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刊主题：
欧盟研究：区域研究学科尚未充分挖掘的潜力 ——根特大学欧比杨（Jan Orbie）教授采访
编者按：欧洲一体化（European Integration）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区域一体化实验，开启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对于国家主权、合作治理与文明发展新形势等问题的思考。欧盟研究聚焦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组织架构、政策领域、内外互动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学术探索，已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在继承发展、融会贯通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同时，欧盟研究挑战了现实主义理论、主权理论等传统学说，发展出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等区域一体化研究新范式。为此，欧盟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是区域国别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欧盟研究的成果能够且应当滋养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但另一方面，欧盟研究仍面临问题与挑战，包括研究者大多局限于单一学科，并且对欧盟表现出不加批判的忠诚态度，这导致欧盟研究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对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重要领域的科学相关性带来不利影响。有鉴于此，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交叉体系建设项目特邀深耕欧盟研究领域的欧比杨（Jan Orbie）教授，通过探讨欧盟研究学科建设的经验与挑战，为我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供建设性意见。本篇专访论文基于欧比杨教授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的同名主题讲座，由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学生助理、特约记者刘浩特整理，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交叉体系建设项目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文星指导。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特约记者刘浩特（以下简称“刘”）：欧比杨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编辑部采访邀约。您任教于比利时根特大学（Ghent University）政治系，并且担任联合国大学地区一体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在欧盟研究与地区一体化研究领域著作颇丰，我们今天对话的主题将围绕欧洲地区一体化展开。我们希望您以地区一体化研究专家、欧洲一体化“亲历者”的双重身份，为我们揭示当前欧盟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方案，以期为中国当前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欧比杨教授（以下简称“欧”）：我认为应该采用更全面与综合的视角来看待欧洲研究。若想深入了解欧盟研究的总体框架及其学科特性，这种多维度分析尤为重要。我也注意到，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了解世界的不同区域，并在不同领域和地区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确实非常重要。欧洲恰好就是这些地区之一。
“EUropean studies”（欧洲研究），显然这里有一处拼写错误，其实这是故意为之，绝非笔误，这也将是我批判的要点之一。欧洲研究往往更多地被狭义理解为欧盟研究，尽管欧洲作为一个地理范畴和一种理念比欧盟要宽泛得多。例如，英国已脱欧，瑞士与挪威也均未加入欧盟，许多欧洲国家是欧盟成员国，但也有许多国家不在其中。那么欧洲到底是什么？土耳其是欧洲的一部分吗？乌克兰呢？我们面临许多难题，这些问题既有趣又重要，值得深入探讨。但我要提出的一点批评是，这个关于欧洲的宏大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概念——常常被简化为欧盟这个机构。我真的很喜欢来中国谈论欧盟，因为你们看待欧盟的视角会给我一些启发。因此，我也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问题。
一、欧盟研究：“未实现的潜力”
刘：区域国别学在2022年已被正式确立为中国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化深度调整与百年变局背景下，对国际问题研究体系进行战略性重构。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雄厚的国家联合体，欧盟是国际格局中一支重要战略性力量。虽然近年欧盟发展受到英国脱欧等事件影响，但其没有改变一体化方向，继续致力于推进改革、应对挑战，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欧盟研究成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浓墨重彩的一章。可否请您谈谈欧盟研究或欧洲研究在欧洲学界的现状？
欧：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研究。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科学研究？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但我认为至少有两种研究。简单来讲，一些研究属于问题解决型。我认为这占了我们研究的大部分，而其他研究则属于我们所说的“问题化”研究，也就是批判性研究。问题解决型的研究能够让复杂的事物变得易于理解且实用。而对于社会、政策制定者来说，批判性研究的作用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相反，是“看似”显而易见的东西。就像欧洲是否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欧洲是否需要成为地缘政治力量，诸如此类的议题。批判性研究把看似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我更擅长问题的呈现和解决，但我认为许多学者有时会倾向于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有时你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有时它可能是互补的。无论如何，我认为研究应该有一定的目的。我们可以为了乐趣而做研究，无论你写什么论文，我都希望你乐在其中。但最终，我们所做的事情背后应该有解决问题或具有批判性的目的，否则可能很难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做研究。
回到正题，我的核心论点是区域国别研究有很大的潜力。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意识形态、哲学，观察其文化、政治、习俗、法律，对于深入理解该地区至关重要，这就是区域研究的一大优势。我认为区域研究的潜力在于，若不整合各学科的见解，不进行至少多学科——理想状态下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研究，就无法真正理解一个地区。因此，我非常赞赏当前开展区域研究的趋势，但必须指出，这一新研究领域尚未达到预期目标，我认为仍有改进空间。比如，应有更多非欧洲学者加入欧盟研究行列。事实上，引入欧洲以外的研究者来深耕欧盟研究领域，将极大促进该领域的发展。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早已出现。
现在，让我们退一步思考。虽然我一直在讨论欧盟研究、欧洲研究及其学科体系，但这门学科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学科？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不会用太多关于学科的定义来干扰你，我只想指出三点，我认为这三点表明了一门学科的存在，无论是亚洲研究学科、美国研究学科、中国研究学科，还是欧洲或欧盟研究学科，莫不如此。首先，有许多协会和会议通常每年能将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并且普通学者可以成为这些协会的成员。其次就是领域内专门学术期刊的出现，学者在其中发表文章、相互交流、讨论彼此的工作。此外还有重要的教科书。对我来说，最重要、最有趣的事情就是阅读大学课堂上使用的教科书，尤其是研究生阶段的。我会观察这些教材给学生提供的信息、知识的权威性，主流叙事与被强调的内容、叙事客观性等。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此处我引用了一些人的观点，其中包括巴沙克·阿尔潘（Başak Alpan）和托马斯·迪茨（Thomas Diez）。他们最近为《当代欧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Research, JCER）编辑了一期特刊，内容聚焦于在“边缘”地区教授与学习欧洲这一主题。这里所说的边缘地区当然不是指中国，而是欧洲邻国、北非国家、中东地区，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国。作为一种释义，这可能有点帝国主义思维，但此处有核心的释义思维，并且旨在研究“欧洲”这一概念在“边缘地带”语境下是如何被教授和学习的。他们确实会参考教科书，因为教科书界定了学科的规范体系。通过研读教科书，我们可以了解该学科的核心内容。不过我认为这些内容可能需要被排除在我的回答之外，毕竟我们对欧盟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每天都有大量关于欧洲研究和欧盟研究的论文发表，但其中许多研究要么鲜少被阅读，要么处于边缘地位。这些研究成果往往未能融入核心教科书或课堂教学。因此，我们通过教科书仅能把握关于欧盟的主流叙事。例如，人们常将欧盟描述为和平事业，强调其作为制度性组织的角色，而较少从内部视角探讨其文化层面的聚合。欧盟存在于议会、成员国部长理事会等各类机构之中。有时这种叙事还带有目的论色彩，即强调欧盟作为不断进步的领域和组织体系，而非持续发展的文化实体。
但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一些最负盛名的欧洲研究，尤其是欧盟研究的机构实际上位于欧盟之外，反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欧盟研究协会（European Union Studies Association, EUSA）。这是一个关键的协会，每两年在美国举行一次，这反映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欧洲一体化研究这一学科（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于1957年成立）。我们看到主要的贡献者和学者大多是美国人，而不是欧洲人，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存在。一些最负盛名的期刊，如创立于英国的《共同市场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JCMS）在欧洲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样，《欧洲公共政策杂志》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JEPP）实际上是由一位驻新西兰的教授编辑的。
随着时间的发展，可以观察到美国对欧洲研究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少，欧洲研究变得更加“欧陆化”（continental）。因此，说欧洲研究由美国主导是不准确的，就像说欧盟由美国主导也是不完全正确的，尽管美国的影响依然存在。具有欧洲大陆背景的学术组织蓬勃发展，成立了许多提供政策咨询的机构，其下设有针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小组。事实上，欧洲大学研究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UI）两年一度的会议也在那里举行，显示出更多的欧洲大陆重心。但是，它仍然不如所谓的“欧洲”那么“欧洲化”。这也是东欧或中欧学者经常抱怨的一点：所谓的欧洲研究实际上是西欧研究，很多比利时、德国、法国、荷兰等地的作者参与其中，但关键的欧洲研究所却总不位于中欧或东欧地区。
这确实是个有趣的发现，不过对我来说，关键之处还是在于教材。在我的研究中，我也部分参考了这些教材，看看它们到底讲了些什么——我当年当学生时，有时还得自己琢磨着学这些内容。我仍在研读同样的教科书，但已不再死记硬背，而是思考它们如何编排、包含哪些内容、又排除了哪些内容。现在情况稍微明朗了一些，我希望你已经明白什么是欧盟研究，现在也稍微清楚了我将如何把欧盟研究定义为一门学科。我认为欧盟研究具有未实现的潜力，而且潜力是什么非常明确。但为什么它没有实现呢？这里有很多话要说。
二、欧盟研究的“潜力”何以“未实现”？
刘：欧洲一体化的演进促成欧洲研究的转向。在欧盟成立后，欧洲研究的重心不断聚焦于欧盟机构的研究，同时也经历了从美国主导到“欧陆化”的进程。尽管立足于西欧和缺乏非欧盟学者观点等特征仍然存在并阻碍了其多元发展，但欧洲研究确实在朝着百花齐放的方向进步。您谈到欧盟研究具有“未实现的潜力”，这种潜力具体是什么？这样的潜力何以“未实现”？
欧：既然现在对欧盟研究的定义已经比较清楚了，那么在界定这一学科时，还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呢？就“未实现的潜力”而言，潜力本身显而易见，但为何未能实现？有很多内容要讨论。
无论是从政治学视角、经济学视角还是法学视角来看，欧盟往往都是稳定的。有许多优秀的政治学方法适用于欧洲研究。此外，也有很多优秀的文化研究成果，法学家、经济学者、历史学家也参与欧盟研究项目的竞争之中。
然而，这往往仍然是单学科的，研究欧盟的各个学科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太多交流，不同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高的壁垒和不同程度的藩篱。因此欧盟研究领域存在诸多独立的学术单元，每个单元都设有专属会议、期刊和学术会议，且通常是“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所谓自我指涉，指它们总是相互参照、相互背书，并且彼此之间会展开辩论，但它们并没有真正融入更广泛的科学语境。这种内部自我参照也明显受到政治学的主导。
我并未进行过相关计算，若能追溯过往研究，会发现不少学者已尝试过类似分析，结果总是令人惊讶：绝大多数欧盟相关研究都采用政治学视角，而涉及经济或历史的研究则少之又少。我估计相关学术会议80%的参会者是政治学家，大概另外的10%是法学家，10%是经济学家。因此，问题在于学科藩篱、单学科主导会使我们无法充分理解一个领域，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无法完全理解便无法充分解决问题，更无法充分批评问题，所以我认为当前欧盟研究学科所出现的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这一点非常明了。
另外，虽然这可能是一些对欧盟研究过于狭隘的看法，但我想再次强调三点：
第一，欧盟正在遮蔽（overshadowing）欧洲。欧盟是一个总部位于布鲁塞尔、非常重要的区域组织。大部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与欧盟休戚与共。然而，欧盟并非唯一存在，欧洲还有其他地区组织和非欧盟成员国家。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与欧盟存在显著差异，其成员国数量也更多。此外还有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涵盖挪威、瑞士等国；还有北约等组织。欧洲地区尚存在众多机构和组织，但不都属于欧盟范畴。大多数欧洲研究实则为欧盟研究，这可以理解，因为这样更方便：研究欧盟比研究整个欧洲容易得多，毕竟研究对象更集中，有明确的关注点。时至今日，我们明白这种现象的成因，但依然对诸多事物视而不见。
第二，许多欧盟研究都带有实证主义（positivism）倾向。且不论我所说的实证主义究竟是指哲学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还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其核心在于当前研究倾向于简化复杂性。我们倾向于将复杂性简化为一系列定律，即普遍适用的定律（generalized laws）。社会科学界长期争论该走实证主义路线还是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路线。其实两者都该有，但实证主义路线占了上风，结果把所有问题都简化成数字游戏。从数据出发，通过量化分析，进而推导出普适性规律。这些规律的提出旨在简化问题而非增加复杂性，从而有效降低复杂度。
有趣的是，几乎所有关于欧盟的研究报告都会以“世界日益复杂”（The world is increasingly complex）开篇：我们正身处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已进入动荡时期。如果你回到20世纪50年代，我读到很多那个年代的书，书中会呈现出如今整个世界总是比以往更加复杂的观点。接着我查阅了20世纪70年代的文献，发现情况依然如此。那个时代世界经历了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走向了终结，还有越南战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所以世界总是“正处于复杂的状态”。如果阅读20世纪90年代初的资料，你会再次看到，冷战结束，世界出现了新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当然，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每每认为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但世界其实一直都很复杂。事物总是在变化，这很迷人。虽然我们通常在论文的第一段承认世界局势的复杂性，但从第二段起，我们开始利用这种复杂性。然而，我们往往不是去接纳并理解这种复杂性，而是倾向于将其简化，陷入一种实证主义的简化倾向。
同时，我在此要强调的另一个局限性，与理论原创性（theoretical originality）密切相关。理论本身至关重要，概念构建同样关键。但在欧盟研究领域，我们不仅沿用传统理论框架，还不断引入新概念——例如“关系性”（relationality）已成为核心概念，“韧性”（resilience）则崭露头角，这些创新性概念正为研究注入新活力。我们从各个学科中借鉴这些词汇，而欧盟研究领域本身并不创造新的理论知识，缺乏创新性。我的表述或许过于尖锐了，因为我的许多从事欧盟研究的同事在概念运用上都极具创造性。而且，他们以极具创意的方式运用理论，但我们借鉴的理论往往来自其他学科，特别是国际关系，政治学与社会学也经常被引用。此外，我们还借鉴了复杂性思维的理论框架，甚至从自然科学中借鉴思路，例如物理学领域。这种复杂性思维体系已相当成熟，我们将其应用于欧盟研究领域。但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在过去几十年里，欧盟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创造新理论或新见解方面成效并不显著，我认为这也很成问题。如果某一领域除了理论和概念所带来的实证见解之外，不会产生新的一般性见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这个领域呢？
第三，我认为我们对欧盟缺乏足够的批判性分析。可以说，欧盟研究以及毕生钻研其中的研究人员，都未能充分实现其价值。欧洲内部关于欧盟的争论从未停歇：有人支持欧盟，亦有人反对；有人主张深化欧洲一体化，也有人主张放缓一体化进程；有人认为欧盟应更趋市场导向，走新自由主义路线；而有人则主张欧盟应更具社会主义色彩。很多相关的讨论显示欧盟研究领域的学者对欧盟相当依恋，几乎是情感上的依恋。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在一群研究欧盟的听众面前批评欧盟，人们会感到不悦。这里隐含着一种假设，即欧盟规模越大总是越好，联邦化程度越高也总是越好。我可以说“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是值得向往的。这是研究人员开展的许多研究背后的关键假设。我认为问题在于，这类赞同的观点很多，而批判性视角却不多。
此外，很多研究人员也在关注政治辩论。我观察到，过去20多年里，科学领域的有些概念会变得流行，有些则没那么流行；一些方法变得重要，一些研究主题占据主导地位，而所有这些变化都很混乱。为什么很多时候变化都是从政治组织开始的？有些研究方法会占据主导地位，而另一些研究课题则逐渐被边缘化呢？这往往源于布鲁塞尔层面（即欧盟）的政治决策，研究人员难以独立推进研究，因而无法摆脱这种外部干预。我将以曾参与的会议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一场是在利物浦举办的欧洲联盟研究研讨会，另一场是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专家会议，讨论欧盟国际事务。会上发表了大量论文、演讲和专题讨论，聚焦欧盟的地缘政治转型。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欧盟的治理机制——包括其在政策制定、投资布局和发展规划中的政治转向，以及军事化（militarization）与军事能力（military capability），其中很多也涉及与俄罗斯的对抗关系以及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追溯其源，这一切都是从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提出将欧盟打造成为一个地缘政治联盟开始的。自政策制定者开始使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这个概念后，研究者们也陆续展开相关分析。尽管“地缘政治”这个概念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并非什么新概念。从理论层面来看，关于地缘政治的界定问题，学界早有诸多讨论，但2016年之前，欧盟研究领域对此研究并不深入。实际上在2016年前，欧洲研究主要聚焦于规范性价值，当时的学术成果多围绕欧盟规范性价值展开。2000年初，尚未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若泽·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就曾将欧洲定位为“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所以我想说的是，科学和政治从来都不是完全分开的，这很正常。总有一种倾向，即出于各种原因去遵循政治议程，这可能是因为该议程正好与研究相关，也可能是因为这会带来更多项目基金。
此外，另一议题——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同样对欧洲乃至全世界都至关重要。对于这场持续了70年以上的冲突，我认为欧洲在历史上负有责任。该议题在反犹太主义、中东殖民化及其后续影响的历史进程中，比俄罗斯、乌克兰等许多其他冲突更为深远。欧洲作为以色列的重要贸易伙伴，同时向巴勒斯坦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巴勒斯坦地区因此从欧洲援助中获益匪浅。所有欧洲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如此积极，一直投入大量资金，同时我们与欧洲的以色列机构有着广泛的研究合作，我个人认为这存在问题，因为一场种族灭绝正在发生。这一地区位于欧洲周边，但我很少发现关于该地区的学术讨论。也许我夸大其词了，但当前的各项研究全围绕俄罗斯、中国和地缘政治。每个学科都有其偏见，这只是一个例子，而我正好致力于欧盟研究领域，刚好观察到这一现象。这引申出另一难题：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某些现象，而不研究所有现象？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从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以及问题化（problematizing）的视角来看？这实际上是我对新研究批评的简要概括。我想我的很多同事都会同意这一点。
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上有很多批判性研究。不同的批判理论对欧盟进行过非常尖锐的批判写作，比如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生态视角、福柯的权力分析视角以及女性主义等维度来分析欧盟问题，这看起来和我的结论有些自相矛盾。比如，2016年《共同市场研究杂志》出版了一期特刊，包含一系列关于欧盟不同批判性研究方法的文章。但在我看来，这些更多是例外情况。许多这样的批判性研究虽然存在，但却未能进入教科书。也许它们会出现在脚注里，也许会出现在一些文献章节中，但它们在学科内仍然被边缘化。而且，即使这些批判性研究依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Eurocentric）。或许我们应该从多个学科入手，因为这相对容易理解——正如我之前解释的那样，通常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或历史学，通常是跨学科的——即使仍然是不完善的。
刘：您认为欧洲中心论何以具体影响相关研究？
欧：首先，欧洲中心主义的定义和内涵值得深入讨论。
这是一种认为欧洲是世界中心的观念，同时也是一种认为欧洲不仅走向了现代性，欧洲本身就是纯粹现代性的观念；而这种现代性是进步的基准。与之相对，你也可以建立一个中国式的命题，进而扩散至全球语境，这样一来，该命题的中心就不再与欧洲有任何关联了。欧洲中心论根深蒂固，仍深受黑格尔、康德等欧洲哲学思想的影响。当然，我得承认欧洲有重要的哲学家，但欧洲之外还有很多哲学，比如中国的宇宙观（cosmology）。对于什么是美好生活（good life），什么是进步（progress），什么是幸福（well-being），不同的哲学理念支配下有着不同的解释。在欧洲研究中，我们常常很少采纳不同哲学理念下的观点。我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的欧洲哲学及其狭隘的经典体系（canon），与此相关的是一个更具体的观察：非欧盟国家的学者参与欧盟研究的人数有限，这导致欧洲以外的学者难以深入参与相关研究。更微妙的是，当非欧洲学者参与这类研究时，这些研究者通常被安排在次要岗位，负责处理研究对象国家（通常是非欧洲学者的所在国）的数据。由于他们使用中文或其他非欧洲语言，因此逐渐承担起搜集当地数据的职责。所以当中国博士生来欧洲留学时，他们通常被要求研究欧盟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而不是欧盟的竞争政策、贸易政策或环境政策。这体现为一种倾向，即非欧洲学者的研究被期待或者要求带有其来源地区或国家的独特维度。同样，尽管有欧洲学者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欧洲，但这种倾向使他们处于次要地位，而且他们往往缺乏权威性，因为他们并不来自研究对象地区或国家，因此被认为缺乏“本地维度”。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近期的批判性贡献往往自认为是新兴的、前沿的，因此构成了进步。如果有人说某样东西是新的，我总是会有所迟疑。世界是复杂的，事物从来都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无从根据变化简单判断其是否进步。当我们将批判性理论呈现为新奇事物、创新成果时，我们也在含蓄地表示我们正在取得进步和发展。坦白讲，我并不确定欧盟研究领域是否取得了重大进展。正如我前面所说，欧盟研究领域并没有提出很多新的创意概念和一般性理论。
科学进步这个概念可以使研究人员感到快乐，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前进，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最近我做过相关调查，可以简要说明这一点。我查阅了欧盟的主要教科书，总是发现同样的叙事套路。不同章节的构建方式各有千秋，但归根结底都遵循着相同逻辑。我们最初从1958年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 Haas）的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经典著作《欧洲的联合: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1950～1957)》（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入手，到了1960年代，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又提出了政府间主义理论（intergovernmentalism），对原有观点进行了批判性重构。根据新功能主义理论，欧盟委员会非常重要；根据政府间主义理论，成员国非常重要。其叙事伴随着这种永恒的冲突，像钟摆一样。这颇有点辩证法的意味，但本质上是欧盟特征鲜明的简单基础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大辩论”，一个非常基础的讨论框架。
随着时间推移，研究者们提出了更复杂的理论体系：多层次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随后发展出关于欧盟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方法，如今我们开始转向批判性视角，对某些欧洲国家进行批判性审视。这就是这些著作的累积过程。这种方式再次暗示我们过去愚昧无知，如今却变得愈发精明。但若回溯历史——这正是我试图做的——看看20世纪40、50年代，那时已有大量批判性论述。早在那个年代，许多聪明人——确切地说是知识分子——其实都在创作精妙的作品。他们有时使用如今我们难以理解的语言，比如大量作品用法语、德语、荷兰语，甚至丹麦语和意大利语写成，而不仅仅是英语。
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已经拥有了许多极具创意、批判性且另类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即关于欧洲一体化现状或理想形态的多种观点，这些理论早已存在，并且愈发具有多样性。但出于某些原因，在核心教科书中，它们最终被缩减为简单的展示。
刘：您是否可以举一些例子，具体说明早期批判性观点是如何被遗忘的？
欧：相关实例不胜枚举，我可以给出几个不同维度的例子，以具体说明哪一类的批判性观点被遗忘了。
比如，新自由主义的教科书版本中，只有来自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批判作品得以保留。其实霍夫曼的作品并不怎么有趣，虽然他的理论在教科书中有所提及，但内容实在过于基础、原始。我甚至觉得那更像是篇短文，用大量比喻来阐述观点，虽然读起来挺有意思，但整体上缺乏深度。在我刚刚写完的一篇论文里我还关注了共产主义元素，或者说共产主义的灵感。来自东方的很多观点是正确的，但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一点。此外，一些学者提出欧洲联邦（European federation），他们当年的论述与现任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言论如出一辙，如今众多知识分子也都在探讨欧洲一体化进程。
再比如，经济学界的泰斗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他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他在1939年发表过重要论文来论述欧洲联邦，相当具有科学性。当然，这并非他的主要著作，但他就此撰写的文章颇具启发性，强调欧盟必须建立市场导向的联盟架构，必须打造强大的欧洲共同体和欧盟委员会。要实现成员国间的良性竞争，欧盟必须具备强大实力，但与此同时，其在社会福利和财政政策方面则需保持适度克制。他的论著和现在的欧盟非常相似。但据我观察，他的作品在教科书中完全找不到，尽管他在1939年阐释的观点比其他国家主义的观点更能预测当前的欧盟格局。
另外，在国际关系学派的著作中，你可能会发现大卫·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的身影。或许你们中有人读过他的相关作品，不过他为欧盟撰写的那些关于欧洲一体化的论述鲜少得到认可。更有趣的是，这些观点甚至让米特兰尼本人也感到困惑——毕竟他的思想中还残留着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式的无政府主义元素。甚至蒲鲁东之前也写过关于欧洲联邦的文章。虽然鲜为人知，但当我读到这段时，都感到醍醐灌顶。他写得其实挺有意思的，讲的是另一种欧洲联邦模式，这种模式和如今的生态运动非常接近——在欧洲，我们说这种运动和当前的政治力量依然存在。因此，欧洲共同体研究中存在大量被忽视的多元声音——或许需要重新审视这些观点。
此外还有非欧盟学者的观点。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可能本身就是欧洲人，也可能曾是欧洲人——曾被欧洲征服或殖民。在我们之前讨论的20世纪40、50年代，当时欧洲各成员国在亚洲和非洲其他地区仍拥有殖民地，当时有很多反殖民主义和泛非主义的口号也在讨论欧洲是什么、欧洲应该是什么、欧洲未来应如何立足于世界。
总体而言，他们提出了尖锐批评。我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始终忽视了他们的声音，这些声音长期被完全冷落。现在有些同僚正努力恢复这些声音，让我们拭目以待。了解他们的观点非常有趣，也至关重要——直到今天，我们仍需深入理解他们的立场。它们启发的两个问题值得思考：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但为何这些观点长期被忽视？我们又为何要关注它们？我将简要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其中一些理论在今天可能看起来不相关，它们似乎过时了，似乎不能准确理解当今欧洲的现状，但若如我所述审视今日欧洲，其更高维度的理论框架与当前欧盟体系高度契合。欧洲文明正面临威胁，而这种威胁也引发了欧洲当前的生存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整个欧洲弥漫着焦虑与恐惧，这种情绪从政治演说、民意调查以及从媒体报道中可见一斑。在这里，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很多恐惧：害怕变得无关紧要，害怕走向衰落，害怕被掩盖光芒，害怕美国不再支持欧洲，害怕在公众认知和媒体认知中日益强大的中国，害怕俄罗斯，害怕移民，甚至连以前的殖民地也不再听我们的了。联合国也不再总是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投票了。所以存在很多我们在学术上称之为本体性不安全（ontological insecurity）的情况。
这或许不是今天访谈的主题，但我想简单提一下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40、50年代，我们经历过非常类似的情况。如果你阅读20世纪50年代初的资料，就会发现非常相似的恐惧和逻辑，因为当时美国也正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共产主义正在兴起，殖民地也渴望独立。伟大的欧洲文化与欧洲文明的未来似乎与此息息相关。我们为应对这一挑战所做的，实际上是创建了欧洲一体化——欧洲经济共同体，当然还有其他举措。关键在于，若想对当下局势进行批判性反思，就必须同时审视历史背景与现实处境，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这种视角难免令人感到不适。至少对于欧盟研究领域来说是这样，我认为在欧盟研究领域之外情况还好，但对于欧盟研究学者来说，正如我之前所说，他们相当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制欧盟。这使得人们更难从根本上把欧盟视为一个基于市场的项目或者将欧盟重新描绘成新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研究。这在研究中有点棘手，在教学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困难，尤其是在本科教育阶段。要知道，教师们平时忙得不可开交：课程安排、科研项目、学术会议、邮件往来等等，事务多如牛毛。在讲述教科书的故事时，只得把欧洲研究、欧盟研究数十年的成果简化成简单的二元逻辑，比如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对学生来说，或许这也更容易掌握。作为教师，你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授课，详细阐述并把议题复杂化。但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在自身研究以外的领域授课，所以很难了解到比我们在关键书籍所发现的更多的内容。
总之，由于一些观点总是被忽略，我们的认识也常是片面的。我们试图对事物进行批判性思考，就必须保持批判态度，但那些狭隘且缺乏批判精神的学科视角同样不容忽视。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便在于我们难以窥知全貌，因而也无法认识到根本性问题。作为教授，我们既要为公司提供建议，又要为政客出谋划策。但现实是，我们的观点难免带有偏见，对问题的认知也存在盲区，这自然会让整个决策过程变得相当棘手。
三、偏见与盲区：“欧洲中心主义”与“殖民失忆症”
刘：由于近代欧洲在科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欧洲文明成为近现代史数百年来浓墨重彩的一笔。辉煌成就既成为学术研究所仰仗的基础，又成为学人研究的主要对象，更成为促使研究发展的巨大动力。辩证地看，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的荣耀极易成为研究者思想上的一道重担，或偏颇其观点，或遮蔽其视角。可否请您谈谈欧盟研究中的偏见与盲区？
欧：欧洲研究的确存在诸多偏见，在欧盟研究中这种倾向尤为明显。人们普遍认为欧洲文明更优越，欧盟理所当然地是一个后现代的（postmodern）、超越历史的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组建了同盟，但逐渐意识到盟国或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不足以保障安全、延续伟大，必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一些超越同盟关系的存在。而这就成了欧盟这一和平工程（peace project）的起源。很多不同的研究关注欧洲在组织规范的传播、一体化、有效性等方面的问题。但所有这些研究都往往是不自觉地从一个隐含的假设出发，即欧洲是一种在规范性上更好的存在（something normatively better），是一种善（good）的存在。
我将以几本书为例，证明这种偏见的存在与影响。第一本名为《为什么欧洲将主导21世纪》，作者是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该书认为，出于各种原因，欧盟成为更适合21世纪的选择。书中有一章讲述中国在某些方面也遵循了欧洲模式等内容。事实上，它在欧洲成为了一项非常受欢迎的研究，同期畅销书《欧洲梦》呈现出类似的观点。此外，《布鲁塞尔效应》也是广受欧盟地区欢迎的一本书。其核心观点认为欧盟无需动用军事或经济强制手段，仅凭其庞大的单一市场和严格的监管规则，就能促使全球企业“自愿”采纳欧盟标准，从而实现规则的全球输出——这种现象被称为“布鲁塞尔效应”。这并非不实，但存在一些偏见，片面夸大了欧盟的作用，极具欧洲中心色彩。我认为这种偏见的根源在于殖民历史，欧洲人认为他们作为更文明的存在，主要在于施行教化（civilizing）和传播教义（missionizing），因而殖民主义在历史进程中被合理化（justified）。所以，无论将欧盟视为一种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还是一种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甚至是一种地缘政治力量，只要阅读相关文献，都会发现一个占据主导性的观点：欧盟更好，在规范上以某种方式优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即使你谈论地缘政治，人们也往往会说欧洲正变得更具地缘政治性，但它以一种更好、更基于价值观的方式开展地缘政治转型。
其次，欧盟研究的盲点（blind spot）也涉及殖民主义。一方面，欧洲殖民计划遭到质疑；另一方面，许多新研究揭示了我们所说的殖民失忆现象（colonial amnesia）。欧盟的失忆症，简单讲就是关于记忆的问题，有些事情我们记得，有些则忘得一干二净。那些被遗忘的部分，就是失忆症所导致的。如果我们审视欧洲联盟的历史叙事及其在教科书中的呈现方式，就会发现其中关于殖民主义维度的部分完全缺失。普遍观点认为殖民历史确实存在，但它属于过去、与成员国有关，而非当下、更非欧盟本身的问题。
刘：您认为这种殖民失忆症，是决策制定中的意外事件，还是一种刻意为之的选择？这更像是防御机制，因为欧盟害怕直面其殖民历史会破坏其积极的身份认同，因而试图通过选择来构建合法性，这种选择性恰恰是欧盟整体合法性的基石。但问题在于，如果这种选择真的存在，那又该如何解释？如果这是一种历史惯例（routine），或者说即使这不是国家层面的选择，而是欧盟公民身份认同上的自我选择，那么是什么促使学者们想要通过学术成果去改变现状和民众的自我选择呢？
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很喜欢这种关于矛盾或者悖论的思考，因为的确存在矛盾，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
我认为很多这类情况都是无意识发生的。总体而言，世界在不断变化，我们试图理解这一点，不只是政治家，还包括教师、学生、普通民众、企业家等，我们都在试图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并构建新的故事。比如，欧非主义的故事在20世纪30、40年代颇具影响力。但在非洲前殖民地独立之后，新的叙事出现了。欧洲作为民事力量的理念、欧洲一体化开始的年份似乎都与这些事件十分契合。而且它有助于忘记创伤（trauma），即使我不是心理学家，但在政治领域，我们也会谈到政治性创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性创伤，遗忘可能是应对创伤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我的关键论点是，价值应被充分理解，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蓄意、有目的的选择。
我对问题的最后一部分的回应是：学术无法主导社会。我认为，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能意识到，社会可能并非由知识分子主导，社会中还有其他力量在推动历史进程。当然，从事学术工作固然重要，但政客们总在某个时候决定忘记某些事情，构建新的叙事，并进行不同的身份构建（identity construction）。
我还将简要说明：实际上欧盟项目从一开始就带有殖民性质，后来又演变为新的殖民模式。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欧洲经济共同体背后都存在殖民驱动因素，这些殖民议程至今仍在影响着欧盟的运作。我们试着回顾一下整个历程，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两次谈判分别在1955年和1957年进行，当时六个创始成员国，就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了谈判。这一时期，亚洲的许多殖民地获得了独立，但并不总是和平的方式获得，比如在印度支那（Indochina）及越南，美军介入导致了一场非常血腥、暴力的征服战争。与此同时，法国也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对法国人来说，阿尔及利亚曾被视为法国的一部分；而阿尔及利亚人完全不认同。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一次非常著名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这些亚非地区领导人首次非常明确地表示反对超级大国，尤其反对殖民主义力量。这些来自过去殖民地的声音很值得关注。万隆会议的精神和原则，直接为后来于1961年正式形成的不结盟运动奠定了基石。
法国和英国因固守殖民傲慢而遭受打击与屈辱，这迫使其第一次非常公开且明确地意识到，它们无法继续殖民主义的野心。1957年，加纳的独立比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条约还早19天。更广泛地说，泛非主义思想兴起了。泛非主义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们认为应该建立起非洲联盟，与欧洲一体化相对，同殖民列强抗争。他们显然明白，非洲国家的独立并不会让它们变得更强大，反而可能会因为脱离殖民宗主国而变得更弱。因为在国际舞台上，它们将变得微不足道。在前殖民地和宗主国的权力对比中，它们只是小国。那么，欧洲人想做什么呢？在这一背景下，法国人处境艰难，他们也想有所作为。他们最想强化的，是将殖民议程重新扩大到更高层次、更广泛范围，囊括整个欧洲地区。这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化的殖民主义。他们与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联手，要求欧洲各国分担高昂的殖民代价。为此，他们允许意大利人、荷兰人和德国人也为自己的殖民计划买单。从档案研究中可以发现，德国人对此颇为满意，同时也乐于通过荷兰人获取法国殖民地的通道。同时，他们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供的投资与贸易机会感到欣喜——这些机会此前对德国投资者而言较为封闭。意大利人的处境则更为特殊，他们面临人口过剩的问题，所以他们实际上想把过剩的人口分散到殖民地去。
总的来说，泛非主义被认为是危险的东西，应该被彻底摒弃，但这种观念催生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条约规定，原属法国、比利时及荷兰的殖民地均被纳入共同体范围。欧洲经济共同体将阿尔及利亚纳入其成员，当时，阿尔及利亚被视为法国本土的一部分。1957年的《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并未预见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会发生什么。这些国家独立的可能性被视作不可想象的，但条约签署三四年之后，这却成了现实。当阿尔及利亚独立时退出欧洲共同体。所以当2016年英国脱欧（Brexit）之时，欧洲一体化并非首次面临成员国退出的情况，早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时就退出共同体。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古明德·K·班布拉（Gurminder K. Bhambra）也强调过这一点。我们并非像欧洲人常说的那样，或是教科书里写的那样，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直接转变为成员国（member state）。欧洲国家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先从帝国主义国家（imperial state）逐步发展为成员国，变成帝国化的欧洲（imperial Europe）的一个成员。这一切都通过“欧非”（Eurafrica）理念获得合法性——其核心思想是欧洲与非洲应被视为一个政治、经济、战略上不可分割的整体单元。这里已经涉及地缘政治色彩，而正是这种地缘政治观点让我们不得不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板块。除“欧非”地区以外，美洲、亚洲与英帝国也被视作单独的版块。有趣的是，英国从未被设想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帝国历史是推动英国脱欧这一行动的因素之一。有一种观念认为，非洲是非洲版的欧洲，或者说非洲也是一个连贯的统一体，因此必须联合起来，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抗。
回到殖民失忆症现象，我们在讲述欧盟历史时同样也会患上失忆症。在惯常的叙事顺序下，一开始彼此都很和谐，但逐渐发生冲突，出现了很多我们所说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现象。自1990年以来，尤其是自2000年以后，欧盟的政治化现象日益引发争议和批评。有历史学家指出，争论与冲突贯穿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始终，包括在欧洲消费者政策、环境政策、煤炭与钢铁政策、农业政策等议题之中。这再次印证了我的观点——欧洲一体化之初便充斥着争论。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我们这些研究欧盟的学者，忽视了普通民众的日常体验。如果要重申区域研究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同样需要关注普通民众的切身感受。比如通过与出租车司机交谈，以及我本人对各种事物的探讨，来观察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他们如何努力生存，以及他们对国家和现状的看法。否则，你无法完全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还可能对新事件感到惊讶。因此，普通人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体验至关重要，而这正是历史学家们正在研究的内容。但这些历史学家所关注的议题在欧盟研究中却遭到忽视，尽管研究者确实研究了欧洲历史。这正好印证了我要表达的观点，也让我能逐步得出结论：欧盟研究尚未充分发挥其潜力。
刘：您再次提及欧盟研究尚未实现的潜力，并指出区域研究需要以此为鉴。那么，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否能帮助欧盟研究实现其“尚未充分发挥的潜力”？如若可以的话，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呢？
欧：区域国别研究为跨学科融合提供了独特契机，也促进了不同理论的整合。要理解某个领域，我们需要将社会学、历史、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文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这些学科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该领域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更充分的依据。不过坦白讲，当我观察你们的研究时，这种情况至今仍未真正实现。我注意到不仅在欧洲研究领域，其他领域也面临着类似困境。
刘：具体是什么样的困境呢？
欧：困境指的是，非欧盟地区的学者若持有批判性视角进入欧盟研究领域，通常会感到不适。当然，学科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其核心作用是让研究者获得归属感。作为学者，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充满归属感的学术共同体——在这里，大家能够充分理解彼此，尊重彼此的研究成果。若带着异见进入，则增加交流难度。多位非欧盟国家的批判性研究者曾向我倾诉，他们常感到被边缘化。在欧盟研究领域，学者若以访客（visitor）身份开展研究——即有时从非欧洲视角或批判性角度分析欧盟——他们通常能发表一两篇论文，但往往因难以适应而选择另辟蹊径，此后便转向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或亚洲研究等不同方向。欧盟研究的狭隘和以自我为中心，再次限制了我们对欧盟的理解，也阻碍了我们对其改进。这正是我们未能解释俄罗斯与乌克兰紧张关系上升的原因之一。
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到战争时，研究者也感到惊讶，这是像我一样的西欧背景的研究者所始料未及的，尽管东欧的同僚和民众反复警告过我们。悲哀的是，许多西欧学者并没有真正倾听东欧学者的意见，而东欧学者由于历史原因，可能对正发生着的事态及历史更具敏感性，这正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了狭隘的视角如何导致不幸的后果。
刘：如您所提及，欧盟研究并未能预测2022年发生在俄乌之间的紧张局势。那么，视角的局限是否造成研究滞后于现实问题，从而难以解释欧洲的现状和局势，也难以预测突发性事件？此外，欧盟对于突发事件的反应也被批评为过于迟缓。公众乐于见到理论对于现实动态的多维度解析，而质疑研究的过度理论化。请您谈谈对以上问题的看法。
欧：其实欧盟研究领域也有大量有效研究，而且新的有效研究越来越多。对于学术产出的理论化，我仍然认为做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如果研究人员不做，就没人会做了。我在思考，大学研究人员的重要性究竟何在？我想社会中的每个人有不同的职责，大学研究人员不提出这些理论性问题，我认为社会上没有人会去做这件事。
其次，我认为欧盟行动迟缓的确时常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决策过程非常缓慢，并非因为其总是基于研究，而是一项决议需要平衡不同成员国的诉求。每个成员国都有众多利益相关者、游说者等，所以平均需要几年时间来制定法律，大量的审议和反思将会提升决策和法律的质量和普惠性。
我认为，放慢决策节奏其实是个明智之举。只要节奏足够从容，就能为多元观点留出空间。这种从容不迫的状态，既能容纳不同视角的碰撞，又能为正反论点的交锋创造条件，最终自然能做出更优质的决策。这正是我们需要权衡的利弊关系，这就是其中一个维度。另一方面，这其实并不是普遍现象，因为在有的议题上，欧盟会非常迅速反应。例如，在军事化集团、国防政策以及涉及竞争相关的法案修订时，情况就是如此。
另外，我注意到近年来国防和军事领域以及欧洲局势变化迅猛。我们才刚刚看到这场变革的开端，其激进程度令人咋舌。无论你是否认同，这都是一场彻底的变革，必将引发新的讨论。请注意它运用灵活多变的方案，调整金融政策，甚至对法律条文进行不同解读，这点我深有体会。这需要一场大规模的转型，将发展资金转向更多基础设施、数字化等领域。正如我此前提到的，有时候事情会朝着不同方向发展。因此，预测的失利、理论的滞后正是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这有赖于有限视角的补充与完善，使研究者无法再情绪化地排斥殖民维度的批判、对欧盟本身的批评、对非主流声音的关注，而应理性、审慎、全面客观地关注事实。
我想在对全球南方的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如果这段殖民历史不被承认，如果欧洲一体化的殖民根源，以及这种根源如何继续以某种方式嵌入到共同体之中而不被重视，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些一直存在、诸如泛非主义的声音，就会更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不再与欧盟及联合国保持一致立场，它们又为何乐于与中国合作。许多欧洲人对此不解，所以我们必须更好地掌握这段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积极方面所发生的事情。
当务之急在于重新引入创造性思维和批判视角。这不仅有趣，更是不可或缺的。若想从事严肃的科学研究，尤其是那些注重问题解决或批判性思维的领域，这里有个好消息——相关成果早已大量涌现。正如我试图展示的，早在20世纪40、5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就已存在大量关于欧洲本质的创新性、另类且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当然，更晚近的时期同样涌现了诸多精彩见解。
关于欧洲应该是什么样子、可以成为什么样的共同体的思考，我认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我们可以从历史视角审视问题，也可以借鉴非欧洲国家的经验。或许这正是我们当前所需要的——欧洲正面临多维危机。我们所说的多维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还有生态危机，当然还有社会问题——例如欧洲极右势力的崛起，我们只能看到他们变得相当强大而难以把握其未来走向。但危机也总是蕴含着机遇。因此，我认为，在当前危机与全球衰退的背景下，欧洲或许也迎来了可以再次大展拳脚的良机。欧洲可以另辟蹊径，重拾上世纪70年代的改革思路——当时欧洲不仅建立了安全合作机制，还缔结了如今几乎被遗忘的关键协议。这些协议堪称欧洲“失忆症”的典型案例，而今欧洲正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突破。上世纪70年代，欧洲一体化在冷战时期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虽然这个角色并不十分明确，也并非完全混乱。不过，有学者认为，当今欧盟的发展方向或许不应是成为或效仿全球霸主。强大的影响力赋予我们扮演1970年代角色的力量，承担起更具外交色彩的使命，这也意味着要持续对话、不断探讨，不回避棘手的议题、尴尬的局面，同时要坦然接受政治的复杂性：我们无法总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不统一立场有时反而更有效，如果意见多元，最终达成成功方案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这种多样性可能比我们所期望的更为有效。
刘：您谈到应坦然面对政治的复杂性，包容不同立场的声音。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及随之而来的失业、收入降低等社会问题，我们观察到右翼势力、民粹主义的崛起之势似乎势不可挡。从某些重大的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呈现颓势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分裂而非团结、统一。从学者的视角，您认为这会对欧盟的存续（continuity）构成威胁，还是会带来一些改变？
欧：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欧盟正面临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指的是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崛起，社会危机指的是不平等加剧与贫困问题。这会威胁到其存续性吗？我想是的，它会威胁到欧盟机构的存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场专访中表示欧洲可能走向衰亡。文中提到的“欧洲注定灭亡”，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这个欧洲项目——特别是欧盟计划——存在无法实施、失去可行性和相关性的风险。
然而，欧洲也具有韧性。欧洲一体化一直具有韧性，并且我认为它可能因此更具韧性——欧盟将战胜挑战，重新崛起。问题在于它将以何种方式保持韧性，而关键则是即将到来的欧洲一体化新阶段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形态、确切的形式和实质内容。在这件事上，拥有不同观点非常重要，不论是左翼人士还是右翼人士的政治讨论都需要被关注，而不是仅仅日复一日地由其中一方做决定。
另外，回顾过去关于极右翼的讨论，许多学者也曾预言极右翼会导致欧盟解体。因为我们往往将极右翼视为民族主义者，进而将右翼民族主义视为与欧洲联盟对立的事物。但近年来我所观察到的是，右翼政党在欧盟层面也能找到共同价值，并且他们也在欧洲内部开展合作。他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然而在意识形态上，极右翼群体也带有欧洲的意识形态。确切地说，他们有着自己对于欧盟项目的设想。所以情况更复杂了，这并不仅限于极右翼在各国政府中占据席位，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欧洲一体化的解体，但确实会催生出所谓的“极右翼欧洲”。毕竟他们在移民问题的批判中找到共鸣，在其他议题的讨论中也彼此认同，在地缘政治上也相互关联。
学人简介：
欧比杨（Jan Orbie），比利时根特大学政治系教授、联合国大学比较地区一体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从事欧盟对外关系研究，尤其聚焦于欧盟的对外贸易政策与发展政策，以及对欧盟及国际政治的批判性与规范性研究。
（指导：王逸舟 / 本期责任编辑：刘浩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