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梁美花 博士、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讲师
目 录
学之探究 中国韩国学研究的演进路径
观点集萃 中国韩国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学科建设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学人访谈 谢桂娟教授谈中国韩国学研究发展
编者按：随着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深入推进，学界对周边国家的多维度研究日益重视。作为中国重要邻国的韩国，不仅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与中国保持着深刻互动，也在社会文化、历史渊源、人文交流等方面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因此，对韩国的深入研究，既是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重要一环，也可为理解东北亚区域秩序、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学理参考。
学之探究 | 中国韩国学研究的演进路径
韩国学（Korean Studies）是以韩国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国家生存状态、发展路径及未来走向等相关问题的知识体系。[1]中国韩国学是在国际格局演变、朝鲜半岛局势变迁以及中国国家战略需求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发展，其学术体系逐步制度化。中国韩国学始于以意识形态与安全关切为核心的朝鲜问题研究，继而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转向对韩国现代化路径的专题考察，并于中韩建交后在研究范畴与学科制度等层面得到全方位发展。整体上，该领域呈现出从政治、经济等单一议题分析向综合研究过渡的发展轨迹。纵观其整体演进，中国韩国学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是从意识形态主导转向借鉴韩国现代化经验的探索阶段；中韩建交后，进入研究领域迅速扩展、多学科参与的体系构建阶段；当前，正迈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与学术创新为双重驱动的深化与多元发展阶段。
第一，中国韩国学的探索期（1950—1992年）。中国韩国学的初期知识体系大致形成于1950至1992年，其演进深受冷战格局、中朝“特殊关系”、改革开放等多重影响。该时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朝鲜问题，韩国未能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认知结构的调整，韩国以其“经济现代化”的成功转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此后，相关研究逐步拓展至中韩交往史等多个议题，从而为1992年中韩建交后韩国学的体系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由于朝鲜半岛研究受到中朝建交、朝鲜战争及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格局等影响，相关学术讨论的对象限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在该认知结构中，韩国常被归入敌对阵营，因而在学术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换言之，该阶段中国学界并未将韩国确立为独立研究对象，而是将相关议题整体纳入朝鲜研究/朝鲜问题研究之中。这一结构性约束进一步导致中国学界在制度支持、资料来源与学术动力等层面缺乏开展韩国研究的基本条件。因此，该时期研究呈现“一边倒”态势：在研究议题上，聚焦国际关系与政治议题，较少涉及经济、社会与文化议题；在研究对象上，以朝鲜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对象，而韩国在意识形态叙事中被置于结构性的对立位置；在研究取向上，相关成果多以政治宣传性话语为基础，缺乏实证性材料支撑，也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解释框架。[2]此种学术导向直接反映在该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中。围绕这些导向而产生的主要著作，如《为了朝鲜的和平统一》（1958年）、《朝鲜问题文件汇编》（1954年）、《中朝友谊，鲜血凝成》（1962年）等，大多围绕抗美援朝史实、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和中朝友好叙事展开，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可以看出，1949至1978年间，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韩国学，此种局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界的学术关注点也逐步从意识形态对峙转向对现代化经验的比较分析。在两国尚未建交的背景下，韩国首先以“经济样本”的形态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其“汉江奇迹”所体现的发展路径，使韩国成为讨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参照对象。[3]由此，中国的韩国研究进入以经验借鉴为特征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工业化、产业结构、经贸政策等议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编著的《南朝鲜经济》（1981年）、张世和所著的《战后南朝鲜经济》（1983年），以及白凤南撰写的《南朝鲜十大产业》（1988年）等。除经济议题之外，学者逐渐将视野扩展至韩国近代历史与中韩互动关系。例如，围绕韩国临时政府在华活动、独立运动以及中韩近代交往等主题的研究开始兴起，并逐渐被置于中韩关系史与东亚近代史的学术框架下进行探讨。其中较为典型的研究成果包括杨昭全的《中朝关系史论文集》（1988年）与《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1992年），以及金光洙所著的《朝鲜近代史研究》（1992年）等。
与此同时，在学术研究逐步开展的背景下，韩国学相关学科建设也有了初步尝试。自1945年起，中国高校开始陆续恢复并发展朝鲜（韩国）语教学，各高校相继设立专门学科，标志着系统性朝鲜（韩国）语教育的开端。以北京大学朝鲜语系为例，其前身创建于1945年，并于1949年并入该校东方语文学系，成为国内最早设立的相关专业。此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及部分综合性大学也陆续开设相关课程。然而，在冷战与中韩未建交的制约下，该领域发展长期受限。从20世纪70年代至1992年建交前，因交流匮乏与需求不足，朝鲜语（韩国语）专业一度成为冷门专业，部分高校甚至长期停招或仅维持低规模招生。[4]
总体而言，1950年代至1992年是中国韩国学的初期阶段。其研究范式逐步从冷战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朝鲜问题依附性框架中脱离，通过纳入经济、历史与文化等维度，试图构建起将韩国作为独立他者的学术认知。尽管存在受两国关系制约而产生的诸多局限，韩国作为独立的国别研究对象，其地位在此阶段得以初步确立。而在学科建设上，韩国语教育的相关专业实现建制化起步，却又因现实条件而发展缓慢。
第二，中国韩国学体系构建阶段（1992-2010年）。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交，标志着两国从长期政治隔绝走向关系正常化，这为中国韩国学迈向全面制度化与系统化建设提供了关键的政策环境。建交之后，双边互动关系逐步扩展至机制化合作：1998年两国将关系提升为“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随后在2003年前后进一步确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并在2008年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双边关系的持续深化，中国韩国学的研究议题得到显著拓展并呈现出结构性调整。一方面，双边经贸与人员往来全面加强，地方合作务实推进，社会文化交流持续深化。尤其是经贸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逐步成为韩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与出口市场之一，韩国亦成为中国重要的技术合作对象。这一进程促使对韩国产业体系、技术路径、企业治理模式等研究成为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与战略研判的重要参考，韩国学研究的政策相关性与学科应用价值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围绕朝核问题展开的朝鲜半岛安全议题及相关多边合作机制，也成为中韩双边关系中的常态化议程。其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复升级的朝核危机，作为一种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变量，深刻影响了双边互动的议程设置与合作形态。从第一次核危机到六方会谈机制的启动，再到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718号决议，朝核问题不断提升朝鲜半岛议题的安全权重，并在较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韩国学的研究议程与问题意识，进而推动了中国学界对韩国政治、外交与战略选择的持续关注与系统研究。
在此背景下，中国韩国学逐步实现了由分散的个体性研究向制度化学术体系的转型，具体体现为研究议题的持续拓展与研究机构建制的不断完善。在这一时期，学界已不再将韩国仅视为经济现代化参照对象，而是从政治体制、外交战略、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认同等多个层面，逐步形成对韩国的整体性认识。伴随着研究视角的深化与研究对象的扩展，韩国学这一概念亦由早期零散使用的描述性术语，逐步演进为获得学界普遍认同的学科指称，标志着该研究领域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初步确立。然而，这一阶段中国韩国学的发展仍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相关研究表明，中韩建交后，经济领域的研究增长最为迅速，成果亦最为集中。与此同时，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后期）亦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扩展趋势。[5]进入21世纪后，韩国学相关研究进一步加速扩展，2000—2009年间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明显超过1949—1999年期间的总和；而从学科分布来看，语言文学与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显著增长，并与经济、政治领域共同构成当时中国韩国学研究的主要支柱。[6]
在经济领域，中国韩国学呈现出由宏观议题向深层结构性议题逐步拓展的趋势。早期研究主要围绕“韩国经济”相关研究而展开，包括韩国现代化进程、韩国金融危机、韩国财团人物的传记等议题，力图从韩国发展经验中提炼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例如，朴昌根的《韩国产业研究》(1998年)、朱柏铭的《中韩财政比较研究》(1999年)、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的《中韩经济发展比较研究》（1996年）、商济生的《三星财团元勋李秉哲》等。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界对韩国经济的研究逐步走向结构化。据相关研究统计，在经济领域的研究中，学界主要围绕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组织形态、失业问题以及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等议题展开，并进一步关注中韩两国产业政策与技术发展路径的比较分析；在企业经营研究方面，研究重点集中于韩国企业在华本土化战略、企业经营与发展模式、企业文化、新技术研发、组织结构调整，以及大型财团与中小企业竞争力等问题；在贸易与投资研究方面，则以中韩贸易合作机制、自由贸易前景、韩国企业来华投资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对策，以及中国加入WTO后韩国企业在华投资战略调整为主要研究方向。[7]总体来看，中国韩国经济研究经历了从借鉴式观察走向科学分析的转变，体现出从外部参照到内部结构认知的学术深化趋势。
在政治外交领域，一方面，学界对韩国政治转型的关注显著提升，围绕朴正熙、全斗焕以及金泳三、金大中等政府的系列研究，系统探讨了其政党演变、国家改革、后期的民主化路径等核心议题。具体而言，研究不仅聚焦于国家权力结构与中央—地方关系等制度层面，也通过比较视角探讨了政治发展与改革、民主化路径、体制转型等相关议题。此外，研究还扩展到政治文化领域，关注民族主义、地域主义、反美主义等思潮，并在政治经济层面聚焦于国家自主性、发展型国家模式及东亚经验在韩国的具体实践。[8]这些多维度以及系统化的研究，共同推动了该领域理论深度的拓展。另一方面，随着朝核问题与半岛局势演进，学界对韩国外交政策与地区安全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学者们在分析韩国外交行为与半岛秩序变迁时，多注重从区域大国结构、地缘战略格局等体系层面理解其外部约束。例如，研究不仅关注六方会谈等机制进程，也深入探讨了韩国安全政策与地区安全合作的关系。该时期，较为典型的研究成果有魏志江的《“冷战”后中韩关系研究》（2009年）、孙茹的《朝核问题地区合作进程研究》（2009年），以及沈定昌的《韩国外交与美国》（2008年）等。
在历史与文化领域，相关研究聚焦于韩国近现代史、独立运动史及中韩革命史等议题，并取得了显著进展。该时期《中韩交流三千年》（1997年）、《中韩关系史研究》（2006年）等著作相继问世，在时间跨度与研究视角上拓展了中韩历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标志着相关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与规范化。与此同时，关于韩国诗学、朝鲜儒学与中韩诗歌交流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东亚儒学共同体与东亚文学圈的视野之中，使得中国学界在韩国儒学与韩国汉文学研究上形成了突出优势，而“实学”与“诗学”也成为了中国韩国学的两种代表性研究形态。[9]
伴随研究议题的扩展，学术机构也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成立，形成了多中心、多层级、多地区的发展格局。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一批高校与科研机构相继设立韩国研究中心或韩国学相关研究所，在政治、经济、外交、历史、语言文化等不同领域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复旦大学较早设立的韩国研究中心涵盖朝鲜半岛问题、韩国政治经济、中韩关系史及传统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在韩国当代政治经济和半岛局势研究方面成果丰富;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多个领域。除此之外，该时期成立的研究所还有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1993年）、辽宁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1993年）、南京大学韩国研究所（1997年），以及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1999年）等研究机构。由此，“由北向南、由沿边到沿海”的机构空间扩展趋势逐渐清晰。
第三，中国韩国学深化与多元化阶段（2010年至今）。进入2010年代以来，中国韩国学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一，国际层面的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俄朝关系的紧密化等因素导致东北亚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上升；其二，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使中韩关系在安全与战略层面均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韩国学的研究重心正从传统的双边关系与经济合作，转向将韩国置于大国博弈与地区安全的复杂互动中，系统评估其对中国战略环境的影响。这一现实关切也直接反映在学术研究机构的设置与调整上。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1年于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增设了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并于同年年底在组建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时，将其更名为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10]类似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亚太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东北亚研究所等专业机构，也持续加强对韩国等周边地区问题的研究力度。这些机构层面的变化，表明中国的韩国研究被置于对周边安全环境、地区秩序演变及大国战略互动的综合认知之中。
受上述国际环境与两国关系变化的影响，中国韩国学也呈现出议题调整倾向。一方面，中韩关系研究在传统政治与经济维度基础上，日益聚焦于安全困境、战略互信与秩序构建等议题。学者不仅关注双边外交互动与经贸合作的韧性，更注重分析两国的战略认知分歧以及美国等第三方因素对中韩关系的制约作用。这一脉络的研究逐渐超越了早期的描述与对策分析，进而深入到对结构性因素与机制化互动等核心层面的探讨。另一方面，韩国社会转型研究则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聚焦于韩国国内政治演变、公共外交、对华认知等主题。例如，董向荣的《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2012年）、全金姬的《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研究》（2025年）等著作。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中国韩国学已逐渐超越以往以经验借鉴与双边关系描述为主的研究范式，进入议题更复杂、方法更多元、分析更具结构性与批判性的发展阶段。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或单一视角，而是呈现出跨领域与多层次的特点，体现出中国韩国学在研究范式上由关系层面的经验研究转型为结构层面的综合分析。
注释：
[1] 蔡美花、宋雪梅：《朝鲜韩国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意义》，《东疆学刊》2021年第3期，第10页。
[2] 石源华：《中国韩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当代韩国》2002年春季号，第73页。
[3] 石源华：《我和韩国研究30年》，《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5页。
[4] [韩] 王丹：《中国大学韩国学教育的趋势与挑战—以北京大学韩国学人才培养为中心》，《韩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41辑，第186-187页。
[5] [韩] 金润泰：《中国的韩国学研究动向》，《中国研究》2007年第38卷，第87—88页。
[6] 李奎泰：《当代韩国“中国学”与中国“韩国学”之比较》，《当代韩国》2012年第1期，第97页。
[7] 具洸范：《中国研究韩国学的动向分析：以1990—2009年为例》，《韩国学论文集》2013年第21辑，第130页。
[8] [韩] 朴东勋：《中国韩国政治研究的动向与课题》，《韩国与国际政治》2013年第2号，第182-185页。
[9] 王向远：《从东方学看中国“韩国学”的属性与特色》，《东疆学刊》2022年第1期，第6页。
[10] http://niis.cssn.cn/jgsznew/zgzbyqqzlyjsnew/，访问日期：2025年11月30日。
观点集萃 | 中国韩国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中国韩国学的发展历程深刻体现了国家战略、学术争论与国际环境等因素共同塑造知识体系的特点。作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分支，中国韩国学不仅致力于深化对邻国的基本认知，更肩负着为国家的外交决策与区域合作提供智力支撑的使命。随着中韩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持续演变，相关研究议题与分析视角不断拓展，学科定位亦由早期相对边缘的研究领域，逐步转变为区域国别研究体系中的重要支点之一。基于中国韩国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可总结出以下其主要特征。
第一，中国韩国学的学科命名经历了从国别称谓向学科化、概念化指称转变的演变过程。中国学界关于韩国的研究，并非自始即以“韩国学”这一相对稳定的学科名称展开，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围绕研究对象的界定、知识生产的现实需求以及学科属性的界定方式，呈现出多种并行的称谓形态。从其发展进程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关于朝鲜半岛的研究多以“朝鲜学”命名。这一命名方式既反映当时的中朝两国关系，也受到国际格局与政治语境塑造的影响，使相关研究呈现出较强的现实指向性。此时的“朝鲜（韩国）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建制，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朝鲜的政治、历史与文化等议题。
中韩建交后，中国学界关于韩国的研究逐渐从以“朝鲜半岛”为整体的研究框架中分化，韩国开始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受到关注，对其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系统研究明显增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在中国多所高校推动韩语及韩国学相关项目建设，包括设立韩国学（韩语）客座教授等机制，中国高校的韩国学研究与教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参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海外韩国学核心大学项目”与“海外韩国学种子型项目”的中国高校数量持续增加，韩国学这一术语在学术机构的组织实践中得以更为频繁且稳定地使用。[1]但更关键的是，学科命名的确立并不是资源驱动的必然结果，而是中国学界围绕学科边界与知识体系进行重新界定的过程。因此，该时期存在“朝鲜学—韩国学”长期并存现象，反映了该领域在研究对象划分与研究方法路径上的交叉性特征：一方面，研究在现实政治层面往往以南北两个国家为单元展开；另一方面，在历史文化层面又因难以完全切割半岛整体的连续性，这种张力客观上推动了命名的多元并存。[2]基于此，王向远教授从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对中国韩国学的学科属性作出更具解释力的区分，认为当代中国关于朝鲜半岛的研究至少可呈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南北两个国家为研究单元的国别研究形态，常被概括为“朝鲜学—韩国学”；其二，则是将朝鲜半岛视为历史文化整体，并置于东亚乃至东方文明框架中加以理解的“韩国学”。后者不再局限于现代国别范畴，而强调从历史纵深与区域比较中理解韩国之“学”，从而更明显地体现出区域研究与文明研究取向。[3]
总体而言，中国韩国学在学科命名层面所呈现出的多样性与阶段性，构成了其重要特征之一。从早期以“朝鲜学”为统称的称谓，再到“朝鲜学”与“韩国学”在较长时期内并行使用，这一命名变化反映了中国学界在研究对象区分与学科属性方面的深化认识。
第二，从研究领域的历史演进来看，中国韩国学呈现出由宏观议题主导不断向微观议题延展的趋势。中国韩国学的早期研究多以宏观层面的议题为主导，重点关注韩国经济发展、地缘政治与地区安全格局等现实指向性较为突出的主题，而随着研究平台、资料来源与研究队伍的扩大，议题逐渐向社会结构、制度过程与具体政策领域持续延展。在议题不断细化的过程中，学界开始在多个领域引入更为具体的分析视角，其中政治研究领域尤为典型，相关研究已延伸至政党制度与意识形态、媒介舆论、青年群体政治态度等多元化议题，逐渐形成宏观战略分析与微观社会文化研究并行发展的研究格局。与此同时，议题层面的拓展也伴随着研究领域的变化，中国韩国学逐步呈现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特征。据相关数据显示，1998至2010年间，国内关于韩国研究的论文发表数量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其中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等学科占据主导地位；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比重虽相对较小，但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而语言、文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规模则相对稳定。[4]
图片来源：李忠辉、肖霞：《中国韩国学研究的现状、特征与趋势：基于1998～2010年CSSCI数据》，《当代韩国》，2012年第3期，第111页。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韩国学仍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量化研究与跨学科整合方法运用相对有限。以政治研究领域为例，国内相关成果以政策性研究为主，在研究设计与变量界定上仍有进一步深化空间。部分学者虽引入CiteSpace等计量与可视化工具，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结构化梳理与整体呈现，但此类方法的应用主要集中于研究现状描述，对揭示具体政策背后的因果链条分析仍显不足。[5]换言之，包括“韩国政治”等具体研究领域在内，中国韩国学的方法运用仍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定性研究取向，对韩国国内政治过程的定量研究相对不足，方法论层面的深化与整合仍有待持续推进。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方法论特征的形成，与研究资料获取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中韩建交进程的推进以及数字化平台的发展，中国研究者能够利用更为多样化的实证资料，涵盖韩国民意调查数据、由国家统计体系定期发布的就业与劳动、产业结构、教育与社会福利等统计信息，以及政府白皮书、政策报告等文件。尽管这些资源为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且相关成果在数量上持续增长，但相当部分成果由于科学研究方法的不足，削弱了研究对“价值中立”与学术规范的遵循。[6]
与此同时，中国韩国学在方法论层面仍面临跨学科整合不足的困境。当前，全球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新时代的国家战略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在此背景下，韩国学研究一方面延续以学科内部争论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也注重服务于国家对外整体战略与区域秩序重塑的知识生产导向。此外，伴随科技竞争加剧以及产业链、供应链与安全议题的高度交织，韩国研究与经济安全、数字主权及关键技术治理等问题的关联不断加深。与此同时，价值观竞争与国际话语权博弈的上升，也进一步凸显了韩国学在理论与解释层面的重要意义。然而，与研究议题复杂化和现实关切相比，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所强调的跨学科整合路径仍未得到充分落实。因此，中国韩国学应以更系统的研究设计与更鲜明的问题意识为支撑，深化对“韩国”的整体性与结构性认知。
未来，中国韩国学仍需在多学科交叉、资料体系建设与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继续加强，以此形成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随着中韩关系与半岛格局的深刻演变，中国韩国学的战略价值和学术使命将进一步凸显。它不仅是理解韩国的基础学科，更应成为我国研判区域动态、深度参与东北亚治理并贡献全球智慧的重要学术支撑。
注释：
[1] 尹海燕：《中国韩国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未来展望》，《东方学志》2016年第177辑，第401—402页。
[2] 蔡美花、宋雪梅：《朝鲜韩国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意义》，《东疆学刊》2021年第3期，第11—12页。
[3] 王向远：《从东方学看中国“韩国学”的属性与特色》，《东疆学刊》2022年第1期，第1页。
[4] 李忠辉、肖霞：《中国韩国学研究的现状、特征与趋势：基于1998～2010年CSSCI数据》，《当代韩国》2012年第3期，第111页。
[5]崔明旭、張淼卓：《中国韩国学研究的发展演进与前沿动态—基于“当代韩国”与“韩国研究论丛”的计量分析》，《韩国学论集》2022年第87辑。
[6] 王俊生：《1979～2012年中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状况：基于“中国知网”相关文献的分析》，《当代韩国》2014年第2期，第122页。
学科建设 |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在中国韩国学的整体发展中，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是较早开展朝鲜半岛研究的高校机构之一，其发展过程与中国对朝鲜半岛研究的知识结构变化密切相关。从初期的政治议题研究，到跨学科体系的逐步扩展，再到以资料建设和重大课题为支撑的学术平台发展，该中心的成长路径清晰反映了中国韩国学由专门化研究转变为综合性研究的过程，也呈现出地方高校在区域国别研究体系中的特殊角色。
从历史沿革来看，朝鲜韩国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几乎与中国韩国学研究的制度化进程同步。1979年，“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正式成立，于2001年更名为“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同年被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标志着该中心成功跻身国家级研究中心。2007年，教育部批准其更名为“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正式确立了以朝鲜与韩国为双核心的研究定位。随后以此中心为基础，“朝鲜半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于2012年成立。该创新中心联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参与，形成跨高校与科研单位的合作结构，并于2013年被列为吉林省“重大需求协同创新中心”。2017年，两个中心实现了整合，研究力量、资料资源和管理体制得以集中化与体系化发展。
在研究体系建设方面，中心一直围绕朝鲜半岛历史与文化，朝鲜半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朝鲜半岛与周边大国关系，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经济合作研究等重点领域展开研究，同时承担朝鲜韩国学交叉学科建设任务。该结构反映了韩国学研究从单一视角向多学科交叉的扩展趋势，也与当前区域国别学“问题驱动、学科交叉”的方向相一致。在学术合作方面，中心与国内外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保持长期合作，包括南开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首尔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通过资料合作、课题合作以及会议交流共同推动朝鲜韩国研究的发展。同时，中心定期举办“图们江学术论坛”等国际学术会议，形成了区域性学术交流平台。
资料与数据库建设是该中心最具优势的领域之一。中心建立的朝鲜韩国文献资料室，是国内高校中收藏朝鲜与韩国资料最丰富的文献中心。其通过特殊交流渠道获得的大量朝鲜国内版文献，尤为珍贵，使该中心成为全国乃至海外学者查阅朝鲜文献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中心致力于构建“朝鲜半岛研究信息共享平台”，将文献、数据与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服务于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体现了区域研究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从学术产出看，中心自2013年以来形成了相对持续的成果产出规模，迄今为止共发表614篇论文、65部著作，开展142项科研项目研究。在承担国家级重大项目方面，中心参与了若干与古代东北亚历史、文学交流及朝鲜半岛史料相关的课题，如“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高句丽渤海国家社科重大专项”“朝鲜半岛高句丽遗存及著述整理”等。这些项目普遍具有资料整理量大、学术基础性强等特点，体现了中心在文献整理与古代东北亚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心基于其研究平台构建了朝鲜韩国学硕博培养体系，涵盖历史、经济、政治与法律等方向，形成了由科研机构主导人才培养的模式。在科研与学术交流活动中，中心长期组织“青芽”系列学术沙龙与讲座，通过定期举办论文报告会、专题研讨和学术对话，为学生提供学术展示与同行交流的机会。此外，依托于与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及韩国首尔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的稳定合作关系，中心研究生得以通过短期访学等项目，深度接触并融入朝鲜韩国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前沿。
总体来看，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的机构沿革、学科布局、资料体系与合作网络构成了其在中国韩国学研究领域的核心特征。其发展路径展示了中国韩国学从政治导向研究走向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过程，也反映了区域高校在国家区域国别研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学人访谈 | 谢桂娟教授谈中国韩国学研究发展
2025年12月18日，延边大学谢桂娟教授接受了本期前沿特邀编辑梁美花博士的访谈邀请，探讨了中国韩国学的特色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梁美花博士(以下简称“梁”)：谢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的采访。您是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广泛，对韩国研究也有独到的见解。想请您谈谈，中国的韩国学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中有什么重要特征？
谢桂娟教授(以下简称“谢”)：从整体发展脉络来看，中国韩国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战略性，其演进始终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朝鲜半岛局势演变以及东北亚地缘关系密切相关。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之间长期存在高度耦合，这是中国韩国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从研究导向看，中国韩国学早期以意识形态与安全研究为主，中韩建交后形成跨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展开的综合性研究体系。这一逻辑变化，本质上体现了中国认识世界、理解邻国方式的深化。从知识生产看，中国韩国学近年来在中韩关系与东北亚安全研究方面持续提升自主解释力，试图提出具有中国立场与中国问题意识的分析框架。因此，中国韩国学不仅是对“韩国”的整体认识，更是中国参与并塑造区域秩序的智力支撑。
梁：那么，您认为目前我国国内学术界在韩国研究上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升？
谢：虽然过去三十年中国韩国学取得了高质量发展，但从整体现状来看，仍存在一些需要重点突破的深层问题：其一，跨学科整合不足。在当前研究中，文献分析与政策解释依旧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韩国当作一个“当下的政策对象”来研究，缺少把它放入更长时段的历史结构去理解的能力。尤其是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不足，导致一些研究只解释“当下政策怎么变”，而难以深入回答“政策演变背后的历史逻辑与文化惯性”等更深层次问题。未来需要更系统地把历史脉络、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纳入解释框架，同时与政治学、历史学的方法互证，而不是简单并列。其二，研究议题不均衡。从现有学术成果看，研究重心明显集中于半岛局势、中韩关系等国际政治领域，但在比较政治、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研究起步较晚，对韩国内部制度演化的纵深分析仍然有限。
梁：您有什么对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建议吗？
谢：针对青年学者，我想提出三点具体建议：第一，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国家战略关切。未来的韩国学研究应当围绕诸如东北亚地区秩序和大国关系互动、对华认知演变与外交战略重塑、科技安全与供应链竞争等议题展开。这些议题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也更能体现研究议题的现实价值。第二，坚持以研究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设计。跨学科研究并非多学科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围绕同一核心问题，基于研究设计对不同学科方法进行整合。换言之，首先要在明确研究目标与因果机制的基础上，再决定采用哪些方法与资料。例如，用历史研究的过程追踪与关键节点分析来重建机制链条，用政治学的制度分析与比较框架来识别变量差异，并通过外交档案、媒体数据与访谈材料进行多源互证。第三，提升跨语种资料处理与实证调研能力。韩语能力不仅是服务于阅读文献，更应该延伸至政策文件、国会资料、数据库使用与专业语料采集，积累更为扎实的一手资料。我相信，新一代青年学者在扎实的基础知识与开放视野的支持下，能够担当起推动中国韩国学迈向“更高阶段”的使命，在未来区域国别研究竞争中展现新的中国力量。
梁：您认为延边大学国际政治专业，与国内其他院校相比，其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我认为延边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竞争优势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地缘与议题的深度结合。延边处在东北亚地缘交汇地带，对区域秩序调整、朝鲜半岛问题以及边疆与跨境互动等议题具有更强的敏感度，更容易形成长期稳定的研究聚焦与持续积累。第二，长期积淀形成的平台与资源优势。学校在朝鲜半岛与东北亚领域研究起步较早，相关研究中心与团队建设、资料与学术活动的持续投入，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体系，这是很多院校短期内难以复制的。第三，多学科融合的优势。我们的优势不仅在于拥有政治学、国际关系、历史学、哲学等相关学科，更在于这些学科能围绕朝鲜半岛及东北亚这一核心区域议题，形成有机互补与深度融合。除此之外，长期深耕的前辈学者与团队传承，既能保证学科训练的系统性，也能为青年学生提供更成熟的学术网络与合作渠道。
学人简介
谢桂娟，延边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东北亚国际政治、政治学理论及中国外交等研究。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政治学学会理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生理论下中国国际观的历史演进和实践路径研究”“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及其现代启示研究”等课题，并出版《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华夷观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研究》等多部专著，发表国内外核心期刊学术论文数十篇。
（主编：王逸舟 / 本期特邀责编：梁美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