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非洲的非洲研究等同于非洲的区域国别研究或者非洲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可能并不为过。这是由非洲知识生产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决定的。非洲的知识生产，作为“南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本质上也是一部独立、抗争和重建的历史，其经历了找回“非洲人格”、证明“非洲存在”、探索“非洲知识”“非洲知识位置”的阶段。这一过程是由非洲思想精英和知识分子推动的，反过来，知识独立和自由的抗争，从去殖民化到争取知识自由再到用非洲化知识挑战全球知识生产中的边缘化，塑造了非洲知识分子的气质风格，建构了非洲知识生产的核心议题和生产方式。非洲研究是非洲知识分子认识、研究和批判外部世界的工具，也是非洲知识分子向全球贡献知识、参与全球知识生产的主要路径。非洲知识精英正致力于改变非洲研究本土化与知识生产全球化之间的结构性困境，“全球南方”的知识和经验被视为重要的参照。
【关键词】知识生产；区域国别；非洲研究；非洲知识分子；本土化
【学人简介】周玉渊，国际关系专业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非洲知识生产是“南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作为一个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在全球范围内会存在争议，但如果将其置于非洲的场景，关照非洲的学术研究和社会科学发展，可能并不会带来违和感。因为非洲的区域国别学基本可以等同于非洲研究，可以说，非洲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具有明显的非洲研究色彩。从历史的角度看，泛非主义、区域主义贯穿于非洲谋求独立解放、去殖民化、国家发展和联合自强的历史进程。从身份属性的角度看，“非洲性”或“黑人特质”构成了非洲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捍卫目标，非洲知识分子的目标是构建“非洲学者关于非洲研究的知识体系”。从现实的角度看，立足于非洲、着眼于非洲、服务于非洲是非洲学者的核心观照。由此，非洲的知识生产和思想生产，无论是文学、哲学、音乐、电影还是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无不体现出强烈的非洲特性。非洲化、本土化、去殖民化构成了非洲知识分子的学术身份，既是民族狂热年代的“政治正确”，也是发展困难阶段的“研究方向”，构成了非洲研究的核心内容和范式。这贯穿于非洲知识分子的代际传承，也贯穿于非洲与全球体系的关系演变之中。非洲研究是非洲知识分子认识、研究和批判外部世界的工具，也是非洲知识分子向全球贡献知识、参与全球知识生产的主要路径。然而，这恰恰又构成了非洲研究本土化与知识生产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悖论，深刻影响着“非洲的非洲研究”的能力水平和全球参与。
一、非洲知识独立
殖民主义者“发现”并“征服”了非洲，欧洲中心主义者“建构”了非洲历史、文化和意识。正如黑格尔及其他欧洲哲学家指出的，非洲黑人是“仍然处于幼稚状态的婴孩民族”，非洲是仍没有沐浴自我意识阳光的黑暗之地。西方，以所谓的“优越文明”之名，否定了非洲的历史和本我意识，以探险、传教、教育和资助研究构建了非洲研究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殖民主义和文化优越论的历史遗产时至今日依然是框定非洲知识生产的关键要素，后殖民研究、发现非洲本我、为非洲发展寻找本土知识和方案，是非洲知识分子的时代探索。
知识和思想独立是非洲去殖民化的表现，是非洲是否真正独立的标志。知识独立由此塑造了非洲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构成了非洲知识生产的核心议题和生产方式。非洲社会科学以及非洲知识分子的思想表达正是在谋求独立的过程中形成并汇聚成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回顾这一进程，非洲知识分子谋求知识和思想独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抗争：第一阶段，找回“非洲人格”；第二阶段，证明“非洲存在”；第三阶段，探索“非洲知识”；第四阶段，谋求“非洲知识位置”。
第一阶段，找回“非洲人格”。非洲本土研究发现非洲存在伟大文明传统，包括政治学、医学、生物学、商业和宗教传统。然而，殖民统治，以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为指导，不仅忽视非洲本土的知识和文化，同时，为了更好地控制和管理殖民地，往往采取消灭非洲文化人格、实现精神控制的政策。这极大地破坏了非洲文化和知识的横向联系，切断了文化传承发展的纵向链条，建构了非洲意识的不存在。“通过殖民学校，整整一代非洲年轻人被引导远离他们原始的文化根源和知识来源。他们被迫鄙视和放弃他们的本土语言工具。在大多数殖民学校，使用当地语言会受到惩罚……没有什么比这更根本地完成了知识传承的断裂。非洲长者的声音被语言和文学殖民完全切断和压制。非洲年轻一代完全丧失了与他们的长辈即非洲‘非正式知识分子’的对话。” 早期非洲受西方殖民教育的精英开始意识到“非洲人格”丧失的危险和后果。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塞拉利昂的爱德华 ·威尔莫特 ·布莱登、詹姆斯 · 阿非利加努斯 · 比尔 ·霍顿、加 纳的凯斯利 ·海福德等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开始为在非洲建立“非洲大学”而斗争，以此来摆脱欧洲化和殖民化对黑人思想的破坏性影响。布莱登是早期“非洲人格”哲学的主要倡导者，他希望发现和明确“非洲人格”来建立非洲的文化自尊，他也被认为是第一批提出“非洲是单一种族国家”的黑人知识分子之一。早期非洲思想精英的精神遗产在非洲国家独立后受到非洲知识分子的拥戴，对非洲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社会科学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阶段，证明“非洲存在”。在早期非洲文化精英思想的激励下，反思和批判殖民者“文化消亡”的文化抗争最终汇聚成文化运动。20 世纪 30 年代，列奥波尔德 ·塞达尔 ·桑戈尔、艾梅 ·塞泽尔和莱昂 ·达马斯在法国创办文学评论《黑人学生》，并发起的“黑人特质”运动，以文学和诗歌为工具，批判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倡导非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艾梅 ·塞泽尔对黑人特质提出了灵魂之问——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成为非洲争取知识自由和其他自由斗争的核心部分。这一运动孕育了泛非主义、非洲民族主义，为非洲独立和联合提供了思想源泉，更使“非洲存在”成为非洲哲学、文学、艺术和政治的时代主题，催生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文化和思想的“黄金一代”。非洲出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既有用小说、诗歌、本土语言和文化形式批判殖民者的劣迹、宣扬本土文化和传统、挖掘非洲自身在解决争端、和平相处上的智慧和价值的，也有投身民族主义和国家解放和建设的。代表性知识分子包括钦努阿 · 阿契贝、夸梅 ·安东尼 · 阿皮亚、艾梅 ·塞泽尔、弗朗茨 ·法农、费拉 · 阿尼库拉波 ·库蒂、伊泽基尔 ·姆法莱莱、朱利叶斯 ·坎巴拉吉 ·尼雷尔、奥科特 ·普比泰克、沃莱 ·索因卡、恩古吉 ·瓦 ·提翁戈、列奥波尔德 ·塞达尔 ·桑戈尔。文化和思想解放也孕育了一批杰出的非洲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如谢赫 ·安塔 ·迪奥普、埃布西 - 布拉加、让 ( 马克 ·埃拉、肯尼思 ·戴克、梅因拉德 ·赫布加、保林 ·洪通吉、亚历克西斯 ·卡加梅、约瑟夫 ·基 ( 泽博、伊西亚卡 ·普罗斯珀 ·拉莱耶、阿里 ·马兹鲁伊、阿奇勒 ·姆本贝、乔 ·文森特穆丁贝、西奥菲勒斯 ·奥克雷、齐亚马伦加 ·恩通巴、夸西 ·维雷杜等。他们以各种方式指责非洲知识与非洲本土传统的断裂，呼吁非洲知识向非洲传统知识、资源和实践的回归。其中，塞内加尔著名历史学家谢赫 ·安塔 ·迪奥普认为非洲人民之间存在共同的文化连续性，在其著作《文明的非洲起源：神话或现实》中提出了新的“非洲历史概念”，挑战了非洲在世界学术界中的固有观念。肯尼亚著名学者和作家恩古吉 ·瓦 ·提翁戈最开始用英语写作，他的处女作《孩子，别哭》（ 1965 年）是东非作家第一部英文小说，在英国取得不俗成绩，后来他转向用肯尼亚吉库尤语（Gikuyu）写作，并放弃原来带有殖民色彩的名字。他的代表作《思想去殖民化：非洲文学中的语言政治》（ 1986 年）、《破碎与新生：非洲的复兴》（2009 年）、《全球论：理论与认识政治》（2012 年）、《完美的九人》（2019年），是非洲作家和学者坚持用非洲本土语言表达非洲思想和文化的代表。
第三阶段，探索“非洲知识”。在非洲文学、历史学和神学等思想生产的基础上，非洲的社会科学也开始艰难探索。殖民遗产建构了非洲社会科学的形成，后殖民研究框定了非洲研究的主要议程，塑造了非洲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主流范 式。非洲学者提出的很多核心概念是在思想去殖民的过程中形成的。例如，挑战欧洲中心史学的迪奥普、提出“非洲人格”概念的布莱登、提出“黑人特质”概念的桑戈尔、提出“新殖民主义”概念的夸梅 ·恩克鲁玛、提出“思想殖民化”、“中心转移”和“形而上学帝国”概念的提翁戈以及提出“脱钩”和“外向性”概念的萨米尔 · 阿明等。在此基础上，非洲学者尝试发展适合非洲本土情况的社会科学，其强调非洲中心主义，即从非洲的视角和经验出发来构建社会科学理论，重视非洲本土知识和文化的价值。这一尝试集中表现为对建立非洲大学的执着和强调非洲社会科学集体生产的重要性。一方面，20 世纪 60 年代是非洲高等教育领域的“黄金时代”。不仅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激增，非洲化议程也得到了迪奥普等著名学者的拥护，将殖民者建立的“非洲大学”非洲化为“非洲的大学”，是非洲知识分子们的重要议程。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的非洲民族主义学派为历史学科的非洲化以及非洲国家建设项目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非洲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联合来推动非洲集体的知识生产。1973 年成立的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CODESRIA ）为非洲左翼知识分子和非洲知识分子提供重要平台。CODESRIA通过出版著作、发行刊物、简讯和举办学术活动等在促进非洲社会科学的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阶段，谋求“非洲知识位置”。非洲社会科学的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总体上，非洲的大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条件非常有限。随着独立初期理想和情怀的逐渐消退，非洲社会科学不得不回归现实。从 20 世纪 70 年 代末开始，非洲民族主义政权结束了与非洲知识分子的蜜月期，开始将后者视为威胁而进行打压，非洲的发展危机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学界的生存危机。与此同时，以援助、安全、发展和经济结构改革为名，欧美国家重返非洲，其主导的多边机 构将非洲视为发展干预的目的地和试验场。“华盛顿共识”及“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等不仅重新建构了非洲与世界的关系，也建构了非洲知识生产与全球知识生产的 关系。这一过程中，非洲知识生产的必要性在增强，但知识分子的分化也在加快，从而推动着一个多元化的非洲知识生产体系的出现。针对非洲在全球知识生产中 边缘化的现实，谋求“非洲知识位置”是新生代非洲知识分子的重要诉求。
二、非洲知识分子画像
1995 年，马拉维籍著名非洲社会科学家坦迪卡 ·姆坎达维尔发表了《三代非洲学者：一个概要》，对独立以来非洲本土研究人员进行了代际划分。尽管没有明确界定时间阶段，非洲学者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其可简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欣喜若狂的时代，从独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此期间，独立后执政者与知识分子关系很好。双方在开展民族主义运动、拒绝帝国主义知识统治和新殖民主义阴谋上存在高度共识。第二个阶段是失望和幻灭的时期。知识分子指责领导人“背叛了民族主义斗争”。第三个阶段是极化和新抗争阶段。非洲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和对学术自由的破坏，引发了非洲知识分子新的抗争。
非洲知识分子的代际差异包括：第一代学者主要在欧美接受教育，他们回国后成为非洲大学“本土化”的首批本土学者，得益于非洲国家独立后建设发展的需要以及大量的国际援助，他们关注国家建设、经济和知识自主权，努力建立泛非研究网络和机构，如 CODESRIA。第二代学者通常在本国完成本科学习后出国深造，并选择留在国外。相比于第一代学者的知识去殖民化激情，他们开始关注非洲国家的内部问题，并对第一代学者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第三代学者主要接受非洲本地高等教育，他们在国内面临着政治压迫、物质条件匮乏以及学术身份危机等诸多挑战。这一代学者的研究条件非常有限，特别受限于图书馆资源匮乏和国际学术交流机会，作品往往缺乏国际曝光，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是描述性的，缺乏理论框架。对现状和现实的不满促使第三代学者开始关注非洲大学的政治命运，领导公共行动（如罢工、示威）以改善学术环境。同时，他们更倾向于从非洲自身的经验出发，反思非洲自身问题，而不是仅仅是反西方。
坦迪卡的文章在非洲学界广为流传，非洲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责任也成为后来非洲学者的研究议题。在此基础上，CODESRIA 主办的《非洲发展》杂志2008 年第 1 期组织了“培育第四代非洲学者”特刊，其中的文章“Nurturing the Fourth Generation: Defining the Historical Mission for Our Generation”概括了四代非洲学者的大致轮廓，并提出了第四代非洲学者面临的挑战和历史使命。其认为，第四代非洲学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重新定义非洲的身份和知识生产。主要包括使非洲人成为非洲知识和信息的首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重新发现、发展、认可和验证非洲的本土知识体系。2016 年，南非文达大学杰夫 ·马帕亚基于南非的实践发表文章《第四代和第五代非洲学者：南非案例研究》，文章提出，相比于第四代非洲学者，非洲第五代学者面临的环境已经改善很多，挑战也有所减少，非洲本土学者尤其是黑人教授已经在大学和研究机构拥有更高的行政权力。因此，非洲第五代学者应该在促进非洲研究本土化上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开展更高水平的研究，更加关注和服务非洲大陆的现实需要。
在代际划分之外，非洲知识分子也存在较为明显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属性差异。伊萨 ·希夫吉将非洲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是革命知识分子，即向权力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二是中立知识分子，他们坚持真理，但不想对权力说真话，尽管保持中立，但不可避免会倒向统治者一方；三是生活在北方的南方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是公共知识分子，但并不一定是有机知识分子。 希夫吉承认后两类构成了非洲学术知识分子的大部分，换言之，学术知识分子是非洲知识生产的主体力量。基于南非的实践，托因 ·法罗拉将非洲知识分子分为三类：老派非洲知识分子、新派非洲知识分子和激进派非洲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与非洲知识分子》中，“老派非洲知识分子”——法罗拉称之为“传统知识分子/ 传统精英”，即尊重、传承和利用传统的知识分子；“新派非洲知识分子”，由在西方教育体系或由西方传教团体在南非开办的传教学校接受教育的人组成；“激进非洲知识分子”，即推崇新的非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
由上，非洲化的知识自由是推动非洲社会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早期的去殖民化斗争，到学术自由和生存抗争，再到对非洲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边缘化地位的抗争，非洲社会科学也形成了与全球社会科学或“普遍标准”不同的风格。广义上，非洲的社会科学发展构成了蕾温 ·康娜尔提出的“南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社会科学发展和知识体系建构具有较大的共通性，包括具有批判性、延续性、兼容性、本土性和流动性的普遍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非洲社会科学的“南部”特征更为明显。第一，非洲知识分子是批判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其更倾向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依附理论的学说，这从萨米尔 · 阿明、克劳德 · 阿克等诸多非洲知识分子，尤其是希夫吉等以革命知识分子自居、以非洲本土主义为目标的非洲研究的作品中窥见一斑。这种批判甚至革命式的生产方式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依然孕育了“罗德斯必须倒下”的非洲大学革命。第二，非洲社会科学强调知识生产的内生性和自主性，主张非洲知识应基于非洲经验并用于解决非洲问题，同时在认识论上坚持自主性，建立符合非洲实际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即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去殖民化”。第三，非洲的社会研究也是实践性的，广泛认可萨义德的公共知识分子论（真正的知识分子定义为反腐败的斗士、人类自由和知识的推动者、弱者和无声者的捍卫者、正统和教条的对抗者以及压迫性权威的挑战者）。当代以希夫吉、阿里 ·马兹鲁伊、保罗 ·蒂亚姆贝 ·泽莱扎为代表的非洲公共知识分子毫不讳言，非洲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应该肩负历史和社会责任，成为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关键力量。他们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在社交媒体平台奔走疾呼，猛烈抨击非洲政治和发展中的弊端和不公。
三 、“非洲的非洲研究”
非洲知识分子的“非洲情怀”与非洲社会科学的环境条件共同塑造了“非洲的研究”。非洲研究已发展成为非洲国家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不同于国际同行的学科划分，“非洲的非洲研究”涵盖了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和农业）的各种学科，本质上，非洲研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以非洲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学科，涵盖了“非洲历史”“非洲社会学和人类学”“非洲语言学”“非洲政治”“非洲哲学”等。 因此，可以说，如果非洲存在区域国别学科，它自然从属于非洲研究，但非洲研究所涵盖的领域则超出了狭义的区域国别学范畴。
（一）非洲研究的本质
非洲研究是由西方国家建构的。早期西方探险者、殖民者和学者对非洲的描 述建构了“非洲研究”的雏形，战后为了争夺非洲以及在非洲开展援助和推行“现代化”实践的需要，欧美国家通过支持和赞助区域研究项目推动着“非洲研究”在西方的勃兴。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援助的流入为非洲本土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但也使非洲的非洲研究被纳入西方“知识帝国”，建构了欧美在非洲知识生产上的垄断地位。由此，非洲研究也成为非洲知识分子进行知识自由抗争的中心。
非洲研究源于非洲学者摆脱知识殖民、构建非洲化知识的理想，但随着非洲民族主义者和早期知识分子的“背叛”，反抗统治者对学术的压制、保护学术自由构成了非洲研究的重要目标。冷战结束前后，东非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和马克雷雷大学是非洲学术自由抗争的中心，代表人物是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伊萨 ·希夫吉。1990 年 4 月和 11 月，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术人员大会（Universtityof Dar es Salaam Academic Assembly, UDASA ）和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分别发布了《达累斯萨拉姆学术自由与学者社会责任宣言》和《坎帕拉知识自由与社会责任宣言》。这两份宣言的起草者都是希夫吉，其核心目标是既要保护知识分子的权利和自由，又要发挥知识分子在推动实现更大民众自由和权利上的作用。“作为学者、知识分子和知识传播者，我们对人民争取权利、自由、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的斗争负有人类义务和社会责任。我们参与人民的斗争与争取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治和不受当权者阻碍和干涉地追求知识的自由的斗争密不可分。”然而，革命知识分子沉迷于政治对抗，学术生态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反而使其陷入知识生产困境。一些非洲学者盲目批判所有外来思想和知识，以批判性甚至排外性彰显其正义性和纯洁性。
在非洲知识分子看来，非洲研究具有浓厚的殖民色彩，是西方国家剥夺非洲知识生产权利、使非洲知识分子从属于西方“知识帝国”的主要方式。因此，在非洲研究上的抗争与话语权争夺，成为非洲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力和文化使命。其核心是用“非洲的研究”重塑非洲的知识生产。正如洪通吉、阿克所指出的，“外在性”是非洲研究的典型特征（即服务于外部需要），非洲研究的细分领域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殖民帝国”的“外在性”需要确立的。非洲学者并不是否定这些领域知识，而是否定非洲研究知识生产的方式。这构成了非洲研究非洲化的核心诉求：推动“外在性”向“内在性”的转变，从服务于“知识帝国”的非洲研究转向尊重非洲本土文化传统、服务非洲需要、彰显非洲经验和价值观的“非洲的研究”。伊巴丹大学耶利米 · 阿罗沃塞贝指出，在非洲研究领域中激活非洲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除非非洲研究从西方认识论模式中彻底去殖民化，否则非洲研究不仅将是一个殖民研究领域，而且还将继续使非洲成为西方非洲研究的注脚，它对非洲大陆的实用价值也仍然无效。因此，“非洲的研究”被赋予了多重的思想、文化、科学知识乃至政治内涵，成为非洲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科学家的主要奋斗方向和志业所在。非洲社会科学的“非洲”情结，强调“非洲人研究非洲问题”，推动非洲研究从“外在性”向“内在性”的转变，“非洲研究和非洲的知识不应服务于外部的需要，更应该从本土需要出发”。
（二）非洲研究的议程
没有批判就没有重建，后殖民研究塑造了非洲研究的主要议程。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从独裁到民主，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从国家到全球，批判研究构成了非洲研究的主流范式。从瓦尔特 ·罗德尼、弗朗兹 ·法农等第一代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模式的批判，到第二代知识分子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再到阿奇勒 ·姆本贝对将非洲发展和现代化道路简单化以及非洲边缘化地位的批判，不满是非洲知识分子对非洲发展的思想表达。在 2012年《非洲发展》“非洲及其不满：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刊中，萨米尔 · 阿明持续批判资本主义逻辑导致了非洲的贫困，呼吁非洲国家摆脱资本主义束缚，兰萨纳 ·凯塔质疑新古典经济学往往不能解决非洲的实际问题，伊夫 ·埃奎 · 阿迈索等则质疑其他发展模式，提出非洲应该发展以非洲为中心的替代发展主义，还有一些学者则批判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国际金融机构，呼吁在各方面建立非洲的替代方案。类似的，十年后的“非洲后殖民主义反思”特刊依然在关注非洲国家如何去殖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的去殖民化实践及其效果，其意在证明非洲国家在国家发展上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后殖民研究塑造的批判研究范式深刻影响着非洲知识分子对变化中的全球秩序的理解。“非洲的首要法则是抵抗帝国主义”，在一些非洲学者看来，为了改变非洲在全球关系中的边缘化地位，必须对现有全球秩序进行根本改革。即使是对“全球 南方”国家的认识，激进非洲知识分子也认为，虽然其他南方国家为非洲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范式，但其能否促进非洲发展是存疑的。
观照非洲现实是非洲研究的主要议题。CODESRIA 是非洲研究的主要知识网络。21 世纪 70 年代以来，CODESRIA 出版了超过 400 本著作。通过对书目的初步整理分析发现，绝大多数著作是以非洲为研究对象，少数对全球性问题和大国的研究也是基于非洲视角。这些研究覆盖了非洲各区域，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但各位研究者的议题关注有着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西非主要涉及安全、国家改革、流行音乐、社会运动等议题，南非主要关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政治经济、教育与培训中的信息通信技术等，东非主要包括肯尼亚的高等教育、青年与宗教价值、农村发展等，中非主要探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农业与经济发展等，北非涉及文化与发展、教育融资与规划等。研究议题主要聚焦以下方面：（ 1 ）安全与国家改革：特别是在西非和中非，安全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是重要议题。（2）教育与发展：在东非和南非，主要关注教育改革与高等教育的治理问题。（3）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社会运动与民主化的关系是非洲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研究的热点。（4）经济发展与政策：经济自由化、农业转型与国际金融机制对非洲的影响。（5）人权与性别。其中，代表性的学者包括保罗 · 蒂亚姆贝 ·泽莱扎、阿卜杜拉耶 ·迪亚涅、马哈茂德 · 马姆达尼、桑迪卡 ·姆坎达维尔。从时间线索上看，21 世纪以来，非洲学者对本土治理和全球参与的关注明显增多。
（三）非洲研究的现实
非洲在争取非洲研究的国际地位上取得了一定突破，尤其是非洲学者关于非洲历史的叙事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在去殖民化或非洲化的责任使命驱动下，非洲学者采取各种包括激进的叙事方式来书写非洲和本民族的历史，形成了达累斯萨拉姆、达喀尔、伊巴丹和扎里亚学派，在非洲史观的确立、方法论的突破和史学人才的培养方面做出了贡献，尽管这些学派有其缺陷，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在树立非洲人民的自信和非洲国家建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受制于非洲大学和社会科学的有限条件以及非洲本土研究与国际主流范式的不对称和不平等，非洲研究的知识生产和实际应用能力依然较弱。
事实上，这正是当前非洲研究的现实。“非洲的知识生产依然在全球北方”，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是非洲研究培训的首选场所，依然对非洲拥有知识主权，许多非洲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非洲知识生产的困境。正如CODESRIA 执行秘书阿德巴约 ·奥卢科什等诸多非洲本土学者指出的更令人沮丧的现实：从非洲学人代际传承的角度看，新生代非洲学者的知识生产能力不是提高而是下降了，非洲知识分子的政治和学术影响正在严重萎缩。
一方面，摆脱以“知识帝国”和本土化为导向的“非洲的非洲研究”，不仅没有主导非洲研究的知识生产，而且也没有获得非洲国家和本土社会的承认。世界银行以及西方的非洲专家依然垄断着关于非洲的知识生产并深刻影响着非洲的发展，而“非洲的非洲研究”则成为少数派。值得玩味的是，以 CODESRIA 为代表，非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至今仍非常依赖西方国家的资助。非洲研究的“自我封闭”。过于强调非洲化甚至意识形态化，使“非洲的非洲研究”成为立场相近者的自留地，甚至排斥思想交流和方法借鉴。奥卢科什指出，非洲学者主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引用和重复大师们的作品和思想，最终使该领域作为严肃知识生产领域的地位变得贫乏。非洲研究只关注本地经验，就事论事，缺乏比较分析，这给知识创新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大量的非洲学者开始参与全球知识分工，接受西方资助并按照资助方的指导开展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全球北方”的研究机构项目，在非洲进步知识分子看来，这导致非洲研究被进一步拉进了“知识帝国”。正如非洲学者所承认的，欧美的非洲研究项目仍是全球非洲研究的中心，非洲的高等人才流向全球，非洲的研究机构沦为“全球北方”非洲研究中心的工具。希夫吉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非洲学者已经成为单纯的数据“狩猎者—采集者”，而不是理论的生产者，非洲独立后兴起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已被摧毁。 “新自由主义摧毁了非洲的大学，将它们从充满活力的思想中心变成了批量生产适销对路的学术产品和‘可销售’学生的工厂。”
四、知识承认与非洲知识位置
2012 年 10 月，开普敦大学非洲研究中心（CAS）举办了一次非洲研究研讨会，来自非洲大陆各个非洲研究中心 / 研究所的主任以及其他该领域学者针对非洲大陆非洲研究的现状和挑战进行讨论。一个重要看法是，非洲学者在非洲所创造的大部分知识似乎没有得到承认和认可。非洲学者强烈认为，非洲知识的创造仍然以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为主，为此，核心问题是非洲研究机构需要什么机制来确保非洲研究在理论、方法和认识论方面以非洲为中心？非洲学者提出有必要加强非洲研究机构的能力、建立一个泛非研究机构等。然而，这些提议包括泛非非洲研究研讨会本身在后续并没有很大进展。
第一代革命非洲知识分子的“光环褪去”正在见证非洲研究和非洲知识生产 的重建。在“全球南方”崛起的大背景下，非洲知识界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正在悄 然发生变化。非洲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话语并不再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对“全球南方”经验的认识和借鉴也促使非洲知识界进行反思。其一，知识分子对非洲 民族主义的热情不再，而是多了反思。阿奇 ·马菲吉等指出，民族主义并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一些民族主义替代方案最终导致非洲同胞对非洲人的剥削。阿奇勒 ·姆本贝认为非洲民族主义是错误的哲学，非洲知识生产应该拥抱全球对话，“全球对话是学科内和学科间学者之间不断发展的辩论，其中地缘政治力量 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全球对话需要一位不考虑界限的学者”。其二，借鉴“全 球南方”理论和方法论。马哈茂德 ·马姆达尼等认为，当代非洲学术研究的特点 是渴望非西方认识论以及更能适应非洲社会和经济复杂性的方法。“全球南方”的崛起，以及非洲的相对落后，使非洲学术界对其他南方国家的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他们希望找到能够匹配非洲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方法。其三，参与“全球南方”知识生产是提升非洲在全球知识生产地位的合理选择。其四，坚持本土化。本土化和非洲中心主义是非洲知识生产的根，非洲对全球知识的贡献根本上来自对非洲本土知识、思想和智慧的挖掘与利用。改变非洲在全球知识生产中边缘化的地位，不是否定非洲研究的本体论，而是要建构更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知识生产的学术回归和去政治化使非洲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2025 年《世界科学家》收录了全球近 240万名科学家，其中非洲有超过 17万名科学家在列。根据这一目录，在全球百名科学家中有 1 位非洲科学家，在全球前 1000 名科学家中有 12 名非洲科学家。在非洲百强科学家的排名中，最高排名在全球位居第 41 名，最低排名在全球位居第 18923 名。非洲百强科学家绝大多数来自自然科学领域，只有 3 位来自社会科学、经济学和商业管理领域。该目录收录了 32532 名非洲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者，如果按照非洲百强社会科学家排名，非洲社会科学家在全球最高排名为第 12485 位，最低为第 138537 位。按国籍分布，非洲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主要集中于南非，非洲前百位社会科学家中有64 位来自南非，加纳、肯尼亚、埃及和尼日利亚各有多位学者入选。按学科领域分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商业与管理是非洲社会科学家的主要研究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超过 10 位学者入选，而历史、区域研究、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等领域只有1-2位入选。
该目录将区域研究视为社会科学下的一个学科进行收录。非洲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首要关注非洲现实。有 17 位非洲区域研究学者被收录进 2025 年《世界科学家》目录，基本可归类为非洲研究。按议题领域分布，其主要涉及非洲文学、哲学、政治、性别、女权主义、非洲电影等。相较而言，非洲区域研究学者的全球排位明显低于社会学、心理学、商业与管理等非洲社会科学主要领域。简单归类的话，后者可视为“全球标准知识”下的非洲研究，而前者更多体现为“非洲本土化的非洲研究”。由此，一个粗浅的结论是，基于全球标准知识的非洲研究更容易获得国际承认，而基于非洲本土化的非洲研究获得全球承认的难度较大，代表性的学者数量也较少。这也回应了“非洲的非洲研究”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结构性困境：如果要提升全球地位，必须拥抱世界主义，但可能削弱非洲本土性；如果坚持本土化而不加强国际交流、借用国际标准和规范，则会导致与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隔离。
五、结论
当前，非洲知识生产面临着两个结构性挑战：一是由外部全球不平等导致的结构性束缚。其决定了非洲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竞争力不足，更导致非洲学者无力应对外部理论、方法和范式对非洲的“入侵”，为了获得国际承认和发表机会，非洲学者仍不得不借用外部的理论和方法。二是来自内部的非洲本土理论缺失。理论缺失导致非洲学者对“舶来品”的依赖，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非洲本土认识论和方法论困境，非洲学者的南方认识论、理论和方法依然被轻视、被误解、被边缘化。21 世纪的非洲学者正处于一个严重的认识论斗争时代，“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知识体系竞争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在非洲学者看来，这或许是非洲知识生产竞争力提升的一次重要机会。非洲学者应该加强与“全球南方”知识界的联系交流，先缩小与“全球南方”的知识差距，进而提升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位置。“非洲学者正在寻找认识论思想来填补缺失的本体论联系，使非洲观点和‘全球南方’知识系统同样重要。在缩小本体论鸿沟的过程中，非洲知识分子应该继续大步向前，继续呼吁去殖民化，使非洲中心主义理论得以建立。不仅在地方层面，而且在国际层面，‘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思想和理念创新可以指导非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3期，第40-60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