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冷战已结束三十余年，但美苏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对抗和竞争对现实仍具高度借鉴意义，冷战思维对当今国际社会也仍在施加持续的作用力，一些有着深厚冷战史渊源的国际关系现实复现在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基于此，冷战史研究既是对冷战时期各国互动历史的进一步挖掘，也充满了启迪当下的现实意涵。而在纷繁多样的冷战史研究主题中，中国学者对冷战战略史尤为关注，并围绕此主题展开了多年的深入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
相关学者正在开拓冷战战略史研究的新视域，并借助新的多类别史料与去中心化思路展开区域国别研究，力图挖掘被忽视的“第三世界”国家间及其与超级大国的互动历史。以冷战战略史这个更具针对性的研究方向为切入点，可为理解和思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提供一个较为独特的观察视角。那么，中国学者对冷战战略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相关成果对当下国际政治现实有何重要意义，具有何种特色？未来的研究需要补齐什么短板，如何助力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为回答上述问题，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特邀记者陈曦博士对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葛腾飞进行了专访。
【学人简介】葛腾飞，法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国际战略、冷战国际史。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家和军队、省部级课题等高级别课题 20 余项。出版著作 5 部、译著 5 部（含合译）。在《美国研究》《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国际政治研究》《史学集刊》等发表论文 70 余篇。
陈曦博士（以下简称“陈”）：葛腾飞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部邀约。您在冷战国际史研究领域著述颇丰。据我所知，您很早就开始关注冷战史，您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已顺利出版（葛腾飞：《艰难的转变：冷战的初次缓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该书填补了国内国际关系史学界以及冷战史学界对冷战初期美苏第一次缓和过程的研究空白。您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博士后学习期间又对冷战国际史进行了专门性的深入研究。是什么原因让您一直坚持冷战战略史的研究呢？
葛腾飞教授（以下简称“葛”）：我自本科阶段学习了解“冷战史”，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师从吉林大学王家福教授对国际战略学进行了专门学习。20世纪90年代末，我进入原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工作，非常荣幸刚进入单位就能够与从事战略史、美国史研究的名家时殷弘教授、戴超武教授等一起工作若干年，在更长的时间内还一直与翟晓敏教授、朱听昌教授、周桂银教授、宋德星教授等战略思想和战略史研究的杰出学者共事，从他们身上我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也启迪了我从事战略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后来我跟随学院老教授、复旦大学毕业的丁诗传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同时有幸参与到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先生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案例研究”的课题组，结合课题研究我选择了冷战初期美苏第一次缓和进程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向，考察美苏两国从冷战高潮转向对话的战略转变过程及其机理，这可视为我正式进入“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投名状”。后来，我博士毕业后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现为“周边国家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继续钻研冷战国际史的研究工作。
除冷战史研究之外，我的另一个兴趣点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在冷战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也常常不自觉地偏向从美国外交的角度来考察冷战史，事实上这也确实是早年国内冷战史研究的主要着力点，因为美国的冷战史档案相对更为丰富，从一开始纸本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到后来接触到的档案数据库如DNSA（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等。但是，在冷战史研究过程中，我越发觉得，仅仅从单个国家的角度去研究历史进程，得出的结论的说服力肯定是不够的，因此我尝试着从多国视角发掘的材料中去进行相互印证研究，这也正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择的写作路径，即尝试从美国、苏联乃至中国等多个国家的角度去发掘档案，寻找因果，构建战略博弈和互动的历史进程，揭示冷战中美苏第一次缓和的实现进程，发现其中的历史机理。
近七八年以来，由于美国对大国竞争的重新强调，以及国际社会对“新冷战”的忧虑，战略界、学界都非常关心的是，历史会否再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重新盛起的大国战略竞争会否使人类社会再次陷入刚结束不久的那种冷战对抗的困境。大国战略关系的态势、特点和走向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决策者以及学界高度关注。在关于大国战略关系的学术探究与政策研究中，人类总是离不开从最近的大国对抗的历史中去找寻教训和启示，何况“新冷战”的说法总是吸引世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冷战史中去寻找防止“新冷战”的答案，更何况美国决策者在其政府的战略文件中高调宣称要从过去数十年的大国竞争中汲取现实战略做法。因此，冷战史特别是战略史研究再次成为近些年国内学界研究的热潮，学界或政策界都试图从中获取对冷战式大国对抗历史的一手经验、教训与启示。
基于这一特定时势背景，当前中国冷战战略史研究总体上大致呈现五个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一是基于应对霸权压力的国家战略需要，对冷战背后的国家安全与战略决策思想的研究；二是基于现实大国竞争与斗争的常态化呈现，对冷战内涵的大国战略博弈和斗争机理的探讨；三是基于全球冷战视野，以及基于对“全球南方”新兴力量崛起和发展的历史观照，学界逐步兴起对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力量发展的战略性影响以及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的研究；四是基于大国斗争新兴领域的加速呈现拓展，学界对冷战大国战略竞争新领域新手段的拓展研究；五是基于尽力使世界摆脱陷进“新冷战”局面的现实希望，学界日益兴起关于如何防止冷战、缓和冷战、结束冷战的学理探索。
一 、冷战战略史研究的缘起与演进
陈：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学者对冷战战略史的考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粗略到精细的巨大变化，已经成为历史学与国际问题研究的高度交叉领域，吸引了很多知名学者参与研究和讨论。您长期从战略史的角度研究冷战史，可否请您概括性地介绍一下冷战战略史研究在中国兴起的背景及其发展过程？
葛：“冷战”是指发生于1945—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全方位竞争与对抗，尤其以美苏两超之间的战略性博弈与竞争对抗为聚焦。中国学者对冷战战略史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中国学者基于一些能搜集到的档案资料，开始重点研究美苏两国的战略史，特别是冷战起源问题，以期为中国的战略运筹提供参考。其中，时殷弘的《美苏从合作到冷战》一书全面、深入地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的美苏从合作到冷战的整个历史过程，可以说是意义重大。当时的研究刚刚起步，还受制于档案资料等限制，重要成果并不多。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单极霸主，中美关系进入新的调适阶段，一批原始档案文献被美俄政府相继发布，中国的冷战战略史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一批涉及中美关系与美国战略史的大型研究项目得到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典型著作有陶文钊主编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蔡祖铭主编的《美国军事战略研究》。关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的重点，时殷弘依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撰写了系列论文，程广中、汪徐和编著的《两霸争雄：美苏冷战及后冷战时代》、张宏毅、芮信的《欧洲优势·美苏对峙·多极世界》、白建才主编的《美苏冷战史》等作品也相继出版，中国的冷战战略史研究得以全面铺开。当然，在这一时期，很多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和使用较多档案资料以尽量还原最真实的领导人考量，这为后来冷战战略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至为重要的原始文献来源上，冷战后苏联和中国档案的渐次开放使研究者有机会较以往更为真切地窥见冷战另一方的战略思考和外交决策。相应地，就国内冷战史档案文献收藏而言，主要集中于国家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它们采购了绝大部分已刊的各大国纸本档案集、至少十余种使用较为广泛的档案数据库以及大量微缩文献。也正是由于上述便利条件，以沈志华、杨奎松、陶文钊、牛军、张曙光、周建明、姚百慧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学者前赴后继，组织翻译和编撰了数量十分可观的档案文献集，为中国冷战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先生当初自费从俄罗斯复印了大批苏联档案，全力以赴投入冷战史研究，产出了大批有分量的成果，并与学界分享所收集资料，极大地促进和引领了国内学界的冷战史研究。
在冷战战略史研究中，中国的学者尤为关注中国自身与超级大国及其他国家的互动过程，并重点考察了中国在冷战期间的多次危机中所采取的战略选择与取得的实际效果。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界的冷战史研究开始转向冷战的全球史，也就是世界各国之间的互动，并利用多国档案进行互证，由此掀起了冷战史研究的新高潮。也是受这一思潮影响，在进入21世纪的头20年，中国的冷战战略史研究出现了持续繁荣的大好局面。国内学者的很多文章、著作都是从一次危机或一次重大事件切入，全面搜集多个涉事国的档案资料进行互证。这大大拓宽了冷战战略史研究的方法路径。
当前，美国主动挑起与中国所谓的“战略竞争”，美国基于维护其世界主导地位而采取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战略设计与实践，其诸多方法手段与冷战时期有相当程度的传承。在此现实背景下，聚焦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历史研究为中国研究者提供了关于美国进行对抗性遏制战略设计和实践的鲜活历史来源。
中国学者对冷战时期美国战略的研究和关注日益深入，涉及美国战略理念、战略行为、战略决策的深层逻辑研究。王立新教授研究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战略行为中的信誉维护和信誉焦虑。他认为，对荣誉和声望的追求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之一和国际权力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杜鲁门主义把美国的国际角色确定为“自由世界”领袖从而承担起保卫盟友安全的责任之后，如何履行这一责任和兑现承诺以维护美国的国家信誉就成为美国历届政府忧心焦虑之事。这一焦虑与对苏联扩张和共产主义传播的恐惧相互加强，促使美国下定决心对任何地方出现的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进行遏制，并实施了对朝鲜和越南的大规模军事干预。其结果是美国的“过度扩张”和全球战略地位的下降，美国的信誉不仅没有得到维护，反而受到损害。于铁军在《霸权的护持：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一文中考察了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三个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创生、20世纪50—70年代初期的兴起与衰落，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1989年冷战终结期间的复兴。作者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增强了我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概念命题来源及其学理内涵的历史理解。牛可研究了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理念与其国家构建的内在关联。他认为，作为政策思想和行为的“大战略”或者“国家战略”，其关键意义既在于协调和统御军事和非军事因素，也在于平衡和整合政策和制度对内和对外的方面。美国冷战大战略因此包含其国家建构内涵的必然要求，揭示出其国家内外政策进程的总体逻辑。王帆分析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对苏战略内涵与特点，除了总体上奉行的遏制战略，还分析了和平演变战略、秘密战略和经济打击战略等。他认为美国对苏战略有其明显的特点，强调综合运用各种实力、利用对手内部问题与矛盾诱使对手犯错，同时美情报部门扮演了重要角色。南京大学石斌的主编“美国对外战略设计者”丛书，聚焦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主要对外战略设计者保罗·尼采、麦克纳马拉、基辛格、罗斯托等人，运用解密档案分析美国对外战略的决策进程，展现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和变化。暨南大学特聘教授夏亚峰研究了美国里根政府的冷战战略思想及其后果。凌胜利对美国冷战时期分化瓦解对手的楔子战略进行了系列研究。他认为，冷战中美苏在避免直接战争冲突的前提下都竭尽所能地采取楔子战略以分化和削弱对手。基于联盟重组、联盟解除、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等多重目标，美国不断采取楔子战略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在分化中苏同盟、离间苏东关系、限制苏联在拉美、中东、非洲等地的势力扩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助于美国赢得冷战的最后胜利。许海云深入研究了冷战时期北约的政治与安全战略，总结冷战时期北约各种政治与安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跨大西洋的战略设计和实践及其面临的制约性。
关于美国核战略核政策研究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赵学功研究了美国不同政府时期的核政策，认为美国对自身核力量、核技术、核优势的信奉和追求，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不同时期美国的核政策，但是也面临着各种不同的制约因素，包括苏联报复力量的增强、国内反对力量的制止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反对，这也揭示出核武器在实现美国外交和军事意图方面作用的限度。刘磊的著作《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武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利用大量多元的美国档案文献，分析论述了冷战时期以核战略为核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历程，认为美国核战略的演变是核武器系统技术的发展、美苏核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战略研究领域中政治—学术复合体的战略思考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陈波研究了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与美国海外核部署及其影响，认为美国为了将抽象的核威慑能力变得更具体、更可信，艾森豪威尔政府第二届任期开始大规模向海外部署核武器，在欧亚大陆部署这些核武器进一步刺激了美苏核军备竞赛，使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更加固化。张杨的作品探究了核政策的具体内涵，区分了核声明政策、核获取政策、核军控政策与核应用政策的不同意涵，认为冷战时期美国核应用政策更能反映美国核战略的本质。
关于苏联冷战战略和政策的研究，因为俄语语言障碍和档案资料不易获取等现实客观因素，研究成果总体上比对美国战略的研究要少得多，但近年来随着苏联档案资料的发掘，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加。特别是有关苏联冷战政策实践对后世的教训启示方面形成不少成果。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关于冷战时期苏联政策的内容，揭示了苏联逐步走向危机、动荡乃至最后解体的政策进程。沈志华、余伟民撰文分析了苏联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政策原因。他们指出，苏联虽然在处理对西欧特别是对美关系时小心谨慎，但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在势力范围内强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二是将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纳入国际共运范畴。尽管其初衷是防御，却激化了矛盾。特别是将朝鲜按照斯大林模式打造成自己的卫星国以及与中国结盟都超出了雅尔塔体系范畴，引起了美国对其想要在亚洲扩张的猜忌。吕雪峰则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个案，研究了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基于新近解密档案的研究还特别关注苏联在阿富汗失败的进程及其背后的政策决策问题，从政策决策及其实践层面对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析。
二、中国冷战战略史的成就与特色
陈：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您研究了美苏竞争与缓和、美苏战略稳定、冷战国际秩序等重大主题，并且从凯南、保罗·尼采、麦克纳马拉、基辛格等重要决策人物，以及四周日内瓦首脑会议、越南战争、U-2飞机事件等重大事态的角度切入，细致剖析了美苏两大阵营内外部的博弈过程。您的冷战战略史研究历程全面、丰富，可以说呈现了一幅中国学界探索冷战“奥秘”的知识图谱。请问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冷战战略史的主要成就有哪些？
葛：第一，冷战史的集体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社会影响以及队伍培养的效应日益倍增。经过华庆昭、时殷弘、沈志华、崔丕、蔡佳禾、张小明、戴超武、赵学功等学者多年的努力，中国学界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冷战战略史研究。陶文钊、沈志华、杨奎松等学者长期致力于美国对华政策文件及对华情报评估档案整编，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共三卷）、《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共八卷）等作品。沈志华等著的《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案例研究》是国内学者利用当时新解密档案，开展美国外交政策决策、基本战略筹划研究的代表性集体成果。以沈志华领衔建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在21世纪头十年云集了余伟民、崔丕、戴超武、李丹慧等一批老一代冷战史研究著名学者，推出了一系列集体性的重大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基于档案研究的冷战史研究范式在国内学界的传播，也培养熏陶了一大批从事冷战史的国内研究队伍。邓峰、梁志、陈波、姚百慧、詹欣、张杨、姚昱、刘磊、高艳杰等一大批目前国内学界冷战史研究的中坚力量都受益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项目培养。
2008—202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共计24册），该丛书遵从引进翻译与国内原创相结合的思路，对主要大国的战略制定与实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其中，王缉思与牛军主编的《缔造霸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探讨了美国在国内事务中是如何应对冷战的长期冲击和影响的，包括战略与决策的制定实施等问题；牛军主编的《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则从军事、经济、外交等多个维度的战略入手发掘出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
2009—202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共计18册），其中牛军所著《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重点探讨了冷战时期中国的战略决策，揭示了冷战时期中国战略决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翟韬的《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研究（1949—1965）》则研究了美国的对外心理战这一学界较少涉猎的战略工具；徐天新、沈志华主编的《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1945—1972）》则总结了冷战时期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更好地发挥大国作用提供了借鉴。这套丛书从不同侧面多个角度探讨大国在某个时段或某个事件中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和影响，特别是对中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做了具体、透彻的分析，极大地丰富了冷战战略史研究的内容。特别是北大冷战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创新、学理构建等方面都颇具引领性，使冷战战略史研究在中国冷战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均形成了明显的高地效应。
2014—201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丛书，其依据解密档案来分析冷战时期美国一些重要战略设计者的思想和行动，揭示美国对外战略的决策和实施过程。该丛书共有八本，分别是《布热津斯基：美国的地缘战略大师》《麦克纳马拉：美国防务战略的理性设计者》《基辛格：美国的“外交魔术师”》《克莱顿：从“世界棉王”到贸易斗士》《罗斯托：越南战争的幕后推手》《富布赖特：美国冷战外交的批评者》《艾奇逊：美利坚“帝国大厦”的初代建筑师》《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其中，石斌教授纵跨整个冷战时期，阐释了保罗·尼采在美国政府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审视了该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过程。总体而言，该系列研究十分重视对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积极利用新解密档案从主要决策者视角考察美国的战略决策者的思想理念及其实践过程，呈现为一部冷战的战略思想史。
南京大学石斌教授领衔的冷战史研究团队近些年还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丛书，该丛书聚焦美国海外隐蔽行动，通过档案发掘探索行动隐秘的过程，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剖析其行动背后的战略意图，对于了解美国当今的海外隐蔽行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这些大型丛书出版形成的学术影响及其政策效应，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冷战史研究高地以外，南京学者以其史论结合的战略叙事风格揭示大国战略思想历史演进的进程，在冷战战略史研究中形成了独特的南京风格。
第二，研究机构不断增多，研究平台不断推出。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率先成立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由沈志华领军。2016年6月，该中心改名为“周边国家研究院”，是中国国内唯一一个以冷战史为研究主题的学术机构。研究院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为依托，致力于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并进行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工作，为国家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制定外交决策提供学术支撑。2017年5月，特别委托项目的第一期研究工作顺利完成，总计收集周边国家档案文献22 种（约20万页），其中已整理与翻译出10卷46辑（约1193万字）。从2004年开始，当时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就开始编辑出版专业辑刊《冷战国际史研究》，至2019年共计出版27辑。在中国世界史期刊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冷战史研究学者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也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则成为近年来崛起的一个冷战史研究新阵地，姚百慧等学者收集编纂了大批冷战史研究档案，其在2006年创办的刊物《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其中多期重点关注海外档案与海外的冷战史研究，为国内学者开拓思路、不断推陈出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南京大学的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也致力于推出冷战战略史研究的系列丛书。除此之外，国内一些主要的出版机构也开始大量引进翻译冷战战略史研究的著作。例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知名作品如《冷战》《论大战略》《遏制战略》《长和平：冷战史考察》已在国内相继出版并再版。
第三，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领域不断增加。国内冷战史学界在积极使用和拓展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重视引入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视角与材料运用方法。首先是将视野转向一些我们以往容易忽视的中小国家，如东南亚、中亚、非洲的一些国家，并通过实地走访调查的方式获取一些重要的材料，一些成果已经在国内期刊上成功发表。其次是进行学科交叉，将情报学、军事学等学科领域的方法与理论嵌套进冷战战略史的研究中。特别是对于情报学的融合，国内学者如白建才、舒建中近年来都在大力倡导情报学与冷战史相结合的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以期获得更多有益的研究成果。例如，舒建中的《美国隐蔽行动研究》一书就是将情报学与冷战史相结合进行交叉研究的有益尝试。白建才近年来则关注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开展的隐蔽行动及其带来的战略效益。最后是在现实问题驱动下挖掘冷战史，生成对决策有用的对策建议。当前，一批国际关系学者如刘子奎、刘磊、吴日强、樊吉社、江天骄等人从“战略稳定”这个冷战时期的关键概念出发着重考察中美之间在现实情境下的战略关系格局，他们对美苏军备竞赛、军备控制条约谈判、延伸威慑等问题的深入挖掘为新时代的对美军事斗争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参考。刘子奎等从里根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角度切入，分析了美苏中导谈判如何达成。吴日强则总结和借鉴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核武器领域军备控制的实践和经验，以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应对与日俱增的全球战略稳定风险和考验。这些学者对美苏核力量关系史和核军控史的考察可以为我们未来可能的军备控制谈判提供重要的经验支持。
第四，基于中国立场的冷战机理研究与学理性探讨不断深入。冷战时期美苏战略与安全关系演进进程、两超战略博弈进程，无疑是重回大国竞争时期世人重新发现冷战史的重要关注点。这方面的冷战新研究越来越强调运用国际史、跨国史的视角以及多国档案的发掘，去重新发现冷战具体领域、具体事件、具体时段的进程及其中的演进复杂性，研究越来越深入一些隐秘的暗晦领域，例如，危机决策与大国博弈、隐蔽行动和情报斗争领域等，以揭示冷战复杂进程中涵盖的历史机理和学理价值。
冷战危机事态、重大事态及其中的大国博弈是一个研究亮点。赵建伟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危机决策与行为规则探讨——基于对里根政府处理1983年“韩航事件”的分析》一文中分析了美国应对“韩航事件”的决策过程、美苏互动及其效应后果，从危机决策视角探讨了这起事件的经验启示、消极和积极影响。邓峰与梁志等对朝鲜半岛普韦布洛危机中的大国决策进行了详尽分析，说明了超级大国在冷战危机中的决策考虑及其力量局限性。蒋真在《伊朗人质危机：美国对伊制裁的起源》中分析了美国制裁伊朗的理念基础的形成。认为人质危机不仅开启了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进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未来美伊关系制裁与反制裁的斗争，成为四十年来美国和伊朗关系的重要特征。拙著《艰难的转变：冷战的初次缓和》则围绕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议这一冷战初次缓和的重大事态，探讨美国和苏联在从完全对抗走向有限缓和的决策进程，揭示出美苏双方在冷战对抗博弈中政策演进与对话谈判的一些基本逻辑。
大国情报斗争与隐蔽行动领域成为冷战研究的另一个热点领域。冷战期间，隐蔽行动成为美国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战略工具。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隐蔽行动战略就开始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21世纪初以来，随着解密档案的日益开放，以及美国解密档案数据库的大量引进，国内学者开始日益深入地研究美国冷战时期的隐蔽行动、心理战行动，并逐渐采取冷战国际史的方法来研究冷战情报史。在隐蔽行动研究方面，陕西师范大学的白建才教授、南京大学的石斌教授、舒建中教授、南开大学的赵学功教授等研究可谓国内冷战史研究者的代表性成果。
从美苏冷战中吸取教训和启示，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建构良性竞争、防止恶性竞争，这是当前许多冷战研究者思考的重大学术问题，也成为当今冷战研究者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王帆指出，美国对苏联的冷战战略研究在当前具有重要的警示意涵。刘胜湘、陈飞羽通过冷战史的研究分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和传导机制。他们认为，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谢林点”，才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彭小瑜教授借用美国反战作家托马斯·默顿之口，批判了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的善恶二元论，认为冷战和越战发生有其善恶二元论的根源，也就是将两大阵营的分歧和对立夸大为不可调解的真理与谬误之争。黄忠则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特征不符合冷战的基本特征，内容不满足冷战的含义，发展更不具备冷战产生所必需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国际体系权力真空与混乱为两极结构下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足够空间，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冲突不可调和使美苏走向对抗，意识形态对立、文化心理认知差异强化了苏美决策层的恶性互动，三者共同导致了美苏冷战的产生。当前，两极结构远未形成，国际权力真空极小，中美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的利益冲突并非不可调和，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上的认识问题也不是无解，这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将很难发生。
陈：我们注意到，一方面，美苏两大阵营间的对抗与缓和为我们处理大国关系提供了巨大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冷战期间“第三世界”的代表，与美苏两大阵营都有过合作与交锋，而随着近些年“全球南方”的兴起，学者们也在深入挖掘中国曾经发挥的作用，以期为现实提供参考。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在冷战中的特殊角色，也彰显了我们在冷战史研究中的特色。您认为，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冷战战略史研究相比，中国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哪些特色？
葛：第一，历史视野与现实导向并行的特色优势。美苏关系是冷战期间大国关系的核心，决定着冷战的走向，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但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也反过来影响美苏关系，甚至起到关键性作用，这是我们需要紧紧把握住的一点。也正是由此出发，中国的冷战战略史研究不仅是出于学术研究考虑，更多的是想通过考察那段不算久远的历史来为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与警示，为我们把握大国关系提供助力。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冷战战略史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殊价值取向。
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科交叉领域，冷战战略史研究对中国的战略缔造无疑有着巨大的助力作用。十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蓬勃发展，已成为最具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并将持续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大势。尽管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目的，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竞逐霸权，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仍将此视为对其“西方生活方式”的挑战。基于此，如何与美国打交道便成为中国和平崛起之路上绕不过去的坎。而美国目前的战略制定“冷战色彩”愈发浓厚，特朗普甚至称自己为“第二个里根”，与这样一个“新时代的旧美国”打交道也就必不可少地需要研究其在冷战时期的战略运筹。在这方面，中国冷战史学界积极主动地探求冷战时期的大国互动历史，并渴望将其启示运用在新时代的对美博弈过程中，为我们的战略筹划与军事战略制定提供一些助力。当然，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开始，部分中国学者正着手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和框架就危机管理和同盟关系等冷战现象进行研究，未来的研究方向则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总的来说，中国的学者正是在深刻理解上述联系的基础上展开冷战史研究工作，他们的历史视野对中国的现实决策也颇具启示意义。
第二，处于国内学科前沿，兼具较强的国际性。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不仅一直站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前沿，而且不少研究成果也填补了国际研究的空白，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更是久负盛名，具有世界影响力。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提出强化关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使得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成为过去30多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中国学者也尤为重视两个超级大国以外国家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特别是这些国家对大国行动的引导与约束。他们对朝鲜战争、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中印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对美国对外战略等其他问题的研究也有独到见解。
此外，对于一些“西方色彩”浓厚的外国作品，中国学者也敢于予以批驳，以正视听。美国自视为冷战赢家，在很多涉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战争动荡与欠发展问题上，将责任甩给苏联甚至中国，却忽视了美国自己在其中的或“始作俑者”或“为虎作伥”或“煽风点火”的消极作用。中国学者则敢于在这类问题上搜集原始档案资料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解密材料，揭露美国的“两面人”角色，并展现和强调了中国在相关事件中的积极作用，突出了中国爱好和平的真实形象。
三、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可行取向
陈：毫无疑问，我们三十余年的冷战战略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么，整体来看，您认为中国的冷战战略史研究还存在哪些缺憾与不足呢？
葛：首先，档案搜集与研究工作仍然有待深入，不能仅仅使用大国的资料。如前面提到的，虽然目前已经有机构和学者在搜集整理中小国家的冷战史档案，但总体而言，近年来中国大多数学者主要还是利用美、英、苏俄等“冷战主导国”的档案进行研究，使用其他中小国家档案进行研究者不多，对各国地方政府档案、私人档案、口述史料、影像资料等的使用则更少，这些档案资料成为亟待开发的领域，对互证工作的开展也是尤为重要的。事实上，如果要深化冷战战略史的考察，对一些冷战“受害国”的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的经历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审视冷战的更加客观的视角，也可以为我们在当下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复杂事务提供警示。
其次，学科藩篱仍部分存在，跨学科争鸣乃至学术融合的出现尚待时日。冷战战略史研究虽然更多是历史研究的“重头戏”，但是冷战本身实际上是具有重大现实启示意义的一段历史，很多学术大家如时殷弘就是从研究冷战起家，进而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那么，其他学科的学者如何以本学科的视野与视角来考察冷战战略史就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情报学、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领域应该与冷战战略史研究融合进来，而不仅仅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从业者的研究范畴。
从最近的学科融合发展势头看，情报学与冷战战略史的研究正在逐渐加深，南京学者在这方面走在了国内前列。例如，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石斌教授主编的“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成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情报与冷战史研究“石城论坛”，还有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一些学者从事的相关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事实上，“情报与冷战史”既属于情报学，也属于世界史学下的冷战史，是这两个学科的交汇。但是，目前国内学界将情报学与冷战史相结合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虽然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甚至有站在国际学术前沿的成果，但就“情报与冷战史”领域而言，研究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开发。
最后，很多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并不强，成果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当然，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冷战史研究者依旧主要利用美国文献，以美国的冷战政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这种格局显然不利于研究者更全面地了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东西方冷战。此外，国内学界目前较为显著的一大问题是单一维度研究的成果较多，交叉融合研究的成果偏少。传统的冷战战略史研究多属于单一领域或基于单一维度，而现今出现的新议题经常具有多维度或跨领域的特点。一方面，几乎所有传统议题的内涵都在拓展。如传统的战略性力量研究比较注重军事力量这一维度，但现今的研究还涉及网络、太空、深海、生物安全等新兴战略和安全领域，越来越重视通过跨域融合的视角来考察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全球性、地区性或跨国性研究成为国别议题研究的重要路径。如对美国冷战战略史的研究可采用跨国史/国际史研究方法，可将具体问题置于国际或地区格局之中，从而产出更具价值的创新性成果。
目前，中国的冷战战略史研究虽然产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整体来看，宏观问题研究成果较多，个案问题研究成果偏少，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冷战历史问题。宏观问题常常需要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才能更为深刻地揭示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不可否认，国内的冷战史研究也常常受制于档案的使用因素。应该说，中国学者的努力才刚刚开始，今后针对这些弱项开辟新研究课题的空间无限广阔。
陈：当前，中国各界围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展开积极探索。鉴于冷战史研究的区域国别转向，您认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能否在推动构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如果是，应当如何发力？谢谢！
葛：正如之前所述，冷战史研究的区域国别转向是一个进行时，冷战战略史研究也正在与区域国别研究融合发展。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对中小国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需要继续加强对中小国家在冷战中的政策、行为、作用以及冷战对这些国家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所以，目前来看，冷战史的研究方向与区域国别学的建设是有很高重合度的。
对研究者来说，需要更加重视挖掘珍稀档案资料，继续秉持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诸多国家的档案文献都等待学者的深入挖掘。随着中小国家的官方文献渐次得到发掘，一些适合利用多国多边档案的课题将成为中国冷战史研究者重新探讨的对象。因此，我们在开展冷战史研究时，可以结合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不断借鉴和运用新的档案，开拓新的研究视角，既关注更多受忽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也关注更多的国家间互动问题，找寻冷战各国战略互动的深层机制和机理。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3期，第110—128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