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北欧和平理念的缘起、当代实践、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展望。北欧和平根植于中世纪公民议事会传统与宪章对王权的限制，启蒙运动中温和的协商文化进一步塑造了社会妥协与互信机制。其后，北欧地区通过非暴力解决争端建立起集体认同，成为世界上最和平的区域。冷战时期， 北欧国家通过“北欧平衡”维持地区稳定，并通过和平研究、国际调解及人道援助树立“道德权威”形象。冷战后，安全环境变化促使北欧国家调整政策，深度参与北约军事行动，传统中立理念弱化，和平内涵转向“以武促和”。当前，北欧和平面临身份重构、哲学反思缺失及地缘压力等挑战，未来，北欧和平的对外实践可能介于强化防务合作与兼顾和平使命之间。
【关键词】温和启蒙；妥协互信；北欧和平实践；中立迷思
【作者简介】彭世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和平是一种稀缺品，但在北欧国家，和平的理念是国家、地区认同，以及外交政策的主题，针对北欧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也无法绕开对北欧和平的专门讨论。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北欧国家对外政策的急转使其遭受更多的批评，北欧和平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北欧地区的和平理念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深刻演变：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实现了由惨烈战争走向深度和平的根本转变，区域内各国不再互相交战并尝试开启一体化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奠定了“北欧和平”的共同意识。冷战时期，北欧各国采取不同的安全策略，但整体被视为“欧洲的静寂角落”，保持远离超级大国对峙的和平格局。此后，北欧国家积极投身全球事务，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与和平调解、支持发展援助等方式输出和平理念。进入 21 世纪，北欧甚至将“和平”定义为对外宣传的核心品牌。 然而，俄乌冲突和北欧和平内核转变等新挑战正在重塑北欧和平形象。本文尝试讨论北欧和平理念的历史根源与发展脉络，分析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的转型，并探讨北欧和平实践及其面临的挑战，最后展望该理念的未来走向。
一、温柔地绽放——北欧和平理念溯源
从地理划分来看，北欧地区是横跨北部欧洲和北大西洋的一个地理区域，北欧国家(Nordic countries)则是指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这五个主权国家。广义上的北欧国家除了上述五国，还包括了法罗群岛、奥兰群岛和格陵兰岛这三个自治领。而文献中经常提及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n Peninsula) 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时则被误解为北欧国家的同义词，并互相替换使用。实际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 国家指代的只是北欧地域中的一个次区域，狭义上仅仅是指丹麦、挪威和瑞典三个国家，是北欧国家的子集，斯堪的纳维亚这一概念更恰当的用法是用来代指和强调北欧文化的独特性。在种族和文化意义上，斯堪的纳维亚指的是“居住在危险的岛屿上说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人”，其种族主要是由北日耳曼语言群体“北方人”(Norseman)的后裔构成，经过试图一体化北欧国家的“斯堪的纳维亚运动”而成为北欧人民的共同遗产与文明印记。现今的 斯堪的纳维亚已经囊括了移民北欧或被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所同化的群体，如冰岛、芬兰和法罗群岛。从语言上看，丹麦语、挪威语和瑞典语已然形成一个斯堪 的纳维亚语言连续体并可以互相理解，法罗语和冰岛语被称为岛屿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被前者所理解，芬兰语尽管与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相距较远，但其仍然将瑞典语作为两种官方语言之一。从群体身份来看，斯堪的纳维亚已然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它们具有极为相似的文化属性，并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等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一致性：都是人口较少却高度发达的中小国家，有着相似的“超越左与右”的政治制度，都是奉行“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并保持着极高的生活水平，也都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民主传统以及高度同质化的宗教等。斯堪的纳维亚因而成为北欧国家共同的文化符号。
既有文献总结了北欧国家的独特之处：北欧形象是指比欧洲更好，更和平、 更加非军事化、更加乐于合作，以及具有良好的民主传统等。文献中对北欧和平的理解，通常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堪的纳维亚被视为民主和平岛，如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中间充当促进沟通的桥梁，以及促进南北方的沟通与协作。当然，北欧和平的演进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北欧早期的传统与现今采取的制度不能视为一脉相承，但早期传统又的的确确为此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这就需要将北欧和平的根源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即北欧国家独特道路(Nordic Sonderweg)。
(一) 早期和平妥协政治传统的建立
和平妥协的政治传统是北欧人身上古老的印记。尽管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海盗时期的有限研究并不能够回答所有问题，比如早期人民多大程度上能够独立参与社会管理，参与的过程有多大的公平性，又是否形成了体系化的早期民主观念等，但能够确定的是，在第一个千年前后，北欧社会就出现了协商与法制的融合，酋长和自由民能够聚集在当地的会议(Thing)参加议事。从早期的权力关系诞生开始，权力的妥协就存在于北欧社会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公民议事会中群众参与和限制君权的传统。9世纪时，源自海盗时期的议事会作为最古老的北欧政治制度之一，已由最早的露天会议转变为在固定的时间和场所活动，并承载着仲裁争端、惩罚犯人、选取或罢黜领袖以及“立法”等功能，“立法”功能既包括对习惯法的阐述，也包括制定新的“法律”。那时还不存在投票这一工具形式， 有权参与议事会的自由民通过欢呼、挥舞武器等方式表示赞许，用咕哝和沉默来表示反对。
在中世纪(13—17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公民议事会是北欧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这一段时间里，北欧的国王不是世袭而是由议事会产生。在丹麦，国王由地区一级的议事会推选; 瑞典的国王由中心地区议事会选出而后在各个地区级议事会加以确认，瑞典人可以通过公民会议废黜国王; 挪威国王由专门负责选举的议事会部门产生。国王的权威是与公民议事会权力妥协的产物，他因被认可的神裔血统(如奥丁神)而被认为更有资格成为人民的榜样，在海盗动乱和大迁移的时期作为人民与天神之间的纽带领导人民。国王的权力不是无限的， 公民议事会将国王的权力塑造为神圣的祖先或神明的赋予，但也用“法律”约束着国王，国王拥有倡议立法和监督审判的权力，但最终的结果仍然由公民议事会决定，如果国王僭越合法权限，臣民有权造反。无论早期传统与如今有多大程度关联，从已知的时代至中世纪之前，公民议事会自始至终是一块基石，它确保了人们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性和公正性，更重要的是确保了统治者要通过签订契约受到被统治者的制约，否则将失去既有权力。基督教化之后，在中央集权王国统治(至 14 世纪中叶)下的北欧社会，其特点仍是加强法治、基督教理念及理想。
妥协的传统同样体现在北欧宪章的产生过程。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多数西欧国家成为完全的君主国，北欧国家的君主制和社会力量也产生了变化，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北欧的中世纪是对“民主”的偏离: 公民议事会退出历史舞台，君主试图通过建立世袭制巩固君权，以及绝大多数的海盗时代的享有较高政治和经济平等的自由民，由于中世纪依附和不平等的关系沦为佃农。但强大统治者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斗争与对立，欧洲大陆的君主观念虽然影响到了北欧国家，但议事的古老观念却传承了下来。公民议事会逐渐消失后，新的等级制议会和政务院产生，参政群体除却一部分农民之外还加入了贵族与神职人员，在国王权力增加的同时也面临崛起的教会与贵族的直接挑战。新产生的政治团体延续了使用契约限制国王的传统，扩大和明确了契约的内容并书写成文件，自此，对北欧各国宪法发展起到重大影响的宪章(Charters)产生。北欧宪章对国王的约束内容十分广泛，既限制了国王的司法权力，还通过了有节制的税收制度，即没有贵族与平民的许可国王不得征收新税。以官方条例的形式允许反对派的存在也是宪章的特点，内容包括禁止国王压制反对派发声，并禁止对反对派的非法侵犯行为等。由此看来，传统的观念仍然影响着中世纪时期北欧国家的权力关系，国王想 要行使自己的权力，就必须要对古老的体制以及有力的对手妥协。因此，“君主的意志即国家的意志”这种罗马人的观念在北欧国家从来没有真正形成和被接受，特别是在瑞典，绝对的君主专制从来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土壤。
从古代社会到中世纪，和平妥协的传统在历史涤荡中保留了下来，这种传统是重要的，它确保了“北欧的政体——甚至君主政体出现之后——比世界其他地 方实行着更广泛的参政”。宪章不仅限制了王权，还以书面文件的形式确定了议会的权力，以及涉及一系列解决社会纠纷的办法，当北欧国家现代宪法产生的时候，都会发现古老宪章中的身影。对“法”和广泛参政的坚持与对权力的限制，构成了北欧社会中一种妥协的政治文化，其不仅保证了社会的规则与权力的自我 限制，也确保了对待冲突时的较为温和的态度。这种温和的态度不仅让国王在妥 协中签订法令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也让北欧三国分别在 1849 年(丹麦)、 1866年(瑞典)和 1884 年(挪威)和平地终结了君主专制，避免了大规模的武 装冲突，近代以来欧洲大陆典型的暴力革命与社会动荡在北欧国家都没有出现。在中世纪后期北欧走向现代化的独特发展道路中，基于和平妥协这一传统的烙印，一种互信的政治文化、平等主义以及独具北欧特色的政治传统得以建立。
(二) 温和的启蒙过程
通过温和启蒙运动建立起妥协互信、平等的“人民之家”(Folkhem)的独特理念，孕育出北欧温和的抗议过程、北欧对“民主”文化的独特理解，以及不断修正着自由与平等之间进展关系的能力。温和的启蒙过程是北欧和平的重要源泉， 让北欧国家更倾向于温和的手段处置社会矛盾，使其几乎在每一次社会冲突锐化时都能够实现温和过渡。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北欧诸国中的一些过程是独有 的，可被视作“北欧国家的独特魅力”，体现在对政治对手的信任，对公平高效 的法律建制和程序的信任，对少数派与选举失败者的关切。这是一种对和平妥协、 共担风险和互相团结的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在现代北欧社会随处可见，如 20 世纪 30 年代产生的跨越阶级的“红—绿联盟”、政治广泛参与的北欧民主观念、 跨党派的观念认同并且不同党派都代表了广泛的社会成分、慷慨的福利制度与公众关怀等。与欧洲大陆广泛存在的现象不同的是，北欧国家推动早期启蒙思想的社会力量是上层的教士、开明官员和底层民众，而非城镇资产阶级。其中，开明官员、神职人员和广大农民构成了推动北欧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基础，带来相对平稳的变革和过渡。在启蒙思潮的兴起和之后的人民运动中，平等主义产生，它不仅缓解了北欧社会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也进一步巩固了温和互信的文化。
北欧启蒙运动(田园启蒙)指的是以一批务实的教士引导，以广大农民为发展对象和主体，目的是反抗 18 世纪兴起的源于德国的宗教虔敬主义的独特现代化过程。启蒙运动也拉开了北欧崇尚务实、经验主义的序幕，科学的社会学和进 步的政治信仰也成为追求对象。起先，宗教虔敬主义禁止世俗力量举办集会， 强制人们阅读宗教典籍并进行教理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教士具有知识和能 力引领变革，并在不产生宗教对立的基础上领导和制定一场启蒙运动。源于妥协和限制王权的传统，17 世纪的北欧国家便成立了高效的国家机构，建立培训学校并培养了一批实用主义倾向、专业知识丰富并具有宗教背景的国家官员和教 士，也正是这些官员和教士的一部分，在 18 世纪中期领导了自上而下的“开民智”(folkeopplysnying)的运动。这些教士捍卫质疑与分歧和自由研究的重要性， 主张培养人民自身的思考能力和论辩技巧，坚持一种开明的君主专制，捍卫妇女权利等，并与底层民众结合，针对既有的官方掌控的领域创办替代性公共领域， 如针对农民开办的民办学校、论辩馆和研究机构等。替代性公共领域的发展为政治改革培养了德才兼备的大众群体，除了讨论选举权的问题，还广泛涉及许多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原则和元素:如文化与宗教的关系、妇女权益，以及穷苦人民的福利问题等。
农民在启蒙运动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北欧人对其社会内在张力的妥善处置，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成为北欧和平形成过程的重要载体。在启蒙过程中，农民作为非乌托邦式的实用主义理性人物，成为妥善结合平等与自由的象征。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自由和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比在其他地方更 成功地遏制，成功避免了由任何一端占主导地位而引发的暴力变革。北欧农民的浪漫主义形象不是与现实世界无关的意象，而是经济和政治进程中日益活跃的参与者，是一群有着丰富的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不断寻求政治和经济权利的重要行为体。在欧洲其他地区，农民是一个更具乌托邦色彩的人物，具有从属于封建秩序的内涵，最终从政治进程中相对走向落幕。在北欧，由于工业化的姗姗来迟， 从启蒙运动走来的北欧农民有着更广泛的参与公共活动的基础和经验，以及较高 文明水平和沟通能力，他们与城镇的中下层和激进知识分子形成了联盟，对地区学校、大学和军事院校的保守教育提出挑战。在温和启蒙过程中，丹麦教士科隆威(N.S.F.Grundtvig)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主张将教育作为一种自我解放的工具交给农民，协助农民建立生产合作社并进行农民政党的改革。科隆威行 动由此在北欧国家蔓延开来，信奉科隆威的左翼自由党也在 20 世纪初正式进入 内阁主导宗教、教育和社会改革。诚然，国家官员与资产阶级起初对农民的文化和政治成熟程度产生过怀疑，但这种怀疑从未在北欧历史上导致替代性的资产阶级教育的出现，农民始终是教育的终极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北欧启蒙运动没有出现对旧体制的尖锐批判，没有出现反宗教的雅各宾派，也没有出现亢奋的政治浪漫主义，相反，这种变革兼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动力，开明国家官员、神职人员和农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农民成为有知识的、“讲理的人”。最终，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民主党在北欧国家获得全面胜利，此间，瑞典社民党被保守党对于“人民之家”的畅想和概念建构所吸引，以家园为修辞的理念在北欧国家传播开来：国家的建立是一个需要全民参与政治工作、承担责任的过程，这个国家应该成为全民的家园，社会应当组织成一个家庭。
当然，启蒙过程中并非没有抗议和暴力，但北欧和平在启蒙运动中的形成要在“做出让步的保守上层”以及“文明的抗议者”的互动中理解。在社会走向分裂还是妥协的选择中，北欧国家的保守势力选择了后者，其一是因为北欧保守势力从来没有真正强大过，其二是因为在启蒙思潮和人民运动中农民所内化的新教伦理和实用技能。民众运动的领导人行为举止文明，言语充满理性，这为国家官员与民众运动领袖之间的互动带来缓和的基础。在北欧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贵族和官员起码可以相信的一件事是，在移交权力后不会有过于剧烈和恶劣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和国家身上，这种信任为权力的和平交接、民主的良好运转构筑重要的政治文化前提。
最终，在启蒙思潮和人民运动中产生的北欧民主观念为北欧和平提供了保障，不断修正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平等和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北欧民主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是一种妥协与合作的文化现象，其含义是普通人与政治家之间的 距离很小，并且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应当平等且具有共同信仰。“民主”这个词在北欧国家往往有“人民自治”的意涵，从传统来看，政治活动不仅仅限于会议和政府的活动，民间的公共生活是发挥人民自治的更恰当的舞台，单单强调议会和政府间的民主有分裂人民和社会的可能，所以北欧民主的思想并不仅仅与政治权利紧密相连，更是指要拥有独立于“庙堂”的自我修为，这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民主观念根植于传统，经由启蒙思潮和人民运动被进一步放大。由此诞生的北欧浪漫个人主义建立在每一个由农民和工人建立的自治社区之上，强调集体认同之上的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身份在这里是一个相互认同的基准，在此之上，个人在与群体冲突的相互妥协中寻求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法。这一过程中和了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社会竞争和经济自由化产生的社会分化。尽管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北欧开始流行一种自由主义，但这从来就不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以国家和社会为导向的。同时，国家导向也并不意味着走向压制和奴役，历史上北欧社会曾出现“纳粹主义是朋友还是敌人”的辩论，因为民间团体的亲和力存在将北欧国家导向极端右翼的可能，但最终的结果是北欧人坚持认为德国是一个强迫和服从的民族，而北欧国家具有的自由文化和历史特征不允许他们向纳粹的一方转变。
二、北欧地区的和平构建与集体认同
“在纽约和莫斯科之间有一个北欧地区，这里的人们创造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形式，这些形式并不是一方或另一方采用的，而是以和谐的方式从自己的人群中发展而来的，正是在民间社区中发展起来的力量和智慧，使一个民族产生了自我认同的感觉。”当今的北欧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认为会对彼此怀有敌意，他们之间的合作也已成为北欧各国人民生存的重要部分。从试图将北欧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瑞典、丹麦、挪威三国的中立联合声明以及外交一致，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活跃在国际社会，北欧已经成为一个以友谊和信任为标志的集体，其特征是高度的社会相似、紧密的社会结合和充分的相互信任。“北欧模式代表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如独特的社会模式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等。”尽管冷战结束后北欧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但北欧国家之间的跨文化流动、贸易和全面合作程度仍然很高，更重要的是它们重启了紧密的防务和外交政策合作。
(一) 北欧地区和平的起源
1397—1523年的卡尔玛联盟(Kalmar Union)虽然将三个北欧国家联合到了一起，但这并没有开启北欧地区的和平，因为北欧国家在此之后就开启了长达 300 年的对抗与争夺，一方是丹麦(及挪威—冰岛)，另一方是瑞典(及芬兰)， 拿破仑战争更是激起了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这两个北方势力的霸权争夺与转换。但卡尔玛联盟对北欧地区和平的形成仍然是重要的，其成就在于北欧国家第一次尝试走向联合并防止北欧地区的日耳曼化。
北欧一体化合作的正式尝试是19 世纪 40 年代兴起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各国的学术界人士被德国与意大利争取民族团结的思想所影响，试图将拥有极高相似度的北欧国家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盟甚至一个单一的王室。这种尝试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因瑞典—挪威未在丹麦抗击普鲁士—奥地利入侵时给予援助而宣告失败，但“斯堪的纳维亚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并需要团结一致”的思想却在北欧社会中沿袭下来，为以后所作的一体化努力奠定了基础，也从观念上激活了“北欧”集体认同。19 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经由北欧合作倡导者的努力，北欧各国在广泛的领域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一系列低政治领域的合作接踵而至:北欧合作和北欧团结的思想深入学校的教育，经济上开始了建立北欧货币联盟的尝试， 邮政部门开始进行跨国家的交流，北欧各国就外交政策也展开初步合作。尤其是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北欧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诸多领域中的组织、协会或机构(如公共图书馆、受政府拨款的文化机构、卫生部门、统计机构甚至立法机构的下属部门等)以不同方式与其他北欧国家相应组织进行合作，各国数以百计的地方协会组成紧密联系的友好网络，公民通过日常的社会生活便可以推动北欧合作。各组织、协会机构间数不清的跨国界的联系为政府一级的北欧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这种合作形式是其他国际合作或国家间合作无法比拟的。
(二) 北欧地区和平的形成
北欧地区和平的进程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北欧内部军事冲突基本停止，此后北欧诸国之间未再发生直接战争。尽管在 19 世纪 末和 20 世纪初北欧国家间仍存在领土争端——如 1905 年挪威独立，1918 年冰岛独立以及瑞典和芬兰的奥兰群岛“特殊地位”问题、丹麦和挪威的东格陵兰岛主权争议——却最终都通过非暴力和仲裁等形式予以解决，从而成功避免了北欧 区域内的武装冲突。随着一次次通过和平手段化解潜在的冲突，“和平解决争端” 的理念在北欧内部逐渐得到强化，最初脆弱的“消极和平”逐步转变为稳固的“积极和平”。消极和平是指北欧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乱，而积极和平是指北欧社会在历史上多次尝试建立统一的社群，以及按照北欧人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准 则及行为方式解决问题，达成共同的和平。北欧国家间的信任和克制不仅削弱了 战争的可能性，更进一步形成了互相承认的共有价值体系，19 世纪由社会精英 提出的“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仍延续至今，以至于当今北欧国家之间发生武装 冲突已被视为不可想象。
从地区安全的视角来看，影响北欧和平形成的一个重要事件是 1864 年的历史转折，丹麦与普鲁士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爆发战争，因瑞典最终没有出兵援助丹麦，从而使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政治统一的理想破灭。然而，这种政治 军事联盟的破灭反而在客观上消除了围绕主权和防务议题的争斗，促使“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运动转向文化领域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1864 年并不代表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终结，更多的是该运动从政治导向往更实用导向的调整， 斯堪的纳维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奠基时期。这一历史进程印证了和平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是传统军事、安全议题被边缘化的结果。换言之，19 世纪中后期北欧地区的地缘结构巨变为北欧地区的和平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前文所述的北欧启蒙的发展所带来的民族觉醒和民主思想兴起，使 19 世纪后期北欧国家将以 往的战争视为君主和精英的利益之争，而非“人民”的战争，从而在社会心理上 与过去的冲突划清界限。“和平”逐渐被赋予人民性的内涵，成为新的时代北欧人身份的一部分。
20 世纪初，地区和平愈发成为北欧国家共有认同的重要元素。例如，挪威在 1905 年独立后的最初年代里，即塑造出“和平国家”(Fredsnasjon)的形象，将热爱和平视为民族性格的核心特征。也正如挪威诗人比昂斯滕·比昂松(Bjørnstjerne Bjørnson)所倡导的:“应当摒弃传统将外交等同于权力政治的观念， 要强调道义立场。”瑞典自 19 世纪始开始奉行中立政策，强调置身强权纷争之外，以和平中立彰显国家身份。丹麦在第二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战败 后也基本远离军事斗争，专注内部发展并以小国自居。芬兰的情况略为特殊，其于 1917 年正式宣布脱离俄国独立，经历了内战和两次与苏联的战争且一度出现 扩张的民族主义思潮，但到1935年芬兰已转而靠拢斯堪的纳维亚邻国，宣布奉行“斯堪的纳维亚中立”政策。尽管此举未能阻止苏芬冲突的爆发，但它昭示 出在芬兰决策者眼中，“斯堪的纳维亚”已然是中立与和平的避风港，是逃离欧陆大战威胁的一条出路。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北欧”(Norden)作为一个和平区域的观念已相当普及——和平不仅是每个国家认同的重要部分，也是区域共同体认知的基础。
(三) 集体身份使地区和平长久建立
在 1905 年挪威独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欧”这一集体身份有了实质性发展。在制度建设方面，1952 年成立的北欧理事会(Nordic Council) 体现了北欧合作的软性制度特征，尤其是在北欧国家的早期合作中，使用条约和协定是十分有限的，北欧理事会作为一个议事和咨询机构，却能对各国政府产生影响，妥协与互信的传统逐渐在区域互动中发挥作用。北欧合作的主要成就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除了建立了护照联盟、北欧邮政联盟、电信联盟、联合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公约，还在不同具体领域逐渐尝试建立起北欧国家的协调一致：在经济领域，1948 年试图筹建五国之间的对内免除关税、对外实行共同关税的北欧共同市场；在司法领域，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引渡本国公民和提供证 据，以及执行另一国家做出的判决；在社会领域，一个不居住在本国而侨居在另 一个北欧国家的斯堪的纳维亚公民基本上享有所居住国公民同等的社会权益；在文化领域，公共图书馆使共同利用各国图书资源成为可能，共同出版斯堪的纳维 亚的学术和科学刊物让北欧以一个整体对外展现自己的文明成果；传媒行业在建 构北欧集体身份中也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新闻和广播的重要任务是在整个地区 传播五国的文化价值，以及向外界提供有关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信息，大多数北欧人只要稍作努力便可阅读丹麦语、挪威语和瑞典语的作品。似乎可以做一个公平的总结:北欧“可能被视为未完成的国家建设的遗迹”，在欧洲尝试用制度化 走向一体化之前，北欧国家已经通过建构集体身份对此进行了尝试。北欧国家的官员、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历史关系，通过语言、地理和历史形成的特殊纽带让人们能够寻求和感受到一种集体的存在，“集体”也是对他者在无意识中自然产 生的信任，这种信任让彼此试图促进对方的价值观和利益。在情感认同和合作互信的共同作用下，北欧成为一个以友好和信任为标志的集体，带来整个地区的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欧国家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出现在国际社会，在某些领域北欧国家的友谊被塑造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比如北欧集体身份在申 根谈判过程中的强烈激活，体现了超越团体身份的集体利益。当德国在 1994 年 因非法移民问题要进行边境管制时，如果丹麦选择参加申根合作就可以免受德国乃至欧洲的边境管制，但这将涉及非欧盟国家的挪威和冰岛在北欧内部的人员自 由流通问题。如前文所言，北欧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成立的护照联盟便允许北欧国家的公民在各个国家免除护照自由流动，如果丹麦、瑞典与挪威遵循《申根协定》，北欧内部的自由流动显然会被破坏，这将损害北欧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 丹麦的回应是强烈且一贯的，丹麦政府不接受在北欧国家之间再次使用护照，时任丹麦司法部部长的厄林·奥森(Erling Olsen)声称：“在政治上如果不达成一 项保留护照联盟的协议，就不可能让丹麦加入申根合作”，换言之，丹麦的立场 始终是在保证北欧国家良好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与欧盟的关系。挪威在申根谈判中 的抉择同样是基于维持和发展北欧合作的愿望，正是出于这一事件对护照联盟的影响让挪威展现出了对申根合作的兴趣，因为申根合作在影响到北欧内部的自由 流动之前并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瑞典与芬兰对国内的承诺与对欧盟的态度也是 明确的，即首要目标必须是维护北欧内部的完整和统一，并与冰岛和挪威达成实 际的和正式的制度安排。丹麦与瑞典也从来没有出现放弃北欧护照联盟的争论。 冰岛和挪威作为两个非欧盟国家在 1996 年 12 月签署《申根协定》标志着北欧统一战线的胜利，这种北欧国家团结一致、维护北欧整体的行为，表明了强烈激活 的集体身份。
集体身份的特征也体现在北欧国家的合作实践中，例如，挪威为瑞典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做了大量工作体现了身份的“利他性”特征，北欧的轮换机制也促使了所有北欧国家会在某些机制中全力支持其中一个国家，当北欧国家不能在某些机制(如安理会)同时获得席位时，全力为某一个北欧国家争取 席位并让其代表北欧便成为一个选择。在冷战期间，由个体代表北欧整体发言是 很常见的。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在政策偏好方面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也因为其他国家承认他们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群体，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北欧”利益和政策。从理性主义来看，一个国家允许另一个国家作为自己的代理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能接受的是因一国的行为而使集体“共担风险”。综上所述，北欧国家的和平模式根植于一种鲜明的地区集体身份。基于相似的社会结构、制度文化和历史传统，造就高度相似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价值观，使北欧国家常被视为拥有特殊互信和共同文化纽带的群体，从而形成独特的地区和平生成路径。
三、予人玫瑰——北欧和平的实践
冷战时期，北欧和平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北欧国家有意识地培养自身作为 “和平之地”和“和平力量”的形象，以在美苏对峙的格局中保持相对灵活的地位。一方面，出于地缘战略考虑，北欧国家努力将本地区塑造为欧洲的“安静角落”，以区别于欧洲大陆剑拔弩张的对峙局势。另一方面，冷战时期北欧国家的和平理念也不止于消极的超脱策略，而逐渐外延出积极的和平对外实践，通过充当国际调解人、提供和平解决渠道，以提高自身国际声望并服务于地区安全。
(一) 冷战时期北欧地区的安全环境及“北欧平衡”
冷战期间的两极全面对抗给欧洲蒙上了阴影，从地缘角度上看，北欧国家占据几个高度紧张的地区: 高北地区(High North)、巴伦支海、挪威与瑞典极北部地区，这里不仅涉及海上要道的争夺，还因接近弹道导弹的发射轨迹(两大集团的战略轰炸机与洲际导弹都由此进入轨道)而涉及可能的核战争;哥本哈根区域的厄勒海峡也是扼住波罗的海进出大西洋的咽喉，曾被苏联列为核打击的目标之一；邻近芬兰的科拉半岛是苏联北方舰队的母港，也涉及大规模的情报和通信对抗。此时，北欧国家除缓解威胁和利用机会之外没有太多的选择，北欧国家通过强调自身对和平稳定的支持，避免卷入两大阵营的直接博弈。
从政策上看，这种努力体现为瑞典和芬兰的正式中立，芬兰虽受限于与苏联的《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但亦保持军事不结盟立场，以及丹麦和挪威加入北约但有限度参与，如明确拒绝外国驻军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核武器部署。挪威学者布伦特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北欧平衡”(Nordic Balance)理论，形象 地描述了这种微妙态势:如果苏联加强对芬兰的控制，那么丹麦和挪威可能被 迫强化与北约的联系; 反之亦然，各方均有动机维持现状，以避免大国过度介入。“北欧平衡”同时也是一种缓解地缘危机的方案，将自身下降到较低烈度 的地缘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北欧国家成为欧洲边缘的一个安静的角落，并产生了一种“北欧例外论”(Nordic Exceptionalism)，即无论外界如何，北欧都被 视为是更美好、更和平、更少军事化的独特区域，北欧国家将这种特点扩展为 自己在冷战期间的角色。无论这一理论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它反映出北欧各国通过政策协调和倡议来凸显本地区区别于高度军事化的欧洲其他区域，从而巩固“和平地区”的形象。总之，在冷战背景下，将北欧与对抗前线隔离开来是北欧 国家的共同选择，北欧和平理念在此阶段被运用于明确的地缘战略目的。
(二) 北欧和平的实践——和平研究的蓬勃发展
北欧国家曾是国际和平的积极贡献者，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两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Trygve Lie)和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分别来 自挪威和瑞典。从学术层面上看，北欧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发展和进行 和平研究，“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一词就是由挪威社会学家约翰·加尔 通(Johan Galtung)首创，他也是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n Oslo, PRIO)的创始人之一。
此后瑞典、丹麦和芬兰分别成立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COPRI)和坦佩雷和平研究所(Tampere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TAPRI)，这些机构最初以跨学科和重视实践见长，力图通过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领域研究揭示武装冲突的机制。随着时间推移，和平研究逐渐 被主流学界接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顶级学术期刊《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和《合作与冲突》(Cooperation and Conflict)分别由国际和平研究所和瑞典隆德大学负责编辑。当前，有学者认为北欧和平研究呈现出从早期理想主义“改变世界”到当代专业化 的转变，和平研究者与政策实践之间的联系通过研究人员、学生、理论和实证发现等渠道流动，因而得出结论:和平研究对世界政治的主要贡献可能并非来自具体的研究成果，而是该领域本身的存在，强调了和平研究在当今国际背景下仍 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北欧和平研究机构在政府支持、研究重点和国际合作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坦佩雷和平研究所专注冲突根源与和平机制的学术研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重视军备与安全问题分析，其下属的福尔克·贝尔纳多特学院(Folke Bernadotte Academy)和芬兰民事危机管理中心 (CMC Finland) 则更偏向实践培训和能力建设。在学术与实践的平衡上，北欧和平研究 机构一般兼顾二者。而在国际化程度上，上述机构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并发表重要研究成果。例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每年发布全球武器年鉴，机构研究 者活跃于国际学界并与联合国等组织合作，福尔克·贝尔纳多特学院和芬兰民事危机管理中心则直接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研究。总体来看，挪威和芬兰偏向学术 研究与教育，瑞典兼顾学术与政策实施，丹麦则体现了从研究到政府服务的转变。北欧模式下的共性是高水平的跨学科研究和政府—学术合作，而差异则来自各国政治传统、资源配置和地缘角色。
(三) 北欧和平的实践——国际和平的典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登上国际舞台。冷战期间，北欧各国采取的是反军事主义立场，即除了紧急情况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都应被 拒绝，在丹麦，除维持和平的任务之外，武装力量作为一种威慑都是受到质疑的，曾任芬兰总统的乌尔霍·凯科宁(Urho Kekkonen)说:“芬兰应该是一名 医生而不是法官。”在这一阶段，芬兰和瑞典利用中立国身份在东西方之间扮演“桥梁”和调停者的角色，芬兰曾部分承办 1969—1972 年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并在促成 1975 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署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都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世界多地派出维和部队。这些举措在为国际社会 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客观上也强化了“北欧等于和平”这一认知，并有助于将 超级大国对抗的视线引离北欧。因此，与冷战中对抗的常态不同，北欧区域竭力 避免了强权政治的存在，成为北欧人意味着与冷战保持距离，也意味着担任东西 方两大阵营间沟通和调解的桥梁，比如丹麦与挪威虽然加入北约却拒绝其他国家 军队或核武部署在其领土(除格陵兰岛之外)，也表示不支持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行动，这也换来了苏联对芬兰的克制。
北欧的“和平的桥梁”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冲突中，也体现在团结第三世界国家、调解南北分歧的国际行动中，包括促进“全球南方”国家的非殖民化进程 以及进行开发援助，其核心思想是强调所有国家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发 展的权利。这种国际主义让北欧国家在冷战期间获得了高度的道德权威。团结第 三世界是北欧外交政策中高度理想化的元素，瑞典不仅将这一系列国际行为视为 自己的使命，其自身也被视为“世界的良知”，并始终坚持小国必须有权在不受 大国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瑞典、芬兰两国还在国际道德问题上广泛地发表意见，不仅包括针对越南战争的批评，还包括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行为，以及南非的种族政策。在冷战期间，北欧国家将自己建构成站在国际正义的一方，试图将帮助那些不幸的人视为道义责任，并通过联合国这一载 体提供高水平的发展援助，在道德层面上将自己与那些剥削第三世界的国家区别 开来。北欧国家还率先实现了联合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0.7% 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瑞典与挪威进一步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突破了 1% 的限度， 瑞典于 1978 年带头取消发展中国家债务的行为更是与主要工业国家未承担足够义务形成对比。
事实上，北欧国家在冷战期间的和平实践不仅具有战略收益，满足了其对国 际地位的谋求，更带有一定“道义主义”的色彩。有学者认为，挪威作为体现和促进和平的国家形象的愿望往往受到对地位和身份的渴望所驱使，而非出于其他考虑。然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北欧和平的对外实践愈发带有道义色彩， 即追求和平不只是为了获利或安全，也是“正确的事”，成为这些国家集体认同的核心。北欧国家内部对这种行为的支持也很强烈，部分原因是其努力地在较大范围内积极培养这种观点。例如，瑞典积极教育新兵，北约和华约代表着冲突，而瑞典则代表着世界和平，中立政策在瑞典获得了准宗教地位。在整个北欧国家，强大的民间社会和平运动组织起来支持北欧的和平取向，这表明在日常层面上，和平作为民族地位和自尊的来源，具有了更广泛的规范性承诺。随着冷战的持续，“北欧”与“和平”这两个词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综上所述，北欧人不仅在东西方之间，还在南北方之间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北欧不仅被认为是一个整体，也被理解为与北方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相同。通过北欧和平的对外实践，北欧国家在冷战期间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身份和认同。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身份在获得极高的道德权威的同时有其不可避免的脆弱性，它是冷战时期的特殊产物。冷战的高压态势阻碍了欧洲大陆的制度化发展，相较于忙于战后重建的欧洲国家未能建立起成熟的制度化合作和共同市场，北欧较早地通过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历史沿革实现本区域内部要素与规范的自由流动，依靠历史和文化同质性建构的集体也看似优于欧洲，但北欧集体过于强调以历史与文化为基础的软性合作，小国实用主义倾向的偏好也使北欧的历史缺少反思理性，论辩反思在冷战时期的北欧几乎没有市场，这最终导致北欧国家建立内部正式联盟的几乎所有尝试都走向失败。
四、带刺的玫瑰——冷战后北欧和平的转型
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给北欧国家带来地缘和身份的双重威胁， 北欧也不得不重新定位其角色。其一，北欧搭建和平桥梁的功能与国际主义者的角色不再独特。随着冷战的结束，曾经两大阵营之间的沟通与调解让位于制度化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以及其他论坛，北欧调解人的地位受到影响，“和平桥梁” 和“中间人”的角色面临终结而弱化。其二，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发展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虽然北欧国家仍然标榜自己为人道主义强国，但北欧的独特性已不再“例外”: 欧洲一体化进程由贸易与市场的单方面联合迅速走向外交与安全政策一体化的复合型实体，其较完备的安全措施和预防性危机处理为世界带来“共同安全”的典范。在通往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欧洲大陆提供的方案，也已 在制度化、强制力、方法论以及可持续能力等方面提供了反思与理性的思路。因此，北欧和平理念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北欧学者和决策者也开始反思北欧在新 格局下的定位。进入 21 世纪 20 年代，北欧和平理念遭遇了新的严峻挑战，突出 表现为欧洲安全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北欧国家安全政策的转折，这不仅使“北欧等于和平”的观念走向瓦解，北欧国家通过多重方法解决争端的信念也被动摇，北 欧与西方自由秩序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将北欧国家推到一个境地:和平不再意味着避免战争，而是要依靠战争去实现。
(一) 冷战结束后北欧国家的困境
冷战结束后，北欧国际主义的良好形象正渐渐褪去，英国政府领导了清理第三世界债务的行动，“9·11”事件后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都增加了官方发展 援助的预算，结果是北欧的国际主义角色越来越融入欧洲的行动议程。尽管欧洲一体化能否形成此前北欧国家式的集体身份存疑，但复兴的欧洲正在建立一种更 厚重的可与美国相比肩的国际角色。欧洲意味着对穷人更友善，比美国更坚信国 际法的价值，更易于理解文化差异，这与北欧国家在冷战期间的国际主义角色惊 人地类似，但“欧洲品牌”相较于北欧模式更具有可复制性，北欧形象成为一个难以继续销售的东西，北欧持续合作的重点也不再是向世界展示一个自主的北欧立场，而是通过非正式的共同努力，寻找影响欧盟政策的方法。
同时，安全环境的变化给北欧带来权力真空的威胁，转变了北欧国家对于武力使用的看法。苏联集团的崩塌让曾经被美欧和欧洲视为重要战略选择地区的北欧成为“历史的侧翼”，变成被遗忘的角落。对美国来说，巴尔干的危机以及北约的战略意义都是其亟待解决的问题，丹麦与挪威高度关切的北方、瑞典与芬 兰的安全事务便都被边缘化了。北欧地区和高北地区的权力失衡也体现在北约的 重组和地区大国威胁上。北约的重组也加强了北欧国家的战略脆弱感，原位于挪威奥斯陆的北欧部队总指挥部(CINCNORTH)，被伦敦附近海威科姆新的西北盟军指挥部取代(AFNORTH-WEST)，这一举措把挪威从欧洲大陆的军事安排中分离出来，使其孤立在北部。另外，丹麦也被划归位于荷兰的中欧盟军司令部(AFCENT)。这对北欧国家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不仅是对于将战略利益拟定在大西洋地区的丹麦，对于将目标锚定在高北地区的挪威更是如此。相比于冷战时期该地区不可或缺的位置，冷战后西方军事力量投入的锐减，给北欧国家的安全环境带来巨大的改变，造成了心理上的巨大落差。此外，俄罗斯虽然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及其同盟集团，但仍是实力强劲的区域大国，科拉半岛也依然是北方舰队的总部。也就是说，俄罗斯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涉足波罗的海、巴伦支海甚至高北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叶利钦的强力干预使波罗的海三国未能在第 一时间成功加入北约，2008 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在北欧国家看来是 一场毋庸置疑的军事威胁，乌克兰事件更是加剧了北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担忧。地缘的压力让北欧最终试图转变自己的角色，一个几乎无条件支持美国及北约行动的“可靠的盟友”“可信赖的朋友”以及为联盟做出杰出贡献的小国成为北欧国 家的新方向，产生了与西方价值观逐步融合的价值取向。
(二) 枪炮共鸣——北欧和平的转向
冷战期间北欧国家对武力使用的极端克制在冷战结束后发生了转变，北欧国家的集体规范出现重大转型，突出表现在国际人道主义干预和国际行动的参与方面，由传统的维和行动转向进攻型国际参与，并将中立概念降至最低界限。“军 队现在被视为一种相当有用的工具”，丹麦认为军队将转向高强度行动的作战而 不是维持和平，挪威也将武力视为应当被重新定位的工具。相较于丹麦于 1992 年退出(Opt-out)《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选择彻底倒向美国与北约，瑞典和芬兰则因为中立的原因采取了相对温和的举措，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也远远超出曾经为自己划定的范围。瑞典和芬兰于 1992 年将中立政策改为军事不结盟，并将其解读为这是为了北欧地区的安全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种软安全理念将中立的内涵降至最低，与之相伴的是扩大使用武力的条件，1994 年瑞典与芬兰、北约达成和平伙伴关系(Partnership of Peace, PfP)，1995 年加入欧盟共同安全与防 务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SDP)，至今已与美国和北约开始 了双边、多边的常态化军事合作。
冷战后，北欧国家全程参与了美国和北约领导的武装干涉行动，丹麦前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反复声明“尽自己一份力 量”的重要性，强调与美国的直接接触，并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小国适应政策，将积极的军事行动视为道义上的正确。1999 年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中， 丹麦跳过安理会的授权，直接参与武装行动并派出 16 架 F-16 战斗机参与打击任务，表示对联盟体系的支持，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上，2001 年 12 月 5 日 丹麦就率先提出提供飞机与地面部队参与行动，而后才收到美方的请求。值得注意的是，丹麦将自己的军事贡献置于美国司令部之下，并且不限制其对丹麦军队 的使用。同样，2011 年丹麦是仅有的参与行动的 8 个北约成员国之一向利比亚投掷炸弹，并认为这是参与正确的国家的行动。2016 年，丹麦决定追随美国参与在叙利亚/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派出了空中和地面部队，丹麦成为美国与北约的专门投弹者，2011 年在利比亚投下了大量的炸弹，2014—2015 年在伊拉克投弹、2016— 2017 在伊拉克/叙利亚投弹，被美国称为“空中的摇滚明星”。丹麦放弃了所有的孤立和中立观念，并且越来越将自己视为能够影响 全球势力的一部分，不断地追随美国的脚步。时任丹麦外交部部长佩尔·斯蒂·穆勒(Per Stig Møller)曾在经过美国多次夸奖后坦言：“如果发生危机，美国人会帮助我们，没有其他人能够帮助我们。”挪威的目的在于积极参与美国与北约主导的行动来获得“可靠盟友”的声誉，并展示自己对联盟作出贡献的持续性与相关性，因为在联盟中不愿承担风险、拒绝参与行动的国家是广泛存在的，挪威 因此成为“能够做出杰出贡献的小国”。起初挪威在 2003 年于喀布尔(Kabul)、 2006—2008 年于阿富汗北部扮演快速反应部队的角色，目的是展现自身在军事 调动上的灵活能力，而后在 2011 年的利比亚战争中挪威高调参与，投下了超过 盟军投弹总数 8% 的炸弹，被誉为做出了“不成比例的贡献”的国家。当时任美 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批评欧洲盟国的同时，挪威被赞扬为可以重拳出击的国家。
与丹麦和挪威相比，瑞典与芬兰的具体行为稍有差异，历史的经验让其意识到不能像丹麦与挪威一样同西方走得过分近，毕竟有所偏向但又不彻底倒向任何一方才是保证自己不被毁灭的方式。两国领导人不会将加入军事联盟当作自己的军事目标，尽管瑞典国内曾经出现加入北约的讨论，美国与北约也曾发出过隐晦 的邀请。然而两个军事不结盟国家寻求的角色仍然与另外两个北欧国家是一贯的， 即成为联盟的可靠的伙伴，斯德哥尔摩的领导人认为，来自美国和北约的快速援 助是避免其被俄罗斯占领的唯一机会。瑞典前首相约翰·弗雷德里克·赖因费 尔特(John Fredrik Reinfeldt)指出:“与北约的伙伴关系是瑞典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的中心”，保持这种伙伴关系的方法是参与其领导的任务并作出贡献。此外，几乎所有的瑞典政党都支持与美国和北约更密切的合作，认为跨大西洋合作仍然是确保欧洲安全的关键。芬兰同样走出了冷战禁忌，结束了对莫斯科的依赖。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是芬兰外交和安全政策新的组成部分。1992 年，购买 62 架 F-18 大黄蜂战斗机事件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促成了芬兰和美国在飞行员培训、演习和飞机现代化方面的持续军事合作。2015 年，芬兰的中右翼政府指出， 美国和北约在确保北欧 - 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希望它们 的参与能阻止俄罗斯的潜在侵略。在武装干涉行动的参与中，瑞典和芬兰试图 证明的不是本国强大的打击能力，而是杰出的军事调动和空中支援能力。瑞典除 了在科索沃进行长达 14 年的驻军，在利比亚禁飞区的行动中派出 8 架鹰狮战斗机和 1 架 C-130 运输机进行空中支援，这也是瑞典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首次在 和平行动中使用战斗机。
(三) 枯萎的品牌——北欧和平的困境
当前，尽管北欧国家仍在努力将和平转化为对外宣传的品牌，比如 2017 年 北欧部长理事会明确提出“让和平成为北欧的品牌”，将自己标榜为“和平输出国”和“道德榜样”，并通过品牌战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更大影响力，但是，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的芬兰和瑞典双双打破中立传统加入北约，选择站到西方集体 防卫同盟一边，同时北欧五国不仅各自在军事、经济和人道援助上向乌克兰提供 了大量支援，而且还以“北欧国家”名义举行联合峰会，这种北欧和平理念正在 从以往的中立调解定位转向与维护西方秩序和集体安全相融合的新方向，使传统的北欧和平形象面临空前质疑。北欧国家的官方解答角度已然近乎融入西方自由主义话语叙事，将此解释为“维护和平有时必须以坚决抵抗侵略、捍卫国际法和基本人权为前提”，这标志着北欧国家正在试图改写曾经冷战时期“积极和平” 的定义，即由“信任和克制”促成和平的内核转变为“通过武力”重回和平。自此，一个秉持“积极和平 2.0”的向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事、经济支持的新的北欧集团诞生了。
北欧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冷战结束后呈现的鲜明特点，是北欧国家的叙事逐渐向西方自由主义看齐，将和平等同于西方自由秩序的胜利，体现出北欧国家不断融入西方安全结构的逻辑。例如，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丹麦人认为欧洲并没有如愿成为世界多极国际体系中的一极，反而正在被美国分而治之并走向分裂和弱化，因而欧盟很难成为一个能够授予丹麦地位的高地位群体。特朗普登 台后对其盟友施加的巨大压力也迫使丹麦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上站在华盛顿一 边。丹麦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符合丹麦的国家利益，并选择进一步强化美国的领导以及与美国的团结意识，因为这样既可以不断强化自身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合法性，也可以在美国领导能力削弱时期承担对国际社会“纠偏”的工作，承担起本不属于小国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而创造并维护自身西方价 值捍卫者的身份和地位。例如，在最近的报告中，丹麦认为“全球正处于一场价值观的斗争之中，并且将国际环境识别为国际机制和价值不被尊重的世界，丹麦 将在没有参照物的世界中找到罗盘，同盟友一起承担责任”因此，北欧国家曾经的声誉和地位已被严重侵蚀，北欧和平的形象面临着严重挑战。
五、结语
冷战结束后至今，北欧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军事介入和鲜明的选边站立场，使传统的北欧和平形象面临质疑。当北欧国家高调地将“和平”纳入自身品牌的同时，却积极为交战国提供军援并加强防务合作，此间似乎存在难以弥合的张力和矛盾，这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北欧国家造成不容忽视的挑战。
(一) 中立的迷思：文化传统还是灵活选择
相较于丹麦和挪威，瑞典和芬兰也常常被认为有着更加根深蒂固的中立传统。伴随着两国加入北约，对两国中立政策究竟源于文化传统还是应时而动的灵活选择就成为绕不开的讨论，因此需要进一步讨论其中立的来源和过程。
芬兰与瑞典共享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其发展轨迹既各具特色又相互交织。瑞典的正式中立政策可以追溯到 1809 年卡尔十四世·约翰(Karl XIV Johan)国王时期，当时该国在与俄国的战争中丧失了 1/3 的领土、1/4 的人口及地区的主导地位。尽管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了一系列与中立相龃龉的举措，包括为德国军队进出挪威提供运输便利、与德国增加贸易量、同意德国借道国内 铁路进攻苏联，却禁止芬兰进入其境内，以及瑞典在冷战期间与北约保持着隐秘而深入的合作等。尽管如此，其中立政策和立场仍然获得了西方国家的认可。冷战时期，在“和平时期不结盟以实现战时中立”原则的指导下，中立主义成为瑞典根深蒂固的治国方略。从成效角度来看，中立政策使瑞典得以规避冲突，并成功赢得声誉，成为其输出团结、平等、裁军、调停与维和等国际形象的务实载体。
相较于瑞典，芬兰的中立主义理念与实践形成过程有所不同，且更加内化于其国内政治精英及民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与苏联爆发战争，而瑞典置身事外; 芬兰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线约长达 1340 千米，瑞典则无此地理特征。 因此，芬兰的中立是基于对历史和地缘关系的考量，“芬兰化”这一词汇，就是用于描述芬兰在政治和军事紧张情况下维护主权和不卷入战争的巧妙操纵。芬 兰的严格中立政策由 J.K. 帕西基维(Juho Paasikivi)总统确立，并由继任者乌尔霍·凯科宁(Urho Kekkonen)延续，旨在履行 1948 年与苏联签订的《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一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冷战结束被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立理念已内化于芬兰决策层与公众意识，成为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切实保障国家安全这一核心现实的考量，中立主义更演化为芬兰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而将瑞典、芬兰两国的中立置于更宏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背景来看，其中立政策除源于普遍理解的“战略传统”“战略文化”的意涵之外，在现实的政策选择范畴，实际上也契合了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战略偏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认为瑞典、挪威和丹麦是一个强大的军事组合，瑞典更是可以起到提供精良武器的作用，与此同时，瑞典在 1948 年提出建立一个北欧防务联盟的想法，即为了确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方的安全，瑞典希望北欧 国家在东西方之间形成一个中立的集团，并禁止西方联盟飞越北欧上空或在此建立军事基地。但由于丹麦和挪威毅然投向跨大西洋联盟的怀抱，以及芬兰被迫与苏联签订了条约使其无法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盟，这一畅想沦为泡影。更重要的是，美国并不赞成北欧防务联盟的建立，因为这将有碍于其跨大西洋畅想在北部欧洲 的实现，且由于北欧重要的地理位置(如前文所述的核战和飞行路线等)，美国不相信北欧集团能够抵挡苏联所带来的压力，如果爆发战争，那么这一中立地区可能不复存在。因此，美国更倾向于一个中立的瑞典，从而可以在关键时刻对芬 兰提供支持，并有助于稳定北方; 同时，挪威和丹麦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波罗的海出海口和高北地区的稳定侧翼，而非建立没有与西方国家有条约关联的斯堪的纳维亚防务联盟。
从某种程度上说，瑞典和芬兰的中立政策可以理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欧洲安全安排的一部分，甚至是北约建立前期构想的一部分。尤其是瑞典的中立可以理解为:其中立地位是北约成立之初西方国家考虑如何对抗苏联的一个重要产物。事实上，在冷战时期秘密的和非正式的，瑞典为与北约国家的合作做了各种准备，比如延长空军基地的跑道以容纳北约轰炸机的可 能行动、在技术和程序层面筹备与北约可能的空战合作、派遣军事联络小组前往北约总部、搭建北约和瑞典军事总部之间的安全通信、与丹麦和挪威制定综合计划，协调空中监视及信号和密码的使用，以及与北约进行情报合作等。因此，瑞典和芬兰的中立并不是严格基于国际法的中立，而是自我宣称的一种对外政策。 瑞典的中立被视为灵活的中立，是基于自身实力的下降以及免于欧洲大陆的战祸 却不否认因势而动的可能的考量。而芬兰的中立本就诞生于地缘压力，是一种讨 好苏联、与西方保持距离的最优解，是为了将自身剥离出外界压力的政策选择。 因此，瑞典和芬兰的中立更像是一种游离于大国对抗缝隙间的工具，是一种可操作的政治特征，其置信空间来自其中立文化表现出的可信度，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建构，并非严格中立。那么基于这种中立而产生的和平形象就难免与“趋利避害”相连，一旦国际局势产生较大的变化便可能使其因势而动，对长久以来北欧和平的既有形象带来巨大的损害。
(二) 北欧和平的实践局限
北欧国家塑造出的道德形象因缺乏哲学反思传统而造成的优越感甚至傲慢， 也被一些批评者称为“温和的家长主义”，这也给北欧和平品牌的进一步塑造带 来了挑战。
实用主义倾向是北欧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从 17 世纪的启蒙 运动开始(也许更早)，实用主义就成为北欧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法， 它既包括培养国家官员时侧重实用科学，也包括对农民实用技能的培养。在 19 世纪北欧的早期现代化政治中实用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一个积极国家的基础 上官员运用科学知识和专长制定和执行政策，发展基础设施并优化调节市场。然而，这种实用性偏好让北欧产生了另一个传统，即对科学的工具化偏好和缺少反思理性。19— 20 世纪北欧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有着相似的特点，他们将科学知识视为国家施行法律和实施政治干预的工具，偏爱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而不喜欢哲学与古典语言。他们的主张是相通的，即推动国家发展与进步要采取一种 工具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自我批判和公 众的反思理性却严重发展不足。北欧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吸取了法国、 美国与英国的宪法章程与制度设置并且与自身的独特历史充分结合，但相较欧洲 的“斗争式”文明历史而言，从温和历史中走来的北欧人着实缺少属于自己的内 嵌的哲学体系与反思文化。
哲学与反思缺失的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高峰，这在丹麦与挪威体现得十分明显。在结束被德国占领之后，如何描述这段历史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丹麦与挪威的做法是用一种泾渭分明的集体意象来为这段并不光彩的被占领的历史做辩护，即“我们好人与他们坏人做斗争”，我们与他们、好与坏被鲜明对立开来，没有额外的地带。“我们是好人”这种傲慢的社会意象使战后审判工作变得简便，要么是抵抗德国的好人或被迫害的可怜人，要么是与德国同道的或者与德军有染的坏人。在与第三世界开展运动的时候，“好与坏”的二分意象变 成了三角形意象，“我们”仍是好人，但存在“他们”是坏人，“其他好人”在承受坏人的剥削和压迫。三角形意象中，“其他好人”代表第三世界，坏人是苏联，是美国，也可以是种族主义者，“我们”与“其他好人”的关系变成了家长式的 看护关系，甚至演化为一种自我义务化的优越感。这在北欧和平的实践过程中也有所体现，事实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部非洲冲突调停等事务中，挪威、瑞典等国的努力曾被评论为“善意但天真”的，原因是调停者过度套用北欧的经验模式，未充分理解冲突地区的文化和权力现实。这种事实的背后实则是一种缺乏深层比较反思的倾向，未充分哲学化地思考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张力。
(三) 北欧和平的未来
作为全球独一无二的集体认同或品牌，无论其内涵如何变化，北欧和平理念都将继续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调适、演进。当前的地缘政治变化迫使北欧国家重 新思考其和平角色，有两种可能的演进路径:其一是继续“积极和平 2.0”选项，将重心转向欧洲硬安全，认定和平更多地要通过联盟政治和威慑力量甚至武装行 动来实现。在这一情景下，北欧国家或许减少乃至放弃海外和平斡旋与发展援助等使命，转而专注于军事防务合作，把“和平”理解为通过武装维护自身和欧洲安全的一种状态。其二是“务实主义选项”，亦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折中。 北欧国家可能既承认地缘政治现实需要加强防务，也不放弃在国际和平与人道事务上“有所作为”的信念，试图重回“北欧平衡”，在安全与和平贡献方面两者兼顾。实际情况中，北欧国家的未来走向很可能呈现上述趋势的某种组合：既深度融入西方安全体系，确保本地区不受侵扰，又在条件允许的领域继续发挥和平建设者的作用。总之，出于北欧实用主义传统，无论选择哪种路径，北欧和平理念都不会静止不变，而是动态地适应新的区域和全球环境。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3期，第9-39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