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1世纪以来，波兰和俄罗斯围绕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所开展起来的记忆战争，愈演愈烈。已由两国波及多国、一个阵营波及另一个阵营，并由此形成各自的“记忆共同体”及记忆效果。这种回忆的力量发挥着强大的现实作用，牵涉着两国，尤其是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与地位。由于融入了强烈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两个叙事方以二元对立的叙事立场，沿着强调、刻画自身所塑造形象的路径出场，为的是证明自己的历史正确与政治正确，以期获得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认同。本文以二战为案例，探讨引发俄波叙事相悖的历史记忆的重要节点，以及各自的态度与立场。目的在于证实以下观点，即记忆政治的叙事角度与路径决定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与定论，以及由于记忆政治的叙事体系能够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获取提供有力的支撑材料，因而成为众多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与政治资源的手段来使用。
【关键词】记忆政治；叙事角度与路径；俄罗斯；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
【学人简介】翁泽仁，贵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社会学、国际传播。
“记忆政治”（又称为“历史政治”“历史记忆”或“政治记忆”）作为学术词语， 形成于现代德国的人道主义话语中，是对现代德国政治实践中历史政策的实施所进行的回顾性评估，于1986年10月8日由克里斯蒂安·迈耶在第36届德国历史学家会议的公开演讲中首次使用。该会议专门讨论史学中研究和评估纳粹罪行的问题。这场被称为“历史学家之争”的辩论会将纳粹的一系列问题提上议程。纳粹的罪行是否应该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纳粹主义的形成是德国内部发展的结果，还是外部势力作用的结果，是否值得？对比纳粹的罪行和20世纪的其他暴行，刽子手的后代是否应该为其祖先的罪行承担责任？其本质是“一场关于过去的国家社会主义对联邦共和国现在的意义辩论”，即纳粹历史对德国人的历史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意义争论。其中一个重要结论是，极权主义出现在俄罗斯，而在德国的确立只是反映了总体极权主义趋势，是对当时挑战的回应。该辩论结果显然回应了时任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对德国统一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强调罪恶感的历史意识不会给德国带来好处，需要逐渐放弃。一种处理历史事件的方法必须被另一种方法所取代。也就是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罪责论》中的观点：让德国人从创伤中恢复，使之不能永远沦为精神的贱民。
之后，波兰借用并扩充了该社会政治话语的外延与内涵。因而，“记忆政治”便被科学家用来描述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法和技巧。由于赋予了其强烈的意识性、政治性与民族性、集团性与圈层性、对抗性与冲突性，从此引发了东欧乃至泛欧空间历史叙事体系的形成。其核心内容在于回顾波兰于二战中的民族灾难、揭露苏联的“真实”面目。通过自身的“创伤性记忆”及“创伤性后遗症”声讨苏联，并要求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进行“创伤性赔偿”。与此同时，联合“俄罗斯仇恨共同体”成员进行集体记忆的回溯，采取“叙事攻势”，即“希望从根本上重新格式化先前有关战争及其原因和后果的历史叙事”方式，向俄罗斯发动记忆战争。用集体记忆、群体记忆对抗个体记忆，联合记忆对抗一国记忆，使团体的记忆政治拥有强大的说服力量，同时“借助对它的记忆来建立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树立合法性、权威和信任”。集体等长期对同一事件共同的反复回忆，会使原本的非事实、非真相变为事实与真相。而且，“对于集体回忆来说，四十年标志着一个节点，即一次危机。如果一种回忆不想随着时间消逝，那么它必须由自传性的回忆转化为文化回忆”。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便是沿着记忆的此发展思路，借助可视化的文化手段触动、唤醒人们的记忆，用以还原、确认及强调被苏联刻意隐藏的历史身份与角色，迫使俄罗斯承认真相并承担全部责任。
可以认为，俄罗斯记忆政治的发展是源于波兰的记忆攻势。“俄罗斯记忆政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吸收外国经验及应对外部的挑战。重点关注20世纪俄罗斯经历的悲剧和创伤的历史。”俄政府从最初的无视、被迫解释与回应，到后期的对抗与攻击，已形成一套自己的叙事体系。
俄波的二战之争意义重大。因为它既涉及两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会对现实与将来产生不容忽视的后果和影响，所以双方据理力争，竭尽全力阐释自己的记忆立场和自我认识。对抗、对立作为该记忆之争的特点，有力地论证了由于叙事者身份和角色的不同，因而会对同一历史事件持有相悖叙事角度的观点。但如此显著的差异也就引发了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如历史叙事是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描写，以及应该如何去辨别该叙事的真实性。但本文无意去探讨这些思考，仅仅采用“第三方”的视角阐释研究主题，尽力做到客观、真实。
一、俄波记忆政治之内涵
波兰的历史记忆带有悲情和悲观的色彩。在波兰人看来，俄罗斯是波兰国家和民族灾难的引发者、推动者。他们把本国地缘政治的失败及二战的爆发归咎于莫斯科。尽管二战结束时，波兰是以战胜国的身份出现，但对它而言，二战却是一场没有胜利与荣耀，只有耻辱和羞辱、痛苦与压抑的悲剧。当英、美、俄怀着骄傲之情回想起二战，美、俄并由此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之时，波兰却被大国的阴谋玩弄于股掌之间，并因充当了战争牺牲品而受尽奚落与凌辱。这种潜藏的痛苦直至苏联解体才有了宣泄的机会和条件。为了给自己的屈辱历史讨个说法，为了“抚平多年前的伤口及向其他国家灌输对波兰的负罪感”，由德国开创讨论二战纳粹罪行的“记忆政治”之后，波兰决定采用自己的“记忆政治”向另一个长期的“真实与假想的敌人”——俄罗斯实施讨伐计划。与俄罗斯的决裂与声讨，不仅意味着波兰人民的全力抗争，也标志着对自身身份属性的重新定义。其性质如美国学者的评论：“对于东欧……而言……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国家必须把自己从共产主义处于正统地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将它们刚刚经历的共产主义重建为集体回忆，并建立与欧盟的新关系。”
记忆、历史政策是由那些最近的历史事件有争议的国家实施的。1998年，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成立，旨在揭露“苏联政权的罪行”，并追溯到16世纪两国的历史敌意和竞争。2009年9月1日，为纪念二战爆发70周年，华沙邀请了被其称之为“两个刽子手国家”的德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除再次悔罪的德国总理之外，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一方面承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联的相应政策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却拒绝为此道歉。实质上，波兰人期待证明俄罗斯实施的是种族灭绝目标，如德国一样进行类似的“克服过去”（德语：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即德国解决纳粹主义及其罪行的称呼。除对这些事件进行公开讨论之外，还必须承认集体罪行并将其纳入国家意识。满怀期望的波兰人在极其失望之后，仇俄浪潮推动着俄波记忆之战向纵深处发展。其速度之快、涉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均达到历史顶端。并形成自身的特点：一是记忆战在波兰已发展为全民运动；二是毫无和解之意，持有一战到底之决心，除非俄罗斯满足波兰所有的惩处、补偿条件；三是并非短暂性与阶段性，而是带有长期性、世代性与传承性。显而易见，波兰政府意在把该历史记忆演变为民族记忆，使其成为世代的延续性记忆而永远被铭记。
俄罗斯人未曾预料到，虽有“长久的历史性纠纷”、与之“拥有同一种血缘和同一语系，拥有全新斯拉夫种族的特征”的波兰会与其展开一场巨大的斗争。而斗争的核心点恰恰在于俄罗斯自认为的对波兰的解放运动，以及在二战中的重要角色。且此战来势凶猛，以至于叶利钦在接受波兰电视台采访有关“卡廷惨案”时的回应：“是党干的，是极权主义干的”成为俄罗斯应对外界挑战时罕见的软弱表现。普京上台后历经记忆之战的洗礼，用俄式思维、行动回应来自波兰的挑战。明显体现出俄政府已形成强硬、尖锐的战略风格与日趋成熟的战略机制。因为把记忆战争定性为西方意识形态战争的一部分。其毁灭性在于欧洲和美国正试图取代“真实”的记忆，剥夺俄罗斯英雄的过去。对于这场否定俄罗斯历史功勋、欲摧毁俄民族性的新型战争，俄政府严阵以待并宣布不允许“改写历史”，与波兰展开彻底的战略应对。
作为对俄记忆之战的始作俑者，波兰因拥有高度的话语权而发挥决定性的裁决作用。其历史叙事的角度与内容便成了塑造波兰与俄罗斯历史和现实形象的关键点。此行为如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评判：“运用过去的战争来争取政治支持并发展人们对国家的某种看法。”而俄罗斯，则通过挖掘史料、解封档案等众多方式进行靶向回应。意在借助“捍卫基于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的真相”，来说服波兰与西方世界。其间，两国也曾进行过和谈。如二战爆发70周年之际，普京在波兰发表的和解讲话。2002年，根据两国政府的同意，成立了俄罗斯—波兰复杂问题小组。这个小组旨在处理俄波关系历史中出现的问题。该小组的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于2013年11月在加里宁格勒举行，之后便停止工作。尽管波方多次要求恢复该小组，但莫斯科却无此计划。俄罗斯驻波兰大使谢尔盖·安德烈耶夫对此谈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波兰大规模拆除苏联士兵解放者纪念碑之后，当红军解放波兰的事实被否认时——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的平台来讨论政治对话框架内的历史话题。”显而易见，和谈因两国人民无法达成共识而流产，因为“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和记忆是如此不同”，而“在战争过程中，多样的认同隐退了，与冲突相关的认同开始占上风”。
“每个文化传统都有关于战争的正统观念”，两国关于二战的历史争辩，不仅反映出俄波的现实及历史关系，还有对战争的看法。由于看待战争的角度不一样，因而衍生出不同的叙事视角。在叙事视角中除了真实写照，不乏人工描绘。当中既包含真实发生的历史真相，也隐含着臆想的“真相”，即“自我”对“他者”“我族”对“他族”所构建的“真相”。同时，这些叙事视角会随着需要发生结构性变化，其功能也随之改变。当涉及国家与民族层面时，国家话语的叙事体系便自然转化为“民族认同”“身份认同”机制，带有集体性与说服性、抗争性、垄断性及霸权性。主要以政治色彩、民族立场为主，融入强烈的意识形态。为的是激发民族情感、爱国热情，引发国民对国家利益的思考及共情传播。在这个框架内，真实真相与臆想“真相”并重。甚至臆想的“真相”更有价值，因为融入了人工渲染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推动力，而被赋予了鲜活、庄严的民族性，推动着拥有相似或相同价值观、文明观的人们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实际上，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波兰学者对记忆政治的论断：“历史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之一……政治家求助于历史著作和历史学家的发现，不是为了了解真相、讲述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而是为了实现他们当前的政治目标。在国际舞台上，历史政治有助于形成政治资本，在国内，能够使权力合法化。”俄波之争有力地论证了“记忆往往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观点的真实性存在。不言而喻，同一个历史事件，两三种不同版本的官方解读，折射出的是民族情感、心理与政治情绪，以及各自所秉持的态度、立场与捍卫的目标。
二战没有减缓，反而加剧了“斯拉夫大家庭古老的争端——俄罗斯与波兰的争端”。对两国记忆政治叙事角度与路径的分析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彰显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即“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以及历史叙事不仅难以消除积怨，还会造成甚至加重国际及民族间的冲突与仇恨。
二 、“拯救者”“反法西斯主义”抑或“侵略者”“纳粹同盟”？
二战对俄罗斯和波兰而言，均是极具意义的重大事件。“对于两国人民来说，这是过去最重要的事实，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由于双方的记忆不同，战争赋予彼此的意义也极具差异。从而印证了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记忆是不同的这一论断。
当俄罗斯人把苏联“拯救了整个世界”的口号作为对内对外的记忆叙事点时，波兰人则视自己为苏德阴谋的最大受害者，心情悲痛且复杂。在波兰人的民族记忆中，有着关于9月的记忆恐惧症。因为9月意味着悲剧和背叛：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17日，苏联红军在波兰共和国东部地区开始了军事行动。该军事活动在苏联史学中被视为一场解放运动，而在波兰语中则是“入侵”的意思。在波兰人看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是一次新的瓜分，即所谓的第四次瓜分波兰。1945年1月14—17日，被苏联军队视为解放华沙的荣誉日却被波兰视为“国殇日”。显而易见，波兰重新诠释了二战的结构与内容，并由此确定了自己与对方的身份、表达了极度的仇俄心理。所有二战中涉及苏波的内容均被冠以强烈的对立色彩来叙述。
波兰的叙事核心如下：纳粹德国和苏联的“联盟”“为二战的爆发奠定了基础”、苏联参与了中东欧大屠杀。2017年8月，波兰外交部部长维托尔德·瓦什奇科夫斯基就俄大使谢尔盖·安德烈耶夫的采访言论——波兰应保留苏联士兵纪念碑，以感谢将该国从纳粹主义手中解放出来——进行驳斥：“我要纠正这个历史叙述，因为波兰与苏联、俄罗斯的历史叙述不能从1945年、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那一刻开始。必须记住，苏联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德国一道进攻了波兰……虽然苏联与德国作战，但这样做是为了自身利益，因为当时它已遭受德国侵略多年。”2020年1月22日，波兰总理马泰乌什·莫拉维茨基撰写的题为《莫斯科正在改写大屠杀历史》的专栏声称：红军“没有解放”华沙，苏联本可以，但没有更早解放奥斯威辛，“苏联的占领”造成中欧地区数百万人的牺牲。
波兰采取一切手段清除苏联印记。首要任务就是拆除作为苏联划时代标志的、“感到自己民族的价值和它在世界上的任务意识”的解放纪念碑。截至2023年10月，波兰的561座纪念碑被拆除了468座。克拉科夫自由广场上的兄弟情谊纪念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纪念“1944—1956年抵抗共产主义的人们”的牌匾。该牌匾是对苏联军队进入克拉科夫，波兰因此失去独立的痛苦提醒。与此同时，波兰领导层拒绝邀请俄参加纪念二战爆发80周年的活动，并以“历史真相的精神”来解释这一点。
其次，通过纪念反共组织、纳粹同谋、为屠杀平民者平反及重构“民族英雄”来颠覆共产主义。当中包括“家乡军”及“圣十字旅”。2018年，马泰乌什·莫拉维茨基向与纳粹德国合作的民族主义者纪念碑敬献了花圈。2019年3月，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宣告家乡军军官莱斯·罗穆尔德无罪。他因1946年杀害数十名白俄罗斯平民于1949年被处决。波兰拒绝拨款修复莱斯遇难者纪念碑。与此同时，大量的仇俄宣传在波兰出现：“每天宣传苏联红军是强奸犯、强盗和杀人犯，他们强奸了1.5亿名波兰和德国妇女。”2019年12月，普京称波兰对入侵其领土负有部分责任的演讲内容，引发了波兰国家电视台的愤怒。并以“普京诽谤波兰”为标题反复播放他的演讲摘录。马泰乌什·莫拉维茨基为此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公开信。信中表示：普京在战争问题上撒谎，试图转移俄罗斯人民对经济困难的注意力。据波兰广播电台及其网站报道，“波兰总统办公室组建了一个由专家和历史学家参与的危机小组”，其作用在于“迅速否认俄罗斯领导人的可疑言论”，以及“波兰政府准备付费给美国和以色列的报纸，开辟专栏呈现波兰版本的历史事件”。显而易见，波兰的叙事角度与途径在于确立苏联、俄罗斯的罪行，采用否认、颠覆的方式诋毁苏联的权威，激发波兰人的厌俄、仇俄与抗俄情绪。
俄专家把波兰的“记忆政治”定性为一系列旨在形成和/或再生产身份（主要是民族和种族身份）的活动。针对其无休止地向邻国提出现实和想象中不满的实质性目的，且绝对是把历史变成政治斗争工具的破坏性做法，俄罗斯展开了自己的叙事攻势。
第一，通过外在化机制转移波兰所指涉的“罪恶感”。21世纪中期，俄国家杜马代表维克托·伊柳欣开始定期谈论纳粹对“卡廷惨案”的责任。他声称苏联参与的版本是虚假的，是戈培尔的政治阴谋，恰恰是波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德国勾结。这一叙事内容常常出现在俄的官方言论中。例如，圣彼得堡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后，普京发表了关于波兰的演讲，指责西方、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与纳粹勾结，发动战争。并强调波兰因政治问题、厌世、仇犹太症和仇俄症与德国关系密切。2020年，《俄罗斯报》发表了俄外长拉夫罗夫的文章。他在文中表达了对西方所谓的历史“政治化和改写”的愤慨，指责西方国家故意违反与苏联的协议，“将德国的侵略引向东方”。随着2022年俄乌冲突而愈演愈烈的记忆战争，俄罗斯的公共话语中常常传递着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波兰是欧洲的鬣狗。”一部关于二战前夕的同名纪录片深度解释了这句话的含义。影片中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兰描绘成与纳粹德国一样可怕的国家，意在获得如下的论证：1939年9月波兰的失败及遭受纳粹的施暴是罪有应得。
第二，对苏联当局犯下的部分历史性错误供认不讳，但将矛头转向第三方。俄罗斯多次发文承认苏联政权的外交错误，如出兵匈牙利和捷克。但从中着重论证出现失误并非苏联单方面的原因。2020年，普京在二战胜利75周年纪念日发表的长文——《伟大胜利75周年：对历史和未来的共同责任》中，有明显追溯共同承担历史责任的意图：“苏联领导人可以因许多事情受到指责，但不能因缺乏对外部威胁本质的了解而受到指责……所有主要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对二战的开始都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对苏德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原因，做了如下解释：由于英美等国让苏联独自对抗德国及其盟国，为了在战前争取时间加强国家防御，苏联领导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与德国进行和谈。在2021年的瓦尔代经济论坛上，普京的发言体现了对斯大林的角色确认：将苏联政府与纳粹进行比较是错误的，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约瑟夫·斯大林曾竭尽全力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三，采取干扰策略，打破波兰固有的活动程序实施自己的政治意图。俄政府积极利用波兰以纪念国家灾难的警惕态度推进自己的议程。每年的1月，许多国家元首都会参加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周年纪念活动。但2020年1月，该活动却因由亲普京政权的慈善家组织的耶路撒冷第五次大屠杀论坛而备受冷落。
第四，通过受害者和肇事者角色互换的同等历史事件，证实其政治正确。俄罗斯的舆论中常常传播如下内容：1940年处决波兰战俘与1919—1921年苏波战争期间苏联士兵在波兰集中营中死亡有关。言下之意是对波兰战俘的处决供认不讳，原因是苏联战俘在波兰遇害。俄罗斯通过对波兰暴力的历史反击重新编码集体认同体系，对波兰塑造的自我形象，以及世界给予的公共形象进行解构，并以此消除自己的负罪感。毋庸置疑，俄罗斯采用的是外化、角色转换、操纵舆论、美化战争行为、塑造战争神话与英雄等叙事手段，为苏联“脱罪”、否认其“真实”意图与行为。此举意在说明以下事实：一是这些惨案是由波兰、德、英、美等制造并嫁祸于己的，自己同样是受害者；二是苏联领导人力排众议，为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挺身而出，是和平主义者与英雄；三是苏联遭受英、美的背信弃义，与德国和谈实属无奈之举；四是波兰杀戮在先，对其的惩处是出于本能。
就记忆之争的实质来看，俄罗斯虽然痛恨波兰的“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但更在意其背后的推手：英美等国。普京诸多的叙述内容，如呼吁各国加强开放战前和战时档案、出版文件的进程，提出展开“平静、开放和信任的对话，并对共同的过去进行自我批评和公正的审视”，以及“然而，我们的许多合作伙伴尚未准备好共同努力”等，均指向西方刻意隐瞒历史真相及己国作为、出卖俄罗斯，以及对俄波矛盾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在俄看来，俄波之争的核心症结在于波兰的误解，而其误读、误解主要是源于西方的蓄意引导与误导。对此，普京谈道：“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利己主义、怯懦、对日益强大的侵略者的纵容，以及政治精英不愿寻求妥协。”
就双方的对立关系来看，俄罗斯拒绝承认波方指认的关键性“历史错误”，希望借助时间的流逝让对方自行消化自谓的“伤痛”，并以己方遭受了同样的灾难来平衡波兰的仇恨心态。意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一方面，“我们”皆为受害者、都被西方国家愚弄和玩弄，“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西方而非彼此；另一方面，则抱有极大的“政治幻想”，即期冀通过“他国”的解释与论证行为，解除波兰的对抗回忆。在俄看来，只要英美等国对历史真相做一个公正的界定，不仅能还自己的“清白之身”，还可能消解波兰的记忆仇恨。但就波兰而言，俄罗斯是有罪者而不认罪，堂而皇之地英雄化自己，还嫁祸于己与第三方，行为卑劣，不可能获得宽恕。
三、集体记忆是否为真相？
集体记忆，指的是由于集体、团体对过去事件的看法与定义，而促成对事件主体及自我形象的构建与身份认同。从某种程度而言，集体记忆可视为集体认同，目的在于使集体意识拥有强大的说服、抵御和对抗力量，以促成集体团结一致，产生同属感。“我们的记忆”成了集体记忆的指代词，且因其带有强烈的圈层、团体与政治属性，便成了重要的身份标识。由于“我们”拥有共同的回忆，能够产生“佐证认同的作用”。因而能够以绝对性优势定义被回忆事件的性质。毫无疑问，战争的每一方都会尽力构筑自己的“记忆共同体”，以达成共同的利益诉求与愿景，并解除危险与威胁。尤其像二战这种牵涉多方利益的世界级战争，现实盟友似乎比历史盟友更容易获得——因为现实利益是国际交往的主旋律。
波兰作为战争的发动方，积极招募地缘政治盟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经历过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由于有被俄占领和统治的历史，在波兰的影响下，发动了寻求民族尊严的“尊严革命”。波罗的海国家的叙事立场与波兰一致，即苏联对二战的爆发负有与希特勒德国相同的责任，现代俄罗斯作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为了声援波兰、展现与之同仇敌忾的决心，该“记忆共同体”不仅昭示苏联的罪行、指责俄罗斯“歪曲”二战历史，而且同样采取与俄决裂的公共行为。例如，拆除与改名苏联士兵解放纪念碑、街道及纪念馆，关闭俄语学校，禁止讲俄语，驱赶俄罗斯人，拒绝参加俄召开的二战纪念会议。这些国家极力摆脱“苏联遗产”、斩断与其的任何关系，不仅是为了报复俄罗斯，更是为了获得欧洲的新身份而做的“献祭”。
正如英国学者的评价：普京对波兰的攻击使欧洲的历史叙事陷入混乱。它是欧盟及其加强欧洲国家之间政治和经济联系的团结源泉。波兰等东欧国家发动的这场“寻求承认的斗争”，跨越了区域、亲缘关系、民族、种族与宗教信仰，已演变为世界级战争。在其影响下，西方世界也表现出超然的“集体失忆”与“记忆障碍”。在英、美、法的教科书中，对红军在解放东欧和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战役中的作用轻描淡写，甚至连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也被说得极其含糊。英国学者诺曼·科恩声称：“俄罗斯催生了法西斯意识形态，并为德国的大屠杀祝福。”YouGov2015年的调查显示，仅有11%的美国人认为苏联在二战中打败德国法西斯作出了贡献。显而易见，共同的叙事立场与角色、共同的战斗决心与信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共同的叙事效应，即“以此建立一种共同的说辞”。同时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即集体苦难被颂扬，所经历的灾难和悲剧被置于叙事的中心。正如瑞士斯拉夫主义者乌尔里希·施密德所言：受害人的叙述是先验真实的，因为受害者的故事总是被认为是真实的。在这样的记忆体制下，历史政治将尽一切努力实现受害者版本的接受及被告的悔改。波方成功地把从对苏联政府及斯大林的指控延展至对俄政府及普京充当帮凶的指责进行定罪。现实罪行与历史罪行、国家罪行与个人罪行数罪并罚，是这场记忆之战的显著成果。2019年9月19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并认定其是二战爆发的原因。文本包含了对俄罗斯伪造历史的指控，同时指责俄发动“旨在分裂欧洲的信息战”。通过的《关于保存历史记忆对欧洲未来重要性》的决议，强调了希特勒与斯大林联盟以及苏联对东欧的占领，并批评俄当局未能谴责共产主义极权政权。并一再声明，克里姆林宫继续歪曲历史事实、粉饰斯大林的镇压，尽管最大的受害者是苏联人民。实际上，早在2009年，欧洲议会就通过了类似的文件。其中特别提议将8月23日，即苏德条约的签署日，视为“所有极权和独裁政权受害者的泛欧洲纪念日”。只是当时的决议中没有直接指责俄对历史的“错误”解释。
作为战争另一方的俄罗斯同样在寻找盟友。但随着后苏联国家中反对力量的增多，俄在这个区域的二战记忆盟友为数不多。在回顾二战时，大多数国家，如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等皆提及的是自己的牺牲与贡献，较少涉及苏联的作用与性质。与俄一直保持相同叙事观点的则是白俄罗斯。除此之外，以色列是其坚定的记忆盟友。2009年8月，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和俄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发表了联合声明：“二战期间，犹太人和俄罗斯人民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希特勒主义和种族主义……并在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结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篡改历史的尝试都不能减少或掩盖这些明显的事实。”2020年1月，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就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纪念大屠杀遇难者国际纪念日和75周年会议上的声明谈道：历史应该留给历史学家，政治干预是不可接受的，并暗示波兰政府试图掩盖一些波兰人在大屠杀期间和之后参与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将波兰民族和犹太人描绘成纳粹政权唯一受害者的言论。与此同时，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表了更为严厉的声明：“我宣布波兰人与纳粹勾结。我知道这个故事，无意粉饰任何人，已准备好提出尖锐的问题。”
2023年11月3日，在俄罗斯的倡议下，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反对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该决议包含了拥护维护历史真相所做的努力，建议采取措施防止否认危害人类罪、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结果等条款。但欧洲并未因此改变对苏联及俄罗斯的定罪与惩罚，多国依然以“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或其他极权主义制度”法律为由，继续拆除苏联士兵纪念碑。很显然，双方的博弈并没有因相关国际法律的出台而稍有停歇。毋庸置疑，俄波之战已演变为两个阵营与集团之战。由于有外界助力，两个“记忆共同体”的敌对与分裂意识更加清晰与明显，战况也更为激烈。因为双方都相信自己更有能力与保障证明自己记忆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增加胜算的概率。最为重要的是，集体“真相”已被双方“视为不得变动和不容置疑的传统，最后成为高高在上的正典”；外来的压力不仅强化了“正典”的神圣性，使其更加不容亵渎，而且激励着集体成员为之而战。
四、结论
很显然，波兰通过二战的痛苦回忆，一方面加强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增强了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与参与权；另一方面则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强化了俄是战争惯犯且从不认罪、悔罪的世界意识。波兰以一国之力发动的这场举世瞩目的外交争端，成功突破了“弱国无外交”的经典理论，向世人昭告：“弱国亦有外交”且外交威力巨大。与此同时，这场战争已经高度现实化而难以停止。正如波兰历史学家达米安·齐奇所言：俄波的记忆政治存在冲突，无法解决或阻止。俄罗斯的历史政策是为了防止任何侵犯而制定的，而波兰的记忆叙事则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只有改变俄罗斯的身份，才有可能停止或减少围绕历史记忆的冲突。但对俄罗斯而言，它是难以向波兰等妥协的。正如俄专家所言，试图将历史事件转化为针对邻国金融和领土的主张，如同利用悲惨的历史篇章煽动国家与种族间的仇恨一样，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毋庸置疑，重大的政治分歧完全深入国民的历史记忆与现实中，使之互相重叠并引发新的民族仇恨。客观来说，纵使波兰停战，其“记忆共同体”，即“利益共同体”，也不会罢休。由波兰推行至现代国际社会中、由最初追讨国家声誉的“记忆政治”这个低成本的精神武器，因为被赋予了新的阐释而发挥了它始料未及的强大凝聚力与杀伤力。它通过构建泛欧洲的叙事体系、假定的一套共同价值观及目标，不仅激发了众多国家的集体记忆并创造共同的活动空间，还由此建构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联盟，体现了相同的利益诉求及行动范式。就实情而言，二战之争不仅成为俄波产生斯拉夫敌意的最近原因，也成为西方世界遏制俄罗斯的一个新型精神武器。尽管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伯恩哈德与扬·库比克曾评论道：离开苏联叙事的东欧国家和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重返苏联叙事的俄罗斯皆为记忆斗士。演员们都认为自己对过去的观点是唯一的正确，但如此不屑的态度并不影响美国积极利用该“记忆战争”在新的地缘政治中博弈。
“记忆政治”在德国的源起，意在借助构建历史话语的方式来“激发德国社会，迫使其思考构建德国未来的基础”，以及“充当创造和传播对历史的普遍有效的解释和评估，使现有的社会秩序合法化的一个工具”。此“防止纳粹罪行在现代更广泛历史背景下的相对化”的公共反思行为，旨在加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促使统一后的德国获得更好的发展，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与引导权，也是“为德国社会提供了形成必要权力的机会”。却由此催生出了有关种族灭绝和战争历史责任的全球记忆体系，及一系列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历史解释和叙述被构建和传播。“记忆政治”早已偏离其最初的社会功能与意义：为德国人民解压、解负。一方面替二战受害者找回公道，另一方面则敦促德国放下罪恶感轻松前行。这个在德国内部对历史事件建立某种普遍解释的方法和手段，却被作为一个普适性、普时性与普世性概念，为世界政治舞台中的政党、政权及政治家的政治意图和行为提供合法性解释而被滥用。
虽然无法，也不可能让关于二战的悲痛记忆褪散、遗忘，因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只有记忆才能把不同的世代变成一个民族”，但更应该从这场世界大战中汲取经验与教训。而非使“创伤性记忆”日常化、生活化与军事化，使之成为被操控的对象和仇恨的武器。怎样铭记战争与痛苦历史，如何与过去和敌人和解，如何让悲剧不重演，这显然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值得人们去深思。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2期，第105-124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