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就两岸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定位、台湾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状况与特色研究案例等内容做了全面评述。由于主管部门对学科定位的不同，区域国别研究在台湾地区并非一级学科的“学门”概念，而是分散在若干“学门”下的“次领域”，更接近二级学科乃至三级学科的定位。台湾地区一个特色是，公私立高校与学术机构的区域国别研究各有其发展路径。台湾的区域国别研究从早期的语言与政策研究，逐步转型为多种类、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现况。从台湾地区的特色研究案例展开，访谈重点介绍了历史、政治、社会等领域的一批著名学者；在此基础上，主讲人展望了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前景，鼓励相关研究者不仅要拓展专属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法与途径，更应当在研究中反思西方知识霸权的现状，发展具有东亚与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
【主谈人简介】张登及，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现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兼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台湾地区“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台湾政治学会理事，曾任台湾地区“蒙藏委员会”研究委员、“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史与当代外交政策、地缘政治、两岸关系，以及古典社会学理论。专著与编著有《建构中国：不确定世界的大国地位与大国外交》（2003），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going Debates and Sociological Realities（与Zhang Yongjin 合编，2016），《国际关系总论》（第四至第六版，与张亚中合编，2016、2020、2023），《大国逐霸·小国图存——东亚历史与国关理论》（与吴玉山合编，2023）；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复旦国际研究评论》《问题与研究》《政治学报》《中国大陆研究》以及 Asian Ethnicity、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台湾地区科研与教育主管部门等项目十余项。
2024年10月19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张登及教授出席南京大学与韩国崔仲贤学术院联合举办的“南京论坛 2024”，并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区域国别研究院联合设置的分论坛“区域国别研究的东亚视野”做主题发言。张登及教授分别从两岸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定位、台湾地区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状况、特色研究案例与重点学者介绍、学科交叉与科际整合的挑战等方面，系统介绍了两岸的学科差异与发展现况。会后，编者继续就两岸学科的设置差异、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对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启示以及相关学者的特色主题研究等方面，与张登及教授进行深入访谈，十分感谢张登及教授的细致解答。本文是在张登及教授的会议发言与访谈内容的基础之上，结合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中央研究院”等学术科研机构的背景介绍，以及张登及教授等台湾学者的学术研究与学思历程等整理而成。
一、两岸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位
“国科会”是负责台湾地区科学技术发展的专门机构，由原“科技部”转化而来，其部门职责包括综合规划、协调、审议台湾地区科技发展与技术研究政策，管理考核与协调分配台湾地区的科技发展与技术研究基金，推动各项基础与应用科学的研究，资助重大科技研发计划与相关学术研究，规划并推动台湾地区的科学园区发展，管理台湾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以及其他与科学发展、技术研究与应用相关的所有事宜。除了秘书处、人事处等行政机关，“国科会”还设有自然科学及永续研究发展处、工程技术研究发展处、生命科学研究发展处、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处等部门，专门负责管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命科学、人文社科四大领域的科学研究，其中与区域国别研究直接相关的是“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处”。
由于两岸教育主管机构的差异，区域国别研究在两岸的学科归属与发展情况并不相同。作为台湾大学知名的国际关系与区域问题研究专家，张登及教授如何看待两岸学科定位的差异？访谈的第一部分便围绕此议题展开。
陈思宇（以下简称“陈”）：张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拨冗出席2024年的南京论坛。“区域国别学”在大陆地区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2022年才正式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列为一级学科。您作为台湾地区知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是否可以分享一下当地的“区域国别学”发展情况？在台湾地区的学科分类中，“区域国别学”大概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是类似一级学科的存在吗？
张登及教授（以下简称“张”）：谢谢思宇和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2024年，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南京论坛，就区域国别研究的项目和大家交流。我想不只是区域国别的研究，两岸的很多事情都像王逸舟院长在论坛上提到的那个马赛克的比喻，是一种融合、交流但又有所差异的状态。如果我们从垂直的时间角度来看，台湾的社会结构就像国学大师陈寅恪讲的那样，它的历史是层累造成的，最终呈现为现在这样一个多重移民和殖民的社会，所以各种议题的观点都比较复杂。如果我们从冷战以后到当代来看，台湾社会当然有中华文化的机理，但同时也深受殖民时代的日本以及冷战后美国观点的影响。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发现不只是区域国别研究，在台湾地区涉及两岸对比互鉴的很多事务，都呈现“内又外”“内而外”“外而内”的特点。
熟悉中国大陆的朋友都知道“条块关系”的概念，其实台湾的区域国别研究也可以用条块的思路去理解。由于深受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只有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历史、哲学这些才是主流学科，是条条；区域研究只是块块，受到条条的制约，附属于条条。我很高兴听到大陆把区域国别研究拉到一级学科，不过从台湾的学科设置来看，区域研究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类似于学科分类中的一级学科，但实际上只是附属于条条的应用学科。
陈：您刚刚提到的“条块关系”的概念非常有趣，您能更具体地介绍一下为什么区域研究在台湾只是附属于条条的应用学科？
张：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两岸教育和科研主管机关是如何定位和处理区域国别研究的。就大陆而言，在国家科委的国家标准分类里面，我好像没有找到区域国别研究的明确位置。目前的规定一共有五个学科门类，其中包括58个一级学科，这些一级学科又可以细分为573个二级学科。国别研究似乎被分散在若干等级的学科之中，比如一级学科810政治学、二级学科81040国际政治学、三级学科8104031美国政治，都和区域国别研究相关。
除了国家科委的国家标准分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编列过单独的学科目录，目录一共设置了14个学科门类，这14个学科门类又可以分成110个一级学科大类，每个一级学科大类下面还有二级学科，也就是学科小类。就像你刚刚说的，区域国别学在2022年已经成为一级学科，和经济学、政治学同级。在区域国别研究的一级学科下面，学位委员会又设置了若干个二级学科，这个定义非常精确。因为我们判断一个学科是不是一级学科，不仅需要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比如南非、日本、美国或者我们讨论很多的东亚，更重要的是要有自成体系的理论、研究方法，还有可归属的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都是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我们现在看到区域国别学已经形成了很多明确的研究方向，但似乎还没有比较稳固的单独理论和研究方法。另外，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分类标准里，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也没有被常态地放在法学门类里。
陈：是的，区域国别学没有被放置在法学下面，而是属于学科门类14“交叉学科”，可以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
张：没错，大陆的学科分类是这样分的，但是在台湾，我们基本还是受到“国科会”的管理。“国科会”只有4个学科门类，我们叫“学科领域”，分别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命科学、人文社科。这4个学科领域又可以分成54个“学门”，相当于大陆的一级学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考古人类学、医学、数学等。“学门”之下还有560个“次领域”，也就是二级学科。区域研究在“国科会”归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处管理，属于人文社科的学科领域。
不过在台湾，我们并没有“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名字上比较接近的有“区域研究与地理”，因此它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与政治学相关的学门，但其实被放置在地理学的概念之下，附属于地理学门。根据“国科会”的分类标准，“区域研究与地理”可以分***地理、交通运输、地政、休闲游憩、建筑与都市设计、都市及区域、景观学、环境与资源管理等“次领域”。即使只从名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和大陆讨论的“区域国别学”并不一样，基本是一门偏向地理与管理学的学科。
台湾类似大陆的“区域国别学”的研究，通常属于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学科。我们之前讲台湾地区受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很深，在美国的教育与学术体系下，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公共行政都属于政治学的学门，也就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有自成体系的理论、基础方法，也有专门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只说区域研究，那么台湾的区域研究确实是一个“学门”，也就是大陆所说的“一级学科”，只是这个学门是叫作“区域研究与地理”的地理学学门。如果我们真正从“区域国别学”的角度来看，那么无论是学术期刊还是学科分类，台湾的区域国别研究都只是分散在若干学门中的“次领域”，也就是二级学科的概念。
二、台湾地区私立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
尽管与区域国别学类似的“区域研究”在台湾的学科分类中并不是一级学科的“学门”，而只是分散在若干学门中的“次领域”，但“区域研究”仍是台湾地区许多公、私立高校与科研机构的重要研究课题。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台湾地区已经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区域研究机构与学术社群。张登及教授在求学过程中，曾经在知名的区域研究机构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接受丰富扎实的区域研究训练。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 eld）学成归来后，张登及教授也曾供职于台湾地区多个科研机构，历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台湾地区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并担任台湾地区全球政治经济区域暨区域化研究委员会筹组委员，对“区域研究”学科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况十分熟悉。
接下来本文将重点就台湾地区的“区域研究”学科的发展情况与张登及教授进行访谈。张登及教授访谈过程中提及的台湾地区各学术机构与学者的背景介绍，将在脚注中进行说明。
陈：虽然“区域研究”并不是一级学科的“学门”概念，但是就像您说的，台湾地区确实有很多学术机构与学者从事类似学科的研究，是否可以请您介绍一下他们的发展情况以及各自的研究特色？
张：尽管不是一个独立的“学门”，但台湾还是有非常悠久的“区域研究”历史的。现在台湾的研究机构，基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公立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比如说我服务的台湾大学，或者政治大学、“中央研究院”等；另外一类就是私立大学，比如说在大陆很有名气的辅仁大学、淡江大学等。这些学校都有悠久的地区研究的历史，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值得细谈。我们今天没办法每一个都详细说明，我想只能挂一漏万地介绍一下。
我们先从私立大学开始。台湾的私立大学成立区域和国别研究的研究所非常早，大概六十年前就成立过专门的机构。比如说在阳明山的中国文化大学，他们在1963年就设置了日本研究所，1980年有了美国研究所，到了冷战末期的时候又开始涉足中国大陆研究。另一个比较有名的是淡江大学。淡江大学在1974年就有了美国研究所和欧洲研究所，后来在1983年设置日本研究所，之后又随着苏联逐渐走向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拉美、俄罗斯、中国大陆、东南亚这些区域性的研究所都蓬勃发展了起来。另外，私立大学里的教会学校的区域研究实力也非常强大。比如说天主教辅仁大学和文藻外语大学，因为自身和外国的联系以及语言上的优势，培养了很多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等外语人才，因此可以在外语研究的基础上设置区域研究相关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简单来讲，这些私立学校的区域研究，很多时候是依托在语言学习的基础之上来助力早期的国别研究，其基础是语言研究，而不是当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
陈：听起来台湾地区私立大学的区域研究，主要是在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较像是和外语或者风土人情相关的研究。可是私立大学的区域研究学者，也都是外语背景出身的吗？他们的研究有什么特色呢？
张：应该这么讲，私立大学早期的区域国别研究确实是和外语研究密切相关，但是后来逐渐过渡到了政策研究与应用研究。在冷战时期，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些区域研究和台湾的“外事部门”的联系非常密切。你刚刚问我区域研究的学者，我可以举两个前辈的例子供你参考。淡江大学国际学院院长、美国研究所的创始所长李本京教授，他是美国圣若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另外一个是中国文化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的创始所长刘毓棠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这两位前辈早期进行的研究确实不是社会科学方法引导的区域研究，而是一般性的外交政策的研究。
这种研究特色也和他们各自的背景有关，早期台湾的区域研究通常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比较密切，很多学者都有驻外的经历或经验。比如刘毓棠教授就曾经被派驻到巴西和新西兰，并在文官体系内做到很高的位置；李本京教授也在两岸关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可以说这个时段的区域研究，与政策的距离非常近，需要服务政府部门的对外交往要求。但是近些年，这些研究机构也都逐渐转向社会科学的研究，用更符合政治学或者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要求和研究方法进行学术研究。
三、台湾地区公立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
除了私立大学，台湾地区同样存在一批具有丰富的区域国别研究经验的公立科研院所与大专院校，比如前文提及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以及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历史与国关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等。政治大学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是以社会科学研究见长的知名学府，拥有包括社会科学、国际事务等12个学院及35个学系，并设有选举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等14个研究中心，是台湾地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重镇。台湾大学是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类大学，其前身为日本殖民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改制更名为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学术实力获得全世界的广泛认可，其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排名曾一度进入全球前五十名榜单。“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台湾地区的最高级研究机构，成立于1928年，蔡元培、朱家骅、胡适等学术大家都曾担任过“中研院”的院长。除了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中研院”还拥有庞大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学组，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欧美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等10个人文社科研究机构，是台湾重要的学术科研力量。
陈：您刚刚提到私立大学的区域研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行政部门的关系很近。那么公立大学与科研机构的情况如何呢？他们的研究和私立大学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吗？
张：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台湾的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很多机构看起来是私立的，但其实是附属于政党或人民团体的智库，或者有些机构是放在公立院校，但其实是靠外部资金支援才可以运作的，比如说依靠政府有关部门拨款或企业家的捐款。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陆学者非常熟悉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它很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服务政府的政策，从事国际智库之间的交流。政治大学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机构，就是我曾经求学过的东亚研究所，它现在就是政策服务和学术研究并重的机构。“中央研究院”在大陆的时候是非常重视学术导向的，在台湾的时候就要在学术之余兼顾政策服务。台湾大学虽然不像政治大学完全集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但是也有很强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比如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的亚洲社会比较研究中心，还有台大政治系的中国大陆研究中心和历史与国关研究中心，就是主要从事学科主导下的理论性专题研究，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属性很强。同时，我们也有文学院的日本研究中心和校级欧盟中心，只是这些中心在运作上往往需要较多外部资金的助力，比如日本外务省在台设置的“交流协会”，所以它们更像是一个资源配置的平台，而不是一个研究机构。
陈：听起来这些机构的学术背景都非常复杂，那么它们各自在学术分工上有什么差异呢？您可以展开讲讲他们各自的研究特色和发展历史吗？
张：当然，我先从大陆朋友比较熟悉的政大国关中心开始讲。它成立的时间非常早，1954年成立时叫“国际关系研究会”，那时候它还是附属于“总统府”的机构。成立以后，它很快发行了自己的刊物《问题与研究》，这个刊物直到现在还是本地区域与国关研究的核心期刊。后来，这个单位被归到政治大学里面，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政大国关中心。政大国关中心一开始下设欧美所、亚太所、大陆政治所和大陆经济所，后来这些所级机构被撤销。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公立大学的管理者觉得大学最重要的职能还是教学和研究，政府智库的职能对他们来说越来越不重要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政大国关中心的能量从那时候开始逐渐下降，国关中心的很多研究员现在也要负责处理大学的很多事务，比如有些研究员的聘请就是国关中心和政治学系或者其他的专业系所进行的合聘。大陆朋友可能也听说过国关中心的很多学者，比如李英明、邵玉铭、钟延麟，他们在研究中既需要承担国际智库的交流工作，也需要承接一部分政府的政策建议，但现在更多的还是以主流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为主。
接下来是“中研院”的欧美所和亚太区域专题研究中心。欧美所成立得比较早，但分得很细，有人专门研究哲学历史和文学，像单德兴曾经在大陆发表论文讨论萨义德以及翻译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有人专门做欧洲区域法治建设，比如说黄伟峰，他研究选举和欧盟宪法。蔡明璋先生则研究民粹主义的经验实证的分析，他从国际研究民粹主义的几个主要特征，比如说民众对建制的抵触、对政府效能改革态度低落、对英雄性个人的崇拜或者向往、保守价值的偏好，并且用这几个指标在台湾进行公众的调查研究，发现台湾主要政党的支持者从2016年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民粹主义的支持者。这个结论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他的研究方法和西方理论下的台湾案例是值得参考的。
我所服务的台湾大学，也有很多区域研究的机构。除了台大欧盟中心和日本研究中心这些比较偏向平台搭建的区域研究机构，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还有很多研究能力很强的学术研究机构。比如说亚洲社会比较研究中心，它就是希望推动以跨文化或者跨社会的全球尺度，重新定义“亚洲方式”，从而批判或者挑战西方典范有可能存在的偏误。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历史与国关研究中心”，就是希望重视历史学和国际关系两个学科交叉之间的对话，进行有历史感知的国关研究（History-Informed IR）。这个中心已经连续举办了很多年的“历史与国关”会议，2024年11月也在台大联合“中研院”举办扩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讨论古代世界的区域和外交研究。另外，我们政治系石之瑜教授带领的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还有一个很具特色的知识史的探究，讨论世界中国学的知识史与知识社群，由此还发展出关系主义的国关理论（Relational IR），讨论国际政治的“关系转向”和具有中国特色、儒家特色的“关系平衡”（Balance of Relations）的国际关系理论。
四、区域国别研究的特色案例
介绍两岸学术机构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差异时，张登及教授重点介绍了“关系平衡”“历史与国关”等具有台湾特色的研究途径。这些研究途径与既有的“权力平衡”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接下来的访谈中，编者主要围绕这些特色案例与张登及教授进行深入访谈。
陈：您刚才介绍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比如说历史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关系转向的关系平衡研究。或许很多人对这些研究并不熟悉，但是一定都很感兴趣，我们可以再多聊聊这些特色案例吗？相信这些特色研究对现在的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一定有很重要的启发。
张：你刚刚提的这几个领域，我想可以用一些知名学者作为例子来说明。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历史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这也是我最近和学生很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关于历史与国际关系，大家可以参考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中华文化讲座教授”甘怀真的研究。他有很多研究成果，其中最近的一个研究我觉得很有趣，反驳了在西方很常见的对中国的误解。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特点。而且中国因为非常重视礼仪，甚至会把礼仪变成核心利益，所以如果被他国冒犯，中国很容易会通过战争来维护礼仪。可是甘教授发现，隋炀帝在收到日本的“日出之国天子致日落之国天子”的无礼国书时，虽然非常生气，但他的批复只有“勿复以闻”而没有虽远必诛。可见中国对礼仪虽然有原则性的尊重，但并不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当成核心利益，并不是只要受到冒犯就会不分青红皂白、盲目反击。所以把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与外交理解成“虽远必诛”，甚至变成侵略扩张，这完全是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等人无知导致的谬误。
另外很多人熟悉的“中研院”院士吴玉山教授，他从苏联研究和俄罗斯研究中衍生出两方面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一个是比较社会主义以及半总统制（Semi-Presidentialism）的研究，探究从苏联脱离之后的国家，为什么既没有走向内阁制，也没有走向总统制，而是走向半总统制，从而使政治转型变得非常跳跃和复杂，这个研究思路我觉得对区域国别研究来说是很好的启发。另外一个是把历史和国际关系交叠起来，研究实力不同的国家在古今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案例中的策略选择规律。
其次是台大社会学系特聘教授蓝佩嘉以社会学的途径进行东亚比较研究，她近期的学术成果主要和东亚地缘政治的文化多元主义相关。她认为东亚国家都是多重移民造成的，既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又是后发国家，较晚开始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亚社会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马赛克，马赛克式的国家在冷战后民主化的过程中，倾向于推动多元主义的政策。这样的特征有助于改善这些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助于部分西式民主化政权维持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全。这个推论也是蛮有趣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或许也可以对现在的区域国别研究有所启发。
最后是台大政治学系石之瑜讲座教授。石教授之前一直在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工作，最近到上海的同济大学服务。他有一个长期执行的跨国大项目，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和中国研究的知识社群，我身边的很多同仁都参与了这个计划。最近他又研究关系平衡理论，他认为国家在交往的时候不能只考虑权力的影响，还要考虑关系的作用。石教授的关系平衡理论和很多建构主义式的关系学说不太一样，他是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既有合群的需要也有自我创造的需要。合群的需要使国家希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自我创造的需要又可能让国家对被安排的角色感到不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对外交往的时候，其实并不完全符合西方现实主义与权力政治的解释，而应该从关系和角色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定位和权力。石教授最新的研究也运用了战略文化的概念，比如关于中印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印关系看起来好像普通的权力关系，但实际上是具有战略耐心的（strategic patience）两大文明。战略耐心是一种双边的、长期的期待，使中印两国不会像西方期待的那样，因为领土争端而直接发生冲突。这些研究在理论与方法方面，同大家普遍印象里主流的研究并不完全一样，它们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想要挑战西方的学术范式。我想对大陆的区域国别研究也可以起到一些借鉴的作用。
五、学科交叉与科际整合的挑战
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并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清晰的学术脉络，尚未形成独属于该学科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许多相关的学术机构尚在探索起步阶段。接下来，编者重点就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挑战、发展前景与张登及教授进行讨论；张登及教授则分别从学科的内部问题与西方的知识霸权等方面进行回应，并探讨大陆建设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可能途径。
陈：正如您刚刚所说，台湾的区域研究很多来自对外国语言和政策的探索，之后才慢慢发展成现在这样丰富多彩的面貌，比如说关系平衡、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等内容，都来自独树一帜的区域研究。这个过程其实和大陆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很像，大陆的区域国别学也经历过从早期的语言研究到现在的多领域发展的过程。现在大陆很多学校的区域国别研究还在起步阶段，学科发展面临很多挑战，大家都很想知道区域国别要如何从学科交叉走向交叉学科。您有什么建议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张：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这段时间经常思考的问题，但是坦白讲我没有很清晰的答案，只能分享一些我的初步思考，供大家参考。
陈：您太客气了，愿闻其详。
张：并非客气，是“实事求是”。我们可以从一开始谈的“条块关系”来思考这个问题。区域国别研究首先还是作为一个“块块”，所以它要克服“块块”内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台湾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源自语文的学习，之后才慢慢走向平台搭建和文件分析。虽然现在人工智能（AI）技术发达，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大量的文本，但语文的研究仍然是区域国别研究必须首先经营的基础项目。毕竟人工智能在翻译上问题不大，但未必能宏观而贴切地理解研究对象。
在实际应用方面，区域国别研究也应该思考自己的服务对象到底是谁，是理论化的学术研究，还是公共部门的政策咨询，或者是跨国企业的商业管理。换句话说，区域国别研究也需要处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另外，台湾的经验也提醒我们，区域国别研究除了有明确实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还要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当然这就是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级学科“条条”的问题了。
陈：既然您提到了“条条”的问题，那么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要怎么应对这个所谓的“条条”问题呢？
张：谈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不得不触及西方学科范式的知识霸权了。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区域国别研究，长期被传统的一级学科甚至二级学科的观点主导，因此往往在研究的时候会被很多学科预设的观点影响。台湾学界长期接受美国学术观点的影响，即使不是在美国受训，也是在美国的知识体系下进行知识生产，研究提问被传统一级学科的范式主导。比如很多研究常常会预设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式的现代化是所有其他非西方区域和国家的发展终点，是带着预设进行的模块化的比较研究。
除了理论预设，我们的很多区域国别研究就连研究对象，都是被西方国家定义出来的。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言必称“亚太”，后来美国丢出“印太”的概念，很多人又把研究对象改成了“印太”。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学科交叉当中找出自己的理论、方法，避免被传统学科和理论的框架溶解，还要对很多基础概念进行反省，比如“利益”“秩序”“文明”“安全”“正义”，避免落入既定模板。
如何使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取得理论和方法的自主性，我想，一方面当然可以借鉴台湾学界的各种研究有创意的思路，另一方面也可以像王逸舟院长讲的那样，主动进行学科间“创造性的介入”，让区域国别研究首先实现学科的“站起来”，然后多出方法严谨、结论有特色的成果，开始“富起来”。好的成果多了，理论上经得起辩论和考验，政策上值得认真借鉴，才能最终实现新学科“强起来”的目标。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2期，第125—139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