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刘国庆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曾传香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目 录
学术动态 20世纪以来阿富汗政治变迁与研究焦点
学人访谈 朱永彪教授论中国阿富汗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编者按：阿富汗地处亚欧大陆交汇处，西接伊朗，北邻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东北毗连塔吉克斯坦与中国，东南与巴基斯坦接壤。作为连接多区域的战略枢纽，阿富汗横跨中东、中亚与南亚等地理空间，因而其局势演变深刻牵动周边乃至全球的安全格局与经济发展。对中国而言，阿富汗研究关乎边疆安全、区域经济合作与地缘战略布局；对国际社会而言，阿富汗研究涉及反恐治理、地区秩序重建与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等重要议题。
阿富汗研究起步于19世纪末殖民时期，早期西方学者为配合殖民统治需要，推动了达里语与普什图语的整理与研究。20世纪以来，法国与英国考古队伍的考察工作奠定了该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基础。随后苏联入侵催生了阿富汗移民文化与文学现象，研究视角渐趋多元。至21世纪，尤其是塔利班再度执政后，学术焦点转向恐怖主义、民族政治、国家建设等现实议题，研究路径亦逐渐摆脱单一西方中心框架，走向多学科交叉与全球化参与。
本期特辑旨在系统梳理阿富汗研究的学术脉络与前沿动态。第一部分聚焦于政治、外交、安全与经济等领域，厘清其发展进程与研究要点；第二部分采访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教授，分享当前阿富汗研究的前沿动态与核心挑战，为特辑提供权威视角与深度洞察。
开展阿富汗研究具有显著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从学科层面看，其贯穿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不仅能填补相关领域空白，亦有助于修正传统理论，尤其为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部落传统与国家治理关系提供关键案例。从现实观照看，塔利班执政下形成的特殊政体，为探讨不同制度国家的共存模式、国际秩序构建的多元路径提供了新的观察窗口，有助于超越单一制度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推动全球冲突治理与区域协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对。
学术动态 | 20世纪以来阿富汗政治变迁与研究焦点
19世纪初期，英、俄两大帝国在中亚腹地展开角逐，阿富汗作为“缓冲国”进入现代国际舞台。英俄的“大博弈”加深了阿富汗社会政治分裂，对地区的政治格局造成深远影响，并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深入。
一、阿富汗政治变迁研究：谱系的形成与演进
关于阿富汗政治议题的学术探讨，已演进为一个跨国界、跨机构且深度交叉融合的知识生产体系，其内在脉络与阿富汗现代国家构建及政权更迭的关键历史节点紧密交织。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焦点、理论范式与方法论亦随之发生结构性转变，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与集聚化的议题集群，反映出研究实践与现实政治变迁之间的动态互动。
学界对阿富汗现代政治的系统性探讨，始于对其现代化改革与早期国家建构的探讨，西方学者在此领域起步较早。美国布朗大学前校长、卡内基基金会前主席瓦尔坦·格雷戈里安（Vartan Gregorian）是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1967年，格雷戈里安在《马哈茂德·塔尔齐与<萨拉杰报>：阿富汗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思想》（Mahmud Tarzi and Saraj-ol-Akhbar: Ideology of national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Afghanistan）一文中，以两次英阿战争后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兴起为背景，借助知识分子塔尔齐及其主编的《萨拉杰报》为切入口，系统梳理了阿富汗早期现代化思潮与实践。[1]其1969年专著《现代阿富汗的诞生：改革与现代化政治（1880-1946）》（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fghanistan: Politics of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1880–1946），进一步从政治视角追溯了阿富汗国家演进历程，强调族群因素在其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2]相比之下，国内相关研究较为有限。于卫青教授在《阿富汗君主制度与现代化改革》一文中，借助历史分析路径，从社会历史条件、地缘政治环境和外部势力干预等角度，分阶段论述了二十世纪阿富汗现代化改革失败的深层原因与内在规律，从而揭示了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多重结构性矛盾与冲突。[3]
1978年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及其引发的持续冲突，不仅标志着该国现代史的关键转折，更深刻重塑了国际学术界的分析范式，研究焦点由此转向对冲突机理的深层剖析与意识形态结构的系统性解构。欧洲大学学院教授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曾任联合国阿富汗协调员办公室顾问，长期从事伊斯兰政治和宗教研究。他撰写了首部关于阿富汗冲突的长篇专著，系统探讨了阿富汗伊斯兰教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深入剖析了阿富汗圣战所依托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基础及其内部演变机制。[4]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东尼奥·朱斯托齐（Antonio Giustozzi）率先对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展开了系统性研究。在《阿富汗战争、政治和社会：1978-1992》（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1978-1992）一书中，朱斯托齐首次综合论述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PDPA）的制度构架、执政表现与失败根源，通过整合苏联解密档案、无线电通信记录以及相关参与者的访谈记录，将亲苏政权的社会、政治与军事有机结合，为该时期的研究提供了独创性视角。[5]此外，由美国著名阿富汗和南亚问题专家巴内特·鲁宾（Barnett R. Rubin）撰写的《阿富汗的分裂：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形成与崩溃》（The fragmentation of Afghanistan: State formation and collap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一书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之作。鲁宾以政治学视角，生动解析了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的本质特征与兴衰轨迹，并系统梳理了圣战者抵抗运动的复杂历程。他将这些现象置于国际格局中进行考察，揭示了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政策博弈如何塑造了阿富汗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6]
围绕塔利班现象及阿富汗国家重建的学术探讨，构成了近三十年来阿富汗研究领域最具持续性与演进性的核心议题。这一议题集群并非静态，而是始终与现实政治进程紧密联动，其研究焦点、理论视角与分析路径随着阿富汗从塔利班首次执政、美国主导重建到塔利班再度掌权的历史变局，呈现出焦点迁移、范式转换与路径分化的动态特征。
在塔利班首次执政时期，学术研究的焦点集中于解构其政权的独特性质，普遍将其阐释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普什图部落传统与长期战争环境相互嵌合而形成的特殊政治实体。阿富汗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雅库布·易卜拉欣（S. Yaqub Ibrahimi）依托国家形成理论，从建国历程、组织结构、领导特质与领土控制四个方面考察塔利班第一次政权的制度特征，并通过合法性、权威性与治理能力三个变量评估其功能表现。[7]此后，随着美国主导下的阿富汗重建进程展开，相关研究进一步分化为两条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主线。第一条主线侧重于探究塔利班作为叛乱组织的生存与演变。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东尼奥·朱斯托齐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出版了大量开创性研究成果。其中，《征战中的塔利班:2001-2018》（Taliban at War: 2001-2018）一书详细论述了塔利班如何在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压力下，演变为一个能够获得外部援助、具有专业作战能力的政治-军事组织。[8]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凤则清晰勾勒了“9·11”事件后塔利班经历的“秘密重组、快速发展与战略相持”三个阶段。 [9]第二条主线则是对国际主导的和平重建进程进行全面评估与批判。美国学者巴内特·鲁宾从国际治理角度指出国际社会在阿行动的碎片化导致重建失效，倡导通过多边机制协调国家主权与国际安全需求。[10]新疆大学张家飞教授则系统分析了政党纷争、部落势力与腐败等内部结构性因素如何阻碍政治秩序构建。[11]前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驻阿记者、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上将特别顾问莎拉·查耶斯（Sarah Chayes）则从外部干预的副作用出发，尖锐批评了外部联盟与地方权贵结合所加剧的腐败问题，驳斥了西方所谓的“腐败次要论”。[12]
2021年塔利班再度执政，推动学术焦点迅速转向对其二次执政实践的全方位审视，并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一个多机构参与、多视角并存的活跃研究生态。美国近东东南亚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哈桑·阿巴斯（Hassan Abbas）的著作《塔利班政权回归：美国撤离后的阿富汗》（Return of the Taliban: Afghanistan after the Americans Left），是首批全面论述塔利班政权复兴的作品之一。该书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系统剖析了现塔利班政权的思想体系、人口构成、领导层特征及组织运作机制，以批判性视角审视其进驻喀布尔的执政轨迹及现行治理策略。[13]此外，巴基斯坦库尔图巴科技大学助理教授阿米尔·汗（Aamir Khan）、[14]阿富汗财政部公共投资管理部门前负责人瓦希杜拉·哈穆恩（Waheedullah Hamoon）[15]以及中国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教授[16]等学者，也分别从政权合法性、派系斗争、经济重建等角度探讨了阿塔的执政前景。
在此基础之上，近期研究进一步呈现出专题化与精细化的发展趋势，学者们依托跨学科工具与比较视野，推动内部治理、意识形态转型及地缘政治影响等多个维度的研究深化。在内部结构与国家建构方面，中国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闫伟从政治学与民族学切入，论述了部落结构与身份政治对阿塔身份转型及现代国家建构所造成的困境。[17]土耳其学者赛义德·纳西姆·巴赫曼（Sayed Nasim Bahman）则侧重于政治体制分析，指出现行体制中激进伊斯兰主义与部落传统的复合性特征及其对发展道路的影响。[18]在意识形态演变方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19]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凤[20]等学者从意识形态转型角度，论述了塔利班的自身演变，重点考察了其意识形态转向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适应性调整，以及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克尼亚泽夫（Alexander Knyazev）通过纵向比较，指出阿富汗塔利班在内部的分裂与整合、教义诠释、民族政策以及对外关系上的动态变化。[21]此外，地缘政治视角的研究亦同步推进，呈现出理论化与实证化并行的趋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赵可金运用生态制度主义理论，构建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分析框架以追溯阿富汗变局的根源。[22]朱永彪教授和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俊超则通过大国竞争模式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竞争逻辑从“独占争霸”向“合作防御”的转变，以及其中反映的“东升西降”权力态势；[23]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于开明及副所长闫伟教授则通过对周边国家对阿政策的比较研究，论述了南亚政治格局由此产生的演变。[24]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作为一项贯穿阿富汗近现代史与南亚地缘政治的核心争议，其学术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便持续深入，逐步从最初的历史描述与边界梳理，拓展为融合民族认同、国家建构、国际关系与大国外交的多维度复合性议题。巴基斯坦学者库雷西（Qureshi）在《普什图尼斯坦：阿巴边境争端》（Pashtunistan: The Frontier Dispute Betwee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历史、民族、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争议点及其成因。[25]英国历史学家比詹·奥姆拉尼（Bijan Omrani）的《杜兰线：阿巴边界的历史与问题》（The Durand Line: History and Problems of The Afghan-Pakistan Border）一文，详细描述了杜兰线的的划定过程及其引发的法律、领土、经济、民族、军事和地缘政治等多方面问题。[26]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富汗裔贝赞·法里杜拉（Bezhan Faridullah）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及阿富汗政策：1947-1952》（The Pashtunistan Issue and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1947-1952）中，回溯了1947-1952年间阿富汗王室试图通过推行普什图民族主义政策收复失地的具体路径。[27]国内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以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姚大学教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闫伟教授和于卫青教授等学者为代表，多从历史分析角度详细梳理该问题的发展脉络，并逐步揭示出部落结构、民族主义等内部因素与大国干预等外部力量在该问题形成与演变过程中的交织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阿富汗政治变迁的探讨已形成一个层次丰富、脉络清晰且与现实进程紧密互动的知识谱系。研究焦点从早期的国家建构与现代化叙事，历经对冲突时期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的解析，逐步转向对塔利班治理实践、国家重建困境及地缘政治影响的动态分析。这一演进过程不仅映射了学术范式随历史转折而发生的结构性调适，更彰显出议题不断集聚与深化的内在逻辑。未来研究的深化将首先体现在对塔利班二次执政下政权巩固与治理效能的长时段追踪，重点关注其意识形态调适、社会经济政策与内部权力平衡之间的复杂互动。在方法上，跨学科融合将成为重要路径，通过在伦理与可行框架内拓展多元经验材料，深化对地方权力结构及其与中央治理互动逻辑的理解。理论构建则需要超越传统地缘分析，将阿富汗置于“全球南方”崛起与区域秩序转型的视野中，系统审视国家、区域组织及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多重关系。最终，通过建立更具历史纵深与本土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融合多元化与批判性视角，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更精细、更富洞察力的新阶段。
二、阿富汗大国互动研究：焦点与理论演进
近代以来，阿富汗在与大国周旋中逐渐形成了以“中立主义”为核心，“第三国主义”为辅助的外交政策。其外交政策实践，特别是在与大国互动中的调适过程，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场域。学术界对此的关注已形成脉络清晰、议题持续演进的跨学科领域。研究主体以国内外高校和智库为核心，分析范式经历了从早期侧重于历史线索梳理与战略动机解读，逐步转向对政策过程及其效能的批判性评估，并最终聚焦于后冲突时代大国博弈新动态的追踪与理论构建。下文选取中国、美国、俄罗斯及巴基斯坦四个关键国家作为主要观察对象，对相关研究进行结构性梳理。
1.中阿关系研究：历史脉络、安全关切与战略协作
关于中阿双边关系的学术探讨，已构建起一套从宏观历史纵深到微观政策解析的多维研究谱系。该领域不仅致力于梳理自古代丝绸之路以来的长期交往脉络，更深入剖析当代中国对阿政策背后的战略动机、利益考量及其与区域安全格局的复杂关联，研究议题呈现出明显的现实问题驱动特征。
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两国关系史的初步整理与冷战背景下的战略互动分析。戴申宇（Shen-Yu Dai）于1966年发表的《中国和阿富汗》（China and Afghanistan）一文，系统回顾了从汉代至20世纪60年代的双边关系发展，并敏锐指出了中国影响力上升的趋势。[28]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成为一个关键转折点，促使研究焦点转为对中国外交应对的深度剖析。印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加尔吉·杜特（Gargi Dutt）、[29]阿富汗国际关系研究专家埃马迪·哈菲祖拉（Hafizullah Emadi）[30]以及新加坡裔巴基斯坦籍著名记者凯瑟·艾琳（Aileen Qaiser）[31]等人，从不同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在冷战格局下对苏联入侵的立场与策略选择。与此同时，国际战略研究所前研究部主任杰拉尔德·塞格尔（Gerald Segal）以边界问题为切入点，揭示了苏联因素对中阿关系的结构性影响以及中国的审慎政策调整逻辑。[32]
“9·11”事件后，地区安全环境的剧变推动中阿关系研究更聚焦于更具现实导向的政策与安全分析。巴基斯坦学者赛义德·瓦卡斯·海德尔·布卡里（Syed Waqas Haider Bukhari）探讨了中国通过“经济外交”拓展在阿富汗影响力的具体模式；[33]印度尼赫鲁大学阿富汗研究专家安布里什·达卡（Ambrish Dhaka）的研究则揭示了中国以经济合作为主导、以新疆安全稳定为核心关切的对阿政策逻辑。[34]中国智库专家，如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前主任赵华胜教授，着重阐释了中国对阿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35]2014年后，随着中国在阿富汗事务中的角色更趋积极主动，相关研究开始深入探讨影响双边关系的深层结构性变量。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教授乔纳森·路德维希（Jonathan Z Ludwig）在梳理1950年以来的中阿历史交往的基础上，指出阿富汗国内安全与中美战略博弈已成为塑造未来中阿关系的关键因素。[36]赵华胜、朱永彪、闫伟等中国学者则从多个维度论述了中国对阿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及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路径。
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再度执政，标志着地区局势进入新阶段，也催生了围绕中国“建设性介入”实践的前沿研究议题。阿富汗科学研究院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伊姆兰·扎克里亚（Imran Zakeria）、兰州大学张新平教授、新华社新媒体中心编辑王楚天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将焦点对准了中国与塔利班政权的务实接触、通过多边平台进行的区域协调努力，以及督促塔利班履行承诺的外交实践，体现了学术界对最新事态发展的紧密追踪。
2.美阿关系研究：从战略博弈、国家构建到秩序断层
美阿关系因其牵涉到一场持续时间最长、代价高昂的大国干预及其颇具争议的终结方式，成为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领域一个极具反思意义的典型案例。相关学术研究紧密跟随两国关系的戏剧性起伏，其关注焦点从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竞争，逐步演变为对国家建设、撤军决策以及后冲突时代秩序真空的批判性审视，形成了融合历史、政策分析与安全研究的多元格局。
冷战时期的研究主要由历史与国际关系学者主导，致力于剖析美国对阿政策的战略动机、实施手段及其服务于美苏全球争霸的从属性角色。中国学者张树明教授在《20世纪上半期美国与阿富汗关系的演变》、[37]《冷战时期美国对阿富汗宪政改革的政策》、[38]《冷战时期的“普什图尼斯坦”争端与美国政策论析》[39]等系列论文中，考察了美国在冷战不同阶段的对阿政策及其对美苏博弈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白建才、[40]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宋亚光[41]则着重梳理了美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所采取的各类隐蔽行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陈翔进一步从理论层面概括了美国在该时期所采用的“代理人战略”。[42]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学术探讨的核心转向对国家建设工程的有效性、关键双边协议的约束力及其决策机制内部矛盾的批判性审视。前英国皇家研究所研究员谢尼娅·多曼迪（Xenia Dormandy）和迈克尔·基廷（Michael Keating）敏锐地指出了《双边安全协定》框架下美阿“交易型关系”的局限性及其脆弱前景。[43]阿富汗和平与安全研究中心创始人、战略研究与分析中心南亚及中东事务主编沙里夫拉·杜拉尼（Sharifullah Dorani）在其著作《阿富汗战局中的美国政策：从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时期的决策进程》（America in Afghanistan: Foreign Policy and Decision Making From Bush to Obama to Trump）中，基于当地一手资料挖掘，深刻揭示了从布什到特朗普时期美国对阿政策的反复与内在矛盾，特别关注了决策过程、当地反应以及治理失败等核心问题。[44]
2021年美军仓促撤离与塔利班政权回归，标志着美阿关系进入一个断裂与不确定的新时期，推动研究前沿转向对关系崩解根源的剖析与未来可能性的情景预测。阿富汗学者扎比·乌拉·沙纳恩（Zabih Ullah Shahnan）与巴基斯坦学者埃贾兹·侯赛因（Ejaz Hussain）在《美国与阿富汗关系：撤军之后，未来何在？》（US–Afghanistan Relations Post-withdrawal: Is There a Future？）一文中系统分析了当前对抗关系的根源，并对未来走向，包括和解、持续对抗与制裁或政权更迭等多种情景进行了前瞻性探讨。[45]
3.莫斯科与喀布尔：历史遗产、战略调适与角色重塑
莫斯科与喀布尔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对一个大国如何应对其战略遗产、并在新的地缘格局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的持续性观察。该领域学术脉络清晰体现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汲取、政策路线的延续与断裂，以及策略工具灵活运用的三重关注，核心议题在于解析俄罗斯如何在避免重蹈苏联覆辙的同时，巧妙利用美国影响力衰退留下的空间，通过外交、经济与安全重塑其在阿富汗及中亚地区的战略存在。
早期研究着力剖析苏联如何通过非军事手段，特别是经济依赖关系，来实现对阿富汗的政治塑造与战略牵引。前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伊朗和阿富汗问题研究专家拉马扎尼（Ramazani）在《阿富汗与苏联》（Afghanistan and the USSR）一文中，指出苏联通过贸易与投资将阿富汗纳入其经济影响范围，从而实现政治上的牵引。[46]达乌德政府时期阿富汗外交部副部长阿卜杜勒·萨马德·豪斯（Abdul Samad Ghaus）在《阿富汗的沦陷：一位内部人士的叙述》（The Fall of Afghanistan: An Insider's Account）中，以内部视角提供了达乌德时期对苏联扩张主义的疑虑以及双边关系微妙转变的一手叙述，弥补了纯粹外部观察的不足。[47]
冷战结束后，学界持续追踪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其阿富汗政策在摇摆与观望中艰难再定位的过程。前美国空军预备役外国地区事务官、现美国国务院派驻研究员斯科特·博恩（Scott Bohn），系统梳理了俄罗斯对阿态度从忽视、被动关注到因应恐怖主义威胁而转向坚决反对塔利班的演变轨迹，揭示了政策中的犹豫与现实主义色彩。[48]与此同时，赵华胜教授较早地剖析了俄罗斯在阿的核心利益，以及推动阿富汗保持“独立与中立”的政策立场。[49]2014年后，研究开始聚焦于俄罗斯政策的“主动性转向”，即从依赖西方主导的解决框架转向自主构建以其为中心的地区协调机制。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平与冲突研究部主任叶卡捷琳娜·斯捷潘诺娃（Ekaterina Stepanova）、陕西师范大学王海滨副教授等学者均深入分析了俄罗斯如何通过倡导并主导“莫斯科模式”等多边对话平台，积极寻求与中国等地区大国的合作，旨在提升自身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2021年阿富汗变局后，学术焦点锁定于俄罗斯对塔利班政权的务实接触乃至最终的战略性承认。北京师范大学马勇教授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博士后邱实在《俄罗斯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嬗变进程及发展前景》一文中探讨了双方关系的嬗变进程与发展前景，并特别纳入了美俄战略竞争及俄乌冲突等变量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分析。[50]俄罗斯于2025年7月正式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后，兰州大学汪金国教授及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贾永刚即时分析了此举背后制衡美国、防范安全风险与经济合作等多重战略考量，并评估了其对中亚、南亚乃至中东地缘格局的潜在冲击。[51]
4.阿巴关系研究：历史纠葛、安全困境与区域联动
学术界对阿巴关系的探讨，始终与南亚地缘格局的变动深度交织，研究焦点与路径的调整与关键的地缘政治变动紧密相关。从冷战背景下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历史溯源，到反恐时代对跨境安全机制与外部干预逻辑的剖析，再到应对塔利班再度执政后的治理与区域互动新局。这一演进历程，不仅记录了双边关系的复杂嬗变，亦折射出区域研究在理论视角与方法论上的持续调试与演进。
早期研究的学术焦点，集中于解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这一深深植根于殖民历史遗产与民族认同建构的核心争端。巴基斯坦学者胡尔希德·哈桑（Khurshid Hasan）聚焦于杜兰协定和“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梳理了20世纪中叶两国关系的恶化过程。[52]前尼赫鲁大学教授、巴基斯坦研究专家卡利姆·巴哈杜尔（Kalim Bahadur）则系统阐述了巴基斯坦的对阿政策逻辑。[53]这些早期工作为理解阿巴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奠定了基础。
“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使地区安全格局发生变化，阿巴关系研究随之走向国际化与安全化的新阶段，外部行为体的角色成为关键变量。法国著名南亚研究专家弗雷德里克·格拉雷（Frédéric Grare）在《“9·11”事件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关系》（Pakistan-Afghanistan Relations in the Post 9/11 Era）一文中，深刻剖析了“9·11”事件后阿巴关系的演变及其对地区和全球安全的影响，并指出印度和美国因素给巴基斯坦对阿政策带来不确定性。[54]同时，前阿富汗外交官阿赫马德·沙耶克·卡西姆(Ahmad Shayeq Qassem)则从实践层面论证改善双边关系，特别是解决边界管控争议，对加强反恐合作的必要性。[55]2014年后，阿巴关系研究进入新阶段。巴基斯坦空军战争学院教授里兹万·泽布（Rizwan Zeb）探讨了阿巴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走向，并提出“逆向伙伴关系模式”（Adverse partnership model）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56]
2021年塔利班再度执政，为阿巴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也催生了更具现实敏感性与议题分散化的前沿研究，主要沿着以下三个平行且交织的线索展开：一是对塔利班政权下双边政治与安全动态的即时分析。巴基斯坦学者阿卜杜勒·瓦西·波帕尔扎伊（Abdul Wasi Popalzay）着重分析了塔利班执政后双边关系演变，以及内外部因素造成的影响。[57]二是对跨境非传统安全威胁联动性的深度考察。巴基斯坦拉合尔女子大学助理教授沙希德·阿里（Shahid Ali）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南亚和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拉杰·维尔玛（Raj Verma）等人则深入探讨了阿塔不愿与巴塔切割的复杂动因。[58]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一鸣从难民危机切入，警示了双边关系的脆弱前景。[59]三是对巴基斯坦长期秉持的“战略纵深”思想在其对阿政策中延续性与调适性的再评估。这些研究共同展现了该领域高度动态、跨国协作与微观深化的最新趋势。
既有研究已系统勾勒出阿富汗与主要大国互动关系的学术脉络，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演进与多元的分析视角。学者们从历史梳理入手，逐步深入到战略动机解码、政策过程批判与地缘博弈评估，形成了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关怀的研究传统，体现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变动的紧密互动。大国在阿富汗的博弈动态及其对当地和解进程的影响机制、非国家行为体对区域关系网络的持续塑造作用、经济合作项目在安全脆弱环境下的推进模式与风险管控等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相关研究将推动对阿富汗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特殊角色与复杂地位的更全面理解。
三、阿富汗安全治理研究：脉络、范式与理论
阿富汗的安全治理长期居于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的核心议程，学术探讨主要围绕恐怖主义与毒品问题两大非传统威胁展开。既有研究已从早期对具体事件与孤立政策的关注，转向对研究主体、分析范式与议题流变的系统性反思，逐步勾勒出该领域知识生产的基本结构与发展路径。
阿富汗的恐怖主义研究根植于苏联入侵后的区域动荡，并随国际反恐格局的演变而逐步体系化。该领域研究不仅聚焦于组织本身的历史与行为，更深入到恐怖主义与地缘政治、社会结构及治理模式之间的复杂互动，呈现出从事件描述到机制分析、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融合的明显演进轨迹。
在“基地”组织研究方面，国际学界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清晰地展现了从基础性历史梳理向战略性理论阐释的学术深化过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国际反恐问题专家罗汉·古纳拉特纳(Rohan Gunaratna)在著作《“基地”内幕：全球恐怖网络》（Inside Al Qaeda: Global Network of Terror）中，通过大量访谈与文献系统梳理了该组织的建立与发展。[60]美国哈弗福德学院教授、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巴拉克·门德尔松（Barak Mendelsohn）在著作《“基地”分支：扩张及其后果》（The al-Qaeda Franchise: The Expansion of al-Qaeda and Its Consequences）中从战略与组织维度，深入探究了“基地”组织扩张的战略逻辑、意识形态渗透与组织结构变迁。[61]基于国内外研究积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钱雪梅教授进一步评述了“基地”研究的特色与不足，并深入阐释了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演变路径。[62]2021年阿富汗变局后，塔利班与“基地”组织仍保持微妙联系，研究焦点转向双方关系的延续性。美国国防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斯·洛伊多尔特（Bryce Loidolt）在《基地组织与塔利班联盟的存续》（How the al-Qaeda–Taliban Alliance Survived）一文中从联盟存续的逻辑出发，剖析了双方关系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动态。[63]
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研究，则显著体现出地缘安全关切驱动下的多学科融合与即时回应特征。自2014年该组织在阿富汗活跃以来，相关研究迅速展开。安东尼奥·朱斯托齐在著作《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阿富汗、巴基斯坦与新中亚圣战》（The Islamic State in Khorasan: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the New Central Asian Jihad）中，综合运用历史、社会与安全研究方法，借助丰富的一手资料，全面阐述了该组织的起源、架构、活动模式、资金来源及其与地区其他极端组织的联动，并指出其对区域安全，尤其是对中国边疆稳定的潜在影响，为理解该地区当前极端主义动态提供了重要的视角。[64]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富育红、兰州大学教授、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新疆大学廖成梅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魏亮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分别从渗透情况、影响机制及周边辐射等角度展开分析。钱雪梅教授在其新作《“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挑战阿富汗塔利班：成因、形式及其韧性》一文中，进一步聚焦于2021年后该组织与塔利班的对抗态势，揭示其在压力下展现的组织韧性及其对地区安全的持续威胁。[65]在反恐治理的理论构建方面，中国学者王庭东尝试进行范式提炼，将“9·11”后阿富汗反恐治理实践概括为以美国为首的“小布什”范式全球反恐怖主义联盟、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恐怖主义治理机制和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地区恐怖主义治理模式三大类型，[66]体现了该领域从经验描述向中层理论构建的学术自觉。
阿富汗的毒品经济深嵌于全球政治经济变迁、地区冲突与国际干预的历史进程中。相关研究融合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及政策分析，旨在揭示毒品如何从一种农作物演变为影响国家命运与社会结构的核心因素。
关于毒品问题成因的学术探讨，包含从全球体系、国家历史到地方社会经济的多层次分析架构，呈现全球、国家与地方相互嵌套的结构性解释格局。美国阿富汗和南亚毒品史研究领域权威专家詹姆斯·萨林·布拉德福德（James Tharin Bradford）在其著作《罂粟、政治与权力：阿富汗与毒品及外交的全球史》（Poppies, Politics, and Power: Afghanistan and the Global History of Drugs and Diplomacy）中，以阿富汗鸦片史为脉络展开研究。布拉德福德指出，阿富汗的毒品贸易及其政府在该贸易中的地位，实质上是由全球非法市场与国际打击行动共同形塑的。通过探究鸦片生产的激增及其与全球禁毒政策失败之间的关联，该研究进一步将毒品贸易与毒品政策的全球历史，同阿富汗国家形成过程及其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分析，从而重塑了对当代阿富汗乃至全球毒品贸易格局的理解。[67]四川大学罗怿的《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历史成因及其现实影响》一文从历史视角出发，指出20世纪70年代公路网络发展、传统农业遭战争破坏及各派势力资金需求等因素，共同构成了毒品经济的结构性土壤。[68]在政策评估方面，阿富汗毒品问题权威专家大卫·曼斯菲尔德（David Mansfield）、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范达·费尔巴布·布朗（Vanda Felbab Brown）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乔纳森·考尔金斯（Jonathan P. Caulkins）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一致批判了忽视本地社会经济复杂性的外部干预政策，指出西方单一的执法或替代种植政策加剧了叛乱、腐败与犯罪。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副教授朱利安·梅西耶（Julien Mercille）在《残酷收获：美国对阿富汗毒品贸易的干预》（Cruel Harvest: US intervention in the Afghan drug trade）中进一步聚焦于美国禁毒政策，揭示了政策背后复杂的政治与经济战略动机，[69]体现了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深度。
随着塔利班政权于2022年颁布新的禁毒法令并于2024年成立“打击麻醉品与酒精高级委员会”，学术关注点迅速转向对政策动因、实施机制及其深远社会后果的评估，体现了研究与现实进程的紧密互动。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申玉辉和硕士研究生张伟在《重新掌权以来阿富汗塔利班的禁毒政策：动因、成效与挑战》一文中，系统分析了宗教意识形态、国内社会压力与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塔利班禁毒政策的推动，并对该政策的短期影响与长期挑战进行了初步评估。[70]
总体而言，阿富汗安全治理研究已形成机构协同、视角交织与议题迭代的立体学术体系。在研究格局上，多元机构背景支持了方法论与立场的多样性；在分析视角上，实现了从历史描述、组织分析向地缘政治、批判治理与韧性理论的多层次拓展；在议题演变上，始终保持对现实变动的敏感，从本体研究延伸至治理范式比较与政策效能评估。未来可深化在跨国比较、长期追踪、跨学科整合以及在地知识融合等方面的研究，尤其需要关注非传统安全治理如何与阿富汗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相互渗透，从而超越外部视角，构建更具解释力、历史厚度与伦理关怀的学术叙述。
四、阿富汗经济研究：演进脉络与理论视角
阿富汗经济所呈现的结构性困境与发展滞后问题，长期以来吸引了国际学术界的多维度审视，形成了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关切的研究谱系。当前学术成果不仅涵盖经济史与发展经济学范畴，更广泛融入了政治经济学、区域研究及冲突分析的跨学科视角，呈现出议题交织、方法互补的学术视野。
学界对阿富汗经济困境的剖析，普遍从资源禀赋与政治困境的双重约束出发，体现了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的深度融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提尔坦卡尔·罗伊（Tirthankar Roy）在《阿富汗经济史之阅读》（Reading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Afghanistan）一文中，从比较经济史的视角出发，围绕资源禀赋有限与中央政府能力薄弱这两个核心约束，系统论述了20世纪以来阿富汗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及其结构性困境。[71]与之呼应，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姚大学教授和李芳洲副教授则侧重于探讨经济发展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内在张力，指出现代化进程中所内嵌的一系列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是导致其民族国家建构屡受挫折的重要内生因素。[72]
关于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尝试及其局限，早期研究奠定了实证基础，而对其后冲突经济形态的解析，则凸显了大学与智库研究的交叉融合。原美国雪城大学名誉教授彼得·弗兰克（Peter G. Franck）是阿富汗早期经济发展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在《阿富汗经济发展问题》（Proble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ghanistan）一文中对20世纪上半叶阿富汗的经济建设进行了全面分析，既肯定了政府在农业与工业发展方面的努力，也揭示了其在资本、技术与管理上面临的深层困难。[73]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陷入长期冲突，相关研究焦点转向“战争经济”，此议题吸引了众多政治经济学学者。美国著名阿富汗和南亚问题专家巴内特·鲁宾在《阿富汗战争与和平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in Afghanistan）一文中，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深刻剖析了这种“开放战争经济”对阿富汗本国及周边地区的侵蚀性影响。[74]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乔纳森·古德汉德(Jonathan Goodhand)则进行了更精细的类型学解构，通过将战争经济的细分，详细论述了阿富汗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型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75]
2001年后的阿富汗重建催生了大量以政策为导向的应用研究，经济重建的复杂性与制度性挑战成为学术焦点。欧美智库及政策研究机构在此阶段发挥了主导作用，其成果侧重机制诊断与对策设计。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科因（Christopher J. Coyne）等人以阿富汗为例，分析了在持续冲突中进行经济重建的挑战，并将其概括为“可信承诺陷阱”、“知识陷阱”、“政治经济陷阱”和“官僚陷阱”等多重困境。[76]与此同时，区域视角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巴基斯坦学者杰汉泽布·哈利勒（Jehanzeb Khalil）等人在《阿富汗政治经济局势评估：北约撤军后潜在形势研判》（Afghanist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 An Appraisal of Likely Situation at NATO-Drawdown）一文中,探讨了美国干预对阿富汗政治经济结构的塑造作用，并对北约撤军后可能出现的局势进行了预判。[77]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非驻地研究员、阿富汗研究专家保罗·菲什斯坦（Paul Fishstein）基于深入的实地访谈，进一步揭示了阿富汗在经济政策、制度环境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难以弥合的分歧。[78]美国和平研究所于2016年发布的名为《如何重振阿富汗经济？》（What Can Be Done to Revive Afghanistan’s Economy?）的政策报告，明确指出阿富汗经济面临结构性财政缺口与内生动力不足等根本性挑战，实现可持续的稳定增长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79]在此背景下，区域合作被视为重要出路。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任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C. Kuchins）强调区域经济整合对阿富汗的重要性，主张实施以区域贸易与交通互联互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以重塑其历史性的贸易枢纽地位。[80]
2021年塔利班再次掌权后，阿富汗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相关研究多由国际组织与金融机构主导，侧重于宏观经济监测与短期前景评估。根据世界银行报告，阿富汗GDP在2024年实现了2.7%的增长，2025年预计增速可达4.3%，阿富汗经济出现缓慢复苏迹象。难民回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服务业和工业活动，农业保持韧性，采矿和建筑业持续支撑经济产出。然而，快速的人口增长导致人均GDP持续下降。高失业率、私营部门投资有限以及对高度依赖人道援助等结构性难题依然存在，制约着其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81]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已从资源禀赋、治理能力、冲突经济、制度陷阱及区域联动等多个理论视角，系统揭示了阿富汗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约束与历史复杂性，勾勒出其学术认知从历史分析、政治经济学解构向政策评估与实时监测演进的清晰脉络。这些成果为理解阿富汗经济的脆弱性与转型困境提供了坚实学理基础。未来研究或可进一步深入探讨其经济系统在持续外部冲击下的适应性机制、非正式部门在长期转型中的角色演化，以及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在具体实践层面的落实路径与效果评估，从而在动态视野中丰富对冲突后经济体发展逻辑的理论构建。
阿富汗现代国家建构始终深受内外双重因素制约：内部表现为部落社会结构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张力、民族认同的碎片化以及经济结构的单一脆弱；外部则体现为大国地缘博弈的持续介入与区域安全格局的联动影响。塔利班的两次执政，尤其是2021年再度掌权，成为关键转折，其治理模式、意识形态调适与对外关系走向，不仅重塑阿富汗国内秩序，也深刻影响中亚、南亚乃至全球反恐与安全合作态势。当前阿富汗仍面临政权合法性构建、经济可持续发展、恐怖主义治理与区域关系协调等多重挑战。
展望未来，阿富汗研究将更聚焦于塔利班政权的制度化能力与治理绩效，尤其是在国家建构、法律政策实施与传统社会结构互动等方面的实际表现。非传统安全议题，如气候变化对农牧社会的影响、水资源争端与跨境人口流动，预计将受到更多关注。此外，阿富汗在区域合作机制中的融入路径，包括在“莫斯科模式”、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开展能源、交通与贸易合作的可能性与障碍，也将成为重要研究方向。阿富汗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冲突后社会与宗教政治实体，发展历程也将为民族国家建构、非西方政治体制合法性及国际干预伦理等理论议题提供重要的批判性反思资源。
注释：
[1] Vartan Gregorian, “Mahmud Tarzi and Saraj-ol-Akhbar: Ideology of national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Afghanista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21 No. 3, 1967, pp. 345-368.
[2] Vartan Gregoria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fghanistan: Politics of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1880–194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3] 于卫青、李阳：《阿富汗君主制度与现代化改革》，《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54-58页。
[4] Olivier Roy,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Antonio Giustozzi, 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1978-1992,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Rubin B R, The fragmentation of Afghanistan: State formation and collap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7] S. Yaqub Ibrahimi, “The Taliban’s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 (1996–2001):‘War-Making and State-Making’as an Insurgency Strategy,”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8 No. 6, 2017, pp. 947-972.
[8]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 at war: 2001-20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9] 王凤：《阿富汗塔利班重组及其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0期，第6、16-21页。
[10] Barnett R Rubin, “Peace Building and State-Building in Afghanistan: constructing sovereignty for whose secur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7 No. 1, 2006, pp. 175-185.
[11] 张家飞、查云亮：《阿富汗政治重建的障碍性因素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72-78页。
[12] Sarah Chayes, Thieves of state: Why corruption threatens global security, WW Norton & Company, 2015.
[13] Hassan Abbas, Return of the Taliban: Afghanistan after the Americans Lef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14] Aamir Khan, Aqsa Durrani, “The future of Afghanistan under Taliban-led regime: challenges and likely scenarios,”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LASSIJ), Vol. 8 No. 1, 2024, pp.1-21.
[15] Waheedullah Hamoon, Bohdan Krawchenko, Tamara Krawchenko, “Gover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liban,” Asian Affairs, Vol. 56 No. 1, 2025, pp. 87-111.
[16] 朱永彪、胡宁：《塔利班重新执政后的阿富汗局势与问题》，《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4期，第133-154页。
[17] 闫伟：《身份政治与阿富汗国家建构的难题》，《当代世界》2021年第10期，第31-36页。
[18] Bahman S N, “A Study of the Taliban Islamic Emirate System in Afghanistan,” Bölgesel Araştırmalar Dergisi, Vol. 8 No. 1, 2024, pp. 44-54.
[19] 丁隆：《阿富汗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转型》，《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2期，第10-17、33页。
[20] 王凤：《阿富汗塔利班意识形态演变及其对执政的影响》，《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第137-158页。
[21] Александр КНЯЗЕВ. "К вопросу об эволюции движения талибов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Vol. 14 No. 1-2, 2024, pp. 79-96.
[22] 赵可金、赵远：《阿富汗变局及其根源——以生态制度主义理论为视角》，《国际观察》2021年第6期，第55-77页。
[23] 朱永彪、王俊超：《从“独占争霸”到“合作防御”：大国围绕阿富汗竞争方式的演变》，《南亚研究》2024年第4期，第77-101页。
[24] 于开明、闫伟：《阿富汗塔利班崛起与南亚地区秩序重构》，《南亚研究》2022年第4期，第88-113页。
[25] S M M Qureshi, “Pakhtunistan: The frontier dispute betwee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acific Affairs, Vol.39 No. 1/2, 1966, pp. 99-114.
[26] Bijan Omrani, “The Durand line: History and problems of the Afghan-Pakistan border,” Asian Affairs, Vol.40 No. 2, 2009, pp.177-195.
[27] Bezhan Faridullah, “The Pashtunistan issue and politics in Afghanistan:1947–1952,”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68 No. 2, 2014, pp.197-209.
[28] Shenyu Dai, “China and Afghanist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5, 1966, pp. 213-221.
[29] Gargi Dutt,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s in Afghanist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9 No. 4, 1980, pp.597-608.
[30] Emadi Hafizullah, “China's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s in Afghanist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28 No.1-2, 1993, pp. 107-117.
[31] Qaiser Aileen, “China's Interests in Afghanistan in the Centext of Sino-Soviet Rivalry,” Strategic Studies, Vol. 10 No. 2, 1987, pp. 56-66.
[32] Gerald Segal, “China and Afghanistan,” Asian Survey, Vol. 21 No. 11, 1981, pp. 1158-1174.
[33] Syed Waqas Haider Bukhari, “The role of China in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Margalla Papers, Vol. 16 No. 1, 2012, pp. 27-48.
[34] Ambrish Dhaka, “Factoring Central Asia into China's Afghanistan policy,”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Vol. 5 No. 1, 2014, pp. 97-106.
[35]赵华胜：《中国与阿富汗——中国的利益、立场与观点》，《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3-19页。
[36] Ludwig J Z, “Sixty years of Sino-Afghan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6 No. 2, 2014, pp. 392-410.
[37] 张树明：《20世纪上半期美国与阿富汗关系的演变》，《西亚非洲》2011年第2期，第41-46页。
[38] 张树明：《冷战时期美国对阿富汗宪政改革的政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4期，第112-119页。
[39] 张树明：《冷战时期的“普什图尼斯坦”争端与美国政策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第5期，第25-37页。
[40] 白建才：《论美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政策和隐蔽行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29-35页。
[41] 宋亚光：《“苏联的越南”：美国与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史学月刊》2020年第6期，第82-92页。
[42] 陈翔：《大国竞争时代的美国代理人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1期，第1-26页。
[43] Xenia Dormandy, Michael Keat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ghanistan: A Diminishing 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 Asia Policy, Vol. 17 No. 1, 2014, pp.6-12.
[44] Sharifullah Dorani, America in Afghanistan: Foreign policy and decision making from Bush to Obama to Trump,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9.
[45] Zabih Ullah Shahnan, Ejaz Hussain, “US–Afghanistan Relations Post-withdrawal: Is There a Future,”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1 No. 3, 2024, pp.30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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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Abdul Samad Ghaus, The fall of Afghanistan: an insider's account, Pergamon Brassey, 1988.
[48] Scott Bohn, “Russia's Afghanistan Policy: An Irresolute Strategy for an Uncertain Fu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33 No. 3, 2014, pp.205-221.
[49] 赵华胜：《俄罗斯与阿富汗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第36-44页。
[50] 马勇、邱实：《俄罗斯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嬗变进程及发展前景》，《南亚研究季刊》2024年第3期，第37-58页。
[51] 汪金国、贾永刚：《俄罗斯正式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有何影响》，《世界知识》2025年第15期，第35-37页。
[52] Khurshid Hasan, “Pakistan-Afghanistan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2 No. 7, 1962, pp.14-24.
[53] Kalim Bahadur, “Pakistan's policy towards Afghanist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9 No. 4, 1980, pp.643-659.
[54] Frédéric Grare, Pakistan-Afghanistan relations in the post-9/11 era, Carnegie Papers, 2006.
[55] Ahmad Shayeq Qassem, “Afghanistan–Pakistan relations: Border controversies as counter-terrorist impediment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1 No. 1, 2007, pp.65-80.
[56] Rizwan Zeb,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2014 and beyond: Not friends, not yet enemies?” Journal of South Asian Development, Vol. 8 No. 2, 2013, pp.16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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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林一鸣：《遣返非法难民：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关系的转折？》，《世界知识》2023年第23期，第30-31页。
[60] Rohan Gunaratna, Inside Al Qaeda: global network of terro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61] Barak Mendelsohn, The al-Qaeda Franchise: the Expansion of al-Qaeda and its Conseque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62] 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13-135页。
[63] Bryce Loidolt, “How the al-Qaeda–Taliban Alliance Survived,” Survival, Vol. 64 No. 3, 2022, pp.133-151.
[64] Antonio Giustozzi, The Islamic State in Khorasan: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the New Central Asian Jih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65] 钱雪梅：《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挑战阿富汗塔利班：成因、形式及其韧性》，《阿拉伯世界研究》2025年第6期，第50-77页。
[66] 王庭东：《“9·11”事件与全球恐怖主义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第50-54页。
[67] James Tharin Bradford, Poppies, Politics, and Power: Afghanistan and the Global History of Drugs and Diplomac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68] 罗怿：《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历史成因及其现实影响》，《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5期，第125-126页。
[69] Julien Mercille, Cruel Harvest: US intervention in the Afghan drug trade, Pluto Books, 2012.
[70] 申玉辉、张伟：《重新掌权以来阿富汗塔利班的禁毒政策：动因、成效与挑战》，《南亚研究季刊》2024年第4期，第136-153页。
[71] Tirthankar Roy, LSE, “Reading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Afghanistan,” Economic History Working Papers, No.309, 2020.
[72] 李芳洲、姚大学：《阿富汗经济发展视域下的民族国家构建问题探研》，《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60-67页。
[73] Peter G. Franck, “Proble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ghanista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 No. 3, 1949, pp.293-314.
[74] Barnett R. Rub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in Afghanistan,”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10, 2000, pp.1789-1803.
[75] Jonathan Goodhand. “From war economy to peace economy? Reconstruction and state building in Afghanist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 1, 2004, pp.155-174.
[76] Christopher J. Coyne, Adam Pellillo,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midst conflict: Insights from Afghanistan and Iraq,” Defens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 22 No. 6, 2011, pp.627-643.
[77] Jehanzeb Khalil, Saima Perveen, Zahid Ali, “Afghanist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 An Appraisal of Likely Situation at NATO-Drawdown,” FWU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1 No. 1, 2015, pp.88-102.
[78] Paul Fishstein, Murtaza Edries Amiryar, Afghan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ions, and society since 2001,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5.
[79] William A. Byrd, What Can Be Done to Revive Afghanistan's Economy?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6.
[80] Andrew C. Kuchins, “A truly regional economic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4 No. 2, 2011, pp.77-91.
[81] World Bank Group, Afghanistan Development Update: Sustaining Retur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ccessed Dec. 21, 2025.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ece486358b8822699ada5d12cdb5cd09-0310012025/afghanistan-development-update-december-2025.
学人访谈 |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朱永彪教授论中国阿富汗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2026年1月，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教授在兰州接受了本期特邀编辑、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曾传香的在线专访。本次访谈围绕阿富汗研究的发展动态、现状与未来等核心议题，朱永彪教授分享了专业见解，并就青年学者在该领域的学术发展提出了中肯建议。
曾传香（以下简称为“曾”）：阿富汗作为我国重要邻国，有着极其特殊且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国内学者也对阿富汗各方面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您看来，当前国内阿富汗研究的主要前沿议题和研究趋势有哪些？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制约我国该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主要现实瓶颈是什么？
朱永彪教授（以下简称为“朱”）：目前国内的阿富汗研究，整体来说处在一个相对平稳、但也较为沉寂的时期。无论是论文产出还是媒体关注，相比美国侵略阿富汗时期和2021年政局动荡时都有明显降温。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阿富汗国家重建；二是一些基础性、历史性的研究，比如英俄大博弈时期阿富汗的角色、大国对阿政策演变、阿富汗难民问题及影响等，这几年也陆续有一些成果产出；三是塔利班重新执政后的国家治理，包括其经济政策、外交动向和国际承认等问题。当前国际国内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美国在阿富汗国家建设失败的原因与影响。
从趋势上看，国内研究议题正在不断拓展，既有历史纵深，也贴近现实需要。虽然论文数量不算多，但覆盖的面比较广，而且和国际学界关注的方向大体同步，这说明国内的研究水平在提升，队伍也在扩大。如今从事阿富汗研究的学者来自世界史、民族学、国际关系、区域国别学等多个学科。但与国际相比，我们在许多细分领域及深度上仍有明显差距。比如阿富汗难民问题，国际上研究得非常细致，涉及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等不同来源国的难民安置、健康等具体层面，而国内研究仍比较笼统，细分领域的成果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发表平台有限，这类“冷门”议题关注度低、引用率预期不高，许多同行即便做了扎实研究，也难找到合适的发表渠道；另一方面，也受限于国际合作研究较少、研究人员对当地语言掌握不足、缺乏长期实地调研的机会，这些都制约了国内研究的深化。
曾：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阿富汗的国家建构进程既受制于内部资源匮乏、民生凋敝等现实条件，又深度嵌入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您如何理解其当前所面临的多重结构性困境？可能的缓解路径或突破方向有哪些？
朱：阿富汗的多重结构性困境既有历史性一面，又有现实性一面；既有老问题，也有随着老问题出现的新变化，基于现实国情所产生的新问题。比如人口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年轻化导致就业和贫困问题在某个阶段更加突出，就是老问题在新时期的新表现。阿富汗的难题从来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历史积累、宗教文化、部落传统、外国干预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加上经济内生动力长期不足、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使其成为一个纵横交错的系统性难题。
阿富汗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国际社会需要保持耐心，塔利班也需采取更加开放、务实的姿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双向互动，在切实合作的基础上推动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只有获得外部实质性支持，帮助阿富汗逐步提升“造血”能力，缓解当前根本性资源短缺和发展瓶颈，才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但目前看，这条道路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塔利班虽然比上一次执政时期有所调整，但整体仍相对保守，与国际社会的期待仍有距离；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更加客观且正确地看待阿富汗，要认识到国家、民族和制度的差异性，不能够提出过高要求。需要不断碰撞交流，才能弥补分歧、建立共识。在当前全球地缘冲突频发的背景下，阿富汗问题容易被边缘化，国际投入的资源和注意力有限，这也让阿富汗走出困境之路更加漫长。
曾：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是国内该领域的重要学术平台，长期致力于相关问题研究。结合西部区位特色与研究积累，您认为中心在议题聚焦、资料获取、学科交叉或国际合作等方面，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未来中心计划在哪些方向上进一步发力？
朱：客观来看，中国的阿富汗研究虽已有一定积累，一些机构开展时间也较长，但整体基础仍较薄弱，相关建设仍滞后。包括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在内，目前仍处于“补课”阶段，所谓的特色或优势更多是学界同行给予的鼓励，我们自认为还在持续地夯实基础。
近年来我们主要做了几方面工作：一是曾与阿富汗智库合作发布首份阿富汗国家形象调查报告，并在疫情期间整理翻译中国抗疫资料与阿方分享，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二是建立起一支相对稳定的团队，包括五位专职教师、十余名研究生和十位左右兼职研究员，保障了持续产出，例如定期编发《阿富汗周报》《阿富汗月报》，并开展中南亚地区的编译和研究；三是在中国南亚学会下成立中南亚分会，希望以阿富汗为核心，加强对中亚和南亚的整合性研究。此外，我们在学术论文、内部报告等方面也有一些代表性成果，并接受媒体采访，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未来我们还是要继续“补课”，继续做好周报、月报，做好基础性、历史类研究，比如我们目前正在梳理从晚清民国开始到现在，中阿关系的发展，以及该时间段内中国的阿富汗观和阿富汗的中国观，并尝试推动相关数据库建设。另外，计划在未来两三年内出版两至四本阿富汗相关专著。之前我们参与了浙江人民出版社《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和《阿富汗：冲突与动荡的800年》等书的审校工作，希望未来能够延续兼顾可读性与学术性的风格，参与更多相关成果的产出。我们也逐步恢复开展实地调研，今年起会陆续有师生前往阿富汗，并加强与当地高校、智库的合作，举办国际研讨会，继续邀请阿富汗学者来华进行深度交流，分享中国相关经验。
曾：阿富汗研究随着塔利班再度上台迎来了一波关注热潮，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开设了普什图语专业和达里语选修课，预计未来会有更多人投身这一领域。作为前辈，对于有志于投身阿富汗研究的青年学者，您有怎样的建议或期待？
朱：对于青年学者，我觉得阿富汗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其实整个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都很有前景。我们现在仍处于“补课”阶段，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与认知，和我们自身的国际地位、未来发展的需要还不完全匹配。阿富汗研究虽然已有积累，但仍有大量工作可做。第一，年轻人要有信心，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要相信这个领域是能做出东西的，无论是从国家战略需求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空间都是非常大的。第二，要找好研究的方向，做好分工，建立比较优势。以前我们总觉得做研究要大而全，提出来一些比较高的要求，比如说研究阿富汗就必须要懂普什图语或者达里语，要在当地有人脉，还要同时精通多个具体学科等。但我个人的理解是，在当前阶段，要做好阿富汗研究有很多的领域，很多的角度，哪怕我们只做好其中的一个方面，就已经是非常可贵了。比如，如果能系统性地将阿富汗难民问题从头到尾梳理清楚，就是很有价值的贡献。在个人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与其追求成为“通才”，不如在某个具体领域沉淀下来，形成自己的专长。当然，如果能够实现“1+1”尤其是“语言+领域”，就更好了。第三，青年学者也可以尝试跨国家、跨议题的研究，比如把阿富汗和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交叉联系起来，或者把难民问题与气候变化、妇女权益等议题结合，这样既能建立差异性的比较优势，也能打开思路，寻找到更多的成长空间。当然，区域研究往往需要长期投入，过程可能比较艰苦，希望大家能保持耐心和定力。最后，也想呼吁学界多关注阿富汗这样的关键周边国家研究，给予年轻人更多支持。总之，这是一个值得投入的方向，期待有更多同行多交流，一起努力推动中国的阿富汗研究，甚至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向前发展。
学人简介
朱永彪，兰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现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与对外战略、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一带一路"等，重点关注中南亚地区。入选教育部****学者、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英才、甘肃省拔尖领军人才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省部级项目19项，其他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90余篇。100余份研究报告获中央主要领导、省部级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或国家级中央机构采纳。
（主编：王逸舟 / 本期特邀责编：刘国庆、曾传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