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正在从数量型的扩展时期，逐步进入质量、特色和创意更受重视的新阶段。从理论层面探讨，任何一个成熟学科的确认，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在的条件，尤其是对象、方法及广义知识论的扎实探究和基础知识。在这方面，区域主义可以给今天的区域国别学科提供一些参考线索。
先要说明，叫“区域主义”还是“地区主义”，中国学界并无统一意见。“区域”(英文Area)和“地区”(Region)看起来是两个词，实际却是交替使用的。例如，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英文是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译为Journal of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翻译成Nanjing University Area Studies Review，《北大区域国别研究》是PKU Journal of Area Studies，《云大地区研究》是Yunnan University Area Studies，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的《区域国别研究》是Journal of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国际上比较常见的一种表述是“regionalism”。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区域主义”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其他行为群体在区域层次上交往互动的实践及其思想表现，旨在建立和维系区域性制度和组织乃至区域共同体的目标。它是根据特定目标推动相邻区域整合的机制化努力，带动相关国家和行为体产生内在关联与秩序，实现区域内的规则订立和自我约束，朝向区域内安全、贸易、金融、发展、生态、移民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有效治理。这里讲的是一种以各国政府为主要推手的对外政策行为。区域主义帮助人们用比较眼光看待世界各大陆大洲和次区域板块的向心或裂变程度，找到它们的优势与劣势。
从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学界对于区域主义有很多讨论和成果，如区域功能说、区域形态分析、区域生成论、外溢学说等。专家学者的观点各异、论据不同，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背后的利益博弈也都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从学科建设角度观察，这些研究夯实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理基础，拓展了思考的范围与思路，有助于国际交流互鉴和学术及教育工作的深入持续。
笔者以为，除了上面提到的部分，区域主义学说为我们提供了三个有价值的参照点:一是关于区域形成的领导国或主导力的研究，二是关于区域制度、规范和约束方式的研究，三是关于区域身份（认同）的研究。
第一，区域主义研究提示，不管世界哪个地方、有什么文化历史背景、存在何种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但凡出现某种形态的区域化（包括安全领域的集团化、经贸领域的合作、各种次区域的一体化），背后必须有某个领导国或主导力的策划和推动。涉及区域进程动力的分析，这方面的内容十分庞杂、多维，无法一一展开，在此仅指出其中的关键因素，即它要么来自某个（几个）大国的强力驱动（比如美国对北约的构想，中俄对上合组织的创设），要么出自某个智谋小国或中小国家群体的“巧实力”运作（例如，由北欧小国芬兰倡议、有35国参加、关乎冷战年代东西方阵营对话的“赫尔辛基进程”，新加坡对“亚欧首脑会晤机制”和“香格里拉对话”的倡导与运作，东盟促成的“10+3”机制即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的年度高层会晤）。当我们考虑中国塑造周边和全球各种地理区域和非物理层面场域的前景时，应当特别加强对领导力（包含思想前瞻力和在场力）的分类梳理。
第二，区域主义理论表明，与主权国家自身的治理及运作方式有别，各类区域之所以能建立和推广，不光在于是否有政府间的认可与协作，更在于把它们建立在制度架构和规范之上。已有研究吸收了经济学和管理学近些年关于制度的生成原理、制度内部的决策过程、制度的生命周期、制度的刚性与软约束、制度增量改进或制度失效（逆转）等讨论，参考了譬如欧盟、东盟、非盟等区域架构的实际运作和各自内部立法行政司法的关系。“比较区域（地区）主义”（comparative regionalism）反映出这一路向，比传统的区域功能主义视野更宽，不只追踪区域内部形成的机制原理，还强调从全球角度做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涉及全球生态、网络空间、文化交融、跨区域难题（水资源、债务链、移民潮、人才流动、疫情防控等）治理等。拿中国依托的东亚区域作为事例，不难看出，亚洲文化与历史特点，使得这边的区域协作形态明显有别于西欧或拉美或非洲等区域，既不像欧美人那样拘泥于法律制度的先行和严密，也不像非洲人那样随意和易变，如东盟内部的协商与协作更加看重面子、情感、提前打招呼、领导人个人关系等因素，所谓“协商式过程”（consulting process）;它看似一种不同于欧盟刚性约束的软约束，有时很难强行实施制裁或公开谴责，有时显得行动缓慢，但保持了系统内的黏性与韧性，有效规避了粗暴的、撕破脸式的紧张冲突，无形中降低了（虽然不是完全消除）外部势力介入的可能性。
第三，关于区域的身份认同研究。体现区域内各行为体的文化传承和价值凝聚。研究者指出，相同或近似的身份，代表“内化的区域”;寻找认同的努力，塑造板块、集团、共同体和区域（包括次区域、类区域、软区域）。有的成果借用建构主义的方法，强调社会认同的重要性，重视社会力量（如大众传媒和公众）的参与;有的分析按照政治特殊性和安全敏感度的高低，梳理不同行为体看待区域性议题的取向;有的讨论指出，早期区域主义思潮奠定了今日区域观念的前史，它们包括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泛欧主义、泛非主义、泛美主义、泛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等。在当代批判建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这类研究有了新的思路与效果。例如，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创作的《东方学》，分析西方人以优越“自我”看落后“他者”的知识系统，从学术研究、思维方式、权力话语三重维度，剖析了欧美中心主义的学术范式如何沦为新旧殖民主义的思想工具。暂且不论各自的立场，《东方学》和另一部颇有影响力的著作《菊与刀》（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著）的研究路径异曲同工，证明了认同政治和历史文化的重要性。这方面的持续探讨，有助于夯实区域国别学科的学理基础。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6年第1期，第3—5页。）
