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科学化发展使其与现实政策渐行渐远，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内人士也因工作程式的固定而与国际关系学界保持距离，然而，学理研究与政策实践辩证存在，相辅相成，二者分离将妨碍理论创新与政策实践，二者交融则有助于学科知识完善和政策质量提高。扎根理论主张研究者扎根于复杂而特殊的现实情境，通过实践调研广泛收集现实信息，并以动态视角对信息进行逻辑归纳与概念抽象，进而创建平衡严谨性与应用性的理论。扎根理论为进行“政—学”交融研究提供了可行方法和良好前景，有利于推动“政—学”交融持续深入发展。冷战时期，美国“和平队”计划明确向志愿参加的学者说明该计划与苏联争夺发展中国家的任务目标和对学者提供政策建议的期待，激励学者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政—学”交融的研究。归国后，“和平队”学者一方面为美国决策者制定更具针对性与有效性的冷战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推动国内大学建立完备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持续助力美国在冷战及冷战后的对外政策制定。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学；扎根理论；“政—学”交融；美国“和平队”
【作者简介】申欣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22 级博士研究生。
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不断专业化、成熟化，在研究范式上向自然科学靠拢，推崇基于定量统计、因果推断和模型建构创建通则性理论，这使其逐渐摒弃扎根于历史和现实的归纳方法与为现实政策服务的志向。不可否认，国际关系的理论积累与创新是学科进步的核心内涵，但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上述变化却使其研究产出更注重研究方法的严谨性而非现实相关性，更讲求研究结论的普遍性而非实用性，由此日益丧失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更无法直接投入实际政策应用，美国国际关系学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
在学界“自我孤立”的同时，美国政府内人士也因学术研究应用性不足而与之保持距离。虽然政府内小部分决策层在进行重大对外决策时需要参考学界的理论分析，但大部分执行层则往往无须且无法依赖烦琐严谨的分析，这就使政府内大部分人士不认为有必要与学界保持联系。
然而，于学界而言，“过度理性”的国际关系研究易使学科的智力进步陷入泥潭，交融了学理严谨性与现实应用性的研究则能在推动学科知识拓展的同时回应促进人类福祉的学科初衷。于政界而言，随着国家发展与国家利益延伸，面对更加复杂棘手的对外决策，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执行者，只有兼备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才能进行成功决策与有效执行。当然，政府内人士可以在面对具体外交事务时召集学者提供咨询，但成熟准确的政策建议需要对特定问题和政府内部情况均有较深入的了解，由此，政界与学界更紧密、更系统性的交融将同时造福双方。
综上，探索新路径，在不妨碍国际关系理论进步的情况下加强学科的“经世”特性，使研究产出能够高效转化为政策建议具有意义。那么，促进“政—学”交融的新路径可能是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按照如下思路展开：首先，阐述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特质异同，并由此阐明美国政、学彼此分离的原因与现状；其次，基于既有关于政、学关系的研究，论证扎根理论对理解政、学关系和促进“政—学”交融的适用性；最后，借助对冷战时期美国“和平队”的案例分析，论述依托扎根理论的国际关系研究对美国对外决策的影响，由此证明促进“政—学”交融的合理性及扎根理论对促进“政—学”交融的潜力。
一 、“政—学”离散的原因与其交融的必要性
一方面，学科的科学化发展意味着学科研究的脱俗化，学者致力于从宏观现象中探索普遍规律，从推动人类整体知识边疆扩展中感受价值，但对纯粹知识的追求却一定程度消磨了学者对复杂现实的热情。另一方面，政府内人士巨大的工作量与基础性工作的重复出现，使程式化的工作流程既是必需也是必然，除了少数决策时刻，大多数时候政府内大部分人士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的需求似乎并不明显。然而，国际关系学理研究与现实政治相互脱离将阻碍双方各自向更高水平发展，从促进学术研究的思想深度与现实政策最终效力的意义上来说，政界与学界相互交融具有必要性。
（一）学界：智者的内部共同体
行为主义革命以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不再将自身的研究工作视为对现实政治的服务，而认为是以纯粹知识生产开拓人类智识“新边疆”的长期工程。智慧探索的宁静与现实观察的纷乱的对比，使学者放弃将研究工作拉回现实层面而全身心投入与现实世界具有一定距离的“科学世界”中，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言：民主只应当用在适当的地方，而传统大学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国际关系学研究越发浓重的脱俗特性一定程度推动政、学分离，致使学科的“经世性”被逐渐淡忘。
第一，学术研究与现实政策的目标旨趣有所不同。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可以在无限的时空中自由选择自身感兴趣的研究主题进行“观念批判”与“观念创造”。在此过程中，学者的目标并非解释现实，而是创造可被推广的知识和改进获取知识的方法。学者相信，自身的工作是提升人类的理智化水平，其不能、也不应被短期可见的价值衡量。与学术研究形成对比，现实世界是一个讲求“实际意义”的世界，过于贴近政策的研究将对学者造成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的约束。
第二，国际关系学科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强调使其难以维持与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学术研究对普遍性和严谨性的强调，要求学者着眼于现象的整体趋势而非专注于一时一地，从经过高度抽象的研究问题出发，以“奥卡姆剃刀”对理论存在的“坐标”进行细致框定，并以严谨的方法设计得出能被反复检验的结论，这就使学者的研究产出往往无法成为现实世界的行动指南。
第三，“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标准令学者有意远离现实政治。学术共同体往往对政策研究持保留意见，因为此类研究通常被认为带有特定意识形态价值观。在美国大学中，“严肃学者”都被要求拒绝任何政策服务，即使是在满足研究客观标准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平衡结论的政策参考价值也不被允许。在学术共同体的压力下，学者被迫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其中不乏如曾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曾经尝试平衡学术与政策、但最终彻底转向现实政治的著名政治家。
上述三点特性使学术研究拥有特定文化，产出抽象成果。由于基础知识的价值并不会迅速在现实中显现，学者的成就往往难以用现实利益加以衡量，这也使相较于获取物质利益而言，学者更看重同行认可。由此一来，学术共同体蓬勃发展，逐渐成为特定研究领域的主导者，学者回答什么问题、使用什么方法都受共同体主导与检验。随着学术共同体在学科内的影响力和内部认同感互构加强，国际关系研究变得越发具有专业性和边界感，进而使国际关系学者在主观与客观上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
（二）政界：政府内人士的路径依赖
在学界“自成一派”的同时，政界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实践中建立了自身的独立性。以政策执行层为主的一部分政府内人士，凭借其在处理现实政策方面相较于学者的优势，摸索出能够独立顺畅完成大多数工作的一系列既定程式，由此形成对政府内部工作流程与惯例的路径依赖。
第一，政府内人士比学者掌握更丰富、更前沿的政治信息。这不仅是指他们掌握有关现实情况的更多情报，还指他们知晓国家在特定方面的总体目标、战略偏好和政策重点，这些信息对决策与执行都至关重要。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执行者，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均面临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和相互冲突的目标，受到可用资源有限、信息不充分等方面的限制，同时还要平衡不同部门之间的政治利益博弈。上述信息是进行政策建议的关键，而政府内外的信息壁垒就导致即使在学者所擅长的问题领域，缺少此类信息的学者也很难为政府内人士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第二，许多常规决策已形成程式化的处理模式。对外决策虽是对外事务的核心，但日常重复性工作却构成了对外事务的基本面。政府内人士在大量重复的常规工作中逐渐提炼出应对不同事务的固定流程，在此基础上，其还将部门内人事关系、工作习惯、潜在偏好、通信制度、部门文化与氛围甚至特定官员的人格特质等其他影响行政工作的关键因素融入进既定流程，最终摸索出仅为政府内部所知的工作路径。政府工作内容的规律性与工作模式的固定性，使在大多数时候“经验”成为指导实践的更重要技能，而“学理分析”则稍显冗余。
第三，即使是部分重要决策，政府内人士也可凭借长期积累培养的工作经验和敏感度完成。决定国家外交整体方向等最重大对外决策无疑需要经过审慎研究思考，决策者亦将这一部分事务视为政界与学界罕见但珍贵的交融区。在此之外，还有许多较为重要的决策分散于决策层和执行层各级。这些决策同样影响国家关系走向，但却不仅无须系统性分析规划，还需要快速反应。例如，地区突发的有限紧张关系，两国领导人会晤时突发敏感事件，等等，此时政府内人士没有充足时间来等待并阅读学者的鸿篇巨制。政府内人士时刻与现实政治紧密互动，在不间断、高强度的能力训练中积累培养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与较高敏感度，这使他们在处理一些紧急决策时可以做到独立于学者的分析建议。
上述三点原因使政界感到学界的研究对自身既无实效，也非必要，由此，政界便对学界发出越来越少的“邀请”信号，并且在许多时候，政府内人士对学术研究的需求与采纳并非基于广泛性原则，以启发思考、修正结论为目的，而是希望找到符合自身主张的结论来为自身政策做注解。
（三）政界与学界交融的必要性
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化于学科本身而言是进步，政府内人士在实践中自成体系也是其工作特性使然，但若纵容该趋势继续发展，则会对两个领域均造成损害。对于这一点，经历了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快速发展的美国学者，早在 1938 年便有所论述。面对国内学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虚幻和平”时期出现的日益将自身包裹于“纯粹”科学的趋势，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贾德（Charles H. Judd）为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Committee）撰写的报告《研究——国家资源》指出，“由于学生和教师对必须解决的问题缺乏接触，大学课程中对社会问题的学术处理在某种程度上是贫乏的”。美国当时政府各部门负责任用大学毕业生的官员同样认为：“这些毕业生对社会组织问题缺乏现实认识。”
对学者来说，如果不把现实世界作为学术工作的参照点，是不太可能产生伟大的见解的。首先，在研究对象与问题上，瞬息万变的现实是产生理论问题的源头，事物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异性表现或新出现的趋势有时会暴露原本未发现的影响因素，有时则完全预示着一种全新理论。若学者忽视对动态现实的密切观察思考，则可能在发现新问题或修正既有结论等方面遇到困难。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若一味追求逻辑的一致性和方法的严谨性，学者就将更重方法而轻结论，忽视研究结论的实质性创新。国际关系学根植于人类社会，研究过程与结论的“经世”气质无法消除，这就令接受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隐形统治”的国际关系研究难免陷入自我矛盾。一方面，只有在某一特定范式下发展成熟的学科才有能力提供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沿着自然科学方法路径发展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几乎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脱离现实。这种矛盾很可能令国际关系学科陷入越发展越迷茫的境地。
最后，在知识体系上，普遍性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不足客观上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知识的缺陷，其也不会自动转化成具体的政策建议。忽视特殊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将使国际关系学理论体系仅仅拥有揭示宏观规律的强健“骨骼”而缺少解释微观行为的富有弹性的“血肉”，致使理论体系不仅不完整，还缺乏在剧烈变化的现实下长存所需的韧性。而“血肉”的生长与填充不能寄希望于“骨骼”自动衍生，只能依靠学者在应用性研究上的投入或亲自对自身基础性研究的政策意涵进行详细解释。综上，对学者而言，“政—学”离散所导致的有价值的研究问题“荒芜”、学科未来方向陷入迷茫以及知识体系存在缺陷等潜在问题使“政—学”交融具有必要性。
对政府内人士来说，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成果是其进行对外政策实践不可或缺的智力工具。一方面，理论知识的欠缺使高级决策者在面对棘手的对外政策制定时无法形成于理清头绪、锁定关键因素、发掘事件背后逻辑而言必要的心理地图，若高级决策者无法在复杂多变的表象下发现一以贯之的核心作用机制，则可能对现实情况进行错误归因，将注意力转移到附属、偶然的因素上，从而做出错误决策；另一方面，忽视对理论的参考借鉴使政府内部的执行者难以适应内涵更丰富且灵活度更高的政治任务。科层分明、按部就班的定式化工作虽然高效，但也容易使执行层丧失优化流程设置的动力和灵活变通的能力。参考学术理论有利于政府内部的执行者在面对现实变化时有所感知，“能够意识到事情如何发生及为何发生，并从他周围的大量事实中筛选产生一些期望，使其相信在某些事情完成后，就会产生某些结果”。此外，战术性决策也可能引发蝴蝶效应。例如，调整本国领导人访问特定国家的行程可同时向对方国家传递压力与缓和两种信号，顶住国内外压力谏言本国领导人保持与对方接触可能成为阻止两国关系滑坡的关键一步，这些战术性决策将较大程度影响两国关系及整体政策设置。因此，一项对外政策的成败不仅有赖于决策层的合理决策，还需要执行层对政策的准确理解与连贯执行，对后者来说，仅靠工作经验却无理论思维通常是难以做到的。综上，于政界而言，与学界保持联系交融有助于应对解决辅助决策的智力工具不足、政策执行效率不高、成效不显著等问题。
二、促进“政—学”交融的理论基础及其可行性
当下美国政、学两界虽分离倾向越发显著，但其本质却并非水火不容，建立跨越二者间鸿沟的桥梁仍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可行性。对动态现实进行系统科学归纳的扎根理论，为平衡国际关系研究的严谨性与相关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激励学者从现实获得理论、以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中，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促使学者有意愿长期进行“政—学”交融的研究，有能力为政界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分析报告。
（一）“政—学”交融的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热战、冷战、全球化等一系列事件的接连发生使各国间互动频率与深度经历了爆发式提升。在此过程中，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知识大量积累，研究范式快速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政策间的张力逐渐显现。鉴于国际关系学与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学界与政界这一紧张关系受到诸多学者关注，梳理既有文献，大致可分为支持“政—学”交融与主张“政—学”分离两类观点。
战后到越战以前，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调动国内智力资源服务国家战争需要的成功实践，美国许多学者和政府内人士都对“政—学”交融充满信心，撰写大量文章论述对外决策对学理研究的需要和学术研究指导政策实践的潜力。例如，时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认为，高水平决策依赖大规模公开信息的收集和对信息的深度分析，这正是学者的专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在跨学科协作、敌方能力评估、轰炸目标选择等方面的卓越表现证明，政府与学者合作应对全球性复杂挑战既是有效的也是必要的。曾任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认为，学术研究能显著提升政府对外决策的质量和效率，负责任的政府内人士和学者应共同克服政界与学界之间的结构与文化张力，尤其是政府内人士应重新评估学者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将其从被动的信息提供者转变为主动的决策参与者。关于部分学者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学科在进行政策效力评估、国家行为预测等应用方面表现出的局限性，威慑理论的提出者、兰德公司研究员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指出，这并非学术研究的天然特性使然，而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方法和与政府部门的既有联系不能适应由核技术等大量新科技改变的新环境导致。核时代下，加强与政府的联系、并以多元学科交叉方法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将能继续为新的政策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洞察。
然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数理分析以提高政策建议质量的良好初衷因时局变化逐渐变得过犹不及，促使越来越多学者支持“政—学”分离。由于自然科学在终结冷战方面赢得的巨大声望和冷战对抗对自然科学的极大需求，加之越战使学界对参与政治决策受到心理创伤，以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为核心的行为主义横扫了国际关系学界，令部分学者相信只有遵循自然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才是科学的。例如，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辛格（J. David Singer）、耶鲁大学教授布鲁斯·鲁塞特（Bruce Russett）等学者否认紧贴对外政策的国家安全研究是“科学”，反对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给所谓的“政策科学家”，并主张大学不应接纳此类研究者成为教职人员。
在所有试图重塑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学者中，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可谓最积极的一位，其文章《社会科学——一种基本的国家资源》高度涵盖了大部分持相同立场学者的观点。为了将外界对社会科学的评价提高到与自然科学的同等水平，帕森斯将一个社会科学学科中理论的技术性程度和适用性范围视为衡量学科地位的唯一标准，而理论只与基础性研究相关。因此，帕森斯也呼吁国际关系学者“与自然科学家同行”，在普世性理论与现实政策出现矛盾时，果断摒弃对理论效用不切实际的期望，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必要的简化，并且不要从事与政策相关的工作，因为现实压力将破坏科学研究的纯粹性。与此同时，部分政府内人士也对“充斥着晦涩术语、基本常识和政治立场”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持否定态度，不认为有必要在政府工作中对其进行参考，“政—学”分离无可厚非。
国际关系研究的行为主义革命及其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分离引起了支持“政—学”交融的学者的批评。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奥兰·杨（Oran Young）等学者认为，对理论范式的过度追求容易导致学者对现实的片面理解甚至误解，学者虽声称不负责政策建议，但其研究产出不仅无法做到完全与现实政策隔离，还可能诱发包括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僵化理解、简单粗暴的现代化援助、民主和平论下的政治干预等失败政策。考虑到行为主义可能使国际关系研究面临脱离现实、误导决策甚至被社会反智主义侵蚀等潜在风险，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等学者鼓励研究者要将经验合理性和结论启发性作为工作重心，所得成果既能解释现实的复杂性，也能为实际行动和公共福祉提供启示。
“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政界开始重新重视学术研究在对外决策方面的作用，在进行了诸多内部报告讨论后，以国防部及其下属战争学院为代表的政府内机构成立或重启了一批区域国别社科研究项目。与此同时，学界也开始了新一轮对政、学关系的反思。一方面，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等学者强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有助于政、学各自的未来发展，呼吁学者在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重视源于现实情景并最终回归政策行动的应用性研究；另一方面，对政界与学界发展前景持开放态度的学者为促进“政—学”交融提出了“产生于应用情景的、面向广阔应用场景的、跨学科的、社会分散的、实时修正的、受多元评价标准衡量的”国际关系知识生产新范式。既有研究虽对政、学关系持不同立场，但其对促进“政—学”交融原因的论述、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讨论，以及政、学两界对促进彼此交融的努力却可以体现“扎根现实、以严谨方法构建理论”在平衡两方立场上的潜力，昭示了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对促进“政—学”交融的适用性。
通常来说，传统学术研究偏好以既有理论为基础的演绎法，而对外政策制定往往基于对现实的全面观察思考得出行动方案，与这一过程更匹配的是归纳法。这样看来，政、学两界之间似乎横亘着方法鸿沟。实际上，出现此种差异是因为二者侧重的研究对象不同，但一种研究对象的惯用方法并非唯一方法，演绎与归纳也并非完全不能兼容——理性推理离不开现实经验，对现实的归纳不一定得不出严谨的结论。
扎根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巴尔尼·格拉瑟（Barney Glaser）和安塞姆·施特劳（Anselm Strauss）在 1967 年首次提出，本质是对正在发生之事进行概念化解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提倡研究者从对经验资料的收集归纳而非预定假设和既有理论出发，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给予“过程”（process）意义，从语境（contexts）、条件（conditions）、前因（antecedents）、促进因素（promoters）、行动（actions）、后果（consequences）等方面对事实进行归纳，注重时代背景、社会结构和关键主体互动给予个人的情感感知和由此导致的相互行为关系，最终形成揭示社会行为基本模式的理论。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一般从对定性数据的编码和简单回归开始，在循环往复的自我提问、概念对比、数据扩展、重设数据处理方法的过程中，研究者逐渐确定分析焦点与问题，提炼出同一现象不同阶段的核心概念（core category），并最终构建出连通不同核心概念的“概念方案”（conceptual scheme），形成新理论。
扎根理论的核心目标是概念化，由此，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这一传统研究中的关键指标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中并不重要，解释因素契合度、相关性、可操作性和可调整性才是更重要的方面。尽管如此，扎根理论方法拒绝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的严格划分，主张“没有任何研究方法是完全定量或定性的”，在此基础上，扎根理论正是对原本无意识结合“概念”与“代码”的各类研究方法的有意识超越，其“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数据——定性的、定量的或它们的组合”。
不过，扎根理论并非完全否定既有理论的作用，其承认对零散信息进行具有理论潜力的归纳需要研究者预先具备基于理论的“敏感概念”。研究者的理论储备和建立理论的能力将使其能够在特定数据结果出现时快速感知到“一个已知觉并理解但未被概念化的东西”，这一知觉将引导研究者捕捉围绕在这一概念周边的结构和过程信息，从而更新数据收集范围和编码程序，改进概念内涵及其运动过程。在研究结果方面，扎根理论同样强调明确性与简洁性，要求研究者在构建出“概念方案”后舍弃外围一切不相关的因素和过程。
扎根理论对基于经验事实的归纳和基于既有理论的演绎的融合，使基于该方法所创造的学术成果具有转化为现实政策的潜力。从现实变化中发掘研究问题，以开放态度对现实信息进行广泛收集，尤其是允许反自身常识、偏好、假设的事实出现，有利于研究者跳出既有知识限制和思维惯性，发展出更具现实解释力的理论。但同时，只有掌握“理论硬核”，具备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以及抽象和逻辑思维能力，才能真正科学运用归纳法得出可信结论。对本身具有理论素养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说，运用扎根理论增加研究结论的政策启发性，不仅是创造经典理论的基础，更是彰显学科人文关怀的方式。
（二）扎根理论推进“政—学”交融的潜力
扎根理论主张通过不带理论预设、根植于现实的研究过程，产出有效解释特定地区与事件背后发生发展逻辑的理论，因此，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有助于激发研究者“向外看”的热情和以现实条件分析现实问题的意识，创造出兼具理论与政策启发力的研究结论，乃至于为自身创造更广阔的职业选择空间，由此令国际关系“政—学”交融持续深入发展。
首先，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促使进行纯粹科学研究的学者“向外看”，注重发掘针对一时一地的问题，并从具体现实条件中探索回答问题的信息与逻辑，逐渐引导学者进行“政—学”交融的研究，具体包括两步。
第一步，扎根理论提倡在不做理论预设的情况下开始一项研究，这迫使学者通过收集和处理现实信息来发现并打磨问题，而由此得出的研究问题也几乎注定根植于某一特定时间的特定国家或地区，是对某一具体主体行为逻辑的困惑，具有较强的现实相关性。由此，有意识地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将有助于推动学者关注现实政治，为进行“政—学”交融的研究奠定基础。不过，诞生于反复归纳现实的问题在侧重“特殊性”与“现实相关性”的同时不排除“普遍性”，其具有贯穿整体的基本概念与逻辑，能够提炼出一套抽象理论指导相似情境下的分析。对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产生此类问题的“富矿”，通常是决策者的政策建议需要，这也使针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天然蕴含政策行动建议。
第二步，运用扎根理论确定的研究问题具有更多时间、空间、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条件限制，这决定了回答该问题必须继续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研究聚焦的现实情况有全面深入的把握。一个理论包含的变量越具体，变量间作用方式越明确，政策应用性就越强，扎根理论对特殊问题和信息的关注使由此产生的理论在变量与解释逻辑上都较为微观，由此令研究结论更加有效、更易与政策交融。不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的研究不意味着对独立事件的“紧急行动式”的研究，严肃的政策建议背后是对特定现象的长期观察与追踪，唯有了解现象发生的前因后果，才能把握根因，对症下药。因此，有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要求学者在特定区域国别领域进行深耕，形成对一国一地的全景式描绘。这也有助于推动学者在整体研究议程上而不仅仅是单一研究问题上进行“政—学”交融。
其次，运用扎根理论所得的研究问题与方法促使学者打破独立研究的模式，积极开展包括实地调研和对政府运行模式进行系统调查在内的实践活动，并和与自身研究地区相关的各类行为体沟通交流，以使研究更为严谨、可信。由于个人力量在收集现实信息上的局限性，运用扎根理论的国际关系学者有必要时常参与政府与大学内的相关研讨会，以掌握当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信息，讨论筛选出最恰当的解释语境与逻辑。其中，在与政府的密切接触中，学者一方面更可能探索到难以被观察到或被忽略的关键国内因素；另一方面也能构建符合该国社会结构与政治模式实际的逻辑机制。
再次，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能够为学者建立横跨学界与政界的桥梁，激励学者在对特定现实的长期思考中产出更高质量的“政—学”交融研究成果。扎根理论方法推动学者与其他同行和政府内人士的密切接触，不仅有助于丰富现实信息，还有助于消除学界对应用性研究的排斥和政界对学者研究实用性的怀疑。一方面，扎根理论同样要求学者具有基础理论素养与理论提炼能力，这使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会完全脱离“纯粹”的知识生产，亦可与学术共同体自如对话，这一过程有助于消除大学内进行“纯粹”科学研究的学者对进行具有一定“现实性”研究的学者的排挤；另一方面，学者在与政府内人士密切交流的过程中相互了解彼此的问题、目标与工作方式，逐渐适应政府内的“繁文缛节”，并渐渐掌握撰写能使政府内人士更容易接受的报告技巧，而不断为决策者提供有效政策建议则能消除政府内人士对学者的偏见，提高对吸纳学者为同事的接受度。由此一来，扎根理论方法的运用为学者创造了穿梭于政、学两界的机会，使学者能与双方均保持较好互动，给予其长期进行“政—学”交融的研究的信心与激励，进而创造出更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研究结论。
最后，扎根理论方法中的“反思记录”（memoing）步骤，要求学者将结论回置于现实进行应用检验，在对原始结论的不断修正中，学者研究成果的政策价值不断提高。扎根理论方法过程预示了其每一轮分析所得结论能够较顺利接入现实进行实践，成功的实践将使该结论直接被纳入政策工具箱，未成功的实践所暴露的理论不足也无法被学者主观忽略。客观而醒目的理论缺陷迫使学者正视现实的复杂性而不是固守理论精致性，从而达到对真实现象的准确“概念化”，提升所做研究“政—学”交融的程度和质量。
三、冷战时期美国“和平队”：“政—学”交融的案例研究
为展现依托扎根理论促进“政—学”交融的现实可行性与效果，本文选取冷战时期美国“和平队”在世界各国的扎根活动与研究进行案例分析。虽然国际关系学科专业化发展以来的大多数时候美国学界与政界都相互保持距离，但历史上却存在二者紧密交融的时期。肯尼迪政府时期，学者进入政府参与决策的趋势达到了战后高潮，学者与政府内人士均相信关注现实的研究将极大助力国家政策制定。在此背景下，“和平队”是美国政府以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扩展“政—学”交融形式的尝试。越战之后，进行传统科学研究的学者与美国政府分道扬镳，但“和平队”却一直保留下来，不仅填补了政府对外决策的智力空缺，还促进了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系统创立，证明了其扎根研究的成效。
1961 年 3 月 1 日，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行政令，组建“和平队”（Peace Corps）。“和平队”主要由农业、卫生、经济等各领域大学毕业生和专家学者组成，以志愿者身份帮助其他国家民众提高各类技能，并为形成优质社区生活提供帮助。在此基础上，“和平队”的最重要任务是促进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和平队”计划，一方面承载了肯尼迪总统“美国人积极参与到争取世界民主、和平、发展与自由的事业中去”的寄托，另一方面也是其“联系社会科学与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理念的体现。在以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为代表的政府中首屈一指的学者的建议下，肯尼迪总统接受了“现代化与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理论，授权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的罗斯托起草关于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发展援助的政策报告。
与学者在决策上的良好互动使肯尼迪期待社会科学在冷战中更广泛的作用，由此也对由学者承担政策执行的积极效果抱有信心。肯尼迪曾表示，“苏联有数百名物理学家、教师和医生准备在国外为共产主义服务……美国人也应更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民主、和平、发展和自由的事业中来……并在回国后为美国政府，尤其是外交部门服务……他们将被优先录取为政府雇员”，在此背景下成立的“和平队”从一开始便具有“政学互促”的意旨。在主要从高校完成招募工作后，“和平队”计划工作人员还会在派出前将志愿者送往美国顶尖大学接受 3 个月的学术专业知识与研究能力培训。派出期间，“和平队”志愿者与当地民众同吃同住，一同工作学习，并在许多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公共服务等工作中担当主力。此外，“和平队”还与当地大学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和平队”成员在大学内担任讲席教授等职位、设立交流基地的情况不在少数。
在越战后美国政、学离散的背景下，“和平队”在海外实践中获得的“政—学”交融的知识理论，对美国政府的冷战认知和对外政策发挥了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为决策者提供了作为决策重要基础的别国实地信息与动态。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60 年代的美国对外决策过程中充满了“出类拔萃之辈”，当时历届美国政府和国会都聘请大量专家学者充当顾问。但越战之后，不仅大学主动与政府割席，越来越多的政府内人士也意识到纯粹学术研究在应用上的缺陷。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小彼得·弗雷林海森（Peter Frelinghuysen Jr.）认为，过度专业化的国际关系研究掩盖了真正的区域研究，“除非你到海外去了解你所谈论的问题，否则你的研究不会有多大意义……我认为，除非你在越南或其他地方（生活过），否则你很可能会得出一个非常学术性的、书卷气的分析”。全程参与越战升级的约翰逊政府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也在反思中承认：“如果我们身边有更多亚洲问题专家，也许我们就不会对越南采取如此简单的思维了。咨询地区专家能够使决策者更好地了解越南共和国为反对吴庭艳政府进行的叛乱的动态，以及美国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局限性，从而使决策者意识到美国的存在对于遏制那里的共产主义是不必要的。”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是经历这一思想转变的国防部、国务院与国会内众多对外决策参与者的代表人物。在 1966 年国会越战听证会上，富布莱特公开表达了对基础性研究与对外决策间关系的不信任，由此也表现出对行政机构继续使用国会拨款资助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的不满。此后，富布莱特的此种疑虑不断加强，由此也对别国“此时此地”的信息及基于此归纳的理论主张越发重视。拥有充足他国经验的“和平队”在这一时期受到关注，“和平队”志愿者逐渐成为行政官员和国会议员的咨询对象。接下来的六年中，富布莱特又举行了数场不同主题的越战听证会，邀请越战老兵、“和平队”志愿者、战地记者等具有越南生活经历的人士，提供了大量关于越南实际情况与美军真实行动的证词，为国内社会重新思考美国对越政策提供必要的材料。
其次，“和平队”归国志愿者直接进入对外决策流程使其对对外政策整体设计发挥作用，推动政策更具针对性与差异性。越战的惨痛经历使政府官员和军人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内部混乱根植于这些国家的文化历史，而这些知识的获取离不开当地生活经历。由此，在国会，“和平队”志愿者和越战老兵在参议院讨论对越政策时受到邀请，其反战立场令以富布莱特为代表的约翰逊曾经的忠实支持者转而坚定劝说总统撤军，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国会认识到基于大量海外当地知识实施差异性对外政策的重要性以及总统在这方面的能力有限性。由此一来，国会改变以往“总统沉默的支持者”角色，强势介入对外决策。
国会代表的国内社会意愿促使行政部门更加重视“和平队”志愿者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越战后，归国“和平队”志愿者进入美国政府部门的比例逐年上涨，到 1985 年，仅进入国务院工作的志愿者占比已达到当年回国志愿者总数的 10%，其中不乏担任助理国务卿、大使等高级职务。志愿者进入政府的人数与级别的提升，使海外经验及基于此的理论研究成为国家对外决策的重要辅助，促使美国政府正视不同国家的特殊性，不再认为军事干预具有万能作用，反而更重视使用有针对性的外交、政治、经济等手段达到目的。
最后，“和平队”重振了美国的冷战信心，为里根政府实施“战略推回”政策奠定了心理基础。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击垮了国内从政治精英到普通公众对国家能力与道德的信心，国内社会强烈要求对传统对外决策的精英模式进行改革。鉴于此，政府高层希望以一群更年轻、亲民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改变外交决策部门以往“过度理性”、缺少人情味的精英贵族形象，而“和平队”志愿者因其本身代表的美式利他主义理想形式及其丰富的人与人互动经验而成为最优选择之一。“和平队”援助他国经济发展的正义形象、独树一帜的“有温度”的海外知识经验、为决策者提供更务实的政策建议的能力，扭转了美国国内对将美国价值观转化为官方政策的可能性的怀疑，重新树立了国内民众对冷战乃“善—恶”之争的认识，重振了美国在冷战中的道德与实力自信，为美国在冷战后期转变“收缩缓和”（detente）态势做铺垫。
“和平队”之所以能不断对美国冷战政策发挥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政界对“和平队”的决策辅助价值更加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和平队”志愿者通过熟练使用扎根理论得出的大量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符合当时美国国内对对外政策的期待。越战后的“苏攻美守”阶段，使美国政府对“和平队”的冷战作用给予更大期待与压力，这构成“和平队”学者产出更多有利于提升政策效率的研究成果的外部激励。“和平队”计划的创建元老之一罗斯·普理查德 (Ross Pritchard) 认为，只有在当地“高调行事”（go bigger），才能在参与当地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抓住机会拉近其与美国的关系，否则“将无法在这些国家激起涟漪”。在美国政府对“和平队”应以何种方式和程度实施哪些项目，以及最后呈现何种效果都无据可循的情况下，普理查德这一主张既体现出美国政府在冷战中的压力与焦虑，也体现出政府对“和平队”“政—学”交融的研究与实践效力的信任。
在政界向“和平队”学者发出明确运用自身智力服务政治需要的情况下，“和平队”在人员选择标准、任务意涵和任务目标方面进行了升级，推动在当地的行动展现出更紧密的“政—学”交融。在人员选择标准上，“和平队”对志愿者的学术能力有更高要求，重视志愿者对特定区域国别的充足了解和对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入选的志愿者除了本身在语言、知识、研究思维方法方面具备扎实基础，还要接受信息收集、筛选、处理和证据展示方法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在任务意涵上，政府向“和平队”志愿者说明该计划的政治意图以及美国在冷战中的总体目标和对特定国家的政策，促使“和平队”学者提前在脑海中形成指导信息收集与分析的“政治敏感概念”。因此，“和平队”志愿者虽不能被完全视作政府内人士，却对政府目标和内部运行方式有基本了解，这些背景知识将增强学者进行“政—学”交融研究的意识和能力。在任务目标上，由于声势浩大的“和平队”行动在对象国和美国国内均引起积极反响，“和平队”志愿者获得更大自信和更多资源，推动行动目标升级，从一开始的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帮助培育独立发展能力，变为从根源上解决国家发展难题。后者既涉及政治经济制度改革，也包含文化价值观的引导。
“和平队”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升级，有利于学者更充分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研究，提升“和平队”实践“政—学”交融的深度、广度与效度。第一，人员科研水平的提升和任务意涵的明确，使学者对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当地事实更加敏感，并重视通过逻辑分析得出的具有应用性的结论。经验表明，针对特定国家社会人口问题的研究，不仅提高了冷战时期美国在当地行动的效力，还为美国国内族裔关系等政策议题提供了参考。
第二，“和平队”工作范围的扩大，使学者拥有更多体验和实践自身专业知识的场景，促使其更好地接纳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并提高运用技巧。无论是在印度、坦桑尼亚还是多米尼加，大多数情况下，当地人不仅乐于与“和平队”志愿者接触交流，还积极向志愿者介绍当地的语言文化。在沉浸式体验和广泛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学者逐渐认识到纯理论在实践中的局限性，进而接受方法上的多元主义，承认“现实情境”（situation）对应用性和基础性研究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在多个场景中反复运用扎根理论方法，逐渐感受到现实信息带来的巨大理论启发，进而形成了从“更熟练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到“进行政—学更紧密交融的研究”的良性循环。
第三，任务目标的升级，使学者注重探索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价值观等影响当地社会面貌与发展进程的基本问题，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改进研究结论在实现引导当地民众对美舆论、促进政治改革等任务目标上的有效性，从而形成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性助力。对扎根理论方法的熟练运用，使“和平队”学者不由自主地思考“城市内不同群体各自有何问题诉求，谁来管理这个城市”等问题。通过对当地国家政治与社会根本逻辑等唯有通过严谨研究才知晓答案的问题进行思考检验，“和平队”学者得以基于最优分析背景和最关键影响变量揭示现象背后的核心逻辑，提出能够影响政策整体设计，且具有广泛、长期参考价值的建议。
派驻海外期间，经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和平队”学者融合政治目标与学术研究，在明晰政府政策与意涵的基础上，注重将所在国分散的“地方性知识”以扎根理论方法归纳为对当地的理论性认识，为美国对特定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高质量建议。归国后，对其他国家现实和文化具有深入了解的“和平队”志愿者，有些进入政府对外事务部门或国会外交委员会任职；有些进入大学推动在国内建立平衡不同研究方法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还有些进入基层社区学校帮助美国民众提升对世界和本国的了解。海外实地知识在本国的充分弥散，为美国在冷战中的全球行动打下坚实的国内基础。此外，“和平队”“政—学”交融的研究经历，给予归国志愿者上述广泛就业范围，也使其更安心于长期进行此种研究，巩固了“政—学”交融的研究在美国国内的稳定发展。综上，“和平队”计划以其在辅助美国政府对外决策和在国内建立完备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上的成功，较好地证明了“政—学”交融的意义和价值，也体现出扎根理论对促进“政—学”交融的适用性与良好效果。
四、结论
美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在经历了行为主义革命后，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向自然科学靠拢，美国政府内人士也在尝试借鉴学者研究无果后感到失望。双方均认为，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在关注问题、研究方法、评判标准等方面具有本质不同，这令双方的交融具有本质性与技术性难度。然而，作为诞生于社会现实的学科，国际关系学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具有辩证关系，二者亦需交融互鉴。理论研究问题与结论的创新离不开对现实规律的归纳，政策的有效制定与执行有赖于理论的现实敏感度与基本思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注重基于对现实情况的逻辑归纳抽象概念、发展理论，具有产出平衡理论普遍性与政策应用性结论的结论，帮助学者进行“政—学”交融的研究。
冷战时期，美国“和平队”计划是促进“政—学”交融的典范，该计划明确向志愿学者说明“以专业知识服务冷战对抗、以理论实践产出有效政策建议”的任务内涵，以宏大目标激励学者在所在国反复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产出具有政策借鉴价值的研究结论。回国后，“和平队”学者为美国对外决策带去了宝贵的“个人经验”，并促进美国国内区域国别研究的蓬勃发展，为政府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对外事务官员和区域国别专才，为其在冷战及冷战后的全球行动持续供能。
当下中国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体现出对“政—学”交融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强调。区域国别研究鼓励研究者打开国家“黑箱”，对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风俗，甚至地貌、人口、宗教等进行全方位研究，在通过量化模型构建一般性理论“骨架”的同时，深入参与当地社会互动，形成主体间情感体验，为理论“骨架”填充特殊性知识的“血肉”。加深对特定区域国别的特殊性认识，有助于培养国际关系理论“经世致用”的特性，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迭代又助力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产出。不过，踏出象牙塔的学者将不得不承受现实政治的直接压力。这种压力将对学者的研究方向和技术标准构成挑战，从而影响学者的工作热情和成果。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不断设置完善、促进“政—学”交融的制度保障，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以外部资源激发学者进行“政—学”交融研究的热情。更宽容的调查与研究环境和更充足、易获取的资金和信息，将使学者对“政—学”交融的研究有更强的意愿。进行“政—学”交融研究的学者，若能方便、快捷地获得研究所需的信息与资源，那么就能将更多精力置于研究结论本身之上。此外，一定的社会宣传以激发学者的道德义务感也较为必要。研究发现，战争等国家危机是推动美国大学学者走出象牙塔，投身报国的重要因素，由此，为使学者服务现实的志向从间歇性转为常态化，持续性的社会动员必不可少。
第二，在政府内部为学者预留一定岗位。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为代表的政府对科学研究的立法资助，是目前最主流的“政—学”交融的经验之一，然而，考虑到以报告形式呈现的应用性研究成果可能不会被纳入政策，学者对申请政府的科研基金项目或加入政府成立的项目组并不感兴趣，而且资助基金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强制规定也引起部分学者的质疑。此外，从政府外部思考政策建议对学者来说亦是难事。
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时期的“政—学”交融经验来看，学者直接受聘为政府情报分析专岗人员、决策小组组织者等“内部成员”，将受到更大信任，获得更多研究自由度，且有更大机会将自身研究在现实政策中兑现。这些均是激励学者积极“为政府而研究”的重要因素。此外，如前文所述，全面关键的信息和真正有效的政策建议无法通过“临时会议”或从外部与政府合作获得，相较之下，将学者直接吸纳进政府，则能使其熟悉政府内部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关键因素，提高“政—学”交融的研究质量。
第三，建立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为学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并引导加强包括大学在内的社会各界对进行“政—学”交融研究的学者的包容心态。有价值的政策报告，是以对客观知识的理论性组织和对社会基本问题的严谨分析为基础的，由此进行政策服务的学者并不会完全脱离基础学术研究。政府内各部门在充分理解研究的这一特性的基础上，相互协调后给予学者更清晰、简洁的任务设置，更宽松的成果评价标准，避免其进行重复和机械研究，将使学者有更好的工作感受。此外，进行“政—学”交融研究的学者，若能一定程度免受社会争议，甚至由此受到尊重，那么便能安心于自身的研究工作。政府通过社会政策与舆论引导，为从政府返回大学的学者创造友好氛围，令学者拥有更大职业规划自由度，从而吸引更多学者“为政府工作”，保障持续的“政—学”交融，由此也推动天然具有“政—学”交融特征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深入发展。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2期，第77—104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