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刘国庆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曾传香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目 录
学之探究 阿富汗研究的学科定位与概念演进
国外经验 当代阿富汗研究的主要范式与经验
编者按：阿富汗地处亚欧大陆交汇处，西接伊朗，北邻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东北毗连塔吉克斯坦与中国，东南与巴基斯坦接壤。其地理空间横跨中东、中亚与南亚，成为连接多区域的战略枢纽，因而其局势演变深刻牵动周边乃至全球的安全格局与经济发展。对中国而言，阿富汗研究关乎边疆安全、区域经济合作与地缘战略布局；对国际社会而言，则涉及反恐治理、地区秩序重建与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等重要议题。
阿富汗研究起步于19世纪末殖民时期，早期西方学者为配合殖民统治需要，推动了达里语与普什图语的整理与研究。20世纪以来，法国与英国考古队伍的考察工作奠定了该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基础。随后苏联的入侵催生了阿富汗移民文化与文学现象，研究视角渐趋多元。至21世纪，尤其是塔利班再度执政后，学术焦点转向恐怖主义、民族政治、国家建设等现实议题，研究路径亦逐渐摆脱单一西方中心框架，走向多学科交叉与全球化参与。
本期特辑旨在系统梳理阿富汗研究的学术脉络与前沿动态。第一部分聚焦于历史、文化、语言与民族等基础领域，厘清其学科演进与理论发展；第二部分则整合全球具有影响力的阿富汗研究中心、代表学者与重要学术期刊，呈现该领域的学术版图与研究力量。
开展阿富汗研究具有显著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从学科层面看，它贯穿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不仅能填补相关领域空白，亦有助于修正传统理论，尤其为研究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部落传统与国家治理关系提供关键案例。从现实观照看，塔利班执政下形成的特殊政体为探讨不同制度国家的共存模式、国际秩序构建的多元路径提供了新的观察窗口，有助于超越单一制度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推动全球冲突治理与区域协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学之探究 | 阿富汗研究的学科定位与概念演进
“阿富汗”作为一个社会指称，最早约一千年前零星出现于波斯语文献，至莫卧儿时期（1526—1857年）方逐渐常见于编年史。然而，该词长期未被当地居民广泛使用，其作为地域指代亦模糊不清。直到19世纪末，随着该词进入英语文本，阿富汗研究才逐渐系统化。
“阿富汗”一词具有双重含义：既指全体阿富汗公民，也特指普什图族群。现代阿富汗国家构建始于阿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汗，他以强力手段推进中央集权，镇压哈扎拉人、卡菲尔人等群体，塑造了一个以普什图为主导的民族国家。[1]直至1978年以前，历届政府均回避国家的多民族现实，宪法仅承认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强调国家“单一不可分割”。民族多样性长期成为政治禁忌，官方叙述始终掩盖着社会的多元本质。
在19世纪，阿富汗成了殖民地的代名词。学者、外交使者、政治代理人、冒险家和旅行者对这个国家动荡的政治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英国的地名编纂者则报道了社会组织、部落结构、军事联盟和经济活动。这些作者是他们那个时代帝国竞争的参与者，因此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殖民事业。事实上，这些报告不仅反映了这些人的第一手经验，而且往往也反映了他们对该地区的深刻了解。十九世纪许多参与阿富汗事务的英国人不但开始学习波斯语，而且努力学习达里语和普什图语等多种语言，并频繁而流利地使用它们。这些人构成了南亚波斯教育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参与其中。
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认为掌握波斯语对印度文官体系的政治生涯非常有价值。亨利·乔治·罗蒂（Henry George Rorty）在1825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他是英属印度军官、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家。在21年的服役期间，罗蒂学会了普什图语、波斯语、印地语、古吉拉特语和马拉地语。他对普什图人的种族和传统进行了研究，还阅读了普什图语的手稿，并将其中一些带到伦敦，还将一些东方书籍翻译成英语。他这样描述关于普什图语：“关于普什图语的起源和根源的意见分歧不亚于关于普什图人的起源和血统的意见分歧。” [2]
著名的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William Jones）基于对普什图语的浓厚兴趣，帮助建立了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作为东方主义的基础科学。1788年，孟加拉亚洲学会开始出版一份杂志，最初名为《亚洲研究》，后来更名为《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其中收集了大量关于阿富汗的科学知识，从语言学到地质学、从地理学再到历史学，供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和欧洲的英国学者使用。1790年，琼斯在《亚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阿富汗人来自犹太人的后裔》的文章，琼斯认为，普什图语与希伯来语有关，这一立场为他关于后来被称为“印欧语言”的使用者之间的历史关系的理论提供了依据。[3]
第一位将普什图语从印度—伊朗语系与印地语分支联系起来的西方作家是罗伯特·利奇（Robert Leach）。1839年，利奇在《孟加拉亚洲协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阿富汗普什图语语法》，这实际上是西方关于普什图语语法的开创作品。在他的案例中，他在对普什图语和梵语的发音进行了比较后写道，从语言发音来看普什图语非常接近梵语，在语法结构上也几乎完全相同。[4]另一位东方学家希特·伯恩哈德·多恩（Johannes Albrecht Bernhard Dorn）在184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普什图语语法的长著。他明确指出，普什图语属于印日耳曼语。为了澄清普什图语与其他更古老的伊朗语言（如阿维斯陀语和巴列维语）的联系，多恩在1847年出版了第一本普什图语的词典，其中也包含了第一本普什图语—英语的长双语词汇表。[5]这也为阿富汗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普什图语终于进入了科学而系统的语言学领域。
1833年至1838年间，查尔斯·马森（Charles Manson）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探索阿富汗东南部的古遗址。在此期间，他勘察了喀布尔、贾拉拉巴德和瓦尔达克周边的百余处遗址，绘制了大量遗址图纸、地图、指南针读数、佛塔剖面图以及部分出土文物的草图。1841年，《阿丽安娜古迹》杂志上刊登了部分关键遗址的小插图，该资料还由《查尔斯·马森档案：大英图书馆及大英博物馆关于马森收藏的文件》在线补充。这些因素共同为对遗址考古记录的全面重建提供了手段。[6]
二、现代学术体系的奠基与展开：民族国家构建与国际合作的交织
20世纪初，随着阿富汗在阿曼努拉汗领导下实现国家独立并推行“第三大国战略”，其现代学术研究体系开始步入系统化与国际化轨道。这一进程和国家主权建构、民族身份塑造与地缘政治博弈紧密关联，不仅重塑了阿富汗对自身文明主体性的认知，也深刻改变了国际学界对其在欧亚文明史中地位的界定。
考古学研究是这一学术体系建立的先驱。1922年，作为文化外交的关键成果，阿富汗与法国合作成立“法国阿富汗考古代表团”（DAFA），标志着科学考古的开端。该团队对哈达、贝格拉姆、巴米扬及苏尔赫科塔尔等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哈达的希腊佛教雕塑与贝格拉姆汇聚东西方文物的“秘藏”，以实物证据确立了阿富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核心枢纽的地位，彻底扭转了其被视为“文明边缘”的既往认知。[7]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田野工作短暂中断，但阿富汗考古研究仍呈现多元国际参与的特征。美国学术力量的系统性介入尤为显著，其为阿富汗考古研究带来了新的焦点与方法。1949年，沃尔特·费尔塞维斯（Walter Fairservis）在坎大哈与锡斯坦开展史前调查，美国在阿富汗的考古工作由此展开。路易斯·杜普雷（Louis Dupré）自1950年代起深耕该国，其1959年在北部山麓的系统调查一次性记录了逾百处洞穴遗址与150余座古代丘址，极大扩展了考古认知空间。他于1972年出版的《阿富汗的史前研究》，整合多年成果，系统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晚期的文化发展序列，将阿富汗的人类活动史上溯至数万年前，奠定了其在欧亚史前研究中的重要地位。[8]
与此同时，法国考古代表团的工作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等机构的研究相互补充，共同勾勒出从史前至伊斯兰时代的文化连续谱系。更具转折意义的是本土学术机构的成长：1966年阿富汗考古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研究自主性的提升；此后，沙希比娅·莫斯塔曼迪（Sahibya Mostamandi）等本土学者主导的重要发掘项目，成功实现了国际学术规范与本地学术领导力的有机结合，推动了该国考古学从国际协作向本土主导的深刻转型。
与考古发现并行的，是本土历史与语言学研究的自觉觉醒，这一进程始终服务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1931年，纳迪尔·沙阿（Nader Shah）效仿法国创立“喀布尔文学协会”，以研究历史遗产、推广普什图语为核心使命，标志着国家力量系统性介入学术建设的开端。1940年协会改组为“普什图语协会”，1942年“阿富汗历史学会”成立，明确提出“编纂完整阿富汗史”的目标。本土学者阿里·艾哈迈德·库扎德（Ali Ahmad Kuzad）是学会的核心代表，他身兼博物馆馆长与学会会长，其三卷本《阿富汗史》用两卷篇幅梳理前伊斯兰时期文明，《阿利亚那》等著作则突出民族抗英叙事，用学术成果构建国族历史根基。
语言学领域经历了从西方开创到本土深化的过程。挪威学者乔治·摩根斯蒂恩（George Morgenstern）1924年起深入阿富汗，系统记录伊朗语支、努里斯坦语支等语言，称阿富汗为“语言学的乐园”，奠定了比较语言学基础。美国学者赫伯特·彭茨尔（Herbert Penzl）在20世纪40至50年代聚焦坎大哈方言，1955年出版的《普什图语语法》成为西方首部系统的普什图语语法著作，其对西方借词的分析更触及语言与社会变迁的关联。[9]另一位学者莫罕默德·阿拉姆·米然（Mohammed Alam Miran）1975年的研究剖析达里语使用者学习普什图语的难点，服务于语言教学实践。1977年《阿富汗社会语言学因素》则深入探讨多语环境下语言使用与国家建构的互动，将语言学研究纳入社会政治框架。[10]
外交史研究为理解阿富汗历史提供了国际视角。路德维希·阿达梅克（Ludwig W. Adamec）通过细致梳理，揭示了阿富汗在强权夹缝中的生存智慧。其《阿富汗，1900—1923：外交史》聚焦国家形成关键期，剖析统治者在英俄“大博弈”中通过结盟、平衡等策略维护主权的过程；《阿富汗至二十世纪中叶的外交事务》则展现冷战初期阿富汗的战略转型——将“缓冲国”的地缘劣势转化为外交资产，通过引入德、美等“第三股力量”，在英苏竞争中创造平衡，既保持自主又获取援助。这类研究使阿富汗成为国际关系经典案例，为中小国家外交战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11]
三、流散语境中的文化存续：移民文学与学术遗产的离散传承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仅引发了大规模难民潮，也深刻地改变了阿富汗文化与学术发展的轨迹。数百万难民涌入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其中知识分子、作家和学者的流亡，催生了独特的移民文学。同时，战前已取得长足发展的考古学等人文学科，其国际合作的遗产与学术成果在动荡年代以特殊方式得以保存。这段时期的文化生产与知识存续，共同构成了一幅在离散与断裂中维系民族认同与文明记忆的复杂图景。
现代阿富汗的双语（达里波斯语与普什图语）背景在此时期呈现出复杂张力。波斯语仍是阿富汗文学审美现代性的主要载体，但苏联入侵后，白沙瓦因聚集大量阿富汗难民成为早期移民文学的重要发源地，普什图语的推广与创作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早期定居于此的著名作家如扎尔迈·赫阿达马尔、哈比布拉·拉菲、阿西夫·萨米姆、萨迪库拉·里什廷（前喀布尔普什图学院院长），以及拉苏尔·阿明、苏莱曼·莱伊克等人，在从事个人创作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推广普什图语言与文学。由拉苏尔·阿明创立的“自由阿富汗作家联盟”，在美国亚洲基金会、德国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等国际机构支持下，出版了《苏菲黛》等杂志；普什图语报纸《团结》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报刊为流亡作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发表平台，大量刊载诗歌，短篇小说及宗教文章，甚至以连载形式发表小说，使白沙瓦在1980年代成为阿富汗境外一个活跃的文学中心。[12]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反映了战争与流亡的多元面向，学界对阿富汗移民文学的研究已形成多元视角。萨达特·米尔·希克马图拉（Sadat Mir Hikmatullah）对达里语难民作家苏丹扎德短篇小说的研究指出，其作品深刻触及战争导致的社会崩解、强迫移民引发的心理创伤、极端贫困下的犯罪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带来的压迫。同时，流亡群体内部的政治分野催生了特定的文学类型。[13]1979至1989年间，以白沙瓦为基地的“圣战文学”通过《阿富汗圣战》期刊得到广泛传播，哈比布拉·拉菲（Habibrah Rafi）等人是其重要撰稿人，文学成为反苏宣传的阵地。另一方面，以英语创作的散居作家，如哈立德·侯赛尼（Khaled Hosseini）则通过《追风筝的人》等作品将阿富汗的故事带向全球读者。其作品常呈现语言冲突、文化调适、自传色彩以及强烈的时空怀旧感，主题围绕战争恐怖、传统桎梏与人性悲剧展开。据统计，过去三十年在境外产生的阿富汗文学作品数量甚至超过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年国内的总和，大量阿拉伯语、波斯语和英语著作也被译成普什图语。
与1979年后阿富汗文学在流散中迸发的态势不同，苏联入侵及其后的长期战乱，对阿富汗本土的田野考古工作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中断。然而，得益于战前数十年所奠定的坚实学术基础与广泛的国际合作，其重要成果得以通过关键著作的形式在动荡年代固化与传承，保存了文明的学术火种。
阿富汗现代考古学在二战后逐渐摆脱了法国的主导，形成了意大利、德国、日本、美国及苏联等多国参与的多元化格局。1966年阿富汗考古研究所的成立是一个关键里程碑，它既吸引了更多国际合作，也推动了本土人才的培养。其中，1967年成立的阿苏联合考古代表团成果尤为显著：从加琳娜·普加琴科娃（Galina Pugachenkova）对赫拉特伊斯兰遗迹的调查，到伊琳娜·克鲁格利科娃（Irina Kruglikova）对巴尔赫附近贵霜城市德尔巴尔津的大规模发掘（1969-1977），直至她与维克多·萨里亚尼迪（Viktor Sarianidi）合作发掘的青铜时代达什利遗址（1969–1974），一系列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对阿富汗古代文明的认识。英国学者也于1972年在喀布尔建立了永久性的研究基地，并在坎大哈等地开展了重要工作。至此，考古学研究已从早期聚焦佛教时期，全面扩展至史前、前伊斯兰与伊斯兰各个历史阶段。[14]
尽管1979年后的战火使实地考察基本停滞，但战前学术活动的积累催生了两部奠基性著作。1978年首版的《阿富汗考古学》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全面介绍该国考古遗产的综合性著作。1982年出版的《阿富汗考古地名录》则系统编录了该国所有已知遗址并设立了标准编号，成为国际学界不可或缺的权威工具书。[15]这两部著作在物质遗产面临严重威胁的时代，起到了“纸上博物”的关键作用，为日后任何形式的重建保存了核心的知识体系。
四、当代社会的多维学术重构：性别、族群与宗教的批判性研究
近一个世纪以来，阿富汗社会历经深刻且多伴剧变的转型历程。这些变革在公民生活领域留下了复杂影响，既催生了新的社会张力，也激发了内生性的反思意识与学术自觉。近数十年来，新一代研究群体在历史、民族、文化、语言及习俗等研究领域开展了极具价值的学术探索。该群体以多元学科方法为支撑，致力于阐释阿富汗社会的内在复杂性，其研究突出本土视角与主体性建构，对既往占据主导地位、且常流于简化的西方叙事形成有力挑战，标志着阿富汗知识生产领域的重要转向。
在此学术自觉的宏观背景下，性别议题的探讨尤为关键，深刻揭示了传统伦理、社会改革与外部干预之间的激烈博弈。阿富汗现代史上两个关键时期——阿马努拉汗（Amanullah Khan）统治阶段（1919—1929）的激进现代化改革，以及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执政时期（1978—1992）的强制性社会革命——均曾尝试自上而下推动妇女地位变革，却皆因遭遇强大的传统阻力与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而受挫，甚至产生显著的反噬效应。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的崛起与统治，将性别隔离与压制政策推向极端，通过强制推行罩袍等着装规范，剥夺女性教育与就业权利等手段，系统性压缩了女性的公共空间与社会参与维度。
然而，阿富汗妇女的生存境遇远非“受害者”这一单一叙事所能概括。学者罗丝玛丽·斯凯恩（Rosemarie Skaine）通过实证研究，深入剖析了塔利班统治下女性的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政治；[16]埃拉赫·罗斯塔米·波维（Elaheh Rostami Povey）的研究则聚焦阿富汗女性在国内外场域中积极抵抗压迫、挑战刻板印象的主体能动性。[17]詹妮弗·希思（Jennifer Heath）与阿什拉夫·扎赫迪（Ashraf Zahedi）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当代阿富汗女性在健康保障、教育获取、经济参与及政治介入等领域持续进行着坚韧的实践。[18]这些研究共同指出，阿富汗妇女权利的真正发展，不仅需要突破本土父权结构的桎梏，更需要置于去殖民化的理论视野中，审慎审视西方干预与“拯救”话语的内在局限性，进而探索一条超越东方主义想象、植根本土文化脉络的性别平等路径。
与性别问题相互交织的，是长期困扰阿富汗社会的族群政治议题。从历史维度看，自杜兰尼王朝至共产主义时期，族群关系始终是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核心命题。20世纪90年代的内战与塔利班崛起，使得族群矛盾与地区权力争夺呈现空前激化态势。塔利班运动以普什图族裔为核心支撑，并推行高度集权的神权政治，其军事征服过程导致少数民族群体被严重边缘化，相关人权利遭受系统性侵害。后塔利班时代虽在形式上构建了更具代表性的政治框架，但族群和解与国家认同的实质性建构依然任重道远。
学者们已从多维视角对此展开深入剖析：穆萨维（S.A.Mousavi）通过梳理哈扎拉人的历史命运，揭示了民族主义话语如何将特定族群建构为“他者”的社会机制；[19]拉加夫·夏尔马（Raghav Sharma）系统探讨了1992—1996年间族群因素成为冲突政治决定性维度的具体过程；[20]罗伯特·汉利（Robert Hanley）则提出警示，尽管族群因素是理解阿富汗冲突的关键变量，但绝非唯一成因，需结合地理环境、历史积因、经济结构与社会分层等多重维度进行综合考量。[21]这些研究共同揭示，阿富汗的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最终依赖于超越狭隘族群认同、构建包容性公民身份的长期社会工程。
在塑造阿富汗社会面貌的诸种力量中，宗教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社会与政治资源。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的实践历来呈现多元形态，与多民族共生的社会结构形成呼应。进入现代社会后，宗教更成为各类政治力量进行社会动员与合法性论证的核心话语资源。无论是在塔利班政权的神权政体建构中，还是在其后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塑造中，宗教均被用作国家凝聚的工具；与此同时，其内部丰富的派别分野、思潮差异与实践形态，也常成为社会分歧与冲突的潜在源泉。
尽管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社会居于核心地位，但针对其的系统性学术研究长期处于薄弱状态。奈尔·格林（Nile Green）主编的《阿富汗的伊斯兰：从皈依到塔利班》一书，首次为该领域提供了兼具历史纵深与学术厚度的全景式考察，其基于多语种原始文献的研究方法，揭示了阿富汗伊斯兰教的复杂性与动态演进特征。[22]查尔斯·拉姆齐（Charles Ramsey）与埃里克·帕特森（Eric Patterson）则聚焦“宗教与国家”的核心关系，深入分析了塔利班政权思想资源的混杂性——其融合了普什图民族主义、萨拉菲派倾向与哈乃斐派传统等多重元素，并从政治神学视角反思了塔利班思想对现代主权理念与民主价值的排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23]
阿富汗研究的发展历程深刻反映出其始终受政治变动、地缘博弈与社会转型多重因素塑造的学科特质。从早期殖民探险者的记载，到民族国家推动下的系统性学术建设，再到战乱与流散中的文化存续与知识生产，该领域始终在断裂与延续、本土与外来、学术与政治的张力中演进。其研究范式亦从以语言学、考古学为主导的古典东方学，逐步拓展至涵盖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性别研究等多学科交叉的当代区域研究，形成了一条兼具深厚历史纵深与强烈现实关怀的学术脉络。
注释：
[1] Nazif Shahrani, Taliban and Taliba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Pohanyar Nasratullah Nasrat, Pohanyar Hejratullah Mobasher, “Opinions of Foreign Scholars on Pashto Language,” Randwick International of Education and Linguistics Science (RIELS) Journal, Vol. 3, No. 1, 2022, pp. 69-74.
[3] Pohanyar Nasratullah Nasrat, Pohanyar Hejratullah Mobasher, “Opinions of Foreign Scholars on Pashto Language,” Randwick International of Education and Linguistics Science (RIELS) Journal, Vol. 3, No. 1, 2022, pp. 69-74.
[4] Matteo De Chiara, “Earliest Pashto studies by Western scholars from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19th century,”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Vol. 45 No. 1, 2022, pp.73-133.
[5] Matteo De Chiara, “Earliest Pashto studies by Western scholars from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19th century,”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Vol. 45 No. 1, 2022, pp.73-133.
[6] Errington, Elizabeth, “MASSON, Charles,” Encyclopedia of Iran, 2004, https://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masson-charles/?highlight=Charles%20Masson
[7] Ball, Warwick, “EXCAVATIONS ii. In Afghanistan,” Encyclopedia of Iran, 2017, https://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excavations-ii/.
[8] Ball, Warwick, “EXCAVATIONS ii. In Afghanistan,” Encyclopedia of Iran, 2017, https://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excavations-ii/.
[9] Herbert Penzl, A grammar of Pashto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dialect of Kandahar, Afghanistan,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73.
[10] Mohammed Alam Miran, Major Problems of Dari Speakers in Mastering Pashto Morphology,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69.
[11] Richard M. Eaton, “Ludwig W. Adamec 1924–2019,” Review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3, Issue 1, 2019, pp.104–108.
[12] Muhammad Ali Dinakhel, “an analysis of the themes of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in the pashto literary works of afghan refugees from 1979 to 1989”, Khair Ul Aaummah, Vol.3, Issue 1, 2023, pp.1-19.
[13] Muhammad Ali Dinakhel, “An analysis of the themes of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in the pashto literary works of afghan refugees from 1979 to 1989”, Khair Ul Aaummah, Vol.3, Issue 1, 2023, pp.1-19.
[14] Ball, Warwick, “EXCAVATIONS ii. In Afghanistan,” Encyclopedia of Iran, 2017, https://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excavations-ii/.
[15] Warwick Ball, The archaeology of Afghanistan revisi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6] Rosemarie Skaine, The Women of Afghanistan Under the Taliban, McFarland & Company, 2011.
[17] Elaheh Rostami-Povey, Afghan Women: Identity and Invasion, Zed Books, 2007.
[18] Jennifer Heath, Ashraf Zahedi, Land of the Unconquerable: The Lives of Contemporary Afghan Wom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19] S. A. Mousavi, The Hazaras of Afghanistan, 1998, Routledge.
[20] Raghav Sharma, Nation, Ethnicity and the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Routledge, 2016.
[21] Robert Hanley, Thnic violence, impact on Afghanistan, U.S. Army War College, 2011.
[22] Nile Green, Afghanistan's Islam: From Conversion to the Taliba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23] Charles Ramsey, Eric Patterson, Religion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Houston Christian University, 2023.
国外经验 | 当代阿富汗研究的主要范式与经验
一、全球阿富汗研究的机构
阿富汗研究作为学术领域的机构化建设起步相对较晚，目前全球相关研究机构主要依托于两类主体：一类是高等院校，例如喀布尔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Afghanistan Center at Kabul University）、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的阿富汗与区域研究中心（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Omaha`s Center for Afghanistan and Regional Studies）以及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等；另一类则是由基金会或独立机构支持成立的研究所，如美国阿富汗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Afghanistan Studies）、阿富汗战略与区域研究所（The Afghanista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Regional Studies）以及阿富汗战略研究所（The Afgha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与伊朗研究等相邻国别领域相比，专门的阿富汗研究中心数量仍较为有限。自2021年塔利班重新执政以来，部分原驻喀布尔的研究机构因安全与政治环境变化而迁至欧美继续运作，其中美国凭借其地缘政治关切与研究资源投入，在当前阿富汗研究的学术产出中占据显著比重。
在学术发表平台方面，目前全球唯一以阿富汗直接命名的专业期刊是《阿富汗》（Afghanistan），由美国阿富汗研究所（AIAS）发行。该期刊致力于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涵盖历史、艺术、考古、宗教及社会科学等多领域议题。此外，阿富汗相关研究成果也常见于《中亚调查》（Central Asian Survey）、《亚洲比较政治学》（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及《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等区域性学术期刊。这些期刊虽非专门聚焦阿富汗，但持续收录涉及阿富汗政治、社会与文化的高质量论文，共同构成了该领域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一）美国阿富汗研究所
美国阿富汗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Afghanistan Studies, AIAS）成立于2003年，由杜克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约翰·F·理查兹倡议创立，旨在推动阿富汗历史、文化与社会的高水平学术研究，并促进阿富汗与美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作为独立的非营利组织，AIAS自创立之初即确立了支持学术研究与国际合作的核心使命。其首任会长由理查兹教授担任，直至其去世。协会的发展早期即获得美国海外研究中心理事会（CAORC）的关键支持，CAORC自1981年起长期致力于海外人文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在此协助下，AIAS于2004年在喀布尔设立了研究中心，成为美国在阿富汗建立的第一个学术机构。这一举措具有重要的象征与现实意义：在经历了1978年后学术衰退以及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乱与塔利班统治之后，阿富汗本土学术生态几近瘫痪；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阿富汗进入重建阶段，AIAS喀布尔中心的成立恰逢其时，成为国际学界参与阿富汗学术复兴的重要标志，也为后续的研究与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平台。
在学术方向与成果方面，AIAS通过多元举措推动阿富汗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该机构不仅资助全球学者开展研究，更注重培育阿富汗本土学术力量，例如在2009年协助成立阿富汗校友协会，构建起涵盖700多名各领域人才的独立网络，并依托此网络发起“喀布尔对话”项目，促进学者向政府、企业及公众传播研究成果。在国际层面，AIAS通过资助国际会议、支持出版及举办公开讲座，持续提升该领域的全球能见度。2017年，AIAS与阿富汗美国大学（AUAF）达成合作，将喀布尔中心迁至该校园区，并共同开展研究与教学项目。其学术活动涵盖广泛：开设普什图语、达里语在线课程；为学生提供阿富汗历史文化教育；在赫拉特与喀布尔组织国际艺术展。同年，AIAS创办学术期刊《阿富汗》，聚焦阿富汗及其周边区域的历史、艺术、考古、宗教等议题，强调跨学科对话，为全球学者提供了关键学术交流平台。这些系统性努力，使得AIAS在推动阿富汗知识生产、文化遗产保护与学术共同体重建方面发挥了持久而深入的作用。[1]
（二）喀布尔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
喀布尔大学阿富汗中心（Afghanistan Center at Kabul University, ACKU）的历史深深植根于国际学术界对阿富汗文化遗产的保护努力。其构想源于已故的著名阿富汗研究学者路易斯·杜普里及其夫人南希·哈奇·杜普里，最初孕育于阿富汗非政府组织资源与信息中心（ACBAR）的框架内。路易斯逝世后，南希持续推动这一愿景。2005年，应时任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邀请，南希将其在巴基斯坦保存的大量珍贵文献收藏护送回喀布尔。以此批核心馆藏为基础，在获得阿富汗政府资助后，该中心于2006年正式在喀布尔大学设立。2013年3月27日，由加尼总统亲自主持揭幕，ACKU作为大学内的永久性机构开启了新篇章，标志着其从一个重要项目转型为致力于国家知识重建的制度化平台。
该机构的研究方向与成果全面覆盖学术资源建设、研究能力培育与社会服务。其最显著的成就是建立了全球最大的阿富汗研究数字档案库。自2006年与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合作启动数字化项目以来，已实现超过170万页文献的数字化与全球开放获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基础资源。在推动本土研究方面，中心系统性地为阿富汗学者与学生提供方法论培训、研究设施支持，并开展移民问题等原创研究项目。同时，它积极搭建国际学术网络，例如2019年与美国阿富汗研究协会联合主办大型国际会议。在社会普及层面，ACKU通过编写本土语言书籍、在全国34省建立260个社区箱式图书馆网络，每年服务超150万读者，将学术资源转化为广泛的社会教育力量，完整践行其“通过信息共享建设国家”的使命。[2]
（三）阿富汗战略研究所
阿富汗战略研究所（The Afgha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ISS）成立于2012年10月，是一家独立的非营利研究机构，致力于通过科学与学术方法系统研究阿富汗面临的战略挑战。其创立与核心人物兰金·达德法尔·斯潘塔博士密不可分。斯潘塔博士拥有深厚的学术与政治背景，曾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担任政治学助理教授，并先后出任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外交部长及总统高级顾问。他的流亡经历、学术训练与从政实践，为研究所注入了独特的跨文化与跨领域视角。2021年阿富汗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后，为延续其独立学术使命，AISS将运营中心迁至英国，在萨塞克斯大学内设立了AISS-UK办事处。这一关键举措获得了该大学在后勤与学术上的支持，以及来自英格兰研究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从而确保了研究所在流散背景下得以存续，并维持其国际学术网络的活力。
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聚焦于一系列核心战略领域，旨在构建理性的政策讨论空间。其主要研究议题包括民主与国家建设、国家安全、可持续经济发展、区域合作，以及美国与阿富汗的战略关系。同时，AISS特别关注“伊斯兰文艺复兴”和“呼罗珊思想”等涉及文化认同与复兴的深层命题，并将赋能青年确立为贯穿所有研究的主线。在知识生产与传播方面，AISS重视本土化学术构建，出版了如《阿富汗民主：机遇与障碍》《阿富汗性别隔离》等一系列达里语学术著作，旨在影响和丰富阿富汗本土的公共论述。此外，研究所积极搭建国内外对话平台，例如曾主办以“赫拉特在政治中的历史地位”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并出版会议论文集，促进了历史与安全领域的专业交流。通过这些高质量、政策导向的研究、出版与会议活动，AISS在剧变的地区环境中始终保持了学术的连续性与影响力，发挥着连接阿富汗与国际学术界的知识枢纽与对话桥梁作用。[3]
（四）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10月，其诞生与发展深深植根于学校在中亚与区域研究领域的长期学术积淀。早在20世纪90年代，兰州大学便前瞻性地布局了相关研究领域，于1994年成立了中亚研究所，为阿富汗及周边区域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随着国家在2010年代初期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高度重视与战略部署，特别是2012年中亚研究所在教育部评估中获得持续性支持后，学校的相关研究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此背景下，旨在聚焦阿富汗及中南亚问题的专门研究中心应运而生。该中心自成立起发展迅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次年即成为“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标志着其完成了从学术平台到国内重要专业智库的跨越，确立了在中国阿富汗研究领域的核心地位。[4]
该中心的研究方向明确聚焦于阿富汗及中南亚地区的现实与战略议题，核心研究领域涵盖政治演变、外交关系、安全与反恐、社会发展与民生等维度，体现出强烈的问题导向与政策关切。在学术成果与智库功能方面，中心已形成一支包括长江学者在内的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产出了一系列高质量成果，其中包括主持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学术专著、发表大量核心期刊论文。尤为突出的是其政策服务能力：中心向中央及省部级部门提交的咨询报告已有十余份，其中多份在2023年获得采纳，直接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了学术支持与智力依据。此外，中心通过定期主办或参与高层次学术研讨会、进行权威媒体解读、编译动态信息等多种方式，积极发挥学术影响力与社会服务功能。立足国内领先的研究水平，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正持续致力于培养区域国别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并力争建设成为在国家安全与对外战略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校智库。[5]
二、阿富汗研究的知名学者
（一）路易斯·杜普里
路易斯·杜普里（Louis Dupree, 1925–1989）是美国著名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也是国际学界公认的阿富汗研究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二战期间曾服役于美国商船队及陆军第11空降师。战后他进入哈佛大学专攻亚洲考古学与民族学，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他受聘前往阿富汗参与考古调查，由此开启了终身的西南亚研究志业。自20世纪60年代起，杜普里与同为阿富汗研究专家的妻子南希·哈奇·杜普里（Nancy Hatch Dupree）长期驻留阿富汗，开展长达十余年的系统性实地调查，广泛收集文献与影像资料，深入考察当地社会与文化。1978年阿富汗政局剧变后，他曾遭短暂拘禁，随后被迫离境，返回美国以北卡罗来纳州为基地继续关注阿富汗局势，并多次前往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实地观察战事，甚至随阿富汗游击队深入边境。杜普里的生涯与阿富汗现代史紧密交织，直至1989年，他在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仅一个月后逝世。
在学术与专业领域，杜普里贡献卓著。他曾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西点军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及杜克大学等多所院校，并长期担任美国大学现场工作人员（AUFS）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事务专家，亦为美国国务院、联合国以及多个国家政府提供顾问服务。其研究涵盖考古学、民族学、历史与当代政治等诸多方面，其中最具开创性的成就是对阿富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他在巴尔赫省阿克库普鲁克村附近发现了两万余件上旧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并出土一件刻有人脸的小型石灰岩卵石，该作品被视为亚洲迄今最古老的可移动洞穴艺术之一。杜普里夫妇在田野工作中拍摄了超过5000张记录阿富汗社会、文化与遗产的高质量照片，后经加州大学洛杉矶图书馆“现代濒危档案项目”数字化，成为研究阿富汗近现代史的珍贵视觉档案。此外，通过杜克大学相关项目的支持，他们的私人藏品形成了“路易斯与南希·哈奇·杜普里伊斯兰内亚收藏”，收录约5000件聚焦阿富汗及中亚人类学、艺术与历史的文献。杜普里著述丰硕，代表作包括《阿富汗》（1973）、《阿富汗体质人类学》（1970）等专著，并在《美国人类学家》《中东杂志》等学术期刊及《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大众媒体发表文章200余篇，深刻影响了西方学界对阿富汗的认知与研究路径。[6]
（二）南希·哈奇·杜普里
南希·哈奇·杜普里（Nancy Hatch Dupree, 1927–2017）是一位毕生致力于阿富汗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被誉为“阿富汗之母”。她于1962年随时任美国外交官的第一任丈夫首次抵达喀布尔，并迅速被这片土地及其深厚的文化所吸引。不久后，她结识并嫁给了著名考古学家与文化历史学者路易斯·杜普里，两人在随后的十五年里共同走遍阿富汗各地，系统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奠定了她深厚的实地研究基础。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杜普里夫妇被迫离开；路易斯于1989年去世后，南希移居巴基斯坦白沙瓦，但她对阿富汗的关切与投入从未中断。在巴期间，她长期担任阿富汗救济机构协调组织资源信息中心主任，致力于收集和传播与人道援助及难民相关的资料，并推动向阿富汗境内村庄、公共图书馆以及巴基斯坦的难民学校输送阅读材料。尽管2001年后因安全局势未能立即返回，但她始终密切关注阿富汗重建进程，并于2005年重返喀布尔，与阿政府合作将其积累的珍贵文献收藏迁回国内，为建立喀布尔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奠定了实体基础。
南希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她系统性地记录了阿富汗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受阿富汗旅游组织委托，她自1960年代起撰写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旅行指南与历史著作，包括《巴米扬谷》（1963）、《喀布尔历史指南》（1965）、《赫拉特——图解指南》（1966）、《通往巴尔赫之路》（1967）、《阿富汗历史指南》（1970）及《阿富汗国家博物馆》（1974）等。这些作品覆盖了巴米扬、喀布尔、坎大哈、赫拉特等主要区域，不仅为游客提供了详细导引，更成为国际学界了解阿富汗文明的重要窗口，甚至启发了剧作家托尼·库什纳创作话剧《家园/喀布尔》。此外，自1989年起南希发表了超过250篇相关文章，持续推动学界与公众对阿富汗的关注。她最重要的学术遗产之一是建立了系统的文献收藏——截至1999年已汇集普什图语、达里语及多种欧洲语言资料共7739册，并以此为基础在喀布尔大学创立了阿富汗研究中心。该中心专用馆藏大楼于2012年竣工，耗资200万美元，如今已成为保存、研究及传播阿富汗文化遗产的核心机构，持续见证并延续着杜普里对这片土地毕生的挚爱与学术奉献。[7]
（三）艾哈迈德·阿里·科赫扎德
艾哈迈德·阿里·科赫扎德（Ahmad Ali Kohzad, 1907–2003）是阿富汗著名的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也是该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奠基性人物。他于1907年出生于喀布尔的钦达乌尔社区，曾就读于喀布尔首家法语高中埃斯蒂克拉尔，是其首批学生之一。早期接受的法语教育为其日后接触西方学术范式奠定了基础。1931年，科赫扎德入职国王宫出版部门“达鲁塔里尔·沙希”，后调任至意大利的阿富汗大使馆担任秘书。返回阿富汗后，他长期投身于文化遗产与学术事业，曾担任国家博物馆馆长，并作为阿富汗历史学会的创始主任履职长达19年。该学会在其引领下，将研究视野从传统的14世纪以降伊斯兰王朝史，大幅向前延伸至更古老的文明阶段。
科赫扎德被誉为首位系统揭示阿富汗伊斯兰化之前历史图景的学者，其学术贡献具有开创意义。他一生出版了70余部书籍与小册子，着重发掘并诠释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前伊斯兰宗教的历史成就，并深入研究了雅利安人、希腊—巴克特里亚人、贵霜人等古代文明在阿富汗的遗产。他的研究方法独具特色，融合了实地考古发掘、古钱币分析、铭文解读、古老的吠陀歌曲研究，以及对希腊与梵文文献的考证。此外，他也是系统研究阿富汗语言历史（包括波斯语和普什图语）的先驱之一，在其工作之前，普什图语的起源及其与伊朗语系的关联鲜为人知。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奈尔·格林所评价，科赫扎德“引入的新方法、范式与年代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阿富汗的历史书写”。他致力于运用考古资料来展现民族历史中的文明辉煌，构建出一种比传统王朝史更为广阔和深刻的民族叙事。通过一生的著述与机构领导工作，科赫扎德为阿富汗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后世学者开辟了道路。[8]
（四）托马斯·巴菲尔德
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 1945—）是波士顿大学人类学教授，并担任美国阿富汗研究所主席。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他便在阿富汗北部地区开展针对游牧民族的长期民族志田野调查，深入研究该国的法律、政治与社会结构，由此成为西方学界内少数真正深谙阿富汗事务的权威专家之一。巴菲尔德的早期学术积累体现于其一系列著作，如《阿富汗的中亚阿拉伯人》（1981年）、《危险的边境：游牧帝国与中国》（1989年）以及与同行合著的《阿富汗：土著住宅建筑图集》（1991年）。凭借深厚的区域研究功底，他于2007年获颁古根海姆奖学金，为其后续的标志性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持。
巴菲尔德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其代表作《阿富汗：文化与政治史》（2010年初版，2022年第二版）中。该书系统梳理了阿富汗自16世纪莫卧儿时期至21世纪初塔利班再度崛起之间的政治变迁，尤其注重分析权力结构与其合法性观念的演变。全书分为六章，依次探讨地理与人口基础、长期政治共同体的形成、19世纪英国干预的影响、20世纪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美国主导时期的政治动态，并对阿富汗的整体发展轨迹进行批判性反思。其中对1973—1978年达乌德执政时期的深入剖析，正得益于他早年在当地田野调查的一手经验。该书被广泛视为瓦尔坦·格里高利安《现代阿富汗的兴起》（1969年）与路易斯·杜普里《阿富汗》（1980年）之后的重要学术更新，填补了苏联占领、内战及塔利班统治时期的研究空白。巴菲尔德在书中力图超越外界对阿富汗的简单化叙事，强调理解该国的关键在于审视其权力观念与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变化，以及国家如何逐步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纳入政治进程。此外，他还主编了《人类学词典》（1997年），并于2023年出版《暗影帝国：另类帝国史》。总体而言，巴菲尔德通过人类学的视角与历史学的纵深，为英语世界提供了一部系统、连贯且具有解释力的阿富汗近现代政治史，在学术界与政策界均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9]
三、阿富汗研究的学术演进与当代挑战
阿富汗现代学术研究源起于二十世纪初的国家独立与文化自觉时期。这场萌芽期的知识运动，旨在构建民族文化主体性，并尝试与现代世界展开文明对话。早期学者在历史、语言学与人类学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工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初步的文献与方法论基础。然而，接踵而至的数十年战乱与动荡——从苏联入侵、内战到塔利班的统治——对本土学术生态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高等教育机构几近瘫痪，学术传承出现断层，导致有组织的学术发展长期陷于停滞。
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后，随着国际援助与关注度的空前提升，阿富汗研究进入了以英文出版物激增为标志的“数量爆炸”阶段。据统计，相关出版物在不到二十年间增长了近八倍。然而，数量的飙升并未同步带来质量的普遍跃升。大量研究集中于冲突、安全、恐怖主义与战后重建等热点政策议题，多服务于短期分析需求，往往依赖有限的二手资料与精英访谈，缺乏深入的长期田野调查或系统的档案挖掘，导致其学术贡献与理论深度受限。真正能够穿透事件表层、触及社会结构与文化逻辑的坚实研究，其共性在于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普什图语、达里语等在地语言能力，并能进行浸入式的实地工作或对多语种地方文献进行细致辨析。[10]
在此背景下，当前该领域呈现出依据研究议题与方法产生的“内外分野”。一方面，关于国际军事干预、大国地缘博弈、宏观经济评估等技术性或宏观战略议题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可不完全依赖深入的在地知识网络。另一方面，任何触及阿富汗社会内在肌理与运行逻辑的核心议题——如复杂的族群与宗教认同建构、非正式的地方权力网络、农牧民生计策略、移民动因及性别关系的微观政治等——则必须仰赖本土语言技能、在地视野与文化敏感性。缺乏此种根基的研究，极易陷入套用西方理论框架的误区，或生产出基于表层现象的外部叙事，难以把握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
阿富汗研究正面临多重交织的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深刻制约着知识生产的深度与自主性。其一，安全环境与人力资源困境：持续的安全风险不仅长期阻碍实地调研，使许多区域成为学术禁区，也加剧了本土高素质研究人才的外流与代际断层，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其二，数据系统的系统性缺失：自1979年以来，阿富汗未曾进行可信的全国人口普查，各级政府缺乏数据记录、管理与公开的现代机制，研究者常被迫依赖国际机构的估算或过时数据，严重制约了研究的实证基础。其三，学术基础设施的历史性薄弱：本土科研机构在专业资料库、同行评议期刊、可持续国内资金及平等国际交流平台等方面存在巨大缺口，学术生态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脆弱。其四，研究伦理与社区信任赤字：长期的冲突创伤使民间社会，尤其是边缘群体，对外部研究者抱有深刻戒备，增加了获取真实信息的难度，并对知情同意、利益反馈等伦理规范提出了极高要求。其五，根本性的学术依赖与话语权失衡：该领域长期由国际项目资金驱动，研究议程常优先回应西方资助方的战略关切，导致本土学者与机构多在价值链中承担数据收集等“外包”角色，而在核心的议题设置、理论构建与知识阐释方面处于边缘，严重抑制了基于本土经验的原创性理论生产。[11]
阿富汗研究的未来发展，关键在于构建一种平等互惠、真正尊重地方知识主体性的国际合作生态。本土研究力量的系统性成长——例如喀布尔大学阿富汗中心在数字化存档与本土知识生产方面的持续努力——对从内部理解社会复杂性、纠正外部单一叙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未来该领域的发展将呈现几个关键趋势：在塔利班重新执政与国际力量局部退场的背景下，本土学术机构及流散学者群体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其内部视角有助于重塑学术话语的平衡；同时，数字人文与档案数字化将成为文化遗产保存与学术资源共享的核心方向，为动荡环境中的学术记忆延续提供技术支持；此外，研究议题正日益转向微观日常与社会史视角，更多关注普通人在冲突与变迁中的实践、地方性知识及非正式治理机制，从而超越宏观政治叙事，揭示阿富汗社会更为复杂动态的真实图景。最终，推动以长期能力建设为核心、兼具学术严谨性、伦理敏感性与地方需求的研究伙伴关系，将是该领域超越短期政策分析、实现知识质性飞跃并为全球社会科学贡献独特理论洞察的必由之路。
注释：
[1] Thomas Barfield. “Introduction: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fghanistan Studies,” Afghanistan, Vol.1, Issue 1, 2018, pp.1-3.
[2] د افغانستان د معلوماتو مرکز(ACKU): د افغانستان د معلوماتو مرکز(ACKU) | Kabul University
[3] About AISS: https://aissonline.org/en/about-aiss
[4] 兰州大学阿富汗中心简介：https://www.daowen.com/lilun/1074393.html, 2025.
[5]【学人历程】从小镇到世界——记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 https://zgy.lzu.edu.cn/info/1051/3754.htm, 2021.
[6] Edwards, David B: “DUPREE, LOUIS”,2017, https://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dupree-louis/.
[7] Mellissa Fung: “The Grandmother of Afghanistan: Nancy Hatch Dupree”, 2013, https://pulitzercenter.org/stories/grandmother-afghanistan-nancy-hatch-dupree.
[8] Nilly Kohzad: “My Grandfather, My Hero: Remembering The Historian Ahmad”Ali Kohzad,2020. https://southasiajournal.net/my-grandfather-my-hero-remembering-the-historian-ahmad-ali-kohzad.
[9] Thomas Barfield: https://www.bu.edu/anthrop/profile/thomas-barfield/
[10] Christian Bleuer: The State of Research on Afghanistan: Too many poor quality publications and some real gems, 2024, https://www.afghanistan-analysts.org/en/reports/context-culture/the-state-of-research-on-afghanistan-too-many-poor-quality-publications-and-some-real-gems/.
[11] Parwez Besmel, Frederic Solop, “Research in Afghanistan: Innovative Strategies for Overcoming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10, No.3, 2016, pp. 2123-2131.
（主编：王逸舟 / 本期特邀责编：刘国庆 曾传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