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刊于2023年6月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梁志教授，就区域国别研究、周边国家研究院建设、研究实践经验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梁教授从历史学科的视角出发，分享了如下经验和观点。首先，是冷战史研究中心的发展，建立在问题导向的团队建设和不断“复制”及完善各小团队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其次，随着机构发展的需要，梁教授本人的研究重心从东北亚转向东南亚，看似差异巨大的研究对象，但是同时有可继承的共通性。再次，历史学视野下的国际问题研究以史料为基础，强调特殊性，但也关注概念和理论。最后，对于区域国别学发展中的“现实需求”和“学术价值”两种动力，梁教授认为可以充分结合，现实关注的重点领域中就有大量需要学术研究耕耘的地带。
【关键词】冷战史；周边国家；历史学方法；理论化
【作者简介】梁志，1975年10月生，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 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外交、朝鲜半岛问题、缅甸问题研究。著有《冷战与情报：美国“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史》（2014）与《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2011),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以及Diplomatic History、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The China Review、Asian Perspective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和青年项目以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创新项目各一项。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各级政府科研成果奖励。
【访谈和执笔者简介】潘妮妮，政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2023年6月2日，编者作为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和《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编辑，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梁志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设有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和周边国家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 是将历史研究底蕴与区域国别研究议题深度结合的代表性机构。梁教授的研究领域涉及冷战时期缅甸对外关系、朝鲜半岛问题、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及中美关系。编者就区域国别研究、周边国家研究院建设、研究实践经验等多个方面对梁 教授进行了访谈，感谢梁志教授予以细致解答。本文是在梁志教授访谈原文基础之上，结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和梁志教授本人研究的相关背景介绍整理而成。
在本文中，编者首先介绍访谈内容涉及的背景知识，如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梁志教授本人的研究的成果等，其次再呈现访谈文本，一些相关论著内容也会 在注释里补充具体信息，以方便读者更明确地了解其内容所指。
一、华东师范大学的冷战史研究和周边国家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冷战史中心”）是国内首个以冷战史为研究主题的学术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冷战史研究——包括从冷战史角度对相关国家状况及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中外学界对话的重要领域，浮现出“中国视角”的理论探讨。而“如果一定要挑选出一个机构来代表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水平，那么绝大多数冷战史研究者应该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在沈志华教授等知名学者的领衔下，冷战史研究中心形成了强大的“团队作战”优势，借助20世纪后各国官方文献不断解密公布的客观有利条件，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的基础上不断扩展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2004—2012年，冷战史中心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冷战史的核心轨道，聚焦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以及美苏两大阵营内的同盟关系结构及大事件，涵盖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中越关系、中朝关系、美日关系、美韩关系、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台海危机和朝鲜半岛危机等。在对冷战史核心问题 研究有充分积累的基础上，冷战史中心的研究向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延展。2016年正式成立了周边国家研究院，重点关注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该机构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为依托，致力于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的收集与整理，在此基础上开展基础性学术研究工作，并为国家相关战略策略的制定提供学术支撑。
以上信息来自介绍资料，而梁志教授作为华师大冷战史和周边国家研究团队 中的知名学者，是如何看待机构一路壮大发展的历程的呢？这是编者的一个关注重点。
潘妮妮(以下简称“潘”)：华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作为一个享有盛誉的机构， 有很多关于机构建设的成熟经验。当下，很多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正处于起步阶段， 想请您分享一下冷战史中心在组织机制建设上的经验。
梁志教授(以下简称“梁”)：华师大冷战史研究团队的运作，并非一开始就有形式上的“机制化”建设蓝图，而是主动实践积累的结果。2005年，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老师从北京大学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从政治系调来一位老师，又分两期招入5位博士后，我就在其中，搭建了一个原始的团队基础。其后团队展开了快速但稳定的扩充，到现在已经拥有了二十多名研究者。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校方在资源投入和人员招揽方面的支持。另一个因素是冷战史学科本身的特性。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公开基本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使用这些资料的时间相比于欧美学者并没有明显的滞后，所以，这个学科可称为世界史乃至历史学里能够跟国际平等对话的少数几个方向之一。既能够出扎实、有创新，且具备广泛影响力的成果，也可以按照明确的思路培养学生，等学生成熟起来又可以充实团队，这就自然形成了规模。
潘：您提到了中心按部就班搭建团队的方案，这对很多新机构而言都是一个难点，您能更具体地介绍一下吗?
梁：吸收机构自身培养的人才，是团队发展的一个有效路径。不过这也会涉及现今学界内部和外部舆论都关心的“近亲繁殖”问题。我认为，一方面，原则上应当警惕“近亲繁殖”,但也不应教条化地排斥合理的传承。尤其是历史学科有其特殊性，研究方法是精细化的，需要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和在特定的方向上下苦功夫累积资料，客观上就需要保持传统。另一方面，同样也要考虑到“近亲繁殖”可能带来的僵化问题，需要充分吸收多元的活力。因此，华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采用了这样一种运作方式。首先，扩充人才的首要标准是要精准适配中心现有的布局，因此会较多地引进自身培养的，具备问题研究的基础意识并对中心发展规划有明确认同的人员，同时辅之以对外部人员的招揽，丰富研究触角与研究方法。其次，依托学术价值高、综合性强、工作规模大的重大项目，达到团队培育和成果产出的双重效果。其中，团队培育具有更长期的意义，以自身团队工作和培育为主干，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引入广泛的合作研究，达到提升冷战史研究整体力量的作用。最后，依托和发扬冷战史在国际研究界能够“平等对话”的优势， 激励和培养团队的国际化视野。例如，中心和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共建了冷战工作室，以此为基地，提供学者和学生去美国短期访问3—6个月的机会，其间，可以收集文献，和从事相关研究的高端学者建立交流关系。
潘：如您所说，机构的发展有赖于一个清晰的思路，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点，关键是适配自身思路。这样的模式或者说机制是从机构建设之初就确立的吗?
梁：从实践现状来看，以上三点，可以算是冷战史研究中心运作的“机制”, 但是它并非预设的，而是实践经验“复制”下提炼的产物。以沈志华老师个人的研究经验开头，每一位老师的研究小团队逐次“复制”下去。而在“复制”中又必然伴随着变化，一方面是把实践检验过的积极因素继承和沉淀下来；另一方面同样是基于实践导向，不断开发新的研究领域，因应形势注入创新。自然地对“机制”进行补足和扩张。以我自身的研究为例，我最初属于东北亚研究团队，现在则同时在做朝鲜半岛和缅甸问题研究，这也是应机制实践完善的需要。在2013年前，冷战史研究中心的方向聚焦两大阵营的同盟关系。2013年初，沈志华老师基于长期的调研，注意到目前我们关于周边国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古代史、近代史以及后冷战时代的问题，而冷战时期的相关研究高度缺失，这就成为机构发展的新契机，各研究小团队都开始向周边研究转型。同年10月，中央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展现出周边问题研究的“战略” 导向。而此时华东师大历史系对周边问题研究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来再建立周 边国家研究院也就水到渠成。由此可见，一个机构的发展，团队带头人的前瞻性是非常重要的。
二、梁志教授的“转向”：从“同盟”考察到周边研究
华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发展为周边国家研究院，而梁志教授本人的研究工作也体现了从历史学科切入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践路径。梁志教授对朝鲜半岛和美韩同盟的冷战史问题有深厚的研究，著有《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2011)、《战后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 (2014),《冷战与情报：美国“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史》(2015)等著作，以及相关论文数十篇。在梁志教授的研究成果中，结合了对史料的挖掘和国际关系理 论的运用。例如，论文《“被挟制的”帝国：美韩同盟形成史论》,运用了美国新 现实主义理论家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基于“抛弃” 和“牵连”这两个核心概念，对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美韩结盟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分析。论文尤其分析了李承晚政府的主动行动以及美国的相关回应，展示了韩国作为一个原本不在美国亚太核心计划内的国家，如何最终和美国结成同盟。研究既呈现了理论的解释力，同时也表明了鲜活的历史实践超越了现有理论的解释 框架，帮助读者落实了对理论的新认识。
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同盟关系结构下，梁志教授对美韩同盟关系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从而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冷战同盟关系中的互动复杂性，行动者的多样性，以及时机和行动选择造就的偶然性。例如，针对1968年“普韦布洛”号危机，梁志教授的著作《冷战与情报：美国“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史》和论文《“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与美国的国际危机管理》 还原了“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唯一一次通过长时间双边秘密谈判解决的突发 事件”的全貌。论述呈现了在这次危机管理事例中，冷战的结构影响和决策者行为选择的交织。就结构而言，冷战下美国的战略误判惯性、彼时国家资源的调配 能力、国内舆论的实时走向，以及国际秩序的机制，对行为的选择构成了基本约束。而在危机交涉过程层面，美国决策者惯性地将维持盟国的信任和美国的国际地位置于人道主义考量之上，同时决策者基于实时环境变化的考量和反馈，以及约翰逊政府的“克制与耐心”,也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论述也指出，危机事件反过来推动了美国国际危机管理的制度化。国内体制变革受到外交关系的自然牵动，国际声誉是优先维护的资源，这亦可算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鲜明特点。
“普韦布洛”号危机等半岛冲突性事件催生了美国盟友韩国的安全困境意识， 由此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自主开发导弹的问题。梁志教授在论文《合作与限制：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韩国导弹开发活动的反应与对策》中，分析了围绕这一问题的美韩同盟互动。导弹开发起初是韩国朴正熙政府单方面的主动行为，是基于韩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在自身研发资源和能力都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展开的。而美国以美苏关系为优先，担忧韩国的行为会动摇地区稳定，于是予以限制，希望把韩国导弹开发行为约束在“美韩合作”的可控范围内。然而，尽管在同盟结构中美国处于绝对优势，但由于韩国实力增强、导弹技术的全球扩散，以及美国相关商业集团从中游说等原因，事件逐渐脱离美国政府外交决策者的掌控。最后在1978年9月韩国导弹试验成功后，美国选择了承认。但最终也成功将韩国导弹研制活动约束在射程180千米、载弹量300千克的范围内。而韩国在美韩同盟关系中的这次“下克上”,又成为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构建全 球防导弹扩散机制的一个动因。
伴随着华东师大历史系周边研究院的成立，梁志教授又涉入缅甸研究领域。虽然看似对象地域差异甚大，但展现出了研究志趣的一致性。例如，《缅甸中立外交的缘起(1948—1955)》一文，指出了现有研究对缅甸“中立外交”解释的不足之处，“其一，忽略了缅甸领导人公开言论与私下行为以及政策主张与实践 之间的区别；其二，未能充分利用各国特别是缅甸有关档案文献，无法揭示独立之初缅甸对外交往的某些重大历史事实；其三，着力凸显缅甸中立外交的内部动 因，相对忽视了国际局势变化特别是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带来的深刻影响。”因此，和前述对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分析一样，这篇针对缅甸问题的论述同样以档案为基础，“细致”勾勒结构之下对外政策成立的演进过程。论文展现给我们的历史场景是，1950年前，缅甸仅是口头宣称中立主义，实际上却推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但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缅甸决策者对西方“不可靠”和干涉缅甸内政的危机感日益强烈。朝鲜战争后，缅甸更是实际体认到“结盟”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危害，从而开始尝试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随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包括中苏两国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国对李弥部队的暗中支持，西方援助的拖延迟缓 和缅甸大米的明显滞销，共同促使了吴努政府主动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进而中立主义才真正成为缅甸外交的根本原则。整体而论，缅甸的中立外交是一系列经验和反馈积累的结果，同时也代表了当时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一种普遍性的境遇和应对选择。
围绕梁志教授对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研究成果，编者重点针对两个方面进行了访谈。首先，关注两个大跨度主题的体验，韩国和缅甸这两个具体对象有何特殊性和普遍性。其次，作为研究战后史的历史学者，如何看待历史资料的特殊性和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遍性的问题。
三、韩国与缅甸研究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冷战下“小国”的选择图景
如前文所介绍，近年来，由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和周边国家研究院科研工作发展的需求，梁志教授关注的重点区域从朝鲜半岛转向了东南亚，从与美国有“同盟”关系的韩国转向了持外交“中立主义”的缅甸，可谓跨度巨大。在阅读梁志教授著述的过程中，编者深感触动的一个地方是，虽然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地缘特征有显著差异，韩国和缅甸在冷战中与“大国”有截然不同的关系形式，二者需要处理的首要或者说迫切问题也大相径庭。但是，在梁教授著述中又展现出潜在一致性，首先，细致运用历史一手资料，并结合对这些国家实际状况的深入了解。其次，韩国和缅甸的冷战外交选择虽然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在“大国关系”的整体结构下，“小国”所具备的自主性。这种特殊案例之间的共性，也反映出“区域国别研究”既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基础学科意义。编者也向梁志教授表达了以上模糊看法。向梁志教授请教了研究课题转变的挑战性，以及如何处理不同具体区域研究之间的“特殊性” 和“普遍性”问题。
潘：您的研究主题从东北亚转到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不过您提到这是中心整体研究方向调整的需要。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您个人对这个转型的看法，是感觉完全意义上的转变，两个研究主题是相互分离的，还是说您以前对东北亚的研究积累仍然对缅甸研究有所助益。
梁：从研究东北亚转向东南亚，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同样存在继承性。从继承的方面来说，理论上而言方法论操纵并无本质性区别，对历史学者而言，就是从原始文献入手，继而扩大到多国关系，进而可能更广泛地延伸到利用多国档案。这些历史材料要如何考证，历史事实要如何阐发，以及最终要如何抽取出结论，这样的方法路径是规范性的。但是，基于原始文献的研究路径，就是要展现出每个国家的特殊性。转向新的研究议题就意味着要从零开始，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非常显著的一个困难是，每个国家都有特殊性，而且是冷战史这样与今天的现实十分接近的议题，因此不同国家应用方法论的难度也有差异。就韩国和缅甸这两个具体案例而言，韩国在冷战中是一个“一边倒”的国家，路径和政策选择相对单纯，因此研究可以放在美韩同盟关系和朝鲜半岛危机等几个重点上。但是缅甸对外政策的历史更加复杂，它看上去是一个长期在东西方之间“摇摆的国家”,这是它在区域内的特殊性。缅甸可能同时跟多个国家发展关系，这种外在表现就使研究者和观察者提出了很多不同于韩国的议题。譬如，缅甸到底倾向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中的哪一边，抑或倾向于在两大阵营间保持平衡。缅甸是如何在各个大国之间周旋的。缅甸的外交政策主线是什么,它到底是不是坚持中立主义的国家。如果是，它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环境和时机下走向中立主义的。而除了这些基本的研究议题设置，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就是在这样一段 “摇摆”的历史中，在需要灵活处置对外关系的境况下，缅甸领导人公开宣称中立主义立场的时候，国家的实践是否也是实质中立的。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甚至在一些历史案例中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景象。这种历史特殊性自然增加了它的研究难度。
潘：我在阅读您的文章《缅甸中立外交的缘起(1948—1955)》时，印象深刻之处是它关注了缅甸在国际环境结构中的视角和自我表达，这也是论文对其“特殊性”的深入发现。就编者个人的印象而言，缅甸和很多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虽然在现实中经常成为被关注的“热点”,但对于它建国以来的历史沿革，我们的了解还不是很细致。这就导致我们在观察这些国家的国家建构问题以及外交政策议程时，可能会不自觉地单方面关注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影响。
梁：我们的确经常习惯于认为“大国”设定了“小国”乃至于“中等国家”的发展模式，影响了它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国家的自主性。缅甸联邦建立初期就有自身的特殊处境,因此，缅甸一方面出于经济发展和国际稳定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外部援助。另一方面，缅甸刚从英国的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其国内不同的政治派别对于国家未来体制和道路还有分歧，但都共享了民族主义这一公约数，因此，缅甸国家又有极强的自尊心和保持独立性的意识。它需要在不同需求的矛盾张力中寻求动态的平衡，需要对外部形势的变动做出评估和回应，最终形成中立外交政策。而反过来说，外部国家对缅甸开展外交时，也需要充分认识缅甸的这种独特性。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在缅甸进行大规模技术援助时，不得不接受缅甸为这些援助支付“象征性”的报酬，在尽可能尊重缅甸国家自尊心的同时发挥政治影响。 缅甸的例子也一般性地表明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独特之处，研究中国周边的国家更多地要考量它们的本土视角。
潘：我觉得读您的文章的时候，特别能感受到这种对“中小国家自主性”的关注，那么它们是怎么在大国的限定结构之下表达自己的诉求的?
梁：这大概是从大国视角到中小国视角转换的结果。我原来研究美韩关系的时候，总体感觉是韩国的很多事务都受到美国的影响。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就逐渐发现，“小国”的自主性除了表现为对自身立场的需求和明确认知，以及对国际形势动态变化的把握，还会通过自主灵活的行为，在不对称的力量结构下把自身诉求表达出来并付诸实施。美韩关系是非常典型且公认的不对称结构，这是它的内在本质。即使如此不对称的结构，韩国仍然可以在一些历史时期或者事件 中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比如李承晚个人在美韩结盟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就是“尾巴摇动狗”的典型案例。
因为长期的美韩关系研究经验，使我对“小国”的自主性有了比较强的意识， 所以在研究方向转到缅甸这个奉行不结盟的“中立主义国家”时，自然也会有意识地关注到它自主性的一面。这就反映了看似差异巨大的不同区域问题之间所共享的普遍性，也是我研究的“继承性”。
潘：我自己做日本研究，读您的《“被挟制的”帝国：美韩同盟形成史论》这篇文章时，就会不自觉地和战后吉田茂的想法联系起来，他和李承晚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和美国力量的绝对差异下，寻求美国对日本“保守传统”的保障承诺。
梁：是的，冷战中的美韩关系和美日关系不是独立存在的，东北亚冷战和东南亚冷战也是互相影响的。例如，研究朝鲜半岛时可以发现越南战争对半岛局势的影响。美国恰恰是因为深陷越战而坚决避免在东北亚开辟第二战场，而朝鲜也会把自身的革命和越南革命加以对比，进而调整自己的相关政策。那么相应地， 东南亚的确同样也在注视和比照东北亚的状况。我专门写了一篇专题论文，题目就叫《朝鲜战争的缅甸回响：吴努政府中立外交缘起再议》,讨论的便是朝鲜战 争对缅甸外交的影响。朝鲜战争爆发前，缅甸尽管公开表态进行“中立主义”外交，但在实践中有显著的亲西方色彩。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缅甸决策者体认到自己和韩国的共同点，同样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大国冲突的前沿，也缺乏独立的自卫能力。目睹了半岛冲突，缅甸决策者就不得不真正地寻求适合缅甸的“中立”实践。而美国在朝鲜战争影响下选择支持东南亚的国民党残部，直接点燃了缅甸决策者对美国的愤怒和不信任，使“中立外交”成为最优选择。
如梁志教授所言，设置这项研究议题的目的，就是在看到越南战争影响朝鲜半岛局势后，反过来探讨朝鲜战争是否或者说如何影响了缅甸。而史料考察的结果，也表明了东西方冷战在两个区域之间存在着互动。由于“小国”有着它们对“区域”问题的自主认知，“小国”的具体决策与行动选择，也可能会超越它们与“大国”的简单实力对比。这一发现在学理上也有显著的意义。因此，梁志教授认为， 冷战时期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动是未来中国冷战史研究应该着力的方向之一。
四、跨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对历史文献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双重运用”
在谈及韩国冷战政策的“自主性”问题时，编者向梁志教授提及了《“被挟制的”帝国：美韩同盟形成史论》一文。如前文所述，这篇论文结合了新的史料和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且“被挟制的”帝国也是梁志教授专为美韩结盟时期的美国角色所使用的概念。因此，编者围绕此文，向梁志教授请教了关于在区域国别研究过程中，如何在深入发现“特殊性”的同时抽取出“普遍性”的经验。
潘：诚如您所说，虽然每个地区的问题都很特殊，但它们之间其实又有连接性。我就想到了区域国别研究里经常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特殊性跟普遍性，怎么把特殊性做深，同时又把普遍性抽取出来。从冷战史研究专家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关于这两者的关系，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路径?
梁：我认为探索出一个公认的“普遍性”,并不是少数几位学者就可以完成的，因为它必须建立在非常广泛的“特殊”研究及其比较的基础上。所以通常我们在相对少量的工作中能够提取出的“普遍性”,严格来说仍然是一个局部的现象，它可能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或者说它还是一个有待验证的普遍性。特别是从纯粹历史学的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说不存在任何的“普遍性”,所有的“普遍性”都是一定范围内的特殊性。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历史学不会去提炼出某种规律，只是历史学更强调“规律”的长时段性。这种规律也要从特殊的 地方性知识中提炼出来。
潘：您在论述美韩同盟关系时提到了“被挟制的”帝国这个概念，似乎就是对“普遍性”的提炼。
梁：是的，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被挟制的”帝国：美韩同盟形成史论》 这篇文章的分析框架，参考了新现实主义学者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的 “同盟困境理论”,使用了“抛弃”和“牵连”这一对关键词,而“被挟制”这一关键词，参考了吉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等西方学者的“受邀请的帝国” (Empire by invitation)概念。它被用来描述战后初期美欧结盟的状况，西欧“邀请”美国来领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潘：那我是否可以认为，提炼“普遍性”的第一步，是需要参考既有概念和理论框架，把它作为发掘和整理资料的一条脉络?
梁：可以这么认为。把概念和理论作为一种观察、整理和提取文献材料的工具，但同时又依托于材料，对既有理论进行检验或者提出反论。从“受邀请的帝国”概念出发，一方面，在战后初期，冷战即将展开的大趋势下，韩国政府和欧 洲有着同样的“邀请”美国的动机，韩国也是美韩结盟的主动方；另一方面，在美欧的特殊经验中，“受邀请”的帝国概念表现出的实际上还是一种比较平等的方式，意味着美国有较为充分的权利和宽松的空间去选择接受或者拒绝邀请。和美欧“双向奔赴”的场景相比，美韩关系中“抛弃”和“牵连”的困境色彩更加强烈。因此，“被挟制的”帝国这个概念实际就是对“受邀请的帝国”的反论。
韩国的例子表明，作为表面上看似“受邀请”一方的美国，有时候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时任韩国总统的李承晚表现出激进的“北进统一”姿态,使美国对他的“非理性”感到恐慌。于是以“尽全力规劝韩国避免采取单方面行动”为上策， 采用了威胁、约束与安抚的手段。换言之，韩国对美国发出的信号，并非仅是低姿态的“邀请”,更是一种激烈的“挟制”,这就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了。
潘：这样看，从美欧经验中提取出的“普遍性”理论，其实也只是一种局部的“普遍性”。
梁：是的，韩国的例子对“受邀请的帝国”提出了反论。但同样，也不能直接认为“被挟制”这个概念就是“普遍”的了。其实我最初构思的概念是“被要挟的” 帝国，之后接受一位前辈学者的建议，把“强制”的程度降低了，变成“被挟制的” 帝国。概念“柔和”了，有利于扩大它的适用性。“被挟制的”帝国，就可以用来讨论在实力不对称的同盟关系中，弱者迫使强者让步的普遍性问题。如果我们有把这个概念继续“普遍化”或者说“理论化”的“野心”,就需要用更多的案例研究来考察，验证它是仅适合美韩同盟的特殊场景，还是揭示出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深层相处模式，抑或具备潜在的预测能力。在我目前的视野里，我认为冷战时期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关系，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挟制”的考察对象。而随着我们知识的增多，眼界的扩大，应该还能找到其他有共通性的案例。
其实单就历史学科而言，传统的学科规范更强调偶然性和特殊性。但今天的历史研究或多或少被社会科学化了，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找到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提炼出一些新概念。这当然不失为当代历史学科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我也 相信“被挟制的”帝国会在更广阔的空间上有解释力。只不过，概念的提出者更应该有谨慎的态度，需要自觉地认识到，在局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谓具有 “普遍性”的概念。它的普遍性其实是有相当严格的范围限定的。首先，概念的界定本身可能就划定了它适用的大致范围。其次，它的具体适用范围实际上是要依靠众多学者的持续探索才能慢慢划定。
例如，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概念可以运用在战后美国的结盟关系中，分别是 “受邀请的帝国”,“被挟制的”帝国，和“压制性的帝国”。从本质来说，美国是 “压制性的”帝国，但在具体的国与国关系中，它又会表现为“受邀请”或者“被挟制”的具体形态。因此，所谓概念的“普遍性”,其实只是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 是建立在个案研究基础上的，适用于作者所认知范围内的“普遍性”,而非严格 意义上的“普遍性”。这是一个基本的看法，我相信如果有学者继续做相关研究， 随着类似案例的累积，概念和理论就可以更加精细化。它在什么范围内适用，“挟制”者通常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时机、情况下会对美国构成“挟制”,以及这样的概念和理论能不能延伸到分析其他时代的结盟关系。 这些都需要通过不断地探索“特殊”案例才能被逐渐划定。
潘：我第一次读您这篇文章(指《“被挟制的”帝国：美韩同盟形成史论》)时， 也是直观感受题目上这个概念特别有冲击力。即使是非专门的冷战史研究者，也会忍不住想要一读。
梁：希望它能够产生一点儿影响力。概念的本质在于高度浓缩，所以易于传播。传播才能引发更多的对话，以及更多学者在概念的基础上用新的案例来做验证。不过，任何一个概念所基于的原生研究本身都有特殊性。概念的解释力究竟有多大，还需要不断有学者加入探索的行列中，逐渐划定它的适用范围。
相较西方学者而言，大部分中国学者在“理论”的运用方面还不够成熟，把知识概念化、理论化的能力偏弱。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发展积累才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很多学者面前有一个急迫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一个具有共性的概念实现与更多学者的对话，将自己的知识发现传播出去。但是，由于任何一个概念、解释， 或者理论，它的适用范围和解释力是有限的，那么“生搬硬套”就成为学者最担心的问题。例如，一位学者在进行冷战史研究，在翻阅档案资料时怀着借鉴、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就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那些不符合理论模型的档案文献，这就犯了“削足适履”的大忌。
潘：就像您说的，这是我们处理“特殊性”和“普遍性”时的另一个常见问题，就是怎么避免机械化的理论先行。
梁：对初涉研究的学生而言，尤其容易遭遇这样的挫折。年轻的学生一开始就处在高度重视“理论化”的环境中，也容易被一个如雷贯耳的概念，被一套成熟精细的理论框定，从而预设一个四平八稳的研究结论，再踌躇满志地填充材料，却不幸被几份档案就“轻松”地否定了。而对成熟的学者而言，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出现与预设结论相左的档案文献，也是真正考验学者研究能力的时候。有矛盾的档案文献需要研究者去细致鉴定，对它的文本内容进行辨析，或者结合对环境条件及其他材料的对照。在此基础上，至少可能有三种发现。首先，发现新材料本身不可采信，无法被引为佐证历史的真实，不会构成对理论预设的冲击。其次，新材料是可信的，并彻底推翻旧有的假设。这种可能性在理论上存在， 但是由于成熟的理论必然是建立在足够丰富广泛的材料基础上的，实践中很难出现。最后，是一种更为实际的可能性，就是可信的新材料仅仅提供了一个或多个反例，说明理论解释有局限性。历史学者发掘的新材料可以从某个角度或者局部为理论提供一些有益的修正，国际关系研究者再据此细致地修正概念、理论或者解释框架适用的范围。
潘：这样看来，特殊知识和普遍知识的结合，或者说理论化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工作，而不是拘泥于某个特定的学科。
梁：是的，比如国际关系学和冷战史研究就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前者像是后者的“工具箱”,而后者是前者的“实验室”。站在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资料是立足之本，而理论是“为我所用”的工具。同样还是用《“被挟制的”帝国：美韩同盟形成史论》做例子，我在里面借鉴了“同盟困境理论”,但并非全面照搬完整的理论框架，而是仅使用其中“抛弃”和“牵连”这两个关键性概念。因为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过于整全和坚固了，它的核心假设和结论建立在一套精细化的概念定义、触发条件和适用范围之上，这些要素相互支撑。如果直接搬用在新的案例上，必然会产生矛盾。因此，研究只是使用了理论中的关键概念，以此为杠杆来激活对另一个特殊案例的新思考。这种方法可以带来双重效果：一方面， 通过对概念工具的运用，在零散的资料中提取出一个清晰的逻辑；另一方面，会发现从美韩同盟资料中考察出的结论，与传统“同盟困境理论”的框架和结论并不适配，“同盟困境理论”对这个个案缺乏解释力。但个案并非否定理论，而是为理论的完善提供了一个修正方向，在细化同盟类型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理论模型设定。例如，是大小/强弱国同盟还是对称性同盟，是政治同盟、经济同盟还是军事同盟等，有不同的实践模式或后果。
五、研究转向的新体验：东南亚研究的挑战和潜力
随着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的成立，用梁志教授的话说，他被“指派” 转向东南亚研究，也就是“迫于”外力的推动，不过也由此获得新的研究体验。 简单来说，梁志教授认为，美韩关系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冷战史议题，美国方面有 循序渐进的档案公开机制，且涉及美国同盟关系的理论积累也较为丰富。研究者可以在新材料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理论工具，达到辨析材料和推进理论创新的双重效果，同时进行比较充分的国际学术对话。而与之相比，东南亚国家的档案获取相对困难，一是语言障碍，二是相关材料整理和公开的规范也是比较滞后的。 东南亚研究者相对稀缺，缺少可参考、借鉴、对话的理论资源。而更进一步说， 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也来到了新的阶段，如何在深入挖掘和呈现东南亚的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从中国出发，且照护全球视野的东南亚认知模式，是更为长远和本质性的挑战。
潘：您从东北亚研究转向东南亚研究，这两个题目在我们旁人看来，差距非常大。开启一个新题目有很多困难和独特的体验，想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
梁：因为我算是“被指派”转向的，所以一开始也有些无所适从，总之还是要先广泛地考察一下东南亚的情况，再确定具体的研究方向。2013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厦门大学范宏伟老师的推荐下，我第一次访问了缅甸。这次参访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和意识，只是根据历史学者的习惯，首先直奔缅甸国家档案馆。但由于当时的缅甸信息比较闭塞，我事先甚至寻找不到档案馆的具体开放规则。在当场办理读者证的时候，我留意到在2013年内登记查阅的外国人只有9位，而我是唯一的中国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懵懂”的旅程让我认识到了缅甸的研究价值。它长期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大量文献都还处于待发现的状态，且文献的丰富程度高于原本的估计。即使是冷战史研究起步较早的西方国家，对于缅甸也主要是在运用英美的资料，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与西方处在 “同一起跑线”上。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缅甸的开放文献内容比韩国更“丰富”。韩国虽然是一个发达国家，有更强的资料保存、转化和公开的技术能力。 但也因为如此，它对于历史资料的公开和使用有自己的规划，有它自己的处理方案。换言之，资料开放程度对研究者有一些隐形的界限。而缅甸的材料更有利于 研究者主动去探索。
潘：这种特点似乎在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存在。
梁：是的。除缅甸之外，我对我们另一个邻国老挝也有很强的兴趣。目前老挝的档案管理有特殊性，对接起来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它和缅甸相同，有众多的资料处于待开发的“新”状态。对研究者来说，虽然一开始进入是一片空白地带， 不知道从哪里做起。但也正因为如此，即使仅看日常开放的资料，也会有重大价值，正适合不带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做一些深入的调查，包括实地的田野考察， 与当地人士的广泛接触，对档案和档案管理者的深入接触，慢慢地丰富对这些国 家历史和地方性知识的了解与理解。
和东南亚地区丰富的待开发材料相比，国内相关研究者数量太少。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如果要建立对全球各地域的切实认识，还是应该提升广泛收集和运用原始资料的意识。单以我自己钻研的冷战史为例，不必急于追踪一个热门话题， 或是追求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下做出一个形式精美的结论，而是应该优先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穷尽史料，信息的获取度和研究的自由度是成正比的。对资料的搜寻也不应该仅限于本土的记录，还应该包括多语言和多地域的相关记录。我自己团队的缅甸相关资料，就涵盖了缅甸、中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印度、澳大利 亚以及日本的多样来源。
潘：可以看作“地方性”知识和世界视野的比照?
梁：我是这样认为的。缅甸的“地方性”知识就像一个基本关节，而“全球” 的多方视野构成了“关节”上的“开放点”,二者之间的往复通融能够提升认识的全面性和准确度。尤其是在近现代史中，内部的“地方”或者说“民族国家”, 和外部的“区域”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互构的。无论是冷战的历史，还是更普遍的国际关系，严格来说并不存在狭义的“一国对另一国的政策”或者说“双边关系”。每一对形式上的“双边”关系其实都相互交叉，实际上都是“多边关系”。 今天我们建设的“区域国别学”这个概念其实也含有这一层意思，把“地方”与“全球”连通起来，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多地打开收集材料的思路，认识到一个研究问题可以有更丰富的文献来源，而不是停留在单一“国别”叙述，或是“双边”问题仅绑定双边互动资料的局限内。其次，打通国家、区域和国际关系的思维，把思考的对象置于一个更开放的结构中，就可能发现在已知的“旧”事实之中，其实存在着“新”的关联性。
潘：这就是扩展了我们对“事实”的理解。
梁：是的，可以说是“更高一个级别的事实挖掘”。我们以中缅关系为例， 即使研究对象是双边关系，但是美国、印度、苏联以及日本这些区域内的关键国家发生了什么干预作用，以及这些国家的文献和研究是怎么描述、分析中缅关系 的，都需要加以考察，由此，才能揭示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包括一些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如偶然性、领导人倾向、民族性等因素的影响。
潘：要把这样一个资料潜力巨大，历史现实问题复杂的区域做清楚，的确是一个长远和巨大的工程。
梁：是的，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用一个玩笑的词就是我们的“布局野心”还是很大的，不过当前还仍然处在“一人一国/区域”,以点带面的状态。在有限的资源配置下，处理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就需要同时具备切入的 重点和长期规划。当前缅甸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利用本土档案者少，用英国或美国资料者多，导致既有研究通常是大国视角的。而我想要推进建立一个“中国”的团队，立足于研究“缅甸”本土的资料。我会给我的学生说，可以用“三代人”来完成一个“使命”,我这个年龄的人作为“战时缅甸问题的第一代中研究者”,首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弄清诸大国与缅甸之间的具体关系。而到了下一代“学生”,就是要通过时间更长、范围更广泛的考察，去厘清“缅甸外交”这个问题范畴。而到了“第三代人”,就可以认清“缅甸”这个国家本身的事情， 同时把缅甸也纳入我们对“区域”和对“世界”的理论性理解中，让“中国人笔 下的缅甸”拥有国际影响力。
六、从冷战史研究者的角度谈区域国别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依托于冷战史研究的基础，积极拓展对“小国” 研究的空间，而编者自然也向梁志教授请教了对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态势的看法。梁志教授曾有文章专门论及“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历史考察”。在此文中， 梁志教授重点从学术—政治关系的角度，考察了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宏观历史背景，并认为其发展研究的动力，是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和学者的“三位一体”。 这种体制的运作产生了复杂的后果。
从这篇文章所谈及的美国地区研究的现实导向出发，编者也联想到，由于在现实的舆论和街谈巷议中，外交和国际关系也是普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因此， 大众在乍听到“冷战史”或者“区域国别”概念的时候，因为这些问题离我们太 “近”,有一种熟悉感，所以第一时间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这些课题似乎缺乏“学术性”,有这么一种刻板印象。编者作为一名国际问题研究者，也不时接收到非学术界人士的此类疑问。因此，编者也就此咨询了梁志教授的看法。当前中国正在发展的区域国别学，无疑和国家的政策关注，以及和现实迫切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梁志教授是如何看待国家现实需求与个人学术取向之间关系的。
潘：就像您前面说的，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的成立，因应了国家的发展战略。现在国家对区域国别学有很强的现实需要，不过也会出现一些担忧，认为相关研究是否太注重时效性，应对当前显著的问题，而削弱了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和长期性需求。
梁：其实我倒认为，我们应该摆脱强调“两者有差异性”的二元思维框架， 去关注它们的“一体性”。简单通俗地说，凡是学术上重要的问题，本该就在国 家关心的范畴内，而国家所关心的事务，也必然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这是一种双 向奔赴的关系。打一个比方，如果研究者选择一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它与中国仅是形式上建交，但缺少实质性交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无法否认研究它的纯粹学术意义，把这个国家的情况搞清楚，可以填补学术上一个的空白。但是 在实践中，这是一个短期内不会和中国利益产生直接关系的国家。而在国家当前的现实需求中，有大量和我们利益相关，或者说在可见的将来会有显著利益相关的国家，也都没有获得充分的研究。处理这些国家的问题同样可以填补学术上的空白，那为什么不优先选择这些对象呢?既然客观现实是有大量的问题亟待我们去研究，那么在面对“现实价值与学术价值”这个问题时，就不应该僵化地去执拗于所谓的“错位”,不应该让这个意识干扰自己的学术选题。当然，这并不是否定“纯学术”的意识，而是就客观状况而言，存在着大量既能服务国家，又能推动学术发展的选题，而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去发现它们，并把它们放在优先的位 置上。
潘：您这个角度的确有些“出乎意料”,也让我深受启发。那么您觉得作为年轻的研究者，应该如何去探索这样的选题呢?
梁：如果仔细审视我们现有的研究，会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重心都放在“大国”上，对于周边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东南亚等，虽然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似乎已经很“熟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国关系”意识的影响， 对这些国家复杂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族群等，以及动态的沿革变化，我们了解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而还有一些周边国家，比如俄罗斯、印度、阿富汗，我们更是非常陌生的。随着当前形势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一些重点区域，对我们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比如乌克兰，还有中东地区。这些地区都深刻地反映出我们研究的滞后，等到有事件发生才意识到相关研究的缺失。甚至，即使是我们认为非常熟悉，投入大量资源的美国和欧洲，也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认 识。在当前的研究中，我们尤其缺乏一些主动性和前瞻性，不能有效地预判和应 对其他国家内外政策的变化。我还是以缅甸为例，虽然目前缅甸还没有发生明确的大事件，但它已经是一个充分具备冲突条件的“火药桶”了。在历史中形成的军人力量和政党力量以及社会中的多样势力处于僵持状态。从根本来看，缅甸经过长期的军政府时期，而后又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被称为“民主化”的时期，随后军方再度获取了政权，这就导致内部压力持续积蓄，没有妥协的空间。而缅甸 的国内形势稳定与否对中国至关重要，双边交往中的油气管道、大型项目、边界贸易与安全等，都有赖于缅甸各种势力之间矛盾的缓和、局势的稳定。对中国来说，鉴于缅甸内部力量之间转圜空间较小，为了能够在冲突发生时发挥劝谈促和作用，就要增进对缅甸内部事务的了解，深入把握问题的症结，才有可能做出有效的预判或者及时的回应。针对这个紧迫又长远的现实需求，我们现有的学术研究显然是不够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发挥能动性的空间。
潘：您说到前瞻性的问题，我就想到现在互联网舆论，还有一些外国媒体和学者在使用“新冷战”这个概念，用这个词来形容全球局势可能会迎来新的对立结构。这种局势变化对周边国家研究，还有学术的跨国对话，是否会产生影响。
梁：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有时候研究者的确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研究习惯，但是同时应该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应对。对冷战史研究而言，“新冷战”的说法让“冷战”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对于拓展学术的深度和广度，它有三 方面的助推。第一个方面，它使我们更加重视对“20世纪”的理解。我开设了 一门课名为《20世纪世界史》，我把它比喻为老师引导学生“贯通历史与现实的 ‘最后一公里’”。要理解今天必须理解20世纪，不管是从1914年算起的100年， 还是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的“短20世纪”，它就是我们今天的前身，是我们今 天的由来。这点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新冷战”这个词重新提醒了我们。第二个方面，所谓“新冷战”这个说法，为我们研究冷战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比较的 对象。过去研究者只能就冷战谈冷战，用一种“事后”的角度看待。但是，有了“新冷战”这个概念，“冷战”就既是过去的历史，又可以和现实比较，这就可能在学术上促成一个理论的推进。第三个方面，史今对照，增强了学生和研究者的档案意识和实证观念，国家、社会和个人对文化遗产和文献档案的意识越来越强， 未来文献开放的总体趋势是向好的。
但是同样的，这样的概念也会带来消极影响。因为有“新冷战”意识的存在， 有时候人们会为了“新冷战”,有目的性地去剪裁冷战史的研究。冷战史越受到 现实关注，就越可能衍生出一些我们从学术角度不愿意看到的“成果”。对冷战 史研究者而言，当然应该很好地回应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站在 “今天”的角度去理解“历史”,那对这个学科及其发展就是一个致命打击。冷战 时代有它的特点，纯粹为了理解今天而研究过去，本身就是错误的方向和目标。 如果仅用对现在的认识去套过去，只呼应今天的热点，只适应现有的认知，那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就不会有任何进步。过去和现在是一套辩证关系。唯有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厘清旧冷战的特点，确切地提取出资料和环境之间的逻辑关系， 我们才能对过去和现在做出正确的比较，精准地定位相似与区别，从而更合理地判定关键的规律、缘由和机制，我们关于现实的认知才能得到真正的完善。这才算是实现了“学术规律”和“现实需要”的一体性。要而言之，理解现实，它是 一个研究最终的落脚点，但并不是起点。
潘：诚如您所说，现实需要对学术研究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实际上也确实有很多人士会担忧，当前的学科建设会不会出现“大建快上”,追逐热点，从而导致研究成果生产偏离现实需求的情况。不知您怎么看?
梁：和已经成熟的史学学科不同，“区域国别学”正处在创设期。面对全球近200个国家，以及不同层次和意义的“区域”,区域国别学尚未建设成重点的领域、方向，这个摸索的过程确实可能会出现“一窝蜂”的隐忧。因此，对每个机构或者研究者而言，自觉找到初创期的“起身之本”就很重要，需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
第一点，虽然国家和学界会有公认的“重点领域”,但未必适合所有的机构。机构或研究者应该从已有的基础出发，包括自身团队的人员构成和已有的资源积累，以及在可见的未来能够投入的资源状况。第二点，基于自身资源，与区域国 别学研究接轨，但同时需要评估新的研究规划之于学术和国家需求的意义，在广阔的世界中给自己的研究找一个位置。第三点，是从差异化发展的角度出发，评估自己在这个领域内是否能在国内做到优秀的等级，能否做到“不可替代性”, 应该对自己的未来有更高的“野心”和“抱负”。
以上三点建议，同样来自梁志教授对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和周边国家研究院经验的总结。华师大历史系在中国冷战史研究界，的确可以称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梁志教授看来，团队内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的立身之本领域，在团队中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身份和定位，在沈志华老师的引领统筹下，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拼图。从而形成了整体的不可替代性。这样的先例自然值得其他区域国别学研究机构借鉴。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3期，第87-109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