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国别学视域下，当前国内的印度研究，包含了古典印度学和现代印度学两个范畴，在秉持自我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了海外印度学的养分，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学科特色。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国内印度研究的知识图谱，从文献量、主题趋势和作者分布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印度研究的历史演变、现状及其特征。研究发现，印度研究领域的发文量时间特征大体上反映了中印关系的走向；从 1998—2024年国内印度研究已呈现三波代表性作者，主要作者代际传承有序，但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学学科；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印度研究的跨学科和多领域的特征明显，更加偏重涉中国的话题，从中国视角出发的政治经济类研究比较多，但同时宗教哲学类话题也受到不少关注。本文通过对国内印度研究的分析，揭示了这一领域在国家战略背景下的演变和学术转型，并指出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加强跨学科合作，提升整体研究水平。
【关键词】印度研究；CiteSpace；知识图谱；文献计量学；中国知网；CSSCI
【作者简介】魏涵，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印度研究有着多层次的内涵。区域国别研究是有关某个区域或者国家的综合研究，从知识体系来看，区域国别学涉及一国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自然、资源、民俗、军事、外交、语言和宗教等各个方面”。在当前区域国别学视域下，印度研究（Indian Studies）是对有关印度国家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内容的系统认识。在海外，针对印度的相关研究可分为三个流派，一是欧陆印度学，推崇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方法论，将印度学视为探索印欧语系血脉的一个路径；二是英美印度学，将印度学拆解后分散到不同的学系之中，更像一门经世之学；三是印度本土的印度学，等同于印度文化史，被拆解为诸如“梵语”“佛学”“印度艺术史”等学科。欧陆印度学的研究范式常以“Indology”为名，关注有关印度文化圈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等内容的描述和解释，遵循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方法论。印度文化圈，宽泛来讲，就是我们古时所称的“西域南海”，包括现今的印度本土、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周边岛屿、东南亚（印支半岛 + 岛屿）和中亚等。而英美印度学的研究范式，则更加靠近当前国内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研究范畴，以“印度研究”（Indian Studies）或“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名称出现。
中国的印度研究则在秉持自我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汲取海外印度学的养分，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学统特色。当前国内的印度研究，包含了古典印度学和现代印度学两个范畴。古典印度学是指以梵语文学为基础，包括巴利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在内的以古代印度语言、历史、宗教和哲学文献为基础的学科门类；而现代印度学则更加关注印度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议题，扩大了古典印度学的研究范畴。从概念源头来讲，中国印度学从佛学发展至梵学而后印度学：佛学则是指对佛教的研究，中国佛教虽自成体系，但保留了印度佛教和印度文化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梵学如今意指古典印度学，它将印度教等更多的非佛教因素纳入了对印度文化的考察当中；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作为区域和文化概念的“印度”不断成形，从过去的“西天”“净土”“佛国”演化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印度”，传统的梵学逐步演变成现代印度学。
中国的印度研究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20世纪初，中国印度学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内开始了缓慢而持续的发展。北京大学是中国印度学的摇篮，在中国印度学的发展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946年，北京大学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季羡林担任首任系主任；1951年，北大开始招收印地语专业的学生。而在此之前，北京大学早已开设印度学相关的课程。1917 年，梁漱溟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随后中国大学开设印度学的课程逐渐增多。被称为“哈佛三杰”的汤用彤、陈寅恪和吴宓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教授印度学相关的课程。此外，同样从哈佛大学归国的周一良，以及俄国爱沙尼亚男爵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等学者也为国内的当代佛教研究和印度学研究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1935 年，中国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蔡元培担任主席；1942 年，中国第一个印地语专业在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成立，教师由印度国际大学直接派出。正是这些印度学相关专业的早期开拓，培养了国内一批最早的印地语师资，如彭正笃、殷洪元等。
当前的中国印度研究，一方面，继承了古典印度学的传统，重视佛教写本等印度文化新材料的考释，以及经典文学的译介。这一流派师承季羡林、金克木、吴晓铃等老先生的研究路径，关注印度古典文学的翻译，代表成果如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和金克木发起、黄宝生主持翻译的《摩诃婆罗多》。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学紧跟后现代研究潮流，更加关注作为主权客体的印度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在上述概念背景下，本文将利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国内印度研究的相关知识图谱，从知识图谱中探求国内印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特征，理解国内区域国别学发展一隅。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下简称“中国知网”，CNKI）中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数据。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选择高级检索页，以“篇名”为检索项，输入“（印度 + 印）—印度尼西亚”检索词，并以“主题”为检索项，输入“印度—印度尼西亚”。此步骤意在最大程度地从庞大的数据源中获取与印度研究相关的文献，同时排除其中混入的与印度尼西亚相关的数据。从上述检索过程中得到 48948 条文献数据，来源类别点击CSSCI 数据库，文献条目显示为 5742 条。数据时间范围从1998年1月1日至2024年10月14日，根据标题内容人工筛除与主题无关文献后，剩余 5686 条有效数据。
本文的数据采集过程有以下主张。中国知网数据库是目前规模最大、覆盖最全的中文学术搜索引擎，比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官网等网站有着更强大的搜索功能和可视化能力，因此选择中国知网作为检索来源。在中国知网限定数据来源为 CSSCI 库，有着以下考虑：一是缩小数据规模，二是抬高成果来源门槛，三是限定数据为人文社科领域。但此限定条件存在明显弊端，即数据时间跨度仅为 CSSCI 库启动的 1998—2024 年，未能评估 1998 年之前的印度研究，故结论的时间覆盖度有限。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CiteSpace 6.3.R1 高级版，通过数据采集、导入、处理等步骤，将庞大且冗杂的文献信息转化为有序、多维度的可视化形式。CiteSpace技术通过文献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原理，可以将特定研究议题的关键词、作者和机构等主题的结构关系以可视化形式呈现，完成研究议题的关键词频度和中心度、聚类关系、时间变化、突现特征等方面的统计和分析。为增强结果的精确性和概括性，本文将时间切片设定为1年，关键词分析中提取每个时间切片中排名前 50% 的为分析对象，作者和机构分析中则提取 100% 为分析对象，采用分片裁剪方式，并合并同义或相似词汇。同时，为了弥补CiteSpace运行数据的时间跨度短板，本文还结合了中国知网网页的部分数据可视化功能。
上述研究在完整呈现国内印度研究发展特征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其一，在中国知网所搜集的论文数据集皆为中文论文，未能统计相关外文成果，这使得一部分注重外文发表的成果、学者和机构未能纳入统计结果中。其二，中国知网关键词功能的搜索存在局限，仅能使标题涉“印度”或“印”的文献纳入统计，而无法收集部分标题未包括搜索关键词但实际研究内容却与印度有关的主题文献。其三，因论文数据库限制为 CSSCI 索引，故 CSSCI 库出现之前（1998 年前）即非 CSSCI 的主题文献也无法被纳入统计之中。
除上述完整性缺陷之外，本文在可信度方面可能还存在一定争议。其一，本文所指的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范畴还存在争议。当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区域国别研究范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是需要全景式研究还是有所侧重、是否包含区域内行为体的互动研究、是否包括自然科学的内容等。本文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并非包罗万象，而是有所侧重，主要还是指向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及议题。但一部分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应当全面完整，包含自然科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等领域。其二，CiteSpace软件自身还存在一些技术性缺陷。例如，对一次性操作要求较高、同一数据源在不同场景下识别有差异、人工参与程度还较高。
二、主题文献量变化
（一）数据呈现
本部分的研究内容结合中国知网的可视化数据进行分析。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选择高级检索页，以“篇名”为检索项，输入“（印度 + 印）—印度尼西亚”检索词，并以“主题”为检索项，输入“印度—印度尼西亚”，并在左边学科选项栏中勾选人文社科相关学科类，去除自然科学学科类研究（如“电力工业”“冶金工业”和“有机化工”等），选择“学术期刊库”最后得 18837 条文献数据（2024年10月29日操作）。点击左边栏年度发文量可视化选项，得图 1。
（二）特征分析
印度研究领域的发文量时间特征大体上反映了中印关系的走向，大事件之年发文量总能保持一定的高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2008 年以来发文量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在中文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改革背景下，很多期刊为了增加影响因子纷纷降低了载文量。除期刊评价体系变化因素之外，发文量的变化整体反映了中印关系变化。例如，从1957—1959 年，发文量较之前增加了2—5倍不等，这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印之间发生多次边境地区冲突，导致国内学界对印度的关注有所上升。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对印研究有小幅增长，但伴随着中印关系进入冷冻期陷入了停滞阶段。1981 年后，中印关系正常化使得国内对印的关注度逐步增加，其中 1996 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更是将印度研究推向小高潮阶段。2008 年，发文量整体下降趋势，但从2021-2023年还呈现了一段稳定平衡的阶段，此变化亦与 2020 年中印发生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频现关系危机有关。
三、主要作者分析
（一）主要作者分布
作者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的发文量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和贡献。根据中国知网收集的文献条目，在CiteSpace 调整为Top100% 计算，并进行作者共线分析后发现，CSSCI来源期刊发文量前十位的分别为文富德（50 篇）、杨文武（35篇）、姚卫群（33篇）、马加力（32篇）、戴永红（30篇）、张立（29篇）、时宏远（28篇）、张淑兰（28篇）、安双宏（28篇）、薛克翘（26篇）、张法（25篇）和李涛（24篇）。从首次见刊时间来看，发文量前十位的作者均较早涉足印度研究领域。此外，在软件共线图分析中，作者之间的连线较少、网络密度低，可见印度研究领域的合作较少，研究呈现出分散化和个体化特征。
印度研究主要作者成果的突现时间及突现强度则反映了作者们成果创造的爆发式增长期及增长强度。突现时间表示作者署名成果在数据库中突增的时间范围，说明作者在这段时间范围内处于创作爆发期；突现强度则由作者署名成果出现的频次决定，强度越大，表明作者在这段时间内成果增长的速度越快。另需说明的是，突现图只能反映发文量突增的变化情况，而一些发文频率比较稳定的学者不会出现在图中。从表 2 中可以发现，从 1998-2024 年三波印度研究的代表作者。较早的第一波从 1998-2007 年密集性发文，之后成果发表速度减缓，代表作者有马加力、华碧云、王宏纬、叶正佳、姜景奎、李建欣、薛克翘、朱明忠、孙培钧、任佳、王晓丹、吴永年、赵干城、刘小雪和董运来等。第二波从 2008—2015 年，代表作者有沈有禄、蔡枫、黄正多、时宏远、张玉榛、李好、安双宏、马得汶、张世均和戴超武等。第三波从 2016 年至今，代表作者有林民旺、杨震、谢超、张忞煜、王世达、楼春豪、姚为群和张皓等。
印度研究领域的主要作者分布在政治学、世界史、应用经济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一级学科范围内，反映出印度研究的交叉学科特征。所得作者数据库内有4000 余位学人，在对发文量进行排序后，提取发文数量大于等于 10 篇的作者有80 人。在搜索和整理这些作者的主要学科背景后，发现政治学背景作者有 25 人、世界史背景作者有 19 人、应用经济学背景作者有 16 人、外国语言文学背景作者有 9 人、哲学背景作者有 4 人、教育学背景作者有 3 人、民族学背景作者 2 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背景作者有 1 人、音乐与舞蹈学背景作者有 1 人。其中，政治学方向学者主要关注国际关系、中印外交等议题，世界史方向学者主要关注中印关系史、国际关系议题，应用经济学方向学者主要关注印度国内经济发展、对外经贸政策等议题，外国语言文学方向学者主要关注印度文学文化、中印文化交流、佛经语言和文献等议题，哲学方向学者主要关注佛教思想、美学等议题，教育学方向学者主要关注中印教育制度比较，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方向学者主要关注国际科学合作的中印比较，音乐与舞蹈学方向学者关注印度的音乐发展和音乐教育特征。
（二）特征分析
上述主要作者的学科背景分布信息反映了若干点重要信息。第一，从作者代际分布与成果突现时间段来看，可初步划分为三代研究群体。第一代（1998—2007 年）以“拓荒者”为主，他们在印度研究尚未系统展开时即介入研究，主要特点是研究议题基础广泛。第二代（20082015 年）表现出对中印互动关系、区域治理等议题的聚焦。第三代（2016 年至今）则更加聚焦现实政治、地缘战略与外交互动等方向。这种分代结构既体现出印度研究的历史演进，也显示出新兴力量的逐步成长。
各代际作者的代表作反映了一定的知识论的迭代与范式更新。其一，知识论从对象性认知向互为主体理解演化。早期中国的印度研究带有强烈的“他者化”色彩——印度是被研究、被分析、被借鉴的对象。但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与文明多元的回归，研究者越来越强调跨文化理解、主体间关系和语境共建。其二，从问题导向走向方法反思与范式批判。新一代研究者尝试引入 Post-colonialism、Subaltern Studies、Indology 等海外理论工具，开始质疑以中国为中心分析印度的有效性，倡导“全球南方”之间的对话，研究路径从为国家服务向为学术生产知识逐步转变。
第二，从学科背景构成来看，印度研究具有显著的跨学科整合特征。中国的印度研究学科分布体现了“政治主导、历史承载、经济崛起、语言支撑、多元融合”的特征。其成因一方面是国家战略与学科演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源自各学科方法论与印度问题的契合程度。政治学背景的研究者通常采用国家行为体分析框架，聚焦中印关系、外交政策、地缘战略等，知识结构偏向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他们的问题意识往往聚焦于印度如何影响中国利益、中印互动中谁是主导等。世界史背景的研究者更关注历史演化脉络、文化延续性，强调档案、文本、史料分析的使用，构建理解印度而非应对印度的研究取向。应用经济学背景的研究者更偏向定量分析与制度比较，侧重于印度的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市场机制，强调效率、发展模型的复制与反思。外国语言文学和宗教学背景的研究者则更关注文化符号系统、宗教体系、话语结构，其知识结构侧重于理解印度内部的人文精神结构。
中国的印度研究并非一个单一学科内部的演进，而是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在方法、问题意识与目标上的协商与竞争。这些研究在国家利益导向与文化理解导向之间摇摆，在宏观结构建模与微观叙事重构之间切换 , 在实用主义政策评估与哲学反思式知识生成之间较量。因此，不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仅体现其个人学术路径，也反映出整个中国印度研究领域从国家战略工具向学术多样性的转型。
四、主要机构分析
（一）机构分布
与作者分析过程类似，本文也对印度研究相关机构进行了发文量和突现情况的统计。做这一步统计分析时，需要注意合并机构的同义名，因为有的作者在署单位名称时，存在同一单位名称混乱或不规范，而且有的机构在这二十余年间还会改名，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软件难以统一识别。因此，本文在做了一些整理和合并步骤后，分别得出了印度研究相关论文发表量排名前十的科研机构表（见表 3）和印度研究主要机构成果突现序列（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是国内印度研究的重镇，研究团队分布在校内不同的院所之中，其中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以绝对优势成为国内印度研究发文量第一的机构。
国内印度研究代表机构也有着明显的迭代趋势。根据突现统计，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赣南师范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更名为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等机构在国内印度研究领域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其中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突现强度均超过 4.5，反映出这些机构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印度研究团队，而非依靠个别作者的发文量支撑。仍需说明的是，发文量稳定的研究机构并不会出现在突现序列中，如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二）特征分析
国内印度研究相关机构的成果排序呈现出以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为核心，多所高校与国家级智库共同参与的格局，这一分布格局的形成既与中国印度研究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也反映出各机构学术传统、区位优势与政策导向的综合作用。当前中国印度研究的机构格局，是历史积淀、政策导向与学科资源长期演化的结果，也预示着未来在国家战略背景下，印度研究仍将以交叉学科与重点平台建设为主线持续推进。
首先，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以绝对优势位居首位，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开展印度研究的机构之一。该所继承了中国西南地区地缘、历史与民族接触的传统优势，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便确立了对南亚特别是对印度的持续关注，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对外政策研究支持下，形成了以国际关系、南亚政治、宗教文化为核心的多元研究团队，并长期承担政府智库与高校交叉研究职能。其次，北京大学的多个院系（如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分别从文学、语言、政治等角度切入印度研究，反映出其综合性大学的跨学科优势。北京大学重视印度古典文学、印地语与佛教研究的传统历史积淀，是推动中印人文交流的重要学术力量。再次，智库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作为国家级智库，其研究方向直接服务于中国对外战略，印度作为亚太格局中的重要一极，长期为其研究重点，发文量位居前列体现出其政策研究导向的特点。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则体现出在中国知名高校中，国际政治与区域安全研究向南亚延伸的趋势。尤其是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印战略竞争背景下，这些高校对印度的地缘政治与外交策略研究日益深入。最后，云南大学因地处西南边陲，与南亚地缘接近，发展出了具备本地优势的南亚区域研究体系，强调边疆民族、跨境治理与文化互动等议题，具有独特研究视角。
中国印度研究机构的代际更替体现了学术发展与国家战略导向相互交织的演进逻辑。第一代机构多以国家级智库和传统高校为主，集中于文学典籍、外交战略与区域政策研究，奠定了印度研究的初步框架。第二代机构则在中国经济转型与“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关注印度经济发展、教育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议题更加多元，研究力量也逐渐由传统名校向地方高校延伸。第三代机构的兴起，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安全战略与区域协同创新机制的推动，研究重心转向边疆治理、地缘安全、宗教冲突与国际政治互动，强调跨学科整合与平台化建设。如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和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均体现出将印度研究嵌入国家边疆战略的鲜明特色。新一代机构的研究团队结构更稳固、突现强度更高，显示出从“学者驱动”向“机构集群”发展的趋势。这种演化不仅是学术积累的结果，也反映出国家层面对印度研究日益重视的现实需求。
五、关键词共现分析
（一）分布特点
文献外部信息包括发文量、作者和研究机构等，而文献内部信息分析则关注文献的关键词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情况。关键词共现（见图 3）反映了关键词在所收集的文献数据库中出现的频次及其中心度，能直观地呈现出特定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和研究结构。频次为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关键词频次越高，说明其出现的次数越多，受到的研究关注度则越高。而中心度则是反映关键词在整体网络中所连接最短路径数目的一个数值，关键词中心度越高，表明其直接关联的其他关键词越多，重要程度和影响力则越强。关键词频次越高，则其在共现图中所代表的节点圆圈越大；中心度越高，则其在共现图中的直接连线密度越大。
根据软件运算和图谱可知，印度、中国、中印、“印太战略”、“一带一路”、美国、经验启示、莫迪、比较、影响、佛教、印度外交、地缘政治、日本、经济增长、美印关系、东向政策、印度洋、发展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等关键词在文献数据库中出现的频次较高，是比较重点关注的话题及领域。这些高频关键词反映出既有印度研究多为从中国视角出发的政治经济类分析，同时宗教研究独占一隅。此外，在这些关键词中，印度、中印、中国、“印太战略”、佛教、“一带一路”、莫迪、比较等的中心度排名靠前，分别为 0.85、0.12、0.08、0.07、0.04、0.03、0.03、0.03，进一步反映出涉中国的印度研究重要性较强，而佛教研究仍旧是持久稳定、难以偏废的研究话题。一般认为，当节点的中心度超过 0.1 时，这些关键词可视为影响力较大，是该领域的核心热点词汇。但同时，中心度超过 0.1的关键词仅有两个，一方面表明国内印度研究领域主题广泛，且各主体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区域国别学学科下的研究方向，印度研究的跨学科和多领域特征明显。
（二）特征分析
上述关键词共现分析显示，国内印度研究的主题广泛但结构松散，呈现出多元分布与低密集度共存的特征。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对象，印度研究涵盖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多个维度，不同学科从各自角度切入，导致研究主题呈现交叉而非集中状态。其次，国内印度研究长期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突出中印关系、“一带一路”、“印太战略”等现实关切，因而“印度”“中印”“中国”居高频且中心度高，反映出以中国视角为核心的研究模式。最后，佛教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传统桥梁，在宗教与文明研究中受到长期稳定关注，但与现实政治经济研究关联有限，导致其中心度虽不高但频次稳定。总体来看，中国的印度研究热点虽较明确，但学科间整合程度不足，缺乏高中心度节点的网络连接，说明印度研究虽跨学科特征明显，但尚未形成高度融合的知识体系，有待进一步推动主题聚合与学科协同。
六、关键词聚类分析
（一）分布特征
通过对 1998—2024 年国内印度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出了该领域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 4）。该图谱包含 5739 个节点和 14624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09，这表明国内印度研究的关键词之间关联度较低，反映出研究主题的多样性和分散性。换句话说，虽然研究方向广泛，但不同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每个主题都有较为独立的发展脉络。聚类分析中使用的模块值（Modularity Q）为 0.6569，远高于基准阈值 0.3，表明该图谱的聚类结果显著有效，即研究议题的分布具备清晰的模块化特征，不同主题之间的界限较为明确。同时，聚类分析的平均轮廓值（Weighted Mean Silhouette）为 0.8949，显著高于 0.7 的标准，这表明各聚类之间的同质性较高，聚类结果的可信度和内部一致性均较好，能够准确地反映国内学界关于印度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热点。进一步分析和整理聚类结果，去除了一些研究样本较小的聚类模块后，可以将国内印度研究的主要议题归纳为以下十类：国内政策分析、“印太战略”、中印比较、印度周边外交、宗教哲学、国家治理、文化传播、现代化、殖民历史和产业政策。
国内政策分析类别的研究多集中在印度的教育政策、经济改革政策等方面，研究频度较高。学者们不仅关注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还深入分析其背后的成因和发展路径。例如，印度在高等教育体系和经济自由化方面的改革措施，成为学界探讨的重点领域。“印太战略”研究中，随着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化，“印太战略”成为国内印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多关注印度的海洋战略、美印关系以及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内容，探讨这些战略对印度在印度洋及更广泛亚太地区的影响，以及其对中印关系的潜在影响。中印比较研究类别集中探讨中国与印度在经济、产业政策、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异同，并从印度的发展经验中获取对中国的启示。通过对比分析，学界希望理解中印两国在类似发展背景下采取的不同政策措施及其成效，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在印度周边外交研究方向上，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印度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印巴关系、中印关系，以及中印巴三边关系。研究的重点在于印度的周边外交政策如何影响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以及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的影响。宗教哲学类研究重在探索佛教、婆罗门教等古印度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研究者关注经典文献的解读，例如《奥义书》中的哲学思想，同时也研究印度宗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和传播路径。国家治理研究主要涉及印度的治理模式，包括边境治理政策、股票投资市场的监管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研究者探讨印度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解决策略，试图从中找到适用于中国的治理经验。文化传播类研究关注印度的文化产品（如电影、音乐等）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全球传播，特别是宝莱坞电影在全球的影响力。研究还探讨了这些文化产品在中印两国之间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它们在两国民间交流中的作用。现代化模块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这种传统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研究者通过分析印度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揭示出社会变革的复杂性。殖民历史研究类别聚焦印度的殖民历史及其遗产，特别是殖民统治对现代印度法律、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塑造影响。研究者关注印度如何在独立后继承和改造殖民时代的法律框架，以及这些历史遗产在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在产业政策领域，学者研究印度在各个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制造业、农业等领域的政策实施效果。探讨其产业政策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对中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启示。
（二）特征分析
国内印度研究呈现出高度分化、主题多样且聚类清晰的格局，其成因可从学术发展路径、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科资源配置等方面综合理解。第一，印度社会多元，其政治制度、宗教传统、文化结构与发展路径均具有高度复杂性，这天然促成了研究主题的广泛分布。中国学界在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时，往往根据自身学科背景进行选题，因此从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到国际关系、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均能找到切入点，导致关键词之间关联度不高，但模块化特征明显。第二，中国对印度的关注长期受到中印关系与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印太战略”竞争、美印关系升温等因素推动下，与中国国家安全、外交战略密切相关的议题成为研究重点，如“印太战略”“中印比较”“印度周边外交”等聚类。学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形成了清晰的研究分支，增强了聚类的内聚性。第三，部分聚类（如宗教哲学、殖民历史）体现出人文学科的长期积淀，这些主题与现实政治经济议题关联较弱，但在文献解读、思想史研究方面具备高度稳定性和学术深度，说明中国的印度研究不仅服务现实需求，也保有学术传统的研究维度。第四，国家治理、产业政策与现代化等聚类则显示出借鉴印度经验、回应中国现实关切的动因。在发展模式竞争与南南国家互鉴背景下，学界试图通过中印比较、印度政策分析等路径，获得对中国政策优化与制度改革的启示。第五，网络密度较低、但聚类轮廓值与模块值均高的结构特征，反映出中国的印度研究处于“多元生长、尚未整合”的阶段。这既表明研究主题广泛深入，也提示跨学科整合尚需加强，未来应在学科交叉与协同平台建设方面持续发力，以形成更紧密的知识网络与理论体系。
七、印度研究的动态演进
（一）发展概况
关键词时区分布（见图 5）反映了印度研究关键词在不同时间切片之中的分布情况，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特定区间的印度研究热点话题。图 5 呈现了从1998—2024 年各年度的热点关键词，关键词的字体越大，表明其出现的频次越高，从中可看出各年份的研究关键词基本与时事热点相关。例如，“东向政策”和“东盟”是 2004 年的热点关键词，这是因为 2003 年印度官员在不同场合的表态显示出印度形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东向政策”目标已经超越东盟范围和经济合作领域、迈向更广泛的东南亚地域范围和安全、政治合作领域，这些动态使得 2004 年印度研究领域更加关注这一政策变化及其对华影响。再如，美国和印度于 2005 年前后展开了深度的核能合作，冲击了世界核不扩散体制，因而“美国”“地缘政治”“美印关系”等关键词成为 2005 年的热点关键词。此外，2022年的“俄乌冲突”以及 2023 年的“印俄关系”等热点关键词同样也反映了国内学界在乌克兰危机后所关注的印度研究议题。总体来看，关键词时区分布不仅揭示了中印关系的动态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学界在印度研究上逐步增强的现实感和全球视野。紧跟印度外交政策、地缘战略调整、重大国际事件等方面的动态。这种趋势表明，未来的印度研究或将在更加广泛的国际关系视角下，持续关注印度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科技合作等新领域的参与和立场，并探索中印之间在多边框架中的互动与合作。
关键词突现（见图 6）则反映了印度研究话题的变化与趋势。从图 6 中观察可知，1998-2024 年国内印度研究的主流话题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8-2012 年以探讨印度国内政策为主的国情探索类研究，重在挖掘印度作为外域的基本情况，尤其关注经济发展领域；二是 2013-2024 年以分析印度作为国际行为体的对外互动情况，重在分析其地缘政治角色和外交政策。在第一阶段，国内学界将印度视作一个具有重要经济参考价值的发展中经济体，对其国内政策、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和印度同处于经济起飞期，且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共同面临诸多发展挑战，印度的政策经验和发展路径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例如，印度的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模式受到高度关注，学者希望借鉴其成功之道，以助力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提升。同时，印度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教育体系改革、社会分层和种姓制度等研究话题也引发了持续讨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显示了学界对印度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强烈兴趣，并期待从中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启示。
2013 年以后进入第二阶段，中国的印度研究逐步转向印度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对外互动情况，特别关注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缘政治角色。此时，印度逐渐加大对外战略部署，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对外政策日益多元化，而这一变化恰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相呼应。因此，学界开始更为广泛地讨论印度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其对中国的态度及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中印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竞争，使得中印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摩擦与合作并存的局面。随着印美关系的加强，以及“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形成，中国学界愈发关注印度的外交策略和安全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此外，2022 年的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政治格局的动荡，印度的中立外交政策使其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也引发了学界对“印俄关系”的集中研究，以探究印度在大国博弈中的立场和策略。
（二）特征分析
关键词突现反映出中国的印度研究高度依赖国际时政背景，深受现实事件驱动，呈现出“热点导向型”研究特征。这一现象首先源于印度研究在中国学术体系中多作为服务国家外交、安全与战略需求的现实性研究方向，学者常以回应国际重大事件为契机展开议题设置。例如，美印核合作、俄乌冲突、中印边境问题等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直接影响关键词热点的生成。其次，印度近年来在全球事务中的活跃度不断上升，促使中国学界以更加全球化的视角审视其战略定位与外交布局，从而带动对“印太战略”“印美关系”“战略自主”等议题的持续研究。再者，中国学界逐步强化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趋势，推动对印度在多边机制、全球气候议程、科技合作等领域角色的系统分析。关键词热点随时间演化，表明研究者对印度研究已从传统宗教文化、双边关系拓展至更宽广的全球议题，凸显出中国印度研究的现实感与国际视野正在同步提升。
关键词突现所揭示的中国的印度研究主题从“国情探索”向“国际战略互动”的转变，反映出中国学界对印度认知视角的重大变化，其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是中印两国国际地位同步提升的结果。1998—2012 年，中国与印度同处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均面临工业化、城镇化与制度改革等共同课题。中国学界将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的重要对比对象，聚焦其经济政策、教育改革、社会结构等内容，旨在借鉴印度经验以服务中国现代化建设。其次，2013年后，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美国“印太战略”的加速推进，印度不再仅是发展经验的参考国，还成为中国在地缘战略中的关键变量。印度通过深化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安全合作，强化其在南亚及印度洋的影响力，这种“向外扩张”的战略姿态促使中国学界将研究焦点转向其对外政策与战略意图，尤其重视其对华态度与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角色。再次，国际格局的不稳定性加剧也是研究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俄乌冲突等事件凸显新兴大国在多极博弈中的灵活立场，印度作为典型中立战略行为体，引发了中国学界对其外交策略独立性的浓厚兴趣，研究视角随之向全球治理、大国关系等更高层次拓展。最后，这一变化也体现了中国印度研究体系逐渐成熟的趋势：从早期的认知构建到后期的战略解读，研究重心日益从“他者观察”转向“结构分析”，标志着印度研究从边缘知识逐步走向政策研究与国际战略分析的主流地位。
八、结语
本文运用了 CiteSpace 软件对文献进行了计量性的可视化分析，满足了大样本文献数据的处理需求，在进行人工筛选和加工数据后可能仍然存在一些数据性错误，但并不会影响整体结论。通过对文献的计量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印度研究在发文量、研究热点和学科布局上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第一阶段主要关注印度国内的经济社会政策，为中国发展提供参照和启示；而第二阶段的研究更侧重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以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缘政治挑战。这种转向反映了中印关系的演变，研究重点从单一学科逐步向多学科交融过渡，显示出中国印度研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此外，从学术机构和作者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在印度研究领域处于学术高地，研究人员的成果既有代际传承，也有跨学科交叉。虽然研究机构和作者之间的协作网络仍显分散，但这种个体化的研究模式也为多元化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本文还揭示了中国的印度研究在“印太战略”“中印比较”“宗教哲学”等方面的高频关键词，说明学界更多关注从中国视角审视印度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文化传承和国际关系等方面。未来，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中国的印度研究有望在深耕传统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到更多的跨学科研究，以适应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挑战。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3期，第139—162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