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亚区域合作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结构发展呈现显著的复杂系统特征。为此，笔者采用复杂系统理论中的综合微观分析法，引入流体力学中的“旋涡”概念，将东亚合作视为由涡核东盟与外旋涡中美日等国家组成的“旋涡”系统。根据复杂系统理论，“旋涡”形成是历史动能与现实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单元层面涡核东盟同外旋涡合作国基于意图、认知和行为的复杂互动以及系统层面“东盟 + ”结构的惯性与创新加速了“旋涡”演化。“旋涡”失稳状态源于东盟结构性弱点及其演化后的非线性和滞后效应。因此，东盟应谨慎对待“旋涡”演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外旋涡国家应对非线性、滞后效应等系统效应产生充分认识，多利益相关方需共同建构包容性地区秩序。
【关键词】系统效应；“旋涡”；创新；规模
【作者简介】陈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一、导论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合作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模式，构建起独特的“东盟 + ”结构。这一结构的发展和演变深刻影响着中国、亚太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近年来，域外大国加速介入，东盟内部矛盾凸显，“东盟 + ”结构呈现出动态演化与潜在失序的双重特征。本文将这一现象类比为自然科学中的“旋涡”，以东盟为涡核、域外国家为外旋涡，剖析其形成、演化乃至失稳的多重机理，试图揭示“东盟 +”结构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外部张力。
研究采用了欧阳莹之的“综合微观分析框架”，注重组织层次上的系统行为、较低层次上的单元行为，以及两层次间的关系解释 , 强调系统与单元的双向互动。在保持系统完整性及单元个体性上，表述一个大系统组合正是复杂（complex）系统理论所回应的问题。研究旨在从系统层次整体把握“旋涡”的惯性：黏性、创新及因其规模扩大带来的复杂系统效应；从单元层次揭示驱动“旋涡”形成、演化及不稳定的相关因素。全文分为四部分：导论部分阐明研究对象与研究思路。第二部分介绍什么是“旋涡”现象。第三部分试图阐释“旋涡”的形成、演化的机理。第四部分介绍“旋涡”失稳的归因。最后进行简要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旋涡”现象
（一）概念缘起
涡旋（Vortex）有时也称旋涡，历史上，勒内 ·笛卡尔在 1644 年的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中引入旋涡概念解决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天球问题，其构建的旋涡系统由不同种类的物质和元素相互摩擦组成。伴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迭代更新，“旋涡”一词的应用范畴逐步拓展。它最初在流体动力学领域被广泛使用，逐渐延伸至空气动力学领域，后来又在电磁场的涡旋理论中得以运用。如今，“旋涡”已然成为自然科学的基本研究范式。旋涡概念通常是指 一种半径很小的圆柱在静止流体中旋转引起周围流体做圆周运动的流动现象。旋 涡内部有一涡量的密集区，称涡核，其运动类似刚体旋转。自然界的“旋涡”现象丰富多样，如大气中的气旋、海洋中的涡流，它们调节着自然界的气候生态 与物质能量，是自然系统运行的关键环节。
（二）形成、演化与失稳
旋涡是流体在一定条件下由多种机制有机结合而成的存在形式，而它的性状在其形成、演化、衰减和消亡的过程中才得以充分展现。旋涡的形成不一定需要很大的能量，可以在能量有限的背景条件下发生，自发的或受外部刺激的内部奇点产生会引起旋涡现象。旋涡只靠动能的转换就可以改变自身的运动方向。旋涡的演化过程主要受流体的物理性质：粘性的影响。旋涡的不稳定及消亡是由旋涡的彼此拉伸机制导致的。在湍流运动中，由于涡的彼此拉伸机制，使涡由大变为略小、较小、更小的各种尺寸的涡，最终维持涡的能量转化热能耗尽。当旋涡处于密集分布状态时，旋涡团块形成后，旋涡会以集群形式发生整体的径向运动。当旋涡发生集群运动时，在强度和数量上都占有优势的冷涡主导了团块的运动方向，驱动热涡向外的径向运动。
三、何以“旋涡”？
阐释“旋涡”系统的生成逻辑，需从其生成脉络与演化机理两个维度加以剖析。前者揭示“旋涡”现象的历史积淀与制度基础，构成其运作的底色；后者从结构惯性与系统反馈出发，探寻其动态演化机制，为理解其失稳原因提供智识。
（一）形成脉络
“旋涡”的形成是历史动量与现实条件的产物。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底色、制度规范遗产构成“旋涡”形成的历史动量。 在长时段的文明进程上，对不同文明的吸纳度构成东南亚乃至东盟的包容性文化底色。公元纪元前，印度尼西亚人利用海峡港口同中国人、印度人开展贸易。公元纪元后，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先后传入东南亚地区。现如今的东南亚地区经历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四次浪潮，东南亚地区的柔性文化，即接受及忍受差异的能力使得这四次浪潮的成果在东南亚地区交融沉淀。正如杨荣文指出：“东盟只是东南亚在历史意义上的延续。”
冷战期间，域外国家同东盟国家的互动进程为东南亚区域建构留下制度遗产和规范遗产。其不仅供给东南亚区域合作的基本制度，还提供“东盟方式”作为区域合作的规范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面临摆脱体系束缚实现独立自主的历史任务，各国需借助外来力量、利用大国博弈动能以实现目标。东南亚国家曾因领土分歧和外部势力分化，难以统一整体。在东盟成立前，东南亚地区曾短暂出现过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东南亚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ASA）区域组织，皆因阵营对立、内部不合而失败告终。从历史结果上看，基于东南亚国家单一需求、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安全体系失败，以共同需求、共同利益为主的共同体模式成为东南亚各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20 世纪 90 年代两极格局瓦解，地区力量对比相对稳定，填补地区权力的真空成为优先事项。东盟吸纳越南作为成员国，搭建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ARF）、次区域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AFTA），此举为后续以东盟为中心的协调机制提供了组织经验、培育了共同体意识。
冷战后，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的刺激构成“旋涡”形成的现实条件。西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使东亚国家大失所望，现实迫使东盟及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大力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1997 年 12 月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晤，启动“10 + 3”合作机制。2001 年中国提出《打造 21 世纪更紧密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日本、印度、美国等国依次效仿中国同东盟开展合作。东盟逐渐主导东亚地区合作，“东盟 + ”结构也随之形成。东盟的区域合作机制成为大国博弈的场所，“旋涡”现象开始显现。
（二）演化机理
“旋涡”系统中的正负反馈行为和结构上的惯性、创新刻画出“旋涡”的演化机理。
1. 反馈：意图、认知和行为的复杂互动
东盟的核心意图在于保持地区自治、以东盟为中心推动地区事务、防止某一力量主导地区格局；并建构起以东盟为中心、力图辐射东亚及全球的地区秩序。东盟国家的核心认知在于“没有世界上关键大国对地区和平和安全的保证，地区内信任便无法成功建立”。在此意图和认知基础上，东盟对外行为呈现出“小马拉大车”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东盟通过区域合作机制与各大国展开对话，在维护其战略自主性的基础上实现大国伙伴关系的利益平衡。
如若各国维护东南亚地区良性竞合关系的共同利益构成“旋涡”维系的底线，东盟争夺地区合作主导权，与中美日等国的互动是推动“旋涡”演化的主线；行为体彼此防范，特别是防止单一国家取得在东南亚竞合关系中的绝对优势则是推动“旋涡”演化的暗线。日本对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力图稀释“10+3”机制，推动“10+6”机制，拉拢域外行为体平衡中国。 美国为防止日本脱离盟友体系，积极维持与东盟国家关系。澳大利亚企图修复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破损关系，深入参与东亚事务，防止孤立加深。印度奉行“向东看”政策，加强同东盟的合作关系，遏制中国影响力。 东盟内部成员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则担心中国的话语权过重，支持日本“10+6”提议。基于以上意图和认知，东盟“10+6”机制最终建立。2008 年，美国推行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构成其“重返亚太”战略的经济部分，东盟成员国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四国悉数参加。为回应美国 TPP 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挑战，东盟积极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更迅捷、成本更低的框架解决“面条碗效应”维护主导权。
2. 惯性：“粘性”、创新
“粘性”、内生性创新使“旋涡”演化成为可能。围绕关系网络为核心的创新实践促成东南亚地区秩序的不断扩散。
（1）粘性：关系网络的节点位置
关系网络的关键节点地位为东盟吸纳外旋涡行为体提供能力。东盟先后颁布《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东盟印太展望》等重要文件，积极扩大伙伴关系网络；东盟峰会的主要议题与时俱进，其围绕绿色基础设施、可持续性交通、碳中和、蓝色海洋经济等新兴议题展开，力图吸引全球行为体融入。
基于遏制竞争国、盟友协同、显现权力、追求经贸发展等意图，外旋涡国家争先夺取东南亚伙伴关系网络中的高生态位。中国成为最早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的域外国家，此行为引起印度、日本等 50 余个国家的先后效仿。近年来，欧洲国家、美洲国家、非洲国家谋求印太区域合作，积极加入地区竞合网络。北美国家加拿大凭借同盟、同域“粘性”，找寻粮食安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推动相关议程合作。南美国家巴西、智利，非洲国家埃及、摩洛哥也先后加入 TAC，成为东盟的合作国。“东盟 + ”结构已经成为东盟容纳、动员和调和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网络，截至 2024 年 1 月，东盟已经同世界各国结成 20 余对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
（2）创新：规范、制度及秩序
东盟在规范上形成“东盟方式”，在制度上构建起多边主义机制群、议程群，并确立了“开放性、舒适度、创造共同利益”的合作理念。在议题领域上，东盟积极推动蓝色经济、数字治理、网络安全等新兴议题的治理，并凭此推动三大共同体建设和延拓伙伴关系网络。在地区秩序上，东盟开创性地构建起包容性秩序。其所容纳的国家—地区关系、大国—小国关系是良性竞合关系而非排他性的、等级性的、封闭性的竞合关系。在东南亚地区秩序中，主体的内化程度及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与反映大国实力对比的地区秩序存在显著差异，秩序呈现出更加开放、包容的特征。
（3）创新的扩散
东南亚本土实践带来的秩序扩散，是东盟同关系近、门槛低的东亚各国良性互动的结果。《创新的扩散》指出：“与旧特征相比，相对优势较大，和现有系统更相容的创新更适合从处在网络中心、有影响力的人入手；对于颠覆性较高的创新，在关系网络中能否扩散开来更取决于网络中节点的门槛分布。”与东盟关系更近、门槛更低的中日韩对东盟机制、规范、议题的率先响应决定东盟创新实践的扩散。2001 年，中国率先同东盟达成经济伙伴关系后，吸引日本等国家争先效仿；2003 年，中国作为东盟对话伙伴，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引发了外旋涡行为体的相互复制。
四、“旋涡”失稳的归因
“旋涡”的失稳归因即旋涡可能消亡的因素。这些因素有在“旋涡”形成中诞生的，也存在“旋涡”演化后所间接导致的。有的是有主动性缺陷，也有的存在被动性缺陷。
（一）结构弱点
规模是存在极限的。“很明显，无论是什么组织或结构，如果它的规模尺寸任意增长，它的自身重量都将会把它压垮，尺寸和增长都是有限度的，除非有什么变化。” 在本身结构弱点不变革的前提下，盲目扩大规模反而会压垮自身。东盟以往的创新显现出不适应性，发挥结构支撑作用的同时也成为结构的弱点。经历东南亚地区国家斗争与妥协后形成的“东盟 + ”结构本身孕育着结构的弱点 :主动建构的缺失、制度设计的妥协、规范实践的变化。
1. 主动建构的失位
“东盟缺乏一个能让该联盟继续运转的管理者，也缺乏强有力的机构来保证其集体决定的成功执行。”东盟主动建构的失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地区大国印度尼西亚提供的领导力资源匮乏。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度尼西亚对地区稳定作出重大贡献，维持东南亚地区大体上的和平环境。然而，在东帝汶问题上的强制行动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印度尼西亚在东盟发展早期并没有发挥其应领导力。 其二，轮值主席制度存在利弊，一方面它掩盖权力分配不均的存在，保证成员国之间的平等，维系住了东盟的稳定；另一方面它也在事实上造成东盟缺少强有力的领导。菲律宾、柬埔寨等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时相较于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在达成协议、声明的数量上明显减少，在推动部分议程上的进展则更为缓慢。并且由于轮值主席国的更替制度，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小国可借此谋取私利。此类行为加剧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猜疑和斗争，东盟的中心地位也遭到损害。
2. 制度设计的妥协
“东盟 + ”结构中机制功能的实现是基于共识而非约束。“东盟是一个由主权国家自愿参加的组织，东盟国家没有向中央权力机构出让其主权……每一个成员国，而不是以东盟为整体，可以与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 这意味着，东盟的多边主义框架允许东盟国家的单边主义行为。 “东盟 + ”结构对特定东盟国家的约束性较弱。即使存在类似“y— x”原则来防止机制运行失灵，但成员国之间差异化的历史进程、安全需要和经济诉求仍影响共识的达成和履行（“y— x”即“当四个同意，一个不反对，这仍然可以被认为是共识”） 当国家倾向于优先考虑彼此的和平关系，而不是与大国的双边关系时，地区团结就得到了加强。如果一个成员国将其盟友的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地区团结就会遭到损害。
3. 规范实践的变化
“东盟方式”作为东盟成功的最佳解释，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尽管“东盟方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但事实上东盟“规范”是一套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意义生成实践——口头 / 非口头语言叙事和语言修辞，作为一种完善的拓扑资源，其本质是存在争论的 。其具体表现为东盟对外打交道过程中对“东盟方式”的广泛应用和差异化诠释。这也间接导致“不干涉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在处理跨国界冲突、塑造集体身份上的无力。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主席纳西尔拉萨（Nazir Razak）强调，“这就是东盟方式，产生了共识，也让他们在东盟方式和经济一体化现实的冲突中挣扎。一旦东盟的主权方式涉及经济一体化，你最终不得不让位于外部决定”。
4. 国内政治的反向互动
成员国复杂的内部生态，特别是族群冲突、政治斗争严重影响了“东盟 + ”结构的正常运行。虽然东盟成员国通过了冲突调解文件，但没有一个文件规定争 端各方必须寻求东盟的参与。东盟成员国在遇到冲突问题时依旧秉持单边主义偏 好，或自行其是，或借助域外力量绕开东盟。2009 年，泰国旷日持久的政治冲 突失控，反民主独裁联盟的抗议者公然破坏东亚峰会秩序，迫使在泰国帕塔亚召 开的东亚峰会和“10+3”等系列峰会中止和推迟。泰国和柬埔寨在柏威夏寺的武 装冲突也变更了东盟峰会议题安排，破坏了东盟的政治安全共同体进程。
（二）系统效应
若是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新中间地带战略”的有效性的一面推动了“旋涡”形成和演化，那么其非线性和滞后效应同样提高了“旋涡”失稳的风险。
1. 基于目的而导致的代价
基于线性思维，将有意愿、有能力的域外大国拉入“旋涡”中以推进东盟共同体的发展、维护东盟地区合作的主导地位是高明的实践，但其缺少对大国联盟关系及各方实力相对变化的考量。
“大国平衡战略”的成功实践需根据外旋涡成员国的实力变化进行调整。当某些外部势力实力上升并对东盟合作主导权构成威胁时，引入外部平衡力量实施制衡是有效的策略，但当被平衡者综合实力增长放缓时，原来拉入的用来平衡的力量反而成为需要被重新平衡的对象。实现新的平衡需要考虑联盟关系和竞合关系，这意味着平衡力量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结构会出现被用来平衡的国家由于具有惯性成为新平衡的对象，但无法对其进行可持续性的平衡的情况。并且一旦大国涌入“旋涡”中，其会持续地发挥作用而非仅仅基于东盟的意图，大国不会完全服务于东盟的自利，大国强大的适应性和主观能动性会使其计算短期国家利益的成本收益比，必要时搁置既有机制、既有规范，同联盟自行其是。一旦外旋涡国家大肆推行联盟政治，将会造成“旋涡”中非盟友行为体的紧张和回应，基于竞争认知和意图不确定的反馈促使联盟政治、小多边主义行径等“大国优先”现象更加盛行，多方行为体彼此拉伸、复杂博弈加剧结构内部复杂度，使“旋涡”处于不稳定状态。
在区域安全秩序上，对安全小多边机制的过度纵容将会导致灾难。东盟成员国对美国安全小多边团体在东南亚地区军事演习的不回应和无能为力会使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印度尼西亚执政党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安全事务科学顾问康妮 ·勒赫昆迪妮 · 巴克里（Connie Rahakundini Bakrie）称：“东盟可能因北约（NATO）的破坏性影响而失去自己的完整性，问题完全不在于东盟的软弱，而在于北约在该地区不相称的力量，这些力量正‘吸附’在所有新的国际集团上。”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北约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东南亚开展军事行动而不受任何阻挠和反抗，加速既有区域安全架构的失效。
2021 年 9 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名为“AUKUS”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为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东盟国家将面对一个军事实力迅速上升的邻国，地区原有力量平衡将被打破，东盟各成员国将不能依靠东盟的集体防御和平衡手段来寻求“共同安全”，只能依靠独立的军事能力建设，该地区将陷入竞相提升军事实力以平衡力量的困境 ,随着大国博弈的程度加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也逐渐活跃，在《五国联防协议》（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框架下提出崭新的发展计划和日程表,除恢复联合军事演习之外，还将持续加强在海上、反恐等安全领域的合作。排他性小圈子正在损害东盟构建的包容性框架。
2. 复杂竞合关系的博弈困境
（1）结果并不随意图而来
为赢得权势和财富，大国基于成本收益比计算和战略政策考量选择性融入所处地区外的竞合关系。当“旋涡”处于稳定状态时，大国对成本收益结果和战略政策成效的看法趋于正向。但当“旋涡”陷入不稳定状态时，既有预期收益变得无法预测，政策战略成效的不确定性增加。大国赢得竞争的意愿及保持权势的心态，会促使大国进行一定承受范围内的加码，观察其潜在竞争对手的行为。一般情况下当所支付成本超出预期承受的一定范围时或潜在竞争对手反应过度时，大国会对目标和手段进行调整或采取搁置地区事务以待观察，此时战略透支的风险较小。但当全球性大国需维护多个地区的重要利益且其他地区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或当大国国内政治处于动荡时，“旋涡”的不稳定状态会迫使大国处理两难处境，为维持赢得地区竞争的能力和声望，大国可能会继续加码，但加码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应对其他地区威胁和国内动荡的能力减弱，存在战略透支风险。大国选择不加码，则意味着放弃已获得的部分权势、声望和财富，失去在本地区的战略主动。
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决策者维护霸权地位和遏制共产主义的信念使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动规模不断变大、代价越来越高。 肯尼迪坚信“南越倾覆将造成东南亚的未来属于中国和共产党人……” 继任总统尼克松强调：“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我们在三个基本观点上完全一致：共产党的胜利对越南人民来说将是一场人间悲剧，这将导致共产主义的进一步侵略，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自由世界的其他地区。” 美国在越南的层层加码，使其深陷困境。
（2）目的和手段的失衡
在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竞合关系中，竞争国和盟友互动博弈产生的正负反馈涌现出“旋涡”。“旋涡”一旦产生，会逐渐强化或弱化国家对使用手段适当性的认知，国家将不得不重新调整手段，最终出现手段偏离目的本身或是手段导致目的难以实现的局面。
北约在亚太的密集行动招致欧洲盟友的不满。法国一直以来渴望独立领导欧洲事务，美国捆绑盟友卷入同中国战略竞争的企图遭到法国的反抗。马克龙声称“如果……我们扩大北约的频谱和地理范围，我们将犯下巨大的错误”。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北约重拾的以防御俄罗斯这一安全威胁的目标将会在此遭到破坏，重振欧洲防务投资的努力也会遭到削弱，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坚信欧洲大陆安全需要美国的持续军事存在。
五、结语
“东盟 + ”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与“旋涡”现象的形成与演化如此相似并非偶然。历史动能与现实刺激催生出了“东盟 + ”结构，也致使东南亚地区形成“旋涡”雏形。冷战后国际格局重塑，亚洲金融危机等“黑天鹅”事件相继发生，东亚迎来开启区域合作的机遇。东盟凭借其独特“粘性”与创新实践，逐步构建起以东 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域外国家基于战略平衡、经济利益与规范认同的多重 考量融入区域合作，为“东盟 + ”结构的迭代、“旋涡”演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 能。目前，“东盟 + ”结构的惯性及其非线性效应、滞后效应正致使“旋涡”失稳。域外大国利用东盟自身的结构弱点——领导力量失位、制度设计妥协、规范实践 变化开展竞合博弈，加剧了“旋涡”的失稳状态，东南亚地区秩序面临着包容性 向排他性转变的风险。正如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旋涡”形成过程的诸多要素，在“旋涡”扩大规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放大其脆弱性，并反过来威胁“旋涡”的存续。外部平衡力量虽能短期维稳，却可能因力量对比 变化引发长期失衡。
本文的研究接纳了单元互动与系统演化的双向互动逻辑，检验了复杂系统视角对区域合作研究的适用性，为理解后冷战时代东盟推动区域秩序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东盟需在规模扩张与制度深化中寻求平衡，警惕域外大国博弈引发的消亡风险。对域外国家而言，其战略思考应当超越简单的零和逻辑，需采取共同规范、共同治理、共同协作等共同行动，维护包容性地区秩序。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将“旋涡”这一普遍现象应用于全球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当中。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4期，第76—89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