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刊主题：
跨学科视野下的犹太研究、以色列研究与圣经研究——南京大学孟振华教授访谈
编者按：2025年10月14日，应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邀请，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所长孟振华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编辑龙跃专访，围绕跨学科视野下的犹太研究、以色列研究与圣经研究这一主题展开深入对话。访谈中，孟振华教授首先结合个人学术历程，分享了他从语言学习步入文化研究的机缘，及其在以色列的求学见闻。他系统阐释了犹太学作为一种跨学科文明研究范式的独特性，清晰界定了犹太研究、以色列研究与圣经研究三个领域既相互交叉又相对独立的关系。孟振华教授进一步剖析了现当代圣经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并强调了跨文化诠释与中国视角的独特价值。在谈及学术研究的应用价值时，他提出了贯通“是什么”（厘清事实）、“为什么”（理论深度）与“怎么做”（应用对策）三个层面的研究路径，指出对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是进行有效现实分析与政策研判的根基。最后，孟振华教授展望了中国犹太研究的未来发展，指出中国学者可发挥“他者”视角的后发优势，借助新方法，做出自己独特的学术贡献。
一、从外语学习到文化研究
龙跃（以下简称“龙”）：孟教授您好！学者的个人生命体验往往与学术道路相互交织。请问您当初是如何与希伯来语结缘，并进入犹太研究这一领域的？
孟振华教授（以下简称“孟”）：在中小学时期，我通过阅读圣经故事和国际新闻，对犹太历史文化及中东局势产生了浓厚兴趣。高三那年，北京大学招收外语保送生，其中包括希伯来语专业。当时这是全国唯一的希伯来语专业，每四五年才招生一次，每次只有8到10人。我毫不犹豫地申请了，通过笔试和面试后幸运被录取。那个年代外语专业非常热门，毕业时有的用人单位甚至直接到宿舍招揽人才。尽管如此，外语专业的学生也常担心知识结构单一，因此很多人会辅修双学位。我的同学大多选了经济学，而我选择了自己更感兴趣的哲学，这段学习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2001年，我创办了网站“走近以色列”，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系统性介绍犹太文化和以色列的中文网站之一。几个月后，因为访问量激增，服务器几经更换，最后租用了付费服务器才勉强维持稳定。这个网站我坚持维护了十几年。一些政界和学界的前辈关注后，还主动发来作品供我选用。网站论坛的讨论往往非常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不可开交。在搜集、翻译、整理资料及参与讨论的过程中，我不仅拓宽了视野，也深切感受到国人对犹太文化和以色列的浓厚兴趣。
龙：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希伯来语专业毕业后，选择在圣经研究方向进一步深造？这对您而言具有怎样的学术吸引力？
孟：本科阶段，除了语言学习，我在外国语学院和哲学系修读了不少宗教文化相关的课程。当时哲学系本科课表中所有的宗教学课程我都选修或旁听了，老师了解到我的专业背景和兴趣，推荐我去香港攻读圣经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当时，我对作为学术的圣经研究认识还很肤浅，但已经意识到《圣经》独特的文学价值、史学意义及其对人类思想发展的贡献。对于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而言，深入了解他人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圣经》既是理解西方文明的钥匙，又能激发深刻的反思，还能帮助我们透视当代世界的诸多现实问题。相比国际学界汗牛充栋的成果，国内的研究尚显有限。在这个领域，中国学者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龙：您本科时在以色列的求学经历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孟：2002年，受巴以冲突影响，许多中国师生放弃了出访以色列的计划。大四那年，我意外获得了前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交流的机会。据前辈说，我可能是中国首位被公派到以色列学习的本科生。在积累了三年的语言文化知识后，能到对象国沉浸式学习，这段经历极其难忘。尽管后来因为工作关系也经常去以色列参会和访问，但感受上同上学时较长时间的居留和学习就完全不同了。
在以色列，使用希伯来语交流获得的信息量远超英语。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用希伯来语表达时，内容往往更丰富。我在校园、宿舍和市场常和当地人交流，有时一个问题就能引发对方滔滔不绝的长谈。本地的犹太同学和阿拉伯同学在宿舍公共区域的夜谈常常像议会辩论一样，话题从地区局势到生活琐事，五花八门。这种“被动旁听”和自由交流，让我接触到了教科书以外的以色列社会百态。
在国内我通常比较“宅”，但在以色列那年，我也许是被当地人的热情感染，或是渴望更多的体验，印象中一半以上的周末（安息日）都是在朋友家度过的。从同龄人到古稀老人，从富豪到贫困家庭，从正统派教徒到反宗教人士，从“工党世家”到利库德集团的忠实拥趸，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到东方犹太人……我近距离观察了各式各样的以色列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想法。那时，我每周还为国内报纸撰写专栏，编辑的严格要求也鞭策我不断多读、多看、多思。
二、犹太学作为一种跨学科文明研究范式
龙：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犹太学是如何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其发展过程反映了怎样的学术背景？
孟：现代意义上的犹太学源自19世纪德国的“犹太教科学运动”（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这场运动主张以历史学、语言学和文献批判等现代学术方法研究犹太历史与典籍，使犹太学摆脱单纯的宗教内部诠释，转向以批判性、科学性为基础的现代学科。因此，跨学科性自诞生之初便植入了犹太学的基因。二战前，犹太学主要存在于犹太社区内部（如经学院）或欧美大学的东方学系。二战后，随着以色列建国及大屠杀研究的兴起，犹太学在欧美及以色列的大学体系中逐步获得独立地位，从边缘领域成长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龙：您如何理解犹太学在国际学术界的位置？它与宗教学、历史学或区域国别学的关系如何？
孟：犹太学在当今国际学界已经发展为一门成熟而富有活力的跨学科领域，和宗教学、历史学和区域国别学等学科都具有密切的关系，也在互动中不断吸收方法论经验，为相关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案例。它们之间呈现出了既交叉又相对独立的关系。
比如犹太学和宗教学：犹太文化和犹太教是无法截然分割的。在希伯来语里，甚至没有专指“犹太教”的词语，通常使用的是Yahadut这个词，不仅包括宗教信仰，更涵盖了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思维模式等等，简而言之就是“犹太人的一切”。犹太教的思想博大精深，对于其他一神宗教的诞生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犹太教的《圣经》和《塔木德》等典籍和后来出现的神秘主义思潮等，既受到犹太学学者的特别关注，也是宗教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但犹太学又不仅仅包括宗教，它不但关心宗教教义和仪式，更关心由这个宗教衍生出的、后来在世俗化进程中独立出来的庞大文化体系。比如语言、文学、历史、社会、艺术、音乐、民俗等等。一位犹太学的学者，或许会专注于对20世纪意第绪语（Yiddish）戏剧的研究，但这个领域和一般所说的宗教学并没有直接关联。同样，宗教学的研究对象也远远不止犹太教和受到它直接影响的宗教。
关于犹太学和历史学的关系，从方法论上来说，犹太学的产生和发展跟历史批判方法密不可分，这就是说，犹太学用历史学的方法解读古代文本，通过重构文本的形成过程或者历史事件，来理解犹太社群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变迁。同时犹太学也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维度，一方面是提供研究资料，比如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留下的资料有限，很多历史学者尝试通过《圣经》里的记载来推测它的统治情况；另一方面是提供研究范式，比如历史学中，少数族裔史、流散史、记忆史等等领域都可以从犹太学中获得经验。犹太史（尤其是流散史）就像是世界历史的一面棱镜，折射出所在地区主流社会中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的处境，以及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态度。
犹太学和区域国别学在方法论上具有高度的相通性。区域国别学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强调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要素进行综合性分析。犹太学与区域国别学在研究方法上都强调跨学科整合，但它们的核心侧重点有所不同。区域国别学通常以地理空间为基本单位展开研究，分析框架围绕特定地域国家的内部发展逻辑和外部关系来建立；而犹太学又具有明显的跨地域性特征。犹太共同体常被看作是民族文化的共同体，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一种“记忆共同体”。这种跨地域属性可以说是犹太研究的魅力，但也带来艰巨的挑战：研究者需要了解的未必是、或不全是以色列的社会和文化，还需要关注世界上不同国家犹太群体的历史脉络、文化实践和身份建构。因此，研究者必须具备跨国别、跨区域的综合视野。事实上，犹太学在很多方向能够和区域国别学形成深入对话。比如美国犹太研究、德国犹太研究、法国犹太研究等领域，本质上既属于国别研究，也属于犹太学内部的重要分支领域。如果一位学者从事美国研究，同时重点关注美国犹太人的历史和社会，那么他既是美国研究的学者，也是犹太学研究者。
这种跨越领域的定位使犹太学处于学术研究“十字路口”的独特位置，承担着跨学科知识整合与领域对话的双重任务。
龙：我们通常所说的犹太研究、以色列研究和圣经研究各自的关注对象是什么？三者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孟：在国际学术体系中，犹太研究、以色列研究和圣经研究通常被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圣经研究以《圣经》为核心，时间跨度自公元前一、二千年延续到公元后（如果包括《新约》的话），涵盖文本的生成、编纂、接受、翻译以及其所处的古代近东文明背景，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与黎凡特等重要区域。犹太研究则具有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不仅涵盖圣经时期，也延续到当代全球犹太社群，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特征，重点关注犹太民族的文化延续、身份建构和流散经验。相比之下，以色列研究作为相对年轻的学科领域，通常以1948年以色列建国为分界点，主要研究以色列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对外关系和当代文化等，一般最多上溯到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
当然，在实际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这些领域之间存在很多交叉。这三者像是三个相互交叠的圆圈，既有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又保持各自独立性。它们共享的文明载体是犹太民族及其文化传统，因此具有天然的交集。在欧美高校的近东/中东或犹太研究机构中，往往把以上这些领域都包括在内，组成跨学科的研究共同体。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背景下，三个领域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焦点会有所起伏，但对相关问题的长期投入通常源自内部的持续动力，而非外在形势的短期变化。
龙：若进一步细分，这三者在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侧重上主要有哪些差异？
孟：尽管密切相关，三者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现代圣经学术大量运用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方法；以色列研究更多采用政治学和社会科学方法，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犹太研究则体现出更明显的跨学科特征。
此外，内部与外部视角的差异也会影响研究。例如，有信仰群体与无神论者解读圣经，或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学者分析巴以冲突，往往得出不同结论。这些差异构成了研究的内在张力，也推动了学术多元化。
龙：在实际研究中，这三个领域是如何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的？
孟：圣经研究为犹太研究和以色列研究提供了深厚的思想与文化基础。犹太人的律法体系、宗教节庆、伦理传统与民族认同都深深扎根在《圣经》的文本之中，犹太复国主义也从圣经叙事中汲取了思想资源，通过重新解释圣经传统，对拉比犹太教关于流散的神学观念提出挑战。今天，在以色列的合法性叙事中，圣经传统和大屠杀记忆共同构成了现代以色列国家身份与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础。这也是讨论圣经接受史和当代影响的典型案例。
犹太研究与以色列研究的关系也呈现出互补的结构。犹太研究提供了更为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以色列研究则专注于讨论现代国家的制度化和现实问题。由于以色列国家深受犹太文化传统影响，研究它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需要深入理解犹太文化记忆和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以色列研究著作往往从数千年前的古代传统写起，正和这样的文化连续性有关。同时，以色列的现代发展也不断为犹太研究与圣经研究注入新活力。例如以色列建国前后的圣经考古运动，尽管在当代西方学界常被看作服务于国家叙事的政治工程，但很多考古成果客观上大大丰富了圣经研究的材料基础，为理解古代近东世界提供了更坚实的证据。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也使犹太民族的历史处境发生根本转变：从长期流散的民族转变为拥有主权国家的主体民族。这为研究犹太民族的族群主体性和宗教—世俗关系提供了全新的经验样本。
总体而言，圣经研究、犹太研究与以色列研究在研究对象、方法论和时间范围上具有明确区分，侧重的关注点分别在古代文本、民族文化和现代国家政治，但三者又通过深层文化传统、历史记忆和当代政治结构形成紧密的学术关联。它们既独立又共生，既各具学术逻辑，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理解希伯来—犹太文明和以色列国家的核心学术路径。
三、圣经研究的方法论演进
龙：您长期从事圣经研究，可否请您谈谈，现当代圣经研究的范式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圣经》主要在信仰群体内部被阅读，被视为神启真理。启蒙运动后，它的神圣性逐渐被消解，新兴的“历史批判法”把它视为人类作品，致力于通过寻找文本矛盾、修辞痕迹来恢复文本的原始形式和历史事实。这类方法侧重于讨论“文本背后是什么？”（What is behind the text?）。
而侧重文本本身的研究（广义的文学批判）关注“文本说了什么？”(What is in the text?），聚焦于结构、文体与修辞。20世纪后半叶，随着后现代思潮兴起，“谁在阅读文本？”(Who is in front of the text?）成为圣经研究的新维度。后现代观点认为，文本意义并非作者独有，而是由读者在阅读中重构的。读者的经验、身份和处境对诠释结果会产生深刻影响。从侧重作者、侧重文本到侧重读者，可以视作圣经研究方法的范式转换。但很多时候，学者们会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开展研究。
龙：从学术史演进的角度看，我们应当如何评价这些看似对立实则演进的诠释方法？
孟：任何一种圣经研究方法所提出的结论，无论是对文本来源的分析、对口传传统的追溯还是对历史的重构，都只是提供一种假设，一种可能性。并没有人能够宣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且被人广泛接受。就学术研究而言，一种研究方法、一个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是看是否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而这比研究者个人的信仰背景和其所宣称的方法科学性更为重要。现代圣经研究从最初就否定了传统上“圣经无误”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圣经》的神圣性。但运用历史批判法以及其他现代批判方法的很多所谓“激进”学者本身就是具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另一方面，所有的阅读和诠释都是主观的，即使标榜自己“理性”“客观”“中立”的某些现代圣经学者，他们个人思想和学术成果中存在的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
龙：既然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取决于学界接受度，那么这种评价权威或判断机制是如何体现的？
孟：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学术界对学术贡献的评价往往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某些方法最初可能被视为越界或非主流，但随着学术的发展，有可能逐渐获得合法性和理论地位。比如最早以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圣经的学者，可能因为和传统诠释存在张力而被忽略或批判；但随着更多研究者采用这一视角并进一步发展，女性主义成为非常流行的研究方法。17世纪，斯宾诺莎以不同于犹太教传统、也不从属于基督教神学的方式对《圣经》进行哲学化和历史化的批判，被同时代宗教权威视为“离经叛道”。但后世把他看成现代圣经学术重要的先驱。这说明学术成果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取决于学界在特定时期内的接受度、共识建构与学术网络的累积效应等等因素。
龙：关于《圣经》的“跨文本诠释”近年来颇受关注，应当怎样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其认知差异又有何价值？
孟：类似跨文本诠释或后殖民圣经批判等等后现代的研究方法，都有一个关键的理论预设，就是读者也在创造意义。文本意义并非完全封闭于文本本身，而是在阅读和诠释的过程中不断被重构。事实上，任何诠释都无法摆脱诠释者自身的主观性。如果我是公元前3世纪的犹太人，就会在当时的宗教和历史语境中理解那些古老的文本；而作为21世纪的中国学者，也会很自然地联系到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对同一文本的诠释可能也会有所区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跨文本诠释并不是简单地把文本A和文本B进行比较，机械地寻找异同点，而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引入研究者自身的文化经验，拓展和深化对原有文本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明传统之间可以形成相互参照与互释关系，既帮助重新理解域外的古老文本，也反过来促使我们对自身的历史叙事、文化传统和现实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思考。
尽管侧重作者、文本与读者的不同研究方法兴起于不同历史阶段，但在当代圣经研究中，它们依然并行不悖，从各个角度为圣经研究添砖加瓦。
四、理论研究与应用价值
龙：您如何看待这些看似基础的人文研究，其理论价值与现实应用价值之间的关系？
孟：狭义的圣经研究和犹太研究一般被看作基础研究，而以色列研究在人们的印象中更加偏应用一些。但这些研究都具有跨学科属性，涉及的很多问题不可避免地和现实议题、国家需求和对策分析产生直接关联。很多时候，也必须考虑所研究问题的应用价值。
在我看来，我们的研究首先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这几年可能因为局势的原因，和犹太、以色列乃至《圣经》相关的问题很吸引眼球。我经常被邀请去谈这些话题。同时，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无论对什么话题感兴趣，普通人都更容易从各种传统媒体或自媒体等获得海量的信息。但在和听众交流、浏览网友发言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对犹太、以色列问题的了解并没有超过20多年前我办网站和论坛时网友们讨论的水平，有时还冒出了一些在国际上早已被批驳，却被改头换面甚至原封不动搬运到中国的谣言。作为学者，首先要以科学的、尽量客观的态度，弄清基本的事实，并且通过适当的方式为社会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我们研究所这些年组织翻译和编写的书籍，既有学术作品，也有不少属于通俗类读物，希望能向社会公众传达更加准确和全面的信息。
学术研究不能流于表面。在全面了解和认识现象之后，需要从学理的层面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讨论一些事件的复杂成因和背后的深层逻辑，分析合理和不合理的方面，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对现象或事态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和展望。这一层面，正是理论价值的核心所在。比如，圣经研究不仅仅是对古老文本文字层面的考证，更要探究塑造古代以色列人乃至西方文明很多思想观念的源头叙事、律法传统和价值观念为什么形成；犹太研究要深入探讨这个民族在两千年的流散历史中，为什么能保持自身独特的文明形态，以及现代犹太身份认同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多样性；而以色列研究需要解释现代以色列国家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样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为什么会出现种种内外矛盾。这个层面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理解研究对象的理论框架和历史纵深，避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平面化。
相比于纯人文学科的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更加看重“怎么做”的问题，为决策提供参考。在以色列研究中，这类问题非常直接。比如，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怎样应对中东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局？怎样评估和管理在当地投资的风险？中国企业怎么和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更有效地对接？这些首先都需要对以色列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进行精准研判，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就犹太研究而言，我们可能会问，怎么去借鉴犹太民族在历史上的社群组织、慈善传统和教育模式？在面对涉及犹太民族的历史叙事和现实争议时，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叙事应该怎样把握尺度？这些都需要对犹太文明的深刻理解，且要落脚到实践中。
我最近带学生做了一项关于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活动的研究。对以色列的大屠杀教育体系本身和以色列对其重视的原因，国内已经有了不少介绍和研究。虽然国情有别，但他们的一些具体做法和组织宣传的技巧，比如对国际化元素的发掘，对个体经历的重视，对文化传统的运用，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对我们是有参考价值的。我们的内参报告也得到了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采纳和感谢，这就是典型的“怎么做”层面的问题。当然，学者首先要有“做点什么”的意识。我们发现，犹太人乃至西方世界对于二战中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惨剧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知，这背后当然有种种复杂的原因可以去探讨甚至批评。而在行动层面，我们研究所帮助南大出版社联系了以色列的出版社，把《南京大屠杀史》翻译成希伯来文，成为该书最早的外文译本之一，又协助策划宣传活动并进行把关。这本书在以色列出版后两次加印，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总而言之，“是什么”是研究的基石，确保我们的认知建立在事实之上；“为什么”是研究的支柱，让研究具有足够的理论深度；而“怎么做”是最终的应用出口，让学术智慧能够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发展。一个优秀的学者或研究机构，应当努力贯通这三个层面。既要坐得住冷板凳，皓首穷经，厘清事实，构建理论；也要勇于走出书斋，回应现实，为国家建言献策。
龙：您刚才提到，缺乏历史维度会导致应用研究流于表面。能否具体谈谈，历史文化研究是如何为当下的政策分析提供深层支撑的？
孟：在犹太—以色列问题上，如果仅仅从当代政治或军事视角进行分析，往往难以充分解释一些事件背后的行为逻辑，必须回溯到它的宗教传统、历史记忆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些方面进行探究。不理解圣经叙事在犹太传统中的地位，就很难理解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源流；不理解犹太历史上的创伤记忆和对安全的极致追求，就很难理解以色列当下的许多内外政策设计。
说到圣经叙事和它所承载的象征体系，在今天以色列的政治话语和军事行动中仍然具有高度的现实影响力。《圣经》既被看作连接古今、凝聚民族认同的文化纽带，也被用作以色列论证政治主张、圣化军事行动的强大工具。而且，它不仅在以色列社会内部被用来凝聚人心，在整个西方世界也很容易引起共鸣，从而影响国际舆论与政策的走向。通过把现实问题和宗教经典相联结，古老的文本成了回应现实挑战的重要思想资源。了解到背后的机制，我们可以更精准地理解以色列在某些议题上看似不理性的执着，洞察它政治动员的逻辑和效力。应用研究如果缺少了历史文化的维度，就像只看到了冰山的水上部分，无法评估它在水下的巨大体量和真实的动向。对于对象国（尤其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理解对方最深层的忧虑、最核心的荣耀感和最不可动摇的信念，为政策的设计提供战略共情的基础，从而提升政策的效果。
五、未来犹太学的发展与展望
龙：您如何看待犹太研究与数字人文、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交叉融合？
孟：目前学界对数字人文的态度仍然存在分歧，很多学者表现出了高度兴趣，但也有人持保留或者排斥的立场。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方法正在对传统的研究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实际上，从研究实践来看，数字化并不是全然陌生的概念。古代的犹太拉比在研习经典的时候，常常人工去做词频统计、索引编纂等工作，费时费力，还很容易出错；而现代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提高这类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让更复杂的统计分析成为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有时也带来了信息过载和真伪难辨的风险。我们必须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幻觉。关于犹太问题的讹传已经太多了，而人工智能生成不实信息的效率有时似乎还要高得多。对于任何人工智能生成的信息，我们都必须回归原始文献进行交叉验证。它可以协助我们工作，但不能代替我们工作。对于信息的甄别、考证和思想提炼，是严谨的学者不可替代的核心责任。
龙：中国的犹太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应该如何面对跨学科与数字化研究给犹太学带来的挑战？如何在话语体系、研究议题或资料整理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贡献？
孟：中国的犹太研究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但我们也具有发挥后发优势的机会。作为犹太文明的外部观察者，中国学者拥有“他者”的视角，不太受欧美学界内部特定政治或宗教立场的影响，也没有沉重的学术传统包袱或不必要的学术禁忌。这使我们能以一种更为客观、超脱的立场进行观察和思考，也更容易接受新的研究范式。
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把中国学界相对成熟的学科理论，系统性地引入犹太研究。我们可以利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处理海量的希伯来文、意第绪文、阿拉米文、英文等文献。面对复杂的跨学科议题，我们还可以组建包含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背景学者的研究团队，共同攻关。
就研究议题而言，有关在华犹太社群历史，还有大量的档案资料有待挖掘。可以从全球史、跨国史的视野出发，把这些“点”连成“线”和“面”，探讨它们在全球犹太商业网络、移民网络中的独特地位。同时，犹太经典和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比较和交流互鉴，同样是值得继续深入发掘和研究的领域。此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在中东问题乃至涉及犹太人的国际问题上，我们可以切入当代议题，更自信地发出中国的声音，提出中国的方案。
关于资料的整理，我想我们首先可以建立涉犹中文文献的数据库，把晚清以来中文报刊、档案、书籍中所有关于犹太人、犹太教和以色列的记载，系统整理并数字化。还可以把目前没有被译介的重要犹太经典和学术名著逐步译成中文并注释；同时，组织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译为希伯来文，推动双向的学术交流。随着新中国一些犹太研究领域的先驱年纪日渐增长，有些甚至已经过世，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口述史访谈。这样的访谈可以不限于学者，对曾与以色列或中国犹太社群有过交往的政界、商界人士乃至普通老人，都可以进行抢救性的口述历史访谈。
学人简介：
孟振华，北京大学文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副秘书长、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犹太—基督宗教经典、犹太历史与文化、跨文本诠释、宗教经典接受史及以色列研究。著作和编著包括《波斯时期的犹大社会与圣经编纂》、《犹太教基本概念》、Understanding God in the 21st Century，以及丛书“缤纷以色列”等。
（主编：王逸舟/ 本期责任编辑：龙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