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李安山：《非洲现代史》（上、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作者简介】刘伟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非洲经济史、南部非洲国家与区域研究。
前读李安山教授的《非洲现代史》，叹其“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四个方面对现代非洲发展的历程进行详尽描述和分析”，以两卷一千五百页的厚度和广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现代非洲抗争、求索、力证自身存在的多彩多层次的画面”，深感其应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人认识、理解和研究非洲的一个重要基础。与此同时，该书亦是向国际学界展示中国非洲史研究积累和进展的一项重要成果。
近来再读李教授的这两卷书，则对贯穿其中的“非洲在历史发展上的自主性”这一主题线索颇多感触。
非洲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非洲与外部力量的关系。早期相关书写往往将非洲视为被动的承受者——被征服、被统治、被歧视、被剥削，或者被“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被“保护”、被“同化”，非洲现代史是“欧洲人活动的历史”之类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但随着研究不断扩展、深入，尤其是随着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推进和独立国家的陆续诞生，非洲的自主性逐渐得到凸显，也成为相关研究与书写的一项重要原则。
在《非洲现代史》的前言中，李安山教授明确了本书的两大目的，其中之一就是“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强调非洲在历史发展上的主动性”。围绕这一目的，李安山教授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而有深度的叙述和分析，笔者觉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方面的早期发展与改革尝试。在过往的一些研究与书写中，非洲在殖民统治建立前的政治发展历史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以特殊眼光看待，认为它们不过是一些“前现代”的朴素动作或者对外界的低效模仿。但在李安山教授看来，相关非洲国家早期的政治改革和探索可以说各具特色，展现了相关领导人和政治家的智慧和能力，也都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相关国家的发展。
关于非洲早期发展与改革，李安山教授强调，在欧洲殖民扩张的16—19世纪，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动荡之中，非洲各区域都出现了带有自主意识的改革探索。在北非，除了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还有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改革；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刚果王国、奥约帝国、阿散蒂王国、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等也展开了应对变局的探索。
刚果王国在16世纪上半叶时就在国王姆本巴·恩津加的领导下探索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他在加强对国内铜矿等经济的控制和优化进口商品分配的基础上，寻求扩大与葡萄牙之间的贸易和交往，一方面多次请求葡萄牙派遣传教士、教师、工匠和造船工人到刚果；另一方面又多次选派青年前往欧洲学习基督教义和各种技术。奥约帝国在17—18世纪时就注重内部力量的积蓄和提升，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国家的扩张和整合，通过引入官职任命、分散传统贵族权力尤其是军权等方式加强了中央集权。阿散蒂王国在18—19世纪时不断采取措施加强王权统治和中央集权，在欧洲人威胁日益加强的情况下，王国统治者奥塞·克瓦多适应需要增设官职，以委任制代替贵族世袭制，设立驻扎官管理王国各地，对被征服地区实施间接统治，以此加强了中央权力，对英国殖民渗透进行了比较有力的抵制。
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常被当作近代非洲最重要的改革案例，亦常被界定为埃及的“现代化”运动。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主要涉及如下方面：改革土地制度，大力发展农业；改革税收制度，简化税目和纳税手续；大规模兴修水利，革新农业技术；选派优秀人才到西方学习各种先进技术，同时从西方引进人才和技术，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对征兵制、军事训练、军种设置和武器装备等实施改革。尽管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因英国和土耳其的联合干预而失败，但改革本身还是取得了突出成就，并且改革所启动的现代化尝试也为阿里的后继者所延续，给埃及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马达加斯加也在19世纪进行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前工业化”改革尝试。1810—1828年在位的拉达马一世试图控制经济作物、林产品、阉牛、肉类、水稻、兽皮等本地资源，同时采用西方先进技术，以保证自主的工业化，特别是在纺织和军事工业方面。在纺织业方面，拉达马一世要求英国用现金而不是像之前那样用布匹来购买牛，以阻止英国布匹对本土纺织工业的冲击；他还加大纺织业生产规模，建造水动力纺织厂，进口英国纺织机器。在军事工业方面，拉达马一世派人到英国学习军工技术，安排不同区域生产不同的武器或装备，通过修建运河和道路加强交通运输能力，还动员民众修建了各种工事和防御设施。此外，拉达马一世还在国内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试图使各种现代化学校成为为国家培养士兵、公职人员和技术专家的机构。在英国、法国持续的殖民侵略之下，拉达马一世开启的改革遭遇了不少挫折，但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首相赖尼莱亚里沃尼继续推进政府体制、法律、宗教和教育方面的改革，法国最终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使马达加斯加屈服。
从16世纪的刚果王国到19世纪的埃及、马达加斯加，非洲早期的这些改革都受到了外部力量的驱动，相关领袖认识到了外部冲击带来的挑战，也看到了其中的机遇，遂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学习，但改革在内部的推进并不容易，又始终面临着外部的压力，所以最终多以失败告终。
而与上述多以失败告终的改革不同，埃塞俄比亚的改革却可算得上是一个成功案例。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享有灿烂古代文明的国度。在长期内部纷争、外部宗教压力和葡萄牙等殖民者威胁的背景下，19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在皇帝特沃德罗斯二世和孟尼利克二世领导下先后进行了改革。特沃德罗斯二世被认为是现代埃塞俄比亚改革的先驱，他统一国家领土、推进权力集中管理、加强军事改制、拓展外交空间，但最终却在英国的军事压力下自杀殉国。继任的约翰尼斯四世在重重压力下并没有放弃改革，但也在与苏丹马赫迪武装作战时身亡。随后的孟尼利克二世面对正在掀起的瓜分非洲的狂潮，他设立省级行政区，定都亚的斯亚贝巴，并于1891年向欧洲各国宣布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和国土范围；他完善税收制度、发行国家货币、建立造币厂、设立埃塞俄比亚第一家现代银行；他还修建铁路、设立现代化学校、建立电话电报系统、铺设供水管线、建设现代医院、引进疫苗。在一系列改革的基础上，埃塞俄比亚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孟尼利克二世领导埃塞俄比亚军民于1896年在阿杜瓦大败意大利殖民军，铸就了“自汉尼拔时代以来非洲人打败欧洲军队的一次最伟大的胜利”。
尽管非洲早期的改革多以失败告终，但正如李安山教授所强调的那样，改革“留下的遗产被历史所继承”。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遗产，非洲国家才能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泛非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多种因素冲击下探寻政治发展、民族国家建构、民主化、一体化等道路，寻求政治自主、自强。
除了政治方面力求保卫并扩展自主的改革外，非洲在经济、文化方面寻求自主性的努力也值得重视。
经济方面的寻求自主既有自上而下的努力，也有自下而上的斗争。自上而下的努力以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贾贾国王为代表。在奴隶贸易结束之后英国不断扩展所谓“合法贸易”的背景下，贾贾离开欧洲控制严密的沿海，在内地建立奥波博国家，控制棕榈油的集散和价格，成为三角洲地区最大的棕榈油供应者。贾贾一方面联合内地各方力量，另一方面分化沿海白人商业联盟，维护了自身贸易利益，阻碍了英国渗透，英国最终只能依靠暴力将贾贾逮捕流放。自下而上的斗争以黄金海岸可可农的可可种植和“禁卖”运动为代表。可可于19世纪末被引入黄金海岸。可可农有组织地从事可可种植，并在资金、土地、树苗、病虫害防治、劳动力雇佣、运输、销售等方面积极谋划和着力，很快就将黄金海岸打造成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地。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抵制殖民者剥削，可可农在1910年、1930—1931年、1936—1937年多次发起“禁卖”运动，动员广大可可农，以拒绝销售可可来抗议外国贸易公司的蓄意低价，最终废除了不公平的可可买卖协定，迫使英国方面同意设立营销委员会。尽管该委员会并无法完全维护可可农的利益，但一次又一次的“禁卖”运动还是起到了动摇殖民统治的作用。
文化方面寻求自主的探索是非洲国家独立后的一项重要议程，其主要指向是尊重本土价值观，重振非洲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具体实践主要包括推进教育领域的非殖民化、修建民族性建筑物、推进地理名称的非殖民化、开展民族文化运动，还涉及在历史研究与书写、文学、哲学等方面的非殖民化探索。以文学为例，如李安山教授所言，从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罪行到鞭挞非洲国家新权贵的恶劣行径，从歌颂前殖民主义村社的和谐场景到揭露当代贫民窟的可悲状况，从专注种族问题到注重发展问题，从描述非洲城市化及二元经济的怪现象到关怀海外非洲移民社会的各种困境，“非洲作家们始终关注着自己的土地”。再看哲学，非洲哲学各学派也有明确的努力方向：客观评价非洲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作用，还非洲哲学一个客观公正的地位，为非洲文明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应有的尊严。
显然，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和文化方面来说，非洲都是在寻求展示、维护和扩大自身的自主性。如李安山教授所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非洲人的自主性表现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各个方面。”但近代以来，“非洲人的自主性遭到重创却是不争的事实——国家被西方殖民，版图被任意划分，人民被残酷剥削，资源被肆意掠夺”。独立后，非洲历史发展的自主性“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一直受到欧美国家的主导”。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非洲领袖和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非洲的发展道路应由自己来确定”。这种自主性的发展理论逐渐成为共识。在李安山教授看来，尽管仍有人口、粮食安全、贪污腐败、政局动荡、疾病、恐怖主义等诸多内部问题，但非洲求稳定、谋发展已成趋势，自主性的改革也在进行，自主维护稳定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提升。在用厚实的书写回顾并分析了现代非洲走过的历程后，李安山教授在书的结尾表示：“非洲在前进。”
笔者曾在一读《非洲现代史》时写下的书评中表达了自己的一点疑惑：我们知道只有认识和理解非洲在现代数百年间的变动才能认识和理解非洲的现在和未来，但发现认识和理解这种变动并不容易，路径有很多种，却很难说哪一种是真正完全正确或者客观。而在再读之后，笔者似乎有所领悟，那就是从自主性这一主题出发，去看非洲过去为维护和扩展自主性而开展的努力，去看这些努力的成果与经验教训，再来看当下非洲国家对自主性的认识和把握，从而理解它们“从本国社会的思想和实践中找到推动非洲国家发展的办法”的追求。
然而，再读之后，新的疑惑又产生了。确实，非洲一直在寻求凸显、维护和扩展自主性，也确实如李安山教授所言，非洲在前进。但是，非洲整体的发展似乎仍不尽如人意，相当一部分国家仍深陷于欠发达和不稳定。更为突出的是，外部世界的变动总是会给非洲带来压力和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非洲之追求自主性，有没有什么教训？有没有需要反思和调整的地方？一些自主性动作的失败有没有非洲自身的原因？强调自主性与更好地融入并立足于国际社会有没有调和不当之处？从笔者个人的粗浅认识和理解来看，在积极肯定之外，似乎还需要有更多的反思和批判，尤其是非洲自身的反思——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自主性的体现——和对非洲本身的批判，这或许是当下和未来非洲史研究可以进一步着力的地方。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3期，第131—136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