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方旭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承润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生
目 录
观点集萃 阿根廷研究的特点、成就与面临的挑战
编者按:阿根廷作为拉美地区大国,其国际地位的变迁、外交政策的变动以及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历程,构成了一部独具魅力的历史。自19世纪独立以来,阿根廷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经历了多次转型,从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和欧洲文明在南半球的延伸,到冷战期间追求独立自主的中间道路国家,再到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南方崛起进程中的新兴经济体。这种曲折而复杂的发展历程不仅塑造了阿根廷的国家特性,也为阿根廷的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深厚而独特的理论土壤和实证素材。
阿根廷的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起步很早,正式的学科建设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甚至早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阿根廷学者在漫长的学科探索中,始终怀揣着对国家自主的深切渴望和对国际不平等结构的清醒认知,发展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本土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在拉美学术界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辩论,也为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构建自主学术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本期特辑设置了两个核心板块。“学之探究”板块聚焦阿根廷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历程,勾勒不同历史时期相关学科建设的时代背景、重点研究机构和研究成果。“观点集萃”板块总结了阿根廷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特点、成就与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展示阿根廷学术界在危机中坚守科学尊严、在变局中寻求理论突破的努力。
一、阿根廷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
(一)国际关系研究在阿根廷的起步
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研究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各类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模式,强调探寻国际体系层面的运行规律。1919年,英国威尔士阿伯斯威大学(现亚伯大学)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席,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科的正式创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研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学科建设也日渐成熟,目前国际关系学已成为世界各国处理对外关系、管理国际战略、应对国际风险的重要理论工具。对于阿根廷这样的地区强国,国际关系研究同样或不可缺。
阿根廷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起步很早。在19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学尚未成为一个正式学科之际,阿根廷政治家就已经开始对国家间关系展开观察和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时任阿根廷外长卡罗·卡尔沃(Carlo Calvo)。1868年,卡尔沃出版《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了本国人和外国侨民应当享受同等的法律保护、反对大国滥用外交保护手段干涉拉美国家的主张。当时正逢欧洲列强屡次以索取债务或保护侨民为理由,以军事方式干涉拉美国家内政,卡尔沃的这一主张一经提出,便受到了拉美国家的普遍支持,由此被称为“卡尔沃主义”。
阿根廷的国际关系研究,一方面自创立之初便深受欧美研究范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其研究逻辑又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主要体现为在研究方法上对国际法路径的显著偏好和高度倚重。这一特色的形成,既与当时国际法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受阿根廷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借助国际上初级产品出口的繁荣契机,通过大量出口农产品与原材料换取外汇,推动本国经济步入“黄金时代”,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精英阶层为维护自身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出口利益,高度关注那些与出口活动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律规范和外交惯例,从而直接推动了阿根廷国际关系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阿根廷国际关系和法学研究的范式偏好与阿根廷精英阶层紧密相关。在阿根廷的政府机构中,律师和法学家长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政府内担任了大量关键职位,历史上更有多名总统具有律师职业背景。法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对这些政治精英产生影响,促使他们形成了在国际交往中高度重视国际法的思维模式。在担任公职之外,这些法律出身的政治精英还在国内大学兼任教授,或从事写作、翻译等兼职工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众多重要文献的译介贡献力量;他们还通过报纸、学术期刊等各类公共平台传播思想、创立学说,极大影响了阿根廷学术界的知识结构,使其法学色彩更为浓厚。[1]
(二)区域国别学在阿根廷的起步
如果说国际关系研究是通过观察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现象,总结国际层面的规律,那么区域国别研究则是系统性地将研究范围聚焦于某一国家或地区,重点观察该区域的各类现象,并据此提炼地区性的规律。相较于国际关系研究,区域国别研究的结论普适性虽较低,却对特定地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对域外知识的系统性探究,其起源往往与近代欧洲国家的殖民活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紧密相连。[2]为更高效地达成殖民扩张、统治与剥削的目的,欧美列强曾对全球各地的地理、民族、语言、宗教及文化开展深入调研,产出了一系列早期区域国别研究成果。[3] 然而,区域国别研究的制度化进程在较长时期内进展迟缓——尽管德国的腓特烈—威廉大学(Friedrich - Wilhelms-Universität,现洪堡大学)早在1887年便开设了东方语言课程,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该领域几乎未能形成独立学科。彼时,尚处于初始阶段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并无清晰界限,二者的研究成果亦时常相互交融。以阿根廷为例,因其并非殖民主义强国,当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需求相对较少,研究规模较小,且基本融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阿根廷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呈现出高度的关联性。20世纪初,阿根廷国内涌现出国际问题研究相关的学术期刊,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份分别是1898-1923年发行的《法律、历史与文学杂志》(Revista de Derecho, Historia y Letras)以及1910-1926年发行的《阿根廷政治科学杂志》(Revista Argentina de Ciencia Política)。这些期刊为阿根廷学者搭建了展示研究成果、传播相关知识的平台。通过对这些期刊发表情况的梳理,可以证实阿根廷的区域国别研究自起始阶段便与国际关系研究高度融合,并且能够洞察阿根廷学者的研究偏好。

依据《法律、历史与文学杂志》之发表状况,阿根廷早期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聚焦于南美研究、欧洲研究以及美国研究。其中,南美研究的主要对象涵盖阿根廷的南美邻国,诸如巴西、智利、乌拉圭、玻利维亚等,且此类南美研究着重关注国家边界问题。
阿根廷的欧洲研究聚焦于对欧洲历史与文化的阐释。彼时,大量南欧移民涌入阿根廷,伴随这一移民浪潮,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进入阿根廷民众的视野。与此同时,以英国为主的外资大规模投入阿根廷的港口与铁路建设,这加强了阿根廷精英阶层与欧洲核心国家之间的联系。在此情境下,欧洲研究于阿根廷而言,不仅是学术层面的探讨,更是社会精英维系政治地位与文化特权的关键途径。[4]
美国研究在阿根廷早期区域国别研究中是制度化最早且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阿根廷的美国研究亦历经了从推崇到质疑的演变历程。19世纪中期,阿根廷前总统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多次前往美国进行考察,将美国视作拉美及阿根廷发展的典范。基于萨米恩托对美国发展模式的高度推崇,他提出了在阿根廷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明与野蛮”二分法理论。该理论主张引入欧美地区的“文明”元素,以取代拉美本土的“野蛮”特质,进而推动阿根廷的发展进程。萨米恩托的思想激发了阿根廷学术界对美国研究的浓厚兴趣,萨米恩托等人对美国的引介性研究也成为了阿根廷早期美国研究的主导方向。一方面,阿根廷学者着重对美国的技术发展状况和经济模式展开深入考察;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关注并审视美国作为新兴强国在国际舞台上所产生的影响力。
(三)公立大学在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学科建设起步阶段的核心地位
在阿根廷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早期阶段,公立大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UBA)、滨海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Littoral,UNL)、科尔多瓦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UNC)、拉普拉塔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UNLP),等等。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成立于1821年,是阿根廷第一所公立大学,也是阿根廷规模最大的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作为阿根廷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拓展法学研究方法的关键主体,见证了阿根廷国际关系研究的演进路径。1906年,阿根廷首批外交和领事培训课程在此创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为阿根廷培养了一大批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其中,部分学者深耕严谨的学术研究,产出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并创办了多份专业研究期刊。另有部分学者投身公职领域,成为外交官。他们于外交活动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为阿根廷的国际关系研究反哺了极具价值的经验和观点。
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创立于1897年,坐落于拉普拉塔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并称为阿根廷国内最为知名的两所高校。该校法律与社会科学学院在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自1906年创立伊始,学院便开设了国际法和外交史课程。1909年,学院增设美国历史课程,后续课程内容进一步拓展至美国哲学与地理领域,已初步具备区域国别研究的特征。
科尔多瓦国立大学成立于1613年,是阿根廷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也是该国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坐落于科尔多瓦市。1918年,该校爆发的阿根廷大学改革运动,对阿根廷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运动推动各大学摆脱教会的思想束缚,打破了精英阶层对大学教育的垄断,确立了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原则,不仅打破了阿根廷学术界的思想禁锢,更有力促进了各类学术研究的拓展。它不仅推动了阿根廷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还赋予其学术研究语境更鲜明的批判性色彩。运动确立的大学自治与学生参与原则,孕育了阿根廷学生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情绪,这些情绪进而体现在新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因此,1918年后,阿根廷学术界不再将美国单纯视为效仿的榜样,一大批学者开始对美国展开富有见地的批判,美国也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这种批判态度转化为对美国对外政策、“门罗主义”及美国公司在拉美扩张行为的深入研究,极大增进了阿根廷学者对国际关系与美国的认知,使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与美国研究领域的成果更为全面。[5]
滨海国立大学成立于1919年,是阿根廷大学改革运动的直接成果之一,其前身可追溯至1889年创办的圣达菲省立大学(Universidad Provincial de Santa Fe)和1909年成立的工业学院(Escuela Industrial)。该校并无统一校址,各学院与研究所分散于阿根廷多个沿海省份。1922年,滨海国立大学的经济、商业与政治科学学院开设外交服务学士学位和领事服务学士学位,这一举措标志着阿根廷制度化国际关系学位教育的开端,也象征着该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正式确立。1927年,该校进一步设立政治学与外交学博士项目。
二、阿根廷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式转型和本土理论的觉醒(1945-1983)
(一)二战后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蓬勃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步入以东西方冷战和对峙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格局。在此宏观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自1954年起,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行为主义范式逐渐兴起,对强调哲学、历史和法律的传统主义范式发起挑战。由此,国际关系研究开启了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范式之争。这一学术争鸣传播至拉丁美洲,对阿根廷的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前,阿根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法学研究特质无疑归属于传统主义范式。然而,随着行为主义在阿根廷学术界的传播,阿根廷学者的研究重点开始从国际法条约文本转向国家间权力关系,阿根廷的国际关系研究随之进入活跃的转型阶段。
公立大学在二战之后成为阿根廷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力量。除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滨海国立大学等老牌公立大学之外,部分新成立的大学以及省立大学亦参与到研究行列,如罗萨里奥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 Rosario,UNR)。罗萨里奥国立大学地处罗萨里奥市,于1968年成立,由原滨海国立大学的七个学院和研究所整合而成。该校继承了滨海国立大学丰富的国际关系研究资源,同时延续了其自1922年以来的国际法研究传统,其国际关系专业最初隶属于法学院下设的外交与法律系。
除公立高校外,阿根廷的私立大学也陆续开设了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关课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Universidad del Salvador,USAL),该校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于1956年创立。1961年,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设立外交系,随后于1964年开设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博士项目。历经数年建设,1968年,在原外交系基础上成立国际关系系。1973年,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成立拉丁美洲学研究所(Estudio de la Ciencia Latinoamericana,ECLA),该所专门开展拉美的社会科学研究,后期也承担国际关系课程的教学工作。
这一时期,除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内设立的国际关系教学及研究机构外,阿根廷还涌现出一批聚焦国际问题的专业研究机构,例如阿根廷国际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Argentinos,CEINAR)。该中心成立于1972年,以推动国际关系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为宗旨,重点关注阿根廷及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1975年,阿根廷国际研究中心创办期刊《阿根廷国际关系杂志》(Revista Argentina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专门刊载阿根廷学者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成果。
除高校与专业研究机构外,阿根廷政府在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进程中亦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方面,阿根廷政府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推动科学进步。1958年,阿根廷政府设立了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y Técnicas,CONICET),该委员会借助财政与政策手段,支持本国学者开展科学研究,促进知识传播,后逐渐发展成为推动阿根廷科学发展的核心机构。另一方面,阿根廷政府还设立了直属政府部门的教育机构。1948年,阿根廷政府组建了隶属于外交和宗教事务部的外事学院(Escuela de Diplomacia),其目的在于确保优秀学生能够顺利进入外交部门任职。1950年,该学院更名为国际政治学院(Escuel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1963年,在原国际政治学院的基础上,阿根廷外交学院(Instituto del Servicio Exterior de la Nación,ISEN)正式成立。在数十年间,这所学院为阿根廷政府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外交官。这些外交官在投身工作后,往往会将外交实践经验反馈至学术界,部分人员还会在阿根廷各所大学任教,推动了阿根廷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根廷国际关系研究群体的扩充以及研究范式的转变,为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革新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阿根廷学者相继提出了多种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所提出的“依附论”最具代表性。1949年,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CLAC)呈交了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以“中心—外围”理论为依据,指出“中心”国家凭借自身优势实施的经济剥削行为,是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外围”国家寻求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据此提出了与发达国家以及既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的政策建议。这一理论在拉丁美洲乃至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众多学者参与到围绕“依附论”的理论探讨中,并持续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除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之外,阿根廷的区域国别研究亦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美国研究的变化尤为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在西半球霸权地位的确立,阿根廷的美国研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重视,研究条件亦得到了改善。1956年,由美国主导的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在阿根廷设立委员会,这标志着美阿两国间的学术交流步入了正规化阶段。富布赖特项目不仅为阿根廷学者提供奖学金,还向其传播了美国学术界的研究范式。自1956年起,大量阿根廷学者前往美国攻读社会科学学位,回国后,他们将美国的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研究范式引入阿根廷大学。这种学术回流显著提升了阿根廷美国研究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化水平。[6]
阿根廷的中国研究起步相对滞后。20世纪中叶开展的古典汉学研究,标志着阿根廷学者对中国研究的起步。在此领域,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具有开创性意义。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着重强调发展跨文化对话,并为拉美地区的大学提供财政资助。拉美多所大学借此契机,着手开展东方学研究。1967年,在伊斯梅尔·奎莱斯(Ismael Quiles)的引领下,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设立了东方学研究院(Estudios Orientales),开展对亚洲国家宗教、哲学、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并将研究范畴进一步拓展至政治和经济领域。彼时,阿根廷的中国研究尚未契合当下区域国别研究的标准,而是归属于东方学研究框架下的汉学研究范畴。其研究方法深受西方中心主义与耶稣会学术传统的影响,着重于对东方哲学、宗教以及古典语言展开比较分析。1972年2月19日,中阿两国正式建交,这一事件成为阿根廷中国研究的关键转折点。此后,阿根廷学术界针对中国研究的重点,由古典文明比较逐步转向当代政治经济分析。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动荡对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负面影响
阿根廷的政治动荡对该国学术研究造成了消极影响。1966年,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发动政变,在阿根廷建立独裁统治。翁加尼亚独裁政府解散议会、禁止政党活动、镇压学生与工会组织,并废除了大学的自治权。翁加尼亚之后的多届军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管控需求,推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大量关停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迫使众多学者中断研究或流亡海外。1976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魏地拉政府开启了阿根廷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大规模镇压左翼势力,制造“肮脏战争”,导致数千人失踪。在此期间,对学术活动的压制达到了极致。阿根廷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近乎停滞,仅有部分具有军方背景的机构,如阿根廷国家军事学院(Colegio Militar de la Nación,CMN)仍在探讨地缘政治问题,然而这些探讨往往带有强烈的领土扩张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偏见。[7]
政治动荡对阿根廷的国际关系研究造成了极大破坏。然而,众多学者在被迫流亡海外后,仍持续推动着阿根廷国际关系研究的进展。胡安·卡洛斯·普伊格(Juan Carlos Puig)是阿根廷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曾先后担任滨海国立大学和罗萨里奥国立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还曾短暂担任阿根廷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部长。1976年军事政变爆发之后,普伊格逃往委内瑞拉,继续开展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工作。普伊格于流亡期间构建了著名的“非正统性自主”理论。他指出,诸如阿根廷这类外围国家,应在不挑战大国霸权体系的前提下,实施多元化外交战略,整合国内精英阶层利益,对中心国家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从而为国家政策争取独立空间,最终实现摆脱依附状态的目的。[8]普伊格的理论标志着阿根廷的国际关系研究首次构建起具备国际阐释力的本土范式。
三、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复兴和多元化探索(1983-2000)
1983年,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失利,军政府倒台,这一历史性事件为阿根廷国际问题研究增添了新的驱动力。军政府时期推行的一系列高压政策相继被废止,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得以恢复,大批学者结束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与此同时,阿根廷国内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积极重新审视阿根廷在马岛战争后的国际地位。此外,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在阿根廷学界得到传播,引发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至此,阿根廷的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迎来了复兴。
得益于日益开放的政治环境,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或实现重大发展,其中包括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Consejo Argentin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CARI)、拉美社会科学院阿根廷分院(Facultad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Sociales sede Argentina,FLACSO-Argentina)、罗萨里奥国际一体化与合作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en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Rosario,CERIR)以及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Institut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IRI)等。
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CARI)成立于1978年6月,是阿根廷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之一,也是该国学术界开展国际关系领域辩论的核心平台。该委员会针对国际关系几乎所有重要领域均设有专门的研究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定期发布报告与分析文章,为阿根廷外交部门及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与研究参考。
拉美社会科学院是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拉美政府间组织,同时兼具研究生教育机构属性,于1957年4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下成立,成员国覆盖几乎整个拉美地区。其宗旨在于强化拉美各国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推动政学两界的对话与合作,助力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与发展事业。1957年至1973年间,拉美社会科学院仅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设有总部;1973年智利政变后,核心管理机构迁至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年又迁往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自此开启了在拉美范围内的去中心化布局。1974年,该院开始在阿根廷开展定期学术项目;1994年,正式设立阿根廷分院,全面推进研究生教学与社会研究工作。
罗萨里奥国际一体化与合作研究中心成立于1987年,由罗萨里奥国立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及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联合组建。中心聚焦国际关系与阿根廷外交政策研究,在区域一体化领域成果丰硕,同时负责编辑《阿根廷外交政策期刊》(Cuadernos de Política Exterior Argentina)。
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于1989年,集研究生培养与科研功能于一体。研究所下设中东、北美、亚太、拉美、南极、非洲、欧洲、欧亚、国际合作、国际法、国际安全与防务、人权、环境与发展、历史、经济共15个分部,构建起体系完备的研究架构。1996年,亚太分部设立中国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Chinos,CeChino),这是阿根廷首个从整体视角开展中国研究的机构。该中心长期致力于中国法律、政治学、历史、文化、语言及国际关系的分析与研究,旨在增进中阿两国间的交流与相互理解。
在学术研究与学术机构逐步复苏的背景下,阿根廷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除了对“依附论”“非正统性理论”等既有理论展开深化研究和对话,阿根廷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启了新一轮理论创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提出的“外围现实主义”。20世纪90年代,为契合梅内姆政府的亲西方外交策略,埃斯库德构建了这一理论。他主张弱国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应秉持现实主义立场,摒弃代价高昂且不切实际的“政治自主”幻想,他认为更理性的选择是通过与美国战略性结盟,换取利于阿根廷经济发展的红利与国际信誉。[9]这一理论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论争,却也折射出阿根廷学者在国家陷入危机时,对国家自主战略的现实性思考。
在阿根廷国际关系研究逐步复苏的同时,其区域国别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活力。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凸显,阿根廷学术界对亚洲和非洲的研究兴趣愈发浓厚,相关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阿贸易往来不断升温,阿根廷学术界开始进一步加强对东亚地区的关注。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于1990年前后正式启动中国研究,并设立了中国研究中心。此后,该所的中国研究呈现出稳步制度化的发展态势。2007年,中国研究中心提议在拉普拉塔国立大学设立孔子学院,并于2009年与西安外国语大学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2016年,国际关系研究所专门设立了中国研究专业,为阿根廷政府和企业培养了大批具备中国相关知识的专业人才。与此同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也开始在历史系内恢复关于亚洲和非洲去殖民化进程的教学工作。
四、阿根廷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当代格局(2001-至今)
(一)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并行的研究体系
自21世纪以来,阿根廷各高校的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步入了质与量同步提升的发展阶段。阿根廷的国际关系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安全与经贸领域,环境治理、南极外交、锂矿资源的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等方向,正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目前,阿根廷有20余所大学开设国际关系专业并授予学位,形成了公立大学与高水平私立大学并行发展的教育及研究体系。其中,公立大学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罗萨里奥国立大学、圣马丁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 General San Martín,UNSAM)、拉努斯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nús)等;高水平私立大学则有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奥斯特拉尔大学(Universidad Austral,UA)等。
1.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在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拥有悠久历史,至今仍是阿根廷实力最为雄厚的研究机构之一。该校的相关研究力量分布于社会科学学院、哲学与文学学院及法学院三个学院,其中社会科学学院是核心研究阵地。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组建于1988年8月,由政治学、传播学、劳动关系、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等专业整合而成。学院下设研究所、研究中心、观察站三个等级的研究机构,按研究规模由大到小、组织复杂程度由高到低依次划分。在研究所层面,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研究所(Instituto de Estudio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汇聚了学院的拉美研究力量,该所秉持从拉美独特视角理解地区、阿根廷与世界的理念,创办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观察》(Observatorio Latinoamericano y Caribeño)期刊,为学者探讨拉美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进程提供了专业平台。研究中心层面包括阿根廷—中国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de Argentina-China,CEACh),研究范畴涵盖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当代发展现状及中阿比较分析;公民、国家和政治事务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en Ciudadanía, Estado y Asuntos Políticos,CEAP),研究方向涉及国内政策、国际政治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政策、环境政策、公共政策、公民身份与政治参与及南南合作;国际政策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CEPI),专注于国际政治、人道主义、国防与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妇女与多样性议题。观察站的主要职能是跟踪、监测并记录特定社会问题与现象,例如针对拉美政党、选举及政治领导力等议题的观察站,其研究成果为社会科学学院及其他研究机构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素材。
除社会科学学院外,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还分布于哲学与文学学院。该学院下辖多个研究所,规模整体小于社会科学学院的研究机构,包括古代东方史研究所(Instituto de Historia Antigua Oriental)、阿根廷与美洲历史研究所(Instituto de Historia Argentina y Americana)、阿根廷与拉美艺术史研究所(Instituto de Historia del Arte Argentino y Latinoamericano)、西属美洲文学研究所(Instituto de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西班牙历史研究所(Instituto de Historia de España)及拉美跨学科研究所(Instituto Interdisciplinario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de América Latina)。这些研究所多非专门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研究方法隶属于历史学或文学领域,但仍产出了一定数量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此外,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学院设有美国研究项目(Programa de estudios sobre Estados Unidos),该项目由美国驻阿根廷使馆支持。
2. 罗萨里奥国立大学
罗萨里奥国立大学是阿根廷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传统强校,该校国际关系专业现已从法学院调整至专门设立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该学院具备授予国际关系专业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的资格。2012年,学院内部成立了一所专门的研究所,负责整合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活动,下设25个研究中心与38个研究小组。研究中心为具备一定规模、长期聚焦特定议题开展集中研究的机构,包括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社会研究跨学科中心(Centro Interdisciplinario de Estudios Sociales Argentinos y Latinoamericanos,CIESAL)、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en Política y Economía Internacional,CIPEI)、治理与国家研究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en Gubernamentalidad y Estado,CIGE)、阿根廷和拉丁美洲政治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Argentinos y Latinoamericanos,CEPAyL)等。研究小组则是规模较小的研究组织,主要对各研究中心未能覆盖的领域进行补充。其中部分研究小组针对特定区域或国家设立,包括中国—阿根廷研究小组(Grupo de Estudios China-Argentina,GEChinA)、欧盟研究小组(Grupo de Estudio sobre la Unión Europea,GEUE)、俄罗斯研究小组(Grupo de Estudios sobre Rusia,GERR)、拉丁美洲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研究小组(Grupo de Estudios en Integración y Cooperación Regional en América Latina,GEICRAL)等,几乎覆盖了世界上的所有重点区域与重要国家。
3. 圣马丁国立大学
圣马丁国立大学坐落于圣马丁市,是一所成立于1992年的公立大学。该校的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主要依托政治与政府学院及人文学院开展。其中,政治与政府学院是圣马丁国立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机构,承担着国际关系专业本、硕、博各层次人才的培养任务。此外,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与该校合作,在政治与政府学院内设立了政治研究所(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Políticas,IIP)。该研究所主要以批判性视角开展国际关系研究,下辖南美洲经济发展研究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bre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del Sur,IDeAS)、发展与领土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Desarrollo y Territorio,CEDeT)等多个研究中心。
人文学院则从多元视角对政治与政府学院的研究进行补充。该院同样设有多个研究中心,包括民主化与人权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sobre Democratización y Derechos Humanos,CEDEHU)、国际合作与发展研究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bre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y Desarrollo,CICID)、拉丁美洲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CEL)、斯拉夫与中国研究中心(Centros de Estudios de los Mundos Eslavos y Chinos,CEMECH)。这些研究中心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各具特色,有效填补了政治与政府学院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空白。
4. 拉努斯国立大学
拉努斯国立大学成立于1995年,主校区位于雷梅迪奥斯·德·埃斯卡拉达市。该校规划与公共政策系负责授予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同时开设当代中国研究研究生专业。拉努斯国立大学设有多个研究中心,其中曼努埃尔·乌加特国际事务与政治研究所(Instituto de Asuntos Internacionales y Estudios Políticos “Manuel Ugarte”)擅长从拉丁美洲视角研究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中国-拉丁美洲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de Investigación Sino-Latinoamericano)则致力于促进中国与阿根廷的相互了解,该中心的创立标志着拉努斯国立大学在专业化中国研究领域走在了前沿。
5. 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
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延续了其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深厚传统,并不断巩固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该校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历史、文学与东方学学院(Facultad de Filosofía, Historia, Letras y Estudios Orientales),该学院的东方学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东方学研究院。目前,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的东方学研究覆盖亚洲与非洲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埃及、日本、韩国等,研究重点聚焦于宗教哲学与思想史领域。国际关系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则隶属于社会科学学院。2025年,该学院与其他学院合并为社会科学、教育与传播学院(Facultad de Ciencias Sociales, Educación y Comunicación),其研究方法也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6. 奥斯特拉尔大学
奥斯特拉尔大学成立于1991年,其主校区位于皮拉尔市,是阿根廷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相比于其他阿根廷大学,奥斯特拉尔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2015年,奥斯特拉尔大学成立了政治、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开始设置国际关系学的学士学位,2020年和2023年又先后开设了国际关系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近年来,该学院陆续设立了多个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领域的研究中心,包括2015年成立的亚洲研究中心(El Centro de Estudio de Asia,CEA)、2018年成立的中东研究中心(Núcleo de Estudios del Medio Oriente,NEMO)、2023年成立的全球治理研究中心(El Centro de Estudio de la Gobernanza Global,CEGG)和政府与组织国际战略中心(Centro de Estrategias Internacionales de Gobiernos y Organizaciones,CIG)。
(二)强大的智库网络
除各高校之外,自1983年起恢复运作或新设立的智库亦是阿根廷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键构成部分,构建起了强大的智库网络。这些智库涵盖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阿根廷祖国研究所(Instituto PATRIA)、拉美社会科学院阿根廷分院、阿根廷主权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Soberania)、罗萨里奥国际一体化与合作研究中心、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等。
1. 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
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是阿根廷国内在国际关系领域影响力最高的智库,委员会主要从国家的视角出发,对国际关系现象展开研究,其研究成果也长期受到阿根廷学术界和政府人士的重视。委员会对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国际法、国际安全与战略、外交政策、国际组织等都进行了持续的关注,也开展了针对非洲、美洲、亚太、俄欧、中东和极地的区域国别研究。对于重要国家,委员会开设对应的工作组,以重点追踪该国动态。委员会也开设了中国工作组,定期发布关于中国经贸和地缘政治的研究报告,近年来,中国工作组尤其关注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
2. 阿根廷祖国研究所
阿根廷祖国研究所(Instituto PATRIA)是由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于2016年创立的智库机构。该研究所致力于推广拉丁美洲主义思想,研究拉美地区的政治进程,并推动包容性政策的制定。研究所设立了22个工作委员会,围绕主权外交政策、人权、环境、经济、生产发展、安全等议题展开研究与宣传工作。
3. 拉美社会科学院阿根廷分院(FLACSO-Argentina)
拉美社会科学院是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国研究组织之一,在阿根廷设有分院,兼具研究生培养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拉美社会科学院阿根廷分院设立有多个聚焦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项目,涵盖全球研究项目、人类发展项目、世界经济和经济一体化项目、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研究项目、国际经济机构项目等,围绕特定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2017年,拉美社会科学院阿根廷分院和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合作创建了拉丁美洲社会研究所(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 de América Latina,IICSAL)。该研究所坚持从拉美视角分析社会现象和公共政策,尤其针对社会不平等和发展问题进行交叉研究。
注释:
[1] Melisa Deciancio, “Puentes para pensar lo internacional en los albores del siglo XX: la Revista Argentina de Ciencia Política y la Revista de Historia, Derecho y Letras”, Ciclos en la historia, la economía y la sociedad, Vol.28, No.48, 2017, pp. 1-20.
[2] 任晓:《今天我们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4期,第5页。
[3] 谢韬:《区域国别研究: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36-37页。
[4] Norma Silvana Lanciotti, Andrea Lluch,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European companies in Argentina (1870-1945c): new evidences and discussion”, 1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Association, Athens, 24-26 August, 2011.
[5] María Cristina Vera de Flachs, “Contribución al estudio de la educación superior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Un recorrido a través de la Historia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 Revista Historia de la Educación Latinoamericana, Vol.21, No.32, 2019.
[6] Fulbright Program, https://us.fulbrightonline.org/
[7] 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 https://biblioteca.clacso.edu.ar/Argentina/cea-unc/20121213124104/20pine.pdf .
[8] 赵晖:《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自主理论及其评价》,《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15页。
[9] 曹琳:《埃斯库德与他的“外围现实主义”》,《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4期,第53-55页。
一、阿根廷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鲜明特点
阿根廷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在学科建设、学科归属、理论传统、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学科归属的相对独立性与学者的跨学科思维。与多数国家将国际关系归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情况相异,在阿根廷,国际关系能够作为独立学科存在,且设有专门的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这种别具一格的学科设置,使阿根廷国际关系学者能够较为容易地突破学科壁垒。与此同时,阿根廷的国际关系研究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一位典型的阿根廷国际问题专家通常兼具深厚的历史学、法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素养。这种多学科背景促使阿根廷的国际关系研究能够超越对现状的浅层描述,深入剖析现象背后的本质。
二是始终以寻求“自主”作为理论轴心。如何在一个极度不对称的国际体系中获得足够的自主性空间,是阿根廷国际关系研究百年演变的主线。从普雷维什到埃斯库德,阿根廷学者不断思考并发展“自主性”这一概念,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阿根廷理论传统。这种对国家自主的执着本质上是对阿根廷长期对外依赖和弱势地缘地位的学术回应。
三是政府与学术界的紧密协同。阿根廷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力量源于国内各高校,而政府在其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作为联结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纽带,为学术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阿根廷外交部下属的国家外交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外交官,这些外交人才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思路,学院严格的招生及毕业标准也直接促进了高校相关课程的严谨化建设。此外,政府主动与大学研究所、智库保持密切沟通,确保学术研究成果能被直接转化为政策建议;叠加人才在学界与政策界之间的双向流动,形成了“大学—外交部—智库”的紧密协作铁三角关系。
二、阿根廷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成就
阿根廷在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主要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成功构建了具有全球南方特色的理论话语。“依附论”、“非正统性自主”、“外围现实主义”等阿根廷本土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不仅对本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而且被广泛引用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欧美主流学派对解释框架的垄断。阿根廷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发展的实践表明,即便处于国际体系边缘位置的国家,亦能产出具备普适性与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
二是为本国外交提供智力支持,使得阿根廷得以建立拉美顶尖的外交官专业培训体系。得益于阿根廷在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领域的研究基础,以及国家外交学院长期坚持的专业培训,阿根廷外交官能够以其极高的专业素养活跃在国际组织和多边谈判中,使得阿根廷即便面临国家实力的剧烈波动,却依然能有效维持其国际影响力。
三是助力南南合作和区域一体化。阿根廷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已具有深厚积淀。在美国研究、南极研究、马尔维纳斯问题研究以及拉丁美洲一体化理论等方面,阿根廷处在全球领先地位。近年来,阿根廷日益重视和强化对中国的研究,凭借对中阿关系的长期跟踪研究,产出了诸多实证性突出、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为南南合作提供了经验参考。
三、当前阿根廷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严峻挑战
2023年末,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政府上台,实施一系列极端自由主义政策,使阿根廷国际研究领域面临自1983年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一是休克疗法带来的资金困难。米莱政府上台后在经济社会领域贯彻实施前所未有的休克疗法。以缩小规模和削减财政赤字为核心的国家机构改革延伸到教育和文化发展领域,导致负责资助阿根廷科学发展的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CONICET)的预算被大量冻结,大批研究项目因资金短缺而中断。这导致许多优秀的年轻学者因薪资无法覆盖基本生活成本而被迫放弃研究或移居海外,阿根廷多年积累的科研人才梯队面临断层的风险。
二是意识形态干预导致研究主观化。米莱政府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阿根廷外交部的专业性面临严峻挑战。2024年10月,阿根廷外交部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在联合国投票中支持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导致外交部长迪亚娜·蒙迪诺(Diana Mondino)被解职,米莱政府随后宣布对外交部人员进行意识形态审查。对专业主义的破坏导致大学和智库的理性分析在决策过程中被边缘化。
三是区域国别研究存在严重失衡。尽管近年来亚洲研究蓬勃发展,但阿根廷的区域国别研究整体上仍严重偏向美国研究和欧洲研究。相比之下,东南亚、中亚及非洲地区的研究长期缺乏稳定的制度支持,往往只能依赖个别学者的个人热忱来维系。
四、结论与展望
阿根廷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是一段于依附状态中探寻自主、在动荡局势里坚守理性的历史进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法学为导向,历经二战后对自主性的卓越探索,直至21世纪初转向多元化发展,阿根廷国际关系学者始终处于探寻国家命运走向的前沿位置。
展望未来,阿根廷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复兴与否,取决于其能否在极端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中维持学术的独立性与批判性。尽管当前面临的财政危机与意识形态干预状况令人忧虑,但阿根廷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科深厚的学术积淀与坚韧的民间科研网络依旧存在。强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的学术联系,重新激发阿根廷本土理论的创新活力,或许是阿根廷学界突破当前困境的关键所在。
(主编:王逸舟 / 本期特邀责编:方旭飞 杨承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