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李盼盼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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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探究 国外土耳其研究的范式演进特征
观点集萃 国外土耳其研究的困境与反思
编者按：土耳其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上，地跨欧亚，三面环海，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关键枢纽。这片土地历经拜占庭、奥斯曼帝国以及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更迭，始终处于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前沿。冷战时期，土耳其是北约遏制苏联的南翼屏障。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在中东、高加索、中亚等区域的角色重要性日益凸显。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能源格局变动、中东地缘重组以及大国博弈加剧，土耳其依托黑海海峡控制权、地跨欧亚的区位优势与多重身份角色，释放出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此外，土耳其还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其内政外交政策对中国的欧亚战略布局构成一定影响。因此，深挖土耳其研究的范式及主要观点、概念，既是深化土耳其研究的学术刚需，有助于为世俗化、民主转型、民族国家建构等理论研究提供了关键案例，同时也对研判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趋势、中土关系发展等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撑。
国际范围内土耳其研究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其自18世纪萌芽，19世纪正式成为独立学科。在奥斯曼帝国衰微、西方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彼时的土耳其研究以东方主义范式为主，呈垄断格局。20世纪2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深刻影响了土耳其史学。冷战时期，西方学界依托现代化理论，将土耳其塑造为非西方国家推行现代化的样板。伯纳德·刘易斯等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土耳其研究在现代化范式下开展的学科基础，然而该范式却因西方中心主义特征明显而蕴含危机。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现代化理论式微、依附理论的兴起，外加土耳其政局动荡，学界开始反思现代化范式的研究局限，重审奥斯曼遗产、打破“断裂”叙事，以此来凸显土耳其历史的延续性。21世纪以来，全球化与区域动荡推动着土耳其研究步入范式碎片化、去中心化的阶段，随着后殖民主义、微观史等视角的融入，库尔德问题、新奥斯曼主义等话题成为研究热点。
本期特辑旨在系统梳理国际范围内土耳其研究范式的演进历史，并进行批判性反思，试图揭示不同时期的地缘政治背景与理论思潮如何塑造土耳其研究的范式，这些范式有哪些特征、局限等，希望能超越传统范式的局限，为理解当代土耳其提供更有效的分析工具。
为系统梳理国际土耳其研究的整体图景，本期特辑分为上下两期，聚焦两大核心议题：其一，追溯土耳其研究的范式演进历史，厘清其知识生产特征并反思局限；其二，通过分析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土耳其研究机构、学术期刊以及知名学者的学术贡献成果，来探讨土耳其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学术争论。
学之探究 | 国外土耳其研究的范式演进特征
土耳其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枢纽，东西方文明的拥有者，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外的土耳其研究历史悠久，拥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其自18世纪萌芽，19世纪正式成为独立学科，历经近两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已形成兼具规模与深度的学术体系。土耳其研究的学术史并非简单的线性范式叙事，即新旧替代的单向过程，而是存在不同范式交叉共存。
范式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准则，决定了知识生产的视角与规则。托马斯·S·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指出：“向新范式的过渡就是科学革命”，其重点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与价值观的变革。[1]这一范式理论土耳其研究的学术史分析提供了重要工具。古尔明德尔·K·班布拉（Gurminder K. Bhambra）的“连接社会学”理论与范式杂交概念是相通的。该理论并非简单地将既有理论叠加，而是通过批判性地融合后殖民研究、去殖民研究、历史社会学等多种学术传统，对现代性和社会学知识本身进行根本性的重构，[2]这一过程深刻重塑了知识生产的逻辑，给研究者提供了范式杂交的新思路。
国外土耳其研究的范式演进，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学术思潮演变、对象国的社会变革紧密相关。昝涛教授认为，当前随着“全球南方”崛起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认识论的非殖民化”转向，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着多重变革诉求，比如，要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的东西方二元对立局限；要摆脱西方话语霸权，实现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觉醒。[3]基于此，本文从知识社会学视角，整合全球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心、代表学者、重要研究成果、研究主题等，来系统考察土耳其研究的学术史，旨在理解国外土耳其研究的范式演变脉络、知识生产经验，进而提出反思性结论。
国外土耳其研究的范式演进，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范式都对应着特定的历史语境、学术思潮与研究诉求，形成了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这种演进并非简单的新旧替代关系，而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批判、继承与超越。这些范式并非单独存在，有时也会交叉融合。
一、东方主义范式（18世纪至20世纪初）
18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国外土耳其研究日益兴起，其最初的范式是东方主义范式，核心特征是单一范式垄断，知识生产呈现他者化与同质化的特征，将奥斯曼—土耳其视为他者，缺乏范式间的交叉与融合。这一范式的形成与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需求高度契合，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情报收集者的角色。正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所言，“东方主义是西方支配、重构和掌控东方的一种方式……欧洲文化通过将自身与东方对立起来，将其视为一种替代性的、甚至是隐秘的自我，从而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和认同感”。[4]西方学者将自身置于文明中心的地位，将土耳其视为需要被改造、被拯救的他者，其知识生产的核心是强化西方优越、东方落后的二元对立，为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干预与控制提供合法性。正如忽里·伊斯拉莫卢（Huri Islamoğlu）所指出的，东方专制主义等西方中心论概念，将东方描述为静态、非理性、专制的他者，将东方概念化为自身的对立面或对比背景，衬托出西方充满活力、理性与民主的特性。[5]这导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忽视了土耳其自身的历史主体性。
这一时期的土耳其研究主要是奥斯曼研究，知识生产过程由欧洲诸国、俄国乃至奥斯曼帝国本土精英共同参与，由西方传教士、外交官、旅行者及早期东方学家主导，研究目的并非出于学术本身的探索，而是为西方殖民扩张服务。研究问题聚焦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东方落后文明的典型代表。研究方法以描述性叙事为主，缺乏严谨的学术论证，多基于主观观察与经验，甚至存在刻意的歪曲与抹黑。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是英国东方学家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闪米特语言通史与比较体系》（Histoire générale et système comparé des langues sémitiques），其在该书中通过将闪米特语言、印欧语、土耳其语、古希腊语等语言进行优劣对比，隐性传递殖民主义话语。[6]
在东方主义范式下，柏林自由大学、德国东方学会与维也纳大学东方学院是主要的研究机构。柏林自由大学迄今保留着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独立教席，其学科设置体现了德国东方学从古典语文学向区域研究的延续与转型。[7]德国东方学会（DMG）作为1845年成立的学术组织，自创立之初便将土耳其研究纳入其研究范围之中，其出版的《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自1847年以来持续刊载土耳其语文学的重要成果。[8]维也纳大学东方学院则代表了奥地利的东方学传统，这一传统与哈布斯堡王朝的东方政策有着深刻关联。
德奥东方学传统主要由两代学者奠基而成。奥地利东方学家约瑟夫·冯·哈默-普尔戈施塔尔（Joseph von Hammer-Purgstall）的十卷本《奥斯曼帝国史》（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堪称西方奥斯曼研究的奠基之作。该著第一版于1827-1835年间在匈牙利佩斯（Pesth）出版，后于1834—1836年修订后再版，其编纂依托于此前未经使用的抄本与档案文献，奠定了西方学界对奥斯曼历史的基本叙事框架。[9]安德烈亚斯·蒂策（Andreas Tietze）继承了维也纳大学语文学的传统，他在奥斯曼语词典编纂与词源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他与吉尔伯特·拉扎尔（Gilbert Lazard）合写的文章《安纳托利亚土耳其语中的波斯语借词》（“Persian Loanwords in Anatolian Turkish”）是土耳其语语言接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10]
德奥东方学的成果集中体现于《伊斯兰教》（Der Islam）期刊的创刊。该刊由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于1910年创办，是全球最古老的伊斯兰研究专业期刊之一。该期刊聚焦于19世纪现代化进程之前的中东历史与文化，侧重基于文献传统、档案材料与考古证据的语文学和文献学研究，其学术取向深刻体现了德奥东方学坚持语言中心主义与文本考释的主要研究方法，[11]这种方法下，学者们将掌握东方语言等同于理解东方社会。这一取向虽然有助于推进语文学传统走向成熟，却也导致了人们对东方社会现实的忽视。总之，该期刊与前述研究机构以及代表性学者一起，共同构筑了德奥东方学语文学传统下土耳其研究的完整知识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研究的东方学遗产并非全然负面。后续有学者开始重新评估东方主义的复杂性。例如，哈伦·库丘克（Harun Küçük）在《无闲暇的科学：伊斯坦布尔的实用自然主义（1660-1732）》（Science without Leisure: Practical Naturalism in Istanbul, 1660-1732）中对17世纪伊斯坦布尔科学实践的研究表明，奥斯曼学者并非被动接受欧洲知识，而是发展出一种实用自然主义（Practical Naturalism），[12]“与欧洲科学叙事相比，十七、十八世纪伊斯坦布尔的科学远不那么经院式，不那么哲学化，却更具国际视野，也更注重实践”。[13]俨然成为了一种谋生和服务的手段，有效回应了地方社会的现实需求。这种科学实践挑战了东方学等同于知识霸权的简单叙事，提示我们关注知识生产中的地方能动性。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为后续土耳其研究奠定了基础，西方学者开始系统收集奥斯曼帝国的档案资料，梳理其历史脉络，推动了土耳其研究从零散发展走向系统化。但总体而言，东方主义范式下的土耳其研究，是殖民时代的产物，其知识生产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严重制约了研究的客观性。
二、法国年鉴学派范式（20世纪30年代至今）
年鉴派史学是20世纪起源于法国的史学流派，由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于1929年创立。该学派以《年鉴：经济学、社会、文明》（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杂志为阵地，倡导突破传统政治史局限，主张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总体史。[14]学派强调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及心态在历史发展中起的作用，这对土耳其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影响下，法国的土耳其研究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15]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16]及法国安纳托利亚研究所（IFEA:Institut Français d'Études Anatoliennes）[17]为核心机构，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作为法国最大的政府研究机构，其跨学科协作机制为土耳其研究提供了制度支撑，尤其通过整合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探索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世界的长期结构性演变。[18]这一学术路径深受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长时段”理论的影响，该理论奠基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突破传统政治史框架，将地理环境、经济网络与物质文明视为塑造历史的深层结构，并明确将奥斯曼帝国纳入地中海整体史分析体系。[19]
在方法论层面，法国学界遵循布罗代尔倡导的结构主义史学，聚焦三大核心维度。一是经济社会史与人口史，奥梅尔·吕特菲·巴尔坎（Ömer Lütfi Barkan）等学者[20]通过奥斯曼税收档案与人口登记数据，揭示了帝国经济体系的周期规律与劳动力流动模式，呼应了布罗代尔对“中时段”经济社会周期的分析框架。[21]二是物质文化史，受布罗代尔《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5至18世纪）》（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22]的启发，学者们研究奥斯曼手工业网络、商品流通与日常生活结构，探索物质交换如何维系跨地中海的社会联结。三是心态史与制度韧性，保罗·维泰克（Paul Wittek）提出加齐（Ghazi）理论，剖析奥斯曼边疆扩张中的意识形态动力，从心态层面解释帝国制度在长时段中的适应性。[23]
三、现代化范式（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和法国年鉴学派注重构建宏大、抽象的哲学或社会学理论不同，英国学者倾向于“让史料说话”，更注重对史料进行严谨的考据、翻译和注释，在确凿的证据基础上进行有限、具体的归纳总结。英国土耳其研究深植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以扎实的档案考据和对制度运作的细致剖析为核心特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验主义制度研究”[24]范式。这一传统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及剑桥大学近东史专业为重镇，其中牛津圣安东尼学院中东中心档案馆收集的大量、从1800年延续至今的个人档案与官方文件，[25]为制度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该范式关注奥斯曼帝国的核心治理机制，如蒂玛尔与米勒特制度，学者们倾向于在细致梳理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展现出鲜明的经验主义色彩。通过数代学者的积淀，英国土耳其研究凭借严谨的实证传统与扎实的制度分析经验，在国际学术界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已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维克多·路易斯·梅纳奇（Victor Louis Ménage）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关注奥斯曼帝国在十四至十六世纪期间的扩张史，与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一起，在推动英国的奥斯曼历史研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6]另一位代表人物哈密尔顿·亚历山大·罗斯基恩·吉布（Hamilton Alexander Rosskeen Gibb）则将制度研究的视野拓展至伊斯兰文明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上，其学术路径深刻影响了英国的中东研究传统。[27]出生于英国的伯纳德·刘易斯虽后赴美国发展，但其早年受训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著《现代土耳其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28]凭借对奥斯曼帝国至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制度演变的系统分析，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被众多欧美和土耳其的大学选定为土耳其史专业的教材”[29]。从研究内容的角度来看，该著作的出现也代表着国外土耳其研究领域，现代化范式逐渐取代东方主义范式，成为20世纪中期主导型的研究范式。和东方主义范式一样，其核心特征也是单一范式垄断，知识生产呈现出他者化或同质化的特征，缺乏范式间的交叉与融合。
在当时，随着二战结束、殖民体系瓦解与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逐渐取代欧洲成为土耳其的主要资助者，[30]国外土耳其研究的范式也逐渐发生了转变，现代化范式成为了主导范式。该范式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极力推崇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将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视为向西方看齐的过程。这一转变的背景在于，土耳其凯末尔革命推行了一系列西方化、世俗化的现代化改革，促使土耳其成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典型案例。[31]同时，冷战时期，土耳其加入北约，成为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32]其现代化进程引起西方高度关注。当时，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思潮，为土耳其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此外，美国的土耳其研究开始走向学科化，美国掀起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浪潮，土耳其被纳入近东或中东研究板块的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框架内。
现代化范式对土耳其研究的重塑体现在多个层面。在时间观上，它确立了“断裂”而非“延续”的历史叙事。凯末尔革命被塑造为与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彻底决裂，现代土耳其则被视为从东方走向西方的典范案例。正如刘易斯所言：“土耳其从此便同自己的过去以及东方最后决裂，并且终于使自己成为现代西方文明中的一分子了。”[33]研究的核心问题聚焦于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重点突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认为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摆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而现代的标准则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在研究对象上，现代化范式偏爱政治史与思想史，关注精英人物、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论争，而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与普通人生活则被边缘化，比如重点聚焦于凯末尔主义的推行、世俗化改革、民主化进程、经济现代化等。正如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中，刘易斯曾多次提及凯末尔的演讲内容，以此来论证自己的观点。[34]在方法论上，现代化理论隐含着线性发展观，将西方道路设定为普适标准，土耳其经验的价值仅在于验证是否偏离这一标准。这种方法导致这一阶段的知识生产呈现同质化特征，即忽视土耳其的本土传统与主体性选择，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学者包括伯纳德·刘易斯，他借助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系（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Studies）拥有北美最强奥斯曼档案收藏这一优势，将土耳其史带入英语世界主流视野中，其代表作《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被视为这一范式的经典著作，系统探讨了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兴起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成为当时土耳其研究领域的标杆性成果。[35]刘易斯强调从奥斯曼—土耳其自身的视角审视其改革进程，试图摆脱传统东方主义的偏见，但本质上仍将西方现代化模式视为土耳其转型的终极目标，未能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芝加哥大学教授哈利尔·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ık）的论文集《奥斯曼帝国：征服、组织与经济》（The Ottoman Empire: Conquest, Organization and Economy），[36]开创了奥斯曼档案与社会科学研究结合的传统。此外，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将土耳其纳入现代化转型的全球案例，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的认知逻辑。[37]现代化范式的学术霸权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冷战时期，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和温和伊斯兰的样板，其发展道路被赋予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研究土耳其，某种程度上即是为西方现代化方案寻找合法性证明。这个角度解释了为何刘易斯等人的著作能够获得远超该领域学术圈的关注度。
在现代化范式下，西方学者将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视为非西方国家向西方看齐的典型案例，其知识生产具有明显的同质化特征，聚焦于为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普适性特征提供证据，将土耳其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反而忽视了土耳其自身的历史特色与社会现实。尽管有很多缺点，但现代化范式仍推动国外土耳其研究实现了学术化的转型，使其从殖民话语的附属转变为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培养了一批专业的研究者，为后续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四、后现代范式（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冷战的结束以及土耳其自身社会变革的深化，[38]现代化范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自20世纪70年代起，现代化范式遭遇内外夹击。内部批评指出其视野狭隘，重政治而轻社会研究，外部挑战则来自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批判范式。在此背景下，后现代范式逐渐兴起，成为土耳其研究的核心范式。荷兰历史学家小许理和的《土耳其现代史》可被视为对刘易斯现代化范式的选择性修正。通过与刘易斯作品的对比可见，许氏著作强调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之间的历史延续性，反对革命史观造成的叙事断裂；[39]它聚焦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融入进程中普通人的命运，反思现代化范式对经济和文化维度的忽视；[40]它刻意摆脱土耳其民族中心叙事，还原奥斯曼帝国多族裔、多文化的本来面目。[41]这一研究取向的转移，标志着社会史视角对政治史范式的有力矫正。
后现代范式下的土耳其研究核心是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与反思，它打破了现代化范式下的单一研究视角，推动了土耳其研究进入范式交叉融合期，后现代范式、族群研究范式、性别研究范式等与传统范式形成激烈碰撞。土耳其学者易卜拉欣·卡亚（İbrahim Kaya）提出的“后现代性”概念为理解和诠释多元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42]研究问题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反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不再局限于现代化转型，而是聚焦于土耳其的身份认同、族群矛盾、宗教与世俗的关系、性别平等、地方治理等多元议题。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以西方为中心，而是开始关注土耳其的本土视角、边缘群体的声音，强调从土耳其内部理解土耳其。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化，引入了文化研究、族群研究、性别研究、话语分析等多种方法论，摆脱了传统研究中政治、外交中心主义的局限。
这一时期的土耳其研究成果呈现出鲜明的批判性色彩，学者们批判现代化范式下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凯末尔改革中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世俗化和西化，批判土耳其国家建构过程的少数族群压迫，同时也对东方主义范式的遗产进行了深刻反思。小许理和的《土耳其现代史》[43]便是后现代范式的典型代表，该书强调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之间的历史延续性，反对割裂二者的革命史观，将研究视角从政治、外交转向普通人的生活，体现了后现代范式的批判精神与多元视角。此外，忽里（Huri Islamoğlu）在《从世界史角度看奥斯曼历史》（Ottoman History as World History）[44]中对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中的四种阐释模式进行了批判，这也体现出后现代范式对现代化范式中二元对立研究框架的突破。俄罗斯土耳其研究专家克谢尼娅・V・格列本希科娃（Kseniya V. Grebenshcikova1）和阿尔苏・M・尼格马图利娜（Alsu M. Nigmatullina）则通过研究土耳其后现代主义“第二浪潮”代表作家哈桑·阿里·托普塔什（Hasan Ali Toptaş）、佩里汉·马格登（Perihan Mağden）的作品，进一步丰富了后现代范式下土耳其文化研究的维度。[45]
从知识生产的逻辑来看，后现代范式下的土耳其研究，本质上是批判性话语的再生产，其核心是打破现代化范式的局限，强调知识生产的多元性与本土主体性。但这一范式在实践中也存在局限，即部分学者过度强调批判，反而忽视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部分研究在批判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方案时，不自觉地陷入了全盘否定现代性的泥淖，未能实现对既有范式的合理继承与超越。此外，后现代范式虽在理论层面倡导多元、批判、边缘声音与去中心化叙事，但在土耳其现实的威权政治环境中，其关注的库尔德问题、性别政治、宗教－世俗矛盾、少数群体权利等议题，恰恰成为政治高压下最受限制的研究领域。例如，亚塞明·古尔苏姆·阿贾尔（Yasemin Gülsüm Acar）等学者研究发现，土耳其威权主义语境下，库尔德问题等少数民族敏感议题的研究受到诸多限制，研究者通常会面临自我审查与职业上的风险，这些会进一步影响知识生产的全面性，[46]这些都是后现代范式在实践层面的重要局限。总之，尽管这一时期的范式碰撞，打破了传统现代化范式研究的局限，推动知识生产从同质化向多元化转型，但尚未形成成熟的交叉融合范式，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1世纪全球史范式的形成。
五、全球史范式（21世纪以来）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以及“全球南方”的崛起，国外土耳其研究的范式进一步演进，进入范式交叉融合期。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传统范式与新兴范式的融合并存，彻底打破了线性范式演进的局限，实现了知识生产的创新性突破。其中全球史范式逐渐占主流，这一范式的核心是打破国家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将土耳其置于全球历史演进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知识生产的多元化。
全球史范式的兴起，与土耳其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21世纪以来，随着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的提升，土耳其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即从完全倚重西方国家到重视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积极“向东看”，[47]加强与亚洲、非洲国家的合作，这促使其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这推动了国外学术界对土耳其的研究视角从西方附随者向全球参与者的转变。这一范式下的国外土耳其研究聚焦于土耳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土耳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土耳其在全球或区域治理中的角色等。
全球史范式与土耳其本土视角的杂交融合，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传统全球史范式虽强调全球关联性，却易忽视本土主体性；而本土视角虽重视土耳其的历史传统，却易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杂交融合后的范式将土耳其置于全球历史语境中，同时坚守本土视角，探讨土耳其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塑造关系。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的“伊斯兰式的”（Islamicate）概念，为这一杂交范式提供了理论支撑，它将伊斯兰文明从单纯的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强调伊斯兰文明的综合性与对全球多种文明的兼容并蓄，将土耳其的世俗化、现代化探索，重新解读为“伊斯兰式的”文明在现代性挑战下的转型，而非简单地模仿西方，推动学者们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土耳其的历史与文明地位。[48]简・伯班克（Jane Burbank）与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的《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权力与差异政治》（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将奥斯曼帝国纳入全球帝国互动框架，同时关注其本土治理特色，是这一杂交范式的实践典范。[49]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阶段全球史范式下的土耳其研究，本质上是生产多元化的知识，其核心是在全球史大背景下，强调土耳其的主体性，既关注土耳其自身的历史发展，也关注土耳其与世界的互动；既尊重土耳其的本土特色，也重视全球语境的影响。虽然这一阶段的范式杂交，推动国外土耳其研究的知识生产从西方中心主义走向多元共存，但其仍处于萌芽期，存在交叉融合不够深入、全球视野与本土视角之间的“度”把握不好、学术评价体系同质化等问题，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创新。
注释：
[1] Thomas S.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p.24,61,90,175.
[2] Gurminder K. Bhambra,Connected Society, Bloomsbury, 2014, pp.104，117-118.
[3] 昝涛教授最早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并对其进行系统、深入阐释。参见：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昝涛教授主讲“认识论的非殖民化与全球南方”》，2025年10月22日，https://ias.pku.edu.cn/xwgg/xyxw/a278bac24f2e414295b5a259b07e54fc.htm，2026年2月24日。
[4]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3.
[5] Huri Islamoğlu, Ottoman History as World History, The Isis Press&Gorgias Press, 2010, p.13.
[6] Ernest Renan, Histoire générale et système comparé des langues sémitique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63，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64370643.texteImage, 2026.03.05.
[7]https://www.geschkult.fu-berlin.de/en/fachbereich/index.html, 2026.02.23.
[8]https://library.arce.org/portal/Author/Home?author=Deutsche%20Morgenl%C3%A4ndische%20Gesellschaft.&lng=en, 2026.02.23.
[9] Joseph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 grossentheils aus bisher unbenützten Handschriften und Archiven, Pesth : C.A. Hartleben, 1834-1836, https://find.library.upenn.edu/catalog/9935201643503681?hld_id=22280406690003681.
[10]Andreas Tietze, Gilbert Lazard, “Persian Loanwords in Anatolian Turkish”, pp.125-168, https://www.azargoshnasp.net/languages/Persian/persianloanwordsistanbulturkish.pdf, accessed by 2026.02.24.
[11]https://www.degruyterbrill.com/journal/key/islm/html, 2026.02.23.
[12]指当时伊斯坦布尔出现的一种注重实用、经验和手艺，而非理论和哲学的“自然知识”探索倾向。
[13]Harun Küçük, Science without Leisure: Practical Naturalism in Istanbul, 1660-1732.,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9, p. 3.
[14]年鉴学派，《大英百科全书》，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nnales-school,2026.03.04.
[15]1939年10月成立，官网：https://www.cnrs.fr/en,2026.02.25.
[16]https://www.ehess.fr, 2026.02.25.
[17]https://ifea-istanbul.net, 2026.02.25.
[18]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https://www.cnrs.fr/fr/le-cnrs, 2026.02.22.
[1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下卷）》，唐家龙/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0]虽是土耳其人，但在法国学界有一些成果，影响力比较大。
[21]Yunus Koc, “The Contribution of Omer Lutfi Barkan to Historical Demographic Studies and the Problems of Ottoman Demographic Histor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Bili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in Turkish World, March 2013, 65(65), pp.177-202.
[22]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 Paris: Armand Colin,1980.
[23]Paul Wittek,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urkey, thirteenth–fifteenth Centuries, Routledge,2012.
[24]“经验主义制度研究”是英国土耳其研究（特别是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中一种典型的学术范式。经验主义指的是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它强调研究要基于档案考据、理论建构要谨慎，这是它与法国年鉴学派注重提出宏大理论框架之间的重要区别；制度研究指的是研究的对象和主题，学者们主要关注奥斯曼帝国的各种制度。总之，该范式指一种以奥斯曼帝国的具体制度为研究中心，通过对原始档案进行严谨、细致的考证，来探究这些制度如何运作、如何演变，以及它们对帝国治理产生了怎样影响的学术路径。
[25]https://www.sant.ox.ac.uk/middle-east-centre/middle-east-centre/middle-east-centre-archive/，2026.03.04.
[26]https://academic.oup.com/jis/article-abstract/34/2/279/6998099,2026.03.04.
[27]William R. Polk, “Islam and the West: I. Sir Hamilton Gibb Between Orientalism and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6, No. 2, 1975, pp. 131-139.
[28]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9]杜东辉：《反思传统范式：小许理和<土耳其现代史>述评》，李秉忠、周厚琴、刘姜：《土耳其研究（第4辑）：环黑海研究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30页。
[30]William Hal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1774-2000,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p. 113-115.
[31]萧宪等：《沉疴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3页。
[32]Resmi Gazete, S. 8038, 19 Şubat 1952, s. 2809-2810.转引自：İbrahim Mert Öztürk, “Türkiye'Nin Balkanlarda Batı Ve Doğu İttifakına Bağlı İki Sınır Komşusuyla Siyasi İlişkileri, Bulgaristan Ve Yunanistan(1945-1960),” Ankara Üniversitesi, Doktora Tezi, 2014, s.5.
[33][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3页。转引自：杜东辉：《反思传统范式：小许理和<土耳其现代史>述评》，李秉忠、周厚琴、刘姜：《土耳其研究（第4辑）：环黑海研究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03月，第131页。
[34]杜东辉：《反思传统范式：小许理和<土耳其现代史>述评》，李秉忠、周厚琴、刘姜：《土耳其研究（第4辑）：环黑海研究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03月，第126页。
[35]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6]Halil İnalcık, The Ottoman Empire: Conquest, Organization and Economy, Koç Üniversitesi Yayınları, 2023.
[37]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Macmillan Pub Co, 1958.
[38]如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库尔德问题的凸显、民主化进程的曲折等。
[39]杜东辉：《反思传统范式：小许理和<土耳其现代史>述评》，李秉忠、周厚琴、刘姜：《土耳其研究（第4辑）：环黑海研究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26-127页。
[40]杜东辉：《反思传统范式：小许理和<土耳其现代史>述评》，李秉忠、周厚琴、刘姜：《土耳其研究（第4辑）：环黑海研究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30-131页。
[41]杜东辉：《反思传统范式：小许理和<土耳其现代史>述评》，李秉忠、周厚琴、刘姜：《土耳其研究（第4辑）：环黑海研究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33-135页。
[42]İbrahim Kaya, Social Theory and Later Modernities: The Turkish Experience,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ix.
[43]Erik J. Zu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B.Tauris,2004.
[44]Huri Islamoğlu, Ottoman History as World History, The Isis Press&Gorgias Press, 2010.
[45]Kseniya V. Grebenshcikova1, Alsu M. Nigmatullina, “Turkish Postmodernism through the ‘Second Wave’ Paradigm: The Example of Creative Work by Hasan Ali Toptaş and Perihan Mağden,” Journa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Research, Vol. 6, No. 5, 2017, pp.422-426.
[46]Yasemin Gülsüm Acar, Özden Melis Uluğ, Nevin Solak,“The impact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on research: Insights from research, researchers, and participants,”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Vol. 31, No. 4, 2025, pp.441-451.
[47]王林聪：《土耳其“向东看”的战略举措及影响》，《中东非洲发展报告No.13（2010~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48]Marshall G. S. Hodgson,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49]Jane Burbank,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观点集萃 | 国外土耳其研究的困境与反思
纵观国外土耳其研究的范式演进历程，可以发现，知识生产始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不仅源于研究范式本身的局限性，更与意识形态渗透、权力结构制约、认知偏差、本土主体性缺失等因素相关，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
一、认知偏差：知识生产存在明显的价值偏向与二元对立特征
国外土耳其研究的知识生产，始终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认知偏差的阻碍，这是其最关键的困境。从东方主义范式下的殖民意识形态，到现代化范式下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再到后现代范式下的批判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始终主导着土耳其研究的方向，导致知识生产呈现出明显的价值偏向与二元对立特征。
国外土耳其研究的知识生产，始终受到二元对立框架的制约。从东方主义范式的西方－东方二元对立，到现代化范式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再到后现代范式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框架导致研究者对土耳其的认知存在偏差，因而生产出来的学术成果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东方主义范式下，西方学者出于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需求，将土耳其塑造为落后、愚昧的他者，其知识生产的核心是为殖民统治提供合法性与便利性，充满了对土耳其的偏见与歪曲。现代化范式下，西方学者将现代化模式视为普世真理，将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视为向西方看齐的过程，忽视了土耳其的本土社会特色与主体性选择，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延续。后现代范式下，部分学者出于批判现代化范式下西方霸权的意识形态需求，过度强调土耳其的主体性和特殊性，反而忽视了土耳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进步与成就，陷入了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极端误区。
事实上，土耳其作为东西方文明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其历史发展、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具有鲜明的多元混合性，无法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框架来解读。土耳其学者忽里·伊斯拉莫卢（Huri Islamoğlu）就指出，奥斯曼—土耳其研究中的四种主流阐释模式，均未能跳出西方与非西方、前现代与现代[1]的二元对立，无法真正理解土耳其历史的复杂性与统一性。[2]
这种二元对立框架的本质还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学术界凭借其强大的学术资源与话语优势，在土耳其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西方话语霸权。这种霸权不仅体现在研究成果的传播上，更体现在研究范式、方法论与价值判断的主导上。西方学者的研究通常被视为权威，其研究成果被广泛传播与效仿，而非西方学者的研究往往被边缘化，其本土视角通常难以得到认可。正如昝涛所指出的，虽然“全球南方”国家在物质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思想上并未真正独立，如果缺乏对“思想殖民”的认知，则无法真正“站起来”。因此，“全球南方”国家要做到认识论上的“去殖民化”，才有可能摆脱西方在认识论层面的霸权。[3]这种话语霸权，严重制约了知识生产的客观性与多元性。
认知偏差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对土耳其历史主体性的忽视。无论是东方主义范式、现代化范式，还是后现代范式，西方学者往往从外部视角来观察、研究土耳其，忽视了从土耳其内部视角研究其历史选择、文化传统与社会诉求，忽视了土耳其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本土视角。这种外部视角的研究，往往无法真正理解土耳其的历史与现实，导致知识生产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例如，在研究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时，西方学者往往只关注其西方化的一面，忽视了其与土耳其本土文化、宗教传统的冲突与融合；在研究土耳其的身份认同时，往往只关注其欧亚身份的矛盾，忽视了土耳其自身对身份的自主建构。
“认识论的非殖民化”是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诉求，也是国外土耳其研究知识生产创新的关键。但受制于时代与历史背景，在“认识论的非殖民化”实践中，当前土耳其研究仍呈现明显的价值偏向，面临着重重障碍。一方面，后现代范式与杂交范式的兴起，推动学者们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呼吁尊重土耳其的本土性与自主性；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凭借其学术资源、话语优势与评价体系，仍主导着土耳其研究的知识生产，形成了隐性的“认识论殖民”。[4]部分西方学者虽标榜非殖民化，却仍以西方的视角来解读土耳其，未能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
二、权力结构制约：学术资源与研究导向的失衡
国外土耳其研究的知识生产，还受到权力结构的制约，具体体现在学术资源与研究导向的失衡方面。从学术资源的分配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与学术优势，占据了土耳其研究的大部分学术资源，包括档案资料、研究经费、学术平台、研究人才等，而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则面临着学术资源匮乏、研究平台有限、人才流失等问题。同时，土耳其国内的威权主义倾向对库尔德问题、宗教与世俗的关系等敏感议题的研究形成制约，学者容易面临自我审查与职业风险，从而影响了知识生产的全面性。[5]这种学术资源的失衡，导致国际范围内土耳其研究的知识生产主要由西方学者主导，其研究视角与价值判断也主要体现西方的诉求，非西方视角的研究难以得到重视与传播。
从研究导向来看，国外土耳其研究的知识生产明显呈现出功利化的特征，研究议题的选择往往与西方的政治诉求、资本利益密切相关，忽视了土耳其的本土需求与现实问题。冷战时期，土耳其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其研究导向主要服务于西方的冷战战略，聚焦于土耳其的民主化、世俗化与西方化，忽视了土耳其的其他社会议题。冷战结束后，随着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变化以及全球格局的调整，研究导向又逐渐转向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族群问题、地缘政治等议题，这些议题的选择往往与西方的需要密切相关。近年来，西方学者对土耳其族群关系、身份政治的过度关注，本质上是将土耳其的历史经验纳入西方普世主义的理论框架，消解其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性意义，体现了政治权力对知识生产的隐性制约。这些本质上是为西方的战略需求服务，而对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等本土议题关注不足，导致知识生产与土耳其的社会发展严重脱节，缺乏现实针对性。同时，威权主义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制约，政治压迫不仅限制了敏感议题的研究，还影响了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导致部分研究陷入方法论困境。[6]
此外，学术评价体系的同质化也制约了知识生产的多元性。当前，国外土耳其研究的学术评价体系主要以西方的学术标准为核心，强调论文发表、引用率等量化指标，忽视了研究的本土性与现实意义。这种评价体系导致学者们往往追求符合西方标准的研究成果，忽视了对土耳其本土议题的探索，阻碍了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发展。
结语
国外土耳其研究的学术史，是一部范式不断演进、知识生产不断深化的历史，展现了从单一范式主导的他者叙事、同质化生产，到范式碰撞的多元知识生产，再到杂交范式的创新探索。详细来看，从东方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同质化知识生产，再到后现代范式的多元化知识生产与全球史范式的关联性知识生产，每一次范式的转换，都体现了学术界对土耳其研究的深化，也反映了时代大背景与学术思潮的变迁。但同时，国外土耳其研究的知识生产也始终面临着意识形态渗透、认知偏差、二元对立、权力结构制约等困境，这些困境的根源，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霸权与知识生产主体性的缺失。本文引入范式杂交理论，旨在突破传统线性叙事的局限，剖析国外土耳其研究的范式创新路径。
展望未来，国外土耳其研究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多元融合共生的道路，需要突破既有范式的局限，进行自主创新。首先，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霸权，尊重土耳其的历史主体性，推动范式杂交的深度化与本土化，推动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发展，鼓励非西方学者的参与。正如霍奇森（Hodgson）对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史框架的批判一样，他提供了丰富的史实，以此证明伊斯兰文明是世界历史的有机主体，而非西方的边缘附庸，穆斯林积极的贸易活动给世界许多地方遗留下了伊斯兰文化的痕迹。[7]奥斯曼-土耳其是伊斯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根据霍奇森的提法，研究者要从土耳其内部解读土耳其，从全球视野审视土耳其。
其次，要突破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树立多元共生的理念，充分认识土耳其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多元性，避免片面解读。实现知识生产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关键在于推动范式杂交的深度化，实现不同范式的有机融合，打破范式间的壁垒，例如，将全球史的互动视角与本土视角的历史主体性相结合，探讨土耳其与全球之间的相互塑造关系。
最后，要摆脱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的过度制约，核心是摆脱功利化的研究导向，强化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坚持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聚焦土耳其的本土议题与现实需求，推动知识生产与土耳其的社会发展相结合，增强研究的现实意义，同时为学者开展敏感议题研究提供更宽松的学术环境。[8]一方面，要调整研究导向，减少对西方政治诉求、资本利益的依附，聚焦土耳其的本土需求与现实问题，使知识生产能够为土耳其的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另一方面，要打破权力结构的制约，推动学术资源的公平分配，为非西方学者提供更多的研究平台与资源支持，鼓励其开展创新性研究。
国外土耳其研究的学术史反思，不仅对土耳其研究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整个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是实现对特定国家与区域的全面、客观、深入的认知，其知识生产必须坚持客观性、多元性、主体性的原则，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霸权，尊重各国的历史传统与本土视角。只有这样，区域国别研究才能真正发挥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为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提供有力的知识支撑。
注释：
[1] 即把人类历史强行切成两半，一半叫前现代（pre-modern），一半叫现代（modern），前现代指“传统、宗教、农业、专制、落后、非理性、东方”，现代指“理性、科学、工业、民主、进步、个人主义、西方”。
[2] Huri Islamoğlu, Ottoman History as World History, The Isis Press&Gorgias Press, 2010.
[3]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昝涛教授主讲“认识论的非殖民化与全球南方”》，2025年10月22日，https://ias.pku.edu.cn/xwgg/xyxw/a278bac24f2e414295b5a259b07e54fc.htm，2026年2月24日。
[4]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昝涛教授主讲“认识论的非殖民化与全球南方”》，2025年10月22日，https://ias.pku.edu.cn/xwgg/xyxw/a278bac24f2e414295b5a259b07e54fc.htm，2026年2月24日。
[5] Yasemin Gülsüm Acar, Özden Melis Uluğ, Nevin Solak,“The impact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on research: Insights from research, researchers, and participants,”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Vol. 31, No. 4, 2025, pp. 441-451.
[6] Yasemin Gülsüm Acar, Özden Melis Uluğ, Nevin Solak,“The impact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on research: Insights from research, researchers, and participants,”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Vol. 31, No. 4, 2025, pp. 441-451.
[7] Marshall G. S. 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Volume I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p.533, 574.
[8] Yasemin Gülsüm Acar, Özden Melis Uluğ, Nevin Solak,“The impact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on research: Insights from research, researchers, and participants,”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Vol. 31, No. 4, 2025, pp. 441-451.
（主编：王逸舟 / 本期特邀责编：李盼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