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柴瑜，女，汉族，1968年10月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兴经济体经济。曾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经济》China and World Economy、China Economist 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曾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优秀成果奖、中国社科院优秀信息（要报）一等奖、中国社 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优秀成果奖、亚洲太平洋所优秀成果奖、拉美所优秀成果一等奖等。曾为中国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单位提供研究咨询。
魏涵（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魏”）：柴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的访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拉美研究从无到有、由浅入深，既见证了中拉关系的演进，也折射出中国对外研究范式的变迁。您长期从事拉美政治经济与比较发展研究，亦是近年来推动国内区域国别学科体系化建设的重要倡导者，能否请您梳理一下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脉络？
柴瑜教授（以下简称“柴”）：好的，非常荣幸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的采访。中国学界对拉丁美洲的关注，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外部环境严峻，朝鲜战争尚在持续，我们面临西方封锁，经贸与人员往来都极为有限。研究者获取一手资料困难重重，因此，早期的拉美研究主要停留在史学层面，一批前辈学者凭借扎实的外语功底与史料功底，仔细整理拉丁美洲殖民史、独立运动史等，为后来者奠定了学理基础。
人员往来都极为有限。研究者获取一手资料困难重重，因此，早期的拉美研究主 要停留在史学层面，一批前辈学者凭借扎实的外语功底与史料功底，仔细整理拉 丁美洲殖民史、独立运动史等，为后来者奠定了学理基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学科化的拉美研究，要从1960年中国同古巴建交说起。196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挂牌，这标志着一个全学科、全国别的研究平台的诞生。所里特别设立编译室，把拉美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最新资料及时译介成中文。那是一个没有网络、资料稀缺的年代，老师们靠手写卡片整理情报，夜以继日完成资料卡数十万张，可谓筚路蓝缕。正因为有这段艰辛的铺垫，中国对古巴乃至更广泛拉美世界的认知才逐步丰富，也为当时中央决策提供了事实依据，推进了中拉外交起步阶段的互信建设。
20世纪70年代，中拉建交潮兴起，双方经贸往来逐渐升温，研究所的资料来源也更为多元，学者视野从宏观历史延展到现实政治与经济；与此同时，拉美作为“第三世界”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在反殖民、谋发展的共鸣也让亚非拉研究常常并举。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研究议题开始聚焦拉美经济发展模式、债务危机与结构调整等当时该地区的时代之问。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经济腾飞带来巨量资源需求，铁矿石、大豆、原油等大宗商品把两大大陆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中拉关系迎来跨越式发展，研究也随之走向专业细分：国别政治、产业结构、外债与金融危机、区域一体化机制，乃至社会运动、文化交流，都成为博士学位论文和课题选题。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全球地位和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共建“一带一路” 等重大倡议提出后，拉美研究面临三重新要求。第一是战略性与前瞻性。研究者 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外交布局，预测中拉关系中的风险与机遇，比如近期巴拿 马退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折射的通道战略博弈。第二是覆盖面。今天所里每位研究员往往同时跟踪数国甚至全区域，努力实现拉美33国的“全景扫描”， 以便在第一时间回应热点。第三是专业化。大数据、人工智能极大提高了资料抓取效率，但也倒逼我们在海量信息中提炼机制规律，而非停留在现象罗列。科研范式从手写卡片迈向数据库和量化模型，方法论革新让我们对拉美市场、社会乃至政治选举的预测更精确、更及时。
纵观七十余年，拉美研究与国家命运始终同频共振：早期为破除封锁提供认知支撑，改革开放后伴随经贸互利走向深入，进入新时代又承担服务于大国外交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职能。各阶段其实都有一个核心特征：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升级，拉美研究也不断拓宽主题、丰富方法，并对学科提出更高标准。今天，当世界范围内旧秩序动摇，新格局重塑，拉美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环，在粮食安全、能源转型、数字经济乃至全球治理议题上都与中国存在巨大合作潜力。要把握好这些机遇，我们的研究既要立足历史，又要抓住时代脉搏，更要善用新工具揭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魏：您如何从这一历史过程中总结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特点？
柴：由于196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成立，中国的拉美研究开启了新阶段，其主要特点可概括为“四个相适应”“三次范式转型”“两套研究路径”和“一个使命担当”。
四个相适应。拉美研究始终紧扣中国的大国进程：一是与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相适应。冷战时期强调“反帝反霸”，关注美国对拉介入及拉美革命；改革开放后转向“发展范式”，强调外债、危机与结构调整；进入新时代则面向全球治理，服务于中国从规则接受者到塑造者的角色。二是与中国发展阶段同步。无论是工业化蓄力、探索、加速还是换挡期，相关研究从拉美成败经验中提炼对中国改革、城镇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镜鉴。三是与中拉关系配合。研究议题随建交潮、贸易繁荣、命运共同体构建而升级，实现由政治驱动、经贸驱动到战略引领多擎驱动的累积—跨越式发展。四是与拉美自身变迁相伴随。学者紧盯债务危机、自由主义改革、左翼浪潮、数字治理等一线动态，做到历史与现实同频。
三次范式转型。初期以革命范式为主，突出帝国主义批判和民族解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突破单一政治视角，融入经济学、社会学方法，形成发展导向范式；党的十八大后进入战略和前瞻范式，强调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对策规划，凸显国家智库功能。
两套研究路径。其一是地区与国别并进：既编纂《拉丁美洲手册》《拉丁美洲史稿》等宏观著作，又完成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列国志》，构建从全景到微观的知识链。其二是理论与应用并重：在翻译推广结构主义、依附论、新自由主义等原典的同时，密集推出债务危机、中拉贸易、不平等治理等政策报告，让学理直通决策。
一个使命担当。以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为代表的国内拉美研究主力军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拉美学术体系。在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南方”合作、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等重大议程中，相关成果多次进入中国政府政策文件，成为服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智库支撑。
魏：中国学界在拉美研究上采用了怎样的方法？它与其他区域研究相比有何特色？
柴：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长期以来，那就是“以语言为钥、以资料为基、以归纳为径”。做拉美研究的人必须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真正用到特别过关的程度。没有语言能力，学者就无法直面一手材料，也就谈不上洞见。语言过关后，下一步便是搜集并编译国外的报刊、官方文件、智库报告、学术文章，乃至田野笔记，把蛛丝马迹汇聚成可验证的资料库。基于这种资料的深度占有，我们才能回答国际关系中的现实问题——无论是拉美国家政权更迭、区域组织走向，还是对华合作的新机遇，最终都要落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演变的具体描述上。
早期的中国拉美研究带有鲜明的历史学派色彩：学者占有大量史料之后，依靠总结与归纳形成判断。换言之，在思维方法上，它更像归纳主义——用事实及其序列化来搭建分析框架。当时国内外形势所限，这是一条务实且高效的道路，也为我们研判国际局势、拓展外交空间提供了极大智力支持。
随着学科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单纯的史料归纳已难以满足复杂议题的需求。不同学科背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融合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仅要描述发生了什么，更要揭示背后的机制为何运转。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学界必须努力建设一套真正自主的知识体系：既保持对海外经典范式的敏锐观察与借鉴，也能以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问题意识去开发创新概念和逻辑体系，丰富原有的区域国别研究学术谱系。
魏：您认为中国的拉美研究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学术流派吗？
柴：“流派”往往出现在研究群体足够庞大、内部观点差异足够明显的时候。一些热门的地域或国家研究在中国能形成若干流派，正是因为从事者众、视角多样。而拉美研究在国内仍属于小众学科，研究者数量有限，自然难以用“流派”来划分。换言之，并不是我们不想形成流派，而是目前的学术生态尚未提供足够的人才体量和议题分化。这并非缺陷，而是历史阶段的客观写照。
魏：回顾过去几十年，您如何评价中国拉美研究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
柴：我不太赞成用简单的“成绩”“不足”二元去衡量。拉美研究的发展本身就是历史产物，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主要关心冷战格局下拉美的战略意义；90年代以后，全球化与拉美左翼思潮成为热议；进入21世纪，中拉经贸激增又提出了新的知识需求。每一阶段都会留下痕迹，却无法简单贴上优劣标签。
可以肯定的是，早期研究为我们认识外部世界、把握战略机遇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点必须予以肯定。与此同时，新时代的国际格局尤其是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对拉美研究提出了更多元、更专业、更前瞻的要求：我们需要在国家安全、经贸合作、文化互鉴、全球治理等多条战线上给出可操作的学理支撑。满足这些新要求，并不是弥补不足那么简单，而是顺应时代、升级学术能力的必然 结果。
魏：那您认为应当如何“升级”？有哪些具体的路径？
柴：我常用四个关键词来概括：战略性、前瞻性、全覆盖、专业化。所谓战略性，意味着研究要回答时代之问、满足国家需求、服务国家决策；前瞻性要求我们对拉美局势的发展方向作出可验证的预判，而不仅是事后回顾；全覆盖则提醒学者，不可将目光只放在传统大国或热点国家，而要兼顾加勒比小国、跨太平洋治理等易被忽视的议题；专业化更是基础——经济学者要懂宏观模型，社会学者要掌握田野方法，政治学者要熟悉比较制度。这些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共同构成新时代拉美研究的能力图谱。
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道术结合的并行路径。其一，强化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培养，以更高站位把握地区变局与全球联动，提升研究的战略性与前瞻性；其二，加强学科理论素养训练，夯实概念、范式与方法论基础，支撑专业化发展；其三，完善具体方法体系，通过人才培养机制、跨学科平台建设与智库化成果转化，形成可持续的知识生产与决策服务能力。
魏：柴老师，有些读者关心欧美学界的拉美研究传统与现状。您能否谈谈欧美的拉美研究在历史上的发端与演变？
柴：欧美国家的区域研究始终带有强烈的国家战略色彩，对拉美的研究也不例外。先说美国。真正让美国学界“全民”关注拉美的是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1959年古巴在美国家门口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这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是直接挑战。美国政府立即意识到，对拉美缺乏深入了解会带来战略风险，于是大力资助高校和智库设立拉美研究中心，相关学者数量迅速膨胀。如今，每年的拉丁美洲学会年会要开几十个分会场，参与者络绎不绝，其中既有美国本土学者，也有大量拉美裔学者，这与美国国内拉美裔人口持续增长直接相关。欧洲的情况与美国不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几百年的殖民历史，使欧洲与拉美天然具有语言、血缘与文化的深度交织。大量拉美人拥有西班牙籍或葡萄牙籍，学术往来没有明显障碍，所以在马德里、巴塞罗那、里斯本乃至巴黎，都能见到活跃的拉美研究团体。对他们来说，殖民遗产本身就构成研究拉美的学术基底，但欧洲与拉美不存在像美洲大陆那样紧迫的战略安全焦虑，其研究关注点往往更侧重历史与文化脉络。
魏：欧美学界在拉美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流派上经历了哪些变化？
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科学主流方法是定性田野法：学者到当地收集第一手材料，通过比较历史与文化事实得出解释，这套路径也统领了早期的拉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科学逐步引入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和行为科学，定量方法显著增强。拉美研究也被这一潮流席卷，出现了大量包含大样本数据、交叉国别面板的量化论文，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至于理论流派，核心分歧集中在“现代化”与“依附论”两个范式。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学者坚持普遍主义立场，认为美国或西欧的现代化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参照，拉美如果偏离这一路径，就被视为发展不充分或体制失灵。相反，依附论则由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专家普雷维什等人提出，强调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决定了拉美国家的结构性劣势：原料大宗商品依赖、价格波动剧烈、资本外流严重，导致发展受制于北方国家，而非单纯自身没做好。这一理论为拉美国家提供了新的自我解释，也为后来的“南南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魏：欧美的拉美研究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问题？
柴：优势首先体现在人文与地缘条件。美国与拉美毗邻，人员交流便捷，庞大的拉美裔人口既是研究主体，也是研究对象；欧洲则拥有殖民与语言纽带，史料与文献极其丰富。其次，欧美的大学科研体系资金充足，数据收集和量化方法更新更快，为大样本实证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持。问题也很突出，核心就是“立场”。欧美学者往往以本国价值观为中心，用自身现代化模式衡量拉美，而忽视拉美国家在历史传统、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上的差异。比如阿根廷新总统米莱上台，美国一些学者因其标榜自由市场就放大其优点，淡化潜在风险；这种价值观外交难免影响研究客观性。更深层的，是研究目的与政策需求的捆绑：美国拉美研究需服务其外交与安全议程，欧洲也多少带着“后殖民”的镜像，这都会限制研究角度。
魏：相较之下，中国的拉美研究有什么不同？
柴：中国的理解基点是多元发展道路——每个国家都可以探索自身路径，不必用单一模式套用。从立场上说，我们更强调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在经济层面，中国和拉美同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市场，都面临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任务和挑战，外部环境的动荡对南方国家的影响更大，因此，格外强调自力更生和多元化市场。近年来，即使拉美整体增速只有0.9%，中拉贸易却逆势上扬，这说明彼此诉求有契合。
学术上，中国学界重视向拉美同行取经，也持续与欧美学者合作。我们与美国、日本、德国以及拉美多国的高校和智库都有合作项目；但必须认识到，西方研究者会带着固有价值偏见审视中拉合作。有时，他们仅凭媒体披露的投资金额就下结论，却忽视项目落地的复杂性；再加上意识形态放大，容易把正常的商务纠纷解读为“中国威胁”。面对这种偏见，我们只能用扎实研究和一手数据去回应说服。
魏：欧美的拉美研究未来会呈现怎样的趋势？对中国学者有何启示？
柴：未来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方法论层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将进一步渗透，欧美学者会把文本挖掘、卫星遥感等新技术融入田野调查，提高跨学科解释力。第二，研究议题将更聚焦“全球南方”与气候、数字经济、能源转型等全球性挑战，因为这些议题直接关联欧美国家的供应链安全与战略布局。这意味着西方对拉美的兴趣会重新集中到关键矿产、可再生能源和供应链重构，而不再只是传统的外交安全范畴。对中国学界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独立思考和问题意识。我们需要加快拉美本土文献的整理与翻译，推进长期田野调查，用拉美自己的数据与叙事去检验理论假设；同时也要善于借鉴欧美成熟的量化工具，补足方法短板。只有当我们的研究既“接地气”又“对得上话”，才能在国际学术场域发出更有分量的声音。
魏：作为这一部分的总结，您如何概括欧美与中国拉美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柴：联系在于方法论基础相通：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大体上都遵循社会科学的逻辑，大家都在同一套学术规范里交流。差异则集中在立场取向与价值判断。西方更多以自身经验为参照系，难免带有规范性评判；中国坚持多元平等，强调“拉美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拉美在发展理念上更容易产生共鸣。未来，中拉、欧美三方学术对话会越来越多，观点的碰撞也会更激烈，但只要彼此尊重事实，理性的声音终究会被听到。
魏：您长期从事拉美地区研究，对于国内应当如何建设拉美学，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柴：“拉美学”这个提法本身就很宏大，也很诱人，但恰恰因为宏大，建设起来远比“拉美研究”要艰难。拉美研究是一个地域范畴，学者可以借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成的理论工具去分析那里的问题；而一旦冠以“学”之名，就意味着必须形成完整的学科范式、概念体系与核心问题意识，使其与其他学科明显区别开来——这正是目前国内最棘手的挑战。
先说学科边界。任何学科要想立足，首先得回答“我们研究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研究”这两个根本问题。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是资源如何在稀缺条件下配置；政治学则探讨权力的产生与分配。那么，拉美学如果成立，它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探究拉美世界观的独特演进？还是描述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共性与差异？抑或总结拉美在“全球南方”中的角色定位？只有把这一核心命题提炼出来，才能保证学科的内聚性与独立性。
其次是理论与方法。区域国别研究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在具体性与普适性之间找到平衡：既要对拉美社会、历史、文化保持田野般的细腻体察，又要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和逻辑。简言之，学问始于具体，但最终必须回到抽象。如果拉美学只能罗列事实、翻译资料、写国情报告，它永远只是信息收集站；只有当它能提出跨越国别、具有解释力的命题时，才配称之为“学”。
再次是范式创新。过去我们常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直接移植到拉美研究中，这确实能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但也会遮蔽拉美自身的历史脉络。例如，拉美国家在殖民遗产、族裔结构、宗教文化、社会运动等方面与欧美、东亚有巨大差异。如果学者总是用外来范式去套拉美经验，难免出现数据对不上、结论说不清的局面。要建设拉美学，就必须鼓励研究者从这些差异中总结独特命题，把不可通约性转化为新的理论财富。简言之，拉美自身的经验应该不仅是案例库，更应成为范式的源泉。
当然，理论建设离不开学术共同体。一个学科要想生根发芽，需要稳定的人才梯队、专业期刊、学术年会、海外合作网络以及长期的田野和档案积累。我们现在面临三个短板：一是拉美语种人才仍稀缺，培养周期长；二是缺乏专门支持跨学科、跨地区的大型研究平台；三是田野渠道有限，许多研究停留在二手资料层面。要补齐这些短板，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完善教育培养链条，在大学层面建立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与拉美社会科学的交叉课程；其二，发挥智库作用，设置针对拉美宏观议题的长期课题，例如拉美的产业升级与中国—拉美合作；其三，鼓励年轻学者赴拉美做中长期田野调查，与当地学术圈建立互信关系；其四，创建开放可获取的拉美数据平台，与国际数据库对接，方便不同学科交叉验证。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环节——学术表达。在中国，用中文学术逻辑和话语系统阐释与拉美相关的理论著作还需要进一步增多。学科要壮大，必须让外界听懂你的语言、理解你的价值。因此，我们既要翻译经典，也要用中文写出原创性的理论文本，帮助国内读者快速建立知识框架，进而吸引更多青年学者投入这一领域。
最后要提的是政策环境。拉美距离中国较远，国人对其关注度难免受现实议程的影响。当双边经贸热度上升时，研究随之升温；热点一过，资金与目光就迅速移走。这种潮汐式关注不利于学科建设。建议国家层面在经费分配上采取基础研究持久战思路，为拉美学的微观扎根与宏观提炼提供稳定支持。一旦学科生态稳固，即使公共话题冷热有别，研究也能保持连续性和深度。
综上所述，我更倾向于把当下目标表述为夯实拉美研究基础，孕育拉美学范式。当我们的概念体系、范式工具和学术共同体基本成熟时，“拉美学”自然会水到渠成。在此之前，务实地补齐人才、资料、方法、跨学科合作四块短板，可能是国内建设拉美学的最佳起点。
魏：拉美议题和“全球南方”议题紧密难分。我们先从宏观层面谈起，在“全球南方”版图中，拉美大陆为何不可或缺？
柴：“全球南方”通常指亚非拉三大板块，其中拉丁美洲凭借六亿多人口和广阔国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无论是人口总量还是地理面积，拉美都在南方世界中拥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拉美研究天然是“全球南方”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柱。
除了体量因素，拉美国家自身对“全球南方”框架的看法也有重要影响。不少拉美国家主动把自己定位成“全球南方”合作的积极参与者，甚至希望在这一合作体系里发挥引领作用。巴西就是典型例子：作为地区大国，它长期强调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全球议题上贡献“南方方案”。如果没有拉美的声音，“全球南方”合作很难完整。
此外，具体到中拉关系，拉美研究与“全球南方”研究还可以相互赋能。中拉合作过去几十年保持稳定、扎实，这本身就是南南合作的示范案例。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等发展阶段普遍比中国起步早，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都极具参考价值。同样，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也为拉美提供了基础设施与产业合作新平台。二者交汇，可为全球治理注入系统性的南方元素。譬如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发展融资安排等多边场合，中拉合力发声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些都意味着，国内学界若想做好“全球南方”研究，拉美部分绝不能缺位。中国本身也是“全球南方”天然成员。我们把拉美研究做扎实，一方面直接为“全球南方”研究增添关键信息，另一方面也为中拉合作提供智力支撑。你不能想象在分析南方世界时把整个拉美大陆“留白”会是什么局面。
魏：从学科建设角度来看，拉美研究、“全球南方”研究和区域国别学之间应形成怎样的逻辑递进？
柴：我倾向于“三级跳”结构：第一层是扎扎实实的拉美地区研究；在此基础上，第二层上升到“全球南方”比较研究；再往外延，第三层则是更宏观的区域国别学与全球治理研究。换言之，只有掌握了拉美这块拼图，“全球南方”研究才算完整，而区域国别学也才能真正服务国家战略。
我一直强调区域国别研究应当兼具“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过去国内不少研究偏重历史叙事，即德国历史学派传统，重视材料收集与事实铺陈。这当然重要，但如果缺乏理论透视，很容易停留在表象观察和简单分辨层面。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既把英国工业化历程剖析得极为细致，又用概念化、逻辑化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持续的内在矛盾——这就是理论与历史的统一。未来的区域国别研究也应如此：一方面深入田野、档案与数据；另一方面用逻辑演绎追问本质，提升思想穿透力。也就是说，观察力、分辨力之后，更需要洞察本质的穿透力。仅仅知道苹果是圆的、梨是尖的还不够，还要解释为何苹果和馒头同为圆形却本质不同。要透视经济、政治、文化等背后的模式和机制，这才是学科进阶的方向。
老实说，拉美研究仍属小众，但国家层面对冷门却重要的地区研究愈发重视。要支撑“全球南方”与区域国别学的宏大议题，仅靠少数研究者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跨学科、跨机构的互动。国内学界未来深化拉美与“全球南方”研究，第一要继续夯实拉美国别和区域知识，不能因学术市场小而放松；第二要在比较视野中融入“全球南方”立场，关注共同的发展诉求与全球治理诉求；第三要注重理论创新，用中国经验、拉美经验共同丰富南方话语。
魏：柴老师，您以前提到应从“两个大局”理解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可否先为读者勾勒一下区域国别学学科的时代背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您如何评价当下的整体现状？
柴：好的。首先要看到，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地缘政治格局深刻重塑，新兴经济体日益崛起，全球治理体系进入转型期。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为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定了路线图。要想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我们必须对外部世界有更系统、深入、前瞻的认知，这正是区域国别研究承担的使命。
我把现状概括为“热度上升，深度不足”。先说热度——无论是高校新增专业，还是智库布局，都在“遍地开花”。但如果把经得起国际同仁严格评议的原创性成果当作变量，我们的供给能力依然偏弱——语言功底、田野经验、跨学科方法这三大短板尤为突出。
造成这种“热与深不匹配”的根源是需求井喷与学术供给不足的落差。国家战略布局、企业“走出去”、社会公众对异域文化的兴趣，都在拉动需求。但学科建设作为供给端，目前有两个症结：第一，学术发展主线不够清晰——传统以语言、历史为核心的方法论固然重要，但难以支撑更高层次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第二，专业化深耕不足——缺乏在复杂现象中提炼规律、构建理论的研究能力，跨学科、跨区域合作也刚起步。
魏：在您看来，要打通这些堵点，区域国别学科应当确立怎样的学术发展逻辑？
柴：关键是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历史逻辑强调时间与空间的情境性，要求研究者把握特定国家、特定阶段的独特演变过程；理论逻辑强调概念建构、范式提炼，要求对经验材料进行抽象化、系统化升华。二者结合，才能既解答这件事在当下如何发生，也回答它背后的一般规律是什么。马克思研究英国资本主义、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外围”理论、安德森阐述“想象的共同体”都是如此——从具体历史场景出发，再上升为可推广的理论。
魏：如果把目光拉长到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应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柴：我用“四个方向”来概括：第一，问题意识。始终从中国立场和国家战略需求出发，设置具有前瞻性、全局性的学术议题，比如全球能源转型对富油国政治经济的冲击、数字丝绸之路与南方国家数字主权之间的张力等。第二，理论创新。系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与对外合作实践，提炼符合“全球南方”语境的新发展合作范式，与国际学界共享亚洲现代化及共同发展的叙事。第三，学术—智库转化。把学术成果加工成可操作、可评估的政策建议，为风险预警、战略模拟、公共外交等提供支撑。第四，人才生态。打通高校、研究机构与政府、企业的界限，培养既懂地区语言文化、又能与工程、金融、法律等专业深度对接的复合型人才。
魏：您提到智库转化，可以详细谈谈怎样才算高质量的智库成果？
柴：我认为至少包括三类内容：一是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海外落地的反响研判；二是对双边或多边关系中的风险控制与安全保障提出可执行方案；三是对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新议程进行政策模拟与情景推演，提供监测预警。真实精准的数据支撑、严谨扎实的逻辑推理、清晰可衡量的政策选项，缺一不可。
魏：回到学科内部，您如何看待区域国别学这一学科“交叉”与“守正”的关系？
柴：交叉不是“万金油”，守正也不是“抱残守缺”。区域国别研究天生是多学科交汇，需要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环境科学、数据科学共同发力。但交叉的前提是各自方法论的严谨性；守正的本质是坚守以事实为依据、以理论为准绳的科学精神，而不是抱着旧有范式拒绝升级。
魏：通过柴老师的深度回顾与剖析，从语言、田野到理论创新，我们看到中国拉美研究的范式嬗变，也感受到它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使命担当。本次对话至此画上句号，期待研究界在这一领域继续共同续写新的篇章，也再次感谢您为读者答疑解惑。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4期，第121—133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