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邱伟龙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目 录
学术阵地 菲律宾研究的机构版图与知识生态
学科建设 代表性学者与里程碑著作
编者按：菲律宾群岛地处亚洲东南部，因其历史轨迹与西方文明深度交织而独具一格。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天主教主体国家，菲律宾以其独特的“混血”文化身份、跌宕的政治转型历程及其在印太地缘棋局中的关键角色，为我们审视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路径、殖民遗产与后殖民困境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研究样本。
追溯菲律宾研究的学术史，犹如解读一部文明实验的记录与地缘政治的博弈档案。知识的生产从未远离权力的场域：西班牙殖民者以“福音与长剑”将群岛纳入全球史，其学术记录旨在服务于“基督教化”的文明改造工程；美国学者则以“民主与科学”为工具，将菲律宾精心塑造成展示“美国式现代化”的东方样板；及至冷战与后冷战时代，菲律宾研究更演变为洞察大国霸权竞逐、本土社会韧性以及小国生存智慧的棱镜。从大帆船贸易串联的跨太平洋网络，到美军基地存废背后的联盟政治，再到当下南海争端中复杂的多边外交，学术范式的每一次深刻转向，无不紧密呼应着全球权力结构的变迁与菲律宾本土主体性艰难建构的历程。
本期特辑意在系统梳理菲律宾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谱系，尝试在历史的纵深中折射其知识生产的多元光谱与权力叙事。“学之溯源”致力于纵向剖析从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代，在不同权力主体主导下的研究范式演进，揭示知识如何参与“菲律宾性”的建构与解构；“学术阵地”则横向扫描菲律宾国内外支撑菲律宾研究的核心机构网络，勾勒知识生产的制度基础与生态格局；“学科建设”聚焦于跨越时空的代表性学者及其里程碑著作，在思想的星丛中触摸学术传承与创新的脉搏。
学之溯源 | 菲律宾研究的范式演进与权力叙事
菲律宾研究的学术史，本质上是一部知识生产与殖民统治、民族解放、国家构建及全球地缘政治交织的历史。从殖民者的“他者”凝视，到本土精英的觉醒与抗争，再到后殖民时代的理论自省与多元对话，每一阶段的学术范式都深刻烙印着时代的权力结构与核心关切。理解这条演变脉络，不仅是把握菲律宾研究知识谱系的关键，更是反思区域国别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知识－权力”关系的重要途径。
一、殖民凝视的奠基：从“神学记录”到“科学治理”
（一）西班牙殖民时期（1565-1898）
在西班牙长达333年的殖民统治下，围绕菲律宾展开的知识生产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而是直接服务于帝国统治的核心目标：宗教传播、行政管理与资源开发。这一时期的研究活动，构成了菲律宾区域研究最早、也最典型的他者视角源头。
推动早期菲律宾知识生产的主要力量来自西班牙王室与教会。以费利佩二世（Philip II）为代表的西班牙君主，通过印度群岛委员会（Council of the Indies）下达指令，要求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系统地收集关于新征服领土的各类信息，以为殖民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作为王权的代表，历任菲律宾总督是这些知识收集活动的直接执行者。然而，更具系统性和持续性的研究力量则来自各大修会，包括奥斯定会（Augustinians）、方济各会（Franciscans）、耶稣会（Jesuits）和多明我会（Dominicans）等。这些传教士身处殖民一线，他们学习本土语言、记录风俗习惯，其首要目的是更有效地传播基督教信仰。他们普遍认为，若要根除“异教”信仰，必须先了解其内容与形式。因此，他们的研究天然带有强烈的工具性色彩，即将本土文化视为需要被理解、进而被改造和取代的对象。
为宗教传播服务，是这一时期知识生产最核心的驱动力。传教士们需要系统了解土著居民的宇宙观、神祇体系、祭祀仪式和巫术信仰，以便找到基督教教义的切入点，并将本土信仰重新诠释，或污名化为“魔鬼的造物”。例如，方济各会传教士胡安·德·普拉森西亚（Juan de Plasencia）的研究，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向西班牙国王报告原住民习俗，为殖民治理提供参考，同时也服务于传教事业。[1]
为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西班牙殖民者需要掌握菲律宾社会的基本情况。这包括人口统计（用于征收人头税和摊派劳役）、社会结构（了解不同阶层以便分而治之）、法律习俗（为殖民法律的替代或有限承认提供依据）以及土地所有制度。普拉森西亚关于他加禄人社会等级（如Datu, Maharlika, Aliping Namamahay, Aliping Saguiguilid）的详细记录，就被殖民政府直接用于司法和行政裁决。
为资源开发铺路的调查同样不可或缺。对矿产、香料、木材和农作物的记录，为殖民地经济剥削提供了蓝图。18世纪曼努埃尔·布兰科（Manuel Blanco）修士编纂的植物学巨著《菲律宾植物志》（Flora de Filipinas），虽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但其最初动因也与探寻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资源密不可分。[2]
在传教士的笔下，记录本身并非目的。理解当地的语言、神祇和习俗，是为了更有效地以“真理”取代“谬误”，以“秩序”规训“散漫”。方济各会士胡安·德·普拉森西亚于1589年撰写的《他加禄人习俗》，系统记录了前殖民时期他加禄社会的巴朗盖制度、阶级分层（贵族、自由民、平民、奴隶）、法律习惯与宗教信仰，其初衷是为殖民当局提供治理依据，却意外保存了社会结构的珍贵剖面。耶稣会士佩德罗·奇里诺在《菲律宾群岛志》中，不仅记录传教历程，更详述了当地语言、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丧葬习俗等，其写作方式已具备早期民族志的雏形。[3]相比之下，殖民地高级官员安东尼奥·德·摩尔加（Antonio de Morga）的《菲律宾群岛史》则提供了更为世俗的编年史视角，为西班牙的殖民事业立传。[4]18世纪末，受启蒙思想影响，“马拉斯皮纳探险队”在菲律宾的活动标志着研究范式开始向科学性、系统性考察微调。[5]
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知识生产和研究主要服务于“灵魂征服”与“身体治理”，方法论上以描述性、分类学记录为主，深嵌于天主教神学世界观，将本地文化视为有待取代的“异教”与“野蛮”。尽管视角充满偏见，但卷帙浩繁的编年史、调查报告、方言语法书和词典，如弗朗西斯科·伊格纳西奥·阿尔西纳在《维萨亚群岛历史》（Historia de las islas e indios de Bisayas）中对当地动植物、药物和文化的详尽记述，客观上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前殖民时期的社会、语言与自然史资料，构成菲律宾研究的原始文献基石。然而，其话语体系也同时牢固确立了菲律宾文化作为他者的学术底色。
（二）美国殖民时期（1898-1946）
美西战争后，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者由西班牙转成美国。不同于西班牙以宗教为核心的殖民模式，美国带来的是一种以“科学”“文明”和“进步”为话语外衣的新型殖民主义，即所谓的“仁慈同化”（Benevolent Assimilation）政策。[6]在这一政策指导下，针对菲律宾的区域研究呈现出规模化、系统化与“科学化”的特征，其本质仍是为殖民治理服务的知识工程。
推动这一时期研究的核心力量是美国殖民政府本身。美国战争部（War Department）和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领导的菲律宾委员会（Philippine Commission），将知识生产视为有效统治的关键工具。他们认为，唯有对菲律宾的人口、族群、地理、资源和文化进行全面、精确的调查，才能实施高效的行政管理、推广美式教育、开发经济资源，并最终论证其殖民统治的合法性。
与西班牙时期不同，美国殖民当局引入了一套标榜“客观”与“进步”的话语体系。人口普查、地质勘探、民族志分类等看似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系统生成了关于菲律宾的知识。然而，这套知识的分类框架——何为文明、何为野蛮、何种历史叙事是“进步”的，都早已预设了美国“监护”与“教化”的合法性。布莱尔与罗伯逊编纂的55卷巨著《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The Philippine Islands）[7]便是这样一个庞大的、为殖民治理提供全景式数据支持的知识库。关键学者如亨利·拜尔（H. Otley Beyer）），通过考古发掘和民族志收集，提出影响深远的史前移民“波浪理论”，奠定了菲律宾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基础；大卫·巴罗斯作为教育总监和非基督徒部落局局长，所著的《菲律宾史》将菲律宾历史纳入西方“进步”叙事，其人类学研究中的种族分类亦直接服务于殖民管理逻辑；阿尔伯特·詹克斯对邦托克伊戈罗特人的民族志研究，详细描述了其社会结构，这种“科学”知识潜在地为殖民政府对“非文明部落”的分类治理提供了依据。
此阶段的菲律宾研究确立了“科学”范式。研究通过量化、分类、比较和“客观”描述，将殖民统治自然化、合理化。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现代学科在此被引入并制度化，留下了体量巨大、门类齐全的科学数据与档案，奠定了菲律宾现代学术体系的基础。但这一知识体系的核心是维护和优化殖民权力结构，由此所建构的“文明/野蛮”“进步/落后”二元对立，以及关于菲律宾种族、历史与文化的“科学”叙事，长期形塑了菲律宾的自我认知与国际形象，其影响至今仍需被批判性检视。
（三）菲律宾独立后的“他者”研究
1946年菲律宾独立，标志着其进入后殖民时代。国外学者对菲律宾的研究并未中断，反而因冷战地缘政治、区域研究兴起以及全球化学术交流深化而更加活跃。二战后，随着“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菲律宾被纳入“东南亚研究”的版图。研究主体依然是外国学者，从殖民官员转变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和发展专家，研究目的也由直接服务于殖民统治，转向服务于国家战略、国际发展议程或纯粹的学术理论探索。
与殖民时期直接而单向的他者凝视不同，独立后的国外研究者（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受到后殖民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解释人类学等批判性思潮的影响，其研究更具反思性，开始关注殖民主义的长期影响、权力结构的延续、底层民众的声音，以及西方理论在菲律宾语境中的适用性问题。
在方法上，学者们运用更复杂的理论框架进行深度个案研究。例如，美国人类学家雷纳托·罗萨尔多在其于1980年出版的《伊隆戈特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883-1974）》（Ilon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8]中，开创性地融合民族志与历史分析，提出“代际分析”方法，追踪猎头习俗的百年变迁，挑战静态的社会文化观，强调历史进程与主体性，对历史人类学发展贡献卓著。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其比较研究（菲律宾、印尼）直接催生了“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影响全球的民族主义理论，而他对菲律宾“豪强民主”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殖民遗产与本土传统结构的交织。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麦科伊则以揭露权力黑箱闻名，其著作深入剖析了菲律宾的家族寡头政治、腐败体系及美国情报机构的角色。
独立后的“他者”研究逐步从服务殖民统治转向学术理论生产与政策分析。在方法论上更加精细化、理论化，并与全球社会科学展开对话，产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提供了观察菲律宾的外部视角。但其潜在的东方主义或理论优先的倾向，也时常引发与本土学者的对话与争鸣。
（四）“他者”视角菲律宾研究的差异及其特点
从“他者”视角审视菲律宾研究的演变，可以看到其主导模式、核心动力与知识性质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了显著变化。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研究完全服务于殖民统治的直接需要，遵循的是一种神学范式，其核心动力在于“灵魂征服”与“身体治理”，通过传播基督教信仰和建立行政秩序来巩固统治。因此，研究方法主要为描述性和分类学的记录，所生产的是将菲律宾及其文化建构为一个需要被教化和改造的“异教他者”的工具性知识。在美国殖民时期，研究模式转变为“科学殖民主义”或实证范式，核心动力是推行“仁慈同化”政策并进行资源开发，通过人口普查、地质勘探和系统民族志调查等方法，将菲律宾构建为一个可测量、可分类、需要引导的“科学对象”，知识生产也随之制度化和系统化。独立之后，国外学者的研究进入专业化的区域研究阶段，基于学术理论生产与政策分析的需求，方法趋于精细化，强调深度个案研究和理论框架应用。此时的菲律宾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检验或生成社会科学理论的“案例”，所产生的知识具备学术化和理论化特征。总而言之，外部视角下菲律宾的研究，其知识生产的权力逻辑由直接的统治工具，逐步演变为制度化的科学装置，并最终转化为专业化的学术实践。
二、本土意识的觉醒：从知识抗争到民族建构
菲律宾本土知识分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知识生产过程，与国家建构和民族认同的塑造息息相关。19世纪末，一批如何塞·黎萨尔般深受西学浸润却又深切感受到殖民压迫的本土精英开始觉醒。黎萨尔的伟大，在于他同时运用了小说家的笔、历史学家的考据与政论家的锋芒。他的两部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ángere）和《起义者》（El Filibusterismo）是刺向殖民现实的匕首；而他为安东尼奥·德·摩尔加史书所作的注释，则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智识抗争——从殖民者自身文献中挖掘出菲律宾自主历史的证据。他与马塞洛·德尔·皮拉尔（Marcelo del Pilar）、格拉西亚诺·洛佩斯·哈埃纳（Graciano López Jaena）等人通过报纸《团结报》（La Solidaridad）发起的“宣传运动”（Propaganda Movement），是将学术批判转化为公共舆论、推动民族意识觉醒的典范。这种将学术考据、文学创作与公共舆论紧密结合的实践，本身即构成民族意识塑造的强大武器。
从美国殖民者建立的大学中成长起来的一批菲律宾学者，处境颇为微妙。他们熟练掌握实证研究、档案分析等“现代”方法，并以此审视自身社会。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学术的烙印，但同时也开始孕育批判意识：一方面运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另一方面在历史、文学等领域尝试注入民族情感。此阶段的研究呈现出复杂的张力——既是在殖民学术框架内的学习与实践，也是民族知识分子身份的初步探索。
1946年独立后，清算殖民史学、重塑民族历史成为首要学术任务。以特奥多罗·阿贡西洛（Teodoro Agoncillo）的《群众的叛变》（The Revolt of the Masses）为代表，将历史书写的主角从殖民者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强调革命的自发性与大众力量，确立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史学范式。雷纳托·康斯坦丁诺（Renato Constantino）的《对菲律宾人的错误教育》（The Miseducation of the Filipino）则更进一步，犀利批判美国殖民教育体系是制造“殖民心态”、服务于新殖民主义控制的工具，呼吁建立服务于“经济解放、政治独立和文化复兴”的民族主义教育，将学术批判直接引向文化意识形态领域。
20世纪70年代起，一种更为彻底的理论自觉开始迸发。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在西方范式内做局部调整，而是试图从根本上重建话语根基。心理学家维吉里奥·恩里克斯（Virgilio G. Enriquez）创立“菲律宾心理学”（Sikolohiyang Pilipino），拒绝直接套用基于个人主义的西方心理学概念，转而深入菲律宾语及其日常生活，提炼出“卡普瓦”（Kapwa，共享的内心世界）这一核心概念，指向一种共享的、相互关联的内心世界。这不仅是一个新术语，更是一种世界观的重申，旨在用根植于本土文化的概念体系，理解和解释菲律宾人的心理与行为。历史学家宙斯·萨拉查提出“我们的视角”（Pantayong Pananaw），主张完全使用菲律宾语（他加禄语）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进行对话，从而建立真正内生的、摆脱西方话语的历史解释体系。
冷战及后冷战的地缘政治压力，特别是美军基地问题与南海争端，催生了本土的外交与安全研究。早期研究（如罗兰·辛布兰对美军基地的批判）深刻影响了1991年基地条约的废止。此后，该领域逐渐聚焦于美菲同盟、南海争端、国内安全（如摩洛分离主义、反恐）等议题。学者与政策界互动紧密，研究深度嵌入国家战略制定，体现出本土学术应对现实挑战的成熟与自主性。当代研究在分析南海争端时，已综合运用国际法、地缘政治、话语分析等多种方法。
在殖民压迫与启蒙思想传入的双重背景下，菲律宾本土研究以民族启蒙与抗争为核心使命，形成融合文学、历史、政论的综合性批判路径，通过对殖民者文献的反向论证实现对精英与大众的双重启蒙，视学术为民族解放的武器。伴随殖民统治制度化与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本土研究转向在现代学科框架内初步探索自身议题，呈现出“学习西方”与“民族情感”的张力，批判意识开始萌发，形成在殖民学术体系内部寻找民族声音的过渡性探索。独立后，面对国家建设、去殖民化及冷战全球化的复杂语境，本土研究以去殖民化、国家建构、理论创新与战略回应为核心使命，通过系统批判殖民史学与学术霸权，构建本土社会科学理论，推动学术专业化与多元化发展，持续回应现实政治与安全挑战，最终形成多元范式并存的格局。
本土研究的演进，本质上是菲律宾知识主体性从萌发、压抑到自觉建构并最终迸发创造力的过程，其核心脉络是从服务于民族解放的政治抗争，到服务于国家建构的历史重写，再到致力于文化去殖民与理论自主的深度学术创新，并延伸至回应现实战略需求的务实政策分析。
注释：
[1] González Tristán, J. B., La Orden Franciscana en Nueva España y Filipinas (1577-1624), El Colegio de San Luis, A.C., 2021.
[2] Riveiro Lema, M. D., “La convergencia de botánica, medicina natural y lingüística en la Flora de Filipinas: ediciones, fuentes y trascendencia,” BSEHL, Vol. 18, 2024, pp.27-55.
[3] Reilly, B. J., Collecting the People: Textualizing Epics in Philippine History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13.
[4] M Dolores Elizalde Perez-Grueso, “Historia Económica de Filipinas Durante la Etapa Colonial Española. Un Estudio Bibliográfico,” Documento de Trabajo de la Fundación Empresa Pública, No. 9813, 1998.
[5] Vicente Borredá González, “Grandes expediciones científicas españolas: Ciencia, aventura, penalidades, esperanzas y decepciones,” AULA ABIERTA, pp. 108-133.
[6] McFerson, H. M. (Ed.), Mixed Bl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Colonial Experience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Philippines, Greenwood Press, 2002.
[7] https://quod.lib.umich.edu/p/philamer/ATD7328.0039.001?view=toc.
[8] Renato Rosaldo, Ilongot Headhunting. https://wp.stu.ca/anthropology/2018/11/27/.
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发展，离不开稳固的学术阵地。菲律宾研究的机构化建设同样呈现出国内外两大板块。国外机构，尤其是美国研究机构，凭借其雄厚的资源和全球视野，在议题设置上具有重要影响力；而菲律宾国内机构则是本土学术思想的策源地和人才培养的摇篮，肩负着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核心使命。
一、美国菲律宾研究机构
美国对菲律宾的研究，其根源深植于1898年美西战争后的殖民统治历史。从建立美式教育体系到实施“养老金计划”（Pensionado Program），[1]选派菲律宾精英赴美留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始终是美国塑造菲律宾、维护其在亚太地区利益的重要手段。二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和“区域研究”的兴起，菲律宾研究被整合进更为宏大的地缘政治战略框架中。这一时期的美国机构，其研究范式带有鲜明的外部凝视色彩，旨在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客观的分析、调研资料。
（一）芝加哥大学菲律宾研究项目（University of Chicago Philippine Studies Program）
芝加哥大学的菲律宾研究项目是美国区域研究黄金时代的典型产物，也是美国学术界对菲律宾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开创性机构。该项目于1953年正式成立，由人类学家弗雷德·艾根（Fred Eggan）创立并担任首任主任。[2]其启动资金来源于纽约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提供的为期五年的5万美元资助，这本身反映了大型基金会在冷战期间对“区域研究”的战略性投入。
该项目成立于二战后美国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鼎盛时期，服务于美国政府对于理解和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迫切需求。项目的初始目的是为理解菲律宾的社会与文化提供“科学基础”，并评估美国在菲律宾发展中的角色。这一定位明确地将学术研究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联系起来。项目隶属于人类学系，其核心方法论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地方社区的深入研究来构建对整个菲律宾社会的宏观理解。
艾根及其团队致力于对菲律宾不同族群的社会结构、亲属制度、宗教信仰和文化变迁进行系统性的民族志研究。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微观研究，揭示影响菲律宾经济发展计划的社会与文化因素。该项目最著名的成果之一，是受美国军方委托编纂的《菲律宾地区手册》（Area Handbook on the Philippines）。[3]这本手册为派驻菲律宾的美国军事和文职人员提供关于该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信息，是“知识服务于战略”的直接体现。此外，项目成员发表的大量民族志专著和论文，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关于菲律宾社会研究的权威文献库。项目还极大地促进了芝加哥大学、纽伯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和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Field Museum）在菲律宾资料收藏与研究方面的合作。[4]
菲律宾研究项目的一个关键职能是培养下一代的菲律宾研究学者，其培养对象不仅包括美国学生，也包括被精心挑选的菲律宾年轻学者。通过奖学金和联合培养，这些菲律宾学者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了前沿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训练，回国后大多成为菲律宾学术界的领军人物。然而，这种培养模式也意味着美国的人类学范式和现代化理论被深度植入菲律宾本土学术体系中，对菲律宾知识界的“去殖民化”进程构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项目是典型的“研究型大学+私人基金会”运作模式。卡内基公司的资助为其提供了稳定的运行保障，使其能够开展长期的田野调查和人才培养计划。[5]它不仅确立了人类学，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在早期菲律宾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区域研究”范式，即将一个国家或地区作为可被客观分析、预测和管理的“区域”加以研究，深刻地影响了之后几十年美国乃至全球的菲律宾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被认为是美国对菲律宾社会科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大学。
（二）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菲律宾研究中心（Center for Philippine Studie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菲律宾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美国菲律宾研究内部一个重要的范式转折。它不再是纯粹的“外部凝视”，而是与美国本土菲律宾裔社群的成长与诉求紧密相连。1975年，夏威夷州议会的一项法案推动了该中心的成立，承认菲律宾人作为夏威夷最大的移民族群之一，对该州历史和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6]
与芝加哥大学项目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定位不同，夏威夷大学菲律宾研究中心的初始目标具有强烈的社区服务和身份认同建构色彩。它隶属于亚洲、夏威夷和太平洋研究学院，其定位是依托夏威夷大学在菲律宾研究方面的既有学术优势，服务本地菲律宾裔社群的文化寻根和教育需求，同时促进对菲律宾及其全球离散社群的学术研究。这种定位使该中心的研究视角自始即具有“跨国”和“离散”的特质，关注菲律宾与夏威夷、美国乃至全球之间的联系。[7]
该中心最引人瞩目的成果在于，它是全美国唯一一个提供从本科到研究生（文学硕士）层次菲律宾研究学位的学术机构。其课程设置和研究领域极为广泛，不仅包括传统的菲律宾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更具特色的是其强大的语言教学项目，系统教授他加禄语（Tagalog）和伊洛卡诺语（Ilocano）。这对于维系和传承菲律宾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至关重要。[8]其核心研究领域天然地聚焦于菲律宾侨民研究（diaspora studies），探讨移民历史、文化适应、跨国联系、第二代身份认同等议题。
通过出版项目，菲律宾研究中心发表了大量关于菲律宾和菲律宾裔美国人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其标志性项目还包括定期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如“菲律宾研究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ilippine Studies），使其成为全球菲律宾研究学者交流的重要枢纽。此外，中心积极开展口述历史项目，记录夏威夷早期菲律宾移民“萨卡达”（Sakadas）的经历，这些项目既是学术研究，也是社区文化遗产保存的实践。
作为州立大学下设的研究中心，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州政府拨款和大学预算，同时也积极争取社区和基金会的捐赠，运作模式深受“民族研究”（Ethnic Studies）运动的影响，强调学术与社区的互动。它成功地将菲律宾研究从一个纯粹的“区域研究”领域，拓展为涵盖“民族研究”和“离散研究”维度的复合型学科。它明确区分“菲律宾研究”（Philippine Studies）和“菲律宾裔美国人研究”（Filipino American Studies），并致力于推动两者的对话与融合。[9]
该中心为美国培养了大量专门从事菲律宾和菲律宾裔美国人研究的学者、教育工作者和社区领袖，其毕业生广泛活跃于学术界、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中心与菲律宾及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网络，特别是与菲律宾大学等顶尖学府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成为连接美国与菲律宾学术界的重要桥梁。
二、菲律宾国内研究机构
与美国机构的“外部视角”形成鲜明对照，菲律宾本土研究机构的兴起与发展，是菲律宾民族寻求知识独立和文化自觉的直接产物。二战后，特别是1946年菲律宾获得独立以来，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成为菲律宾知识分子的核心使命。知识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殖民者的统治需求或迎合外部世界的理论框架，而是服务于国家建设、民族认同塑造和社会改造的内在需要。这一过程充满挑战，既要摆脱殖民主义的知识遗产，又要在一个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学术体系中确立自身的位置。
（一）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Asian Center)
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UP Asian Center）是菲律宾本土学术机构寻求“自我言说”的先驱和典范。它的前身是“亚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于1955年根据时任总统拉蒙·麦格塞塞（Ramon del Fierro Magsaysay Sr. ）的指示在菲律宾大学成立。[10]亚洲中心的建立是菲律宾外交政策上“向亚洲回归”以及文化上寻求亚洲身份认同的战略性举措。机构的定位是通过研究亚洲的文化、历史和社会，促进菲律宾与亚洲邻国在学术上的紧密联系，最终目的是更好地理解菲律宾在亚洲大家庭中的国家身份。这一定位是对过去三百多年殖民历史的一种“拨乱反正”，即尝试将菲律宾的坐标系从以西方（西班牙和美国）为中心，转移到以亚洲为中心。该机构在历史上几经易名和重组，最终在1968年通过《共和国法案》第5334号正式定名为“亚洲中心”，成为菲律宾大学下属一个拥有独立地位的研究生院与研究单位。[11]
亚洲中心的核心职能包括研究生教育、学术研究、出版和公众推广，是菲律宾唯一同时提供亚洲研究与菲律宾研究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术机构。其课程体系具有跨学科特点，涵盖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研究区域覆盖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但其核心与特色始终是菲律宾研究，并强调将菲律宾置于更广阔的亚洲和全球背景中进行理解。[12]这种内外结合的视角，正是其去殖民化知识实践的关键所在。
亚洲中心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是期刊《亚洲研究：批判性亚洲视角》（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sia）。自创刊以来，该期刊已成为菲律宾乃至东南亚地区研究亚洲问题的重要学术平台，发表了大量由菲律宾及国际学者撰写的、具有批判性和本土视角的文章。除期刊外，中心还出版一系列专著和论文集，系统构建了菲律宾本位的知识体系。
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马科斯执政时期，亚洲中心一度扮演政府智库的角色，为国家外交和发展政策提供咨询。此外，中心常年举办各类讲座、研讨会、国际会议和文化展览，积极向公众传播关于亚洲与菲律宾的知识，成为菲律宾社会了解亚洲的重要窗口。
作为国立大学的一部分，亚洲中心的运营主要依靠政府教育拨款和学费收入，是典型的“教学－研究”一体化模式。亚洲中心培养了几代菲律宾学者，他们构成了菲律宾本土学术界的中坚力量。通过他们的教学与研究，一种以菲律宾自身经验和关切为出发点的研究范式得以确立并传承。中心积极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学者互访和合作研究，使菲律宾学术界真正融入亚洲学术社群。[13]
（二）菲律宾发展研究所（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PIDS）
如果说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代表了本土学术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软实力”建设，那么菲律宾发展研究所则代表了在经济与社会政策领域的智力支撑。PIDS成立于1977年，是一个非营利、非股份的政府公司，为菲律宾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划提供长期、有组织且持续的研究支持。[14]它的成立反映了国家在经历了快速但并不均衡的增长之后，对于以严谨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科学政策制定的迫切需求。
PIDS的定位是一个独立、客观的政策研究机构。虽然由政府设立，但其章程赋予其相当大的研究自主权，以确保研究成果不受短期政治压力影响，为国家提供长远且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它既是政府的“大脑”，也是连接学术界与决策层的桥梁。PIDS的核心职能是通过高质量研究影响和改进公共政策，研究领域覆盖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包括宏观经济、贸易与投资、农业与农村发展、自然资源与环境、人力资本、贫困与社会保障，以及治理与公共管理等。[15]PIDS以严谨的定量分析和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而著称。
PIDS拥有成熟且影响广泛的出版体系。其旗舰学术期刊是《菲律宾发展杂志》（Journal of Philippine Development），刊登关于发展的跨学科研究。更具政策影响力的是其“政策纪要”（Policy Notes）系列和“讨论文稿”（Discussion Papers）系列，这些出版物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向决策者和公众传递最新研究发现和政策建议。其双月刊《发展研究新闻》（Development Research News）也是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
PIDS经常承担由政府各部门、国会乃至总统办公室委托的重大政策研究项目，例如对税收改革方案的经济影响评估、对贸易协定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对社会福利项目有效性的评估等。这些研究成果直接进入国家立法和决策过程，对菲律宾经济社会政策走向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与建立庞大的全职研究团队不同，PIDS自成立之初便采取“小核心，大网络”的模式。它拥有一支精干的核心研究员队伍，同时与菲律宾大学经济学院等顶尖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建立紧密合作网络。通过设立研究员职位、博士后奖学金和访问学者计划，PIDS吸引并凝聚了菲律宾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策研究共同体”。[16]
PIDS是菲律宾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的重要智力节点。它是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联盟（ASCC）、东亚智库网络（NEAT）、东亚发展网络（EADN）等多个重要国际网络的活跃成员。通过这些网络，PIDS不仅能够分享菲律宾的研究成果，也能及时吸收国际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政策经验。
注释：
[1] The Pensionado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ttps://philippines.michiganintheworld.history.lsa.umich.edu/s/exhibit/page/pensionados-at-the-university-of-michigan.
[2] Veric, Charlie Samuya, “The Rise of Filipino Postcolonial Knowledge: Philippine Studies: Philippine Studies, the Institute of Philippine Culture, and the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Philippine Studies: Historical and Ethnographic Viewpoints, Volume 67, Numbers 3-4, September-December 2019, pp. 521-556.
[3] Hobbs, Cecil,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outhern Asia,” Library Trends, 1967, pp. 760-775.
[4] Guide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ilippine Studies Program Records 1930-1979,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2009.
[5] Marco Garrido, “The Postcolon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cago School in the Philippine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May, 2025.
[6] Cervantes, Behn and Felipe, Virgilio, Istoria ni Bonipasyo: Kasla Gloria Ti Hawai‘i (Bonipasyo’s Story: Hawaii Is Like Paradise), Center for Philippine Studies, 1975, pp.1-18.
[7] Pakaraguian Kulintang Ensemble Preserving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Kulintang, https://pakaraguian.wordpress.com/resources/.
[8] Aquino, Belinda A. and Alegado, Dean T., The Age of Discovery: Impact o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Society, Center for Philippine Studie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993.
[9]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UNITAS, Vol. 91, No. 1, 2018.
[10] MCM Santamaria, Pioneers and Legends: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Asi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Asian Center,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Asian Center, 2015, pp.128-135.
[11] About the Asian Center, https://ac.upd.edu.ph/index.php/about-us.
[12] Ooi, K. 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Southeast Asia: Agenda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1, No. 1, 2009, pp. 426-446.
[13] https://nanyang.xmu.edu.cn/info/1065/3924.htm.
[14] Sicat, G. P., Birth of a Think Tank: The Founding of PIDS,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2017.
[15]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Philippin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Vol. XI, No. 1. 1984.
[16] Gilberto M. Llanto, Vicente B. Paqueo, and Aniceto C. Orbeta Jr., From Evidence to Policy: Celebrating 40 Years of Policy Research,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2018.
学科建设| 菲律宾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与里程碑著作
一、安东尼奥·德·摩尔加（Antonio de Morga）
安东尼奥·德·摩尔加是菲律宾早期史学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他的著作《菲律宾群岛史》是第一部系统记录菲律宾历史的世俗史书，标志着西方学术界正式将菲律宾纳入知识体系。其重要性在于，为后来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反击殖民主义论调的第一手史料，堪称菲律宾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菲律宾的著作”。
摩尔加出身于西班牙塞维利亚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曾任皇家审问院法官。在1594至1604年担任法官的十年间间，摩尔加接触了第一手档案、深入到菲律宾社会。作为一名高级官员，摩尔加的视角有别于传教士，而是更多地关注行政管理与经济贸易。尽管个人生涯中曾涉及腐败和赌博争议，但正是这种深入殖民体系内部的经历，使他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菲律宾群岛史》不仅是摩尔加学术生涯的代表作，更是菲律宾早期史学的奠基石，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首先，这部著作在史学史上占据了开创性地位。作为一部系统性的编年史，它首次在西方知识体系中为菲律宾群岛构建了完整的叙事框架，打破了此前关于菲律宾零散且多带偏见的认知。该书以其权威性和系统性，为后世研究菲律宾历史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西方学者研究该地区“圣经”般的重要参考文献。其次，《菲律宾群岛史》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记载了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更开创性地提供了关于前殖民时期菲律宾社会的详实记述。摩尔加在书中描绘了菲律宾原住民的社会结构、法律制度、经济活动及文化风俗，这些记载为后世了解菲律宾本土文明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尤其是对菲律宾人拥有文字（如巴因巴因文字，Baybayin）和较高识字率的记述，成为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反驳殖民者“菲律宾人野蛮落后”论调的重要依据。
然而，这部著作的影响力并未止于学术层面。随着19世纪末菲律宾民族意识的觉醒，《菲律宾群岛史》被民族英雄何塞·黎萨尔重新发现并加以注释。黎萨尔之所以选择这本书作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理论武器，正是因为摩尔加作为世俗官员而非神职人员，其记述在他看来较传教士著述更少偏见、更具客观性。因此，通过注释与再阐释，黎萨尔将原本服务于殖民统治的史书，转化为揭示菲律宾历史独立性和民族性的重要文献，使其在菲律宾历史叙事中的地位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菲律宾群岛史》虽是研究菲律宾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却无法摆脱“殖民主义视角”的局限。作为殖民官员，摩尔加的记录虽然详尽，但难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他对菲律宾本土社会的描写，常常将其置于“等待被发现、被记录、从而被统治”的框架之中。
二、亨利·奥特利·拜尔（H. Otley Beyer）
亨利·奥特利·拜尔在菲律宾学术史上的地位是奠基性的，这一点几乎为后世研究者所公认。他的工作标志着菲律宾人类学与考古学从零散的游记、传教士报告和业余收藏，走向系统化、学科化的阶段。可以说，拜尔以一人之力，为这两个学科在菲律宾的制度化发展铺设了第一块基石。
拜尔是第一位将整个职业生涯完全奉献给菲律宾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在他之前，虽有西班牙殖民者和早期美国官员留下记录，但都缺乏系统的科学方法与长期的田野投入。拜尔的到来，象征着现代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菲律宾的正式登陆。1905年抵达菲律宾后，他最初任教，但不久即投身于对伊富高人（Ifugao）长达三年的民族志调查，为日后的学术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田野基础。[1]其次，拜尔的贡献并不仅仅停留在个人研究层面，更在于其在学术机构建设上的核心作用。1925年，他出任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人类学系创始主任，并在此任职长达四十年。在这一岗位上，他不仅系统地开展教学，更培养了第一代菲律宾本土人类学与考古学学者。[2]通过建立大学系科，拜尔将两门学科纳入菲律宾高等教育体系，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最后，拜尔的学术声望在他生前就已达到顶峰。他被菲律宾大学、西里曼大学（Silliman University）和马尼拉雅典耀大学（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三所著名学府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65年，菲律宾大学专门为他举办了“拜尔研讨会”（Beyer Symposium），并出版纪念文集《菲律宾人类学研究（致敬H. 奥特利·拜尔）》（Studies in Philippine Anthropology (In Honor of H. Otley Beyer)），以表彰他无与伦比的贡献。
拜尔的学术贡献并不集中于一部鸿篇巨著上，而是体现在卷帙浩繁的资料汇编、一系列开创性论文以及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上。他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几乎取之不尽的资料库和一个必须与之对话（无论是继承还是批判）的理论起点。
《菲律宾民族志系列》（Philippine Ethnographic Series）是拜尔最重要的文献汇编之一。[3]1912年至1922年间，他编辑整理了多达141卷的民族志资料，涵盖菲律宾几乎所有主要的民族语言群体，内容包罗万象，从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到物质文化与口述传统。拜尔还针对特定主题编辑了专题文献集，例如关于菲律宾玻璃陨石的《菲律宾文物》（Philippine Tektites）（1933—1934）和三卷本的《菲律宾民间故事、信仰、习俗与传统》（Philippine Folktales, Beliefs, Popular Customs and Traditions）。[4]这些工作体现了他研究兴趣的广泛性。拜尔一生收集超过六万件考古文物，涵盖石器时代至贸易陶瓷时代。他对菲律宾各地史前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积累了第一批系统性的考古材料，特别是对古代贸易陶瓷的研究，使他成为中国和暹罗（泰国）瓷器在菲律宾流布情况的权威专家。这批收藏构成了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早期馆藏的重要基础，为菲律宾史前史的物质文化序列研究提供了最初的标尺。
在庞大的资料基础上，拜尔致力于构建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以解释菲律宾复杂的文化构成和历史演变。他是第一个尝试为菲律宾史前史建立一个清晰年代序列的学者，其研究试图打通史前考古、民族起源和当代民族志三大领域。拜尔发表了一系列奠基性的考古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菲律宾考古学新近发现》（Recent Discoveries in Philippine Archaeology），以及两部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的纲领性文献：《菲律宾各岛屿省份考古学概要回顾》（Outline Review of Philippine Archaeology by Islands and Provinces）和《菲律宾与东亚考古学及其与太平洋岛屿人口起源的关系》（Philippine and East Asian Archaeology,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Origin of the Pacific Islands Population）。在这些著作中，他根据出土的石器、陶器和金属器等物质遗存，将菲律宾史前史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等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文化特征进行描述。这一分期框架虽然在今天看来较为简化，但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后续的考古研究设定了基本议程。
民族起源与“波浪迁移理论”（Wave Migration Theory）是拜尔最为人所熟知，亦是后世争议最大的理论。为解释菲律宾多样的族群和文化面貌，拜尔提出了一个清晰易懂的线性迁移模型。他认为，菲律宾群岛的人口是由一系列不同种族与文化的“波浪式”迁徙构成的。
第一波居民是最早的类似“爪哇猿人”的原始人类。第二波居民是约2.5万至3万年前的“尼格利陀人”（Negritos），他们身材矮小，通过陆桥来到菲律宾，是现代阿埃塔人（Aeta）等族群的祖先。第三波是约5000至6000年前的“印度尼西亚A型”人（Indonesian A），他们身材高大，使用石器的乘船而来，被认为是现代吕宋北部山地民族的祖先。第四波是约公元前1500年的“印度尼西亚B型”人（Indonesian B），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新石器文化。第五波是约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后500年“马来人”（Malays），他们掌握铁器和稻作灌溉技术，分批抵达菲律宾，构成了现代菲律宾低地基督徒族群的主体。
该理论凭借简洁的逻辑和看似完整的解释力，在长达半个世纪内不仅主导了学术界，更被写入菲律宾的历史教科书，深刻影响了菲律宾人的国族认同和自我认知。
随着20世纪后半叶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考古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当代学者在充分肯定其资料贡献的同时，也对拜尔的理论、方法乃至整个学术范式进行了系统反思。批判的核心是将拜尔的知识生产置于其所处的“美国殖民主义”时代背景下，揭示其学术话语与殖民权力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波浪迁移理论”作为拜尔学术体系的基石，也成为后世学者批判最为集中的对象。当代考古学家，如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B. Fox）、威廉·索尔海姆二世（Wilhelm Solheim II）以及菲律宾本土学者F. 兰达·霍卡诺（F. Landa Jocano）等人，通过更科学的发掘和分析指出，拜尔设想的迁移“波浪”与考古地层中发现的文化演变序列并不吻合。考古证据更倾向于显示长期、复杂且多向的人群互动和文化内部演变，而非几次界限分明的大规模迁徙。例如，塔邦洞穴（Tabon Cave）的发现表明，早在数万年前菲律宾就已有人类居住，且文化发展呈现一定连续性，这直接动摇了“波浪迁移”的线性模型。
除理论模型外，拜尔的研究方法亦受到严峻挑战。批评者指出，拜尔较少在出版物中详细说明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的具体方法与技术路径，所依赖的多是小规模的探坑或剖面挖掘，缺乏对地层关系的精细记录，导致部分结论难以被后人重复验证。此外，他未能系统公开其结论所依据的原始数据，使研究过程如同一个“黑箱”。思想史层面，拜尔深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盛行的文化进化论和传播论影响。批评者认为，他过于依赖欧洲扩散主义理论，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未能根据新发现的考古数据和新发展的学术理论及时调整修正早期框架，其思想相当程度上停留于学术生涯早期阶段。
对拜尔最深刻、最尖锐的批判，在于将其学术活动与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联系起来，揭示其知识生产的“殖民性”。20世纪初，美国殖民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理解、分类并有效统治菲律宾这片新领土上语言、文化和宗教背景各异的人群。拜尔的人类学研究，尤其是对被视为“野蛮”“落后”的非基督教山地部落的调查，恰好满足了殖民政府的这种“知识需求”。他对各族群进行分类、划定边界、描述其社会结构和习惯法，这些知识为殖民当局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建立地方行政体系以及解决部落间争端提供了重要参考。他的民族志收藏与展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将“被殖民者”客体化、奇观化的过程，服务于殖民宗主国的认知和管理。
拜尔作为一名在美国殖民体制下工作的美国学者，其研究活动本身难以摆脱殖民权力结构的影响。他的大规模调查得到了殖民政府的支持，而其研究成果反过来又为殖民治理提供了智力支持。这种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决定了其学术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他的研究视角是一种典型的“由外向内”的审视，将被研究的菲律宾社群视为被动、静态的“他者”，而研究者本人则处在客观、中立、拥有阐释权威的超然位置。这种学术姿态，正是殖民主义人类学的典型特征。
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学术谱系与跨国视野的形成，深刻植根于其独特的跨国成长背景、康奈尔大学的学术熔炉以及特定的时代政治创伤之中。他的童年在中、美、英三地辗转，父亲为爱尔兰人，母亲是英格兰人，生于中国昆明，成长于加州与爱尔兰，这种几乎无所依归的“世界主义者”身份，决定了他对民族身份的天然疏离感和独特的比较视野。[5]他在剑桥大学获得古典学学位，随后投身于康奈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深入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完成博士论文《革命时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区域研究根基。冷战时期，他在印尼的田野调查以及与苏哈托政府的直接冲突[6]使其被驱逐出境并长期流亡，这段经历不仅使他转向泰国和菲律宾的研究，也深刻塑造了他对权力、语言与官方历史之间复杂关系的批判性反思，从而催生了其日后关于民族主义建构的颠覆性理论。
对于菲律宾研究，安德森对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的分析尤为重要和深刻。安德森认为，黎萨尔的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ángere）和《起义者》（El Filibusterismo）是“印刷资本主义”催生民族想象的完美案例。为了深入理解黎萨尔，安德森甚至专门学习了他加禄语和西班牙语。在他看来，黎萨尔通过小说的形式，首次为19世纪的菲律宾读者描绘了一幅涵盖整个殖民地的社会全景图。小说中的人物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他们的命运彼此交织，共同经历着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苦难与挣扎。通过阅读这部作品，分散在各个岛屿上的“菲律宾人”第一次得以“看见”彼此，并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共享共同命运的民族共同体。小说，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化形式，成为唤醒菲律宾民族意识的有力工具。安德森的这一分析，为理解菲律宾民族主义的文化起源提供了极富洞察力的视角。
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的核心理论虽非专论菲律宾，但深受其对菲律宾、印尼民族主义运动比较研究的启发。他对菲律宾“豪强民主”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殖民遗产与本土传统结构的结合。安德森的研究路径展现了外部学者如何通过对菲律宾的深度个案研究，提炼出具有全球解释力的理论模型。
四、阿尔弗雷德·麦科伊（Alfred William McCoy）
阿尔弗雷德·麦科伊的批判精神，与其独特的生平经历和学术背景密不可分。他于1977年在耶鲁大学获得东南亚历史博士学位，奠定了坚实的史学训练基础，耶鲁的学术氛围培养了他严谨的学术态度；[7]随后，他长期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该校强调跨学科研究的传统，为其将历史学、政治学与调查新闻学有机结合提供了制度空间；越南战争期间，他的反战立场不仅塑造了其批判性的世界观，也促使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揭露权力阴暗面的原则。这种取向在他早期研究中已然显现——1972年，他以记者和研究者身份进入东南亚进行田野调查，随后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公开指控美国政府官员隐瞒盟友参与毒品交易的事实，这一大胆举措直接将他推向了“吹哨人”的前沿位置；他的研究方法独具特色，既承袭了耶鲁史学训练的档案学传统，又突破单一文本分析的局限，擅长跨国档案挖掘，能够驾驭艰深的档案材料，同时不满足于纸面证据，亲自深入战乱地区开展实地访谈，收集一手信息。这种严谨与冒险并存的学术路径，使他在后续无论揭露全球毒品贸易的政治逻辑，还是分析菲律宾国家与家族寡头之间的权力结构时，都能以无畏的批判精神和坚实的实证基础，为学界提供开创性的视角。
麦科伊的学术地位，建立在他对若干关键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之上。首先，在全球毒品贸易研究领域，他革命性地将毒品问题与地缘政治、秘密战争和国家机器的共谋关系联系起来，彻底颠覆了此前将毒品视为单纯社会或犯罪问题的传统认知。其次，在美国帝国史与外交政策研究中，他以菲律宾为核心案例，揭示了美国从殖民统治到全球霸权扩展过程中，监控技术、国家暴力以及非正式帝国控制手段的形成与延续。再者，在对国家暴力与酷刑的研究中，他将酷刑置于国家安全体系的内在逻辑中加以分析，指出其并非偶发的“异常”，而是权力运作结构中的组成部分。
在菲律宾研究领域，麦科伊编著的《家庭的无政府状态：菲律宾的国家与家族》（An Anarchy of Families: State and Family in the Philippines）是理解菲律宾政治的经典之作。[8]书中提出的“弱国家，强社会（尤其是强大家族）”分析框架，深刻影响了学界对菲律宾家族政治的理解。近年来，他更是将这套权力分析理论用于解读当代菲律宾政治实践，提出了“表演性暴力”（Performative Violence）的概念，来分析诸如马科斯和杜特尔特等强人政治家如何利用公开、残酷的暴力行为（如法外处决）来巩固权力、威慑对手和赢得民众的非理性支持。
五、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
何塞·黎萨尔出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菲律宾。彼时，西班牙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已步入黄昏，但对社会的控制依然无孔不入，且愈发腐朽与高压。这个时代的菲律宾社会，教士政权专横、社会等级僵化、民众普遍麻木且迷信。黎萨尔认为，唤醒这种沉睡的国民意识是实现社会变革的首要任务，而教育是唯一的途径。
1882年，黎萨尔远赴欧洲留学，这段经历成为其思想转变的催化剂。在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地的游学，让他系统地接触到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以及理性主义、科学精神和民族主义浪潮。在欧洲，黎萨尔首次以一个“菲律宾人”的身份被审视。一方面，他凭借才华和学识赢得了欧洲知识界的尊重，与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等著名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9]这让他意识到，菲律宾人并非天生低劣，完全有能力与欧洲人平起平坐。另一方面，他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来自殖民宗主国的傲慢与偏见。这种“他者”的目光，迫使他从一个更宏阔的文明比较视野中，反思菲律宾的民族特性、历史与未来命运。在马德里，黎萨尔迅速成为菲律宾留学生发起的“宣传运动”（Propaganda Movement）的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这场运动旨在通过写作、演讲等和平方式，向西班牙政府揭露殖民地的弊病，争取菲律宾在西班牙国会中的代表权、言论自由与法律平等等政治改革。
黎萨尔的文学遗产，主要由两部彼此呼应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1887）和《起义者》（1891）构成。这两部作品不仅是现代菲律宾文学的奠基之作，更被誉为“亚洲最早的反殖民杰作”，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其超越了纯文学的范畴，成为理解菲律宾民族主义起源的核心文本。
《不许犯我》的标题源自《圣经》约翰福音，意为“不要碰我”，黎萨尔以此比喻菲律宾社会这具“身患毒瘤的病人”，经不起任何触碰。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一幅19世纪菲律宾殖民地社会的全景图。通过伊巴拉的命运，他寓言式地揭示了在当时的殖民体系下，任何温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都难以奏效。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构成一幅社会病理的浮世绘：贪婪伪善的神父、专横无能的殖民官员、趋炎附势的本土精英、麻木愚昧的底层民众，以及如哲学家塔西奥（Pilosopo Tasyo）般孤独的先知和如埃利亚斯（Elías）般充满反抗精神的平民英雄。这种全景式的描绘，既揭露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系统性腐败与教会的虚伪，也批判了民众自身的麻木与奴性，展现了民族启蒙与自救的艰难探索。
如果说《不许犯我》是一曲温和改革的悲歌，那么其续篇《起义者》则是一首深沉、黑暗、充满绝望与愤怒的革命交响诗。小说的基调明显比前作更为激进和悲观，反映了黎萨尔在遭受更多政治迫害后思想的深化与转变。《起义者》的核心思想，体现了黎萨尔对“革命”这一途径的复杂态度。通过西蒙这一角色，黎萨尔深入探讨了暴力革命的正当性、手段与后果。一方面，他承认在压迫深重到无可救药时，革命或许是唯一出路。西蒙的愤怒与复仇具有道义基础。但另一方面，黎萨尔也对西蒙式的、建立在个人仇恨和阴谋之上的革命方式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两部小说一经出版，便在菲律宾社会引发剧烈震动，被殖民当局列为禁书。然而，它们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流传，成为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人手一册的“圣经”。[10]作品首次以文学形式系统地、深刻地描绘了菲律宾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遭受的苦难，塑造了共同的“民族想象”。它使分散在各个岛屿、说着不同方言的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彼此共享同一被压迫的命运，从而催生了统一的“菲律宾民族”认同。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的，黎萨尔的小说是构建菲律宾民族主义想象的关键文本。
尽管黎萨尔本人并不主张暴力革命，但他的作品，特别是其中对殖民压迫的血泪控诉，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菲律宾独立革命的领导者安德烈·博尼法西奥（Andrés Bonifacio）深受其影响，将黎萨尔奉为精神导师。黎萨尔的英勇就义使其成为菲律宾家喻户晓的爱国殉道者，其鲜血最终点燃了1896年菲律宾革命的熊熊烈火。
黎萨尔的小说以卓越的艺术成就与深刻的思想内涵，实现了从文学书写到政治行动的转化。它们不仅奠定了现代菲律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更以“思想武器”的形式，直接参与并塑造了菲律宾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
黎萨尔的形象早已超越其历史本身，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符号。在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根据自身议程来“挪用”和“重塑”黎萨尔。美国殖民当局将黎萨尔塑造成一个崇尚和平、理性的知识分子，以此来压制更具颠覆性的革命传统，为美国的“文明教化”使命提供合法性。在费迪南德·马科斯独裁统治时期，黎萨尔的形象被用于宣传威权主义下的国家统一与纪律。其对教育和秩序的强调被片面放大，而其对专制和腐败的批判则被有意忽略。在当代菲律宾政治中，各派政治人物依然频繁引用黎萨尔的名言来为自己的政策背书：他的非暴力思想被和平活动家强调，他对外来干涉的警惕被民族主义者利用，他专业理性的形象被技术官僚所推崇。
这种持续的“符号化”过程表明，“何为黎萨尔”的解释权，本身就是一场持续的政治与文化角力。批判性地分析这一过程，揭示其背后的权力动态，是理解菲律宾当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六、维吉里奥·恩里克斯（Virgilio G. Enriquez）
维吉里奥·恩里克斯是当代菲律宾社会科学“去殖民化”运动的核心倡导者，被誉为“菲律宾心理学”（Sikolohiyang Pilipino）之父。[11]其学术工作聚焦于颠覆西方中心的知识霸权，主张通过本土语言、概念和实践构建真正属于菲律宾的学术体系，为后殖民语境下的非西方学术自主性提供了重要范式。
恩里克斯生于菲律宾布拉干省（Bulacan），自幼受父亲严格训练，精通菲律宾语，能流利转换英语与本土语言的表达。1963年入职菲律宾大学心理学系，1965年起率先以菲律宾语授课，打破英语垄断学术的传统。恩里克斯学术活动集中于后马科斯时代（1980—1990年代），呼应菲律宾民族自信重建与文化身份自主的需求。[12]与“知识去殖民化”先驱宙斯·萨拉查共同构成菲律宾去殖民化学术双翼。萨拉查“我们的视角”（Pantayong Pananaw）强调“纯内部对话”，恩里克斯则批判其可能导向封闭的“反动种族中心主义”。
恩里克斯的学术体系以“本土心理学”为核心，其著作旨在解构西方心理学霸权，构建基于菲律宾文化语境的学术范式。《菲律宾心理学：本土化、科学与解放》（1975）提出“由内而外本土化”（indigenization from within）方法论，主张学术研究需根植于菲律宾本土经验（如民俗实践、语言传统），反对机械套用西方理论框架。他首次系统阐释“Kapwa”（共享人性）概念，强调人际关系中的互为主体性，颠覆西方个人主义心理学范式。《从殖民心理学到解放心理学》（1992）进一步批判殖民心理学对菲律宾文化的扭曲，主张以“解放”为路径恢复文化主体性。《本土心理学与文化赋权》（1994）则聚焦文化尊严重建，提出“pakikipagkapwa”（共生关系）作为社会行动伦理，推动社区赋权实践。与此同时，恩里克斯呼吁将学术话语转化为社会运动，例如通过“pagtatanong-tanong”（对话式访谈）收集底层叙事。
恩里克斯的贡献不仅在于理论创新，更体现为制度建构与范式革命。1975年他创立菲律宾心理学会（Pambansang Samahan sa Sikolohiyang Pilipino），确立本土语言（菲律宾语）为学术工作语言，在制度层面推动知识生产去殖民化。其促成菲律宾大学开设本土心理学课程，培养一代学者以Kapwa理论重写社会分析框架。Sikolohiyang Pilipino逐渐成为草根组织（如农民合作社、妇女团体）的动员工具，通过唤醒“dangal”（尊严）意识推动社会变革。在教育层面，中小学课程引入“Bayani”（英雄）以重构历史教育，取代殖民者视角的英雄叙事。
注释：
[1] Yankowski, A., Trade, Technologies & Traditions: The Analysis of Artifacts Recovered from a Metal Age Burial Site in District Ubujan, Tagbilaran City, Bohol,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2005, ISBN 978-621-409-111-9.
[2] Santos, M. J. P., & Tugano, A. C. J., “Salin at Anotasyon ng mga Dokumento ng H. Otley Beyer Ethnographic Collection Ukol sa Marikina,” TALA, Vol. 5, No. 2, 2022, pp.39-92.
[3]https://guides.library.manoa.hawaii.edu/c.php?g=105238&p=686606#%3A~%3Atext%3DHenry%20Otley%20Beyer%20%281883%E2%80%931966%2CLouis%20World%27s%20Fair%20in%201904.
[4] https://guides.library.manoa.hawaii.edu/c.php?g=105238&p=686606
[5] Culler, J. D.,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61, No. 1, 2017, pp.108-110.
[6] 安德森的学术生涯与政治现实的激烈碰撞，最戏剧性地体现在“康奈尔文件”（Cornell Paper）事件中。1965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苏哈托政权上台并对印尼共产党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安德森与同事合作撰写了一份秘密报告，揭露了印尼军方在政变中的核心角色，挑战了官方叙事。这份文件泄露后，安德森于1972年被苏哈托政府驱逐出境，并被禁止进入印尼长达35年之久。
[7] https://badgertalks.wisc.edu/speaker/alfred-mccoy/.
[8] McCoy, Alfred, ed. An Anarchy of Families: State and Family in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9.
[9] Harth, D., Tracing José Rizal: Auf den Spuren José Rizals,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Heidelberg, 2024.
[10] De Viana, A. V., Laon-Laan: A Guide for the Study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Contributions of Jose Rizal to Philippine Nationhood and Society, Books Atbp. Publishing Corp., 2019.
[11] Pe-Pua, R., & Protacio-Marcelino, E., “Sikolohiyang Pilipino (Filipino Psychology): A Legacy of Virgilio G. Enriquez,”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 2000, pp.49-71.
[12] https://www.taylorfrancis.com/chapters/edit/10.4324/9780429303333-18/decolonizing-filipino-psyche-impetus-development-psychology-philippines-virgilio-enriquez.
（主编：王逸舟 / 本期特邀责编：邱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