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李盼盼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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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集萃 | 土耳其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学术争论
编者按：土耳其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上，地跨欧亚，三面环海，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关键枢纽。这片土地历经拜占庭、奥斯曼帝国以及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更迭，始终处于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前沿。冷战时期，土耳其是北约遏制苏联的南翼屏障。冷战后，其在中东、高加索、中亚等区域的角色重要性日益凸显。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能源格局变动、中东地缘重组以及大国博弈加剧，土耳其依托黑海海峡控制权、地跨欧亚的区位优势与多重身份角色，释放出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此外，土耳其还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其内政外交政策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欧亚战略布局。因此，深挖土耳其研究的范式及主要观点、概念，既是深化土耳其研究的学术刚需，有助于为世俗化、民主转型、民族国家建构等理论研究提供关键案例，同时也为研判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趋势、中土关系发展等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撑。
国际范围内土耳其研究历史悠久、积淀深厚，18世纪萌芽，19世纪正式成为独立学科。在奥斯曼帝国衰微、西方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彼时的土耳其研究以东方主义范式为主，呈单一垄断格局。20世纪2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深刻影响着土耳其史学。冷战时期，西方学界依托现代化理论，将土耳其塑造为非西方国家推行现代化的样板。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等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土耳其研究在现代化范式下开展的学科基础，然而该范式却因西方中心主义特征明显而蕴含危机隐患。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现代化理论式微、依附理论的兴起，外加土耳其政局动荡，学界开始反思现代化范式的研究局限，重审奥斯曼遗产、打破“断裂”叙事，以此来凸显土耳其历史的延续性。21世纪以来，全球化与区域动荡推动着土耳其研究步入范式碎片化、去中心化的阶段，随着后殖民主义、微观史等视角的融入，库尔德问题、新奥斯曼主义等话题成为研究热点。
本期特辑旨在系统梳理国际范围内土耳其研究的范式演进历史，并进行批判性反思，试图揭示不同时期的地缘政治背景与理论思潮如何塑造土耳其研究的范式，这些范式有哪些特征、局限等，希望能超越传统范式的局限，为理解当代土耳其提供更有效的分析工具。
为系统梳理国际土耳其研究的整体图景，本期特辑分为上下两期，聚焦两大核心议题：其一，追溯土耳其研究的范式演进历史，厘清其知识生产特征并反思局限；其二，通过分析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土耳其研究机构、学术期刊以及知名学者的学术贡献成果，来探讨土耳其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学术争论。
土耳其研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分支，横跨多个学科领域。本文立足知识社会学视角，对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代表性学者与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旨在系统考察土耳其研究在历史、政治、外交、文学、语言学五大基础领域的核心概念流变，聚焦学界争议度较高的核心议题，深度剖析不同学派、不同立场学者的观点分歧与争论焦点，全面展现土耳其研究在不同领域的知识生产现状。
一、历史学领域：从“衰落论”到“转型论”的叙事重构
历史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根基所在。关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书写，从“衰落论”向“转型论”的范式转换，是20世纪后期以来土耳其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争论之一。[1]
传统东方主义以及现代化范式下的“衰落论”认为，奥斯曼帝国自16世纪末以来一直处于衰落状态中。正如奥利维尔·布凯（Olivier Bouquet）所言，“在‘古典时代’（1300—1600）和现代化时代之间，衰落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郁金香时代（1718—1730）的最初尝试和塞利姆三世统治时期（1789—1790）的改革几乎未能阻止这一趋势，”[2]这种衰落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帝国彻底崩溃、灭亡。凯伦·巴基（Karen Barkey）在《差异的帝国：比较视野下的奥斯曼》（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中也曾提到，“传统学界一直认为，古典时代（1300—1600）之后的一切都意味着奥斯曼政治的瓦解、衰败和最终崩溃。”[3]帕特里克•贝尔福（Patrick Balfour）在《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中，将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三百年的强盛崛起和后三百年的逐渐衰落，[4]这种时间分期是“衰落论”叙事的典型特征。此外，伯纳德·刘易斯更是支持“衰落论”的典型代表学者，他在其经典著作《现代土耳其的兴起》（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中所构建的现代化叙事展现了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现代化国家随后形成的过程，[5]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衰落论”也逐渐不为人所信服。在随后的几年里，奥斯曼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结果与奥斯曼帝国普遍衰落的观点相悖。[6]针对“衰落论”这一传统叙事的批判与修正，以“转型论”为代表的新范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重塑了学界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理解。里法阿特·阿里·阿布·埃尔-哈吉（Rifa'at 'Ali Abou-El-Haj）是“转型论”的支持者之一，他在《现代国家的形成：奥斯曼帝国，十六至十八世纪》（Form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The Ottoman Empir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中提到，所谓的衰落时期，实际上是奥斯曼帝国在面临内部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压力和军事内部腐败时，进行自我调整与改革的转型时期，这些转型是在内部需求而非西方外部压力之下产生的。[7]这种观点试图摆脱“欧洲中心论”，从帝国内部发展的角度来解读这段时期。“越来越多的北美专家开始与伯纳德·刘易斯的‘现代土耳其’模式[8]划清界限，转而支持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东方主义的批判。”[9]
人们开始从转型这个新视角来探讨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历史，“研究重点正转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和调整、制度的持久性、军事技术及其扩散，以及对国家与地方中间机构之间关系的重新评估。”[10]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认为，“如果我们不再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紧密的整体，而是将其视为各个部分的集合体，我们将能够理解和分析诸如‘安纳托利亚农业危机’或‘爱琴海贸易危机’等事件的发生地点、影响和意义”，[11]强调奥斯曼帝国在十九世纪末之前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且独特的政治实体。乔纳森·格兰特（Jonathan Grant）认为，在东欧军事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概念需要被质疑。他通过一系列事实证明奥斯曼帝国在军工规模上并未衰落。[12]
美国学者唐纳德·夸塔特（Donald Quataert）在其代表作《奥斯曼帝国，1700—1922》（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中系统阐述了转型论的核心主张，认为“与1300年至1683年间的军事和政治胜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漫长的18世纪（1683年至1798年）以失败和领土撤退为特征。政治结构持续稳步演变，呈现出新的形式，这一过程应被视为转型而非衰落。”[13]“从某种角度来看，19世纪的变化仅仅是奥斯曼帝国自14世纪以来持续转型过程中的又一阶段”，[14]是在面对内外挑战时进行着的制度转型。夸塔特的研究揭示了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变迁，强调了帝国晚期的转型而非衰落。
德国学者苏拉亚·法罗基（Suraiya Faroqhi）在《奥斯曼帝国与周边世界》（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中，运用大量资料详细描绘了奥斯曼帝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在外交、贸易、文化和宗教方面的长期联络，驳斥了关于奥斯曼帝国封闭、保守、衰落、落后的传统论断，[15]展现了奥斯曼帝国积极、活跃的一面，进一步丰富了“转型论”的观点。
凯伦·巴基曾强调“帝国的持久性、长寿性与延续性”，[16]认为其长寿源于对差异的管理。她明确反对西方学界长期将奥斯曼帝国描述为必然衰落的欧洲中心主义叙事，认为“在奥斯曼帝国的论述中使用‘衰落’一词相当不幸”。[17]她认为，学者们使用“衰落”一词是有害的，因为他们概念中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始于16世纪，这正值西方崛起与发展时期，刚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处于衰落状态的奥斯曼社会各方面比较弱，最终会模仿西方。她认为，“衰落”这个术语阻碍了对国家和社会如何转型的研究。[18]由此可见，这个术语将东西方定义为二元对立的状态。
总之，帝国转型聚焦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改革历程，剖析了从传统封建王朝向现代化国家过渡的过程。这场从“衰落”到“转型”的学术范式转移，不仅深化了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真相本身的理解，更体现了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客观性的深刻反思。
二、政治学领域：凯末尔主义的批判性研究
政治学视角下的土耳其研究，聚焦于现代土耳其国家的制度起源、民主转型、现代化、世俗主义、身份政治与国家建构等问题，而凯末尔主义正是将这些议题联系起来的核心枢纽。
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提出了凯末尔主义理论，包含共和主义、国家主义、民众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六原则。这不仅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更是现代土耳其政治制度的起源。它旨在通过一系列全面且深入，乃至于激进的改革，将一个多宗教、多民族、落后的封建神权帝国，转型为一个世俗化、现代化、统一的民族国家。[19]
据悉，“凯末尔主义”这个词最初由西方使用，用以描述凯末尔的思想。[20]西方学者主要关注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民族化、现代化的革命性意义，将土耳其视为伊斯兰世界向西方靠拢的民主样板，将凯末尔改革视为西方民主制度在非西方土壤上的一次重要实践。比如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中将凯末尔改革视为土耳其从传统伊斯兰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关键，[21]奠定了土耳其现代化范式的基础。然而，在某些方面，伯纳德仿佛以一个西方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嘲笑凯末尔改革中，土耳其模仿西方却模仿得不像。例如在土耳其人的服饰改革方面，他认为“一定要人以一种头饰来代替另一种头饰，这种做法似乎是可笑或者令人感到可气的……总之都是小题大做。”[22]在看待“文明”一词上，他还认为“文明意味着土耳其为了生存，必须成为那个西方即现代世界的一部分”，[23]凯末尔是“文明，指欧洲文明”这一观点的忠实拥护者。[24]这些观点展现了伯纳德的上帝视角，蕴含着深厚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由于意识形态对立，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对凯末尔改革持负面看法，认为“凯末尔主义并不是保证国家独立于外国资本家的道路，凯末尔主义是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者重新奴役他们的一条道路。”[25]
相较于传统西方现代化视角对凯末尔主义的看法，本土化与批判性研究更关注于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自上而下”实施的强制性以及精英主义特征。这跳出了对西方中心主义崇拜的怪圈，立足土耳其本土社会环境与政治实践，为分析土耳其现代政治困境与凯末尔主义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对于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特征，批评者认为其将国家置于绝对核心地位，形成了国家主导一切、管控社会全方位的模式，这对土耳其的民主化改革有负面影响。凯末尔改革的本质是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一项工程，政治改革、法律改革、服饰和文字改革等措施均依托国家强权落地，这导致社会力量被极度削弱。罗伯特·曼特兰（Robert Mantran）重点研究了凯末尔主义的这个特征。他提到，凯末尔主义即保卫土耳其领土，通过世俗主义、现代化与西方化，土耳其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主要生产资料。[26]谢里夫·马尔丁（Şerif Mardin）在《土耳其的宗教与社会变迁：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崛起》（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Turkey: The Rise of the Islamist Party）中通过聚焦于凯末尔改革的受害者，即一位宗教思想家萨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的思想，批判了凯末尔世俗化改革所引发的深层精神危机。他认为，凯末尔主义下的国家具有绝对话语权，将不同族群的宗教事务完全纳入国家管控体系，自上而下地推行西方民族主义思想，[27]以此取代宗教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国家主导的激进世俗主义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了一场精神危机，之后反而刺激了宗教的复兴。[28]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凯末尔主义是导致土耳其后续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斯蒂芬·萨拉蒙（Stephen Salamone）批判道，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国内诸多不稳定因素的根源。尽管1937年，该主义的六项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被正式写入土耳其宪法，上升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促使其在外在形式上确立了现代共和制与世俗、民主的框架，但其内在仍有明显的威权倾向，反对不一样的声音，会对异议进行压制。任何试图挑战凯末尔主义的言论都会被视为对国家的威胁，[29]从而触发军方机构的干预。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制模式在短期内可能维持了政权稳定，但长期来看却是土耳其共和国内存在周期性政治震荡、军事政变[30]的深层诱因。伊赫桑·伊尔马兹（Ihsan Yilmaz）认为凯末尔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霸权，凯末尔精英通过将特权锁定在1960年宪法中，并与参议院、宪法法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反多数派机构建立双重监护体系，以确保凯末尔主义霸权的延续。这导致后续政治家们不得修改土耳其的世俗穆斯林民族主义身份、国家与伊斯兰的关系、同质化政策等。[31]
此外，本土化批判性研究对凯末尔主义的另一个关注点是精英主义。有研究者认为，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精英人士在西化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形态产物，是少数上层人士意志的体现，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些精英多为军官、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等，他们接受过西式教育，认为西式民主、世俗化思想比较先进、现代化，因此强加给土耳其普通老百姓，这导致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割裂与矛盾。舒克鲁·哈尼奥卢（M. Şükrü Hanioğlu）曾探讨了凯末尔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他将凯末尔主义视为一种精英主义的威权现代化。[32]埃尔贡·奥兹布敦（Ergun Özbudun）在《当代土耳其政治：民主巩固的挑战》（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Challenges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中，批判了凯末尔主义的威权主义和精英主义特征，认为土耳其政治精英长期推行垄断、压制异见是土耳其民主实践多次崩溃的主要原因。[33]毕健康通过梳理凯末尔世俗主义进程，揭示了这场精英主义运动中国家对宗教的控制，认为这场改革脱离了群众，也没有延伸到边缘地带。[34]
综上，西方学者多关注凯末尔主义西化、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意义，将凯末尔改革视为伊斯兰世界向西方靠拢的民主样板与实践，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本土化与批判性研究则强调从土耳其内部进行批判，聚焦于凯末尔主义蕴含的国家中心主义、强制性实施、精英主义等特质，批判其作为土耳其官方意识形态给国家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分析土耳其当代社会各类困境提供历史背景支撑。
三、外交学领域：“东西两难”与“东西平衡”的外交角色
历史上，土耳其人的祖先曾是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后来迁居至安纳托利亚半岛，在此建立了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后来，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奥斯曼帝国领土日渐缩小，直至形成今天的格局。[35]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地跨欧亚、三面环海，身份认同比较“迷茫”。所以在身份认同和地缘战略定位方面，学者们普遍围绕土耳其东西方桥梁、欧亚枢纽的地缘优势，聚焦其“东西两难”的身份认同困境，关注土耳其的身份认同演变史以及由此产生的外交政策，重点探讨土耳其脱亚入欧、战略自主理念，以及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
在整个冷战期间，土耳其是北约南翼的重要堡垒。在身份定位方面，其模仿西方，试图建立一个现代化、先进的共和国，因此在当时其外交政策最大的特点是坚持向西方看齐。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剧变导致土耳其在北约的重要性下降，土耳其日益感到不受重视，于是试图扩大自己的东方地区的影响力，渴望在东欧、中东等地发挥领导性作用，“土耳其——曾经是北约在欧洲边缘的遥远前哨——已经崛起为一个重要的行动者。”[36]21世纪土耳其的外交转向，本质上是其试图摆脱西方依附、追求战略自主的尝试。厄兹居尔·厄兹达马尔（Özgür Özdamar）等人则聚焦土耳其外交身份的多元性，认为随着土耳其靠近西方遇冷，其在中东非、突厥语世界的多重角色，促使其在这些地方推行积极强硬的外交政策，[37]旨在扩大其在东方区域的影响力。
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是研究者们长期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研究聚焦于入欧进程的历史渊源、动力、阻力、影响土耳其和欧盟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动力主要在于土耳其方面，土耳其希望加入欧盟，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分子，不管是政治民主化还是经济自由化上，土耳其都能获益良多。阻力主要在于欧盟对土耳其内政、外交、经济发展、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批判与“挑刺”，比如宗教文化差异、库尔德和亚美尼亚等少数民族问题、难民危机等，欧盟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土耳其进行改造，使其符合入欧的标准。穆罕默德·乌古尔（Mehmet Ugur）和内尔吉斯·卡内费（Nergis Canefe）等人突破传统外部因素研究范式，深入探讨了土耳其与欧盟关系中长期被忽视的国内因素，认为土耳其的欧洲化进程不是单向的向西方看齐的过程，不仅受欧盟外部压力影响，更受其内部身份政治、经济政策、宗教态度、民族主义情绪、公众舆论等因素的塑造。[38]塞内姆·艾丁-杜兹吉特（Senem Aydın-Düzgit）等人从土耳其作为扩张国、欧盟邻国和全球伙伴的三种外交角色出发，探讨了土耳其和欧盟在经济、移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以及文化与身份认同等领域的关系演变。[39]
在土耳其与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上，研究者们主要关注土美、土俄、土中关系的演变，重点分析土耳其在大国博弈之间如何坚持平衡外交政策，以及有哪些利益考量。冷战时期，受美国的援助，土耳其向西方看齐，加入北约，与盟友一起共同对抗苏联。此后，土耳其积极采取措施，旨在加入欧盟，尽管这一尝试今天仍未成功。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土耳其在这个多极化的新时代承担着新角色。随着对美影响力下降，面临融不进西方的“迷茫”，土耳其开始试图回归东方，在中东、中亚开始积极采取外交行动。[40]可以说，21世纪以来土耳其对大国的外交政策特别多变，甚至一度与美国、俄罗斯等多个大国交恶。但总之，土耳其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通常会遵循本国利益优先的原则。法特玛·凯尔基特利（Fatma Kelkitli）聚焦于冷战后土俄关系发展演变的特征，认为两国关系一开始是对抗的，后来走到妥协，之后走向合作，接着双方之间发展了多维伙伴关系，最后由于近年的叙利亚和乌克兰危机，两国关系一度走向恶化。总之，两国在欧亚地区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利益的演变促使两国关系不停地调整。[41]克莱顿·托马斯（Clayton Thomas）等人聚焦于土美关系演变的动因，认为两者关系在密切合作与显著分歧之间交替。尤其在库尔德问题、采购俄罗斯S-400地对空防御系统事宜等方面，两国关系存在较大分歧。此外，土耳其国内政权动荡与战略规划等也是影响美土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42]
还有学者关注21世纪初以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对东方地区事务的积极干预与介入，主要聚焦于其在中东、中亚突厥语和高加索地区的外交实践活动。[43]土耳其前外交部长及总理艾哈迈特·戴维托卢（Ahmet Davutoğlu）曾提出“零问题外交”概念，旨在与邻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扩大土耳其影响力。此外，他还提出“战略纵深”理论，认为土耳其的地缘价值在于其奥斯曼遗产的历史纵深和欧亚枢纽的地理纵深。[44]因此，土耳其要在东方实施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但2016年后该理论遭遇实践困境。奥默·塔斯皮纳尔（Omer Taspinar）认为，土耳其的中东政策深受新奥斯曼主义与凯末尔主义这互相冲突的两个因素驱动，“新奥斯曼主义鼓励参与地区事务和进行影响力投射，回忆土耳其多元文化、穆斯林和帝国主义的过去；凯末尔主义旨在消除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威胁，保护土耳其的世俗民族主义身份。”土耳其需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否则容易陷入极端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境地。[45]艾达尔别克·阿米尔别克（Aidarbek Amirbek）和图格巴·艾丁（Tugba Aydin）探讨了土耳其如何基于突厥身份认同，即“泛突厥主义”思想，来试图对中亚突厥语地区施加影响力，并分析了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与挑战。[46]
总之，不同时期的多重身份认同，虽然对土耳其推行多元外交政策而言是个极大的优势，但同时也导致其外交战略定位的模糊性与多变性，在外交实践中始终面临着“东西两难”的身份困境。因此目前有人认为，纵观土耳其外交政策，其并非简单地倒向西方或东方，而是在大国竞争中坚持“多轴参与和寻求平衡”[47]的外交策略。
四、文学领域：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文学研究是土耳其研究的又一基础领域，主要聚焦于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东西方文明交融过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思潮。
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是文学研究领域的最基本研究方向。这个方向主要聚焦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土耳其现代小说先驱之一尤瑟夫·阿提冈（Yusuf Atılgan）等国内外知名的作家及其作品，重点分析文本的写作背景、内容及叙事技巧等。研究奥尔罕·帕慕克相关的成果可以说是最为丰硕，因为他是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内涵丰富，写作技巧复杂、引人入胜。研究者重点关注其作品中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身份的追寻与迷失、对传统逝去的怀旧与哀悼、伊斯坦布尔的“呼愁”（hüzün）等。[48]他被西方视为言论自由和人权的先驱，其作品也曾被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等西方政要引用。[49]
东西方文明交融过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是土耳其研究的重点方向。学者们基于土耳其地跨欧亚的这一独特的地缘位置，聚焦文学作品中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元素，重点关注东方与西方、世俗与伊斯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解读作品中土耳其人的身份认同“迷茫”问题，尤其关注“呼愁”[50]这一土耳其独有的文学意象内涵。这一意象源自土耳其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其多数小说里蕴含着一种对故土衰落而感受到的一种哀伤，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所概括：“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这种“呼愁”土耳其文学的本土性与世界主义特性之间的冲突促使这种“呼愁”意象更加明显。
布尔库·阿尔坎（Burcu Alkan）等人编纂的论文集《土耳其文学作为世界文学》（Turkish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是该领域第一本将土耳其文学置于“世界文学”概念下进行系统研究的英文论文集，旨在挑战传统研究视角，即西方文学对土耳其文学施加影响的单向视角，转而考察土耳其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影响。该作品中的多个案例展现了土耳其文学在东西方文明夹缝中寻求自我定位的复杂历程。[51]该作品中蕴含着应该将土耳其本土文化和全球人文价值观紧密相连的观点，从而增强对世界主义的理解。此外还探讨了一些作家在面对东西方文明时面临的身份困境，例如奥尔罕·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Masumiyet Müzesi）中试图超越民族主义语境，以一个中间人的身份定位，来向世界解释土耳其，这是其获得全球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西方和土耳其国内的形象存在很大的反差，在西方其被视为东西方之间文化的桥梁，但在土耳其却被某些民族主义人士所批评。[52]埃利夫·沙法克（Elif Shafak）在《爱的四十条法则》（The Forty Rules of Love）中试图用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方式来讲述东方故事，可能会导致出现身份表演与自我东方主义的风险，[53]即在东西方身份认同中迷失自我。
土耳其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成熟的学术领域，已有大量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凯末尔革命以来土耳其文学领域的变化，重点探讨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潮对土耳其文学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阿列夫·阿迪尔（Alev Adil）剖析了土耳其开展语言简化革命的背景下，土耳其的先锋派诗歌运动“第二新浪潮”（İkinci Yeni）的演变过程，揭示了现代主义思潮诗学对土耳其文学的影响以及如何适应土耳其文学环境特色，在土耳其实现本土化。[54]库尔沙德·埃尔图鲁尔（Kürşad Ertuğrul）认为，土耳其文学的现代化不是一种单向模仿西方的模式，应该是多元的。他通过对阿赫梅特·哈姆迪·谭珀纳（Ahmet Hamdi Tanpınar）、奥乌兹·阿塔伊（Oğuz Atay）和奥尔罕·帕慕克这三位土耳其文学巨匠作品的解读，展现了实现土耳其文学现代化的三种不同路径。[55]此外，这一时期许多女性作家力量崛起，她们从性别视角出发，探讨土耳其文学现代性转型中女性角色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女性作家和作品数量的增多，不仅是土耳其社会性别观念的进步，同时也是土耳其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凯特琳·伊丽莎·斯陶特（Kaitlin Elissa Staudt）深度剖析了土耳其作家内齐赫·穆希丁（Nezihe Muhiddin）的作品《选美皇后》（Güzellik Kraliçesi），认为选美皇后的表现，背离了早期凯末尔主义时期主导土耳其文学的现实主义美学，这展现了土耳其女性意识的觉醒，[56]表明土耳其现代化在文学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综上所述，文学研究作为土耳其研究的基石，通过对经典作家文本的深度剖析，不仅揭示了土耳其文学的独特内涵与叙事技巧，更为读者理解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探索，以及其多元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五、语言学领域：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争
土耳其语（Turkish）目前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同时在塞浦路斯、阿塞拜疆、德国等地有着广泛地使用。语言研究是土耳其研究最基础的领域。土耳其语中有句谚语说得特别好，即“一种语言，一种人；两种语言，两种人”（Bir lisan, bir insan; iki lisan, iki insan）。[57]这句谚语表达了语言、文化与人类身份之间的联系。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Turkic languages）乌古斯语支，与我国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吉尔吉斯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同属一个语族。因此，对土耳其语的研究不仅关乎语言学本身，更关乎着对土耳其及其相近民族文化的研究。土耳其语语言研究涉及的领域较广，主要包括语言本体、文字改革等。
语言本体研究是整个土耳其语研究的基础，包括对语言重点概念的区分、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此处着重对土耳其语和突厥语族概念进行剖析。在今天，众所周知，土耳其语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语言，突厥语族范围较广，涵盖约30多种语言。然而历史上，在西方开展东方学研究的早期，突厥语族所有语言都被称作“Turkish”，这反映了当时西方比较关注奥斯曼—土耳其的语言，将其他突厥语族语言忽略不计，统一纳入奥斯曼—土耳其语言内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奥地利学者约瑟夫·冯·哈默-普尔格斯塔尔（Joseph von Hammer-Purgstall），[58]他创办的《东方宝库》（Fundgruben des Orients）期刊[59]为当时欧洲最重要的东方学刊物之一，发表了大量关于土耳其语言的文章。缺点是他模糊了语言的界限，尚未对语言进行详细的分类。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比较语言学的发展，研究者才开始对土耳其语和突厥语族概念进行详细区分，基于语音、形态、词汇和语法等异同点，将突厥语族分为若干个语支。其中，西南乌古斯语支包括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等；西北钦察语支包括哈萨克语、鞑靼语、吉尔吉斯语等；东南葛逻禄语支包括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等；东北西伯利亚语支包括雅库特语、图瓦语等。[60]这一分类的主要贡献者有瑞典学者拉斯·约翰森（Lars Johanson），他建立了突厥语族分类的权威框架，将历史比较与类型学分析相结合，其著作《突厥语》（Turkic）[61]是该领域权威著作。
1928年的土耳其语字母改革（Latin alfabesine geçiş）和语言净化运动（Dil Devrimi）是土耳其语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
和政治史研究类似，土耳其语研究领域也存在“断裂”与“延续”之争，聚焦于奥斯曼土耳其语（Ottoman Turkish）和现代土耳其语（Modern Turkish）之间的异同点。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中对比了奥斯曼土耳其语与现代土耳其语的差异。他提到，土耳其1928年实施了文字改革，“目的是要把一千年来在伊斯兰的影响下增添的波斯语词汇和阿拉伯语词汇，一并从土耳其语言中清除出去，从而恢复纯粹而地道的土耳其语。”[62]他认为，“新文字清楚、简单而又合乎语音，因此，它为大量扫除文盲和大规模发展出版事业，开辟了道路。但是，采取这项改革的基本目的，还不在于实用和教学，而是更偏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考虑……土耳其从此便同自己的对去以及东方最后决裂，并且终于使自己成为现代西方文明中的一分子了”，[63]即改革是服务于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
也有人对语言改革进行大力批评，认为改革造成了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语言、文化之间的断裂，这种刻意模仿西方的做法不一定适合土耳其国情。土耳其的杰出作家哈利代·埃迪布·阿德瓦尔（Halide Edib Adıvar）认为这种刻意融入西方文明的做法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她提到，“完完全全地和卑躬屈节地去模仿别人的榜样，恰好是违反了西方文明的精神。”[64]杰弗里·刘易斯（Geoffrey Lewis）甚至称改革导致部分奥斯曼文化遗产的流失，是“一场灾难性的成功”。 [65]他认为，“这场成功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仅在于奥斯曼土耳其语的消亡……更在于它自然发展的丧失……这种丧失影响着每一个土耳其人。”[66]
此外，这种语言上的断裂，导致现代土耳其人如果没有专门学过奥斯曼语的话，看不懂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文献，对奥斯曼帝国遗产的传承造成了明显的阻碍。一直到2010年后，随着学界对整理奥斯曼文献需求扩大，土耳其出现了奥斯曼语复兴运动，[67]这成为土耳其人重构历史记忆、强化奥斯曼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总之，土耳其语和突厥语族概念的区分，不仅体现了现代语言学分类的细化，更折射出知识生产从传统东方学向现代比较语言学转型的进步过程。奥斯曼土耳其语和现代土耳其语之间“断裂”与“延续”的争论触及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普遍性矛盾。
结语
纵观上述五个主要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可以发现土耳其研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学术范式转型，即从西方中心主义转向以土耳其为主体的本土视角。历史学领域的“转型论”取代了“衰落论”，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衰落被重新解释为现代化转型与制度重构的进程；政治学领域对凯末尔主义的批判性反思，打破了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宗教保守和世俗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揭示了现代土耳其政治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多元可能性；外交学领域的“东西平衡”的视角修正了“东西两难”的叙事，凸显了土耳其作为区域强国的战略自主性；文学领域关于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探讨，折射出了土耳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身份认同“迷茫”而积极寻求出路的探索；在语言学领域，土耳其语与突厥语族概念的细化以及从奥斯曼土耳其语到现代土耳其语的转型，这些都体现了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对于本土与西方、传统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处理。总之，随着主体性增加，土耳其不再被简单视为模仿西方的“傀儡”，而被理解为一个具有自主意志的现代国家。
注释
[1] Olivier Bouquet, “From Decline to Transformation: Reflections on a New Paradigm in Ottoman History,” Osmanlı Araştırmaları / The Journal of Ottoman Studies, No. 60, 2022, p. 28.
[2] Olivier Bouquet, “From Decline to Transformation. Reflections on a New Paradigm in Ottoman History,”p. 30.
[3]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Halil Inalcik,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Orpheus, 1973; Halil Inalcik and Donald Quataer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ornell H. Fleischer, Bureaucrat and Intellectual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Historian Mustafa Ali, 1546-16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转引自：Karen Barkey, Empire of Difference: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2.
[4] [英]帕特里克·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栾力夫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5]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6] Olivier Bouquet, “From Decline to Transformation: Reflections on a New Paradigm in Ottoman History,” Osmanlı Araştırmaları / The Journal of Ottoman Studies, No. 60, 2022, p. 30.
[7] Rifa'at 'Ali Abou-El-Haj,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The Ottoman Empir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8] 即通过西方化实现发展。
[9]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8; Erik J. Zürcher “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Turkey: Bernard Lewis’s Emergence Fifty Years On”, in Erik J. Zürcher, 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Atatürk’s Turkey, I.B. Tauris, 2010, pp. 41-54. 转引自：Olivier Bouquet, “From Decline to Transformation: Reflections on a New Paradigm in Ottoman History,” Osmanlı Araştırmaları / The Journal of Ottoman Studies, No. 60, 2022, p. 32.
[10] Karen Barkey,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2.
[11] Rhoads Murphey, “Review Article: Mustafa Ali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1, No. 2, 1989, pp. 243-255. 转引自：Karen Barkey,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3.
[12] Jonathan Grant, “Rethinking the Ottoman ‘Decline’: Military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Fif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0, No. 1, 1999, pp. 179-201.
[13] Donald Quataert,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7.
[14] Donald Quataert,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p. 61.
[15] Suraiya Faroqhi,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I. B. Tauris, 2004.
[16] Karen Barkey,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3.
[17] Karen Barkey,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22.
[18] Karen Barkey,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22.
[19] 刘中民、曾卓：《百年土耳其与帝国遗产②：超国家认同的迷思和幻象》，中国中东研究网，2023年10月29日，https://mesi.shisu.edu.cn/af/f5/c3711a176117/page.htm, 访问日期：2026年3月16日。
[20] 徐城城：《我读｜“凯末尔主义”跨国史研究：来自苏联角度的判断》，澎湃新闻，2019年8月6日，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https://igs.shu.edu.cn/info/1013/2011.htm, 访问日期：2026年3月16日。
[21]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2]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79页。
[23]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80页。
[24]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80页。
[25] 徐城城：《我读｜“凯末尔主义”跨国史研究：来自苏联角度的判断》，澎湃新闻，2019年8月6日，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https://igs.shu.edu.cn/info/1013/2011.htm, 访问日期：2026年3月16日。
[26] 徐城城：《我读｜“凯末尔主义”跨国史研究：来自苏联角度的判断》，澎湃新闻，2019年8月6日，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https://igs.shu.edu.cn/info/1013/2011.htm, 访问日期：2026年3月16日。
[27] Şerif Mardin, 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Turkey: The Rise of the Islamist Part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28] Şerif Mardin, 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Turkey: The Rise of the Islamist Party.
[29] Ihsan Yilmaz, “The Rise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Kemalist Hegemony,” in Creating the Desired Citizen: Ideology, State and Islam in Turk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41-54.
[30] 1960年、1971年、1980年及1997年土耳其均发生军事政变，推翻政府，捍卫凯末尔建立的世俗政权。
[31] Ihsan Yilmaz, “The Rise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Kemalist Hegemony,” pp. 41-54.
[32] https://www.sabah.com.tr/yazarlar/hanioglu/2017/02/05/kemalizm-ve-demokrasi, 访问日期：2026年3月16日。
[33] Ergun Ozbudun,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Challenges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Lynne Rienner Pub, 2000.
[34] 毕健康：《土耳其国家与宗教——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之反思》，《西亚非洲》2009年第2期，第38—44页。
[35] [英]诺曼·斯通著：《土耳其简史》，刘昌鑫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36] Mustafa Aydın, “Twenty Years Before, Twenty Years Afte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 in Tareq Y. Ismael and Mustafa Aydın eds.,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A Changing Role in World Politics, Routledge, pp. 3-5.
[37] Özgür Özdamar and Laçin Artıkoğlu, “Turkey’s Quest for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 Roles: The Elite vs. the Audience,” Turkish Studies, Vol. 27, No. 1, 2026, pp. 33-35.
[38] Mehmet Ugur and Nergis Canefe, Turke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ccession Prospects and Issues, Routledge, 2004.
[39] Senem Aydın-Düzgit and Nathalie Tocci, 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Red Globe Press, 2015.
[40] Nergiz Özkural Köroglu and Hamoon Khelghat-Doost, Metamorphosis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3.
[41] Fatma Kelkitli, Turkish-Russian Relation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Eurasia, Routledge, 2017.
[42] Clayton Thomas and Jim Zanotti, Turkey (Türkiye): Major Issues and U.S. Relations, CRS Report, September 15, 2025,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R44000, accessed March 18, 2026.
[43] M. Sheharyar Khan,“The Transformation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Policy Perspectives, Vol. 12, No. 1, 2015, pp. 31-33.
[44] Ahmet Davutoğlu, Stratejik Derinlik: Türkiye'nin Uluslararası Konumu, Küre Yayınları, 2001.
[45] Omer Taspinar, “Turkey’s Middle East Policies: Between Neo-Ottomanism and Kemalism,”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2008, https://ciaotest.cc.columbia.edu/wps/ceip/0007793/index.html,accessed March 18, 2026.
[46] Aidarbek Amirbek and Tuğba Aydın Halisoğlu, “Identity Politics of Turkey Towards Central Asia,”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6, No. 6, S2, 2015, pp. 21-25.
[47] Rich Outzen,“Foe or friend? US-Turkey Bilateral Relations Seem Set to Improve as Interests Align,” Altlantic Council, March 11, 2026,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ac-turkey-defense-journal/foe-or-friend-us-turkey-bilateral-relations-seem-set-to-improve-as-interests-align/, accessed March 18, 2026.
[48] Ahmed Hassan Ali Murshed,“Orhan Pamuk, An Intellectual, Pioneer, And Nobel Prized Turkish Writer,”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7, Issue 3, 2020, pp. 5-12; Erdağ Göknar and Pelin Kıvrak, Conversations with Orhan Pamuk,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24.
[49] Ahmed Hassan Ali Murshed,“Orhan Pamuk, An Intellectual, Pioneer, And Nobel Prized Turkish Writer,” p. 10.
[50] 该词源自阿拉伯语（huzn），在伊斯兰教经典中曾出现过，指因失去亲人和宗教热情后在精神上的失落与痛苦。该词因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而广为人知，特指一种带有历史厚重感、因文明衰落而产生的的集体忧伤。参见：https://kalampedia.org/2022/04/23/the-meaning-of-huzun-in-islamic-philosophy/, 访问日期：2026年3月19日。
[51] Burcu Alkan and Çimen Günay-Erkol eds, Turkish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Bloomsbury Academic, 2021. 参见：Ahmed Nuri,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urkish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Nesir: Edebiyat Araştırmaları Dergisi, 4, Nisan 2023, pp. 137-138.
[52] 黑色帕慕克：《黑色名册》，央视网，https://discovery.cctv.com/20061020/102840.shtml，访问日期：2026年3月19日。
[53] Ahmed Nuri,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urkish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pp. 135-146.
[54] Alev Adil,“Ikinci Yeni: The Turkish Avant-Garde,” Modern Poetry in Translation, Vol. 3, No. 16, 2011.
[55] Kürşad Ertuğrul, “A Reading of the Turkish Novel: Three Ways of Constituting the ‘Turkish Moder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1, No. 4, 2009, pp. 635-652.
[56] Kaitlin Elissa Staudt, “(In)visible Beauty Queens: Literary 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Visibility in Nezihe Muhiddin’s Güzellik Kraliçesi,” Feminist Modernist Studies, Vol. 2, No. 3, 2019, pp. 287-303.
[57] https://www.hltmag.co.uk/aug23/bir-lisan-bir-insan-iki-lisan-iki-insan; https://atasozlerivedeyimler.com.tr/bir-lisan-bir-insan-atasozu, accessed March 21, 2026.
[58] https://austria-forum.org/af/AEIOU/Hammer-Purgstall%2C_Joseph_Freiherr_von/Hammer-Purgstall%2C_Joseph_Freiherr_von_english?skin=raw, accessed March 21, 2026.
[59 ] https://www.digitale-sammlungen.de/en/view/bsb10210776?page=10,11, accessed March 21, 2026.
Lars Johanson, Turk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6-17.
（主编：王逸舟 / 本期特邀责编：李盼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