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跨境族群研究作为跨学科领域，近年来愈发受到国际学界关注。本文系统梳理了该领域的理论流派、方法创新及特点。在理论层面，从血缘纽带、政治精英的策略性操纵，再到身份建构性，围绕“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建构主义”三大流派展开争鸣。研究方法的创新尤为显著：跨境亲属关系数据集为量化分析提供实证基础；后殖民批判视角挑战传统主权观念，推动全球土著人民权利议题；边境比较政治学则通过“边界效应”重新审视族群互动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使国家去自然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策略，在跨境移民研究中得到应用。国际上关于跨境族群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性，但亦存在本土主义倾向与理论现实脱节的局限。本文同时反思了西方学界对中国跨境族群的“去中国化”叙事，揭示学术话语背后的政治张力。
【关键词】跨境族群；跨境民族；国际流派；族群政治；族群冲突
【作者简介】金磊，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现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小国与国际关系、跨境族群、跨境安全研究等。
一、引言：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的兴起
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的兴起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经历了 20 世纪 50—80 年代由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运动引起的民族国家独立潮，这些谋求“民族”（nation）独立地位的政治运动，使西方民族国家的传统政治理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抬头的“族裔性”（ethnicity），伴随着承认个性、承认差异的社会政治取向多元文化主义流行开来，“ethnic group”一词逐渐用来形容建立在这种“认同政治”和“差异政治”基础上的“族类政治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欧美社会群体分化和裂变的学科性研究中。跨境族群在此之间逐渐兴起形成一个广泛的跨学科研究议题，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都对跨境族群持续产生研究关切。1969 年美国政治学家、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开创人之一沃尔克·康纳（Walker Connor）发表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的论文《民族学与南亚的和平》（Ethnology and the Peace of South Asia）中，“transborder ethnic group”（跨境族群）就已作为既有术语使用。“ethnic group”这一术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广泛应用和流行，与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物，反映了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认同政治”的“族类政治化”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一波又一波族群冲突席卷东欧、苏联和非洲。苏联的解体和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导致了一系列跨境族群的冲突与战争。与此同时，卢旺达被种族大屠杀的阴霾笼罩。在波黑、车臣、卢旺达……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对区域安全的冲击加剧，潜在的战争风险从国内蔓延至国际，这些区域国别被族群冲突及其跨境风险所困扰。人们早期对冷战结束可能开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乐观情绪被迅速粉碎，甚至于对核末日世界的担忧重新袭来，对国家崩溃和种族清洗的新担忧飞速波及整个国际社会。
在这种对“新世界秩序混乱”的担忧中，当时的人们假定族群冲突具有传染性，即一个地方的冲突的发生，很可能会激发其他地方的冲突。如果巴尔干半岛、苏联和非洲最初爆发的族群风险不被隔离，就可能引发一场灾难性的族群冲突向国际蔓延。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很可能通过吸引邻国和外部利益相关者而升级，而当时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族群暴力的报道则证实了这种担忧。跨境族群作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始于现实世界政治的需求，兴起于冷战后频繁的族群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风险。
本文将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文献。这是因为在这一领域，国际上的相关研究有一个共同特征——将跨境族群视为某种天然的跨境“结盟”（alignment），假定跨境族群关系构成了一个少数族群与其在其他国家的同族群亲属之间的结盟。由此人们认为族群冲突的危险跨越了国界，需要对跨境族群冲突的起源、族群冲突的国际蔓延，以及跨境族群冲突的限制和管理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在“新世界秩序混乱”的背景下，主要聚焦族群冲突的跨境族群研究在国际学界蔚然兴起。自 2010 年底西亚北非动荡后，数量激增的难民或移民，从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经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国家，见证了国家边界政治的复苏。同时，美洲的移民动态和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每年都有数百万名移民和流离失所者前往美墨边境，如此多的移民数量给边境基础设施和工作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并引发了关于美国庇护、边境和移民政策未来的国内政治辩论。移民在融入接收国的同时，还与祖国保持着各种联系。尽管国界在区分国家间政治与文化影响方面仍具有重要意义，但族群社会生活却在持续不断地跨越国界发生关联。因此，伴随着欧美国家移民问题的爆发，更多的国际移民文献也开始涉及跨境族群议题。
二、核心概念：一个仍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获得了国际学术研究的关注，但“跨境族群”中的“族群”“民族”“族裔”等核心概念并没有形成一个被学界普遍接受而没有过多争议的定义。处理这些棘手的概念问题将远超一篇文章所及，因此本文不作“族群”概念的详细讨论，采用英格尔（John Milton Yinger）归纳的极简泛化定义，即族群是“一个更大社会的一部分，这部分的成员自认为或被其他人认为有着共同起源并共享共同文化中的重要成分，而且，这些成员还会参加那种共同起源和文化在其中构成重要组成部分的集体活动”。
因为关键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出现若干与这一概念相同或相近的表述，如表1所示。例如“cross-border ethnicity/cross-border ethnic gro-up/ethnic group striding over the border/aboriginal group which straddle the border/frontier peoples/tra-ns-border ethnic groups/trans-border ethnicity/eth -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trans-border groups”等。近年来，跨境族群的相关文献还包括“transborder ethnic kin”“transnational ethnic kin”和“transborder ethnic ties”等高频用语，并且出现若干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主要围绕国际冲突和战争主题。欧美学界的量化研究取向也对跨境族群研究产生了影响，已建立使用跨境族群相关数据集。
概念缺乏共识和研究领域的分散令国际上关于跨境族群研究文献的梳理尤为艰难，目前国内关于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的综述文章只有《国外跨界民族研究述论》和《西方跨界民族特点研究综述》两篇，都是围绕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展开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前者主要关注东南亚跨境族群，后者主要关注跨境移民领域。
中外学者似乎在同一时期各自独立形成了相似的对跨境族群的学术关注点。跨境族群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起步后，从开始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现象入手，然后逐渐延伸到研究世界各个国家的跨境族群及其问题，以及更加宏观的全球性跨境移民问题。1988 年，申旭、刘稚出版了《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首次系统地探讨了跨境族群问题。跨境族群相关主题的著作陆续问世，如金春子、王建民编著的《中国跨界民族》、马曼丽主编的《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赵廷光主编的《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研究》和《云南跨境民族研究》、周建新的《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和《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等。跨境族群研究的代表性学者队伍呈现出代际传承和不断壮大的趋势，范宏贵、陈永龄、胡起望、姜永兴、申旭、刘稚、马曼丽、葛公尚、朱伦、金春子、王建民、曹兴、刘达成、吴楚克、周建新、徐黎丽、孙春日、全信子、高志英、石茂明、施琳等前辈学者都为中国的跨境族群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此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关于若干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的不同观点的论争，并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发展取向，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建构和表达，使中国的跨境族群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占有特殊地位。其中主要的学术争论来自两大问题：第一是围绕学术概念的提出与早期探索的“跨境民族”“跨界民族”“跨国民族”三个核心概念；第二是围绕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民族”和“族群”两个核心概念。
在“民族”与“族群”的术语之争中，马戎认为“民族”（nation）应专指政治共同体（如中华民族），而国内少数民族及跨境群体应被称为“族群”（ethnic group）。他批评将“跨境民族”翻译为“cross-border nation”，认为这种翻译方式会引发国际误解，主张采用“跨境族群”（cross-border ethnic group）。在于，国际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往往将“民族国家”（nation）和“民族”（nation）的含义混用，使用“跨境族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明晰文献梳理的范围。
正如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研究对象，跨境族群实际上并没有非常明确而统一的研究范围限定。“跨境”尚且能够达成共识，表示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边界的区隔，但“族群”或“民族”的定义却难以形成一致。定义上的争论可能反而使我们的努力偏离了理解为什么族群会以如此多变的形式出现。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贴切地对此进行表述：“民族主义是只大象，每个研究者摸到的都只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由于各种惯性思维、灌输或预设的说法或环境条件，研究者无法全面和恰当地收集、提炼和处理信息，就会出现思维扫描的死角，即认知盲区。不同学科、不同专长、不同关切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着“跨境族群”研究的知识探索，而这与学者对“族群”概念的流派认同有关。
三、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的流派
国际上的跨境族群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三种流派。跨境族群研究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具有多种多样的研究形式，以及超越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跨界性质。国际上的跨境族群研究见诸民族主义、族群冲突、边界研究、政治人类学、政治地理学、族裔研究、身份政治、国际移民、人权研究、土著研究等领域。由于国际上跨境族群的研究范围非常宽泛，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术共同体，很少有国外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设定为“跨境族群”，而是分布于上述诸多领域或具体到某个特定的跨境族群。其中，最早的跨境族群研究与民族主义、族群冲突研究联系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者加入民族主义研究的情况下，民族主义领域形成了数种具有系统性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依据族群的形成、延续及民族主义的本质将民族主义研究分为五个主要范式：“永存主义”“原生主义”“现代主义”“族群—象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有学者依据理论侧重、方法论差异及研究对象，以原生主义（原始主义）派、现代主义派和民族符号派为主要流派，将这三个派别又分成各种各样的具有不同研究取向的小派别。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跨境族群研究中，族群冲突研究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族群冲突的研究源系主要可以追溯为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流派。
（一）原生主义
原生主义是当代西方最早形成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对国际上的跨境族群研究亦有深远影响。这一流派强调族群的“原生性”（primordial ties），认为族群是自然形成的，是基于血缘、语言、宗教等先赋性纽带形成的自然共同体，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早在前现代社会就已经存在。原生主义的核心观点建立在族群认同的“自然性”上，认为族群身份是古老的、生物遗传的、不易改变的，而不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族群认同源于“血缘、语言、习俗等不可化约的情感纽带”，这些纽带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固化，成为族群身份的核心。
在跨境族群研究中，原生主义强调族群的超国界自然联系。例如，库尔德人、巴斯克人等群体虽被现代国家边界分割，但其基于共同祖先、血缘亲缘、语言和文化的自然联系依然强烈。莫纳什大学的威廉·古尔（William Gourlay）通过在迪亚巴克尔和伊斯坦布尔收集的民族志数据分析了一直存在超国界自然联系的泛库尔德认同。即使在持续的中东动乱中，泛库尔德认同也没有消减，被分隔于多国的库尔德人通过社交媒体、民间组织、商业活动等方式，延续彼此之间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等国之间的跨国联系和合作。除了通过传统联系如亲属、部落之外，现代的社交媒体、政治组织、经济援助等也为库尔德人的跨境联系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方式。库尔德军队因其在打击“伊斯兰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赢得了某种国际社会的认可及国际支持，加强了泛库尔德的国际自我认知。古尔莱认为，这反过来加剧了周边国家如土耳其对库尔德人这一跨境族群政治进程的谨慎和担忧态度。
对原生主义持消极观点的研究认为，原生主义已被学术研究所抛弃。极端化的原生主义在解释族群现象时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其刻板化和简化族群身份、忽视社会和政治因素、无法解释现代民族主义现象、忽视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无法解释民族认同的多样性。这些缺陷限制了原生主义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因此，这类观点认为，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今，工具论成为学术主流话语，原生论仅出现在移民研究和冲突研究之中，其已经被严肃的学术研究所抛弃，仅有非学术性写作仍在沿用部分原生论的观点。甚至“再也没有纯粹的原生论者或纯粹的工具论者了，由于经验证据的力量，他们再没有可能东山再起”。
但是反驳者认为，这种论断只是出于特定学术传统或倾向所产生的误解或偏见。从整体来看，西方学界的族群研究基本上仍沿着早期原生论和工具论的争论而展开，晚近以来在各种术语之下的理论创设可以说都是关于前两者的批判性补充，或者对它们的折中调和与综合。这种从二元对立到折中综合、范式强弱分合的发展路径一直没有断裂，原生主义的深层逻辑也一直活跃于国际学界。
（二）工具主义
在跨境族群研究中，工具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将族群身份视为一种动态的、可塑的社会建构产物，其形成与维持主要服务于特定群体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这一理论视角强调族群认同的场景性和策略性，认为族群身份的边界并非由历史或文化原生性决定，而是政治精英在资源竞争、权力博弈中主动塑造的结果。该流派具有显著的政治属性特征。工具主义在跨境族群冲突研究中，揭示了一个非常尖锐但又难以忽视的真相：族群冲突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被政治精英精心操控的结果。他们把族群身份和认同当作一种工具，用来服务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历史仇恨”叙事，还让我们重新审视看似在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博弈。
工具主义的核心逻辑在于：族群冲突不是因为人们天生仇恨彼此，而是因为政治精英的需要而存在。他们通过操控族群认同，煽动情绪，来动员支持者、扩大权力基础。这种行为在民主转型时期尤为明显，因为这个时候，政治竞争加剧，制度还不健全，精英们有了更多机会利用族群问题来为自己谋利。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类似的观点逐渐成为族群冲突研究的主流。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和杰克·施耐德（Jack Snyder）。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曼斯菲尔德和施耐德连续推出多篇文章，他们发现，正在经历民主转型的国家更容易陷入战争，尤其是族群战争，比如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多族群国家中，政治精英为了争取选票，往往会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种行为不仅加剧了族群间的紧张关系，还可能直接导致暴力冲突的爆发。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精英会选择这样的策略？答案很简单：因为有效。在民主转型初期，制度不健全，政治竞争激烈，族群认同成为最容易动员的社会基础。精英们通过渲染“历史仇恨”或制造外部威胁，成功地将选民的不满情绪转化为对特定族群的敌视。这种策略虽然在短期内有效，但长期来看，却为社会埋下了深刻的裂痕。曼斯菲尔德和施耐德的研究还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民主转型并不总是带来和平，反而可能加剧冲突。他们的统计数据显示，正在民主化的国家比稳定的民主国家或威权国家更容易陷入战争。这是因为在民主转型初期，政治竞争的规则尚未完全确立，政治精英为了争夺权力，往往会采取极端手段。这种现象在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苏丹的达尔富尔部落冲突，以及伊拉克的教派冲突，都发生在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些案例表明，民主转型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反而可能成为族群冲突的催化剂。
尽管工具主义在解释族群冲突的成因上非常有力，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比如，为什么在某些多族群社会中，政治精英的操控行为并未引发冲突？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些国家能够成功地避免族群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却陷入了暴力循环？这些问题其实指向了工具主义的一个盲点：它过于强调政治精英的作用，而忽视了制度设计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殖民历史对族群关系的影响就非常深远。殖民时期，许多国家形成了非对称的族群政经结构，少数族群掌握了大部分经济资源。这种结构在殖民者退出后，往往会导致多数族群的反弹，从而引发族群冲突。
此外，国际社会的干预也可能加剧或缓解族群冲突。比如，外部国家有时会支持某一族群以削弱对手国的中央政府，这种行为可能进一步激化冲突。注意到族群战争倾向于席卷相邻的国家和族群这一事实，学者开始探索跨国的族群亲属关系和权力争夺如何推动国内族群冲突扩散至邻近的国家，继而成为族群战争的原因之一。
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是工具主义的典型案例，在多族群国家中，政治精英为了争夺权力，煽动族群民族主义情绪，导致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最终引发暴力冲突。作为反例，中欧大学的艾琳·詹妮（Erin Jenne）以 20 世纪 90 年代南斯拉夫的匈牙利族为例进行纵向分析，探讨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需求变化。匈牙利族在南斯拉夫联邦时期没有走向激进，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来自匈牙利的显著外部支持，而匈牙利则更倾向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其境外匈牙利族的问题。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跨境族群需求的讨价还价理论，旨在解释跨境族群在不同情况下为何会改变其需求，跨境族群的需求变化是跨境族群、其宿主国以及外部游说者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如果跨境族群认为自己得到了来自强大祖国或其他外部行为者的显著支持，即使宿主国已经承诺保护跨境族群的权利，他们也会激进地提出要求；相反，如果跨境族群认为自己没有外部支持，即使面临占多数的主体族群的显著压迫，他们也会选择适应宿主国。
工具主义重要的启示在于，族群冲突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国际合作来缓解。比如，建立独立专业的媒体体系，促进“整体化观点市场”的形成，可以减少极端言论的传播。此外，现有研究文献已经揭示了一个多族群国家的族群关系模式，特别是合作还是冲突的差异，会对该国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如何缓解、控制或消除族群冲突是多族群国家的首要政治问题。意大利欧拉克研究中心少数民族权利研究所的艾丽丝·恩格尔（Alice Engl）以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地区为研究对象，指出边界在不同情境下具有多重角色，既可以是冲突和紧张的来源，也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合作有效缓解族群冲突，转化为促进交流和融合的场所。
（三）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流派强调族群身份是主观建构的产物，而非基于血缘或文化等客观特征，其主张的“可建构性”与原生主义的“非建构性”形成截然不同的观点。建构主义流派以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的《族群与边界》为代表，认为族群边界通过社会互动形成，而非文化内涵本身。
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 20 世纪中期对缅甸高地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克钦人虽然使用多种语言、拥有不同的服饰和宗教信仰，但仍然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群体。这种认同并非基于客观差异，而是源于他们主观认定的共同祖先与血缘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克钦人与邻近的掸人存在冲突和交流，但他们并未将对方视为完全陌生的“异乡人”，而是通过互动来界定自身的族群身份。这一案例揭示了族群形成的关键在于主观选择，而非单纯地依赖客观标准。
为了解释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弗雷德里克·巴斯在 1969 年的论文集《族群与边界》中提出了“族群边界论”。他指出，“族群”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实体，而是通过与其他族群的互动而被定义。传统观点认为，文化差异是绝对且不连续的，不同人群之间仿佛天然隔绝。然而，巴斯强调，各族群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大陆板块的碰撞与渗透，而不是孤立的岛屿。在这种动态关系中，族群边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通过特定的文化特征或社会机制重新划定。
在建构主义中，最有影响力的应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作为民族主义研究的先驱之一，他最著名的理论来自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虽然安德森的主要关注点是民族主义，但他的理论对理解跨境族群也有重要影响。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尽管大多数族群成员彼此不认识，但他们通过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和政治机构形成了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超越了个人的直接经验，使他们相信自己是一个更大的集体的一部分。
几乎大部分的现代跨境研究都有建构主义的因子。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的耶莱娜·苏博蒂奇（Jelena Subotic）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探讨了欧洲化在巴尔干地区的发展情况，认为欧洲化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整合过程，更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转变。当欧洲身份在某个国家成为广泛共享的社会价值观时，即使面临欧洲化带来的短期经济、社会和政治成本，该国也会认为成为“欧洲人”是值得的；而在欧洲观念尚未被广泛接受的国家，亲欧群体很难形成推动欧洲化的跨阶层联盟。尽管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有着共同的起源，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在欧洲化道路上形成了不同的轨迹，而这主要由两国国内对欧洲身份的认同差异所决定。克罗地亚在欧洲化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身份认同一致性，这使得其能够迅速适应欧盟的要求；而塞尔维亚则因国内对欧洲身份的认同存在分歧，导致其欧洲化进程受阻。
“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范式试图在现代主义和永存主义之间找到平衡，既承认民族主义的现代性，又强调其与前现代族群传统的联系，注重民族的历史连续性和文化象征性，对跨境族群研究也有启示。“族群—象征主义”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研究范式，强调民族的历史性和族群性，关注民族记忆、神话与传统等主观象征符号。跨境族群研究需深入挖掘跨境族群的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如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等方法，收集族群成员对本族群历史与文化的记忆与叙述，以理解其族群认同的形成与变化。该范式认为象征符号是民族建构的核心要素，启示跨境族群研究应关注跨境族群所使用的象征符号，如语言、宗教、节日、服饰等，这些符号是族群认同的重要载体。研究者可通过符号学分析等方法，探讨这些符号在族群认同与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安东尼·史密斯、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 Armstrong）和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等。史密斯指出族群共同体形成有六个要素：①集团专有名称；②共同的祖先神话；③共享的历史记忆；④共同的文化特质；⑤个体与“家园”有特定关联；⑥个体对族群的团结意识。阿姆斯特朗认为，“族群往往不是根据自身的特征来定义自己，而是通过排除，即通过与‘陌生人’比较来定义自己”。换句话说，族群的特征不是永恒不变的，当族群成员的个人认知出现变化，其族群特征的界限也会有所改变。“族群—象征主义”本身是一种折中的研究范式，融合了现代主义与永存主义的观点，认为族群特征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成员个人认知的变化而改变。这要求跨境族群研究采用动态的视角，关注族群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情境下的变化过程，以及这种变化对族群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单一理论视角的局限性，因此，逐渐超越了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范式的辩论，形成了新共识，即需要从三大范式和其他路径中抽取有效的元素加以整合。这种整合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跨境族群的复杂性，也为寻找解决族群冲突、人权保护、跨国移民等现实问题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论探索。
四、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的方法
由于跨界的研究领域众多，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方法的创新尤为显著，以族群冲突、全球土著人民权利、边境比较政治和跨境移民研究为代表。跨境族群亲属关系数据集为跨境族群冲突的量化分析提供实证基础；后殖民批判视角正在挑战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传统主权观念，推动全球土著人民权利议题；边境比较政治学则通过“边界效应”重新审视族群互动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使国家去自然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策略，在跨境移民研究中得到应用。
（一）跨境族群冲突与跨境族群亲属关系数据集
近年来，跨境族群数据库的建立和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原生主义诞生出新的学术生命力。由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国际冲突研究团队（ETH Zurich ICR）开发的跨境族群亲属关系数据集“EPR-TEK 2021”（Transborder Ethnic Kin 2021 Dataset）被广泛应用于跨境族群量化研究，其聚焦“跨境族群亲属关系”，即同一族群因国际边界分割而分布于两个及以上国家的情况。其核心标准包括两条：一是族群需在至少两国境内存在；二是族群名称需与基于民族志学命名规则一致或为同义词。数据集将族裔性定义为一种基于对共同祖先和共同文化的信仰的主观体验的共同感。正因为源系（祖先）、语言、宗教等的便于识别性及相对固定化，数据更易收集，指标更具操作化，国际上跨境族群的数据库从最初的概念定义上就有很强的原生主义元素。作为跨境族群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数据集之一，“EPR-TEK 2021”数据集被广泛用于族群冲突、区域自治、跨国身份认同等领域的研究。根据其配套的《跨境族群关系手册》（TEK Atlas 2021）所提供族群描述信息，华人（Chinese）也被归于跨境族群的一员，这是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与中国跨境族群研究最主要的差异之一。
该数据集及相关数据集家族的权威介绍《整合种族、地理和冲突数据：族群权力关系数据集系列》（Integrating Data on Ethnicity, Geography, and Conflict: The Ethnic Power Relations Data Set Family）发表在《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上，为研究者提供了数据使用的详细指南。其配套的《跨境族群关系手册》作为跨境族群亲属关系数据集的重要补充，描述了跨境族群的分布和特征，为研究者提供了具体的跨境族群信息。西方“族群化”所宣扬的族群意识具有分裂排他性。《跨境族群关系手册》显示，赋值时将华人归于跨境族群的一员，不仅把中国部分少数族群置于政府的对立面，而且在描述多个亚非跨境族群时也隐含分离主义的倾向。
基于“EPR-TEK 2021”数据集以及其前序版本（如“EPR Family 2014”）诞生了很多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拉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克里斯蒂安·斯克雷德·格莱迪茨（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艾迪安·萨利扬（Idean Salehyan）和朱利安·伍切尔芬尼格（Julian Wucherpfennig）的研究《跨境族群亲属与内战》（Transborder Ethnic Kin and Civil War）发表在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国际组织》），这项研究探讨了跨境族群与内战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内战的爆发不仅受国内因素的影响，还受跨境因素的影响。尽管已有研究揭示了跨境因素的重要性，但有一个核心问题仍未解决：为什么一些得到境外同族群支持的跨境族群（即所谓的“跨境族群亲属”），比如苏联解体后留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可以长期保持和平？该论文探讨了跨境族群与内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跨境族群对冲突的非线性影响机制，认为一国内战的发生概率与邻国同一跨境族群亲属的相对规模的大小成倒“U”形关系。
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冲突不仅与跨境族群亲属的相对规模大小有关，还与族群结构有关。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国际冲突研究团队拉尔斯·埃里克·锡德曼（Lars-Erik Cederman）等人探讨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何受到族群结构的影响，文章受到迈伦·韦纳（Myron Weiner）经典的“马其顿综合征”模型的启发，将特定的国籍问题与内战和国际冲突联系起来，使用了 1816 年以来欧洲国家边界和族群定居点的空间数据，以及 1945 年后的全球样本数据，检验当一个族群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且该族群在多个国家中存在时，是否就容易引发冲突。研究发现，被排斥和分裂的群体更有可能在国内发起叛乱，并且当其仅在边界的一侧进行统治时，更有可能发起领土要求和军事化争端。在族群分裂与部分自治同时存在的地区，叛乱和国家间冲突会相互强化。也就是说，国内的叛乱活动可能会引发国家间的冲突，反之亦然。
（二）全球土著政治与后殖民主义批判方法
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原生主义的研究还反映在全球土著政治（Global Indigenous Politics）。建立在近代欧洲历史经验基础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不仅在解释东亚及中国问题时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在分析和解释美洲、大洋洲、非洲的历史和现实时也遇到障碍。这些地区的一些学者尝试将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土著人民权利运动放在国际政治的框架中进行讨论，主张对国家主权、领土权、自由主义和人权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和排序。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EMRIP）副主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和全球事务学院副教授谢丽尔·莱特福特（Sheryl Lightfoot）将全球土著政治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尝试挑战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主权观自由主义国家基础和国际人权共识。
通过莱特福特提出的三个问题，以及其他有关土著与国际政治的文献，可以归纳出全球土著政治在国际政治研究议程中的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带有鲜明的批判性和社会运动性质。全球土著政治发展到现在，从学术议程走向社会运动，对现实层面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为形成了若干国际法文件，如欧洲的《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博尔扎诺 / 博赞关于国家间关系中少数民族的建议》（Bolzano/Bozen Recommendations on National Minorities in Inter-StateRelations），以及 2007 年通过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genous Peoples）等。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投票中，仅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四个国家投了反对票，讽刺的是历史上这些国家的土著人民权利都曾遭受严重侵害。
第二个特征是学者将国际关系理论视为殖民实践和后殖民主义学科。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马歇尔·贝尔（Marshall Beier）认为，国际关系学科对土著和少数族群的知识以及他们独特的认识方式相对缺乏关注，但是把殖民主义的许多有利叙述内化并表现为一种“霸权话语”：来自西方“自命不凡的”声音将其他声音排除在外。新西兰汉密尔顿怀卡托大学教授琳达·图希怀·史密斯（Linda Tuhiwai Smith）作为土著研究学者，呼吁推进研究方法的非殖民化并制定土著研究议程框架。
第三个特征是呼吁国际关系学科的多元声音和想象。多元主义认为，黑人、土著和有色人种（BIPOC）更致力于创造多元的世界，体现了超越“人类”“自然”和“地球”的概念。因此，这类文献呼吁国际关系学者认识并运用多元的想象，对诸如“人性”“代理”“治理”“威胁”和“伤害”等主流国际关系概念的界限进行重新思考，主张对人类社群内部与社群之间的关系变化还需要加强跨理论、跨范式、跨专业和跨学科的批判，因为这些概念往往通过否定、压迫和过度剥削特定的人身、社会和存在方式的权力形式来构建。同时，土著学者正在全球国际关系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土著学者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土著研究系副教授佐伊·托德（Zoe Todd）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转向”的危险仍然与殖民地遗留物并存，她建议重视与土著学者和学界进行交流，这样才能更好地挑战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框架。
（三）边境研究与“边境地区比较政治学”
比较方法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在边界两侧相邻的案例之间进行比较，在保持其他地理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系统地研究国家之间的差异，这种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对美加边界的研究。一些前殖民地的边界往往是任意划定的，这些边界将跨境族群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国家治理中，族群因为边境的存在被自然而然地分隔开，因此，边境地区被视为“自然实验”或“准自然实验”的研究样本，通过比较边界两侧的差异，可以将结果归因于各国的制度、人口特征或政策。然而，在边境使用自然实验的方法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陷阱——边界效应的复杂性、数据的可比性、样本选择偏差、内生性问题等。
越来越多的边境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日益阐明，边界的远近如何影响社会关系，揭示了边境不再仅是国家的边缘，更是观察和理解复杂社会互动与跨国联系的关键场域。这一跨学科研究已融合成为交叉学科——边界研究（border studies）。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分支学科，拥有自己的研究协会、博士课程和培养计划、学术期刊和学科手册。由罗伯特·布劳恩（Robert Braun）和奥托·基尼茨（Otto Kienitz）所撰写的《边界地区的比较政治：行为体、身份和策略》（Comparative Politics in Borderlands: Actors, Identities, and Strategies），于2022 年发表于政治学领域的顶级期刊《政治科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文章将比较政治学研究与边界研究进行对话，呼吁将“在边境地区的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 in border regions）转向“边境地区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 of border regions），更加强调边境地区本身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深入探讨边境本身的特性如何影响这些地区的政治过程，而不是仅仅作为研究的背景或附属部分。
深入研究“边界效应”对理论完善和改进研究方法意义重大。边界两侧案例比较研究常基于一个假定：国家认同优先于族群认同，国家制度既能塑造认同，也能引发冲突。但许多学者常把边界看作外生、静态的领土边界，忽略其作为动态社会力量对人们身份认同思考及政治动员方式的深刻影响。研究国家边境地区的学术研究提醒我们，边界在历史上一直充当着“表达民族差异（national difference）的特权场所”。在边境地区进行案例比较研究时，考虑边界效应的复杂性为跨境族群研究中的比较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在选择比较案例时，不仅要关注不同国家的跨境族群本身，还要考虑这些族群所处的边境地区的特殊性，以及边界效应对他们的影响。“边境地区比较政治学”揭示在跨境研究中，要特别关注与边界距离共变的变量，需要更精确的测量工具，更准确地评估边界效应的强度和范围，以及边界距离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
（四）跨境移民研究与“使国家去自然化”方法论
跨境移民研究的“使国家去自然化”（De-Naturalizing）要求研究者在设计研究时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倾向。“使国家去自然化”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策略，不仅在跨境移民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也是一种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新兴方法论。其核心是通过挑战和质疑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范畴和假设，揭示它们的社会建构性和历史性，从而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更深入的理解。具体而言，“使国家去自然化”意味着对“国家”这一概念在移民研究中的自然化倾向进行批判性反思和解构。传统上，国家往往被视为移民研究的默认单位，移民现象被简化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移动。然而，移民过程远比这种国家中心的视角更为复杂，涉及跨越国家边界的持续联系、网络和实践。因此，去自然化的方法论试图打破这种国家中心的框架，强调移民现象的跨国性和多维度性，关注移民个体和群体如何在国家之外建立联系、构建身份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为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移民现象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理论框架。跨国移民研究需要超越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采用多点民族志和全球化等新方法，以更全面地捕捉移民的跨国经历和影响。
挑战主流移民政策叙事和聚焦临时移民的现实是国际移民研究的新动力。社会不平等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既有研究日益关注跨境移民中的不平等，对将移民现象简单归因于发展不足的主流叙事提出批判性反思，倡导关注资本主义体系与帝国主义扩张背景下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的系统性剥削与不平等流动。《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期刊专门刊登了一组特刊文章，深入剖析了非西方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独特视角与实践经验，对比东南亚、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等地的临时移民政策框架，揭示移民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加剧移民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边缘化、劳动权益受损等脆弱性困境的机制。
总之，国际上的跨境族群研究超越了传统的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范式，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中抽取有效的元素来加以整合。无论是跨境族群亲属关系数据集、后殖民主义批判方法、边境地区比较政治学，还是“使国家去自然化”方法论，都表现出跨境族群学术研究的发展特点。
五、 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的特点
跨境族群研究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上的重要议题，其复杂性源于族群流动与国家边界的动态张力。当前国际学界的研究呈现三大显著特点：方法论的跨学科整合、本土主义视角的局限，以及实践导向的现实关切。一方面，研究者通过社会学、人类学与政治学等交叉视角，结合宏观数据建模与微观田野调查方法，揭示了跨境族群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文化认同、经济互动及政治博弈的多维样态；另一方面，本土主义倾向导致研究重心向特定区域倾斜，而忽视全球普遍性问题的理论构建。这种“选择性关注”不仅削弱了学术对话的广度，更可能强化西方中心的知识霸权。与此同时，跨境族群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全球化治理需求，促使研究愈发注重政策转化，但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数据获取的壁垒仍构成严峻挑战。这些特点共同勾勒出跨境族群研究的学术图景——既是多学科碰撞的试验场，也是本土性与全球性张力的缩影。
（一）方法论的跨学科整合
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一些学者注重实地调查和参与观察，深入跨境族群的聚居地，与当地民众共同生活，亲身感受和记录其日常生活、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另一些学者则侧重于理论分析和比较研究，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族群情况进行比较，总结其共性和差异，探索跨境族群问题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跨境族群研究通常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具体学科来看，社会学关注跨境族群的社会结构、群体关系和社会互动；人类学侧重于文化适应、民族认同和文化变迁；政治学则聚焦国家认同、边疆治理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这种跨学科性有助于全面理解边境地区的复杂动态，不同领域从各自的学科出发，为跨境族群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
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呈现出宏观和微观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因跨学科性的驱动，使得这两种范式在研究实践中相互交叉、互为补充，共同推动了跨境族群研究向更全面、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宏观范式倾向共时性比较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如统计分析、模型构建等，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来揭示跨境族群问题的宏观规律。微观范式多采用历时性田野调查，通常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访谈、参与观察等，通过深入到跨境族群的生活中，收集第一手资料来揭示跨境族群问题的微观细节。研究人员可以在跨境族群的聚居地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与当地居民建立密切的联系，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文化。近年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系统（GIS）、虚拟民族志或网络民族志等方法成为新的趋向。
跨境族群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可以促进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法整合。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方法与理论进行“跨界”。跨境族群研究方法为从事跨语言、跨文化、跨国境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工具与分析框架，以应对那些不能在一个学科框架内解决的问题。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的区域国别问题灵活选择、组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宏观范式在宏观层面把握跨境族群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整体特征与发展趋势，而微观范式则深入微观层面，多采用历时性田野调查，通过进行跨境跟踪研究，强调政策效果评估，关注具体社区和群体细节。二者的交叉融合，使研究者能够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全面理解区域国别问题的复杂性，既看到其在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等宏观背景下的总体表现，又深入了解其在具体边境社区中的生活实践与文化认同等微观现象。这种交叉融合不仅能够解释某一区域国别问题的宏观发展趋势，还能深入剖析其微观层面背后的逻辑与成因，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坚实支撑。这种全面的理解有助于研究者更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全貌，避免因视角单一而产生的片面性，同时又进一步激发研究者从不同学科的交叉点发现新的研究问题。
（二）本土主义视角的局限
在跨境族群研究中，本土主义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往往更关注本国或本地区的跨境族群问题，而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跨境族群研究热情不高。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多关注与本国国家利益相关的跨境族群，如美国聚焦美墨边境的跨境族群，欧洲国家关注东欧、非洲跨境族群，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族群关注较少。这种倾向可能导致研究视野的局限，无法充分理解跨境族群在全球范围的共性和差异。同时，对世界其他族群的关注缺乏，可能导致对一些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意义的跨境族群问题研究不足，无法为全球范围内的跨境族群问题提供全面深入的理论解释和现实解决方案。
国际上的主流理论建立在基于西方社区想象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体系的默认“模式”之上，这些理论经常以负面含义看待族群—民族国家（ethno-national）的表达和建构，认为它们会导致冲突并破坏现有世界国家体系。跨境族群的民族主义在维持其存在时往往面临与西方不同的挑战，特别是在亚洲多族群的后殖民地区，那里的空间往往被刻意划分为从所谓民主到极权政府统治的国家。
以中国西南为例，受“内亚史观”“新清史观”“征服王朝论”“赞米亚”学说、“南岛语族”等错误史观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西南族群的研究虽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观点，但是在其“华丽”的理论框架、诠释体系和学术话语之下，隐藏着诸多不易察觉的陷阱，造成中西学界之间的“交流屏障”。例如，纪若诚的《亚洲边疆：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转型》、乔荷曼的《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与《西南边疆的合作与反抗：18 世纪初清朝的两线扩张》、戴沙·莫滕森的《中国统治下香格里拉的历史：滇西北藏区的记忆、认同与控制权争夺》以及埃洛伊塞·赖特的《重写大理：建构帝国的边疆地区，1253—1679》等作品。尽管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但它们存在明显的“去中国化”倾向。在叙事模式和观点方面，其主体叙事将古代西南族群塑造成“逃避国家统治”的“自由”之民，将古代中国的西南边疆治理和民族融合视为一种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在史料选择方面，部分西方学者一方面强调重视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非汉文”或“非中国”档案文献；另一方面却无端质疑汉文史料的可靠性，而且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汉文史料阅读和分析能力有所不逮，出现了将《华阳国志》译为《中国与外国的记述》（An Account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的错讹。
这种中西学界之间的“交流屏障”还体现在西方学界的东南亚政治人类学和跨境族群研究的“云南困境”。出于政治需要或固有研究脉络的延续，西方学界对云南少数族群地区的研究视角存在严重的“东南亚化”和“泛泰主义”。从埃德蒙·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的研究》到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逃避统治的艺术》，都将云南视为“东南亚性”的一部分。西方普遍将云南跨境族群与“赞米亚”（Zomia）等学术概念高度绑定。
法国人戴·哈威·圣丹尼斯于 1876 年在法国出版的《中国的哀牢民族》一书中炮制了哀牢的后裔泰族人建立南诏的观点。直到 1885 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掸族发源地》一文中提出“南诏是泰族国家”这种说法，引起广泛关注。此后，大批专家学者、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纷纷著书立言，将南诏当作泰族历史的一部分。在“暹罗历史之父”丹隆亲王的积极推动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南诏是泰族王国说”不仅风靡于泰国，而且为世界上不少国家的主流学界所接受，写进历史著作、中小学教科书甚至权威性的学科工具书。
傅斯年、顾颉刚、陈序经、凌纯声、方国瑜、许云樵、刘尧汉、陈吕范、江应樑、张廷休、岑家梧、贺圣达和林超民等数代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方式对此进行批判和反驳。20世纪80年代，陈吕范的文章被翻译成泰文发表，在泰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所谓的“南诏是泰族国家说”的影响并未消失，至今仍有国外学者将中国云南的少数族群历史视为东南亚族群史的一部分。
“云南困境”是反常的，为什么中国学者的论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泰国和西方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为什么“南诏是泰族王国说”仍然流行于西方学界？首先，国外学者囿于语言的障碍，未能及时了解获取中国最新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国内就有学者发表相关文章进行反驳；其次，中外学者受到的学术训练也影响了学术交流。国外的学者很多受到后殖民主义范式的影响，认为应对中文文献提高警惕，注意辨析“中国中心论”色彩；最后，国内外研究不可避免地可能受到政治需要或既有研究脉络的影响。追溯当时泰国的政治氛围和政治精英的政治偏好，在其“泛泰主义”下，对“南诏是泰族王国说”的批评观点几乎不可能在泰国获得赞同。西方学界也往往由于早期文献的权威性把“南诏泰族王国说”当作定论而不加思考地接受和转述。
空间和边界知识是区域知识生产的重要内容。中西方关于中国西南跨境族群的认知差异，正是国际学界本土主义盛行的缩影，需要反思西方关于民族与族群的知识生产及其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关系。近代欧美大国的西藏知识生产也是很好的一个案例，欧美大国既把对西藏这一特殊地域的知识生产当作地缘政治竞争和科学竞争的内容，又把认识西藏看作“共同事业”，体现出很强的跨国合作性。尽管国际上关于跨境族群研究的知识生产和积累很丰富，但在当今世界的思维和话语体系中，欧美那些貌似普遍知识的范式理论仍然占据着更高生态位，即使是东南亚的本土知识生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范式的影响。
（三）实践导向的现实关切
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与现实中的族群冲突、移民流动、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密切相关，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政策导向。跨境族群的活动对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有直接影响。跨境犯罪和非法移民问题具有跨国性和复杂性，非法移民可能涉及跨境犯罪活动，如走私、贩毒、恐怖主义等，这些活动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解决相关问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研究跨境族群的政治倾向、社会关系、活动范围等，能为边境治理和安全政策提供依据，有助于政府制定针对性的边境管控措施，维护边境安全。
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境族群的形成与移民、难民潮密切相关。研究跨境族群的迁移模式、定居情况和融入问题，能够为解决移民和难民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例如，通过了解跨境族群在接收国的生存状况和需求，可以制定更加人性化的移民政策和难民救助措施，促进移民和难民的安置与融入。
跨境族群常与祖（籍）国保持联系，这种联系可能会影响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研究跨境族群在驻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可为外交政策调整提供参考。例如，中国在制定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时，会考虑当地华人华侨的情况，以平衡促进两国关系和保护华人华侨权益。
然而，国际上跨境族群研究存在严重的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现实中的跨境族群问题往往涉及多种因素的交织，如政治冲突、经济利益、文化差异、宗教信仰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极为复杂。例如，在中东地区，库尔德人的跨境问题不仅涉及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等国的政治博弈，还与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地缘政治和宗教矛盾紧密相关。与此同时，跨境族群的状况和问题随时间不断变化。例如，移民政策的调整、地区冲突的爆发、经济危机的影响等都可能迅速改变跨境族群的生活状况和群体关系。学术研究可能难以及时捕捉这些动态变化并做出相应调整。除了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之外，跨境族群还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污染、公共卫生问题等。这些威胁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难度，而现有理论在应对这些新挑战时显得解释力不足。
跨境族群问题存在国际协调的难题。跨境族群问题往往具有跨国性，需要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跨境族群的复杂社会网络有时会被跨国犯罪组织或恐怖主义势力利用。研究跨境族群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有助于揭示跨国犯罪和恐怖活动的规律与特点，为打击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提供情报支持和政策建议，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然而，由于各国的国家利益、政治体制、文化价值观等存在差异，在国际层面达成共识和有效合作并不容易。例如，在处理难民问题时，各国可能在责任分担、难民安置、边境管控等方面存在分歧，最终影响问题的解决效率和效果。
跨境族群的数据存在获取困难的问题。跨境族群研究需要大量的一手数据，但获取这些数据往往面临诸多困难。例如，某些地区的政治不稳定、安全形势恶劣、研究准入限制等都可能阻碍研究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和数据收集，导致研究结果缺乏充分的实证基础。
关注跨境族群的社会文化变迁，探讨其在跨国交流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对所在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可以为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保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提供理论支持。跨境族群往往保留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受到驻在国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研究跨境族群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变迁，对于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交流以及应对跨文化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和周边国家拥有许多同根同源的跨境族群共有的文化，在探索共同传承、保护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国际合作的潜力。中国与蒙古国在 2005年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20 年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也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都是跨境共同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国际跨境族群研究在方法论创新与理论反思中不断深化，其核心启示在于：唯有打破学科壁垒与地域偏见，方能回应全球化时代的复杂命题。这与区域国别学的发展需求相契合。首先，跨学科方法的融合，既能揭示族群流动的宏观规律，又能捕捉个体身份重构的微观机理。其次，批判性审视本土主义的知识生产机制至关重要。最后，实践层面需推动“学术—政策”的良性互动，既要通过跨境跟踪评估政策实效，也需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强化国际协作。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整合区域国别学的多元视角，既关注族群认同的动态性，亦需警惕理论工具被地缘政治裹挟的风险。唯有如此，跨境族群研究方能超越碎片化窠臼，成为理解文明交融与冲突、塑造包容性全球秩序的关键路径。
六、结语
跨境族群研究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全球化时代族群、国家与边界之间的复杂互动。基欧汉和奈在几十年前提到，国际关系必须重新考虑其基本概念类别，以捕捉非国家行为者和次国家行为者之间的跨境关系。区域国别学在过去常常被简单地视为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相加，即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分别进行研究，然后进行综合，但这种理解忽略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联系与影响的复杂性。区域国别学不应仅仅是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的简单相加，其核心在于“跨界”，即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以应对那些不能在一国框架内或国际关系框架解决的问题。
中国和西方关于跨境族群的知识体系非常不一样。国际学界以“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建构主义”三大流派展开争鸣，并尝试从三大范式和其他路径中抽取有效的元素来加以整合，本质上仍带有三大流派的深刻烙印。在研究议题上，国际学界关注族群冲突机制、跨境移民网络、族群权利政治等议题。跨境族群的研究传统重视历时性田野调查，一项深入的研究往往进行长达数年的跨境追踪，亦强调政策效果评估，但西方明显更倾向于共时性比较研究，通过“自然实验”尽可能控制变量，探索跨境族群问题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国际上的跨境族群研究出现了多学科参与、多理论交叉的发展趋势。国际学界虽成果丰硕，却难掩西方视角局限：本土主义倾向导致研究碎片化，西方冲突范式遮蔽了历史中潜藏的合作智慧，而理论与现实的鸿沟则呼唤更具动态性的分析框架。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的研究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为核心框架，强调本国跨境族群与国家的共生关系，通过田野实证与“和平跨居”模式的提炼，注重古籍文献与口述史互证，不仅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惯性，更将古代边疆治理、文化共生等议题纳入全球对话，彰显非西方经验的学术生命力。中国的跨境族群研究吸引并整合了一大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展研究，形成了专门围绕跨境族群进行学术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召开学术会议、创办学术刊物、设立学术机构和专业委员会等。这都说明，与跨境族群研究相关的国家现实需求旺盛，跨境族群研究有潜力成为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西学界的两种知识存在互补的可能。跨境族群研究在理论、方法和现实应用上成果丰硕，为理解相关问题提供了多元视角，区域国别学可以成为融合两种知识的平台。通过区域国别学，跨境族群研究有助于重新理解本土知识，既需要对现有全球知识结构中最有影响、传播最广的学术流派进行解析，亦不可忘却对主流话语体系内在盲区的审视，让知识谱系完整呈现，进而建立新的学问。如果将全球政治归为最根本的两个主题：冲突与合作，则国际上关于跨境族群的研究范式更关注“冲突”，而缺乏对另一个主题——“合作”的关注，这正是中国跨境族群研究可以为国际学界作出的贡献。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境族群研究不仅是学术探索，更是应对族群冲突、移民危机及跨文化挑战的关键工具，可以为未来世界构建新的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提供灵感与启示。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4期，第45—75页。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