这样的功能，如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在美国区域研究创生期所发挥的作用一样，高盟希望大家都知晓哪些学科与区域国别学有关联。每年我们在开放高盟理事单位申请时，会明确说明哪些学科是相关学科，比如马克思主义学科是高度相关学科，高盟向他们开放。当浙江师范大学拿到非洲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时，我们一点也不惊讶，因为我们得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状况，这其中需要区域国别学的支持。
目前，国内大多数的世界经济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经济，对诸如埃及这类国别的经济关注很少。就拿埃及为例，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知道埃及经济发展得如何吗？最起码国内得有两三个学者专门研究埃及经济。又比如斐济，得有人研究斐济的经济怎么样。中国和埃及、斐济开展经济合作的时候，得谈得出东西来。世界经济是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我认为未来世界经济除了研究西方的经济之外，还要好好研究其他国别的经济，这在未来是一片蓝海，是一个研究上几乎属于空白的地方。目前国内都愿意跟热点，比如很多人去研究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当然这个研究很重要。然而，当国外有人说“中国在某某地方制造债务陷阱”，这怎么能不去研究呢？这些都很重要。但是，美国研究的论文相对好发，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期刊。因此，高盟的一号倡议就是面向期刊的，倡议期刊要面向中小国家研究提供更大的发表空间，不要追求引用率，区域国别研究类刊物未来可不可以不以引用率来决定排名，像小国研究怎么会有高引用率呢？但不研究小国行吗，世界上哪个国家对中国来说不重要呢？千万不能被引用率绑架，让引用率影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全局。每一个领域都需要凝聚一批人进行持续研究，像粘合剂一样，让他们持续研究、安心研究。总的来说，中国研究区域国别经济的还是太少了，国内研究世界经济的学者里面，覆盖联合国成员中多少个国别的经济研究呢？可能不会太多。但我们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是面向全球各个国家的，既有主要经济体，也有广大发展中国家，里面很多内容涉及经济领域，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能不去研究吗？这是新时代的呼唤。
王：您提到要深入到国家内部去研究。我在复旦求学时，老师们不断强调要深入到对象国的心脏去，也有老师指出现在的社会科学教材基本源自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知识体系，而不同文明都有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比如伊斯兰国家的世界秩序理念是什么？相关的教材极少。您刚才还谈到深入区域国别内部有助于理论创新，可否请您详细谈谈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呢？
陈：这是很多学者的心声，只不过有的学者提前说出来了，有的学者还没有这样的渠道去说，其实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我在《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塑造》一文中写道，区域国别学整体构建要有实践倾向。实践倾向并不排除理论追求，理论当然要有。中国国际关系学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尽管学者群体不小，但建立起来为世界范围内所认可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很多，西方主流理论流派还是那三个，中国学者大多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本土元素、本土经验。所以，我们也不能苛求区域国别学一开始就要有多少“自己的理论”。当然，如果把支撑学科的理论都算进来，区域国别学还是有很多理论的。不过，我相信如果做到以下几点会有助于产生区域国别学自己的理论。
第一，研究范式要改变，要去西方中心主义。如果很多概念、命题、结论都来自于西方，就很难做到理论创新，跟跑的人是很难创新的。如何能不跟跑？那就要观察对象国，就要到内部去深层观察，不看是做不到的。比如基于东南亚研究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创新，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对当地社会细致观察基础上形成的。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剧场国家”理论是对西方经典国家学说的反思，但是，如果不是源于其丰富的田野经验，是难以形成这一独特的理论创新的。
第二，研究路径要调整。现在很多研究，用刘鸿武教授的话来说是“书斋式”“沙发学问”，而区域国别研究要走入现场。我前面提出“四个走”，在文献上可以走近国家，但只有文献并不够，还要走进国家内部、走遍对象国、对象区域，最后再走出来冷静思考。当前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普遍比较欠缺，很多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没有进入到当地社会内部进行观察，这不利于理论的创新。理论是基于经验事实的，如果一些基本的经验事实发现不了，那就很难创新。
第三，进行合作式研究。目前合作式研究不太多，不论是中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之间（尤其是跨学科的学者之间），还是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之间，合作并不太多。这涉及到思想碰撞、互相启发的问题，涉及到自身观点怎么被印证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缺乏中外合作研究，甚至有可能出现研究结果背离常识的极端现象和背离客观的主观臆断。据我了解，有些学者的观点，对方国家的学者看过后会说本国并不是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缺乏交流，而这些问题在交流时会被获得修正、完善的机会。我发现很多国外学者在自己的区域国别研究著作前言中经常要感谢来自研究对象的学者，譬如《联盟的起源》作者斯蒂芬·沃尔特在书的前言中感谢了埃及、以色列的多位专家；再看看詹姆士·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前言中的致谢，涵盖了多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见证其“与缅甸语斗争”的缅甸朋友。中国虽然也有，但不太多见。
所以，总的来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理论要有所创新，我觉得上面这几个方面都需要做出改变，让对理论的追求变成理论创新的现实。还想指出的是，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一般是中微观的理论创新，即这样的理论更多解释一个特定区域或国家的相关领域的现象，如果说这一理论在其他区域也具有解释性，就获得了更普遍的意义，就上升为宏观理论。当然，这其中离不开比较地区研究的贡献。
再说一下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这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理工科领域会遇到“卡脖子”问题，文科还没被卡过脖子。我们现在做区域国别研究包括拉丁美洲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非洲研究等，很多参考文献来自英文文献，用的是西方的数据库。我这里有位研究生提出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西方数据库向我们关闭，我们还能继续研究对象国吗？如果还能继续研究，说明我们是有自主的域外知识体系的。这一问振聋发聩。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具有战略性意义。
我认为在构建区域国别学完整的知识体系中，有三个模块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基底性”，第二是“关联性”，第三是“涉我性”。“基底性”是指了解对象国时必不可少的知识，比如研究埃及，起码得知道它是阿拉伯国家，是伊斯兰国家，当然也是非洲国家，这决定了埃及的多重属性；“关联性”是指特定知识对于研究很多问题是有关联的，比如研究沙特和伊朗的关系，不能不知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区别；“涉我性”是指这一知识模块对了解中国与对象国之间的关系构成很重要的支撑。我认为这三个模块是当务之急，“基底性”、“关联性”或“涉我性”强的知识模块是中短期构建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优先考量。
王：之前学习您的文章，觉得您的观点特别好，就是当下国内很多学者在讨论如何交叉，但是您又提出来区域国别学是基础性学科，可以请您详细谈谈这方面的见解吗？
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公布了九个交叉学科，其中两个是专业学位类别，七个是学术学位。交叉学科门类下的学科大都具有学科交叉的性质，具有战略性特征，比如集成电路、国家安全学、遥感、智能、纳米、区域国别学，这些学科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特别重要。我们还发现，交叉学科下的学科大多具有基础性和应用型的双重特征。对于区域国别学来说，大家更多谈论其交叉性、战略性，应用性，但对其基础性特征谈得不多。罗林教授最早在文章（注：《“一带一路”视域下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一文）中提出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地位，后面我也提出来了，呼吁学界关注。如果要把世界知识体系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另外一个就是域外知识体系。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总体上我们是有相对完整的研究，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实在偏少。现在，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负责任大国，拥有巨大的海外利益，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偏少，实践和战略都走在了认知的前面，但实践和战略催生了更深更广认知的需要。
我们对中小国家知识的盲区有很多。举个例子，研究大洋洲，中国关于斐济历史、斐济地理这样的书有没有呢，多不多呢？类似国家的相关研究很少。中国作为大国，不应该存在这种知识盲区。我们国家领导人是有天下情怀、全球情怀、人类情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全球倡议都是领导人天下情怀的生动体现。我们学者如何来回应这天下情怀呢？首先必须要对对方有深入了解，我们现在构建了双边的、地区性的、领域性的命运共同体，但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些国家，怎么建设好这些共同体呢？世界现在处于一个急速变化期，原来是我们朋友的可能在改变，不是我们朋友的可能也在改变。我们对这种改变、这种变化的认知了解够不够呢？譬如，我们知道媒体是第四权力，智库是第五权力，对象国那些具有民意和政策影响力媒体和智库如何认知中国，有哪些新的变化，这些我们都了解了吗？也许我们比较了解美国的智库和媒体，但是我们对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对它们有影响的智库和媒体，我们了解得多不多呢？这些国家的智库在做哪些中国课题研究？甚至他们关不关注中国呢？他们的媒体对“一带一路”是怎么报道和评价的？了解这些都很重要，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工作，很多人认为这没有意义，或者太追求动态，但我认为这很基础。
尽管我们关于域外的知识体系构建很不完善，但是不影响我们把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基础学科来看待。为什么是基础学科？就是在处理涉外学术或涉外工作的时候用得到、离不开的学科。其实现在很多学科都离不开域外知识体系，如国际关系、国际传播、国际中文教育、比较制度、比较教育等。凡是以“国际”“比较”“世界”“中外”为名的学科，一定离不开区域国别学的支撑。其实“外外有别”，“国外”这个词是两个字，但包含了一两百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只有区域国别学是能把握“外外有别”的一门学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区域国别学简称为“区别学”，因为它更多追求发现特性。
举个例子，国内公共外交的很多研究都是在供给侧角度谈我们国内应该怎么办。公共外交最后是要落地的，那么，公共外交落地要落到哪里去呢？落到国外，但国外显然不是铁板一块。我在十几年之前写了本书，叫《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落地”研究——以阿拉伯社会为例》，其中提出了“落地”的理念。一定要知道“外外有别”，否则都是空谈。同理，中国的国际传播为什么需要改进？总书记在“531讲话”中要求“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提出“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里面的“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就离不开区域国别学的支撑，要分众化表达，更要通过区域国别学研究其中的人。因此，我们看到《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中写明“加强与改进国别与区域研究”，“加强”是目的，也说明这个研究是国家需要的、是必要去做的，但是，必须“改进”，“改进”是路径，重在“改进”。换个说法，这说明目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现状是不令人满意的，否则不需要“改进”，而可以用“坚持与完善”这样的表述。
基础性意味着什么？就是把区域国别学作为基础学科来对待。提出区域国别学是基础学科有什么应用价值呢？我认为有三方面：
第一，启发并推动区域国别学纳入强基计划，以提升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规划性和培养效果。现在很多基础学科如物理、化学开设“强基班”。国家非常重视强基班，一旦将区域国别学作为基础学科看待，列入强基计划、设立区域国别学的强基班，将会有很大的资源倾斜，政策投入、资金投入、规划性都会加强。所以，区域国别学作为基础学科的意义非常大，而事实上区域国别学由于涉及“广谱”的域外知识体系，也事实上具有基础性的价值。
第二，通过设置区域国别通识类的课程，为各个学科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提供广泛的可能性。实际上，区域国别学可以提供一个通识类的课程方案。鉴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广泛，我们培养的人，不管是涉外的学科还是其他学科，都一定要有国际视野。怎么才能有国际视野？通过区域国别通识类课程可以提供这种可能性。研究国际政治、比较制度、比较教育、国际传播等等，这些都离不开区域国别学，人类学做海外田野调查，也必须要事先了解当地的政治情况、社会情况，也许不做专门研究，但得有一本通识教材可供翻阅。有了通识教材，就能了解到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在文化上怎么打交道。举个在阿拉伯国家容易出问题的例子，如果到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合会国家去交流，一提“波斯湾”（很多地图上标注的确实是“波斯湾”），当地人就会很反感，因为当地人称之为“阿拉伯湾”。这些知识在传统的教材中是没有的，区域国别通识类教材就要涉及到这些知识。
第三，区域国别学作为服务国家的基础学科，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观和人类观。为推进中国的国际战略，国家未来应该还会有更多倡议，比如在“三大全球倡议”之后，第四大倡议我认为呼之欲出，可能就是“全球生态倡议”。为什么呢？“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五大领域，其中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对应的是“全球安全倡议”，“共同繁荣”对应的是“全球发展倡议”，“开放包容”对应的是“全球文明倡议”，还有一个“清洁美丽”，我认为与之对应的应该是“全球生态倡议”。四大倡议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五大领域就很完整。但是，在五大领域、几大倡议的推进中，哪些学科可以做出贡献呢？再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5月中亚峰会上提出“八点建议”，2022年12月中阿峰会提出“八大共同行动”，这八大行动涉及支持发展、绿色创新、文明对话、青年成才等，这些方面要推进，得先了解对象国的情况。如果我们要“推进绿色创新”，得知道阿拉伯国家的绿色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对“绿色沙特”“绿色中东”计划有深入了解吗？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必须要了解的知识，基于这些知识，才可能提供高质量的资政建言。所以，强调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性特征是有实际指导意义的。
若能引起学界的共识，在未来拓展强基班时将区域国别学纳入进去，对这些学生重点培养，就是我的特别期待。如果我们有三十所左右的大学做区域国别学的强基班，那么，未来一代卓越的区域国别学人才就能培养出来，因为强基班从本科时就会进行系统性、一体化的规划，有助于培养“区域通”“国别通”“领域专”。二十大报告中讲到，人才是第一资源。有了包括区域国别学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中国一定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强国建设目标。顺便说一下，当前大国竞争的大背景对外交官的素养提出很高要求，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官可以从区域国别研究者里面或区域国别学研究生里面去选拔。从这个角度来看，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意义非常大。
王：将区域国别学视为基础学科、推动建立强基班都涉及到人才培养。您曾在文章中提到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但需要在短期完成，所以怎么调和这中间的矛盾，您是否有相关的培养规划呢？
陈：钱乘旦教授讲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很重要”。人才培养为什么重要？有些学者困惑于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有什么区别。两者区别很大，从其中一个角度看，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学科，包含一系列学科目标，既有科学研究的目标，也有人才培养的目标，而且人才培养的目标居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区域国别学主要是培养人，当然也要有研究方面，但最核心是人才培养。像我们这个年龄做学科交叉，从个体层面去交叉真的很难，只能通过团队交叉，依靠团队集体的多学科背景，国外一些著名大学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即“融多学科知识于集体”。比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学科背景就很多元，不仅有文史哲政经法，还有卫生、环境、建筑等多个学科。受年龄限制，我们这群四、五十岁的学者很难拥有更多的交叉背景了，所以我们要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培养“区域通”“国别通”。什么是“区域通”“国别通”呢？是指作为个体，要掌握多学科的知识，最起码要有三种学科背景，即最起码具备三门学科的核心知识，包括对象国的语言文化知识，史学知识，还要有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历史最起码有三本书，一本世界史，一本地区史，一本国家史。比如，研究沙特，首先要看世界史或全球史、阿拉伯通史，还要看沙特的历史，看了这三本书我觉得才够。国际关系学方面至少要掌握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了解国际关系史的基本知识。这些学科背景的知识是可以通过合理设计来进行融合的，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时间是有限的，学制也是固定的。但如何来设计呢？这就是未来高盟要去做的事情，最终要实现“融多学科知识于个体”。只有融多学科知识于个体，才能扩大研究者个体的研究视野，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水平。
关于人才培养，现在有个争议，就是区域国别学人才是从研究生开始培养，还是从本科生开始培养？我的观点是，从研究生开始培养是来不及的。我提出“T”字型人才培养理念。为什么是“T”字型理念呢？“T”的这个横代表支撑学科的基础知识，“T”横要画得越长越好。外语肯定是很重要的，世界史肯定是很重要的，国际关系是很重要的，甚至国际传播也很重要。前面提到总书记讲“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如果说全球化表达由国际传播学去做，那么后面两个表达就是和区域国别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区域国别学的学者同时也应该是面向特定区域或国别的好的传播者，而好的国际传播者也一定是对某一个区域或国别有更多了解的人。这两重身份的关系很密切，像美国的区域研究和美国的公共外交研究共起落，都是服务美国战略的工具，是同频共振的。如果分别画出两者发展进程的曲线，可以发现这两个研究的高峰和低潮差不多是吻合的。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国际传播或者公共外交，应该也是一个同频的曲线。不管怎么说，“T”的横要越长越好，如果所涉及的学科还能覆盖到社会学、人类学，这就更好。那么，这个横在什么时候开始画呢？到研究生时再画就来不及了，远远来不及。这条“横”一定要从本科开始画起。张蕴岭教授曾提出要培养“多学科知识型本科生”的概念，非常具有指导意义，值得关注。
“T”的竖又代表什么呢？当“T”的横越画越长，在积累知识的过程、在思考的过程中，可能会发觉自己对某个点特别感兴趣。好，从这个点开始画“竖”，这就要围绕这个点进行一些密集的阅读、做调研，这个竖也要画得越长越好。所以钱乘旦教授讲“通才加专才结合”，我在中山大学讲课时，提出不但要做“区域通”“国别通”，还要做“领域专”，是要“地域通+领域专”。这和钱乘旦教授的理念是吻合的。“国别通”是什么？是指要对一个国家的大体情况都有所了解；“领域专”是指什么呢？是指对某一领域或专题非常了解。
那么，“T”字型的竖是在哪里完成？竖是在研究生阶段完成的，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其实到了博士我觉得还不够，要到博士后才行。第一，到了博士后才能建构、内化一个国家的知识体系；第二，才能够自主地提出一些研究议程，因为博士阶段可能题目还是老师给的，或是源自西方的，不是自己独立思考出来的，到博士后会有相对自主的研究议程。研究选题非常重要，不能西方研究什么就跟着研究什么，我们要做自主研究。这是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有些问题是西方关注的，西方才去研究。西方关注是因为西方要利用这个问题做文章的。这里也涉及到研究资料的问题，以阿拉伯研究为例，研究阿拉伯的人权问题，千万不能用西方的资料。为什么？美国拿人权大棒到处打，美国关于人权的研究、关于人权的叙事，是为狭隘的美国利益服务的。这中间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际关系的学者、世界史的学者，如何从英文的材料中剥离出真正的事实。尤其是在引用西方媒体英语报道的时候，并不是说直接拿过来就能用的，很多报道是有框架的，它要体现自己的价值观，体现所在国家和对象国之间的关系，甚至体现记者的个人因素，这里面很复杂，决不是简单的客观报道，没有绝对的新闻专业主义。所以，剥离出事实是个不容易做到的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杨丹教授提出“五度融合”，其中一个度就是如何交叉印证，就是研究者作为研究依据的新闻是不是事实呢？未必是事实。
刚才讲的“T”字型人才，到博士后阶段应该要成为“国别通”了。从本科四年，研究生六至七年，这就有十年。博士后两到三年，这就有十二三年，如果有计划、有规划地协调推进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我们是可以培养出区域通、国别通的。2016年，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第一次进入国家政策文件，当时“两办”发布《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五类人才，当时叫“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如果拿出人才培养的本硕博一体化设计方案，十二三年是足够的，少于十年未必够。所以，我想再回应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一定要从本科开始设计。
王：人才培养确实太重要了，在培养过程中年轻学子可能会遇到领域选择的问题。您曾在文章中提及，在国内既有区域国别研究中，较为重视对全球性和区域性大国的研究，但对中小国家关注不足。这方面我有切身的感受，因为我做的南极问题研究就是冷门领域。这十年来，我被问过最多的问题是“你为什么研究南极”。当时我完全凭兴趣一头扎进这个领域，没有想太多。不过，那些热门的领域确实能相对容易地发表文章、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现实中的壁垒是存在的。请问，如何能让更多的年轻学子来投身那些相对冷门、小众的区域或者中小国家研究中呢？
陈：你说的这种现象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我们现在就要倡导均衡研究。原先我们对一些国家、一些地区的研究是很缺乏的，即便有，也不深入。以美国研究为例吧，我们国内美国研究专家非常多，但在美国州一级的研究专家、领域一级的专家有多少呢？譬如研究佛罗里达州的专家、研究加利福尼亚州的专家，再如专门研究美国农业问题的专家、研究美国社会问题的专家有多少呢？也就是说，当前对大国研究的颗粒度不够精致。为什么我们要倡导均衡的区域国别研究？一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要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国提出了三大全球倡议，这些都是面向全球每个地区每个国家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向哪里，区域国别学研究就要跟到哪里，甚至要先行一步。另一方面，现在中美博弈产生全局性、全球性影响，博弈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但是其影响几乎外溢到全球各个区域、各个国家，蔓延到相当多的领域。在中国的合作参与下，很多国家得到了发展，很多中小国家的国际关注度提高了，地位提高了，个体或集体话语权也增加了。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结出硕果，但却引发了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焦虑。美国在撤出和加强关系之间徘徊犹豫，比如美国在中东面临的情况。这些都要求中国对全球各个地区和国家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每一个区域都很重要。
我的一个观点是，从某种角度，建立区域国别学主要是针对“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小国家加强研究。如果建立区域国别学是要发展与加强美国研究，那没有必要去设置区域国别学，因为美国研究的人足够多了，欧洲研究、日本研究的学者应该也足够多。但是，很多中小国家依然存在研究空白，或关注很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人、中国的投资、中国的项目，即人、财、物分布于全世界，中国海外利益遍布全球。我们的知识跟进了吗？没有有效跟进。中国的全球知识体系非常不完善。“一带一路”是政策先行，然后是到达现场，到最前方的人、项目、工程都跟进了，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的知识界、理论界却是相对落后的，这一点要承认。区域国别学成“学”的必要性之一就体现在要全覆盖。南极当然重要，北极也重要，哪个不重要？围绕南极、北极的博弈都很激烈。中山大学建立了北极研究中心，邀请我去开会，有人问我，北极跟阿拉伯有什么关系呢？北极跟阿拉伯当然有关系，如果北极航道开通，苏伊士运河航道的价值就要下降，马六甲的地位也会下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近赤道国家新加坡距离北极这么远，早就申请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是因为航道问题，贸易和航运是新加坡的立国之本，它必须密切关注北极理事会动向。在分析北极航道问题时，从研究阿拉伯的角度来看，有些阿拉伯国家是有些担忧的，尤其是埃及。区域国别学研究就是要看到关联性，区域国别研究的门槛可以说低，也可以说非常高。
回到中小国家研究的问题。李巍教授写过一篇文章（注：《区域国别学：一门大国独有的学科》一文），提到美国研究很热门，不是因为美国研究水平高，而是因为美国很重要，再加上英语是大语种。所以，如果我们把相当多的国际关系研究力量、区域国别研究力量都投入到美国在内的大国研究，就会忽视中小国家研究，不利于我国的对外战略和全球性倡议的推进。前面提到就美国研究而言，研究层次还要再深一点，不仅要做美国国家层面的，还要做州层面、领域层面的专家。这样的美国研究就很有意思，就更加丰富了。目前对于中小国家的研究我认为还没有必要做到这个地步，因为在国家层面，我们对它们的知识还不多，比如吉布提，国内专门研究吉布提的学者寥寥无几。国内学者有戏称吉布提是“基本不提”，印象中好像是丁隆教授说的。但吉布提不重要吗？很重要，中国目前唯一的海外军事保障基地就建在吉布提。别说吉布提了，国内纯粹研究埃及、沙特这么重要的地区国家的也屈指可数。大家都愿意把精力投入到大国研究中。大国只代表190多个国家中的少数，大部分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我们难道不去研究吗？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各个地区和国家都在经历一波新的转型与变化，并在因应大国竞争中叠加了更多的变化，充满不确定性。但其中的确定性是什么？我们得抓一些确定性的东西。中国未来要走的路就如同“农村包围城市”，现在中阿峰会、中亚峰会召开，中阿关系到了历史最好时期，中国中亚也到达历史最好时期，这些我们都要抓。美国有很大不确定性，日本也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是，区域国别学对中小国家的研究是可以抓住的，也必须抓住，这很重要。所以，2022年高盟在上海大学举办第四届年会时发布的“1号倡议”就是“面向中小国家研究”的倡议，也就是说，学术界、学术刊物等要关注中小国家研究，尤其是学术刊物要给研究中小国家的老师们发文章的机会。如果这样做，就是胸怀国之大者，因为发表美国研究的论文可能会比研究南极、吉布提这类区域和国别的论文有更多的渠道。试想，如果研究南极、吉布提、毛里求斯的论文可以发，就会激发更多人去研究中小国家，这其中产生的社会效益是非常大的。但如果期刊热衷于追求引用率等评价标准，可能就不会发中小国家的论文。现在的刊物，尤其是国际关系类刊物，篇幅越发越长、篇数越来越少，给中小国家研究留出的机会极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高盟计划评选中国区域国别学年度论文奖，每年只评几篇。这需要专家去讨论评选的标准，但我们倾向将第一篇给中小国家，而不是给大国。为什么？要鼓励关于中小国家的研究，但是必须要做得特别好。这个标准由专家共同来确定，这其中的风向标意义在于，呼吁学界重视中小国家研究。
中小国家研究极其重要，没有一个国家是不重要的，甚至对未建交国都要开展研究。比如，对所谓的台湾地区“邦交国”，相关知识构建谁在做？区域国别学也是讲实践的，要开展国际交流，谁去以及跟谁对接这些事情？如果哪一个研究中心能把这类国家研究明白，那就功莫大焉。区域国别学是实践的学问，是以知识为基础，但是要做事情的。如同罗林教授、刘鸿武教授提到的，“要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了事”，不是书斋研究，书斋研究可能只关心理论进行抽象，要想办事的时候找谁呢？当然要依靠区域国别学的力量。这也是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存在的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要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未来区域国别学的学者要利用自己和对象国政府的、商界的、媒体的、智库的、社会的甚至部落的联系，来帮助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区域国别学学者做的事情是交叉的事情，同时也做很多学科不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又牵涉国家利益，所以很多学者将之定位为“大国之学”。这是有道理的，这是一种服务国家的学科。首先要建立起基本的知识体系，比如对方社会的构成，知道了还得跟对方联系，这涉及到跨文化交往。因此，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基于知识的、综合性的、以实践为主的学科。中小国家研究一定要做。每个小国最起码国内要有5-10个人做精深研究，不关注其他的，只跟踪这个国家，政治、历史、外交、经济、文化等，最起码要有5个人关注。190多个国家，最起码要有一千个能称为“区域通”“国别通”，以及叠加了领域的“区域专”“国别专”（如在对德国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对它的工业4.0战略有深入研究）的人才，而不是蜻蜓点水、“顺访式”的研究。
王：高盟倡议特别好，导向极为重要。年轻学子除了面临领域选择的问题，还有在培养过程中的教材问题。您在多篇文章中一再强调教材的编写，您提到教材编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它又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请问高盟有没有什么规划来解决这个问题？
陈：我本人承担了一项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叫做“多语种、全体系国别和区域教材开发研究”，我在一些文章中也提到了教材编写。江时学教授建议高盟一定要牵头组织，现在组织一下、牵一下头容易，但教材编写委实不容易。第一，编写人需要是合格编写者。合格编写者是很难找的，有能力且有意愿的编写者更加少。搞研究和编写教材完全是两码事。不过，编写教材首先得有研究，如果没有研究、没有学科的内容，编出来的可能会是局限在某一个学科内部的教材。教材分为几个类别，第一种是通识类教材，也就是适合包括外语学科在内的各个学科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用中文书写，不需要用外语。第二，得是领域化和地域化（区域的、国别的）的，并且结合一些外语，这里面的工程量很浩大。为什么把外语类院校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除了区域国别研究对外语的要求外，还因为外语学科本身需要转型，以契合新时代和新的时代背景的要求，当然，外语类的学校最多，世界史、国际关系等学科加起来估计也没有外语的多，任何一个大学都有外语系，这是标配，可能比中文系还多。不一定有中文系，但一定有外语系。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规划。十年前外语学科新增了国别和区域研究方向，那么，在外语学科或专业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碰到最大的问题是，原来的教材是很多年之前编的，那些编者都是语言文学背景的教师，内容上最多是涉及不同领域的拼盘，比如政治领域找几篇文章，经济领域又找几篇文章，东一榔头西一棒，根本不成体系，无法用外语汲取在某一领域的核心知识。那么，现在要编教材，就必须将语言和学科内容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只懂外语，没有世界史或者国际关系学科背景的外语教师，是编写不出这样的教材的。我今年在几个场合提出，外语系要更名，通过更名来推动转型，比如将阿拉伯语系变成“阿拉伯学系”，日语系变成“日本学系”，其中一个想法就是可以推动外语语言人才培养向外国学人才培养转变，当然首先是推动师资的知识转型，外国学人才是精通外语，但又能对对象国各个领域有所了解有所研究的人。
第三，懂国际关系的人很少懂对象国的语言（英语和英语国家除外），能把这两个交叉起来的人很少。交叉出来的人还要有时间、有意愿去写，所以同时满足这几个要求的人不会很多。当然，目前懂国际关系或世界史又有高水平英语底子的学者有不少，很多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或者世界史的学者他们都有英语本科的背景，因此，区域国别学研究人才培养所需的英语教材可以先行先试，走在其他语言建设区域国别教材的前面。
除了领域化的教材外，还得有地域化的，即区域化或国别化的教材，比如澳大利亚研究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套关于澳大利亚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在内的一套教材，这些都是专题教材。在号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下，这些教材的编写难度极其大，比写一本专著要难得多。
在上述编写要素都满足的情况下，还会有其他现实问题。譬如，在有的大学评价体系中，教材分值是不高的，对教材经费支持不会很多，这会影响编者的积极性，继而影响编写质量。当然，区域国别学教材编写最难的还不是钱，最难的还是人。所以，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枢纽性因素是人，这个人就叫“区域国别研究人才”。这个人关系到研究本身，关系到教书育人，当然也关乎教材编写，关系到社会服务。现在这样的人在哪里？多不多呢？最终学科建设要回归到人这上面来，而好的评价体系有助于人才积极性的激发，有助于人才的高质量培养。顺便我想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成立了学部，把人文类的放到人文学部，社科类的放到社科学部。但是，学部有利有弊，利的方面是学术管理的重心相对下移，同类学科之间的评价可以趋同趋近，可以快速解决很多问题，然而这又催生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对于跨学部的学科来说，比如区域国别学，学部制反而形成了一个更高级的壁垒。因此，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及其成果如何评价？仅依靠人文学部或社科学部，都难以开展，比如，人文学部的委员们可能都不太偏好资政报告成果，但是人文学部相关学科的学者如果有了区域国别研究资政类成果，如何获得公平对待呢？
所以我呼吁，一些大学要建立区域国别学专题学部，如果有交叉学科学部，可以放在下面，但是区域国别学与交叉学科门类下的其他很多一级学科差异太大。这个区域国别学专题学部不是固定的，一般不启用，但当需要评价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区域国别学学者晋升职称时，就可以启动这个专题学部，抽调人文学部、社科学部中自身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或自身虽不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但对这个学科的意义有深入了解的专家来评审。著名世界史学者杨共乐教授首先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学部”的概念，要建区域国别学院或学部。我是在脑子里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但杨教授首提了，要归功于他，我将之视为突破性的、前瞻性的观点。尤其是综合性大学采用学部制的，我建议设立区域国别学专题学部。可以说，这也是学部制本身的一大创新。
王：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设立区域国别研究院，据我有限的观察，目前国内校级区域国别院大概有60多所，设立在二级学院下的研究院更多。那么，您认为国内高校在建设区域国别学学科过程中有什么比较好的路径呢？
陈：我提出高校发展区域国别学事业的“1+1+X”模式。第一个“1”是指得有一位校级领导支持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如果校领导知晓区域国别学的战略意义、学科意义，就可以去推动这个学科，就有调动整个学校跨学科资源的可能性。第二个“1”是指一位中层领导，这是学科发展的关键角色，这个中层领导必须有较高的学术能力，具有开拓精神且为人得到认可，还要具备讲故事的能力，沟通上下，协调左右，联通内外的能力，要向校领导讲故事，要向左右的领导、兄弟院系讲故事，给普通老师讲故事，动员大家开展区域区别研究，还要有整合协调的能力，打通内外成为各种关系的黏合剂催化剂。期待所有区域国别院的院长或执行院长都是第二个“1”。第三个“X”是若干个1。第一是区域国别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很重要，而且应该是实体性的，如果不是实体，就需要有一系列的顶层设计，弥补虚体不足，当然，虚体也有虚体的好处。有实体最好，这样资源支撑就比较固定了。第二个是要有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一定要有学科做依托，这样利于人才培养，也容易长期发展。第三个是研究团队，研究团队非常重要，要有骨干也要有普通成员，整合全校的力量。第四个是硬件设施，得有办公条件，第五个是软件规则，进行跨学科的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尤其是要有一套激励机制。第六是要有一笔经费。
接下来谈一下如何设置区域国别学的二级学科。我觉得各个单位在设置二级学科时，首先得摸清学科的家底，自己所在大学的学科配置情况如何，有哪些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这些需要了解。第二，得了解全校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分布情况、院系和学科分布情况等等，这样才会知道哪些方向可以做成优势或特色方向，任何方向都要有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普通成员。第三，弄清楚自己的坐标。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等是离不开的，而每个学校的特色方向是什么呢？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学科特色，比如经贸类大学的特色是经贸方向，在设置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方向的时候，肯定要纳入经贸研究，但得是基于区域国别的经贸研究；民族学类大学的特色无疑是民族研究，应该将世界民族研究等纳入到二级学科方向设置中。当然，还要结合地方的需求，根据地方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定位来设置二级学科。
具体应该怎么设置？高盟在今年6月25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中发出了《面向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方向设置的倡议》，这是非常重要的倡议，将二级学科方向按照理论与方法、综合研究、专门研究三大模块，建议设置为区域国别学理论和方法、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区域国际组织研究、专门研究等五个。各个学校可以根据学校自身情况进行特色化处理。
王：您的讲解使我意识到，无论是区域国别学本体研究、人才培养，还是具体的学科建设，这些都是一体的，都离不开人，人才是枢纽因素。同时，也感受到高盟将全国的资源统筹起来，然后用自身巨大的影响力推动一些更切实的工作，我觉得特别好。请问高盟正在推进哪些主要项目，未来还有哪些重要规划呢？
陈：《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的影响力现在也很大，我希望你们的简讯能够引领国内学界的探索与思考。南大是百年名校，南大必须要做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南大有王逸舟教授、朱锋教授这么好的带头人，应该不是跟跑，尽管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建立相对晚，但我发现你们现在的领头人在领跑、你们的简讯在领跑，如果这几项都在领跑，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就能建得好。你们做得很用心。比如关于庄礼伟教授，王逸舟教授就写了两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高盟未来要做的，要授予终身成就奖。现在学科刚建起来，到十周年、或者其他有意义的时间节点时，我们要授予一些很重要的奖项。尽管我们是民间的，但民间很重要。上面有了政策后，要凝聚要执行要推广，需要民间的力量。
我们高盟还有一些没有做的事情。比如美国的区域研究，早期有几股重要的力量，军方最先介入、后来是大学，还有学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等的介入，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基金会的介入。目前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对任何单位来说，国家的拨款总归有限的。中国有很多基金会，“走出去”的大企业，我要借助你们的平台呼吁，要让这些基金会和大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之外，增加一些学术责任。事实上，学术责任尤其是面向国家利益的学术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上市公司都在为社会做一些公益，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其他的我们不说，那些“走出去”的大企业应该也需要得到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支撑，哪个“走出去”企业不需要了解项目所在国的形势，在大变局的背景下，这个需求是刚性的、迫切的。未来我们要怎么去教育这些“走出去”的大型企业，不管民企还是国企，我们怎么教育他，现在我们还没有想到一个好的办法来告诉这些大企业，可以拿一些钱出来支持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最终会反哺自身的发展、维护自身的利益。举个例子，我们多年前在国外的一条高铁建设亏了几十个亿。如果区域国别学的学者参与论证过，也许可能减少很多损失。又比如一些国家形势突变，我们成功撤侨了，人撤回来了，但很多项目还都留在那边，都烂掉了，损失巨大。在这方面，区域国别学能发挥预警功能，因为区域国别学是“识变”和“应变”之学。当然，能不能做好预警，是研究本身的问题。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规模极大，发展好区域国别学对企业的投资、经营都会有帮助。人才是最重要的。区域国别研究首先要凭情怀，比如刘鸿武教授是很有情怀的，他爱非洲所以才深耕非洲，罗林教授也是如此，这就产生了与研究对象的深层互动。但是，光有情怀还不够，我们要给研究者比较好的研究条件，更好的待遇。比如，区域国别学提倡海外田野，但这是个费钱的事，完全靠国家支持毕竟有限，由国内企业的一些横向项目来支持这些，我想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方式。所以，目前国内的企业是需要教育的，也就是说要告诉他们区域国别学对企业发展是有帮助的。
现在，高盟品牌活动包括联盟年会、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中国区域国别学青年50人论坛、全国区域国别学研究院院长论坛、全国区域国别学学术刊物主编高层论坛、区域国别学全国青年教师高级研修班、全国大学生区域国别演讲大赛、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案例奖，《中国区域国别学年鉴》首辑的电子版已经发布，预期2024年出纸质版，明年我们还要启动“高盟年度学者项目”，启动高校区域国别学研究成果奖、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优秀研究生论文评选等等。高盟年会已经召开五届，最近一届是今年10月20至22日在中山大学举办的，规模大，层次高，活动丰富，与会者不吝赞扬，对我们开展好后续的工作是莫大的鼓励。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已经召开三届，院长论坛也已召开两届，在这些会议上相继发布了一些倡议，比如前面提到的学术刊物倡议、二级学科设置倡议等，来服务于区域国别学高质量学科构建与人才培养。青年50人论坛是今年6月首次召开。50人论坛的参与者都是大牌的专家，年轻人同样很重要，是中坚力量。举办青年50人论坛第一是想凝聚青年力量，第二是想推动年轻人在各自领域持续地耕耘下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在每一个方向上遴选一两人，希望他们能在这个方向做出特别好的成绩出来，引领中国未来的区域国别学研究。
可以预告一下，第四届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将围绕“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建设”这个主题，因为大家都开始设置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了，也都把理论与方法放在二级学科方向的首位，但大家对这个方向如何建设，其实并没有深入的思考。高盟将在这个议题上继续发挥独特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将联合外研在线做一个面向全国外语院校师生的知识升级活动，全力推动外语学科的转型。对外语学科来说，ChatGPT等技术进步给其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但区域国别学又给它提供了一片广泛的发展空间，就看能不能抓住机会。
高盟未来会开几个“之友”系列的研讨会。什么叫“之友”？第一，区域国别学是“国际传播之友”；第二，区域国别学是“地方发展之友”，这是受到刘鸿武教授启发，他在跟我交流时，说金华市和他互动得很好。金华的国际名片一个是义乌小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浙师大非洲学了，他们的非洲研究院也促进了地方的发展。地方和非洲都受到很多益处。所以我想告诉很多地方，每个地方要想发展，想搞外贸，想搞涉外交流，请你依托当地的高校建一个区域国别研究院。我很乐见国内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成立。人民大学今年成立了区域国别研究院，中山大学也在筹建区域国别研究院，很多学校都已经建立或正在酝酿。其实，高盟当时建立全国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论坛机制，就是为了推动大家通过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开展真正的交叉研究。我们要告诉这些地方要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要把它实体化。当然，不是为了实体而实体，而是要为当地和国家服务。比如南大肯定要为国家服务，地方性学校要为当地所在省份甚至所在市服务，其实，为省份服务就是在为国家服务，如果能直接为国家服务那就更好，站位就更高了。高盟要做的事情很多，目前有十多个全国性活动。期待大家能互相支持，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不断做出贡献。
王：谢谢陈老师！此前看到您在系列文章中提出很多具体的措施，通过今天的访谈，我感知到您的思想大框架，还有您的这份情怀，感谢您对《简讯》的支持！
陈：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推动工作，有很多大家如钱乘旦教授、张蕴岭教授、杨洁勉教授、罗林教授、刘鸿武教授、姜锋教授、赵忠秀教授、王逸舟教授、查明建教授、韩东育教授，还有于洪君大使、吴思科大使等都在后面为我们提供坚强的宝贵支持，当然还有非常多的学者、非常多的兄弟单位在支持我们，如果要有一个致谢名单，可能要很多页。这里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大家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学科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体现了新时代学者们的强烈学术担当。最后，感谢你们这个《简讯》，虽然是后起之秀，但做得非常用心，内容水平非常高。我前面谈到的这些也是处于一个思索的过程，有些还不成熟，更不系统。通过这次互动交流，你们也给了我思考的机会和表达的渠道。我知道很多学校都在申报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点，中山大学已在今年9月率先获得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也衷心期待在王逸舟教授、朱锋教授带领下南大区域国别学学科事业蒸蒸日上。
学人简介：陈杰，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秘书长。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区域国别学、公共外交、翻译学研究，在国内外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四部,教材和译著十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十余项,主持省级重点教学改革项目在内的教学项目近十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