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的“大势”与“稳步”
——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教授访谈
编者按：近日，《简讯》编辑潘妮妮副教授访问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教授。感谢任教授对本刊分享了他从多年的研究经历和当代观察出发，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经纬、现实大势和未来发展潜力的看法。在访谈中，任晓老师论及，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具体工作已经开展多年，有很深的积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区域国别研究的大发展，受到当前之“势”的强烈推动，也就是全球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家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新需求。而在“势”的有力推动下，区域国别研究也应遵守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循序渐进地踏实发展。
潘妮妮（以下简称“潘”）：任老师在国际关系研究这个领域耕耘多年，作为领域的代表学者，想向您请教一下。从您多年的体验看来，对于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制度化历程，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以及，您觉得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未来的发展中存在着什么样的优势和潜能？
任晓教授（以下简称“任”，敬称略）：行，我就谈点我的看法。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不能把它说成是一种新的现象。区域国别研究实际上是伴随着我们国际问题研究发展的整个历程而存在的。具体一点说，早在民国时期，对这方面的问题就已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比如对日本的研究，就是如此。不过我们今天可以不去说它。我们就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也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和一定的积累。
至少从1956年厦门大学成立南洋研究所开始，可以说就已经有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践了。也即展开对一个特定的区域，比如对东南亚区域和相关国家的问题进行的区域国别研究。然后1960年暨南大学也成立了东南亚研究所。这个同样也是地区研究。除了邻近的东南亚地区外，同时期对其它地区的研究也有所开展。比如说，1956年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正式名称是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1]实际上它是外交部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机构，包括从事面向西欧、美国、第三世界国家等的相关研究。所以从实践来看，我们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早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而它现在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这个就有新的背景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发展变化的原因。
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时，它就觉得需要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外部世界，更好地把握外部世界，也就是所谓的“全覆盖”。对世界上各个地区、所有的国家都要开展研究，都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在这个认识当中，又包含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个重要的促进因素。“一带一路”涉及到很多国家，你要进行贸易和投资，个人要从事经商、留学等各种行为，就必然要面向对象国家和地区有一个更深入全面的把握。因此，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势在推动着区域国别研究在当下中国的兴起。
在这个研究展开的过程当中，教育部作为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又发挥了特别显著的作用。过去若干年，教育部发布了若干个文件，在各大学中展开工作。包括在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了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这个秘书处承担了不少具体工作，其中就包括在各个高校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前后有好几百个。设立之后，间隔一定的时间对这些中心工作进行考察。据我所知，其中有些工作成绩好的，就把“备案”两个字去掉“转正”了。而有些工作状况比较差的，没有什么进展的，能力比较弱的，就被取消了备案中心资格。这项具体工作，实际上在推动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向前发展。当然这个例子并不是全部。
潘：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势”的推动，您提到了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么一个现实的需要，这个需要对我们国家的学术进路形成了推动。这就让我想到了关于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自己是做日本问题研究的，所以平时会接触比较多日本那边他们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想法。他们因为自己的历史问题，所以对学术与现实的关系特别敏感。日本学者会比较地强调，认为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意识是比较偏向于政治的需求的，而自己日本的研究是强调学术的非政治性，独立性。等于说，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区域国别研究强国，在对待学术与现实关系问题上，有着各自不同的态度。您刚才也谈到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和现实需求存在着非常强烈的关系，就是您说的“势”这个概念。所以我这里想向您请教，在这个现实“势”的推动之下，您怎么看待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建设，或者说学术建设这么一个问题。
任：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两方面，一方面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势”，或者说“大势”。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区域国别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有它的规律。区域国别研究也要遵循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学术本身它是有一些属于自身的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是说你一投入资金，它就马上可以立竿见影地实现。比如说人才，将人才培养出来，形成研究的队伍，这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我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区域国别研究的优秀人才，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掌握对象国的语言。第二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某一学科领域内的专门训练。第三是在对象国一年以上的生活经历。有这三方面相结合，才能够产生一个优秀的人才。而像这样的一些条件，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积累和发展。
前不久，我们复旦大学聘请了一位名誉教授，薛捍勤，她现在是海牙国际法院的法官。她在接受名誉教授聘书的时候做了一个报告，报告里讲到了一个情况，在国际法这个领域当中，一个优秀的国际法人才，他/她需要懂英文，这个是很显然的，另外还需要懂法文。因为在国际法这个领域，大量的文献是法文的，以法文来作为正式语言使用的，这就是18世纪19世纪以来的历史所形成的。而这样的人才同时还需要是一个很好的法学家。所以说，一个人，要精通英文，又要精通法文，同时还是一个法学家，这又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培养得出来？
这个例子说明，要培养出这样一个理想的人才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说在区域国别研究这个领域，情况也类似。可能未必有像对国际法专家那么高的要求，但也要有一些类似的条件，才能符合当前的学术需求。我有一次碰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院的叶海林，他是《南亚研究》的主编，也是亚太院的副院长。我问他关于南亚研究方面的情况。比如我问，对于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在你们领域内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是谁？他说就是一个人，名叫王宏纬，[2]是亚太院的研究员。也就是说，在叶海林看来，我们国家研究尼泊尔，或者说，精通尼泊尔问题的，除了王宏纬研究员就谈不上别人了。这个例子说明，在针对某一个特定国家或者区域问题里面，要造就一个有深入的研究，有权威性把握的专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需要有相当长时间的积累，需要像我刚才说的那三方面的条件。所以说，社会科学研究有它本身的规律在里头。这些积累和条件，并不是说一号召，资金一投入，马上就能够产生的。
潘：那这里我就联想到之前看到您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讨论，您提到了概念的“去历史化”和“再历史化”的问题。从这里我又联系到您之前也提到过，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偏向于社会科学这方面的一个进路，从先验性理论的进路。而好像日本和欧洲，因为有所谓的“东方学”传统，所以他们在历史和人文研究方面的优势会比较大。您怎么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未来发展的进路和可行性问题。比如说，讲到这个学科的学科化和理论化的时候，欧洲的人文路径和美国的社会科学路径，对我们而言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任：我觉得是这样的。关于过去欧洲东方学的传统，它之所以这方面比较强，是因为英国和法国作为殖民大国，它们的东方研究起步比较早，国力比较强，研究时间的延续性也比较长，所以产生的研究积累就多。而美国的东方学研究，它实际上是不如像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样一些国家的，它相对地起步要晚一些，美国的东方学会要到1842年时才成立。但美国的情况，是它经过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崛起为世界超强。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研究的影响，还有人才的产出都在其它国家之上。它处于一个远超其它国家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从我们国家来看，1949年以来的情况，可以用改革开放来做一个分期。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前，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特别是表现在1964年。这一年对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往前推到1963年，周恩来总理要出访亚非十四国。当时就发现我们对亚非国家研究很薄弱，于是就召集了多个部门的相关人员开会研究。后来就是由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两个部门就研究外国问题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篇幅很长，提出的措施很具体，题目叫做《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1963年12月份，落款应该是12月15号。这份文件后来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毛主席批示说这个文件很好。[3]
毛主席批示以后，1964年就全面地推开。在国内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机构。在北大、复旦和人民大学成立了三个国际政治系。在沿边（或者涉及到具体工作）的各个省份，包括吉林、辽宁、四川、云南、广东、福建等等，建立了一系列研究机构。1964年这个举措下所形成的框架一直延续到现在。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西北大学的中东研究所，就是1964年成立的。当时成立的时候叫做伊斯兰教国家研究所。还有现在南亚研究的教育部基地在四川大学，1964年的时候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叫印度研究室。辽宁大学现在的日本研究所，也是在1964年的时候成立的，当时称为辽宁省日本研究所。还有吉林的朝鲜研究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1964年对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个时候所形成的框架一直延续到现在，都还能够看出来。[4]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比较突出的表现就反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设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8个研究所，统称为“国际片”。除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其它研究所全是按照区域或国家设立的，加起来可以说覆盖了整个世界。[5]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应该说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今后中国进一步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当前中国整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水平，对比过去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这样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现在区域国别研究的条件和形势，应该说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潘：那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当前的研究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优势？
任：我的意思是，我们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水准，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状态。那么水涨船高，你现在和将来要去开展新的研究，也是在新的起点上面去开展。所以也一定会比过去的三四十年有一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效果。
潘：在这个新的起点上，除了我们既有的积累之外，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突出的挑战？
任：这当然是有的。总的来说，现在总体形势是不错的，因为国家总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资金的条件，人员的条件，这些都是过去所无法同日而语的。而且当前各方面都这么重视，多方的条件结合起来，应该说总的形势是不错的。问题在于接下来怎么做。现在各个大学积极性都很高，纷纷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或者成立某某国家研究中心，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全覆盖。比如说像东帝汶这么一个小国家，也有东帝汶研究中心，是华南师范大学设立的。再比如说在杭州的浙江职业金融学院，成立了捷克研究中心。还有像河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新西兰研究中心，等等等等。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了，反映了现在的总体势头。
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在于，比如说现在有几百个中心，包括“备案中心”。很多都是新成立的，新的机构缺乏积累。机构人员人才的条件，也并不是很好。人才的基础不是很好，总体的研究水平就未必很高。
当然，水平高的部分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国家在东南亚区域研究的水平，我认为还是可以的。但也有一些对于某些具体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水平还比较一般。因为它缺少积累，才没有几年发展的基础。所以我觉得问题反映在基础比较薄弱。有不少研究中心人才队伍还不理想。还有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薄弱。
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映，就是很多语言类大学，或者综合性大学里面的外国语学院，现在都在借这个区域国别研究的东风，往这个方向转型，往这个方向发展。立马就显现出来一个不足，就是这些机构的外语比较好，语言文学是他们的强项，但他们的社会科学基础薄弱，这就制约了他们的研究水平。所以有不少这样的外语类大学，或综合性大学中的外国语学院就有这样的现象，即社科基础薄弱。这个弱项，它需要补充，需要加强。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有所改变的。
潘：非常感谢任老师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讲述，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么接下来想再延伸一下到另一个相关问题。就还是您前面提到的区域国别研究与中国当前的“势”有着紧密关系。我就想到之前拜读您的论文，谈到了您对中国学派的见解，阐释建设中国学派的必要性。所以我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您觉得就是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它有没有可能对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建设起到一些作用？
任：这个两者确实是有关系的。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说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理论不是先验地产生的。先验的理论，是缺乏生命力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政治学中的政治系统论，社会学中的社会系统论，国际关系学中的国际系统论。这个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国际系统的理论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一时，但到现在，可以说很少有人再去提它了。什么原因？我认为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先验的理论。它是从一般系统论那里套用过来的，它被直接地套用到解释社会现象、政治现象或者国际关系现象上。它不是通过社会现象、政治现象或者国际关系现象本身出发去思考，不是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就缺乏生命力。
因此在我看来，有深刻意义的，有生命力的，具有深刻内涵的社会科学理论，它都是从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现象，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当中产生出来的。这我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文化理论，就是基于格尔茨的实地调查研究。他首先是研究印度尼西亚。他是一位人类学家，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对爪哇岛上的相关社会现象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实地研究，从实地研究中发展出了他的文化理论。这反映在他的代表作《文化的解释》中。[6]
又比如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和代表作叫做《想象的共同体》。同样也是他基于对印尼的研究，对泰国的研究，对菲律宾的研究。从这个基础上来提炼产生出来的。从中国的相关学者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比如说费孝通。[7]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里，对中国社会的特征，有不少相当深刻的提炼。这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比如说他的博士论文，叫做《江村经济》。这篇论文的原题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是一个被大家记住的通称。通过这样观察对象，把中国农民的生活特征提炼出来，表现出来。所以说费孝通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个例，他的社会理论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把一个先验理论搬运过来进行套用，而是有本地的学术自觉。
所以我认为，深入的区域国别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目前来讲，我国在这两者之间的脱节现象仍比较明显。就是说，要从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当中升华出社会科学理论，这种情况在目前还比较少见，两者之间的结合还很不够。这是我的一种诊断，我的看法。
潘：谢谢任老师，我在想，我可不可以结合起来这么理解。其实在前面，您提到了这个“势”的问题，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政策的展开，这样的一个“势”。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当前的实践，它其实是创造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空间，包含着一种重要的新实践。而我们的学者，研究者们沿着这个实践往前走，我们其实就是可以在这种基础上形成一些新的理论创见。这两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结合起来？
任：是的，就是说我更愿意把这个“一带一路”建设看成是一种契机。因为它是属于一种国家战略，比较地高屋建瓴。由此而来，产生了很多实践，很多的机会都是从这里边来的。但我觉得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国家推进事情很多时候都会带上些运动的色彩。也就是什么事情来了以后，会出现一窝蜂地大干快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我们需要克服的毛病。为了克服这个毛病，我们就更应该强调，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要遵循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要积以时日，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随着时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
我觉得在今天的形势下，更应该强调这一点。因为总的来讲，我前面已经讲了，我们开展研究的条件比过去好了，大的势头已经形成了，各个大学的积极性都很高，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但在这个势头下，我们更加需要强调和重视的，是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去进行扎扎实实的建设，这其中包括了人才队伍的建设，也包括了要发展社会科学的基础。通过实践的积累，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今天的形势下更加需要强调的。
潘：非常感谢任老师。本来我想问的后一个问题是，您对我们这样的后学有什么样的寄语。不过您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其实本身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诲了。
任：对，我在前面其实已经提到了。我觉得，年轻一代的条件总的来说比过去好了。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的外语水平，总体的外语水平比过去显然是要强的。不过现在缺少的，还是对（多样的）对象国语言的把握水平。这个问题在复旦就出现过。我知道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位博士研究生，他研究伊朗。他的导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学习掌握波斯语。但这位博士生产生了畏难情绪，后来也没去学。这种情况就是，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他要以伊朗研究作为他的学术志业的话，这样的选择是很忌讳的。不掌握波斯语，他是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伊朗问题专家的。再比如说，要精通阿富汗问题，我不知道现在能够举出几个人的名字来，说这几个人是阿富汗问题的专家，我看现在很难说。这是同样的道理。研究阿富汗问题，也需要掌握当地语言，比如普什图语，去进行实地的生活，具备实地生活的经验。同时，还需要在某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领域中受过专门的训练，这样才能在实地生活和调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以及升华理论。造就这样一个人才是需要时间的，一个真正的专家要产生，需要长期的时间。
潘：拜读了您8月在《国际关系研究》上的《战争、和平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成长史》这篇文章。然后也联想到您之前谈到的，中国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势”。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整体大势，但近几年地区军事冲突问题也再度引发了全球性的普遍关注和不安，不管是俄乌冲突的进程，还是巴以冲突的现状，似乎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原有认知和未来想象。在当前这个复杂形势下，关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我想向您再请教两个问题。
您在这篇文章里提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蓬勃是在和平条件下发生的。而关于当前这些引发全球关注的地区性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不安。您觉得这样的状况是否对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势”有所影响？它是否形成了阻碍，抑或是，反而更加促进了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去坚定地谋求和平与发展？
任：持续已近两年的俄乌战争以及烈度很高的巴以冲突，当然都是大事，但我希望不至于影响我们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问题上的重大判断。我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势”不仅不会受此影响，而且更加说明我们对一国一地区的研究要更加细致、深入，才能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洞烛先机；更加说明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而要更加重视踏上研究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土地，到那里去实地生活一年或一年以上，才能找到感觉或变得更有感觉。进行这样的研究还需要有一定的献身精神。前往非洲尼日利亚实地研究的中国学者中，有人得了不止一次疟疾。研究医学人类学的青年学者深入到埃塞俄比亚的艾滋病人之中开展研究工作，等等，这样的事例是很令人感动的，也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潘：您在文章中提到了“共生知识体系”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是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应有的志趣。而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一些国家的“新冷战”意识形态有所兴起，民间的言论也趋于复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干扰着年轻的研究者的思考方式。所以想向您请教，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研究者在探索共生性知识的过程中，应该怎样克服外部干扰？
任：首先，要有对自己研究事业的热爱，这种热爱能使人持之以恒地去做一件事。一个人在一生里能把一件事做好就已经很不简单了，我自己的体会的确是这样的。持之以恒地去做一件事，总能有所成。成就大小如何，那是另一回事，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其次，“小环境”很重要。就一所大学或机构而言，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乃至脱颖而出的氛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这样的氛围或“小环境”非常重要。至于“新冷战”一说，我看不必太在意。社交媒体上的种种说法，当然应注意了解，但其中很多都属于“情绪”，或者宣泄。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应该是通过冷静的学术研究得出自己的看法。一旦经由自己的研究形成了某种观点，还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当然，如果他人提出了令人信服的例证或论述，自然也应该听得进去，愿意修正自己的观点。
“共生知识体系”这一概念，是为了区别于“殖民知识体系”和“冷战知识体系”而言的。如果有更好更强有力的概念，我很愿意倾听。
注释
[1] 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即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身。1958年更名为“国际关系研究所”，与中科院脱钩。1973年复建为“国际问题研究所”。1979年，外交部规定研究所的方针任务为进行中长期、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作为外交部进行战略性调研、重点国家基础调研和培养调研专业人才的基地。2014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2] 王宏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现为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南亚学会和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等单位顾问。主要著作有：《高山王国尼泊尔》(1980)、《尼泊尔民族志》(1990)、《中印边界秘史》(译著，1991)、《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与未来》(1993)、《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1997)、《列国志—尼泊尔》(2004)、《尼泊尔-人民和文化》(2007)、《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报告：尼泊尔(毛主义者)的兴起》(2007)、《中印边界问题真相》(译著，2008)等。
[3] 《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阐述了外国问题研究的几大短板：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缺少相关学科专业；缺乏国外问题的经验材料；外国研究工作缺乏统一领导；以及不同研究机构之间缺乏交流合作。而毛泽东主席在批示时又提到了一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宗教研究的匮乏。这个报告提出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同时进一步充实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外国政治研究。
[4]总的来说，根据沿边地区各自的地缘情况和地区发展、对外交往需求，大致形成了如下分工格局：东北三省重点研究苏联和朝鲜，四川省聚焦南亚研究，福建省和广东省主要研究东南亚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关注中南半岛国家的研究等。各地区的研究经验和研究优势延续至今。
[5]当时成立的8个研究所分别为，世界经济研究所与世界政治研究所（后合并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以及6个涉及区域和国别的专门研究所，包括（当时名称）美国研究所、西欧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日本研究所。
[6]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美国人类学家，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之一。其代表作为《爪哇的宗教》 (1960) 、《文化的解释》 (1973) 和《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 (1979)。
格尔茨对人类学研究予以了方法论上的革新。他认为,“作为由可以解释的记号构成的交叉作用的系统制度，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深描”概念意味着，人类学不仅限于对文化行为与社会行为的描述，同时更是一种文化的阐释。
格尔茨的这种“深描”理论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即人类学不仅仅是对文化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描述,更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深描”强调文化符号的复杂性, 追求对文化符号的具体情境的具体分析。“文化解释”的具体路径，简单来说就是：首先呈现出可贯穿研究对象的象征符号， 然后针对符号建构一个分析体系，使符号的一般特点及其属于符号的本质特点显现出来，并让符号与其他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形成对照，从而解释出象征符号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7]《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是其不同学术探索阶段的产物。《江村经济》以江村调查为契机，开创了以人类学方法研究社区范围内的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先河。《乡土中国》则是把社会学作为综合学科，从制度的相互关系着眼，展现全盘的社会结构。从“乡”与“土”的社会特征入手来谈乡村社区如何从家庭单元长成中国的基层社会。社会学者普遍认为，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是在探讨与之匹配的社会道德。这是一个“韦伯式”的现代化命题，反映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界社会学本土化的自觉要求。
学人简介：
任晓，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主任、亚太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2010年2月至2012年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政治处一等秘书。在此之前，于1992年在复旦大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先后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其间曾为欧盟博士后研究员、日本名古屋大学客座研究员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Elliott国际事务学院访问学者。迄今已发表《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走向共生》（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等中英文论著多部。八次荣获教育部及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和论文奖。受邀担任五家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分别为Globalizations,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Asian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并任多家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